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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出生的贝时璋院士是1948年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过了百岁之后，贝时璋的味觉、嗅觉和触觉功能还很好，只是从1999年96岁开始，他的听觉和视觉功能逐渐萎缩。与人对话时，就由家人用水彩笔写大字给他看，或者用手指写在老人的手心里。贝时璋用放大镜细细看每一个字，偶尔碰到字数多的问题也会提抗议：写得简单一点嘛！贝时璋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时璋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从中关村北一条的住所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来回3000步，这条路贝时璋走了整整40年。今天，这位年逾百岁的资深院士虽说已不再往返于这两地之间，但前几年，他仍坚持每天在自家室内、走廊和阳台上走3000步，以模拟从家里到实验室的路程所走的步数。自己还编了一套操，按摩手脚、头部，活动身体各个关节，每天操练两次。从小就热爱劳动的贝时璋始终把自力更生挂在嘴边，以尽量减少别人的负担。在饮食上，他的原则是早上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不挑食，荤素搭配，讲究营养和热量，吃饭要讲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的搭配。除一日三餐，他基本上不吃零食；除水果外，不吃生冷食物，饭菜全吃热的，所以从来不闹什么肠胃病。贝时璋在德国留学时，学生中盛行吸烟，他也学会了吸烟。烟一直吸了6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说戒烟，便从此再不抽烟。他也从不吃其他补药和营养品，只是每天坚持吃4片复合维生素B、6片维生素C。之所以每天坚持吃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贝时璋认为根据自己的细胞重建理论，维持好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的重要环节；而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靠机体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来维持。吃一定量的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就可以维持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从而可以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保持健康。贝时璋喜欢和年轻人相处。在他身边就活跃着一群年轻人，贝时璋和他们在一个课题上共同研究交流，合作非常愉快。贝时璋认为老年人除了和老友交往之外，还要多交“忘年交”。年轻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头脑敏捷，接受新鲜事物快，多和年轻人交朋友，能使老年人萌发童心，可以调节心理，保持愉快心情，消除孤独、寂寞、烦躁、忧郁等不利于健康的情绪。这就是一位世纪老人、一位生物学家的养生“秘诀”。二 家乡，是每个游子心中美好感情的载体，是游子珍藏心底的绚丽多姿的童年记忆。贝时璋年少时便离开家乡，如今老了依旧一口浙江腔的普通话，“北京蹲了几十年了，北京话就是讲不好”。青少年时代，贝时璋在汉口和上海读书，那时每年寒暑假，他都要回家。贝时璋时常对人回忆从前，回忆他每天上私塾都跳跃着走过小镇的那座青石板小桥，走过开满油菜花的乡村，绿色的树上结满了香甜的果子，而私塾旁那棵百年老槐树则是他童年的乐园。讲起儿时的趣事，贝时璋一下子变得年轻了，脸上浮现出生动的笑容，浓浓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1903年10月10日，贝时璋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县一个世代种地打鱼的家庭。贝时璋的祖父是位贫苦渔民。童年时，贝时璋常听说乡镇渔民出海打鱼，翻船丧生、家破人亡的事情，使他感触很深。父亲小时给人放过牛，后当学徒、店员，又到汉口开小店，最后在德商乾泰洋行“买办间”当一名中国账房，以其微薄的收入养活全家。小时候的贝时璋沉默寡言，却勤于思考，从小到大，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要问个为什么。父亲有时会带小贝时璋到上海办事。那些贝时璋从未看过的新鲜景象常常促使他不停地提出疑问并冥思苦想。他看见过拉纤人，看见过船老大把橹摇得飞快，可江上那条“江天火轮”大船却让贝时璋感到奇怪：没有拉纤人和摇橹的船老大，“江天火轮”怎么会动呢？船舱里没有灯油，灯怎么就能亮了呢？贝时璋百思不得其解。在大上海，贝时璋看到了更多新奇古怪的事：黄包车与乡下的独轮车不同，黄包车是人在前面拉，独轮车是人在后面推；繁华的南京路上，商店橱窗有个木头的、黄头发、会自己转动的“洋模特”。贝时璋看呆了，他不明白木头人怎么会自己转动。贝时璋还在姑妈家看到了真正的电灯，这电灯依靠“扳头”，一上一下扳动使它一亮一灭。贝时璋想，乡下要有这玩意儿就方便多了。每次到上海，贝时璋都觉得大开眼界，他心中涌起无限的遐想，也不断开启着他心中好奇与探索之门。父亲言语不多，但平时喜欢读书，生活很有规律。他经常告诫贝时璋存放东西要有固定的位置，以免乱找乱翻浪费时间。在父亲的影响下，贝时璋从小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东西从不乱摆乱放，柜子里的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因家境贫寒，贝时璋8岁才进了家乡的“进修学堂”上学。母亲为了摆脱“目不识丁”的痛苦，对他上学寄予很大希望，特意租了一套上学礼服，有红缨帽、天青缎外套和黑缎小靴，把他像模像样地送进了学堂。母亲曾对贝时璋一字一句地说：“儿呀，男人要成大器就得有文化，阿姆（妈妈）没文化苦了一辈子，你一定要给阿姆争气，好好读书，做一个有出息的男人。”第一天上学，先拜孔夫子，接着开笔老师刘楚臣教“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用墨笔描红字本。当时贝时璋很高兴，日常看见的东西都可以用字写下来，这多好！两年后，贝时璋转学到另一个较大镇子的“宝善学堂”。4年后，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学。1915年，贝时璋的父亲改做生意后，去汉口开铺子，就把贝时璋接到汉口，送到德国人开办的德华中学去念书。这所学校大多使用德文教材，除国文、史地外，其他课程都由德国老师担任。3年半后贝时璋就结束了中学的学业。1922年3月，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贝时璋赴德国留学，踏上了探索生命的科学之旅。在回忆自己的生活道路时，贝时璋对父母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父母的教诲使我受用终身，我把父母勤劳节俭、宽容厚道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志坚定，排除一切困难，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三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说起对生命科学的最初兴趣，贝时璋印象很深的便是小时候念过的李白的这首《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在另一篇文章中写的“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清轻，上浮者为天，下沉者为地。”对贝时璋的影响也很深，他觉得很有哲理，认识到天地宇宙是自然开辟的，不是神造的。而在汉口德华中学的学习则使贝时璋得到理科知识的启蒙。当时学校备有许多册《理科书本》，书中几乎什么都有，如天文、物理、化学、矿物、植物、动物以至人体方面有关内容。虽然都很浅，但知识面较广，且有系统。贝时璋很爱读这些书，从中学到不少关于理科方面的启蒙知识。1918年秋的一天，15岁的贝时璋在汉口华景街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德文原版书——E菲舍尔著的《蛋白体》，读得很感兴趣，虽然一知半解，但初步懂得蛋白体对生命是很重要的，也使他对与生命有关的科目发生了兴趣。谁能想到，就是这本描述蛋白质结构和组成的通俗浅显的书，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贝时璋的心。1919年春，他违背了父亲要他进洋行工作的意愿，考入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入学后，先在德文科，经过半年德语深化学习，贝时璋顺利升入了同济的医预科。在此期间，给贝时璋印象最深的，也使他受益最多的是当时教解剖学的鲍克斯德老师，他授课不带稿，也不发讲义，讲课时，用图谱和实物相互对照，讲解之细致生动，教学之认真负责，使贝时璋对形态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22年，贝时璋留学德国。德国福莱堡大学承认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的学历，可以立即转入医科，而贝时璋却改了“行”，先后在福莱堡、慕尼黑和土滨根3个大学学自然科学，并以动物学为主修。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拥抱的美丽土地上，贝时璋成天与书本和仪器为伍，以实验室为家，刻苦攻读。他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许多门课程，又自学一些数学，并寻找一切机会参加实验或野外实习，这些大学的学习活动使贝时璋受益匪浅。1924年初，土滨根大学动物系的导师给贝时璋提出了博士论文题目：《两种寄生线虫的细胞常数》。经过深入思考，贝时璋提出寄生的线虫不适合做实验，因为不能培养，且虫体太大，细胞数目太多，又不透明，做实验很困难；而以自由生活的、长在醋里的线虫--醋虫作实验材料，可用稀释的醋培养，个体小，细胞数目少，又透明，便于观察，有利于做实验。导师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样，贝时璋顺利地对醋虫的生活周期、各个发育阶段的变化、细胞常数、再生等进行了实验研究。于1927年、1928年发表两篇论文，其中一篇《醋虫生活周期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是他的博士论文。贝时璋的博士论文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得到高傲的德国生物学界权威人士的赞誉。权威的大生物学家JWHarms向贝时璋的导师发去了贺信，祝贺他培养了一名杰出的生物学人才，并在自己的论文内引用了贝时璋的一大段论文内容。1928年3月1日，贝时璋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三级跳”，戴上了第一顶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桂冠。但贝时璋毕竟初涉生物学界，有人戏称他为“银博士”。1928年到1929年，贝时璋在土滨根大学动物系任助教，在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J·W·哈姆斯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贝时璋在德国一共待了8年。这8年，他学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掌握了学术思想，积累了研究工作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他注重秩序，什么事情都细致周密，有条不紊。他不轻易发表论文。工作做完了，论文写出初稿了，他总是那么放着，不急着拿出去，总在反复推敲，或者补充实验。他的论文也总是写得尽可能短。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共聚焦或双光子显微镜，贝时璋用的Leitz光学显微镜，所有制片都是手绘。他的论文含80张这样精细的绘图，每张图都非常逼真，看后令人赞叹。50年后，即1978年3月，由于贝时璋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并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卓越成就，土滨根大学再次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金博士”）。又一个10年过后，在1988年3月，土滨根大学第三次授予贝时璋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钻石博士”）。世界上获土滨根大学如此青睐者仅贝时璋一人。当初，贝时璋初露头角，引起德国学术界的重视。注重技术效益和学术竞争激烈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千方百计挽留这位年轻的人才。然而，物质上的诱惑，导师的相劝，都没有动摇贝时璋回国效力的决心。1929年秋，贝时璋离别土滨根大学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在当时的中国谋个适当的职业绝非易事，但经过一些曲折，贝时璋于1930年4月在杭州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8月被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担任系主任。在教学之余，贝时璋仍然在科学领域执著探索。在长达80多年的科学探索生涯里，贝时璋获得了许多科学成果，他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动物的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中间生、性转变、染色体结构、细胞重建、昆虫内分泌腺、甲壳类动物眼柄激素等方面，其中尤其以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最为突出。从在德国留学时起，贝时璋就开始了实验细胞学的研究工作。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松木场稻田的水沟里观察到甲壳类动物丰年虫的中间性，这一现象是新的细胞繁殖方式和途径的发现，打破了细胞只能由母细胞分裂而来的传统观念。贝时璋将此种现象称为“细胞重建”，并于1934年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的一次讨论会上报告了这项研究结果，发表了名为《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重建》的论文，从此奠定了贝时璋作为中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的学术地位。四 在浙江大学20年，贝时璋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学生，推进了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贝时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卓越的科研组织者、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贝时璋奔走于北京、杭州之间。1950年离开浙江大学到上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术秘书处，贝时璋被调任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贝时璋将实验室迁往北京。那段时间，贝时璋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科学组织工作方面。他是组建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倡议者之一，也曾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很多重要规划。生物物理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早在20世纪40年代，贝时璋就洞察到物理学和生物学相互渗透的大趋势，深信生物学必将从描述性科学向定量性科学转变。到了50年代，他匠心独运地组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合作共事，把物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概念运用到生命科学研究中去，于是，生物物理学便在中国应运而生了。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由贝时璋负责在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基础上组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任研究员兼所长，这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并为其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64年，贝时璋领导了全国第一届生物物理学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报告了“生物物理学中的若干问题”，指出生物学与物理学相结合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结合会像生物学与化学结合那样，在生物学领域产生一系列重大发现。在他的领导下，1980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在学会成立大会上，贝时璋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1985年，《生物物理学报》创刊，由已届耄耋之年的贝时璋担任主编。在国际航天事业刚起步之际，贝时璋高瞻远瞩地创建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与有关部门合作，在1964到1966年两年间发射了5枚生物探空火箭，并成功回收了搭载的生物样品和实验动物。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寻，探讨生命的本质，而这种深刻而立体的认识与年轻时是不能相比的，那时可能只对一个单薄的独立的生命感兴趣。21世纪是生命科学全面深入发展的时代，人类追求长寿已不再是一种梦想。贝时璋学识渊博，他的学术兼职也很多。对于自己分担的所有社会工作，他无不奋力完成。鉴于贝时璋在科学上的突出成就，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国家天文台的申报，正式批准将该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
一般投稿都是过3审。最后一审叫终审。就是这个过了就可以出现在杂志上面拉。所以你希望很大，改改发过去吧
物理学报》:发展与成就《物理学报》是由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创刊于1933年，原名“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创刊初期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论文。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份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1953年易为现名的中文期刊。《物理学报》首任主编为我国第一代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与丁燮林，随后担任主编的有吴大猷、王竹溪和黄祖洽，现任主编是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乃彦院士。70余年的变迁，《物理学报》从初创到成长、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现代物理学崛起与发展的梗概和脉络。现在，《物理学报》已成为目前中国历史最悠久、在国内外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物理类学术期刊，赢得了国内外物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和信誉，受到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内的一些著名物理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国权威性的物理刊物”，奠定了它在中国科技期刊中的重要地位。由中国科技信息所统计， 2003年《物理学报》被sci-cd，sci-e，ei-p，ca，inspec，jicst，aj和mr等检索系统收录。根据sci数据库统计，2003年《物理学报》的影响因子为130，总被引频次为2410次。特别是该统计显示，在本学科国际同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位于中上水平，在68种国际上综合性物理类期刊中，《物理学报》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分别位居第23和第28。其中，本刊的总被引频次居中国物理类期刊第1位、中国科技期刊第1位，影响因子为中国物理类期刊第2位。这几年来，本刊继续以提高质量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主线，在办刊理念、学术品位、编辑质量、出版发行与宣传，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进一步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特别是进一步提高期刊学术水准，《物理学报》面向国际学科发展的前沿领域，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为依托，跟踪热点课题加强组织和征集优秀稿件，进一步提高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导向性和权威性。主要刊登由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组成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973”基础研究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一批最新科研进展或取得科技成果的优秀论文。其中，在2004年《物理学报》刊登的论文中，基金资助论文比例为5%。这表明《物理学报》吸收前沿科学和高质量学术论文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提高了期刊自身的整体学术水平。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物理学报》被引相对较多的论文，其学术内容按国际物理学分类来看，主要涉及混沌系统的理论和模型、量子光学、流体力学、量子论、离散系统的经典力学、黑洞、点阵理论和统计学、介观体系和量子干涉、表面电子态、聚合物、薄膜与低维结构、光电效应、固体团簇结构与碳纳米管及纳米结构材料、超导电性、分子运动论、辐射的发射与吸收及散射、自旋电子学、磁熵变材料等研究领域，其中反映了当今物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新的方向。目前，对国内外发行和交换约1700份，光盘发行量约为600多个平台。2003年《物理学报》在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期刊网站中论文下载为3080篇次;在清华同方数据中，本刊2003年web下载58余万篇次，印刷版总被引频次2845次，其web扩散系数为61倍，在物理类期刊中，下载论文篇次居第1位。该统计显示，《物理学报》2003年即年指标2715，web影响因子4813。本刊2003年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均居物理类期刊第1位。并在2001-2003年中，《物理学报》平均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均居物理类期刊第1位。近几年来，《物理学报》先后获得第一、二、三届国家期刊奖，2001、2002、2003年度百种杰出期刊奖，以及中国科学院特别奖、一等奖等多项重要奖项。2003年10月《物理学报》创刊70周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题词祝贺:“格物唯实，推理求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题词为:“格物致知、勇创一流”。题词的著名科学家还有彭桓武、黄昆、杨振宁、李政道、冯端、陈佳洱、李荫远、黄祖洽、白春礼、王乃彦、赵忠贤、杨国桢、李方华、梁敬魁等。《物理学报》主管部门与主办单位及一些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也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这些都表明《物理学报》的建设与发展始终得到物理界及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与全力支持。其中除杨振宁教授上述对《物理学报》的评价外，我国著名超导专家赵忠贤院士指出:“《物理学报》是我国少数几个具有权威发性的高层次刊物之一，刊载的论文大多是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审稿制度严格，对论文质量严格把关，编辑出版严谨细致认真”。“《物理学报》是我国物理学界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著名学术期刊，是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刊物之一，一直受到国际物理学界专家的注目和好评。《物理学报》创刊71年来为繁荣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称:《物理学报》是我国物理学界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著名学术刊物，所登的许多论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编辑出版质量高，是我国少数几个具有权威性的高层次刊物之一，受到国际物理学界专家的注目和好评。当今，科技期刊已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可以看到，面对我国入世后激烈的挑战，中国期刊的使命更加艰巨。时代呼唤期刊工作者与科学家、出版社和信息系统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合作，在我国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组织的协调下，共同营造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优良环境，为创办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作出积极贡献，让中国科技期刊加快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半导体学报》简介 《半导体学报》是中国电子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它报道半导体物理学、半导体科学技术和相关科学技术领域内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进展，内容包括半导体超晶格和微结构物理，半导体材料物理，包括量子点和量子线等材料在内的新型半导体材料的生长及性质测试，半导体器件物理，新型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的cad设计和研制，新工艺，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和光电集成，与半导体器件相关的薄膜生长工艺，性质和应用等等。本刊与物理类期刊和电子类期刊不同，是以半导体和相关材料为中心的，从物理，材料，器件到应用的，从研究到技术开发的，跨越物理和信息两个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半导体学报》发表中、英文稿件。《半导体学报》被世界四大检索系统(美国工程索引(ei)，化学文摘(ca)，英国科学文摘(sa)，俄罗斯文摘杂志(рж))收录。 《半导体学报》1980年创刊。现为月刊，每期190页左右，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期均有英文目次，每篇中文论文均有英文摘要。《半导体学报》主编为王守武院士。国内定价为35元。主要读者对象是从事半导体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及相关学科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的师生。国内读者可直接到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梁敬魁，晶体结构化学家。1931年4月28日生。福建省福州市人。祖辈在福建闽侯务农，父亲18岁时到福州电力公司当工人，家境清贫。1949年前，梁敬魁所以能继续学习，靠的是父亲所在的福州电力公司工会给学习成绩优秀的子弟以奖学金。 1955年7月梁敬魁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随后被派赴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1956年10月成为苏联科学院冶金研究所金属合金热化学和晶体化学研究生，受业于库尔纳科夫门下。1960年1月获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晶体学研究室、相图与相变研究室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物理研究所晶体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相图与相变研究室主任，固体物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1983年3月至1987年6月，任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物理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1986年）。1987年7月又调回北京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级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1993年12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梁敬魁现任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全国相图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全国X射线衍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晶体学国家委员会委员、北京理化分析测试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北京X射线衍射分会主任、北京动态与稳态分子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福州结构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国科技大学结构分析开放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物理学报》副主编、《物理化学学报》和《结构化学》编委、《粉末衍射》顾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无机材料学科评审组成员。梁敬魁在大学阶段师从著名化学家卢嘉锡，对物理化学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留学苏联期间，在库尔纳科夫指导下从事固体材料热平衡研究。回国初期，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陆学善学部委员(院士）指导下，他在多晶X射线晶体学方面受到严格训练，使他长期在晶体结构化学、材料科学和固体物理三个学科的交叉领域方面从事研究工作，特别是对无机功能材料(包括高锝超导材料、电光、非线性光学材料、快离子导体材料、稀土磁性和贮氢材料）的合成、相关系和晶体结构的前沿课题和应用基础课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梁敬魁在多晶X射线晶体结构分析和点阵常数精确测量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早在60年代初期，计算机程序在中国尚未在多晶X射线结构分析中得到应用时，他就以其深厚的晶体化学理论知识、精确的实验技术和丰富的经验，用多晶衍射法成功地测定了一系列金属合金和无机盐的晶体结构，发现了一些新的结构类型，并纠正了一些文献中的错误。80年代，梁敬魁在高锝氧化物超导体的研究中，根据高锝氧化物超导体晶胞尺寸a轴与b轴短，c轴长得多的结构特点，提出依据多晶衍射图谱第一条衍射线面间距值，确定超导体晶体结构类型和原子粗略位置的简便方法。他还发现了理想化学通式为TlBa2Can-1CunO2n+5(n=1，2，3，4…）的铊系超导体单Tl-O层的新结构类型。指出了Y-Ba-Cu-O体系的超导相属阳离子分布有序的畸变类钙钛矿型结构，Y∶Ba∶Cu的原子比例应为1∶2∶3，推动了早期超导体的合成工作。梁敬魁在 La-Ba-Cu-O体系中观察到LaBaCu2O5(即所谓La-112相）的基础上，纠正了国际上报导的认为La-112为独立相的错误，指出并通过实验证实了它是LaBa2Cu3O7(即La-123相）超导相在富La2O3区域的固溶体，在固溶区内超导转变温度随成分而异。他测定了一系列超导体系的相关系和晶体结构，总结出超导相的结构规律，指出了由于超导相单胞中氧含量的可变性及非等电价离子相互代替的可能性，扩大了探索新材料组分的选择范围。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重视和高度评价，有关专家评议指出：所取得的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国际先进的学术水平。梁敬魁用精确的点阵常数测量和长时间的退火处理，在Cu-Au二元系中观察到一系列虽经国外多年研究也未发现的一系列新的超结构现象，并从热力学的观点加以解释，丰富了有序化超结构相形成的实验和理论。他还提出了晶体点阵常数测量精确度为十万分之三的简便方法。梁敬魁系统地测定了大量相图，并开拓其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从60年代开始，他测定了一系列的Ga合金、稀土合金、碘酸盐、铌酸盐、硼酸盐以及氧化物体系的相图，并开展了相图在材料科学中的应用研究。70年代末，他通过硼酸钡相关系的相图研究，纠正了在硼酸钡-硼酸钠体系中具有倍频效应的物质是“硼酸钡钠”的错误看法，指出具有倍频效应的物质是硼酸钡的低温相，并依据相图的研究结果，提出并成功地用熔盐提拉法在硼酸钡相变温度920℃以下，首次生长出了硼酸钡低温相单晶体，解决了硼酸钡低温相单晶体生长的原理和实践问题，为以后的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打下了基础。80年代开始，他在研究相变的过程中发现一系列新相，并从晶体结构和热力学的角度阐述其机制，加深了对重建型相变的认识。他利用相变的诱导作用，提出制备物相的新方法，用非晶态合成制得在通常条件下难以合成的物相或获得具有某种性质的亚稳相，例如在常压下成功地获得了通常必须在高压下才能合成的r-LiBO2。此外，梁敬魁主持并完成了核试验爆炸瞬时测温装置的研究，该装置在中国第1次地下核爆炸测温工作中获得成功，这一测温方法现仍被采用。梁敬魁主持获奖的研究项目有：核试验瞬时过程测温装置的研制，获1978年中国科学院科学大会重大成果奖；X射线粉末衍射技术的建立和完善，获1986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碘酸盐的相图、结构和相变研究，获1987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碱与碱土金属硼酸盐体系相图、相变和相结构的研究，获198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液N2温区氧化物超导体的合成、相关系和晶体结构，获1991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高锝氧化物超导相的合成、相关系和晶体结构，获1993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梁敬魁与他人合作的静电场作用的a-LiIO3晶体异常现象的研究，获1979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与他人合作的铌酸锶钠锂晶体生成、性能及相关系的研究，获1980年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三等奖；与他人合作的高锝氧化物体系超导体的发现，获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梁敬魁还培养了大批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简历1 加入中国共产党7 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物理化学专业7-7 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和哲学9-2 莫斯科苏联科学院AABaykov冶金研究所金属合金晶体化学和热化学专业副博士研究生 获苏联科学院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3-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研究员、凝聚态物理专业博士导师、晶体学研究室课题组长、学术秘书、副主任、主任、相图相变研究室主任2-7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物理化学专业博士导师、研究员8-现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导师、物理所和凝聚态物理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1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现为院士）
地址：北京市北京大学化学学院物理化学学报编辑部邮编：100871
不但是核心，而且是SCI
一般投稿都是过3审。最后一审叫终审。就是这个过了就可以出现在杂志上面拉。所以你希望很大，改改发过去吧
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1966至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1978至1982年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1981至1983年为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地球和行星物理研究所（IGPP）访问学者。1982年3月至2014年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6至2000年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1986年至今任中国地震学会理事长(1986-1991年, 1995年至今), 副理事长(1991-1995年)，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地震学报》（中、英文版）主编，《地球物理学报》副主编, 《中国科学》, 《科学通报》，《自然科学进展》编委。1989至1991年任国际数字地震台网联合会（FDSN）副主席。1995至1999年任国际学术刊物《纯粹和应用地球物理》（PAGEOPH）编委；现任国际学术刊物《地震学刊》（JOSE）编委（1998年至今），联合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大城市地区的地震地面运动》项目学术委员会委员（1995年至今）。1986-1991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98年至今任国际大地测量和地球物理学联合会（IUGG）中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地震学与地球内部物理学协会（IASPEI）中国委员会主席。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8至2000年任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1999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 院士。
刘光鼎，海洋地质地球物理学家，1929年12月29日出生，山东蓬莱人。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8年组建中国第一个海洋物探队。1980年任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司副司长、石油地质海洋地质局副局长。1989年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1993年当选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并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现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海洋学会名誉理事长，《地球物理学报》、《地球物理进展》主编，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物理与信息技术学院院长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所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全国政协委员。
刘向明，男，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南民族大学校学科带头人。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美国传记研究院主席JMEvans进一步提名刘向明为Greatest Minds之一，称誉他为21世纪成就的开拓者。
刘向明 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人事心理学专家 清华远程成都中心主任 清华继教院MBA总裁班特约教授 世界大学生组织职前培训顾问 SIFE大学生公益组织心理辅导专家 CCTV-2年度雇主调查评审专家 教育背景： 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产业/组织心理学硕士(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荷兰CBI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学士 曾服务于： GE-阿尔斯通，担任华能项目人力资源部经理 沃尔玛商业咨询公司，担任特别项目经理 梅塞尔(中国)集团，担任华南区人力资源总监、总裁助理 部分内训经历： 思科《培训体系建设》 百安居《管理技能与领导能力》 诺基亚《管理开发及生涯规划》 华润集团《管理技能与领导能力》 长虹集团《组织效能管理》 分众传媒《培训体系建设》 长江飞利浦集团《管理技能及领导能力》 林德集团《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花王集团《组织效能管理》 远东集团《管理技能及领导能力》 建发集团《战略人力资源管理》、《招聘面试》 中地集团《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组织效能管理》 置信集团《战略人力资源管理》、《培训体系建设》、《胜任力模型开发》 通威集团《项目管理与体验营销》 百江投资《团队管理与领导技能》 天华投资《全面绩效管理》 深长城房产《绩效管理》、《平衡计分卡》、《招聘面试》、《管理开发》 蓝光集团《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管理技能与领导能力》
吴宪对于国际生物化学和中国科学事业的贡献是卓著的，由之赢得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和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他在国际上，是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员、美国化学会会员、美国生物化学家协会会员、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会员、荷兰《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顾问委员、原德国自然科学院名誉院士、美国亚拉巴马州科学院院士、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Sigma Xi Society）会员，以及联合国粮食农业组织营养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48-1949年）和热能需要量委员会委员（1949-1950年）。他的名字被收入《国际医学名人录》（International Who's Who in World Medicine）、《美国科学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第九版）、《中国名人录》（Who's Who in China）、以及《科学家传记大辞典》（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等书。美国学者里尔顿·安德森（J·Reardon-Anderson）将他誉为“中国化学的巨人”，并评价道：“毫无疑问，吴宪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最伟大的化学家，或者说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当他在1919年发表他的第一项研究时，在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类的化学研究。”到1949年，“化学研究已发展到全国时，对这一事业，没有人比吴宪贡献得更多。”作为一名科学大师，吴宪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学术研究和发展中国科学事业。 吴宪一生发表研究论文l63篇，专著3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临床生物化学、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蛋白质化学、免疫化学、营养学以及氨基酸代谢等方面，此外，还涉及到性激素、抗生育等方面。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仅作一般性介绍。（一）临床生化方面吴宪以1919年的博士论文《一种血液分析系统》为基础的一系列工作，为现代临床血液化学分析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手段，具有历史性的创新意义，在国际上长时间被广泛采用。其中关于血糖测定的方法被国际上沿用长达70年，为此他被誉为国际血液分析的权威。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测验血中的非蛋白氮组分对病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例如仅一次尿酸测定就需耗血25毫升。而福林—吴的新方法只需10毫升就足以进行包括尿素、肌氨酸、肌氨酸酐、尿酸和糖的测定（其中只需一滴血就能测定血糖）。除了血液外，他还对尿、唾液和脑脊液持续进行了多年的分析和探讨。（二）气体与电解质的平衡方面这是吴宪在1922-1923年间与范斯莱克（当时是协和访问教授）、麦克林（F．C．Mclean）等的合作研究，根据实验结果，在等量渗透（osmotic equality）、唐南平衡（Donnan equilibrium）与钾钠不扩散的基础上，在每一呼吸循环中，为电解质与水、血浆与血细胞之间的迁移做出了解释。这项工作成为生化文献中的经典性工作。（三）蛋白质变性的研究这是吴宪在协和期间主持的一项较大规模的研究，以解决这一当时国际上尚未解决的问题。l924—1940年间，他与其同事严彩韵、邓葆乐（C．Tenbroeck）、李振翩、林国镐、林树模、陈同度、黄子卿、刘思职、杨恩孚、周启源、徐嘉祥、王成发等陆续发表“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研究”专题系列论文l6篇，相关论文l4篇，并于l929年第l3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上首次提出了蛋白质变性理论，认为蛋白质变性的发生与其结构上的变化有关，但这一理论在当时未能引起重视。以后，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他于l931年在《中国生理学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Physiology）上正式提出了“变性说”，用种种事实表明，天然可溶性蛋白质（即球蛋白）的长肽链一定是由氨基酸的各种极性基团被分子内的某种次级键按一定方式连接而形成有规律的折叠，使蛋白质分子具有一种紧密的构型（现在称为构象）。蛋白质的这种次级键一旦被物理、化学的力破坏，构型就被打开，肽链则由有规律的折叠而变为无序、松散的形式，即发生了变性。蛋白质变性学说尽管被一度忽视，但最终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验证和好评。诚如著名蛋白质化学家豪若威兹（Felix Haurowitz）在1950年评论，这是“关于蛋白质变性的第一个合理学说”，他认为这个理论至少比其他人早发表了5年。美国生化学家佛拉顿（J．S．Fluton）在其关于生物化学历史的专著中对此这样记载道：“这一假说被广为接受，并在不久得到进一步实验的支持，但是它还未能表明维持天然蛋白质构象中的化学力问题，这个问题后来由默斯凯（A．Mirsky）、波林（L．Pauling）和哈金斯（M．Hugyins）提出的维持蛋白质构象的‘氢键’理论而得到解决。”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从他对血红蛋白与球蛋白的研究结果表明，吴宪似乎在50年前就已接触到蛋白质分子的四级结构，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研究开了个头。总之，他的工作“为蛋白质大分子高级结构的研究写下了有价值的一页”。（四）免疫化学吴宪l927年开始了这方面研究后作出不少领先的成绩。他和李振翩、郑兰华、萨本铁、周田、李冠华、刘思职、王成发等在15年中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研究，其中，他在国际上首创了标记手段。他用带色基团的血红蛋白，继而又用碘化清蛋白作为标记抗原，这种方法比用同位素作标记进行类似的研究要早许多年。利用这一方法，吴宪等人在其他蛋白质存在的同时进行了抗原、抗体沉淀物的定量分析，从而确定了抗原与抗体的定量关系，以后又进行了纯抗体的分离并证实了抗体的“一元论”。（五）营养学1927年起，吴宪与严彩韵、陈同度、万昕、张昌颖等对我国食物进行了大量而系统的分析研究，他们还对素膳和荤膳大鼠进行了一系列研究，通过数十代大白鼠遗传、饲养实验，比较了纯素膳与荤杂膳的营养价值及其对动物的生长、生殖、基础代谢、自发性活动以及寿命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得出这样的结论：与西方相比，中国一般人民体质弱和身材矮小的原因主要不是种族和遗传上的，而是由于膳食质量差。只要加强营养，完全可以得到改善，这就从理论上否认了外国人对中国人体质问题的种种偏见。1989年，他编著出版了我国现代最早的营养学专著——《营养概论》。30年代，他还在对我国食物系统分析的基础上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食物成份表》。吴宪关于营养学的研究不仅有学术意义，而且对当时的中国有一定现实意义。（六）氨基酸代谢这是他晚年（1948—1953年）在美国进行的研究。为了研究人类生物学，他用N15标记氨基酸和其它有关的化合物，对之进行了一系列代谢实验，于1949年发表了该系列的第一篇论文。l953年以后，由于健康原因，此项工作未能得以继续，然而，在退休后他仍一边自学高等数学，一边将其所学得的微积分法和质谱分析法相结合应用于分析测定，从而提出了一项普遍原则，用以说明在这些实验中所得的关于排泄的数据，并于1959年发表了最后的三篇论文。除了上述工作外，由吴宪组织进行的关于激素和抗生育的研究也都很有价值。吴宪具有十分敏锐的观察力，他有把重要事物从不重要事物中辨别出来的才能，并且在任何讨论中都能抓住问题的实质，他能迅速及时地把握住当时国际研究的前沿工作，以及对中国社会有价值的问题，进行高水平的研究，并能不断创新。同时，他还有高超的实验研究技能。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入都感到他思想敏锐、见识深濬、敢于探索。亦师亦友的著名美国生物化学家范斯莱克这样评价吴宪：“只有当亲眼看到他的工作时，你才能充分领略到他才智上的异彩和技术上的完美。他是当今生物化学中伟大的并且具有真正独创性的领袖之一。”就由吴宪在国内主持的研究来看，他的研究思路似从两条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纯基础理论性研究，以追求高水平、探索真知为目的。主要从组成生命体的基本要素蛋白质入手，研究其性质、结构（变性研究）、生物机能（免疫研究、氨基酸代谢），以及与之有关的种种特性，以期望最后上升到解决人类基本生命机制的研究。在这条路上，他本着“科学没有国界”的原则。另一条路线是带有应用性的基础研究，是以用科学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为目的，主要从分析北京人的膳食和各种食物入手，进而研究素膳，到设计提出优化的营养，希望由此最终能提高中国人的身体素质，这条路径体现出他“科学救国”的良好愿望。他的研究生涯是在这两条路径上几乎同时发展的，取得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但对营养的研究结果与他的希望无疑存在着偏差，因为解决中国人身体素质（营养）问题绝不是单靠科学就能达到目的的。随着日本的侵华，政局的恶化，他也逐渐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点，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住手，而是愈来愈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他的科学研究最终因日军的侵略全部中断，但已为我国在这些方面的生化研究开了路。 吴宪不仅在科学上追求真知，而且把发展中国科学事业视为自己的义务。众所周知，协和是美国洛氏基金会出资兴办的当时亚洲一流的高水平学校，从院长到教授最初都是外国入。作为协和最早的一位中国籍主任，他是协和教育委员会（Education Division）成员、教授会（Committee of Professors）和执行院长任务的三人领导小组（即执行委员会Administrative Committee，l935—1937年间组成）成员。他积极参加治校工作，为该院中国同仁和师生向校方争取福利、改进教学而尽力，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信赖。作为生化教授与科主任，他始终具有不断发展的战略眼光：他重视学术交流，早在1922年协和外籍教员成立美国实验生物学和医学会北京分会（Society for Experiment Biology and Medicine，Peking Branch）时，他就参加了该会的学术活动，他曾先后邀请美国著名生物化学家范斯莱克、科恩（A．E．Cohn）和黑斯廷斯等教授来科任访问教授，进行讲学和合作研究，并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重视实验室建设和学生实验课的设置，一到校就开设了实验课，编写实验讲义，并在多年实践基础上与周启源（1903—1986年）合著了《生物化学实验》一书（吴宪用英文写成，由周启源译成中文），于l941年由中华医学会编辑委员会出版，向全国医校推广使用，以促进其他医学院校生化实验的进步。他对生物化学的分支与教学也有创新，首次提出了“物理的生物化学”（Physical biochemistry，现称生物物理化学）的概念，以物理化学的理论和技术、方法应用于生物化学问题的解释和研究，从分子水平基础上考虑生物的化学问题。根据自己多年教学和国际生物化学的发展，他在l934年出版了用英文写的《物理生物化学原理》，（在此以前国内外尚未见有这类著作），作为协和本科医前期一年级生物化学的课本，并亲自讲授，为学生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和实验基础。他严格选择师资和重视培养青年，除了医学院学生外，他还先后吸引了十余位刚回国的青年化学家到实验室工作，并接受培养进修生和研究生20余人，据他的学生估计，到50年代，“中国的生化教师和研究人员有70%以上曾在协和医学院受过训练。”他们后来或在教学、或在研究单位担任领导任务，并在教学和研究工作第一线献身，大都已为我国生物化学或其他化学学科方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化科在20年代至40年代前期出人才、出成果，在国内外声誉卓著。吴宪的科学成就及领导才能为他带来了许多声誉，而他也认真对待这些，义无反顾地为发展中国科学事业出力献策。1926年，他在协和医学院协助林可胜成立了中国生理学会，并自其成立起就参与负责该会的具体工作，担任理事会委员（到1940年）、书记兼会计（1929-1931年）、会长（1931-1935年）、《中国生理学杂志》常务编委（1927-1941年），与林可胜等其他学者积极配合，把学会办得非常出色。中国生理科学在30年代引起当时国内外科学界的瞩目，与中国生理学会的推动作用有相当的关系。除此而外，吴宪还是中国科学名词编审委员会化学组委员（1921-1927年）、中国化学会创始期会员、《中国化学会会志》编委（1935-l937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科学研究补助金和奖励金审查委员会委员（1932-l938年）、中华医学会特组营养委员会主席（年代不详）、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通讯研究员（起讫年代不详）、该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1935-1940年）及第一批院士（1948年3月）。在所有上述职务（团体）中，他都是尽职尽责地去工作。为支持抗战，发展战时中国的科学事业，l944年3月，他冒着极大的风险，离妻别子，只身悄悄离开了日军占领下的北平，经过长途艰苦跋涉抵达大后方重庆，筹建和领导中央卫生实验院的营养研究所。当时物质匮乏，条件艰苦，实验设备简陋，但他总是亲临实验室指导实验，有时直到深夜。在他的大力筹组下，中央卫生实验院营养研究所从原来的十几人扩展到拥有几十位学者。抗战胜利后，吴宪负责筹建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他暂选北平先农坛为院址，在重重困难下，积极罗致人才、筹措经费、添置研究设备。他还利用出国开会之机途经美国考察，与当时正在美国的老友侯德榜商谈由永利公司资助，在黄海化工研究所内建“人类生物学研究所”的计划。为实现这一计划，他一方面在美国四处奔走，筹款购置精密仪器运回国，与麻省理工学院商议培养一些中国学生，并将所收集的图书资料寄回国内，以为日后建所之用；另一方面以访问教授身份，在美国大学进修先进的实验研究技术，以便迎接回国后新的研究时期的到来。由于种种原因，他回国建所的计划未能实现，但直到晚年，他仍未放弃这一打算，只因疾病缠身，未能如愿。诚如吴宪的长子吴瑞所言：“发展中国科学事业是我父亲一生的愿望。”作为科学大师，吴宪的工作意义不仅仅在于发展科学本身，正如安德森在《变化的研究》一书中指出：“吴宪国际声望建立得既早而且还由他后来的工作持续着，这使他得到参加国际会议的邀请，成为西方科学团体的成员，并在各种知名科学家的名单中。经常的旅行和同外国科学家之间的密切合作，帮助他成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