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报主编

物理学报》:发展与成就《物理学报》是由中国物理学会主办的，创刊于1933年，原名“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创刊初期用英、法、德三国文字发表论文。这是中国出版的第一份物理类综合性学术期刊，1953年易为现名的中文期刊。《物理学报》首任主编为我国第一代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与丁燮林，随后担任主编的有吴大猷、王竹溪和黄祖洽，现任主编是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主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乃彦院士。70余年的变迁，《物理学报》从初创到成长、壮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我国现代物理学崛起与发展的梗概和脉络。现在，《物理学报》已成为目前中国历史最悠久、在国内外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物理类学术期刊，赢得了国内外物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和信誉，受到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内的一些著名物理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国权威性的物理刊物”，奠定了它在中国科技期刊中的重要地位。由中国科技信息所统计， 2003年《物理学报》被sci-cd，sci-e，ei-p，ca，inspec，jicst，aj和mr等检索系统收录。根据sci数据库统计，2003年《物理学报》的影响因子为130，总被引频次为2410次。特别是该统计显示，在本学科国际同类期刊中，其影响因子和总被引频次位于中上水平，在68种国际上综合性物理类期刊中，《物理学报》的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分别位居第23和第28。其中，本刊的总被引频次居中国物理类期刊第1位、中国科技期刊第1位，影响因子为中国物理类期刊第2位。这几年来，本刊继续以提高质量为增强核心竞争力的主线，在办刊理念、学术品位、编辑质量、出版发行与宣传，以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进一步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特别是进一步提高期刊学术水准，《物理学报》面向国际学科发展的前沿领域，以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为依托，跟踪热点课题加强组织和征集优秀稿件，进一步提高学术论文的创新性、导向性和权威性。主要刊登由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组成的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国家“863”计划项目、国家“973”基础研究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一批最新科研进展或取得科技成果的优秀论文。其中，在2004年《物理学报》刊登的论文中，基金资助论文比例为5%。这表明《物理学报》吸收前沿科学和高质量学术论文的能力在不断增强，提高了期刊自身的整体学术水平。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物理学报》被引相对较多的论文，其学术内容按国际物理学分类来看，主要涉及混沌系统的理论和模型、量子光学、流体力学、量子论、离散系统的经典力学、黑洞、点阵理论和统计学、介观体系和量子干涉、表面电子态、聚合物、薄膜与低维结构、光电效应、固体团簇结构与碳纳米管及纳米结构材料、超导电性、分子运动论、辐射的发射与吸收及散射、自旋电子学、磁熵变材料等研究领域，其中反映了当今物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新的方向。目前，对国内外发行和交换约1700份，光盘发行量约为600多个平台。2003年《物理学报》在科技部西南信息中心期刊网站中论文下载为3080篇次;在清华同方数据中，本刊2003年web下载58余万篇次，印刷版总被引频次2845次，其web扩散系数为61倍，在物理类期刊中，下载论文篇次居第1位。该统计显示，《物理学报》2003年即年指标2715，web影响因子4813。本刊2003年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均居物理类期刊第1位。并在2001-2003年中，《物理学报》平均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均居物理类期刊第1位。近几年来，《物理学报》先后获得第一、二、三届国家期刊奖，2001、2002、2003年度百种杰出期刊奖，以及中国科学院特别奖、一等奖等多项重要奖项。2003年10月《物理学报》创刊70周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光召题词祝贺:“格物唯实，推理求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的题词为:“格物致知、勇创一流”。题词的著名科学家还有彭桓武、黄昆、杨振宁、李政道、冯端、陈佳洱、李荫远、黄祖洽、白春礼、王乃彦、赵忠贤、杨国桢、李方华、梁敬魁等。《物理学报》主管部门与主办单位及一些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也以各种方式表示祝贺。这些都表明《物理学报》的建设与发展始终得到物理界及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与全力支持。其中除杨振宁教授上述对《物理学报》的评价外，我国著名超导专家赵忠贤院士指出:“《物理学报》是我国少数几个具有权威发性的高层次刊物之一，刊载的论文大多是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的科研成果，审稿制度严格，对论文质量严格把关，编辑出版严谨细致认真”。“《物理学报》是我国物理学界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著名学术期刊，是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刊物之一，一直受到国际物理学界专家的注目和好评。《物理学报》创刊71年来为繁荣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院士称:《物理学报》是我国物理学界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著名学术刊物，所登的许多论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编辑出版质量高，是我国少数几个具有权威性的高层次刊物之一，受到国际物理学界专家的注目和好评。当今，科技期刊已成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和社会经济文化进步的重要标志。可以看到，面对我国入世后激烈的挑战，中国期刊的使命更加艰巨。时代呼唤期刊工作者与科学家、出版社和信息系统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合作，在我国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组织的协调下，共同营造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优良环境，为创办国际一流的学术刊物作出积极贡献，让中国科技期刊加快融入国际学术交流。《半导体学报》简介 《半导体学报》是中国电子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它报道半导体物理学、半导体科学技术和相关科学技术领域内最新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进展，内容包括半导体超晶格和微结构物理，半导体材料物理，包括量子点和量子线等材料在内的新型半导体材料的生长及性质测试，半导体器件物理，新型半导体器件，集成电路的cad设计和研制，新工艺，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和光电集成，与半导体器件相关的薄膜生长工艺，性质和应用等等。本刊与物理类期刊和电子类期刊不同，是以半导体和相关材料为中心的，从物理，材料，器件到应用的，从研究到技术开发的，跨越物理和信息两个学科的综合性学术刊物。《半导体学报》发表中、英文稿件。《半导体学报》被世界四大检索系统(美国工程索引(ei)，化学文摘(ca)，英国科学文摘(sa)，俄罗斯文摘杂志(рж))收录。 《半导体学报》1980年创刊。现为月刊，每期190页左右，国内外公开发行。每期均有英文目次，每篇中文论文均有英文摘要。《半导体学报》主编为王守武院士。国内定价为35元。主要读者对象是从事半导体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生产及相关学科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的师生。国内读者可直接到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王如竹教授的主要学术任职有国际制冷学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兼制冷设备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太阳能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制冷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理事、上海市制冷学会理事长。Energy-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Solar Energy 副主编、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frigeration、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Recent Patents on Engineering等期刊国际编委、太阳能学报副主编、制冷学报副主编，也是科学通报、工程热物理学报、化工学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等期刊的编委。

一般投稿都是过3审。最后一审叫终审。就是这个过了就可以出现在杂志上面拉。所以你希望很大，改改发过去吧

1903年出生的贝时璋院士是1948年遴选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也是最年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过了百岁之后，贝时璋的味觉、嗅觉和触觉功能还很好，只是从1999年96岁开始，他的听觉和视觉功能逐渐萎缩。与人对话时，就由家人用水彩笔写大字给他看，或者用手指写在老人的手心里。贝时璋用放大镜细细看每一个字，偶尔碰到字数多的问题也会提抗议：写得简单一点嘛！贝时璋一生没有生过大病，98岁之前没有住过医院，除了正常的体格检查，他是不去医院的，平常几乎不打针吃药。总结自己的长寿经验时，贝时璋认为主要得益于4个方面：淡泊名利，宽厚待人，适当运动，注意营养。从中关村北一条的住所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来回3000步，这条路贝时璋走了整整40年。今天，这位年逾百岁的资深院士虽说已不再往返于这两地之间，但前几年，他仍坚持每天在自家室内、走廊和阳台上走3000步，以模拟从家里到实验室的路程所走的步数。自己还编了一套操，按摩手脚、头部，活动身体各个关节，每天操练两次。从小就热爱劳动的贝时璋始终把自力更生挂在嘴边，以尽量减少别人的负担。在饮食上，他的原则是早上吃得饱，中午吃得好，晚上吃得少；不挑食，荤素搭配，讲究营养和热量，吃饭要讲究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的搭配。除一日三餐，他基本上不吃零食；除水果外，不吃生冷食物，饭菜全吃热的，所以从来不闹什么肠胃病。贝时璋在德国留学时，学生中盛行吸烟，他也学会了吸烟。烟一直吸了6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说戒烟，便从此再不抽烟。他也从不吃其他补药和营养品，只是每天坚持吃4片复合维生素B、6片维生素C。之所以每天坚持吃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贝时璋认为根据自己的细胞重建理论，维持好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的重要环节；而细胞解体和细胞重建的平衡，是靠机体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来维持。吃一定量的复合维生素B和维生素C，就可以维持氧化、还原系统作用的平衡，从而可以对抗肿瘤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维持和提高脑功能，保持健康。贝时璋喜欢和年轻人相处。在他身边就活跃着一群年轻人，贝时璋和他们在一个课题上共同研究交流，合作非常愉快。贝时璋认为老年人除了和老友交往之外，还要多交“忘年交”。年轻人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头脑敏捷，接受新鲜事物快，多和年轻人交朋友，能使老年人萌发童心，可以调节心理，保持愉快心情，消除孤独、寂寞、烦躁、忧郁等不利于健康的情绪。这就是一位世纪老人、一位生物学家的养生“秘诀”。二　　家乡，是每个游子心中美好感情的载体，是游子珍藏心底的绚丽多姿的童年记忆。贝时璋年少时便离开家乡，如今老了依旧一口浙江腔的普通话，“北京蹲了几十年了，北京话就是讲不好”。青少年时代，贝时璋在汉口和上海读书，那时每年寒暑假，他都要回家。贝时璋时常对人回忆从前，回忆他每天上私塾都跳跃着走过小镇的那座青石板小桥，走过开满油菜花的乡村，绿色的树上结满了香甜的果子，而私塾旁那棵百年老槐树则是他童年的乐园。讲起儿时的趣事，贝时璋一下子变得年轻了，脸上浮现出生动的笑容，浓浓的思乡之情溢于言表。1903年10月10日，贝时璋出生在浙江宁波镇海县一个世代种地打鱼的家庭。贝时璋的祖父是位贫苦渔民。童年时，贝时璋常听说乡镇渔民出海打鱼，翻船丧生、家破人亡的事情，使他感触很深。父亲小时给人放过牛，后当学徒、店员，又到汉口开小店，最后在德商乾泰洋行“买办间”当一名中国账房，以其微薄的收入养活全家。小时候的贝时璋沉默寡言，却勤于思考，从小到大，不论遇到什么事情，总要问个为什么。父亲有时会带小贝时璋到上海办事。那些贝时璋从未看过的新鲜景象常常促使他不停地提出疑问并冥思苦想。他看见过拉纤人，看见过船老大把橹摇得飞快，可江上那条“江天火轮”大船却让贝时璋感到奇怪：没有拉纤人和摇橹的船老大，“江天火轮”怎么会动呢？船舱里没有灯油，灯怎么就能亮了呢？贝时璋百思不得其解。在大上海，贝时璋看到了更多新奇古怪的事：黄包车与乡下的独轮车不同，黄包车是人在前面拉，独轮车是人在后面推；繁华的南京路上，商店橱窗有个木头的、黄头发、会自己转动的“洋模特”。贝时璋看呆了，他不明白木头人怎么会自己转动。贝时璋还在姑妈家看到了真正的电灯，这电灯依靠“扳头”，一上一下扳动使它一亮一灭。贝时璋想，乡下要有这玩意儿就方便多了。每次到上海，贝时璋都觉得大开眼界，他心中涌起无限的遐想，也不断开启着他心中好奇与探索之门。父亲言语不多，但平时喜欢读书，生活很有规律。他经常告诫贝时璋存放东西要有固定的位置，以免乱找乱翻浪费时间。在父亲的影响下，贝时璋从小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东西从不乱摆乱放，柜子里的衣服也叠得整整齐齐。因家境贫寒，贝时璋8岁才进了家乡的“进修学堂”上学。母亲为了摆脱“目不识丁”的痛苦，对他上学寄予很大希望，特意租了一套上学礼服，有红缨帽、天青缎外套和黑缎小靴，把他像模像样地送进了学堂。母亲曾对贝时璋一字一句地说：“儿呀，男人要成大器就得有文化，阿姆（妈妈）没文化苦了一辈子，你一定要给阿姆争气，好好读书，做一个有出息的男人。”第一天上学，先拜孔夫子，接着开笔老师刘楚臣教“天地日月，山水土木”，用墨笔描红字本。当时贝时璋很高兴，日常看见的东西都可以用字写下来，这多好！两年后，贝时璋转学到另一个较大镇子的“宝善学堂”。4年后，以优异成绩考进了中学。1915年，贝时璋的父亲改做生意后，去汉口开铺子，就把贝时璋接到汉口，送到德国人开办的德华中学去念书。这所学校大多使用德文教材，除国文、史地外，其他课程都由德国老师担任。3年半后贝时璋就结束了中学的学业。1922年3月，在父母的全力支持下，贝时璋赴德国留学，踏上了探索生命的科学之旅。在回忆自己的生活道路时，贝时璋对父母充满了感激之情，他说：“父母的教诲使我受用终身，我把父母勤劳节俭、宽容厚道的精神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志坚定，排除一切困难，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三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说起对生命科学的最初兴趣，贝时璋印象很深的便是小时候念过的李白的这首《春夜宴桃李园序》。李白在另一篇文章中写的“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清轻，上浮者为天，下沉者为地。”对贝时璋的影响也很深，他觉得很有哲理，认识到天地宇宙是自然开辟的，不是神造的。而在汉口德华中学的学习则使贝时璋得到理科知识的启蒙。当时学校备有许多册《理科书本》，书中几乎什么都有，如天文、物理、化学、矿物、植物、动物以至人体方面有关内容。虽然都很浅，但知识面较广，且有系统。贝时璋很爱读这些书，从中学到不少关于理科方面的启蒙知识。1918年秋的一天，15岁的贝时璋在汉口华景街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德文原版书——E菲舍尔著的《蛋白体》，读得很感兴趣，虽然一知半解，但初步懂得蛋白体对生命是很重要的，也使他对与生命有关的科目发生了兴趣。谁能想到，就是这本描述蛋白质结构和组成的通俗浅显的书，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贝时璋的心。1919年春，他违背了父亲要他进洋行工作的意愿，考入了上海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同济大学前身）。入学后，先在德文科，经过半年德语深化学习，贝时璋顺利升入了同济的医预科。在此期间，给贝时璋印象最深的，也使他受益最多的是当时教解剖学的鲍克斯德老师，他授课不带稿，也不发讲义，讲课时，用图谱和实物相互对照，讲解之细致生动，教学之认真负责，使贝时璋对形态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22年，贝时璋留学德国。德国福莱堡大学承认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医预科的学历，可以立即转入医科，而贝时璋却改了“行”，先后在福莱堡、慕尼黑和土滨根3个大学学自然科学，并以动物学为主修。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拥抱的美丽土地上，贝时璋成天与书本和仪器为伍，以实验室为家，刻苦攻读。他不但学习了生物学的课程，还学了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许多门课程，又自学一些数学，并寻找一切机会参加实验或野外实习，这些大学的学习活动使贝时璋受益匪浅。1924年初，土滨根大学动物系的导师给贝时璋提出了博士论文题目：《两种寄生线虫的细胞常数》。经过深入思考，贝时璋提出寄生的线虫不适合做实验，因为不能培养，且虫体太大，细胞数目太多，又不透明，做实验很困难；而以自由生活的、长在醋里的线虫--醋虫作实验材料，可用稀释的醋培养，个体小，细胞数目少，又透明，便于观察，有利于做实验。导师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样，贝时璋顺利地对醋虫的生活周期、各个发育阶段的变化、细胞常数、再生等进行了实验研究。于1927年、1928年发表两篇论文，其中一篇《醋虫生活周期各阶段及其受实验形态的影响》是他的博士论文。贝时璋的博士论文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得到高傲的德国生物学界权威人士的赞誉。权威的大生物学家JWHarms向贝时璋的导师发去了贺信，祝贺他培养了一名杰出的生物学人才，并在自己的论文内引用了贝时璋的一大段论文内容。1928年3月1日，贝时璋完成了从本科到博士的“三级跳”，戴上了第一顶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桂冠。但贝时璋毕竟初涉生物学界，有人戏称他为“银博士”。1928年到1929年，贝时璋在土滨根大学动物系任助教，在著名的实验生物学家J·W·哈姆斯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贝时璋在德国一共待了8年。这8年，他学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技术，掌握了学术思想，积累了研究工作的经验，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他注重秩序，什么事情都细致周密，有条不紊。他不轻易发表论文。工作做完了，论文写出初稿了，他总是那么放着，不急着拿出去，总在反复推敲，或者补充实验。他的论文也总是写得尽可能短。在那个年代，还没有共聚焦或双光子显微镜，贝时璋用的Leitz光学显微镜，所有制片都是手绘。他的论文含80张这样精细的绘图，每张图都非常逼真，看后令人赞叹。50年后，即1978年3月，由于贝时璋长期工作在科研第一线，并在科学研究中获得卓越成就，土滨根大学再次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金博士”）。又一个10年过后，在1988年3月，土滨根大学第三次授予贝时璋自然科学博士学位（“钻石博士”）。世界上获土滨根大学如此青睐者仅贝时璋一人。当初，贝时璋初露头角，引起德国学术界的重视。注重技术效益和学术竞争激烈的西方社会，自然会千方百计挽留这位年轻的人才。然而，物质上的诱惑，导师的相劝，都没有动摇贝时璋回国效力的决心。1929年秋，贝时璋离别土滨根大学回到贫穷落后的祖国。在当时的中国谋个适当的职业绝非易事，但经过一些曲折，贝时璋于1930年4月在杭州筹建浙江大学生物系，8月被聘为浙江大学副教授，担任系主任。在教学之余，贝时璋仍然在科学领域执著探索。在长达80多年的科学探索生涯里，贝时璋获得了许多科学成果，他的主要研究工作包括动物的个体发育、细胞常数、再生、中间生、性转变、染色体结构、细胞重建、昆虫内分泌腺、甲壳类动物眼柄激素等方面，其中尤其以关于细胞重建的研究最为突出。从在德国留学时起，贝时璋就开始了实验细胞学的研究工作。1932年春，贝时璋在杭州郊区松木场稻田的水沟里观察到甲壳类动物丰年虫的中间性，这一现象是新的细胞繁殖方式和途径的发现，打破了细胞只能由母细胞分裂而来的传统观念。贝时璋将此种现象称为“细胞重建”，并于1934年在浙江大学生物系的一次讨论会上报告了这项研究结果，发表了名为《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重建》的论文，从此奠定了贝时璋作为中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的学术地位。四　　在浙江大学20年，贝时璋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培养了众多学生，推进了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贝时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卓越的科研组织者、领导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协助筹建中国科学院，贝时璋奔走于北京、杭州之间。1950年离开浙江大学到上1954年1月，中国科学院建立学术秘书处，贝时璋被调任学术秘书处学术秘书。贝时璋将实验室迁往北京。那段时间，贝时璋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科学组织工作方面。他是组建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倡议者之一，也曾参与制定了新中国科学事业发展的很多重要规划。生物物理学是20世纪中叶以后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早在20世纪40年代，贝时璋就洞察到物理学和生物学相互渗透的大趋势，深信生物学必将从描述性科学向定量性科学转变。到了50年代，他匠心独运地组织物理学家、化学家和数学家合作共事，把物理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概念运用到生命科学研究中去，于是，生物物理学便在中国应运而生了。1958年，在中国科学院领导下，由贝时璋负责在北京实验生物研究所基础上组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贝时璋任研究员兼所长，这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并为其后来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964年，贝时璋领导了全国第一届生物物理学学术会议，并在大会上报告了“生物物理学中的若干问题”，指出生物学与物理学相结合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结合会像生物学与化学结合那样，在生物学领域产生一系列重大发现。在他的领导下，1980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在学会成立大会上，贝时璋众望所归地当选为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事长。1985年，《生物物理学报》创刊，由已届耄耋之年的贝时璋担任主编。在国际航天事业刚起步之际，贝时璋高瞻远瞩地创建了宇宙生物学研究室，与有关部门合作，在1964到1966年两年间发射了5枚生物探空火箭，并成功回收了搭载的生物样品和实验动物。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探寻，探讨生命的本质，而这种深刻而立体的认识与年轻时是不能相比的，那时可能只对一个单薄的独立的生命感兴趣。21世纪是生命科学全面深入发展的时代，人类追求长寿已不再是一种梦想。贝时璋学识渊博，他的学术兼职也很多。对于自己分担的所有社会工作，他无不奋力完成。鉴于贝时璋在科学上的突出成就，2003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国家天文台的申报，正式批准将该台于1996年10月10日发现的、国际永久编号为36015的小行星命名为“贝时璋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