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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各国自80年代以来所掀起的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各国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既有不同点，也有共同之处，后者包括教育体制僵化，效率低下，质量不高等等，这就决定了它们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具有某些一致性和相似性。其中为大多数国家所共同具备的一点，就是与过去相比，各级各类教育的市场化倾向和特征越来越明显，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突出现象。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分析。 一、教育市场改革的由来背景在本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样市场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社会活动极具商业色彩的社会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引不起太多人的响应和赞同。从实践上看，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将教育当作一项公共的事业，把办教育作为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来看待。然后，近十几年来情况却发生很大的变化，各国政府虽未放弃自身对教育的职责，但教育的市场化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或敏感的话题，它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加以分析，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 （一）主要的理论依据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霍斯和洛克的思想以及19世纪亚当斯密关于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论述。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是来自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有关理论。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芝级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因其地位和影响，被看作是教育市场化的代言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教育市场化的积极倡导者，早在1955年，他便发表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该论文后收入其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提出了如下主要观点。第一，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由于对其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他分析说，使教育向市场化过渡，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或条件：一是要在"消费者"（consumers）和"生产者"（producers）中形成市场观念；二是要形成取代免费集体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三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生产者机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所有的机构（无论私立还是公立的）均是独立的和竞争的企业，社会无论是对私立的还是公共的机构都应一视同仁。在他看来，只要通过适当的措施，这几个条件便可具备。第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在基础教育方面，他主张废除义务教育的立法。他虽不反对国家将公共资金用于教育事业，但认为形式加以改变，应从目前的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改为由政府向学生家庭直接发放教育凭券（voucher）的办法。其基本的运行机制是：家长取得政府发放的教育凭券，其子女可借此进入经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政府可借此来维护对教育的最低限度的资助。家长在为其子女作决定时可以进行自主的选择，只要进入政府认可的学校即可，而不必考虑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政府的作用是确保学校维护最低的办学水准。在市场条件下，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处在相同的竞争位置，二者都只有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同样主张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认为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高等院校均应向学生全额收取学费。政府对公立院校的资助也必须采取教育凭券或贷款的形式，由学生自主地选择就读的院校，学生将来就业后归还所欠款项。 弗里德曼观点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在校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各国政府所接受。直到80年代末期，他的理论才开始广为流行，并对西方国家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另一积极鼓动者是著名经济学家海耶克（FAHayek）。他从60年代起便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教育领域，在西方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认为，市场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应将市场的竞争原则运用于教育领域。对学生进行选择的唯一途径是竞争和市场过程。正如西方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他所赞同的唯一的平等形式是市场公平（marketequity），即在教育市场中进行竞争的权利。而不平等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社会现象，它是促进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片面强调社会正义（SocialJustice）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发生怀疑并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如果没有了竞争，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受到威胁。他认为，不存在用以决定谁该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所谓"公平"的教育依据。不必通过教育手段对学生进行选拔，因为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不可能被充分认识。他反对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即应尽量使每个学生在教育上获得成功。他认为，政府绝不可以为所有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资助。多少人需接受高等教育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他还认为，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不应受非经济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所以，他不赞同那种认为应尽可能促使所有学生在学习上获得最大限度成功的观点。他指出，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在英国，教育市场化理论也十分活跃。早在1964年，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AlanPeacock）和怀斯曼（JackWiseman）也提出了不必由国家投资教育，而应通过给家长凭券、资助或贷款的方式在自由市场状态下进行自由选择的主张，这在60年代热衷于教育的民主化和机会均等的英国并未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此后若干年间，持相同或相近看法的虽大有人在，但只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市场化才开始受到许多人的推崇，人们开始将此当作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主要西方国家中的社会政治思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突出的现象是以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为主要哲学体系所组成的"新右派"（NweRight）在社会政治思潮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在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尤以后者强调鼓励开展竞争，允许个人进行自由选择，减少政府对社会部门的干预，加大市场化的力度，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弗里德曼、海耶克等人所极力倡导的教育市场化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在近年来却风行开来，不能不说与这种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受经济快速发展的刺激、建设福利国家理念和对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的全新认识，在许多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均把公共资金用于教育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教育常常与医疗和生活保证等基本社会福利相提并论。各国政府纷纷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无论是从教育投资的总规模上看，还是从教育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各国公共教育获得了大量的资金。遗憾的是，这一黄金景象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进入70年代后不久，在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的重击之下，西方各国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各国政府对支付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庞大的公共开支感到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削减教育经费便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于是，教育领域便呈一派萧条景象中。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除少数几个外，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均多年来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从1975年至1986年，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挪威、瑞典和奥地利等少数几国外，大多数国家均呈下降趋势。丹麦从8%下降至5%，荷兰从1%下降至0%，加拿大从1%下降至5%，美国从4%下降至8%，日本从4%下降至0%，联邦德国从4%下降至2%，英国政府的教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也由1980年的6%下降到1986年的2%。各国教育经费减少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教育投入不足，进而影响到教育量的发展和质的提高。 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各国政府开始寻求对策，以求得在不增加公共开支的情况下来维持和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教育市场成为一种选择。 （三）教育因素的影响从公私立学校的比较来看，公立学校处在较为不利的地位。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办学效率来看，显然各国公立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如生均经费、教师工资、班级规模和教学设备等诸多方面都得到极大改善，但效率普遍不高。例如，美国公立学校年生均经费由1960年的2035美元上升到1990年到5247美元（以1992年至1993年不变价格计算）。相比之下，私立学校的生均培养经费只有公立学校学生的50%-75%。据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私立学校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成本核算的机制，注重投入产出效益。第二，从办学的质量来看，近年来大量公私立学校学生学习成绩比较的研究表明，公立学校学生学习成绩从1961年至1991年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约33%的公立学校学生参加了SAT测验，平均分为896；同年，私立学校67%学生参加此测试，平均分为932。反映社会公众对教育态度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连续多年一直表明，大多数人对公立学校教育环境和教育效果开始使人们感到，在各种改革措施均难奏效的情况下，应该从体制上寻找原因。这使得不仅市场改革的鼓动者加大了声调，甚至连一些原先对市场改革持消极态度的人也改变看法，转而支持市场的改革措施。第三，公立学校逃学、暴力、吸毒等问题十分严重，教师士气低落，相比之下，大多数私立学校在教育质量上具备较高的水平，校园中也较少出现各种不良行为。例如，澳大利亚私立学校12年教育中的在学率平均为80%，而公立学校仅为30%。 因此，从教育体制内部两种类型学校的横向比较来看，对私立学校较为有利。一些人指出，私立学校之所以成功。关键之处在它是以市场化的公平竞争为发展动力的。而公立学校正是缺少这个。他们提出，保持教育制度和学校教育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竞争，这也是保证教育质量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竞争最为实际的意义在于，假如你对卖方－－某所学校提供的服务不满意，你可以选择为手段，选择另一所你所满意的学校。要竞争，就要形成开放的市场，这就要求不仅要打破公立学校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在政策上将两种学校公平对待，而且要在公立学校系统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进行改革。 二、教育市场化改革的途径和措施 在近年来西方国家教育改革过程中，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特征日趋明显。从市场化所涉及的领域来看，在宏观上涉及到国家的体制，在微观上涉及到学校的运行机制。就这二者而言，各国均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中小学领域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 （一）改革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和模式在战后历次教育改革中，各国对公立中小学的办学体制少有触及。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一些国家开始探讨在不改变公立学校性质的情况下对其办学模式进行改革。如近年来英国许多公立中小学相继脱离地方教育当局的管辖，成为接受中央政府直接拨款的学校。这些学校获得了办学经费的管理权和使用权、人事权，比以往能够更加独立地进行管理和决策，并要在办学质量上达到规定的要求。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新的公立学校办学体制正在英国形成。 在美国，各州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改革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80年代以来出现的学校有："选择性学校"（AlternativeSchool）、"有吸收力学校"（Magnerschool）和"二次机会学校"（SecondChanceSchool），其主要做法是对现有的公立中小学进行改造，学校通过与政府部门签订合同，订立招生、课程、办学质量和财务等方面的标准，来换取政府的办学经费。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中小学形成维持和提高办学质量的动力和机制。据统计，到1997年上半年，美国已有约30个州出现了特许学校，总数超出700所。这一新型学校的出现表明美国传统的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扩大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利从目前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实际来看，教育选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公立学校本身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允许人们在公立学校系统内部，亦即不同公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以改变长期以来学生及其家长在教育方面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不利状况，赋予他们主动的选择权利。在这方面，典型的有英国所实施的"入学开放"的入学新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教育被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家庭是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家长可以根据学校的办学质量来为自己的子女选择学校就读，而不必受过去按片就近入学的限制。采取这一措施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学校为了吸引学生而相互开展竞争，优胜劣汰，以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州也已相继采取了与此类似的允许家长在居住的地学区内或跨学区学校间为其子女自由选择学校就读的措施，前者叫做"区内选择方案"（Intradistr－ctpians），后者叫做"跨区选择方案"（Inter-districtplans）。这一做法目前有逐步推广的趋势。 另一种是更大范围的既可在不同的公立学校之间也可在公私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的做法。如英国在多年前就已经实施了"公助学额计划"，对选择私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予以补助。在丹麦和荷兰等国，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允许学生在公立与私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的做法。美国一些地区在改革中也采取了为学生家庭发放教育券的方式，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学校。1991年，美国出版了由查布（JEChubb）和莫（TMMoe）撰写的《政治、市场与美国学校》一书，引起美国教育界很大的反响。在这本书中，作者明确提出，在所有吸引人们注意的改革措施中，唯有符合市场规则的选择才能够解决美国的教育问题。 （三）完善中小学内部的管理机制8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实行中央集权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国家，还是采取地方分权制的国家，都将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当作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共同的做法是将许多原属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直接下放到学校，给予学校更大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近年来一些国家纷纷推行的所谓"学校管理的地方化"（LocalManagementofSchools）的改革，就是一个例证。 在学校内部的管理方面，各国纷纷从改革学校运行机制入手，使之更为规范化和民主化。突出的措施是实行和完善学校董事会机制，并在学校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成员组织中规定了校长、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组成比例，特别是扩大了家长和当地社区代表的比例，以使学校在办学的各个方面能够反映社会的要求。例如，在新西兰，不久前颁布的《教育法》所制定的教育改革的具体步骤中，就包括制定学校宪章，改革中小学的管理体制，扩大学校董事会在人财物各方面的权力，赋予家长更大的教育参与权与选择权。丹麦颁布了新的国民学校行政管理条例，强调发挥地方、社会团体、个人和家长的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出逐步下放教育管理权限，赋予学校董事会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瑞典政府也提出了加强义务教育的议案，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赋予学生及家长更大的责任和权力，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学校外，特别强调鼓励他们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 与此同时，公立学校也出现了所谓的私有化或私营化的改革措施。这包括采用私立学校的管理手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与工商企业的合作，等等。 （四）推动私立学校的发展教育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也是一个热门话题。但私有化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将私有化的概念运用到教育时尤为如此。对教育领域的私有化有着深入研究的普宁（RichardPring）教授提出了私有化的两种典型形式。一种是由私人出钱购买私立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从实际情况看，这两种形式的私有化近年来已大量存在。 在教育领域私有化的影响下，西方许多国家私立中小学的比重均有所加大。80年代，美国私立中小学的数量增加了30%，达26800所，而同期公立学校数量却下降了3%，为83800所。1991年，美国出现了被媒体誉为历史上最为大胆的教育私有化计划，即以发明家爱迪生的名字命名的爱迪生计划（EdisonProject）。该计划原打算在1996年秋季前创办200所赢利性私立学校，到2010年招收200万名学生，但由于在经费的筹措等方面遇到困难而受挫。尽管这样，这反映出公立教育体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澳大利亚，1981年至1991年，私立中小学学生数由占全部学生数的04%增至9%，而公立学校的学生数却由96%下降1%。这同样反映出学生由公立学校向私立学校的流动。俄罗斯在私有化运动的带动下也打破了原苏联国有化的单一办学模式，出现了大量的由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兴办的中小学，正在形成公私立学校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机制。 （五）鼓励工商企业参与学校教育近年来，西方国家企业介入学校教育的程度和方式都有所变化，集中表现在企业开始广泛关注并直接介入学校教育的改革和运作。至1990年，美国企业界已发表了约300份关于美国教育的报告。美国政府同年发表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也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布什政府的最高教育助理不是教育专家，而是施乐公司前总裁大卫卡恩斯（DavidDearns）。一些地区也改变惯例，任命了企业经理担任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在英国，不仅规定新设立的城市技术学校的董事会必须要有工商企业界的代表，而且许多原有的公立中小学都在董事会中安排了企业界的成员。这种参与有利于学校改进管理，提高效率。 企业介入教育还表现在为学校教育提供各种资助。据统计，美国公立中小学从工商企业获得的资助每年多达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各种奖学金、辅导等其他形式的资助。而高校所接受的资助更是中小学的5倍之多。 三、简略的分析 由上可见，在西方国家近年来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倾向已变得越来越明显。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国外一些教育学者已就此展开讨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角度进行探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国家的教育职能问题从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承担起教育职能大致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这之前，国家的教育职能是极其有限的。从欧洲教育发展来看，教育由宗教化向世俗化过渡以及各国公共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国家教育职能的重大变化。在这之后，国民教育的义务性和中小学校教育的公立性便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国家承担教育的职能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国家教育职能的变化是与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改变相联系的。虽然教育不能与福利国家相提并论，但二者已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国家规定最低的住房、医疗、工资和教育等标准，通过高税收缩小贫富差别，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的社会服务职能。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寻求最大限度的社会福利。当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人收入的效用总和达到最大值时，社会的经济福利也就达到最大值。由于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国民收入的总量越多，分配越平均，则社会福利也就越大。因此，福利国家的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使每一个公民能保证一定水准的社会福利。自英国工党政府于1948年首次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70年代，所有西方发达国家被认为均已成为福利国家。 在西方福利国家的体制下，免费教育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其范围甚至从小学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学生不仅免交学杂费，甚至连午餐和服装等也由国家提供。这就导致如上所述的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现象。教育经费在绝大多数国家均成为严重困扰政府的一个问题。从现实来看，削减教育经费便成为一种必然。 随着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争论。争论的重点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国家是否继续要维持其教育职能，一是国家如何来维持其教育职能。 强调国家必需具备教育职能的观点目前仍占居主导地位。赞同者指出，早在200多年前，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为自由制度中的政府规定的三种职责中的第三种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对于这于职能，他特意做出解释："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若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可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维持。"亚当斯密的国家职能观在西方国家曾获得普遍的接受，将教育纳入了国家的第三种职能。贝特兰罗素把政府的职能划分为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前者包括防止个人的暴力行为，保护生命和财产，制定并实施刑法；后者主要指教育和经济两个方面。英国学者约翰斯顿（RJJohnston）总结了当代对国家职能的各种讨论，在他所列的六种国家职能中，就包括了"国家是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投资"这一项。其实，在教育的作用不断被人们所认识的今天，要求一个国家的政府放弃其教育职能是不可思议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国家应如何来行使其教育职能。与过去强调不断扩大教育职能不同的是，目前西方国家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应对国家的教育职能加以限制，不能无所不包，而应是最低限度的，属于非教育性的社会福利性补助应予以严格限制。 在如何维持教育职能的问题上，开始认识到国家的教育职能主要体现在要保证其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上，国家行使教育职能并不等于国家要介入学校的运作，这样才可避免由国家干预形成的各种福利性的教育措施所造成的巨大浪费。 如果说在普通教育阶段国家的教育职能还十分明确的话，在高等教育领域情况下则大不相同了，将高等教育看作完全是个人投资的观点已经十分流行，并开始反映在一些国家政府的教育政策中。根据英国著名教育学者斯科特（PeterScott）的分析，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国家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瑞典、荷兰和法国等国家已不再将高等教育看作是政府的完全职责，而是更多地看作是代表纳税人购买由高校所提供的教学、科研和咨询服务。而对于学生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在为自己的将来进行必要的投资。 （二）关于平等与效率问题回顾战后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平等与效率一直是贯穿于西方国家教育中的一对矛盾。这一矛盾时而潜伏，时而爆发，时而缓和，时而加剧。但总的来看，这一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与各国社会政治环境相联系的。战后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民主化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便是将教育机会均等看作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把教育看作是促进社会平等，弥合阶级鸿沟的工具，还是个人的消费手段问题上，明显倾向于前者，这就导致欧洲国家在6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大范围波及众多国家的中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浪潮。各国纷纷改革导致学生过早分流的中等教育体质，推行中等教育的综合化，使中等教育面向大众，而不是少数尖子生。私立学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被看作是保守的，阻碍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所以，私立学校政策一直是各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不断引发党派和社会公众的争论。
一、福利国家的概念及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福利国家论把国家看作是全社会增加福利的工具，要求国家通过立法和财政经济措施，积极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 形成和发展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JS密尔最早提出了福利国家思想。最初这种思想旨在解决工业革命和自由放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困和失业等问题。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1911年英国的国家保险法案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都是福利国家思想的早期实践。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W贝弗里奇向政府提出了《贝弗里奇报告》，首次明确地阐述了福利国家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西方各国的官方理论。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首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而后法国、联邦德国、荷兰、丹麦、卢森堡、比利时等国相继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美国现代自由主义者也把福利国家思想作为政治纲领。 基本内容福利国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贝弗里奇、社会主义思想家RH托尼，美国总统FD罗斯福，英国首相C艾德礼。他们倡导福利国家的动机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又出于对社会矛盾加深的恐惧。他们认为，贫困和失业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无能或懒惰，是由社会不合理结构造成的。穷人和失业者是社会的受害者，理应由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帮助。国家为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福利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和应尽的义务，不是任意的施舍和恩赐，享受这种福利是个人的权利。福利政策也是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安全的必要措施。他们不相信传统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实现正常的经济秩序的神话，反对把国家仅仅看作保护自由竞争的消极工具，主张国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实现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别，保障下层群众起码的生活条件，为全社会提供福利服务。 福利国家思想有两个流派：一是现代自由主义(见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承认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把福利国家看作消除资本主义弊病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基础的手段；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把福利国家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二、福利国家的现状： 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逐步扩大了社会公平，促进了整个西欧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1) 普遍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基本消除了贫困问题。劳恩屈50年代对约克郡进行了第三次贫困调查，他发现只有8%的工人(占居民总数的7%)仍生活在贫困中，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占第一位的是老年(1%),第二位是疾病(3%)，根据调查结果，劳恩屈宣布18,19世纪式的贫困问题（绝对贫困）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消失，但是劳恩屈并不认为可以因此一劳永逸，他发现如果以"国民救助法"所规定的领取救助线为标准进行调查，仍有8%的居民处于需要补助的状态，所以劳恩屈一直主张设立国民最低生活标准，使低收入家庭都能够从改善的经济条件中受益。[1]西欧福利国家不仅使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威胁，而且会根据物价和生活指数逐年调高贫困线标准，因此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 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1949年英国1%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占所有收入的2%，到1976年降为6%，1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比例也从2%降到8%[2]，一项根据国内税收数据所作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研究也表明，1949－1976年英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从35下降到了31。[3](3) 缓和社会矛盾，利于经济繁荣。西欧国家通过征收累进税和发放贫困津贴对社会各阶层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一方面可以缓和因收入悬殊引起的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可以拉动居民消费，以需求拉动生产从而促进经济繁荣。福利国家给维持了西欧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生活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但是西欧福利国家隐藏着一些问题，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的表面化和严重化直接使西欧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受到巨大挑战。(1) 老龄化与失业问题。 人口问题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会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目前养老金在西欧福利国家的各项福利开支中居于首位，根据西欧各国的共同经验，养老金管理均实行现收现付制，即养老金主要来源于当时就业人员和雇主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变相当困难，而养老金支付标准降低亦非易事，所以社会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会加大国家养老金的支付额，另一方面则会导致老年抚养率的提高。如果西欧经济一直呈上升势头，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也许可以满足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但是一旦经济停滞、失业率攀升，人口老龄化势必给西欧福利国家造成巨大的养老金负担。战后西欧居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和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欧盟国家的人均寿命从二战结束的66岁上升到50年后的76岁，根据世界银行1990年的统计，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65岁以上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7%、4%、8%、3%、0%、2%、8％，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则分别为24%、4%、8%、7%、4%、1%、9%，[4]西欧社会早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个增长趋势还在继续。失业率的持续攀升也是西欧福利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西欧经济受到明显影响，经济发展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战后长期保持在2%左右的失业率则开始大幅度攀升，1973-1983年的十年间，西欧有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充分就业是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重要前提，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家只需对少量失业者进行必要的收入补助，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只要就业率恒定，失业津贴就完全可以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可是70年代以后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失业津贴很快便超出原有预算，同时就业人口的减少造成纳税者减少，国家福利基金严重吃紧，失业问题越来越成为西欧福利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表2：1973-1983年间西欧部分国家失业率[1](2) 财政问题。西欧福利国家的财政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福利的扩张快于经济增长，福利开支寅吃卯粮。1960-1975年英、徳、法三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6%、8%、0%，而同期的社会保障开支年均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6%、7%、和4%，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了一倍左右，这种扩张方式为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二是社会保障支出日趋庞大，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养老金、失业津贴以及医疗费用的扩大促使西欧国家的福利开支逐年递增，1965-1970年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6%，1970-1975年间增长了3%，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从60年代的20%上升到了70年代的30%。[1](3) 劳动道德问题。战后西欧福利国家追求社会公平，努力使福利项目覆盖全体国民，而且不断地根据物价水平提高福利标准，形成全民享受高福利的现实，这是20世纪公民权的一次重大进步。然而高福利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劳动道德问题，假如劳动者从事低收入劳动的所得与不劳动者所获得的国家福利相差无几，甚至低于后者，那么肯定就有人选择不劳动而坐享国家的恩赐，所以高福利政策可能造成一种宁可吃失业救济也不愿寻找工作的懒汉思想，即所谓的"失业陷阱"；还有一个就是"贫困陷阱"问题，由于高福利与高税收相联系，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了不仅需对增加的收入纳税，而且原先所享受的津贴额也可能因收入增加而下降，以致造成名义收入虽然增加，而实际收入反倒下降，这样就会严重挫伤劳动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甚至会损害生产率，制约经济发展。 (4) 效率问题。公平与效率是福利国家中的核心矛盾，虽说两者不可偏废，但过分倾向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不平衡。战后西欧福利国家显然更多地倾向于公平，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社会再分配，让国民普遍地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而对于高福利可能造成的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则缺乏足够的关注，直到70年代后期对福利国家进行反思时，西欧社会才重新认识到公平对效率的侵蚀，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诠释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并在其中加入效率元素。战后西欧福利国家对效率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福利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且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支出的比重逐年加大，这意味着新创造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入国民个人的钱袋，而用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积累的规模则相对减小，这样就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速度；②西欧福利国家大多实行高额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营造社会公平，这种劫富济贫的税收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社会公平暂且不论，但是高额累进税制会严重挫伤企业主投资生产的积极性，最终也会影响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③西欧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多、标准高，社会的福利开支自然会算进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体现为产品的高价位，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西欧产品的竞争力会因此而削弱，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三、改革与出路：一是注重人力投资。主要是改变帮助人们的方式，着重于人力投资，而不再只是直接提供经济帮助。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国家不应操办一切，而应转变就业机制，降低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收入方面的刚性要求，促进妇女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强调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变生活福利为工作福利；强调福利国家不仅意味着“社会支出”，也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⑥具体来说，政府通过为公民个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来提高其素质，使个人具备适应新经济发展的知识技术能力。尤其是对于大批失业者，帮助的重点不再仅仅是通过发放救济金来提供保护，而是对其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帮助其掌握新技术，提高就业能力。这些做法改变了过去只是营造社会安全网的做法，将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方向稳步推进。在实践中，这些改革措施初见成效。 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第二个重点是着重解决风险管理危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结构性失业现象加剧，福利国家传统的保障方法遇到了有关“技术变迁、社会排斥、环境污染、单亲家庭”⑦等新型风险。为此，第三条道路依据“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靠积极福利措施来迎击风险管理的危机。吉登斯认为，应摆脱预后关怀的旧手段，而用直接的、参与的方式来解决风险，强调发展二次政治，福利政策在提供物资供应的同时还须关注个人体验和自我认同。⑧政府必须在保障公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关心其精神状态，如此才能在新的风险下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以“福利社会”逐步代替“福利国家”，是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第三个重点。主要内容就是实现两个“扩展”。一是扩展投资主体，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除了国家外，个人、企业以及整个社会都应积极参与到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建设中，共担社会风险。在这方面，英国工党政府就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大量引入私人资本并按市场机制运作，提高投资效益。芬兰在养老金制度上把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国家保障的最低基本收入和法定私人部门供给结合在一起。德国则以征收生态税来平衡养老金收支缺口，实现养老金负担向能源使用者和全体纳税人的转移。美国的雇员持股做法也体现了企业进行人力投资和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努力。另一“扩展”指的是社会关注对象的扩展。福利国家在保障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尤其是穷人）的基本生活之外，加强关注中上层阶级的福利。因为“福利若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那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积极福利也要给予中间阶层中的中下层以抗拒风险的信心和安全感，关心其中的上层对非物质方面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并引导他们给社会带去更多的关爱”。⑨ 除了主要遵循责任和权利平衡原则外，第三条道路在福利制度的改革方面还非常重视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效率与社会公正相统一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坚持了撒切尔的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时又把社会公正与个人平等发展以及社会团结紧密联系起来。此外还致力于创建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促进政企间、雇主与雇员间、公私间的相互对话，通过交流与沟通使不同的利益在市场中彼此协调与平衡。 二是市场作用与政府干预相统一原则。全球化使西方福利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被削弱，于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思考如何协调好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作用。第三条道路认为旧左派的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新右派的“绝对市场自由”都过于极端。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方向应是在“过度市场自由”和“过度市场干预”间求得平衡。⑩同时，要缩小政府规模，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总之就是要求政府更多的关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积极扮演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角色，少些直接干预。 三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统一原则。当作为民族国家的福利国家置身于全球化产生的新的跨国体制和力量之中时，就更需要彼此间在区域性的跨国组织与机构的框架内进行充分合作。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福利国家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盟其各成员国在社会政策上的指导始终都在进行着。在其指导下，一个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欧盟—成员国”双层结构模式逐步构建起来。这一模式既尊重人的价值又适应市场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既保留福利国家的边界和民族特色又在共同市场上寻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间的新平衡。
以反对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德国历史学派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萌芽，凯恩斯主义直接催生了福利国家理论体系的建立——张广利《社会保障理论教程》最近也在研究社会保障
瑞士是福利国家，美国和苏联是军事国家
福利国家的五大支柱，他们分别是产生于这些指数的一些产业。
福利国家是军事上以防御性资产阶级国防政策为核心的西方国家，例如，挪威，瑞典，军事国家通常是指军国主义味道较为浓厚，但又已经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策的西方国家，例如日本和乌克兰
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统治的一种方法。世界十大军事国家排行榜是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军控及裁军组织2008年度世界军事实力排名，排名依次是：美、俄、中、法、英、德、日、印度 、土耳其、以色列、韩国。
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福利是这种国家形态的特性，是用来界定国家的，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突出地强化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社会福利则是社会学概念。福利本身更是经济学的概念。经济环境是国家决策的条件和基础，而社会福利则是国家决策的结果。现代福利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贝弗里奇报告》对战后英国福利社会的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个报告主张的社会福利可以被概括为“3U”思想：普享性原则（Universality），即所有公民不论其职业为何，都应被覆盖以预防社会风险；统一性原则（Unity），即建立大一统的福利行政管理机构；均一性原则（Uniformity），即每一个受益人根据其需要，而不是收入状况，获得资助。福利国家不是社会保险，不是公费医疗，也不是家庭福利或社会救济计划。福利国家甚至不等同于社会保障或社会政策，而是它们的加总。社会保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出现了，但是却没有人会把最先推行了社会保险制度的“铁血首相”俾斯麦称为“福利首相”。希特勒曾经为了发动侵略战争而大搞民族社会主义，当然也不会有人认为，那种口称“人民国家”，实则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的“第三帝国”就是“福利帝国”。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实行社会政策，这些政策彼此之间相差万里，所以不能说实行某种社会政策的政府都是“福利政府”，它们所代表的国家都是“福利国家”。
福利国家是一种国家形态，福利是这种国家形态的特性，是用来界定国家的，福利国家这种国家形态突出地强化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所以它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而社会福利则是社会学概念。福利本身更是经济学的概念。经济环境是国家决策的条件和基础，而社会福利则是国家决策的结果。
不利国家，那我那次做什么不利国家都不难，始终是教育医疗。房地产就业。
福利国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贝弗里奇、社会主义思想家RH托尼，美国总统FD罗斯福，英国首相C艾德礼。他们倡导福利国家的动机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又出于对社会矛盾加深的恐惧。他们认为，贫困和失业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无能或懒惰，是由社会不合理结构造成的。穷人和失业者是社会的受害者，理应由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帮助。国家为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福利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和应尽的义务，不是任意的施舍和恩赐，享受这种福利是个人的权利。福利政策也是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安全的必要措施。他们不相信传统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实现正常的经济秩序的神话，反对把国家仅仅看作保护自由竞争的消极工具，主张国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实现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别，保障下层群众起码的生活条件，为全社会提供福利服务。福利国家思想有两个流派：一是现代自由主义（见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承认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把福利国家看作消除资本主义弊病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基础的手段；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把福利国家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
如果文化可以用一两句话讲透，那就不是文化
我觉得是礼
国学的核心思想价值，就是以“易、道、儒、法、易、兵”为价值核心的一切中华传统文化。
不知生 焉知死
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和统治的一种方法。世界十大军事国家排行榜是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军控及裁军组织2008年度世界军事实力排名，排名依次是：美、俄、中、法、英、德、日、印度 、土耳其、以色列、韩国。
一、福利国家的概念及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福利国家论把国家看作是全社会增加福利的工具，要求国家通过立法和财政经济措施，积极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 形成和发展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JS密尔最早提出了福利国家思想。最初这种思想旨在解决工业革命和自由放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困和失业等问题。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1911年英国的国家保险法案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都是福利国家思想的早期实践。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W贝弗里奇向政府提出了《贝弗里奇报告》，首次明确地阐述了福利国家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西方各国的官方理论。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首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而后法国、联邦德国、荷兰、丹麦、卢森堡、比利时等国相继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美国现代自由主义者也把福利国家思想作为政治纲领。 基本内容福利国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贝弗里奇、社会主义思想家RH托尼，美国总统FD罗斯福，英国首相C艾德礼。他们倡导福利国家的动机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又出于对社会矛盾加深的恐惧。他们认为，贫困和失业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无能或懒惰，是由社会不合理结构造成的。穷人和失业者是社会的受害者，理应由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帮助。国家为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福利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和应尽的义务，不是任意的施舍和恩赐，享受这种福利是个人的权利。福利政策也是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安全的必要措施。他们不相信传统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实现正常的经济秩序的神话，反对把国家仅仅看作保护自由竞争的消极工具，主张国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实现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别，保障下层群众起码的生活条件，为全社会提供福利服务。 福利国家思想有两个流派：一是现代自由主义(见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承认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把福利国家看作消除资本主义弊病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基础的手段；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把福利国家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二、福利国家的现状： 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逐步扩大了社会公平，促进了整个西欧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1) 普遍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基本消除了贫困问题。劳恩屈50年代对约克郡进行了第三次贫困调查，他发现只有8%的工人(占居民总数的7%)仍生活在贫困中，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占第一位的是老年(1%),第二位是疾病(3%)，根据调查结果，劳恩屈宣布18,19世纪式的贫困问题（绝对贫困）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消失，但是劳恩屈并不认为可以因此一劳永逸，他发现如果以"国民救助法"所规定的领取救助线为标准进行调查，仍有8%的居民处于需要补助的状态，所以劳恩屈一直主张设立国民最低生活标准，使低收入家庭都能够从改善的经济条件中受益。[1]西欧福利国家不仅使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威胁，而且会根据物价和生活指数逐年调高贫困线标准，因此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 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1949年英国1%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占所有收入的2%，到1976年降为6%，1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比例也从2%降到8%[2]，一项根据国内税收数据所作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研究也表明，1949－1976年英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从35下降到了31。[3](3) 缓和社会矛盾，利于经济繁荣。西欧国家通过征收累进税和发放贫困津贴对社会各阶层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一方面可以缓和因收入悬殊引起的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可以拉动居民消费，以需求拉动生产从而促进经济繁荣。福利国家给维持了西欧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生活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但是西欧福利国家隐藏着一些问题，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的表面化和严重化直接使西欧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受到巨大挑战。(1) 老龄化与失业问题。 人口问题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会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目前养老金在西欧福利国家的各项福利开支中居于首位，根据西欧各国的共同经验，养老金管理均实行现收现付制，即养老金主要来源于当时就业人员和雇主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变相当困难，而养老金支付标准降低亦非易事，所以社会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会加大国家养老金的支付额，另一方面则会导致老年抚养率的提高。如果西欧经济一直呈上升势头，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也许可以满足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但是一旦经济停滞、失业率攀升，人口老龄化势必给西欧福利国家造成巨大的养老金负担。战后西欧居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和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欧盟国家的人均寿命从二战结束的66岁上升到50年后的76岁，根据世界银行1990年的统计，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65岁以上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7%、4%、8%、3%、0%、2%、8％，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则分别为24%、4%、8%、7%、4%、1%、9%，[4]西欧社会早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个增长趋势还在继续。失业率的持续攀升也是西欧福利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西欧经济受到明显影响，经济发展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战后长期保持在2%左右的失业率则开始大幅度攀升，1973-1983年的十年间，西欧有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充分就业是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重要前提，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家只需对少量失业者进行必要的收入补助，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只要就业率恒定，失业津贴就完全可以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可是70年代以后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失业津贴很快便超出原有预算，同时就业人口的减少造成纳税者减少，国家福利基金严重吃紧，失业问题越来越成为西欧福利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表2：1973-1983年间西欧部分国家失业率[1](2) 财政问题。西欧福利国家的财政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福利的扩张快于经济增长，福利开支寅吃卯粮。1960-1975年英、徳、法三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6%、8%、0%，而同期的社会保障开支年均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6%、7%、和4%，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了一倍左右，这种扩张方式为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二是社会保障支出日趋庞大，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养老金、失业津贴以及医疗费用的扩大促使西欧国家的福利开支逐年递增，1965-1970年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6%，1970-1975年间增长了3%，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从60年代的20%上升到了70年代的30%。[1](3) 劳动道德问题。战后西欧福利国家追求社会公平，努力使福利项目覆盖全体国民，而且不断地根据物价水平提高福利标准，形成全民享受高福利的现实，这是20世纪公民权的一次重大进步。然而高福利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劳动道德问题，假如劳动者从事低收入劳动的所得与不劳动者所获得的国家福利相差无几，甚至低于后者，那么肯定就有人选择不劳动而坐享国家的恩赐，所以高福利政策可能造成一种宁可吃失业救济也不愿寻找工作的懒汉思想，即所谓的"失业陷阱"；还有一个就是"贫困陷阱"问题，由于高福利与高税收相联系，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了不仅需对增加的收入纳税，而且原先所享受的津贴额也可能因收入增加而下降，以致造成名义收入虽然增加，而实际收入反倒下降，这样就会严重挫伤劳动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甚至会损害生产率，制约经济发展。 (4) 效率问题。公平与效率是福利国家中的核心矛盾，虽说两者不可偏废，但过分倾向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不平衡。战后西欧福利国家显然更多地倾向于公平，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社会再分配，让国民普遍地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而对于高福利可能造成的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则缺乏足够的关注，直到70年代后期对福利国家进行反思时，西欧社会才重新认识到公平对效率的侵蚀，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诠释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并在其中加入效率元素。战后西欧福利国家对效率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福利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且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支出的比重逐年加大，这意味着新创造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入国民个人的钱袋，而用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积累的规模则相对减小，这样就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速度；②西欧福利国家大多实行高额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营造社会公平，这种劫富济贫的税收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社会公平暂且不论，但是高额累进税制会严重挫伤企业主投资生产的积极性，最终也会影响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③西欧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多、标准高，社会的福利开支自然会算进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体现为产品的高价位，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西欧产品的竞争力会因此而削弱，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三、改革与出路：一是注重人力投资。主要是改变帮助人们的方式，着重于人力投资，而不再只是直接提供经济帮助。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国家不应操办一切，而应转变就业机制，降低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收入方面的刚性要求，促进妇女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强调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变生活福利为工作福利；强调福利国家不仅意味着“社会支出”，也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⑥具体来说，政府通过为公民个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来提高其素质，使个人具备适应新经济发展的知识技术能力。尤其是对于大批失业者，帮助的重点不再仅仅是通过发放救济金来提供保护，而是对其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帮助其掌握新技术，提高就业能力。这些做法改变了过去只是营造社会安全网的做法，将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方向稳步推进。在实践中，这些改革措施初见成效。 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第二个重点是着重解决风险管理危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结构性失业现象加剧，福利国家传统的保障方法遇到了有关“技术变迁、社会排斥、环境污染、单亲家庭”⑦等新型风险。为此，第三条道路依据“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靠积极福利措施来迎击风险管理的危机。吉登斯认为，应摆脱预后关怀的旧手段，而用直接的、参与的方式来解决风险，强调发展二次政治，福利政策在提供物资供应的同时还须关注个人体验和自我认同。⑧政府必须在保障公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关心其精神状态，如此才能在新的风险下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以“福利社会”逐步代替“福利国家”，是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第三个重点。主要内容就是实现两个“扩展”。一是扩展投资主体，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除了国家外，个人、企业以及整个社会都应积极参与到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建设中，共担社会风险。在这方面，英国工党政府就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大量引入私人资本并按市场机制运作，提高投资效益。芬兰在养老金制度上把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国家保障的最低基本收入和法定私人部门供给结合在一起。德国则以征收生态税来平衡养老金收支缺口，实现养老金负担向能源使用者和全体纳税人的转移。美国的雇员持股做法也体现了企业进行人力投资和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努力。另一“扩展”指的是社会关注对象的扩展。福利国家在保障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尤其是穷人）的基本生活之外，加强关注中上层阶级的福利。因为“福利若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那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积极福利也要给予中间阶层中的中下层以抗拒风险的信心和安全感，关心其中的上层对非物质方面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并引导他们给社会带去更多的关爱”。⑨ 除了主要遵循责任和权利平衡原则外，第三条道路在福利制度的改革方面还非常重视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效率与社会公正相统一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坚持了撒切尔的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时又把社会公正与个人平等发展以及社会团结紧密联系起来。此外还致力于创建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促进政企间、雇主与雇员间、公私间的相互对话，通过交流与沟通使不同的利益在市场中彼此协调与平衡。 二是市场作用与政府干预相统一原则。全球化使西方福利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被削弱，于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思考如何协调好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作用。第三条道路认为旧左派的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新右派的“绝对市场自由”都过于极端。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方向应是在“过度市场自由”和“过度市场干预”间求得平衡。⑩同时，要缩小政府规模，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总之就是要求政府更多的关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积极扮演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角色，少些直接干预。 三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统一原则。当作为民族国家的福利国家置身于全球化产生的新的跨国体制和力量之中时，就更需要彼此间在区域性的跨国组织与机构的框架内进行充分合作。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福利国家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盟其各成员国在社会政策上的指导始终都在进行着。在其指导下，一个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欧盟—成员国”双层结构模式逐步构建起来。这一模式既尊重人的价值又适应市场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既保留福利国家的边界和民族特色又在共同市场上寻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间的新平衡。
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积极作用 福利制度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税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国民收入集中起来，而后用于社会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们在初次分配中收入过低状况的一种制度。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主要的分配方式。福利制度从创设至今，大体经历了萌芽、形成、发展、危机、调整五个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福利制度发展为由一系列社会福利措施和项目组成，并且各有一整套具体内容和详细规定的制度，虽说其最初目的之一是为了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但它对于战后缓和经济危机，缓解劳资矛盾，保证社会稳定，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分配制度，它是资产阶级政府采取的重要改良主义措施，是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生产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稳定、阶级矛盾趋于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稳定。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福利是通过高税收来实现的。各国政府通过对不同收入的阶层实行有差别的税收政策，特别是累进税减少了由所有权产生的分配不合理，缩小了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增强了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凝聚力，这一税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得以稳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器”、“减震器”。广泛的社会福利措施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保障了大多数人的最低经济要求和社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社会动荡，平息社会不满，起到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网”作用，同时向社会成员灌输现存体制和价值观的合理性，减轻对现有制度的离心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和保证。 第二，调节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发展。根据一般规律，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潜力较大，其新增收入绝大部分能够转化为现实消费；而高收入阶层由于其阶段性消费已基本饱和，在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其新增收入则会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储蓄或其它金融资产。“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覆盖全社会公民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网络，居民家庭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福利，使居民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当期消费甚至适度超前消费。例如，美国大部分社会福利开支是以政府转移支付形式进入低收入家庭，在贫困家庭或个人较高边际消费作用下，这些支付的90%以上形成了社会购买力，使美国经济不断维持了一种较高的有效需求状态。[2]因此，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国家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它对经济的发展能起到“稳定器”和“调节器”的作用，政府通过福利支出可以适当调节社会需求，刺激或抑制消费，适度的福利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 第三，促进社会服务，缓解就业压力。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等社会服务部门，这些部门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失业对社会的压力。社会服务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消费主体，能为大量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在工业劳动力的需求增长缓慢的情况下，社会服务这样的公共部门对增加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的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另外，福利制度不仅在生理方面保证了劳动力的基本生活水平，提高了劳动力的身体素质，而且通过教育等手段提高了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这样，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增强，使劳动的效率提高了，劳动者寿命的延长，使他们能够从事劳动的期限延长了，从而保证了经济扩张时对劳动力的需求。 第四，扩大公民自由，体现团结互助。社会福利制度具有普遍性，几乎惠及所有的公民。从生到死的保障增加了社会中下层阶层对失业、疾病等风险的抵御能力，有助于将个人从僵化的制度中解放出来，从而扩大了公民个人自我设计、自我选择的自由。可以说，“福利国家是一个长期的公民权演进过程所达到的最高峰”。[3]另外，福利国家的特点就是把大量的财富从就业者方面向正在成长的一代和老一代进行再分配。尽管这种帮助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的，但它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强制的”团结互助。 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弊端危机 福利制度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产物，最初创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在不断发展完备的同时，却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其弊端日益显示出来。传统的福利制度——消极福利制度似乎走到了尽头。 第一，失业危机。 实现充分就业是福利国家的一项核心政策，是国家能够提供福利服务和收入转付的先决条件，是福利国家得以维持的前提与基础。只有就业才能创造福利，福利就是对就业者收入的一种扣除。失业大军的存在使失业福利支出居高不下，失业人群信心大减，造成福利国家的失业危机。 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最终将通过各种税收转为生产成本，而生产成本的提高，必然影响产品的竞争力，这就使得原本热情锐减的雇主尽量减少雇佣人数，致使社会中就业机会减少，随之而来的是失业保障费用的增加，并形成失业保障和就业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失业率常年居高不下。所以，福利不但没有成为消除失业的手段，反而成了增加失业的导因。1973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失业人数月平均823万人，到1975年达1448万人，增长76%。1975年，欧共体的平均失业率是3%，约600万人；到1982年，增长到10%，达3050万人。1980年美国失业率为4%，1982年则上升到8%，达1220万人。[4] 1993年美国仍有8%的工人失业，即至少有3万名美国工人找不到工作。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洲15国的失业率始终在10%左右摆动，失业者总数达2000万人左右。曾被誉为“就业者天堂”的英国，也仅有1/3具有就业能力的居民处于传统意义上的就业状态。在法国，年轻人失业率已接近20%，数百万年轻人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窘境；在一些糟糕的夕阳产业，失业率高达80%。[5]大规模的失业必然减少福利收入，扩大福利支出，打破福利国家的平衡预算，使福利国家陷入濒于瘫痪的境地。 第二，财政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危机最集中地体现为国家财政的危机。国家财政具有刚性，其规模可以不断扩大，但要缩小已达规模，理论上可行，实行上极难，因为社会福利从一开始就是社会中各个利益集团政治交易的对象。当经济高涨时，各利益集团致力于瓜分财政剩余，而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又必须扩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利益集团争夺既得权益的行为，使政府的财政僵化。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又不得不增发货币或发行赤字公债。前者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后者将现在的负担转嫁给下一届政府，使政府财政陷入两难境地。随着西方社会福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享受人数越来越多，费用也越来越大，其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使得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数额巨大，一般占到政府总支出的1/2至2/3，引起财政状况恶化。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福利制度的财政危机就是这样造成的。 典型的“福利国家”英国，从20世纪50年代到福利制度黄金期的70年代，其社会福利开支增长了7倍，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上升到4%。80年代，这一比重继续升高，1983年，已增至527亿英镑，占政府财政总支出的2%。1951年至1986年，英国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有32年，累计赤字达1209亿英镑。[6] 德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德国每年的社会福利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3%。1991年以后的11年间，德国政府债务整整翻了一番。2002年，德国政府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75%，远远高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 瑞典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前期，公共支出都呈直线上升趋势，增长率远远高过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60年代公共支出占GDP的60%强，而同期的欧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在45%，直到80年代势头才有所控制，稳定在60%。这样的结果直接导致国家财政不堪重负，在1950～1960年，瑞典中央财政赤字增长了1倍，1960～197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4倍，1970～1980年财政赤字增加了12倍。70年代以前赤字在GDP中的比重一般不超过5%，而到了1986年竟达到13%，可见瑞典的财政收支极不平衡。为维持庞大的福利支出，瑞典政府被迫借债，1985年瑞典的国债达到3亿克郎，[7]被人们讽刺为是靠借债度日的安乐园。 第三，老龄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生率低，平均寿命延长，导致人口老龄化。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福利国家在养老金支付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负担。随着二战后生育高峰期降生的婴儿正纷纷进入退休期，老龄化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共性。退休者的增加以及生产者的减少，使社会保险费率逐年上升，职工收入相对减少，对劳动者的热情和消费起到抑制作用。以前是4个就业者负担1个退休者，到2030年，欧洲大多数国家是每3个就业者将负担1个65岁以上的老人，在德国和意大利，这个比例将是2:1。[8] 目前，日本加入养老保险的人数为7000万，而领取养老金的有1800万，也就是说4人养活1个老人。日本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2000年，日本总人口是26亿，其中65岁以上老年人多达2200万。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率，从1970年的7%上升到2000年的3%，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3%。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老年人年龄构成的变化，在65岁以上的人口中，75岁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41%上升到2050年的58%。7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由于在养老金和医疗以外还需要照护的保障，对社会保障的依赖有了飞跃性的发展。[9] 目前，美国65岁以上者占人口的13%。至2030年将达到或超过20%。人越老，医疗开支就越大。目前美国占人口比例12%的老人，却花费了医疗费用总数的1/3。30年后，老人的比例约20%，医疗费用会占2/3。[10] 那时，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的比例将明显缩小，平均1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目前是平均4名在职人员养活1名退休人员。专家估计，如果不进行改革，社会保障制度15年后将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到2037年，政府将无力支付养老金。[11] 据统计，英国80岁以上的老人在20世纪40年代仅为75万，90年代为200万，2020年将为300万；工作人员与领取养老金人数的比例随之变化，40年代为5?1，90年代为3?1，2020年将为2?1。社会保障费用的一半需支付养老金。 瑞典是长寿国家，社会老龄化问题更为严重。在瑞典，子女没有赡养老人的义务，老人的一切由社会负责。 第四，社会危机。 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造成失业现象严重、财富分配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突出表现为公平与效益的双重失衡：在公平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实行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经济政策，减少公共开支，削减社会福利，降低所得税率，社会保障体系遭到破坏，贫困现象加剧，两极分化严重，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在效益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国家遭到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除美国能一枝独秀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例如，1991～1994年间，芬兰的GDP下降了12%，失业率则从1990年的5%猛增到16%以上。政府财政收支平衡从略有盈余变为亏空，赤字超过GDP的10%。瑞典在此间受到的冲击更大，GDP连续三年负增长，失业率大幅攀升，仅1991年失业率就从1%升至8%。[12] 另外，高工资的福利国家已经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中付出了高昂的社会代价。首先商业化的趋势使许多公共部门的工作转移到私营部门，如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力推行私有化，包括电信公司、煤气公司、航空公司等16个国营企业都被卖掉了。私营部门可以降低体力劳动者的工资，使妇女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其次，在福利国家的社会内部开始滋长贸易保护主义，种族主义、右翼极端主义开始抬头，有些人反对移民和外来的劳工，害怕他们争夺有限的工作机会，甚至认为外来者分享了福利国家的各种待遇而使福利国家的负担加重，还有些人开始反对同第三世界进行自由贸易，认为只有在发展水平相似、劳工标准趋同的国家之间才可能进行公正的贸易。可见，这些西方福利国家由于自身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安全感，但很容易将人口变化、工业变化和社会变化所造成的财政危机转嫁于外籍劳工和同第三世界国家的贸易，制造紧张的社会气氛，给福利国家的政治造成无形和有形的社会压力。[13] 第五、观念危机 由于福利制度给人们提供了比较全面的服务，一些人宁肯靠国家补助过日子也不愿努力寻找工作，滋长了懒惰和不思进取的思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不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出于生存的需要，他们为较多的个人收入而努力工作，并注意改进工作，一旦最低收入有了保障，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供给，而激励工人发奋工作的新的动机——政治思想因素的作用又不可能产生，于是形成了“动力的真空”，大家“多干”、“少干”差距不大，“少干”、“不干”无多大区别，失业者的收入有时不低于在业工人的收入，使许多失业者并不急于找工作。这种情况的存在和继续，必然会使部分人产生过分依赖社会和国家的思想，造成一种不干或少干工作都照样可以生活的社会观念。从某种意义上，优厚的社会福利是一种“大锅饭”，使许多人上进心理减退，不劳而获思想增强，高福利制度造就了不少“高级乞丐”。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恰如新自由主义所说的那样：福利国家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某种一触即发的怨恨。 如德国，失业工人可以得到原工资67%至53%不等的失业救济，加上住房、小孩抚养等补助以及免交税款，一些失业工人的社会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低收入者的收入。如果夫妻二人都失业，他们拿到的失业救济金竟比仅一人失业的夫妻的收入还多。这种不合理的劳动制度阻碍了人们就业的积极性，使社会福利负担不断加重。 加拿大有10%的国民依赖福利金过活。由于免费医疗，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把看病当成一种社区交往生活，政府在医疗上的开支失控。失业率的高涨与太过容易领取失业保险金有着必然的关系。有这样一件事，在非洲索马里一大军阀的太太，带着4个孩子来加拿大充当难民，政府每月给她1500加元的福利金；一群索马里难民看到加拿大的福利金这么容易拿到，便一个人化六、七个名字来多伦多市社区申请，居然也一一得手。如此一来，这种靠伸手维生的人呈上升趋势，国民的谋生斗志日薄西山，国家的经济自然一蹶不振。[14] 再看瑞典。在高福利制度下，人们工作和不工作的收入相差不到20%，所以躺在高福利“摇篮”中的瑞典人，工作积极性较低，对请假和缺勤抱轻率态度，正如瑞典人自己所言，他们创造了“两个新高”，即人的寿命最高，旷工、病假率最高。如今，不愿就业、厌恶工作在瑞典已成为普遍关注的现象。 如此一来，就陷入一个矛盾的怪圈：与失业率居高不下相伴而生的，是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供给不足，除了出生率不高和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之外，过于优厚的福利保障缺乏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第六，制度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制度”的全面推行，还导致制度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行政的低效率和结构的不合理。行政的低效率是人类组织结构的一个常见问题，而结构的不合理是由于社会的保障制度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因而忽视了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基本原理，即目标和标准的一致性。 作为实行“全面保障、全民保障”的福利国家，要把名目繁多的社会保障设施管理好，要把人数众多的福利待遇享受者的福利事业安排好，政府就要组织包括各种等级和种类的庞大专家队伍，这样，政府的官僚体制就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庞大机构的开支有时甚至超过向居民提供的福利津贴的费用，而且庞大臃肿的机构办事拖沓，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习气向社会蔓延。1960～1975年，瑞典各类工作人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变化是：政府从28%提高到41%；农林渔业从5%下降到7%；工矿业由1%下降到1%。英国同期政府人员由9%上升到2%。[15] 英国的公费医疗事业更是以低效率著称。 另外，福利制度管理不严，导致福利行为严重，资金大量流失。据调查，在英国有四分之一的人存在着取救济金的行为，有三分之二领取残疾救济金的人无充分残疾证明，政府为此每年损失达40亿英镑，这笔资金足够修建100个医院。[16] 第七，政治危机。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制度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影响到政治的稳定。各个政党为了竞选获胜，纷纷向选民承诺扩大社会福利，社会福利实现与否成为一大政治筹码。社会福利款项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否则便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一旦试图削减补贴，就会遭到强烈反对并以失败告终。 如英国的福利问题就成为党派斗争的焦点之一。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为了在竞选中取得选民支持，两党都以“福利国家”倡导者自居，纷纷向选民许诺各种社会福利。工党主张社会福利“普遍化”。1945年，工党在竞选中许下诺言：使公民普遍地享受到福利，使国家担负起保障公民的福利职责。保守党则主张实施“有选择的”社会福利。为了解决福利开支过大的问题，保守党1979年上台后，强调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将部分福利机构私有化，降低所得税率，削减和取消部分保险补助金，保守党政府的福利改革使社会的贫富差距明显增大，引起人民强烈不满。1997年5月，布莱尔领导的工党上台后，强调政府调控和市场机制的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在传统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和保守党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走一条中间道路，即“第三条道路”。随着经济的严重滞胀，两党在社会福利问题上的争吵还会日益激烈，但两党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易取消福利措施和削减社会保障支出。瑞典的情况与英国非常类似。 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福利包袱沉重，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经济不景气又使庞大的福利开支难以为继。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对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试图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社会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变“救火”为“防火”。但真要把改革进行到底，其难度是相当大的。
不回答你了。各国有各国的国情，都是按各国的国情制定社会福利制度，你是中国公民其它国家的制度对你没有任何用，因此也不去全面了解再回答你了。所以不回答你了。如果想满足好奇心你可以去各国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