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对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德国历史学派和英国费边社会主义思想奠定了萌芽,凯恩斯主义直接催生了福利国家理论体系的建立——张广利《社会保障理论教程》最近也在研究社会保障
国际关系理论统称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有以下六个学派:1、古典现实主义核心观点:宇宙间没有客观存在的真理、无政府之国际社会:弱肉强食、国家中心、追求利益、权力之极大、权力平衡。2、古典现实主义核心观点:新现实主义认为古典现实主义为一化约论,是以个体层次试图对整体做出解释,不适合解释国际政治现象。3、结构现实主义核心观点:结构现实主义假定,国家都是一样的,只有能力上的差异(权力大小的差异),无论其政体民主与否、民族性、文化,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因素并非国家内部之歧异,国家在国际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才是造成各国对外政策不同的主要因素。4、守势现实主义核心观点:借由权力均衡的方式来维持安全和平,类似中国古代墨家的“非攻”思想,让战争代价极大化,胜利也变成无利可图,从而维持和平。5、攻势现实主义核心观点: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一支,以结构解释国家行为,主张国家追求霸权是理性行为、体系中发动战争的诱因比华尔兹等人说得更强,因此被称为攻势现实主义。6、新古典现实主义核心观点:在维持现实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研究典范的前提下,尝试接合新现实主义之结构体系观点以及古典现实主义宗师汉斯·摩根索注重之领导人认知与国内政治观点。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强调权力关系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关注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以及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总之,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是权力或实力。这一理论主张:国家在决策时权力与利益的考量高于理想或道德。与之相对的是理想主义。扩展资料: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观点有:1、人的私欲和生存意志在政治上表现为权力的意志,国家的权力便是这种人的权力意志的扩大。2、权力不仅是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的核心因素,而且也是国家在对外目标上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一国在国际上享有的权力越大,其所获取的利益亦越大。3、国际关系学应该着重研究和反映社会和世界的现状,而不能像理想主义那样强调应该如何的理性原则。 4、由于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组成国际社会的主权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在追求权力,因此国际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权力关系,斗争和冲突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特征,由于各国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国际关系只能以权力和利益为轴心,理想主义的民主与道义原则在现实世界是行不通的。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一、福利国家的概念及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流行的一种政治思想。福利国家论把国家看作是全社会增加福利的工具,要求国家通过立法和财政经济措施,积极增进社会全体成员的福利。 形成和发展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JS密尔最早提出了福利国家思想。最初这种思想旨在解决工业革命和自由放任给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困和失业等问题。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1911年英国的国家保险法案和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新政,都是福利国家思想的早期实践。1942年,英国经济学家W贝弗里奇向政府提出了《贝弗里奇报告》,首次明确地阐述了福利国家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福利国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成为西方各国的官方理论。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首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而后法国、联邦德国、荷兰、丹麦、卢森堡、比利时等国相继宣布建成福利国家。美国现代自由主义者也把福利国家思想作为政治纲领。 基本内容福利国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贝弗里奇、社会主义思想家RH托尼,美国总统FD罗斯福,英国首相C艾德礼。他们倡导福利国家的动机既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又出于对社会矛盾加深的恐惧。他们认为,贫困和失业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的无能或懒惰,是由社会不合理结构造成的。穷人和失业者是社会的受害者,理应由国家采取积极措施予以帮助。国家为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福利是社会正义的要求和应尽的义务,不是任意的施舍和恩赐,享受这种福利是个人的权利。福利政策也是促进国家的繁荣和发展,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安全的必要措施。他们不相信传统自由主义关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会自发地实现正常的经济秩序的神话,反对把国家仅仅看作保护自由竞争的消极工具,主张国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实现公平的财富分配和充分就业,缩小贫富差别,保障下层群众起码的生活条件,为全社会提供福利服务。 福利国家思想有两个流派:一是现代自由主义(见新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承认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把福利国家看作消除资本主义弊病从而维护资本主义基础的手段;二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论,它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社会,把福利国家看作通向社会主义的途径。二、福利国家的现状: 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逐步扩大了社会公平,促进了整个西欧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1) 普遍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基本消除了贫困问题。劳恩屈50年代对约克郡进行了第三次贫困调查,他发现只有8%的工人(占居民总数的7%)仍生活在贫困中,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占第一位的是老年(1%),第二位是疾病(3%),根据调查结果,劳恩屈宣布18,19世纪式的贫困问题(绝对贫困)在20世纪下半叶已经消失,但是劳恩屈并不认为可以因此一劳永逸,他发现如果以"国民救助法"所规定的领取救助线为标准进行调查,仍有8%的居民处于需要补助的状态,所以劳恩屈一直主张设立国民最低生活标准,使低收入家庭都能够从改善的经济条件中受益。[1]西欧福利国家不仅使居民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威胁,而且会根据物价和生活指数逐年调高贫困线标准,因此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2) 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1949年英国1%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占所有收入的2%,到1976年降为6%,1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比例也从2%降到8%[2],一项根据国内税收数据所作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研究也表明,1949-1976年英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从35下降到了31。[3](3) 缓和社会矛盾,利于经济繁荣。西欧国家通过征收累进税和发放贫困津贴对社会各阶层的收入进行再分配,一方面可以缓和因收入悬殊引起的社会不满,另一方面可以拉动居民消费,以需求拉动生产从而促进经济繁荣。福利国家给维持了西欧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了经济的繁荣、生活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和国民素质的提高,但是西欧福利国家隐藏着一些问题,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问题的表面化和严重化直接使西欧福利国家的合法性受到巨大挑战。(1) 老龄化与失业问题。 人口问题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会直接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正常运行。目前养老金在西欧福利国家的各项福利开支中居于首位,根据西欧各国的共同经验,养老金管理均实行现收现付制,即养老金主要来源于当时就业人员和雇主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现收现付制向基金积累制转变相当困难,而养老金支付标准降低亦非易事,所以社会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的增加,一方面会加大国家养老金的支付额,另一方面则会导致老年抚养率的提高。如果西欧经济一直呈上升势头,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也许可以满足社会对养老金的需求,但是一旦经济停滞、失业率攀升,人口老龄化势必给西欧福利国家造成巨大的养老金负担。战后西欧居民生活质量的普遍提高和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人均寿命大大延长,欧盟国家的人均寿命从二战结束的66岁上升到50年后的76岁,根据世界银行1990年的统计,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等国65岁以上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分别达到7%、4%、8%、3%、0%、2%、8%,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之比则分别为24%、4%、8%、7%、4%、1%、9%,[4]西欧社会早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这个增长趋势还在继续。失业率的持续攀升也是西欧福利国家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使西欧经济受到明显影响,经济发展进入"滞胀"阶段,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战后长期保持在2%左右的失业率则开始大幅度攀升,1973-1983年的十年间,西欧有些国家的失业率甚至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充分就业是战后西欧福利国家的重要前提,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国家只需对少量失业者进行必要的收入补助,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只要就业率恒定,失业津贴就完全可以控制在预算范围之内。可是70年代以后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失业津贴很快便超出原有预算,同时就业人口的减少造成纳税者减少,国家福利基金严重吃紧,失业问题越来越成为西欧福利国家普遍面临的难题。表2:1973-1983年间西欧部分国家失业率[1](2) 财政问题。西欧福利国家的财政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福利的扩张快于经济增长,福利开支寅吃卯粮。1960-1975年英、徳、法三国的GDP年增长率分别为6%、8%、0%,而同期的社会保障开支年均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6%、7%、和4%,社会福利的增长速度比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了一倍左右,这种扩张方式为福利国家的财政危机埋下了祸根;二是社会保障支出日趋庞大,给政府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养老金、失业津贴以及医疗费用的扩大促使西欧国家的福利开支逐年递增,1965-1970年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增长了6%,1970-1975年间增长了3%,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也从60年代的20%上升到了70年代的30%。[1](3) 劳动道德问题。战后西欧福利国家追求社会公平,努力使福利项目覆盖全体国民,而且不断地根据物价水平提高福利标准,形成全民享受高福利的现实,这是20世纪公民权的一次重大进步。然而高福利也会造成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劳动道德问题,假如劳动者从事低收入劳动的所得与不劳动者所获得的国家福利相差无几,甚至低于后者,那么肯定就有人选择不劳动而坐享国家的恩赐,所以高福利政策可能造成一种宁可吃失业救济也不愿寻找工作的懒汉思想,即所谓的"失业陷阱";还有一个就是"贫困陷阱"问题,由于高福利与高税收相联系,劳动者工资收入提高了不仅需对增加的收入纳税,而且原先所享受的津贴额也可能因收入增加而下降,以致造成名义收入虽然增加,而实际收入反倒下降,这样就会严重挫伤劳动者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甚至会损害生产率,制约经济发展。 (4) 效率问题。公平与效率是福利国家中的核心矛盾,虽说两者不可偏废,但过分倾向于任何一方都会造成不平衡。战后西欧福利国家显然更多地倾向于公平,关注的是如何通过社会再分配,让国民普遍地享受社会进步的成果;而对于高福利可能造成的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则缺乏足够的关注,直到70年代后期对福利国家进行反思时,西欧社会才重新认识到公平对效率的侵蚀,不少学者开始重新诠释社会正义或社会公平,并在其中加入效率元素。战后西欧福利国家对效率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几点:①福利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增长速度,且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支出的比重逐年加大,这意味着新创造的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流入国民个人的钱袋,而用于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积累的规模则相对减小,这样就有可能影响经济发展速度;②西欧福利国家大多实行高额累进税制,缩小贫富差距,营造社会公平,这种劫富济贫的税收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社会公平暂且不论,但是高额累进税制会严重挫伤企业主投资生产的积极性,最终也会影响社会财富的生产效率。③西欧福利国家的福利项目多、标准高,社会的福利开支自然会算进劳动力成本,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体现为产品的高价位,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西欧产品的竞争力会因此而削弱,从而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三、改革与出路:一是注重人力投资。主要是改变帮助人们的方式,着重于人力投资,而不再只是直接提供经济帮助。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同时存在;强调国家不应操办一切,而应转变就业机制,降低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收入方面的刚性要求,促进妇女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强调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的统一;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变生活福利为工作福利;强调福利国家不仅意味着“社会支出”,也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⑥具体来说,政府通过为公民个人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来提高其素质,使个人具备适应新经济发展的知识技术能力。尤其是对于大批失业者,帮助的重点不再仅仅是通过发放救济金来提供保护,而是对其进行职业技术培训,帮助其掌握新技术,提高就业能力。这些做法改变了过去只是营造社会安全网的做法,将消极福利向积极福利的方向稳步推进。在实践中,这些改革措施初见成效。 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第二个重点是着重解决风险管理危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结构性失业现象加剧,福利国家传统的保障方法遇到了有关“技术变迁、社会排斥、环境污染、单亲家庭”⑦等新型风险。为此,第三条道路依据“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靠积极福利措施来迎击风险管理的危机。吉登斯认为,应摆脱预后关怀的旧手段,而用直接的、参与的方式来解决风险,强调发展二次政治,福利政策在提供物资供应的同时还须关注个人体验和自我认同。⑧政府必须在保障公民物质生活的同时,关心其精神状态,如此才能在新的风险下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以“福利社会”逐步代替“福利国家”,是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的第三个重点。主要内容就是实现两个“扩展”。一是扩展投资主体,推动投资主体多元化。除了国家外,个人、企业以及整个社会都应积极参与到社会投资型国家的建设中,共担社会风险。在这方面,英国工党政府就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大量引入私人资本并按市场机制运作,提高投资效益。芬兰在养老金制度上把与收入挂钩的养老金、国家保障的最低基本收入和法定私人部门供给结合在一起。德国则以征收生态税来平衡养老金收支缺口,实现养老金负担向能源使用者和全体纳税人的转移。美国的雇员持股做法也体现了企业进行人力投资和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努力。另一“扩展”指的是社会关注对象的扩展。福利国家在保障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尤其是穷人)的基本生活之外,加强关注中上层阶级的福利。因为“福利若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那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积极福利也要给予中间阶层中的中下层以抗拒风险的信心和安全感,关心其中的上层对非物质方面生活质量提高的要求并引导他们给社会带去更多的关爱”。⑨ 除了主要遵循责任和权利平衡原则外,第三条道路在福利制度的改革方面还非常重视以下三个原则: 一是效率与社会公正相统一原则。根据这一原则,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坚持了撒切尔的以私有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同时又把社会公正与个人平等发展以及社会团结紧密联系起来。此外还致力于创建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促进政企间、雇主与雇员间、公私间的相互对话,通过交流与沟通使不同的利益在市场中彼此协调与平衡。 二是市场作用与政府干预相统一原则。全球化使西方福利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被削弱,于是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思考如何协调好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作用。第三条道路认为旧左派的过分强调“国家干预”和新右派的“绝对市场自由”都过于极端。宏观经济政策转变的方向应是在“过度市场自由”和“过度市场干预”间求得平衡。⑩同时,要缩小政府规模,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总之就是要求政府更多的关注对宏观经济的调控,积极扮演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角色,少些直接干预。 三是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相统一原则。当作为民族国家的福利国家置身于全球化产生的新的跨国体制和力量之中时,就更需要彼此间在区域性的跨国组织与机构的框架内进行充分合作。这样才能有效地发挥福利国家的功能。20世纪90年代至今,欧盟其各成员国在社会政策上的指导始终都在进行着。在其指导下,一个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欧盟—成员国”双层结构模式逐步构建起来。这一模式既尊重人的价值又适应市场向全球化方向的发展,既保留福利国家的边界和民族特色又在共同市场上寻求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间的新平衡。
西方各国自80年代以来所掀起的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浪潮眼下还在持续进行。各国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既有不同点,也有共同之处,后者包括教育体制僵化,效率低下,质量不高等等,这就决定了它们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具有某些一致性和相似性。其中为大多数国家所共同具备的一点,就是与过去相比,各级各类教育的市场化倾向和特征越来越明显,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突出现象。本文试图就此作一分析。 一、教育市场改革的由来背景在本世纪80年代之前相当长的时期里,即便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样市场化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种社会活动极具商业色彩的社会里,谈论教育的市场化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市场的,引不起太多人的响应和赞同。从实践上看,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将教育当作一项公共的事业,把办教育作为政府天经地义的职责来看待。然后,近十几年来情况却发生很大的变化,各国政府虽未放弃自身对教育的职责,但教育的市场化已不再是什么新鲜的或敏感的话题,它已成为各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加以分析,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 (一)主要的理论依据教育市场化的理论依据,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霍斯和洛克的思想以及19世纪亚当斯密关于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论述。但近年来教育市场化改革的理论的直接依据主要是来自战后西方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有关理论。 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芝级哥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因其地位和影响,被看作是教育市场化的代言人和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教育市场化的积极倡导者,早在1955年,他便发表了《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该论文后收入其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弗里德曼提出了如下主要观点。第一,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建立起来的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由于对其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因为它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他分析说,使教育向市场化过渡,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或条件:一是要在"消费者"(consumers)和"生产者"(producers)中形成市场观念;二是要形成取代免费集体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三是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生产者机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所有的机构(无论私立还是公立的)均是独立的和竞争的企业,社会无论是对私立的还是公共的机构都应一视同仁。在他看来,只要通过适当的措施,这几个条件便可具备。第三,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在基础教育方面,他主张废除义务教育的立法。他虽不反对国家将公共资金用于教育事业,但认为形式加以改变,应从目前的对公立学校的直接补助改为由政府向学生家庭直接发放教育凭券(voucher)的办法。其基本的运行机制是:家长取得政府发放的教育凭券,其子女可借此进入经政府认可的学校就读,政府可借此来维护对教育的最低限度的资助。家长在为其子女作决定时可以进行自主的选择,只要进入政府认可的学校即可,而不必考虑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政府的作用是确保学校维护最低的办学水准。在市场条件下,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处在相同的竞争位置,二者都只有在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同样主张进行市场化的改革。认为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高等院校均应向学生全额收取学费。政府对公立院校的资助也必须采取教育凭券或贷款的形式,由学生自主地选择就读的院校,学生将来就业后归还所欠款项。 弗里德曼观点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在校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各国政府所接受。直到80年代末期,他的理论才开始广为流行,并对西方国家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另一积极鼓动者是著名经济学家海耶克(FAHayek)。他从60年代起便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教育领域,在西方国家有着广泛的影响。他认为,市场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应将市场的竞争原则运用于教育领域。对学生进行选择的唯一途径是竞争和市场过程。正如西方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他所赞同的唯一的平等形式是市场公平(marketequity),即在教育市场中进行竞争的权利。而不平等是一种完全正常的社会现象,它是促进一个社会经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片面强调社会正义(SocialJustice)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发生怀疑并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如果没有了竞争,整个社会的秩序就会受到威胁。他认为,不存在用以决定谁该接受进一步教育的所谓"公平"的教育依据。不必通过教育手段对学生进行选拔,因为影响学生学习成绩的因素不可能被充分认识。他反对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即应尽量使每个学生在教育上获得成功。他认为,政府绝不可以为所有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资助。多少人需接受高等教育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他还认为,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不应受非经济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所以,他不赞同那种认为应尽可能促使所有学生在学习上获得最大限度成功的观点。他指出,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在英国,教育市场化理论也十分活跃。早在1964年,英国经济学家皮科克(AlanPeacock)和怀斯曼(JackWiseman)也提出了不必由国家投资教育,而应通过给家长凭券、资助或贷款的方式在自由市场状态下进行自由选择的主张,这在60年代热衷于教育的民主化和机会均等的英国并未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此后若干年间,持相同或相近看法的虽大有人在,但只是到了8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市场化才开始受到许多人的推崇,人们开始将此当作教育改革的重要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80年代以来,主要西方国家中的社会政治思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突出的现象是以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为主要哲学体系所组成的"新右派"(NweRight)在社会政治思潮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在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中,尤以后者强调鼓励开展竞争,允许个人进行自由选择,减少政府对社会部门的干预,加大市场化的力度,提高社会的总体效益。弗里德曼、海耶克等人所极力倡导的教育市场化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在近年来却风行开来,不能不说与这种社会政治思潮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二)经济因素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受经济快速发展的刺激、建设福利国家理念和对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的全新认识,在许多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均把公共资金用于教育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教育常常与医疗和生活保证等基本社会福利相提并论。各国政府纷纷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无论是从教育投资的总规模上看,还是从教育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和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例来看,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一时期各国公共教育获得了大量的资金。遗憾的是,这一黄金景象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进入70年代后不久,在西方各国经济不景气的重击之下,西方各国的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各国政府对支付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庞大的公共开支感到力不从心。在这种情况下,削减教育经费便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于是,教育领域便呈一派萧条景象中。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除少数几个外,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均多年来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从1975年至1986年,在主要发达国家中,除挪威、瑞典和奥地利等少数几国外,大多数国家均呈下降趋势。丹麦从8%下降至5%,荷兰从1%下降至0%,加拿大从1%下降至5%,美国从4%下降至8%,日本从4%下降至0%,联邦德国从4%下降至2%,英国政府的教育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也由1980年的6%下降到1986年的2%。各国教育经费减少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教育投入不足,进而影响到教育量的发展和质的提高。 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各国政府开始寻求对策,以求得在不增加公共开支的情况下来维持和发展本国的教育事业。正是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下,教育市场成为一种选择。 (三)教育因素的影响从公私立学校的比较来看,公立学校处在较为不利的地位。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办学效率来看,显然各国公立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如生均经费、教师工资、班级规模和教学设备等诸多方面都得到极大改善,但效率普遍不高。例如,美国公立学校年生均经费由1960年的2035美元上升到1990年到5247美元(以1992年至1993年不变价格计算)。相比之下,私立学校的生均培养经费只有公立学校学生的50%-75%。据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私立学校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成本核算的机制,注重投入产出效益。第二,从办学的质量来看,近年来大量公私立学校学生学习成绩比较的研究表明,公立学校学生学习成绩从1961年至1991年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约33%的公立学校学生参加了SAT测验,平均分为896;同年,私立学校67%学生参加此测试,平均分为932。反映社会公众对教育态度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连续多年一直表明,大多数人对公立学校教育环境和教育效果开始使人们感到,在各种改革措施均难奏效的情况下,应该从体制上寻找原因。这使得不仅市场改革的鼓动者加大了声调,甚至连一些原先对市场改革持消极态度的人也改变看法,转而支持市场的改革措施。第三,公立学校逃学、暴力、吸毒等问题十分严重,教师士气低落,相比之下,大多数私立学校在教育质量上具备较高的水平,校园中也较少出现各种不良行为。例如,澳大利亚私立学校12年教育中的在学率平均为80%,而公立学校仅为30%。 因此,从教育体制内部两种类型学校的横向比较来看,对私立学校较为有利。一些人指出,私立学校之所以成功。关键之处在它是以市场化的公平竞争为发展动力的。而公立学校正是缺少这个。他们提出,保持教育制度和学校教育活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竞争,这也是保证教育质量的重要前提和条件。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竞争最为实际的意义在于,假如你对卖方--某所学校提供的服务不满意,你可以选择为手段,选择另一所你所满意的学校。要竞争,就要形成开放的市场,这就要求不仅要打破公立学校对教育市场的垄断,在政策上将两种学校公平对待,而且要在公立学校系统内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进行改革。 二、教育市场化改革的途径和措施 在近年来西方国家教育改革过程中,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特征日趋明显。从市场化所涉及的领域来看,在宏观上涉及到国家的体制,在微观上涉及到学校的运行机制。就这二者而言,各国均采取了不少改革措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中小学领域而言,大致可以归纳为下述几个方面。 (一)改革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和模式在战后历次教育改革中,各国对公立中小学的办学体制少有触及。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一些国家开始探讨在不改变公立学校性质的情况下对其办学模式进行改革。如近年来英国许多公立中小学相继脱离地方教育当局的管辖,成为接受中央政府直接拨款的学校。这些学校获得了办学经费的管理权和使用权、人事权,比以往能够更加独立地进行管理和决策,并要在办学质量上达到规定的要求。一种有别于以往的新的公立学校办学体制正在英国形成。 在美国,各州也在不断探索如何改革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80年代以来出现的学校有:"选择性学校"(AlternativeSchool)、"有吸收力学校"(Magnerschool)和"二次机会学校"(SecondChanceSchool),其主要做法是对现有的公立中小学进行改造,学校通过与政府部门签订合同,订立招生、课程、办学质量和财务等方面的标准,来换取政府的办学经费。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中小学形成维持和提高办学质量的动力和机制。据统计,到1997年上半年,美国已有约30个州出现了特许学校,总数超出700所。这一新型学校的出现表明美国传统的公立学校的办学体制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 (二)扩大家长和学生的教育选择权利从目前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实际来看,教育选择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将公立学校本身看作一个开放的系统,允许人们在公立学校系统内部,亦即不同公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以改变长期以来学生及其家长在教育方面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地位的不利状况,赋予他们主动的选择权利。在这方面,典型的有英国所实施的"入学开放"的入学新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教育被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家庭是这个市场的消费者,家长可以根据学校的办学质量来为自己的子女选择学校就读,而不必受过去按片就近入学的限制。采取这一措施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学校为了吸引学生而相互开展竞争,优胜劣汰,以提高教育的整体水平。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州也已相继采取了与此类似的允许家长在居住的地学区内或跨学区学校间为其子女自由选择学校就读的措施,前者叫做"区内选择方案"(Intradistr-ctpians),后者叫做"跨区选择方案"(Inter-districtplans)。这一做法目前有逐步推广的趋势。 另一种是更大范围的既可在不同的公立学校之间也可在公私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的做法。如英国在多年前就已经实施了"公助学额计划",对选择私立学校就读的学生予以补助。在丹麦和荷兰等国,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允许学生在公立与私立学校之间进行选择的做法。美国一些地区在改革中也采取了为学生家庭发放教育券的方式,允许他们自由选择学校。1991年,美国出版了由查布(JEChubb)和莫(TMMoe)撰写的《政治、市场与美国学校》一书,引起美国教育界很大的反响。在这本书中,作者明确提出,在所有吸引人们注意的改革措施中,唯有符合市场规则的选择才能够解决美国的教育问题。 (三)完善中小学内部的管理机制8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实行中央集权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国家,还是采取地方分权制的国家,都将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当作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共同的做法是将许多原属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直接下放到学校,给予学校更大更多的办学自主权。近年来一些国家纷纷推行的所谓"学校管理的地方化"(LocalManagementofSchools)的改革,就是一个例证。 在学校内部的管理方面,各国纷纷从改革学校运行机制入手,使之更为规范化和民主化。突出的措施是实行和完善学校董事会机制,并在学校董事会或管理委员会成员组织中规定了校长、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组成比例,特别是扩大了家长和当地社区代表的比例,以使学校在办学的各个方面能够反映社会的要求。例如,在新西兰,不久前颁布的《教育法》所制定的教育改革的具体步骤中,就包括制定学校宪章,改革中小学的管理体制,扩大学校董事会在人财物各方面的权力,赋予家长更大的教育参与权与选择权。丹麦颁布了新的国民学校行政管理条例,强调发挥地方、社会团体、个人和家长的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出逐步下放教育管理权限,赋予学校董事会更大的办学自主权。瑞典政府也提出了加强义务教育的议案,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赋予学生及家长更大的责任和权力,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学校外,特别强调鼓励他们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 与此同时,公立学校也出现了所谓的私有化或私营化的改革措施。这包括采用私立学校的管理手段,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与工商企业的合作,等等。 (四)推动私立学校的发展教育的私有化(privatization)也是一个热门话题。但私有化又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将私有化的概念运用到教育时尤为如此。对教育领域的私有化有着深入研究的普宁(RichardPring)教授提出了私有化的两种典型形式。一种是由私人出钱购买私立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从实际情况看,这两种形式的私有化近年来已大量存在。 在教育领域私有化的影响下,西方许多国家私立中小学的比重均有所加大。80年代,美国私立中小学的数量增加了30%,达26800所,而同期公立学校数量却下降了3%,为83800所。1991年,美国出现了被媒体誉为历史上最为大胆的教育私有化计划,即以发明家爱迪生的名字命名的爱迪生计划(EdisonProject)。该计划原打算在1996年秋季前创办200所赢利性私立学校,到2010年招收200万名学生,但由于在经费的筹措等方面遇到困难而受挫。尽管这样,这反映出公立教育体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澳大利亚,1981年至1991年,私立中小学学生数由占全部学生数的04%增至9%,而公立学校的学生数却由96%下降1%。这同样反映出学生由公立学校向私立学校的流动。俄罗斯在私有化运动的带动下也打破了原苏联国有化的单一办学模式,出现了大量的由社会团体、企业或个人兴办的中小学,正在形成公私立学校相互竞争、共同发展的机制。 (五)鼓励工商企业参与学校教育近年来,西方国家企业介入学校教育的程度和方式都有所变化,集中表现在企业开始广泛关注并直接介入学校教育的改革和运作。至1990年,美国企业界已发表了约300份关于美国教育的报告。美国政府同年发表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中也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布什政府的最高教育助理不是教育专家,而是施乐公司前总裁大卫卡恩斯(DavidDearns)。一些地区也改变惯例,任命了企业经理担任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员。在英国,不仅规定新设立的城市技术学校的董事会必须要有工商企业界的代表,而且许多原有的公立中小学都在董事会中安排了企业界的成员。这种参与有利于学校改进管理,提高效率。 企业介入教育还表现在为学校教育提供各种资助。据统计,美国公立中小学从工商企业获得的资助每年多达40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各种奖学金、辅导等其他形式的资助。而高校所接受的资助更是中小学的5倍之多。 三、简略的分析 由上可见,在西方国家近年来的教育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倾向已变得越来越明显。那么,应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国外一些教育学者已就此展开讨论,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角度进行探讨,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国家的教育职能问题从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国家承担起教育职能大致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这之前,国家的教育职能是极其有限的。从欧洲教育发展来看,教育由宗教化向世俗化过渡以及各国公共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意味着国家教育职能的重大变化。在这之后,国民教育的义务性和中小学校教育的公立性便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国家承担教育的职能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国家教育职能的变化是与西方福利国家政策的改变相联系的。虽然教育不能与福利国家相提并论,但二者已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推行福利国家政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所谓"福利国家"就是国家规定最低的住房、医疗、工资和教育等标准,通过高税收缩小贫富差别,从而最大限度地体现国家的社会服务职能。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它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寻求最大限度的社会福利。当社会中每个人的个人收入的效用总和达到最大值时,社会的经济福利也就达到最大值。由于存在着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国民收入的总量越多,分配越平均,则社会福利也就越大。因此,福利国家的主要内容就是国家干预国民收入的分配,使每一个公民能保证一定水准的社会福利。自英国工党政府于1948年首次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70年代,所有西方发达国家被认为均已成为福利国家。 在西方福利国家的体制下,免费教育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其范围甚至从小学延伸到高等教育阶段。学生不仅免交学杂费,甚至连午餐和服装等也由国家提供。这就导致如上所述的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的现象。教育经费在绝大多数国家均成为严重困扰政府的一个问题。从现实来看,削减教育经费便成为一种必然。 随着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开始出现争论。争论的重点围绕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国家是否继续要维持其教育职能,一是国家如何来维持其教育职能。 强调国家必需具备教育职能的观点目前仍占居主导地位。赞同者指出,早在200多年前,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一书中为自由制度中的政府规定的三种职责中的第三种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对于这于职能,他特意做出解释:"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但就其性质来说,若由个人或少数人办理,那所得利润决不可能偿其所费。所以这种事业不能期望个人或少数人出来创办维持。"亚当斯密的国家职能观在西方国家曾获得普遍的接受,将教育纳入了国家的第三种职能。贝特兰罗素把政府的职能划分为消极和积极的两个方面,前者包括防止个人的暴力行为,保护生命和财产,制定并实施刑法;后者主要指教育和经济两个方面。英国学者约翰斯顿(RJJohnston)总结了当代对国家职能的各种讨论,在他所列的六种国家职能中,就包括了"国家是经济文化教育上的投资"这一项。其实,在教育的作用不断被人们所认识的今天,要求一个国家的政府放弃其教育职能是不可思议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国家应如何来行使其教育职能。与过去强调不断扩大教育职能不同的是,目前西方国家较流行的观点是认为应对国家的教育职能加以限制,不能无所不包,而应是最低限度的,属于非教育性的社会福利性补助应予以严格限制。 在如何维持教育职能的问题上,开始认识到国家的教育职能主要体现在要保证其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上,国家行使教育职能并不等于国家要介入学校的运作,这样才可避免由国家干预形成的各种福利性的教育措施所造成的巨大浪费。 如果说在普通教育阶段国家的教育职能还十分明确的话,在高等教育领域情况下则大不相同了,将高等教育看作完全是个人投资的观点已经十分流行,并开始反映在一些国家政府的教育政策中。根据英国著名教育学者斯科特(PeterScott)的分析,经过近年来的改革,国家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瑞典、荷兰和法国等国家已不再将高等教育看作是政府的完全职责,而是更多地看作是代表纳税人购买由高校所提供的教学、科研和咨询服务。而对于学生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在为自己的将来进行必要的投资。 (二)关于平等与效率问题回顾战后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平等与效率一直是贯穿于西方国家教育中的一对矛盾。这一矛盾时而潜伏,时而爆发,时而缓和,时而加剧。但总的来看,这一矛盾一直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战后西方国家政府的教育政策,是与各国社会政治环境相联系的。战后西方国家普遍经历了民主化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在教育上的集中反映便是将教育机会均等看作是制定教育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把教育看作是促进社会平等,弥合阶级鸿沟的工具,还是个人的消费手段问题上,明显倾向于前者,这就导致欧洲国家在6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大范围波及众多国家的中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浪潮。各国纷纷改革导致学生过早分流的中等教育体质,推行中等教育的综合化,使中等教育面向大众,而不是少数尖子生。私立学校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被看作是保守的,阻碍了教育机会均等的实现,造成了新的社会不平等。所以,私立学校政策一直是各国的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不断引发党派和社会公众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