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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写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好
首先声明，那些“全盘西化”和“全盘东化”的思想是偏激的。保不住传统文化，那犹如丢掉自己几世的传家宝，可以视为不孝。而一味活在过去，不取众家之所长，则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视为不智。如果说东方文化是偏精神的，那么西方文化相对就是偏物质的。 西方文化的发展远比东方文化的发展要简单得多，他的内容变化是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到科学。西方的神学与东方的神学不一样，东方的神学建立在深刻的经学上，而西方的神学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就只是以敬仰美好的神来净化心灵，没有东方神学中那种很强的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所以西方神学思想并不影响政府的管理思想，这个问题在东方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中国，经学和理学思想是政府管理思想的基础，杂糅其中的神学思想也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思想中。 西方神学与东方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神学不排斥物质，东方神学极力排斥物质。这种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导致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由此带来了西方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东方文化由于排斥物质，也就产生不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 西方哲学文化的产生，是西方物质文化产生的前奏和思想准备，也是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开始。从神学文化走向物质文化，西方的哲学文化起到了过渡作用。在西方哲学文化中，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种哲学上的大辩论，最终把西方文化从神学的混沌思维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偏重于物质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物质文化的思维，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大进步。 在这期间，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力地支持了唯物论，并因此而把神学思维撇在了历史的后面，神学从此而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文化“摆设”。 西方的物质文化是以科学思维为基础的。哲学文化解放了西方人的思维，同时孕育出了科学思维，也孕育出了科学理论。“分子论”的诞生，宣告了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因为这是西方人物质思维的开始，物质思维是以探索物质构成和崇尚物质光华为思维特征的。 东方人的思维是物性思维，以“阴阳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属性及其功能的分析，优点是宜于看到物质与精神的运动共性，掌握事物运动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作出预测和运筹，借势运力，寻找最佳决策，讲究思维能力；西方人的思维是物质思维，以“分子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内部构成的发现，掌握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优点是宜于根据事物结构创造新事物和新功能，讲究创造才能。 东方文化教育孩子，是“靠吓”和压制，生怕孩子“出事”或不依照家长的意志成长，用诸多禁忌规限孩子，让他们在特定的模式里生活。西方着重培养孩子独立性格，用启导方式让孩子认识事物，让孩子有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活动空间。所以孩子自小对人处事都不会“怕字当头”，不怕人也不怕动物和妖魔鬼怪。万圣节晩上母亲陪孩子扮鬼怪家家户户去讨取糖果，东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那是洋人启导孩子的一种方式。 西方教育，强调学生学业与工作能力平行。我认识的两个大学毕业女生，一个膺选海外教师到日本教英语，一个得“破格”入硏究院，皆因社会服务即义工优异而战胜竞争者。一个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官员在暑假前对学生家长讲话指出，全省中学生成绩优异者绝大部分为华裔，但他们普遍都是社会服务精神状态不亢奋的一群，缺乏领袖才的培养。 一个移民专家在新移民论坛上说：加拿大需要人才，更需要有领袖才的。加拿大是开放社会，有领袖才者能开放自己，接受别人，也让别人接受自己；第二，有协调能力，既要办好事，也要有协调工作和人事的能力；第三，有危机感和有独立应变能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儒释道三家，即儒教、佛教、道教。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都是代表东方文化，讲究心理建设，着重道德和理性，与西方文化讲物质文明、偏于科学的发展，这方面是有区别的。 儒家道德 儒教讲伦常，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从春秋战国以后一直流传下来，在近代慢慢遭到破坏，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被推翻，不讲孝不讲义，人就没了根本。没有道德，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所以儒家道德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道家境界 道教，讲顺其自然、清净无为、返璞归真，要去掉人的虚伪性，不能矫揉造作，如老子《道德经》所讲。这是种天人境界，比较超脱。 佛家解脱思想 在佛教本身来说，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表面上是相同的，但是意义很深，范围很广。拿佛家的五戒“杀、盗、淫、妄、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来对比，不杀就是仁，有仁心，为仁爱；不盗就是义，为正当的行为、廉洁的行为；不邪淫就是讲礼，要有礼节；不妄语就是讲信，要讲信实；不饮酒使头脑清醒，保持智慧。 所以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相关的，但是意义深度、广度有所不同。佛法讲慈悲，这个慈悲就遍于一切生物——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对于一切众生，不能杀害；对于一切自然，也不能破坏，这个意义很宽广。所以对于仁义的范围，从这方面来比较就有差别了。至于讲智慧，佛法讲根本智、后得智、胜义智、世俗智，要做到二谛圆融，那就不是世间的聪明智慧。 由于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以五戒十善的道德来感化人心，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相应，所以得到民间普遍的信仰，也辅助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提高了人民道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佛相传的教诫，也是佛教的道德。 至于老子的思想，讲返璞归真、天人合一、清净无为。至于在校园里如何去保护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靠建立社团多做活动。如请一些民间手工艺人，和一些会“绝学”的人来学校表演。
当前社会如何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和美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心理特征、伦理道德等等都有深深的影响。其积极的层面都为历代的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发展, 成为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巨大力量。 当今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紧密关系。而社会文明的发展, 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 又都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为基础、为依据, 并且都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为归宿。 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首先要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 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 至今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现实作用, 其精华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热爱祖国、勤奋节俭、尊师重教、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诚实守信、见义勇为、严已宽人、先人后已、勤学不倦等优良传统美德, 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可以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思想宝库中找到其渊源。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发展,新时期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中的知识传授、情操陶冶和培养良好的美德行为习惯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教育效果, 不断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 并以此来教育、熏陶青年一代, 使他们形成中华民族的道德人格, 担当起历史重任。 对青少年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教育者首先要“为人师表”。传统美德教育是个系统工程, 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全力参与, 共同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 使受教育者感受到亲切永恒的人文关怀。 传统美德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 传统美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核心内容, 是学生成长、学校校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保证, 可以用不断发展的德育教育形式, 结合时代特征, 与时俱进的开展多样的教育活动, 巩固德育成果, 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 把传统美德教育的部分内容由学校延伸至家庭和社区, 同时, 发动家长, 通过他们的配合和支持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目的是继承民族灿烂文化, 弘扬民族伦理道德规范,培养具有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 充分发掘传统美德这一德育资源, 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学生乐于接受的新颖方式, 使传统美德为当代教育服务。 因此,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追求“和为贵”、“家和万事兴”, 倡导好善乐施、扶危济困, 把人的生命和尊严, 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作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越是危难之际, 这些传统越是得到发扬。如九八抗洪时, 抗非典时; 今年初南方冰雪灾难, 四川5 ·12 特大地震灾难面前的“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举国上下及时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这些传统美德以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对青少年学生的人格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是现代的根基, 青少年特别是当代的大学生, 掌握着先进的知识文化, 是未来的主人, 应当加强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学习,努力完善自身的人格,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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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老子与道家 现今讲“道”首先想到的是身穿道袍手持宝剑的道教道士形象。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略感兴趣，你就会想到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无论道教还是道家论起理论起源都绕不开《老子》，这部又名《道德经》的经典。而这部经典的作者就是东周的“国家图书馆管理员”--老子。 史记记载老子姓李名耳，生于公元前571年，长于孔子。孔子曾求道于老子，论语记载：“子曰：'鸟，吾知其能飞；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矢曾。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汉初道家皆称”黄老“，黄帝与老子并称，共被世人推崇。魏晋玄学兴盛共推庄老，老子又与庄子站在时代的顶端。唐初帝王家以老子为祖先，老子被王室推崇备至，以入神坛。 老子在历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其所著5000字《道德经》更是流传广泛。现代通行版本多源于魏晋时期著名玄学大家王弼所注版本。近年随着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出土，给我们展现了更古老的《道德经》版本。虽细微处略有不同，但主体内容大致相仿。谈及老子思想，王弼《老子指略》言道：”《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崇本息末就是要从本源解决问题，从根本杜绝危害的发生。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其实崇本的思想也被孔子所推崇”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由此也可见，先秦诸子虽各有所见，但很多思想还是互通有无的。老子为了”崇本“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或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再或“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等等。这种以退为进的处理方式确实从理论上可以杜绝“争”，“盗”，“心乱”，“争贤”，“轻死”等问题，但毕竟处理方式过于消极。不至天下无可救药的地步道家难得昌盛。南怀瑾先生谓道家为“药店”，正是因为道家这种崇本息末之极致的地步可以救世，可以在死地求生。东晋十六国五胡乱华之际，北方处于异族统治，民不聊生，但当时北方的世家大族没有以身殉国，而是自保以图强。外于异族周旋，内修自身，终于最后以盛唐再临华夏。抗日时期，面对强大的对手我党没有力争一城一地之得失，而是保全主力，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终于重创其根本，取得最后的胜利。可以说在特殊的环境下，崇本息末，有所保有所舍，是可以起到起死回生，力挽狂澜的所用的。 限于篇幅和个人能力，只在这一点上管中窥豹。其书博大精深，若精读细读，一生未必可以致极。但仅略有所得，就可令人豁然开朗，有所顿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谈到国学，我们还有太多的道路要走。
和谐社会与道相通 当今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然而，要进一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局面，就必须以实现人的价值与人的生命质量为焦点。因此，在这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同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是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对理想社会的追求的继续。虽然当今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于把富庶度最为理想社会的标尺，然而，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不难发现古人对理想社会的评价是以和谐度为标准的。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 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曾说过，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可以用“和合”二字来概括。和谐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精神，中国关于“和谐”思想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黄河流域的游牧时代，远古人就把人类对自然世界最佳的依附关系，理解为和谐。鲁迅先生曾说过：“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是独特的中华精神文化遗产，道教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教思想中蕴含着丰富且深刻的“和谐思想”，这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意义。谈到道教思想，首先要谈到的就是道祖老子，老子是道教思想的奠基人，也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的思想都集中反映在其五千字的论述《道德经》之中，《道德经》论述了老子关于“道”的理论。老子之道是“道法自然”的自然之道，也是“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和谐之道。《道德经》中蕴含着老子和谐的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这些思想可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参考。老子认为万物皆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自然运行变化的真理，是万物之宗，万物之始，万物之源，万物在“道”中实现了和谐统一。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作为万物之源之道也要顺应自然，按照自然的规律运行，那么人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时更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还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老子认为人是与道、天、地并重的，是属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仅表现在人依赖自然、受制于自然之上，也表现在人能够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并在交换的过程中对自然造成的影响之上。人作为四域之一，虽不卑微于自然之下，但是人更不能带有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目光，为追求最大的现实利益，以人的需求为主导，向自然无度的索取，妄想征服自然，役使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理应爱护自然，促进自然更加和谐与完美的发展。这就是老子思想中“天人和谐”的自然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特征正是对老子这种“天人和谐”的自然观的继承与发扬。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句话集中体现了老子和谐的人生论思想，老子认为上善之人具有能利万物、大公无私、甘处卑下、不与人争、心怀广阔、言而有信、应时而动等品质。社会是由人相互交往而产生的，可以想见，如果人都具有上善之人如水般恬淡，和谐的品质和人生追求，那么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必定会是“民主法治，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一定是人的价值得以实现，人的身心自由发展的社会。老子说：“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恒也。”这是老子的矛盾观。万事万物均是矛盾的统一体，因此不可能消除万物的差别取得绝对的统一。老子又说“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可见老子的矛盾观是和谐的矛盾观，和谐是在矛盾的差别对立中产生的。把老子这种和谐的矛盾观，应用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之中，不难看出，社会成员之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是构成社会的自然现象。社会正是因为差异的存在才丰富多彩，才充满生机。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和谐绝不能抹杀人的个性，而是要在能够被社会接受和容许的限度内，实现社会成员身心的自由发展，这样的社会才是充满活力的和谐社会。道教传承了道祖老子和谐的自然观、人生观、社会观，并且在长久以来的发展中对老子的和谐思想加以深化，使和谐思想渗透到道教的教义、科仪、戒律之中，构成道教的思想体系的和谐智慧。道教思想体系中的和谐智慧对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有深刻的启示。首先道教“慈爱和同”的宽容和谐精神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和平。和谐社会不是无差别的社会，但是和谐社会一定是和平的社会。和平的环境是实现社会和谐根本的条件之一。前面也曾提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现世社会，社会成员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之间都存在矛盾的差异。这种矛盾差异的存在，使得当今世界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其中以国家之间利益的冲突、文化的冲突与宗教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明显。现在，这样的冲突已经破坏了世界和平的局面，如果冲突进一步的激化，必将阻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要怎样才能避免矛盾的激化，在冲突中寻找和谐，在维持我国和平、发展的良好环境的同时促进世界的和平呢？道教慈同和爱的思想为缓和各种矛盾冲突，在理论思想上提供了有益的引导。道教认为万物皆源于道，万物皆有道性。“道”以虚为体，使万物自然生化，各适其性，即是所谓的“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但是，尽管是世间万物是千差万别的，但因为万物皆源于道，因此其运行却和谐而有序，事物之间的差异并不导致必然的冲突。道教是慈爱的宗教，也是宽容的宗教。道教的慈爱与宽容不仅是对信众的慈爱与宽容，也是对人、对世间万物，甚至是对其它宗教信仰的慈爱与宽容。因为道作为万物之始，万物之宗，具有慈爱万物的宽容品质。所以人要效法“道”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容慈爱精神去包容万物的差异，在矛盾中寻求和谐。《度人经》中所说“齐同慈爱，异骨成亲”的境界就是道教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境界。在处理当今世界的矛盾冲突时，如果能借鉴道教这种“慈爱和同”的宽容和谐精神，以取得冲突双方的共同发展，那么一定能够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其次，道教“众善奉行”的思想促进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道教认为“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从道的角度看，万物没有贵贱之分，天地之间万物缺一不可，一切生灵都有平等自由的生存权力，既然万物都没有贵贱，因此要善待万物。同时道教也认为大道普济救世的美德于人而言，表现在现世之中就是要善待万物，这是做人的根本与修道的必须。如《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人欲地仙，当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道教对“众善奉行”的信仰追求，表现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就是要求“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这种大力弘扬人与人之间诚信互助、和谐相处的精神可以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淳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一种双赢的过程，对人有善的付出，才有可能得到善的回应。如果人们能够把道家“众善奉行”的精神，作为与人的交往行为的向度，那么必然会对形成诚信友爱的人际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道教“重人贵生”的思想，能够促进了个人自我的和谐。社会是人组成的社会，个人自我的和谐促进了社会的和谐。许多宗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人世间的一切快乐都是虚假的，并且把对幸福的向往寄托于虚幻的天堂或渺茫的来世之中。而道教却是“重人贵生”的宗教，道教对世俗生活的态度是积极肯定的，洋溢着浓郁的生命意志和生活情趣。道教追求长生不老，讲究性命双修，追求超脱却不离今生。道教主张在尘世中享受生命的真趣，并且在这种享受中将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入无限的宇宙之中，得到精神境界的升华。既然道教讲求的性命双修是不离尘世的，是把世俗生活与神圣的生活高度的和谐统一。那么要在尘世中达到“贵生成仙”的目的，就要求修行人在现世生活中超脱低级趣味与物欲的奴役，顺应自然，常怀知足之心，感恩之心。如果把道教这样的修身思想应用于人的现实生活之中，对促进个人自我的和谐是能起到积极的作用的。最后，道教的戒律还昭示了人道主义的道德归旨。谈到宗教，不得不谈到的就是宗教的戒律，宗教戒律是构成宗教伦理的重要内容。道教的戒律是以五戒为核心的，“第一戒杀、第二戒盗，第三戒淫、第四戒妄语、第五戒酒，是为五戒。”围绕五戒阐发的数百条戒律都体现了道家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伦理原则，积极引导人们从善去恶、自洁自律，清净不争，具有现实的意义。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如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歪风邪气开始滋长，这些因素不但造成了社会道德的沦丧，也影响到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道教超脱物累的戒律思想可以对社会成员心灵与道德价值的提高产生一定积极影响。综上所述，道教是追求和谐的宗教，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也曾说过，和谐社会是道教的人生祈愿。道教的思想中的和谐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重要内容，包含了其对和谐社会探索性的追求；同时道教思想中的和谐智慧也是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六大特征是相通相融的，并且具有创造性的转化力量，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和谐社会与道相通” ！
好
在文学艺术方面，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受道教影响很深，他曾经游历各地，求仙访道，甚至炼过丹、受过道箓，可以说是位虔诚的道教徒。寻仙过程中，他游遍五岳，给他带来大量的素材。他的诗歌中也常常出现“仙人”、“羽化”等意念。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虽然讲述的是佛教徒唐僧等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但全书中使用了大量道教专有的概念如心猿、意马、姹女、元神等，还构筑了一个以玉皇大帝为核心的道教神祇、神官系统。而完全以道教为核心的最著名小说则要数《封神演义》了。书中讲述的商周战争，其实质就是道教的两个派别阐教和截教的斗争。书中出现的各色仙神和宝物等，也全属于道教系统。道教的炼丹术对火药的发明有着重要的影响。道教中一些宗派都师徒相传一些武术和气功，例如武术中很出名的武当派，据说就是武当山上的许多道士传承的武术。其中像太极拳这样的简单武术套路，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健身活动。道教气功也是中国气功中的一大流派，全真道的修炼方法基本上就是气功，对气功的探索和发展，其贡献很大。 道教的养生术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医学《黄帝内经》中经络学等方面内容。 此外，许多道教徒研习医术，对于中医学发展颇有贡献，如葛洪、陶弘景等人，于中医药皆有所建树。
写作思路：首先可以开篇点题，直接给出文章的主旨，接着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及观点，用举例子的方式来进行阐述论证自己的看法，中心要明确等等。一、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意义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是国际上认可度较高的四大文明古国，形成了人类最早时期的文明。追溯中国历史，至今已有5000年文化积淀，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经过了多种字体的演变，并由此将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传承了下来。作为中华儿女，我们不仅要以中国传统文化引以自豪，而且要从中汲取传统文化精髓和智慧，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二、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地位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古老的、综合性的学科，也是文史类和师范类院校必开的一门课程，目的是让广大莘莘学子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的、悠久的古老文化，将这种文明与思想继承下去，影响更多的人。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课程，广义上来讲，中国的文艺理论和汉语言文学都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各种形态的文学思想皆与中国文化中的儒家、道家、佛教、玄学等古代哲学密不可分，构成了中国最丰富的古代文化组成部分。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古代整体文化，对学习中国古汉字、音乐、舞蹈、宗教等文化具有一定帮助。三、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材建设汉语言文学是我国高校开设最早的课程之一，该专业注重学生文学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课程的开设与中国社会变革是联系在一起的。随着9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的兴起，文坛上百花齐放的局面一去不复返，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少，90后一代更热衷于现代西方文化，普及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势在必行。四、汉语言文学专业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教学方式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虽讲述的是古典文化和艺术，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但在教学过程中并不影响教师采用高新技术，开展多媒体教学，集文字、图形、视频、声音于一体的方式还原当时历史时期的场景，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学的兴趣，使学生通过影像更直观地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教育、佛学等文化。除此以外，通过实地考察和开设孔子学院，也能够更好地推广和普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汉语言文学是古老而又具有系统性的一门学科，重点是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文学鉴赏、古文阅读等能力，为社会培养出一批通晓中国古今文化的文坛之士。两汉时期的经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时期的理学、清明时期的朴学及近代民主思想等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全面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使学生身为中华儿女感到自豪。新时代的大学生同时肩负着巨大的历史任务，可利用多媒体或互联网工具，将中国悠久且古老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摘 要：道教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它是中国文化的枢纽。道教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分，成为它的思想渊源的一部分。同时，道教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
在唐朝以前，道教成仙理论建立在"假外物以自坚固"的思想基础上，这种向外求索的倾向导致了外丹学的兴盛，大量炼丹饵服的实践促使道教不停地增进对自然和宇宙的探索，在此阶段上科学实践成为道教信仰的有力手段。而在唐以后，随着心性论、重玄学的发达，中国思想走向内在化，道教成仙的方式也转为了内向求索，精神超越与灵魂飞升成为新的仙学思想特征。随着内丹学的强劲突起，道教渐趋消失其往日对外界探索的激情，作为工具手段的外丹学由是衰落下去。在这一工具理性的转变过程中，道教也由推动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主动力而变为阻滞科学继续发展的制约力量。
在文学艺术方面，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受道教影响很深，他曾经游历各地，求仙访道，甚至炼过丹、受过道箓，可以说是位虔诚的道教徒。寻仙过程中，他游遍五岳，给他带来大量的素材。他的诗歌中也常常出现“仙人”、“羽化”等意念。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虽然讲述的是佛教徒唐僧等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但全书中使用了大量道教专有的概念如心猿、意马、姹女、元神等，还构筑了一个以玉皇大帝为核心的道教神祇、神官系统。而完全以道教为核心的最著名小说则要数《封神演义》了。书中讲述的商周战争，其实质就是道教的两个派别阐教和截教的斗争。书中出现的各色仙神和宝物等，也全属于道教系统。道教的炼丹术对火药的发明有着重要的影响。道教中一些宗派都师徒相传一些武术和气功，例如武术中很出名的武当派，据说就是武当山上的许多道士传承的武术。其中像太极拳这样的简单武术套路，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健身活动。道教气功也是中国气功中的一大流派，全真道的修炼方法基本上就是气功，对气功的探索和发展，其贡献很大。 道教的养生术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医学《黄帝内经》中经络学等方面内容。 此外，许多道教徒研习医术，对于中医学发展颇有贡献，如葛洪、陶弘景等人，于中医药皆有所建树。
道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宗教思想流派之一，也是后世道教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道家以道、无、自然、天性为核心理念，认为天道无为、道法自然，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等，据此提出无为而治、以雌守雄、以柔克刚等政治、军事策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道家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道家黄老派的理论和实践上。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竞争加剧，为了因应这种局势，黄老道家首先提出了法、术、势、利、力等概念，使先秦学术摆脱了理想主义的窠臼，开始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黄老道家又提出了道生法的主张，不但解决了法律本身合法性的问题，还为道家治世开辟了道路。 2、对传统法律制度的影响。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支柱之一，曾以黄老道家的形式在先秦和西汉初期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后世有人用道法家称呼黄老道家。儒家独尊后，中国法律制度形成了外儒内法的格局，但道家思想所倡导的法之原则与精神，还是间接隐性地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对传统军事思想的影响。道家在致力于治身治国的同时，也对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战争给予了高度关注。所以《老子》、《黄帝四经》、《鹖冠子》、《文子》、《吕氏春秋》、《管子》、《淮南子》中均包括大量的军事思想，另外，黄老道家普遍还有出“义兵”(即正义军队)的思想，而这些观点和思想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有很大影响。 4、对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中国的传统科学范式始终在追求事物内在的道，而在道的追求中形成以道为核心，以天地人关系为主线，以自然为原则，以道、元气、阴阳、有无、自化等为基本概念的有机科学思想体系。这种科学思想体系与以逻辑分析为核心的西方机械科学思想体系截然不同，却与现代自组织化理论、复杂科学体系有许多相似之处。 5、对文学艺术的影响。道家思想尤其是道家老庄派对中国文学艺术的影响，超过了诸子百家，也超越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这种影响如此之大，至今仍然没有过时。许多近现代文学艺术大家，如鲁迅、郭沫若、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汪曾祺、阎连科、高行健等，都曾受过道家深刻的影响，其作品中也有浓厚的道家意味。 6、其他影响。道家对中医、传统养生学、中华武术、茶道等也有巨大影响，自古以来就有“医道相通”的说法。这种影响最早可以追溯到黄老道家的典籍——《黄帝内经》，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也是我国医学宝库中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同时更是研究人的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原则和药物学的医学巨著。 其实，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比起儒家来说更为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儒”为表象，“道”为实质，以至于世人忽视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
道教对国人的性格心理、伦理道德和民族凝聚力的塑造是无与伦比的。周作人认为:“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道教尊道重道和唯道是求的人生哲学,激励国人刻苦磨练、知行合一,为求道得道而努力探索、不懈奋斗;道教贵生乐生、逍遥洒脱的精神,塑造了国人热爱生活、求真务实的品性;道教上善若水、以柔克刚的思维方式,造就了国人内敛、含蓄的性格心理;道教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决定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方式;道教奉行“知常容,容乃公”的准则,形成了宽容谦让、包容开放的民族性格,促使中华文明经久不衰。
在文学艺术方面， 唐代的大诗人李白受道教影响很深，他曾经游历各地，求仙访道，甚至炼过丹、受过道箓，可以说是位虔诚的道教徒。寻仙过程中，他游遍五岳，给他带来大量的素材。他的诗歌中也常常出现“仙人”、“羽化”等意念。 中国四大古典文学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虽然讲述的是佛教徒唐僧等四人去西天取经的故事，但全书中使用了大量道教专有的概念如心猿、意马、姹女、元神等，还构筑了一个以玉皇大帝为核心的道教神祇、神官系统。而完全以道教为核心的最著名小说则要数《封神演义》了。书中讲述的商周战争，其实质就是道教的两个派别阐教和截教的斗争。书中出现的各色仙神和宝物等，也全属于道教系统。道教的炼丹术对火药的发明有着重要的影响。道教中一些宗派都师徒相传一些武术和气功，例如武术中很出名的武当派，据说就是武当山上的许多道士传承的武术。其中像太极拳这样的简单武术套路，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健身活动。道教气功也是中国气功中的一大流派，全真道的修炼方法基本上就是气功，对气功的探索和发展，其贡献很大。 道教的养生术还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医学《黄帝内经》中经络学等方面内容。 此外，许多道教徒研习医术，对于中医学发展颇有贡献，如葛洪、陶弘景等人，于中医药皆有所建树。
在道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中国学术思想的领域来看，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著名学者，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道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儒释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融合与发展。 第二 ，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道教信仰的理想，是长生成仙。这种神仙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中，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古代以道教神仙为为题材的作品，充满于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之中，数量甚多，作者亦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