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道教论文范文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强调积极进取，道家主张看漩放下，两家学说各具意义，浸润着历朝历代不计其数的文人骚士。　　　　首先，中田古代士大夫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他们胸怀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远大抱负，秉,持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美好信仰，渴望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　　　　然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得志的。士人们或因直言上谏被治罪，或因不受皇帝恩宠被贬谪，或被同僚诬陷遭流放。内心苦闷抑郁，无人理解。于是他们倾向与道家学说，倾心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中国古代士人于是便不断在出世与入世之间作着艰难的抉择，不断在“进取”与'“看淡”之间徘徊，不断在“执着”与“放下”之间纠结。　　　　其中令我尤为敬佩的是苏轼，即便被贬，仍能为当地百姓谋利，所到之处皆能看见百姓安居乐业；而又能自适于山水之间，得出“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的真埋。最终实现出世与入世之向的自由切换，而苏轼的豁达情怀也化为了江间之清风，山间之明月，与世长存。　　　　儒家与道家学说都极大程度地影响了苏轼。我们今天何不效仿之？以一颗出世之心，为入世之事！就像史铁生说的那样：放下占有欲望，执着于行走的努力。　　　　在如今这样一个万象更新高速发展的社会，真要做到一切都看淡，都放下，恐怕不合适，更加不可能。作为社会的一份子，我们能把自己的工作、职业放下吗？我们能把家庭、情感看得如水一般淡吗？不能！我们需要努力，进取，执著，去实现、挖掘自我的多重份值，去为社会、为国家，基至力这企亡阔的世界，为全人类谋求幸福！我们应该去努力践行儒家学说中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切勿太过极端,一心追求，却忘记初心，而钻入“利益”的牛角尖。执着，却执着于贪、嗔、痴，执着于欲望的实现,多么可悲丨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才是我们真主运该追求的境界——豁达坦然地放下可怕的贪念与欲望。　　　　就让我们学会执着，学会放下，做一个方写的“人”行走于这浩渺天地间!

1、对传统社会道德的影响，规范和充实了传统道德的具体内容。2、佛教文化的传播，也推动了道德文化的传播。将传统道德规范纳入信徒的日常规范中。3、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佛教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附二千多年历史证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在家人知识分子有很大的贡献。许多著名的佛学家，都是知识分子居士，如现代的佛教内外公认的佛学大师，欧阳竟无、赵朴初都是知识分子。

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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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社会如何对青少年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和美德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结构、心理特征、伦理道德等等都有深深的影响。其积极的层面都为历代的仁人志士所继承和发展, 成为中华民族长期发展的巨大力量。 当今中国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社会和谐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 与社会文明的发展有紧密关系。而社会文明的发展, 无论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发展, 又都以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发展为基础、为依据, 并且都以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为归宿。 加强中华传统美德教育, 首先要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内容, 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 至今仍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现实作用, 其精华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我们现在所提倡的热爱祖国、勤奋节俭、尊师重教、团结友爱、尊老爱幼、礼貌待人、诚实守信、见义勇为、严已宽人、先人后已、勤学不倦等优良传统美德, 和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都可以从我国浩如烟海的思想宝库中找到其渊源。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发展,新时期赋予新的时代内容, 形成具有新时代特色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中的知识传授、情操陶冶和培养良好的美德行为习惯有机结合起来, 提高教育效果, 不断优化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 并以此来教育、熏陶青年一代, 使他们形成中华民族的道德人格, 担当起历史重任。 对青少年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教育者首先要“为人师表”。传统美德教育是个系统工程, 人格的养成和情操的陶冶需要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全力参与, 共同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 使受教育者感受到亲切永恒的人文关怀。 传统美德教育的主阵地是学校, 传统美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核心内容, 是学生成长、学校校风建设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保证, 可以用不断发展的德育教育形式, 结合时代特征, 与时俱进的开展多样的教育活动, 巩固德育成果, 发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要把传统美德教育与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相结合, 把传统美德教育的部分内容由学校延伸至家庭和社区, 同时, 发动家长, 通过他们的配合和支持以提高教育的实效性。 对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目的是继承民族灿烂文化, 弘扬民族伦理道德规范,培养具有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 充分发掘传统美德这一德育资源, 创造出具有时代气息的、学生乐于接受的新颖方式, 使传统美德为当代教育服务。 因此,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 必须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淫, 威武不能屈”, 追求“和为贵”、“家和万事兴”, 倡导好善乐施、扶危济困, 把人的生命和尊严, 把国家和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作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越是危难之际, 这些传统越是得到发扬。如九八抗洪时, 抗非典时; 今年初南方冰雪灾难, 四川5 ·12 特大地震灾难面前的“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举国上下及时伸出了无私援助之手。这些传统美德以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构筑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对青少年学生的人格修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是现代的根基, 青少年特别是当代的大学生, 掌握着先进的知识文化, 是未来的主人, 应当加强传统文化与传统美德的学习,努力完善自身的人格, 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首先声明，那些“全盘西化”和“全盘东化”的思想是偏激的。保不住传统文化，那犹如丢掉自己几世的传家宝，可以视为不孝。而一味活在过去，不取众家之所长，则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视为不智。如果说东方文化是偏精神的，那么西方文化相对就是偏物质的。 西方文化的发展远比东方文化的发展要简单得多，他的内容变化是由神学到哲学，最后到科学。西方的神学与东方的神学不一样，东方的神学建立在深刻的经学上，而西方的神学没有很深刻的思想，就只是以敬仰美好的神来净化心灵，没有东方神学中那种很强的精神理念上的指导。所以西方神学思想并不影响政府的管理思想，这个问题在东方就完全不一样了，特别是在中国，经学和理学思想是政府管理思想的基础，杂糅其中的神学思想也会渗透到政府的管理思想中。 西方神学与东方神学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神学不排斥物质，东方神学极力排斥物质。这种文化内涵上的差异，导致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由此带来了西方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东方文化由于排斥物质，也就产生不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意识。 西方哲学文化的产生，是西方物质文化产生的前奏和思想准备，也是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开始。从神学文化走向物质文化，西方的哲学文化起到了过渡作用。在西方哲学文化中，要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是物质决定精神，还是精神决定物质？这种哲学上的大辩论，最终把西方文化从神学的混沌思维中解脱出来，建立了偏重于物质的理性思维，也就是物质文化的思维，这是西方文化中的一大进步。 在这期间，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力地支持了唯物论，并因此而把神学思维撇在了历史的后面，神学从此而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文化“摆设”。 西方的物质文化是以科学思维为基础的。哲学文化解放了西方人的思维，同时孕育出了科学思维，也孕育出了科学理论。“分子论”的诞生，宣告了西方物质文化的产生，因为这是西方人物质思维的开始，物质思维是以探索物质构成和崇尚物质光华为思维特征的。 东方人的思维是物性思维，以“阴阳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属性及其功能的分析，优点是宜于看到物质与精神的运动共性，掌握事物运动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作出预测和运筹，借势运力，寻找最佳决策，讲究思维能力；西方人的思维是物质思维，以“分子论”为基石，注重对事物内部构成的发现，掌握事物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优点是宜于根据事物结构创造新事物和新功能，讲究创造才能。 东方文化教育孩子，是“靠吓”和压制，生怕孩子“出事”或不依照家长的意志成长，用诸多禁忌规限孩子，让他们在特定的模式里生活。西方着重培养孩子独立性格，用启导方式让孩子认识事物，让孩子有广阔的思维空间和活动空间。所以孩子自小对人处事都不会“怕字当头”，不怕人也不怕动物和妖魔鬼怪。万圣节晩上母亲陪孩子扮鬼怪家家户户去讨取糖果，东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但那是洋人启导孩子的一种方式。 西方教育，强调学生学业与工作能力平行。我认识的两个大学毕业女生，一个膺选海外教师到日本教英语，一个得“破格”入硏究院，皆因社会服务即义工优异而战胜竞争者。一个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官员在暑假前对学生家长讲话指出，全省中学生成绩优异者绝大部分为华裔，但他们普遍都是社会服务精神状态不亢奋的一群，缺乏领袖才的培养。 一个移民专家在新移民论坛上说：加拿大需要人才，更需要有领袖才的。加拿大是开放社会，有领袖才者能开放自己，接受别人，也让别人接受自己；第二，有协调能力，既要办好事，也要有协调工作和人事的能力；第三，有危机感和有独立应变能力。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儒释道三家，即儒教、佛教、道教。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都是代表东方文化，讲究心理建设，着重道德和理性，与西方文化讲物质文明、偏于科学的发展，这方面是有区别的。 儒家道德 儒教讲伦常，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是中国过去的传统思想。这种思想从春秋战国以后一直流传下来，在近代慢慢遭到破坏，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完全被推翻，不讲孝不讲义，人就没了根本。没有道德，如何保持社会稳定？所以儒家道德是我们民族的根本。 道家境界 道教，讲顺其自然、清净无为、返璞归真，要去掉人的虚伪性，不能矫揉造作，如老子《道德经》所讲。这是种天人境界，比较超脱。 佛家解脱思想 在佛教本身来说，佛教的五戒十善与儒家表面上是相同的，但是意义很深，范围很广。拿佛家的五戒“杀、盗、淫、妄、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来对比，不杀就是仁，有仁心，为仁爱；不盗就是义，为正当的行为、廉洁的行为；不邪淫就是讲礼，要有礼节；不妄语就是讲信，要讲信实；不饮酒使头脑清醒，保持智慧。 所以佛家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是相关的，但是意义深度、广度有所不同。佛法讲慈悲，这个慈悲就遍于一切生物——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对于一切众生，不能杀害；对于一切自然，也不能破坏，这个意义很宽广。所以对于仁义的范围，从这方面来比较就有差别了。至于讲智慧，佛法讲根本智、后得智、胜义智、世俗智，要做到二谛圆融，那就不是世间的聪明智慧。 由于佛教传到中国来以后，以五戒十善的道德来感化人心，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相应，所以得到民间普遍的信仰，也辅助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提高了人民道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是佛佛相传的教诫，也是佛教的道德。 至于老子的思想，讲返璞归真、天人合一、清净无为。至于在校园里如何去保护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那就要靠建立社团多做活动。如请一些民间手工艺人，和一些会“绝学”的人来学校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