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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社是副部级单位，中共中央的机关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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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是杂志社的级别： 求是杂志社为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中共中央机关刊，党中央新闻机构，副部级。 二、求是杂志社简介： 《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之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担负着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地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任务，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
中苏论战，在后一个问题上，“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 。北朝鲜，南朝鲜口水战。 一战前，英德俄三国，通了三十七天电报结果还是打仗了。 还有土耳其和亚美尼亚 这些都可以称作经典的口水战。
《红旗》？
《红旗》杂志是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关怀、具体指导下创办的。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 “武”李达重名。 “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红旗》创刊号于1958年6月1日出版。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同期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后，毛主席一直关注《红旗》的工作，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1958年8月22日，他在给陆定一的信中说：“在教育史部分，应批评凯洛夫、斯大林，对中苏都有益。中国教育史有好的一面，应当说到，否则不全。你看如何？”他特意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了这样一段话：“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众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毛主席对儿童的全面发展也作了精彩补充：“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对此文他特批:“登 《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型。”同时，还代《红旗》写了编辑部按语。毛主席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他从《光明日报》上看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很感兴趣，便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以《红旗》编辑部名义发出。这对 红旗》工作人员来说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红旗》杂志的 “三面红旗”在《红旗》头几年的版面上，经常出现几个作者的名字，引人注目。一个是写国际评论的于兆力，一个是写思想文化评论的施东向，一个是写经济评论的许辛学。后来人们才慢慢知道，这原来是三个集体笔名。“于兆力”是由乔冠华、姚臻、王力组成，各取自己名字中的一个字或字的一部分。他们都参与中央有关国际问题的研究及文件起草工作，对国际情况、国际问题比较熟悉，又了解中央精神，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很受欢迎和重视。“施东向”是以副总编辑胡绳为首，中央政治研究室王忍之、丁伟志、郑惠等同志参加的写作小组的笔名。“施东向”即取自《思想界动态》这份内部刊物刊名的谐音。他们以渊博的知识、高度的理论修养、充满文采的写作技巧，写出了影响很大、很受欢迎的思想文化评论文章。“许辛学”是由“虚心学”演化而来，由副总编辑邓力群牵头，梅行、马洪参加的写作小组笔名。他们都是中央有关经济问题会议的参加者和经济文件的起草者，所写的文章能够对有关问题进行透彻分析，使中央精神得到最快的传达，对经济工作起到了很强的指导作用。有人开玩笑说，全国有“三面红旗”，《红旗》杂志也有“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三个集体写作班子。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这是我国思想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选集》收集了毛泽东在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70篇文章，《红旗》把学习和宣传 “毛选”四卷作为工作重点全面展开。 1960年第19期 《红旗》在刊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介绍的同时，围绕中央确定宣传重点，发表了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即突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胜利的思想。社论对此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并指出这是克敌制胜的根本法则。第20-21期合刊上，刊出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重点介绍了毛泽东如何坚持马列主义有关国家机器的观点、建设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此文刊发前曾送毛主席审阅，他认为写得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
中苏论战：1950年代中后期，中苏矛盾逐渐凸显，双方互有指摘，这场论战到1963-1964年达到高潮。1963年6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进行公开批评。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著名的“九评；苏共也发表文章进行了还击。
《求是》杂志社秘书长 刘彦华
有啊,大把啦,最好是连环画的,容易明白!!!
永远记住，《三国演义》不是文言文的！说《三国演义》是文言文可能会引起文学学者的嘲笑。《三国演义》是古白话的，古白话即古代的白话文，比文言文容易理解多了。如果实在看不懂古白话的，可以看根据古白话一句不差翻译成的现代文版的，那是为初中生应试准备的，一般中等的书店会有。
其实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言文,那属于古典白话,也就是半白话半文言。而且现在出版的这类书籍都有注释，参照注释，不难理解的。
195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半月刊。在全国 15 个地区印刷，1984 年每期发行 330 万册。还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字的《红旗文选》。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阐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理论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评论。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1988 年6 月，《红旗》杂志停刊。本来它的发行量就大，存世量也大，而且它只不过作为消息的载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除了对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而外，没有太大的交易价值。很多《红旗》杂志在旧书市场像废纸一样被堆在地上可谓泛滥，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话说回来，收藏是一种情趣，正确的心态才能真正领略收藏的乐趣！价格只是作为衡量藏品珍惜程度的标准之一，不必过分地注意，而忽略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红旗杂志市场上地价格：3——5元左右
“中苏决裂”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重大事件。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在有关斯大林的评价、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中国国家主权问题上，中苏双方还在所谓“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问题上，产生了不愉快。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搞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随后，双方的矛盾扩展到了国家关系上。1963—1964年，中苏两党围绕国际共运总路线，展开公开大论战，还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问题交换了一系列信件。中共中央在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关于中苏两党会谈的声明》后，又先后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发表九封评论性质的公开信。面对中苏两党关系恶化的局面，中共中央认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要作充分的准备，在目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但1964年7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擅自规定国际会议要在1965年年中举行，而其筹备会议将于1964年12月15日举行。8月30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来信，再次重申，决不参加苏共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并指出：苏共召开筹备会议的那一天，就将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分裂的日子记载在历史上。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中共曾希望苏共新领导改变召开国际会议的决定，但被拒绝。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党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参加会晤的有19个党，另有一些党拒绝参加。会晤结果发表了《关于越南事件的声明》和《协商会晤公报》。公报呼吁停止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声称要“积极而全面筹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3月2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文章《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谴责苏共的分裂行为。莫斯科三月会议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从此，中苏两党便断绝了往来。中苏两党决裂，引起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恶化。1969年，双方在珍宝岛和新疆边界问题上发生严重的武装冲突，几乎导致全面战争。70年代后，苏联大肆扩张，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的局面。直至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两党关系才实现正常化。
《红旗》？
《求是》杂志社刘彦华担任杂志社秘书长，级别为副厅级。《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之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担负着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地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任务，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
文章五境界周溯源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依此引申，作为学问载体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学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别呢？在笔者看来，亦可大致分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准确明白。把要说的事、要讲的理，说准确、讲明白，做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通畅，让读者一看就懂，尽量避免字词孤僻而难认、句子太长而难读、语意杂糅而难懂的现象。准确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码要求。就拿人们常见的新闻报道来说，更应如此。如果一则新闻“五个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不准确明白，传达的信息有误差，社会反响便会大相径庭。现在有些论文难读、难懂，莫非思想太深奥？不一定，往往是表达没有到位。常言道，真理是朴素的，“是真佛只说家常话”。即使是深奥的思想，也可深入浅出，于浅中见深，平中见奇。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只用近3000个常用汉字，而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却表述得明白易懂。语言的明确源于思想的明确，思想的明确必然要求表达的明确。那种认为文章越难懂，说明越深奥、越有学问的看法是片面的。高尔基说得对：“世界上没有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话语来表达的事物。”（当然，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著除外）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追求，是否肯下工夫。 第二境界，生动形象。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鲜活动感的语言，不仅把事与理说得准确明白，而且绘声绘色，让人读起来有兴致，有美感，如沐春风，如饮甘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生动形象就是要求有文采，讲究形象思维，善比喻、会用典，还有点浪漫幽默。如李白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苟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常被引用，提醒执政者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拿写作讲，乔梦符提出“凤头、猪肚、豹尾”六字，谢榛主张“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因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而成为经典之论。民歌、民谣、民谚，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们喜闻乐见，关键在其生动形象，活泼风趣。如汉乐府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连五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我”对爱情的忠贞执著，海誓山盟，动人心弦。 第三境界，简洁凝练。用较少的文字说明较多的内容，用较短的篇幅讲清较复杂的事理，论题集中，不蔓不枝，篇无闲句，句无闲字，干净利索，像金刚石，体积小，密度大，硬度高。莎士比亚说：简洁的语言是智慧的灵魂，冗长的语言则是肤浅的藻饰。恩格斯指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中国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训，追求简洁凝练是历代文章名家的传统，“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不烦冗，无疏漏，“文简而意周”。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开篇一句“环滁皆山也”，即是典范。广为流传的《古文观止》，收文222篇，无一不是咫幅容千里、尺水兴波澜的凝练之作。在王充看来，“文贵约而旨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梁启超认为：“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贵在“简洁”。鲁迅主张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黄宗象将其书房取名“惜字斋”，追求的就是简洁凝练。 有人视简洁凝练为一种风格，其实更是一种功力。倘若没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文字能力，就很难做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避免芜杂，一语破的。鲁迅晚年的杂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仅几百字，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回味无穷，正是源自他文学家兼思想家的底气。成语、格言、警句是浓缩的精华，是简洁凝练的极品，若无深刻的识见，非经千淘万漉，是得不到的。 文章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思想，不在于字数。巨著并非皆长篇。《论语》只有12700多字，《孟子》只有35000多字，而《老子》不过5000言。显然，它们成为传世经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传世名文多短篇。既要能做长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当今信息化时代对短文的期待更迫切，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大道理，都应写得短些、实些、精些，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最精彩的内容。当然，那些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的文章，该长还得长。但是，即使是非长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应切记歌德的忠告：“不要把时间、才力和劳动浪费在空洞、多余的语言上。” 第四境界，质朴自然。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佶屈聱牙，“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文从字顺，平淡清淳。如“满招损，谦受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等，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质朴自然并非拒绝雕饰，而是雕饰之后又不露痕迹，是饱经历练而臻于炉火纯青，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自然天成，但一个“绿”字，却是经过“到”、“满”、“入”、“过”等数易而后得之，最终达到《庄子》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鲁迅在《故乡》结尾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几句平常话，哲理却深刻。正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苏东坡总结写作的经验和规律，指出：“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美国诗人惠特曼也以质朴为高境界，他说：“艺术的艺术，表达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王国维断言：“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验诸事实，大抵如此。 第五境界，创新出彩。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标准是义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无疑，这种创新出彩，是合乎民众的期盼与时代的召唤，是对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化，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破解，是科学新命题的提出，是对真善美的发现与褒扬，对假恶丑的识别与鞭挞，是针砭时弊，匡谬纠错，扬弃超越。决不是扭曲事实，妄想臆说，诡辩忽悠。有创见新意之文，为文明长河贡献了真理的颗粒，被人乐道而传播。特别优秀者则被奉为经典，流芳百世。 文章自古贵创新，创新是高境界，也是必要要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力主文章必须创新，“惟陈言之务去”。祖莹提出：“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戴复古主张：“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郑板桥尤喜简洁凝练与创新出彩，由衷地赞美：“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创新出彩，可表现在各个方面，如词句、观点、方法、表述、结构、体裁风格、学派、理论体系，等等。“动人春色不须多”。一篇文章创新出彩、形成亮点之处，可能就一两个警句，几十个字；一部著作，做出贡献、被人称道引用的，可能就一两个独到的观点。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来，让人开卷获益，爱不释手。如《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腾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阿房宫赋》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等等。近年来主流媒体和学者的文论中，也出现一些新亮点，为人们喜闻乐道。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等等。创新出彩宛如闪光的“宝塔尖”，而塔尖则需要坚实的塔基、塔身来支撑。正如谭友夏所说：“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 义理创新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开新域——— 从头说，二是改旧论——— 重新说，三是有发展——— 接着说，四是分取舍——— 扬弃说。文以意为主，意为文之魂。杜牧指出：“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李渔认为：“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乃为上乘之作。（原载《红旗文稿》，作者：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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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社刘彦华担任杂志社秘书长，级别为正厅级，相当于副省长或市长级别。 《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之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担负着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地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任务，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