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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五境界周溯源 清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境界。依此引申，作为学问载体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学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别呢？在笔者看来，亦可大致分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准确明白。把要说的事、要讲的理，说准确、讲明白，做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通畅，让读者一看就懂，尽量避免字词孤僻而难认、句子太长而难读、语意杂糅而难懂的现象。准确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码要求。就拿人们常见的新闻报道来说，更应如此。如果一则新闻“五个W”（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不准确明白，传达的信息有误差，社会反响便会大相径庭。现在有些论文难读、难懂，莫非思想太深奥？不一定，往往是表达没有到位。常言道，真理是朴素的，“是真佛只说家常话”。即使是深奥的思想，也可深入浅出，于浅中见深，平中见奇。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只用近3000个常用汉字，而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却表述得明白易懂。语言的明确源于思想的明确，思想的明确必然要求表达的明确。那种认为文章越难懂，说明越深奥、越有学问的看法是片面的。高尔基说得对：“世界上没有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话语来表达的事物。”（当然，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著除外）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追求，是否肯下工夫。 第二境界，生动形象。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鲜活动感的语言，不仅把事与理说得准确明白，而且绘声绘色，让人读起来有兴致，有美感，如沐春风，如饮甘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生动形象就是要求有文采，讲究形象思维，善比喻、会用典，还有点浪漫幽默。如李白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苟子·王制》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常被引用，提醒执政者居安思危，警钟长鸣。就拿写作讲，乔梦符提出“凤头、猪肚、豹尾”六字，谢榛主张“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因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而成为经典之论。民歌、民谣、民谚，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们喜闻乐见，关键在其生动形象，活泼风趣。如汉乐府民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一连五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我”对爱情的忠贞执著，海誓山盟，动人心弦。 第三境界，简洁凝练。用较少的文字说明较多的内容，用较短的篇幅讲清较复杂的事理，论题集中，不蔓不枝，篇无闲句，句无闲字，干净利索，像金刚石，体积小，密度大，硬度高。莎士比亚说：简洁的语言是智慧的灵魂，冗长的语言则是肤浅的藻饰。恩格斯指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 中国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训，追求简洁凝练是历代文章名家的传统，“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不烦冗，无疏漏，“文简而意周”。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开篇一句“环滁皆山也”，即是典范。广为流传的《古文观止》，收文222篇，无一不是咫幅容千里、尺水兴波澜的凝练之作。在王充看来，“文贵约而旨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梁启超认为：“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贵在“简洁”。鲁迅主张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黄宗象将其书房取名“惜字斋”，追求的就是简洁凝练。 有人视简洁凝练为一种风格，其实更是一种功力。倘若没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文字能力，就很难做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避免芜杂，一语破的。鲁迅晚年的杂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仅几百字，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回味无穷，正是源自他文学家兼思想家的底气。成语、格言、警句是浓缩的精华，是简洁凝练的极品，若无深刻的识见，非经千淘万漉，是得不到的。 文章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思想，不在于字数。巨著并非皆长篇。《论语》只有12700多字，《孟子》只有35000多字，而《老子》不过5000言。显然，它们成为传世经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传世名文多短篇。既要能做长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当今信息化时代对短文的期待更迫切，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大道理，都应写得短些、实些、精些，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最精彩的内容。当然，那些题材重大、内容丰富的文章，该长还得长。但是，即使是非长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应切记歌德的忠告：“不要把时间、才力和劳动浪费在空洞、多余的语言上。” 第四境界，质朴自然。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佶屈聱牙，“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文从字顺，平淡清淳。如“满招损，谦受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等，可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质朴自然并非拒绝雕饰，而是雕饰之后又不露痕迹，是饱经历练而臻于炉火纯青，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自然天成，但一个“绿”字，却是经过“到”、“满”、“入”、“过”等数易而后得之，最终达到《庄子》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鲁迅在《故乡》结尾写道：“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窑洞对”中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几句平常话，哲理却深刻。正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苏东坡总结写作的经验和规律，指出：“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美国诗人惠特曼也以质朴为高境界，他说：“艺术的艺术，表达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王国维断言：“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验诸事实，大抵如此。 第五境界，创新出彩。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标准是义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无疑，这种创新出彩，是合乎民众的期盼与时代的召唤，是对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化，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破解，是科学新命题的提出，是对真善美的发现与褒扬，对假恶丑的识别与鞭挞，是针砭时弊，匡谬纠错，扬弃超越。决不是扭曲事实，妄想臆说，诡辩忽悠。有创见新意之文，为文明长河贡献了真理的颗粒，被人乐道而传播。特别优秀者则被奉为经典，流芳百世。 文章自古贵创新，创新是高境界，也是必要要求。“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力主文章必须创新，“惟陈言之务去”。祖莹提出：“文章须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戴复古主张：“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郑板桥尤喜简洁凝练与创新出彩，由衷地赞美：“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 创新出彩，可表现在各个方面，如词句、观点、方法、表述、结构、体裁风格、学派、理论体系，等等。“动人春色不须多”。一篇文章创新出彩、形成亮点之处，可能就一两个警句，几十个字；一部著作，做出贡献、被人称道引用的，可能就一两个独到的观点。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来，让人开卷获益，爱不释手。如《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腾王阁序》中的“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阿房宫赋》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等等。近年来主流媒体和学者的文论中，也出现一些新亮点，为人们喜闻乐道。如：“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等等。创新出彩宛如闪光的“宝塔尖”，而塔尖则需要坚实的塔基、塔身来支撑。正如谭友夏所说：“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 义理创新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开新域——— 从头说，二是改旧论——— 重新说，三是有发展——— 接着说，四是分取舍——— 扬弃说。文以意为主，意为文之魂。杜牧指出：“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李渔认为：“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乃为上乘之作。（原载《红旗文稿》，作者：求是杂志社文化编辑部副主任、编审、博士）

《求是》杂志社刘彦华担任杂志社秘书长，级别为副厅级。《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之一，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担负着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地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的事业发展的任务，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是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