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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未附上阅读题目，网上也没有相关题目，故附上相关文章参考：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朝代的文学都不可或缺，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我这里要说的是，秦汉这一段文学除了它固有的重要性外，还颇为特别，这是我们应当倾力研究它的基本理由。 （一） 秦汉文学的特别，就在于这两个朝代本身是特别的。具言之，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的开端。这种制度的实际历史状况，就是以皇帝个人为核心的同时配以庞大官僚体系的一种直接统治全国的集权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状况，不少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皇权体制”。在秦汉之前，无论商代或周代，实行的都是分封制，即封建诸侯的体制。商代社会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所以主要实行的是异姓封建；周代保留部分异姓封建的同时，又实行同姓分封制。当时各地方的实际统治者是诸侯，那些诸侯国的统治者是世袭君主，他们拥有相对自主的行政、赋税和军事大权，商王和周王，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共主”，周王甚至也称“周天子”，但对于诸侯的实际管束力有限，以致有的强大诸侯竟敢于到周王城洛阳来“问鼎小大轻重”（《史记·楚世家》），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弱，诸侯力政”（京房《易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废封建，立郡县，开始了皇权对全国直接统治的漫长历史时期。 汉初刘邦曾部分恢复封建制，封功臣韩信、彭越等为异姓诸侯王，所占地域将近全国之半，势力很大；但不到十年，汉朝廷与他们先后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他们几乎全归于灭亡。此后又有同姓诸侯王刘濞等，其封地也“分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第五》），他们在景帝时又掀起吴楚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有鉴于此，皇权日益加强，而封建势力日渐式微。 在皇权体制中，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他是“天子”，具有半人半神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天”，所谓“天授帝号”（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或者“奉天承运”，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人间社会要素的制衡、约束。皇帝直接控制朝廷以及整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只是皇权意志的执行者，皇室利益的捍卫者。所以皇权体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裁体制。“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而体制本身又具有调动和实行统治力的强大功能，所以古来几乎一切统治者都对这个体制最感兴趣，无不极力实行和强化这个体制。从骨子里说，谁都想当秦始皇。近代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但他还要“复辟帝制”，就是看上了后者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而且可以世袭，传诸永久。正因如此，皇权体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绵延不绝两千馀年。后来的许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情况各异，究其实都只是皇权归属改易，是“山河易姓”，而非体制改变。这些都是从秦汉开始的，可知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它们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皇权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制止社会分裂和战乱局面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年战乱杀伐局面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改善。而政治统一之后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措施，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好处。另外，皇权体制往往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出现，凭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在对外关系上居于强势地位，不但能够消弭外侮，还经常充任宗主国，使“八戎来服”（《史记·商君列传》），国威远扬，汉、唐、清等朝皆是。但是皇权体制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它必然要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潜在趋势持强烈的阻滞立场。而专制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必然日渐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使得任何皇朝难以长盛不衰，终归覆灭。而体制固有的强权性格，决定了朝代只能通过武力改变，结果是“丛林法则”盛行，成王败寇。于是我们看到，数十年或数百年一轮回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一场大战乱、大杀戮、大破坏，遭殃的首先是广大百姓。 （二） 皇权体制既具有强权性格，它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文化、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秦汉文学的一些特别状况。 秦汉文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制式化朝政文章的完善和发达。朝政文章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政治应用性很强，所以它自然受到皇权体制的特别重视。所谓“制式化”，就是通过对文章的格式化来体现等级规范和制度精神。中国朝政文章的制式化起源甚早，殷周时代即已滥觞，《尚书》中就有不少文章，已经具备初步的格式规范。但真正的文章制式化进程是从秦代开始的，原因就是皇权体制十分重视朝政文章制式化，视之为在文化领域体现皇权的首要配套事项。秦汉两朝，从皇帝到朝廷大臣，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并践行此项事务。秦始皇本人在统一天下之当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名号”问题，要臣下议其事：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李斯等大臣便顺着他的意思，提出“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本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名号”问题，以示其尊贵；但是李斯等大臣却从名号问题直接联想到君臣关系问题，认为还必须对君主的“命”“令”之类也作出独尊式的处理，这就将朝政文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文章制式化的进程正式启动。经过君臣间反复讨论，秦朝初步确定了朝政文章的新制式。而“汉承秦制”，从汉初到汉末，不断完善其事。 文章制式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围绕着皇权，以写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功用为准则，来划分其文类和体裁，确定专用的文体名称，使之类型化。这可以称为“文类的制式化”。文类制式化首先将文章划分为两大类，即君主（皇帝）文章和臣下文章。对此汉末蔡邕曾作阐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卷上） 文类划定之后，还有制式格式的进一步细化，即将每一种文类在写法规格上作具体的厘定。这可以称为“写法的制式化”。对此，蔡邕也曾分别有所辨说，如关于臣下上书君主的四种文类，其写法是：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同上）蔡邕此处所说，皆相关不同文类的写法格式及功能规定，它们也都是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界限分明，不容淆乱。君主固然不写“章”“表”，臣下则绝对不能写“诏”“册”。 要之，制式化文章成了皇权体制及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们怀有功名追求，仕途热衷，就必须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制式文章这个必要的工具。这是文士走向皇权体制内、打开仕途之门的真正“敲门砖”。自李斯向秦皇帝“上书”，制式文章的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入汉，撰写制式文章更成为君臣间沟通的基本方式。例如汉文帝时开始实行“贤良文学对策”制度，而“对策”文章就是充分制式化的。汉武帝对于对策制度曾亲作说明：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武帝认为，那些“贤良”“文学”人士，都应当了解“古今王事之体”，他们接受皇帝“策”问，并以“对问”（“对策”）文章回应。班固在记载武帝此段言论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是通过对策活动青紫加身的第一批儒者高官。这对于广大文士致力于制式文章的写作，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朝廷“对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之外，还有不少文士自动撰写“上书”之类，博取功名。前汉贾山屡“上书言事”，后汉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本传）此外如“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文心雕龙·时序》），这些“上书”“奏文”“献诔”等等，都是按照相关制式撰写的。而一旦文士参政成功，成为各级官员，无论在朝廷或地方郡县，无论对上对下，他们在平常政事活动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章”“表”“奏”“议”及“令”等。制式文章遂成为文士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文类，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欲知制式文章在当时文士写作中的重要性，只需粗看一下萧统《文选》目录即可了然。这是一部以梁代之前文学为对象的精选本，其中包括各种文体的作品，而其中占有最大篇幅的，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由于制式文章与皇权体制的特殊亲密关联，故而自秦汉开始，制式文章长盛不衰，直到清末民初帝制终结，才戛然而止，与皇权体制同命运。要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主流文体的制式文章，就形成于秦、汉。其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对此不能不予充分重视。 （三） 汉代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就是赋（或称“辞赋”）这种文学体式的盛行。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源流时也说：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按照刘勰的叙述，汉初从陆贾算起，直到东汉末，凡两汉重要作家，几乎都有辞赋业绩，而且多有名篇问世。班固也说过成帝之前赋有“千有馀篇”（《两都赋序》），而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文心雕龙·明诗》），考虑到赋的篇幅一般都明显大于诗歌，所以这个数量上的优势还应当放大数倍。至于东汉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当更多。赋在汉代的“风头”明显压过了文人诗歌。在后人心目中，“汉赋”与“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中汉代文学的代表。又有“秦碑汉赋”之说（陈第《毛诗古音考》）。 赋在汉代盛况空前甚至绝后的事实，是众所公认的。我们在此须要思考的是：产生这个特别现象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与赋的精神和体式特征有关。首先，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特征，这两句话是说赋在精神上体现了汉代大帝国的宏伟的规模和盛大的气象，它的使命就是要赞美和颂扬皇权，证明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即“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汉景帝有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汉书·景帝纪》）景帝明确提出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这是皇家导向。而这种礼乐精神，在辞赋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四大主题作品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这些作品一般篇幅巨大，所写场景宏伟，内容逞繁炫博，体现了一种“宏大叙述”的爱好。而无论它们所写题材是什么，其内涵有多么复杂，基本的旨归都是要颂扬和“光大”神圣的皇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上林赋》），以“颂圣”体现礼乐精神。由此，辞赋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支持，它的兴盛并且跻身于当时主流文学，乃是理所当然。 赋还具有铺张扬厉的体式特征。“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极声貎以穷文”，“品物毕图”，都是辞赋的惯常写法。这种特征的深层次含义，是对力量、财富的炫耀，铺张扬厉的目的在于突现主体的威势和优越，令客体（受众、读者）产生震惊、崇仰和敬畏心理。作为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之一的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社会，都弥漫着充沛的自信心，辞赋就以铺张扬厉的方式，成为展示社会自信的最适宜载体。“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代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秦代开始的“书同文”强制性措施基础上，汉代基本统一了全国广大地区的语言文字，同时语言学、文字学也得到极大发展，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章》、扬雄《方言》等著作，尤其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是语言文字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急就章》第一章谓：“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而这些显示“罗列诸物”“分别部居”的高超功夫，实际上也就是辞赋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骋辞作赋”（王逸语），彰显自信。 至于赋在功能上的“劝讽”倾向，也适应了皇权体制的需要。“劝百讽一”之言由扬雄首先提出。他对前汉的辞赋创作似有不满，说那些“靡丽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劝”太多而“讽”太少。不过稍后班固谓：“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指出扬雄自己也在劝百讽一。那么，班固自己是否就很重视“风谕”之义了呢？也不是。因为班固在自己的代表作《两都赋》内，同样表现了“劝百讽一”的鲜明基调。同时，东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辞赋家如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几乎也都“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实行着“劝”多“讽”少的写作方针。所以我们不能仅听扬雄、班固等人偶尔发出的“不满”言论，从汉代主流辞赋家（包括扬雄、班固在内）的创作实际看，“劝百讽一”是他们奉行的共同写作基调。辞赋家的这种实际表现，其缘由亦可以从制度中得到解释。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至于有一点“讽”作为点缀，也符合“润色鸿业”之需，并有助于其“明君”形象的树立。所以“劝百讽一”的汉赋，既符合礼乐制度精神，亦很投合帝王的胃口。司马相如、枚皋还有班固等人受到的青睐和宠信，就是明证。要之，辞赋以自身的体式特征，取得了制度的认可和重视；加上它与楚辞的先天血脉传承关系，得到楚人出身汉代皇室人物的特别钟爱和欣赏，这就使得辞赋在汉代取得了特殊的有利发展环境，其前景自然一派光明。(四) 秦汉文学的再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郑玄《仪礼注》卷四）。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班固记载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看来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巾舞歌诗》（“公莫舞”）、《艳歌行》（“翩翩堂前燕”）、《蜨蝶行》《昭君怨》等等。从中国歌诗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有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以上所述朝政制式文章、辞赋、乐府歌辞三大类文学，搭起了秦汉文坛的基本框架。三大类文学的功能同中有异：制式文章是维系皇权体运转的直接手段，其工具性最强；辞赋的基本功能在于“润色鸿业”，它体现的主要是皇权体制的“颂圣”文化精神需求和享受；乐府诗歌是礼乐仪典的构成部分，起着教化兼娱乐的双重职能，而其中的民间歌谣则提供给统治者“观风俗”之用。三大类文学都充满了特色，而背后若隐若现的主导要素，就是皇权体制的文化政策和诉求。以上所说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皇权体制所形成的文化——文学特色。此外，秦汉文学中尚有另一些重要特点，如知识化特征等等，它们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要之，秦汉文学从基本性格到文体面貌，都独具特色；它与前朝后代迥然有别，同时又影响巨大。如此文学，当然具有重大的关注和研究价值，需要探讨其前因后果，究明其底蕴了。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是的 只要正常去学校读书的都是全日制
这个学校很一般,能不来就不要来,要不想走就不容易了,前途是自己的,要想好
因未附上阅读题目，网上也没有相关题目，故附上相关文章参考：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个朝代的文学都不可或缺，都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性。我这里要说的是，秦汉这一段文学除了它固有的重要性外，还颇为特别，这是我们应当倾力研究它的基本理由。 （一） 秦汉文学的特别，就在于这两个朝代本身是特别的。具言之，秦汉是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体制”的开端。这种制度的实际历史状况，就是以皇帝个人为核心的同时配以庞大官僚体系的一种直接统治全国的集权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状况，不少历史学家更倾向于称之为“皇权体制”。在秦汉之前，无论商代或周代，实行的都是分封制，即封建诸侯的体制。商代社会有浓厚的部落联盟色彩，所以主要实行的是异姓封建；周代保留部分异姓封建的同时，又实行同姓分封制。当时各地方的实际统治者是诸侯，那些诸侯国的统治者是世袭君主，他们拥有相对自主的行政、赋税和军事大权，商王和周王，名义上是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共主”，周王甚至也称“周天子”，但对于诸侯的实际管束力有限，以致有的强大诸侯竟敢于到周王城洛阳来“问鼎小大轻重”（《史记·楚世家》），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弱，诸侯力政”（京房《易传》）。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后，废封建，立郡县，开始了皇权对全国直接统治的漫长历史时期。 汉初刘邦曾部分恢复封建制，封功臣韩信、彭越等为异姓诸侯王，所占地域将近全国之半，势力很大；但不到十年，汉朝廷与他们先后发生激烈冲突，最终他们几乎全归于灭亡。此后又有同姓诸侯王刘濞等，其封地也“分天下半”（《汉书·荆燕吴传第五》），他们在景帝时又掀起吴楚七国之乱，以失败告终。有鉴于此，皇权日益加强，而封建势力日渐式微。 在皇权体制中，皇帝享有绝对的权力和利益，他是“天子”，具有半人半神性，其合法性来自于“天”，所谓“天授帝号”（胡煦《周易函书约存》卷一），或者“奉天承运”，意味着他基本上可以不受人间社会要素的制衡、约束。皇帝直接控制朝廷以及整个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只是皇权意志的执行者，皇室利益的捍卫者。所以皇权体制实际上就是皇帝独裁体制。“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废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文献通考》卷一“田赋考”）。而体制本身又具有调动和实行统治力的强大功能，所以古来几乎一切统治者都对这个体制最感兴趣，无不极力实行和强化这个体制。从骨子里说，谁都想当秦始皇。近代袁世凯已经当上了“大总统”，但他还要“复辟帝制”，就是看上了后者的权力可以不受制约，而且可以世袭，传诸永久。正因如此，皇权体制在中国表现出一种“超稳定性”，绵延不绝两千馀年。后来的许多次改朝换代，尽管情况各异，究其实都只是皇权归属改易，是“山河易姓”，而非体制改变。这些都是从秦汉开始的，可知这两个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别之处。它们的历史重要性，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了。 皇权体制的历史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在制止社会分裂和战乱局面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长年战乱杀伐局面来说，那是一种社会改善。而政治统一之后推行的“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等措施，对文化和经济的发展也有巨大好处。另外，皇权体制往往以统一大帝国的形式出现，凭藉强大政治军事实力，在对外关系上居于强势地位，不但能够消弭外侮，还经常充任宗主国，使“八戎来服”（《史记·商君列传》），国威远扬，汉、唐、清等朝皆是。但是皇权体制的“超稳定性”，决定了它必然要采取保守的社会政策，对于任何社会变革的潜在趋势持强烈的阻滞立场。而专制体制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必然日渐严重，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些都使得任何皇朝难以长盛不衰，终归覆灭。而体制固有的强权性格，决定了朝代只能通过武力改变，结果是“丛林法则”盛行，成王败寇。于是我们看到，数十年或数百年一轮回的朝代更替，都伴随着一场大战乱、大杀戮、大破坏，遭殃的首先是广大百姓。 （二） 皇权体制既具有强权性格，它就要对社会生活实行全方位的控制和渗透、影响。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文化、文学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巨大变化，形成了秦汉文学的一些特别状况。 秦汉文学的第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制式化朝政文章的完善和发达。朝政文章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其政治应用性很强，所以它自然受到皇权体制的特别重视。所谓“制式化”，就是通过对文章的格式化来体现等级规范和制度精神。中国朝政文章的制式化起源甚早，殷周时代即已滥觞，《尚书》中就有不少文章，已经具备初步的格式规范。但真正的文章制式化进程是从秦代开始的，原因就是皇权体制十分重视朝政文章制式化，视之为在文化领域体现皇权的首要配套事项。秦汉两朝，从皇帝到朝廷大臣，投入很大精力策划并践行此项事务。秦始皇本人在统一天下之当年（秦王政二十六年），就迫不及待地提出“名号”问题，要臣下议其事： 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史记·秦始皇本纪》） 接着李斯等大臣便顺着他的意思，提出“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秦始皇本人主要关心自己的“名号”问题，以示其尊贵；但是李斯等大臣却从名号问题直接联想到君臣关系问题，认为还必须对君主的“命”“令”之类也作出独尊式的处理，这就将朝政文章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文章制式化的进程正式启动。经过君臣间反复讨论，秦朝初步确定了朝政文章的新制式。而“汉承秦制”，从汉初到汉末，不断完善其事。 文章制式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围绕着皇权，以写作者和接受者的身份以及文章的功用为准则，来划分其文类和体裁，确定专用的文体名称，使之类型化。这可以称为“文类的制式化”。文类制式化首先将文章划分为两大类，即君主（皇帝）文章和臣下文章。对此汉末蔡邕曾作阐述：汉天子正号曰“皇帝”，自称曰“朕”，臣民称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诏”，史官记事曰“上”，车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舆”，所在曰“行在”，所居曰“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玺”，所至曰“幸”，所进曰“御”，其命令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独断》卷上） 文类划定之后，还有制式格式的进一步细化，即将每一种文类在写法规格上作具体的厘定。这可以称为“写法的制式化”。对此，蔡邕也曾分别有所辨说，如关于臣下上书君主的四种文类，其写法是： “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 “奏”者亦需头，其京师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闻”，其中者所请，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台，公卿校尉送谒者台也。 “表”者不需头，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诚惶诚恐稽首顿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编两行，文少以五行，诣尚书通者也。 其言密事，得帛囊盛。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议者，曰“驳议”。（同上）蔡邕此处所说，皆相关不同文类的写法格式及功能规定，它们也都是上下尊卑等级制度的直接体现，界限分明，不容淆乱。君主固然不写“章”“表”，臣下则绝对不能写“诏”“册”。 要之，制式化文章成了皇权体制及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文士而言，只要他们怀有功名追求，仕途热衷，就必须学习、掌握并熟练运用制式文章这个必要的工具。这是文士走向皇权体制内、打开仕途之门的真正“敲门砖”。自李斯向秦皇帝“上书”，制式文章的实践就已经开始了。入汉，撰写制式文章更成为君臣间沟通的基本方式。例如汉文帝时开始实行“贤良文学对策”制度，而“对策”文章就是充分制式化的。汉武帝对于对策制度曾亲作说明： ……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汉书·武帝纪》) 武帝认为，那些“贤良”“文学”人士，都应当了解“古今王事之体”，他们接受皇帝“策”问，并以“对问”（“对策”）文章回应。班固在记载武帝此段言论之后，紧接着就写道：“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是通过对策活动青紫加身的第一批儒者高官。这对于广大文士致力于制式文章的写作，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朝廷“对策”是一种制度安排；制度之外，还有不少文士自动撰写“上书”之类，博取功名。前汉贾山屡“上书言事”，后汉傅毅“乃依《清庙》作《显宗颂》十篇奏之，由文雅显于朝廷……”（《后汉书》本传）此外如“杜笃献诔以免刑，班彪参奏以补令”（《文心雕龙·时序》），这些“上书”“奏文”“献诔”等等，都是按照相关制式撰写的。而一旦文士参政成功，成为各级官员，无论在朝廷或地方郡县，无论对上对下，他们在平常政事活动中所运用的主要工具，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章”“表”“奏”“议”及“令”等。制式文章遂成为文士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文类，成为文章写作的主流。欲知制式文章在当时文士写作中的重要性，只需粗看一下萧统《文选》目录即可了然。这是一部以梁代之前文学为对象的精选本，其中包括各种文体的作品，而其中占有最大篇幅的，就是各类制式文章。由于制式文章与皇权体制的特殊亲密关联，故而自秦汉开始，制式文章长盛不衰，直到清末民初帝制终结，才戛然而止，与皇权体制同命运。要之，作为中国古代文章主流文体的制式文章，就形成于秦、汉。其地位重要，影响深远，对此不能不予充分重视。 （三） 汉代另一个特别引人关注的文学现象，就是赋（或称“辞赋”）这种文学体式的盛行。仅《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辞赋著作，就有七十八家一千零四篇。刘勰在总结赋的发展源流时也说： 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己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文心雕龙·诠赋》） 按照刘勰的叙述，汉初从陆贾算起，直到东汉末，凡两汉重要作家，几乎都有辞赋业绩，而且多有名篇问世。班固也说过成帝之前赋有“千有馀篇”（《两都赋序》），而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数量，刘勰说“至成帝品录，三百馀篇”（《文心雕龙·明诗》），考虑到赋的篇幅一般都明显大于诗歌，所以这个数量上的优势还应当放大数倍。至于东汉作者和作品的数量当更多。赋在汉代的“风头”明显压过了文人诗歌。在后人心目中，“汉赋”与“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等并列，成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系列中汉代文学的代表。又有“秦碑汉赋”之说（陈第《毛诗古音考》）。 赋在汉代盛况空前甚至绝后的事实，是众所公认的。我们在此须要思考的是：产生这个特别现象的动力是什么？我认为，这与赋的精神和体式特征有关。首先，赋具有“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文心雕龙·诠赋》）的精神特征，这两句话是说赋在精神上体现了汉代大帝国的宏伟的规模和盛大的气象，它的使命就是要赞美和颂扬皇权，证明其合法性和神圣性，即“润色鸿业”（班固《两都赋序》）。汉景帝有诏曰：“盖闻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礼、乐，各有由，歌者所以发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汉书·景帝纪》）景帝明确提出礼乐制作的目的在于歌功颂德，这是皇家导向。而这种礼乐精神，在辞赋的“京殿、苑猎、述行、序志”等四大主题作品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突出，这些作品一般篇幅巨大，所写场景宏伟，内容逞繁炫博，体现了一种“宏大叙述”的爱好。而无论它们所写题材是什么，其内涵有多么复杂，基本的旨归都是要颂扬和“光大”神圣的皇权，“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上林赋》），以“颂圣”体现礼乐精神。由此，辞赋受到统治者的正面支持，它的兴盛并且跻身于当时主流文学，乃是理所当然。 赋还具有铺张扬厉的体式特征。“赋者，铺也”，“铺采摛文”，“极声貎以穷文”，“品物毕图”，都是辞赋的惯常写法。这种特征的深层次含义，是对力量、财富的炫耀，铺张扬厉的目的在于突现主体的威势和优越，令客体（受众、读者）产生震惊、崇仰和敬畏心理。作为当时世界上两大帝国之一的汉帝国，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社会，都弥漫着充沛的自信心，辞赋就以铺张扬厉的方式，成为展示社会自信的最适宜载体。“铺采摛文”、“品物毕图”，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的炫耀。汉代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秦代开始的“书同文”强制性措施基础上，汉代基本统一了全国广大地区的语言文字，同时语言学、文字学也得到极大发展，司马相如《凡将篇》、史游《急就章》、扬雄《方言》等著作，尤其是许慎《说文解字》的完成，是语言文字学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急就章》第一章谓：“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而这些显示“罗列诸物”“分别部居”的高超功夫，实际上也就是辞赋写作中经常运用的手法，“骋辞作赋”（王逸语），彰显自信。 至于赋在功能上的“劝讽”倾向，也适应了皇权体制的需要。“劝百讽一”之言由扬雄首先提出。他对前汉的辞赋创作似有不满，说那些“靡丽之赋”（《汉书·司马相如传》）“劝”太多而“讽”太少。不过稍后班固谓：“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汉书·艺文志》）指出扬雄自己也在劝百讽一。那么，班固自己是否就很重视“风谕”之义了呢？也不是。因为班固在自己的代表作《两都赋》内，同样表现了“劝百讽一”的鲜明基调。同时，东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辞赋家如张衡《二京赋》、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等，几乎也都“初极宏侈之辞，终以约简之制”（皇甫谧《三都赋序》），在实行着“劝”多“讽”少的写作方针。所以我们不能仅听扬雄、班固等人偶尔发出的“不满”言论，从汉代主流辞赋家（包括扬雄、班固在内）的创作实际看，“劝百讽一”是他们奉行的共同写作基调。辞赋家的这种实际表现，其缘由亦可以从制度中得到解释。统治者的本性当然是喜爱正面赞扬的“劝”，至于有一点“讽”作为点缀，也符合“润色鸿业”之需，并有助于其“明君”形象的树立。所以“劝百讽一”的汉赋，既符合礼乐制度精神，亦很投合帝王的胃口。司马相如、枚皋还有班固等人受到的青睐和宠信，就是明证。要之，辞赋以自身的体式特征，取得了制度的认可和重视；加上它与楚辞的先天血脉传承关系，得到楚人出身汉代皇室人物的特别钟爱和欣赏，这就使得辞赋在汉代取得了特殊的有利发展环境，其前景自然一派光明。(四) 秦汉文学的再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民间歌谣受到相当的重视，并且有不少优秀作品被保留下来。严格地说，此事与秦代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里指的主要是汉乐府歌辞。其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歌谣），历代都很丰富，但是由于它的“草根”性质，一般不受重视，很少被记录，所以自生自灭，难以流传。因此历史上民间文学的长久流传，往往要借助于官方渠道。上古、殷周时期，统治者为实施宗庙祭祀及朝廷礼仪，同时也兼以自身娱乐，都设有不同规模的乐队，后世出土的不少殷周时期的乐器，皆可证明其事。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传说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为扩充“乐”的功能，当时他采取了“采诗”以“配乐”的做法，“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郑玄《仪礼注》卷四）。什么是“通情相风切”？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这是说周王朝颇为重视通过乐来了解政情民风，此之谓“观乐”。《左传》记载的“季札观乐”，就是著名的事例。总之，从周朝开始，就形成了采集民间歌谣纳入官方之乐的做法，成为礼乐制度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中的不少民间作品，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采集收纳进来的。 这一古老的“采诗”传统，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和秦代的焚书坑儒打击，至汉初早已废弃，只存在于一些儒生的记忆里。直到汉武帝时期，儒术独尊，才着手建立完善的礼乐制度体系，包括乐的内容和程序建设。随着朝廷乐府机构的设立和活动正规化，乐府文学（歌辞）的建设也渐见起色，具体措施是发动文士写作歌辞，还有就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民间歌辞，双管齐下，大规模进行。参与创作的有当时最负盛名的文士司马相如等人，他们所制作的歌辞，是《郊庙歌辞》中的“郊祀歌”之类。民间歌辞是通过收集而来的，收集工作由乐府机关承担。班固记载说：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 看来乐府机构的任务有两大项：除在各种礼仪场合奏乐之外，还有采歌谣。这是古老的采诗传统在新朝代的再起。如何“采”法？颜师古注曰：“采诗，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讴谣，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诵者，其言辞或秘不可宣露，故于夜中歌诵也。”所谓“遒人”，语出古文《尚书》之《夏书·甘誓》：“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看来早有夏代“遒人”之官振木铎徇于路，采取百姓讴谣的故事，这在汉代儒者说法中是被确认的，所以他们也仿效实行起来，以为礼乐制度之一环节。采讴谣的目的当然是“观风俗”，“知政教得失”，符合礼乐精神的要求。 通过文士撰作和采集民间歌谣这两种办法，汉代的乐府文学很快丰富起来，汉乐府歌辞成为文学史上一大新景观。尤其是民间歌谣，虽然当初它们并未进入“郊庙歌辞”“燕射歌辞”等乐府歌曲的核心部分，只是存在于“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歌谣辞”等非核心部分，但是由于它们的存在，乐府歌辞的总体文学史价值却明显提升了一个档次。今天我们看到的汉代优秀民间作品，大多是以此种方式被保存下来的。如《汉铙歌十八曲》中的多数歌辞，还有《日出东南隅行》《伤歌行》（“昭昭素明月”）、《陇西行》（“天上何所有”）、《巾舞歌诗》（“公莫舞”）、《艳歌行》（“翩翩堂前燕”）、《蜨蝶行》《昭君怨》等等。从中国歌诗史角度看，除了上古先秦时期有《诗经》民歌外，唯有汉代一大批乐府民歌，能够占有诗坛的半壁江山，这一景观，是其他朝代很少看到的。 以上所述朝政制式文章、辞赋、乐府歌辞三大类文学，搭起了秦汉文坛的基本框架。三大类文学的功能同中有异：制式文章是维系皇权体运转的直接手段，其工具性最强；辞赋的基本功能在于“润色鸿业”，它体现的主要是皇权体制的“颂圣”文化精神需求和享受；乐府诗歌是礼乐仪典的构成部分，起着教化兼娱乐的双重职能，而其中的民间歌谣则提供给统治者“观风俗”之用。三大类文学都充满了特色，而背后若隐若现的主导要素，就是皇权体制的文化政策和诉求。以上所说诸项内容，都是围绕着皇权体制所形成的文化——文学特色。此外，秦汉文学中尚有另一些重要特点，如知识化特征等等，它们也是不可忽略的方面。要之，秦汉文学从基本性格到文体面貌，都独具特色；它与前朝后代迥然有别，同时又影响巨大。如此文学，当然具有重大的关注和研究价值，需要探讨其前因后果，究明其底蕴了。
是的，咸阳市师范学院，它是一所全日制的本科学校，里面的管理很规范，有很多专业供你们选择，里面的老师知识非常的渊博
最近我也在写论文的开题报告。下面是我复制的，百分之百正确。调查法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问卷调查法，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观察法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研究提纲或观察表，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系统性和可重复性。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实验法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发现其中的问题。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借助各种方法技术，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文献研究法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地、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其作用有：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有助于观察和访问。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实证研究法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在自然条件下，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根据观察、记录、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定量分析法在科学研究中，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理清关系，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定性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分析。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从而能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揭示内在规律。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2000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个案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加以调查分析，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1)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2)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功能分析法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数量研究法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模拟法（模型方法）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探索性研究法探索性研究法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用已知的信息，探索、创造新知识，产生出新颖而独特的成果或产品。信息研究方法信息研究方法是利用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美国数学、通讯工程师、生理学家维纳认为，客观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联系，即信息联系。当前，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信息方法就是根据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通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以实现新的目标。信息方法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它以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揭示事物的更深一层次的规律，帮助人们提高和掌握运用规律的能力。经验总结法经验总结法是通过对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使之系统化、理论化，上升为经验的一种方法。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运用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之一。描述性研究法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它将已有的现象、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数学方法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模糊数学分析方法。 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系统科学方法20世纪，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横向科学的迅猛发展，为发展综合思维方式提供了有力的手段，使科学研究方法不断地完善。而以系统论方法、控制论方法和信息论方法为代表的系统科学方法，又为人类的科学认识提供了强有力的主观手段。它不仅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局限性，而且深刻地改变了科学方法论的体系。这些新的方法，既可以作为经验方法，作为获得感性材料的方法来使用，也可以作为理论方法，作为分析感性材料上升到理性认识的方法来使用，而且作为后者的作用比前者更加明显。它们适用于科学认识的各个阶段，因此，我们称其为系统科学方法。
你好，我是国家省级正刊《剑南文学》的编辑，您的研究方向很适合我们杂志，欢迎投稿，也可以咨询一下我。
何江燕：下面我们有请《小学语文教师》编辑朱文君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如何撰写教学文稿，以及在投稿、发表文章方面的诀窍，她作为一名“业内人士”，一定能给我们许多的指点。另外，朱老师当过语文老师，做过语文教研员，现在成了语文杂志的编辑，可以说她把从事语文工作的角色一一体验过来了，所以她来讲的话，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朱文君：考虑时间关系，我还是站着说吧，另外当惯了老师，不习惯坐，喜欢站（笑）。何江燕老师说我体验过多种角色，怕大家有误解，以为我总是喜新厌旧（笑），所以得解释两句。我是学教育理论的，在教育局里做了几年教育管理工作，然后就到了学校教书，先教自然，然后教语文，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找到了我的价值。在学校一呆就是十年，乐在其中，意犹未尽。98年因工作需要，我做了我所在的区的语文和自然两学科的教研员，这个教研员一做就又是五六年，尤其是对语文教学教研情有独钟。而今我又跨入了出版行业，成为一名杂志编辑，当然，置身的小学语文教学领域没有变。在决定转行的时候，我一度很犹豫，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我们武进区教育局的沈克强局长，一位博览群书、学养深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的文化学者和教育专家，他鼓励我去迎接挑战，他说，真正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地带，不是行业内经过反复爬犁的熟地，而是行业与行业，领域与领域的交界地带。他的话我一直牢牢记着，在新的工作领域中践行着。 说到生机，我想说，因为沈局长的缘故，我对武进充满向往。到了武进，我时时被洋溢出的勃勃生机感动着。今天一大早起来，阳光灿烂，我从住的地方出来，沿着宽阔的马路走一段，我看到路边林立着正在建设中的高楼，看到路边青翠欲滴的草木，开得正艳的杜鹃，空气中更充满了芬芳的草木生长的气息，我不禁感慨，武进是一片非常充满希望的土地。来到星辰实验学校，我没有想到星辰这么大，是我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学校。在这样浩如星空的学校，怎能不让人浮想连翩呢？怎么不让人从心底里溢出希望呢？及至走进教室，听到年轻的小周老师这样的一节课，沉浸其间，我再一次感受到那宁静中洋溢出的生机，一种充满力量的蓬勃的希望。我被这一切感动着，我一颗渐乎老去的心受到了激励，我想，我不用多说什么，见到大家，相视一笑，表达我的感激，足够了。 但奉江燕老师之命，我得说说如何投稿，怎么投稿命中率高一些？说真的，我做编辑才两年，经验并不多，但是这两年下来，感触很多，这些感触里，更多的是依旧从一个老师的角度产生的。我于心里常常作着一个老师和一个编辑的激烈辩论。那我就把我零零散散粗浅的感受说一说，没有准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请大家原谅。 我想把“投稿”两个字拆开来说。先来说怎么投。 第一、给一份刊物投稿，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个刊物的特点。 不要盲目地投，哗一下子发出去，像天女散花那样，可不行。我常常看到我的邮箱里，有的老师给我投稿的同时，还有同时发向很多杂志，抄送栏里密密麻麻的地址，这样不好，编辑最忌一稿多投。每一种刊物都有鲜明的办刊特色，你的稿子不可能“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说《小学语文教师》这个刊物的特点就很鲜明，它特别关注基层一线老师的教学，注重呈现教师的实践智慧。刊物的广告这么说：哪里有小学语文教师，哪里就有《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师》发短小精悍的文章，发最贴近课改一线的文章，发信息含量大的文章，让老师们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信息。我这可不是做广告（笑）。也就是说，《小学语文教师》这本刊物的用稿特点是非常强调实践性，操作性的文章。比如课堂实录、课例研究，案例反思，教材研读，再比如教学随笔，园丁故事等等。而有些刊物则不同，可能更关注理论研究，比如人教社的《课程、教材、教法》，那就是一本很强调教育前沿理论的刊物。老师首先了解了刊物的特点，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要了解栏目的特点。 既然设了栏目，那么不同的栏目对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就不同。栏目也是特点的。老师们可能也经常看各种各样的杂志，不知你们是否注意了，办得比较好的一些杂志，例如《读者》，它的每一个栏目从内容到篇幅，从版式到插图都有鲜明的特点，随手打开，熟悉它的读者立刻知道这是什么栏目。 我做这本《小学语文教师》也尽量地保持不同栏目的不同风格。 比如教学论坛，主要是发一些教学理论性的文章，体现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文章。钱老师是我们的老作者，他作为一名资深的教育专家，站在理论的高度，密切关注实践，以其融通理论与实践的视阈撰写了很多指导实践的理论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还有我们的“备课参考”栏目，今年，我把这个栏目名改了，叫做“备课室”。希望能更多地体现教师的备课过程，而不是仅仅提供资料性的参考。那么“备课室”里需要的文章如：教法尝试、教材解读、备课思考等等。最常见的文章，如教学设计，教材的重难点分析及教法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整节课的教学设计篇幅太长，所以我们往往选择一些好的、有新意的片段设计。例如，今天小周老师上了这节课，导入很有特点，就可以把它写下来，题目可以是“谈谈《古诗两首》教学的导入，不用写很多，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两千字，就可以写得明明白白，放在备课室里最合适。这样的文章，给老师提供的是“半成品”似的“操作模块”，便于读者将其融入在自己的教学中，灵活运用。 “案例反思”栏目，其实也是为老师直接提供教学实践信息的栏目，和备课室相比，它侧重于教学案例的呈现和教师对教学行为的反思研究。比如今天大家听了小周老师的课，有一些想法，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记录下课堂片段，然后写出自己的反思，我们的“案例反思”栏目的文章形式就是片段实录加上反思。 我也会为大家精选一些名家的课堂实录，完整地全课呈现，供老师们学习，这就是“精品课堂”栏目。不仅仅是名师的课，我还注意发掘一些在课型上、内容上、设计理念上有创意，有突破的课。或许这样的课在目前的条件下还不太具操作性，但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不是有“概念车”吗？课堂是否也可以提出“概念课堂”这一说？加上少许点评，让老师们通过这个课例，受到启发，激起思考，语文教学，再往前，我们该怎么走。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栏目的不同特点。再说我们的“教学随笔”栏目，随笔和“备课室”里面的文章要求就不一样了。随笔更强调一种叙事风格的文章，文章不要长，就抓住一个事例去叙说，不见得是教学的，也可是语文教育方面的。也就是说，用叙事的方式和大家去叙谈，这就是教学随笔。老师们如果抓住了不同栏目的特点，你投稿就有的放矢了。写了一篇的文章，看看吻合哪个栏目的要求，投过去，正中编辑下怀，命中率当然大大提高。 第三点，要了解编辑的流程。 编辑期刊有一个流程。从收到稿件到选稿编稿，再到审读校勘、付印出刊，要经历好几道工序，要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跨度。你看，今天我下午赶回上海立刻要做的工作是把第六期已经三校的稿子最后验清后发到印刷厂出片。那么这第六期的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的呢？春节前后。那时开始策划、组织这期稿子。三月份编稿，四月份审稿、清样、三校。一期稿子编辑们要一个字，一个标点反反复复看上三四遍，尽可能地将错误率降到最低。四月底送到印刷厂出片付印，从印刷到邮局六月一日发到读者的手里，一个月时间，也不宽余。了解了这个过程，老师们投稿，特别是投备课类的文章，就要注意时间的提前量了，至少提前教学进度两个月，具体地说，比如这学期我上了一节很成功的课，课的设计很有新意，课后我把设计和实录整理出来，但现在投来的稿子，编辑肯定没法用，你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的，刊物两个月之后登出来，已经事过境迁了。 你说，没关系嘛，我先发给编辑，他放着下学年再用好了。那样当然也可以，但毕竟像食品放陈了，不那么新鲜了。怎么才能“保鲜”？我建议老师们写好一篇稿子，先“雪藏”一段时间，给自己进一步思考的过程。钱正权老师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的文章刊出来，经得起推敲，且历久弥新。同样，老师们现在上了的课，感觉不错，往往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问题了，这时候如果能改进一下，一定会比现在完美得多，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把当初写的稿子拿出来，臻于完善，自己满意了，编辑拿到手也会如获至宝。这是我说的时间问题，老师要把握这样一个流程，你的投稿命中率的“血”又上升了几格。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你要学会跟编辑交流。 经常发表文章的作者，大都很善于跟编辑交流，他们在投稿前后，会给编辑打电话，交流沟通一下：朱老师，我有一个想法，我写了一篇稿子，您看看，给我提提意见，我过一段时间再给你打电话。但不能像前段时间我遇到的一位作者，他非常热切地想投稿，给我打来电话说：“老师，我昨天给您发了一篇文章，我2007年最大的心愿，也是唯一的心愿就是发这篇文章，您一定要给我发呀。”我一看他的稿子，不行，可怎么说呢？我只好给他打电话：“我想问问，你2007年还能有别的心愿吗？”（笑） 不能用这种方式来交流。要相信编辑们是会非常重视老师们投来的每一篇稿子的。我和你们一样是老师，我完全可以体会到老师们投出这篇稿子的满心希望。所以我这里详细讲一下投稿方面的注意事项。普通的纸质信件投稿，只要注意一点，在稿子上写清联系方式：电话，单位、地址、邮编。 电子投稿有这样几方面需要注意： 一、一稿一投，切忌利用网络的便利一稿多投。同样的稿子，好几本刊物上都有不是件光荣的事，反而会引起编辑们的反感。 二、稿件以附件形式发送，不要直接贴在“正文”上。下载起来麻烦不说，原文格式也无法显现。稿件里一定要写清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编。便于我们和你联系，便于稿件刊用之后给你邮寄稿费。 三、邮件名称不要只有“投稿”两个字，最好直接写明文章标题，所投栏目。也就是把文章标题作为信件名称，写在地址下面的“标题”栏里。让编辑检索时一目了然。最后一点还请大家原谅，老师们投稿后，都非常希望能尽快得到回复，但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回复的。除非这个稿子需要修改，需要跟作者交流。如果不需要修改，一般会在稿子审定后通知你，或发用稿通知。这是投稿的基本常识，由于时间关系先简单跟大家说说，挂一漏万。其他有什么，会后再交流。 接下来，我要说说“稿”，怎么写稿，什么样的稿才能入编辑们的“法眼”。 我确实很想和老师交流这个问题。我们刊物每天的来稿量很大，但不需要怎么修改，拿来能用的不算太多。原因在哪里？我一直在想。原先当老师，或做教研员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走出来再看，看出点问题：咱们教育系统内部的论文喜欢求全、求大。喜欢追求宏大的题材，喜欢新名词，新概念。我们的文章通常是这样：一个宏大的标题，如《论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教学》，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你三五千字能说透的；或者一个不知所云的标题，如《文化生命的课堂》，听上去更像一本书的名字。 文章什么样呢？必定有小标题一二三四五个，没有五个，至少也得凑齐三个。字数相等，句式相同。为此，少不了一番推敲，颇费些工夫。很多小标题放到哪篇文章用似乎都可以。框架搭好开始填内容，我之所以说“填内容”，就有“填空”的意思在里面。为了既定的框架填内容，甚至为了框架凑内容，而非为了内容结构文章。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四平八稳，不鲜活、不灵动，毫无生气，好像都说了，其实什么都没说透，读起来味同嚼蜡。一些老师写例谈类的文章，有时候仅仅以一节课为例，也得弄出三、四个小标题，然后再把一个完整的课例一块一块地贴到这个标题下，再贴到那个标题下。课例变得支离破碎，好像都说了，好像都没说。原本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也被弄得面目模糊了。这样的文章，可读性差，编辑不喜欢。老师也最好不要写。即使教育部门论文评比需要，也尽量少写些，它会写坏自己的文风，耽误自己宝贵的生命时间。 那么写什么？ 第一，用鲜活的事例说明问题。 前面我说了，一些小标题往往是一些概念的表述。你提出这些概念，如果不用鲜活的事例来验证，那么这些概念什么也说明不了。鲜活的事例哪里来？从我们老师的实践中来，研究理论的专家也得向你讨教实践，你是最有发言权的，在实践中你每时每刻经历着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具体事例，为什么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呢？在这里，我想说一个让我深受启发的例子。前段时间我有幸聆听了一位德国著名汉学家的讲座，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让世界瞩目，他是一位值得中国敬重的人。那天他的报告是关于中西方精神与身体关系的文化差异，标题很有意思，好像叫“中国人不散步吗？”报告开场半个多小时，他一直在讲述他和中国人交往中，发现中国人都不愿意无目的地走路（散步）的事例。先讲在中国的校园里遇到的学生如何，再讲他的中国朋友去德国如何，类似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先生操着不太流利的中文，不厌其烦地讲述一连串琐碎的细节，显得散乱而没有条理，全然没有通常所见的报告者无懈可击的推理和不断抛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观点。难道这是一位大学者的研究？散步不散步能说明什么？这些个别的例子又能说明什么？看看他庄重严肃，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真有些诧异。 然而，一个个细节，甚至细节中的细节，不断地叠放，镜头开始聚焦，共性的东西逐渐显现出来，中国文化中对待身体与精神的态度，在“散步”这一生活细节里得到印证。此刻的我，不能不随着他的讲述思想开去，头脑里不是被告知，而是被质疑，被激活，被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空间留待充盈。散步与不散步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孰优孰劣，这位汉学家直到报告结束也没有作结论。随后的交流，在座的很多学者从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提出完全不同的理解。一些问题又引出了新的问题。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不同学科在这里交错，“散步”的价值显现出来。研究，就此开始。这段场景我终身难忘。 反观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研究，却鲜见这种针对细节的实质性研讨。更不用说我们空洞的，充斥着课程理论名词，甚至哲学名词，却鲜有说服力的语文教学论文，好像不这样，就无法显示我们学问的“高深”。 学问在哪里？学问在细节中。哲学家叶秀山先生说：“没有细节，你的学问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说，因为学问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有一些想法，提出一些概念名词。”事实就是如此，理论如果没有穿过这些细节，就无法真正抵达实践层面；而对理论的理解如果没有透过这些细节，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是纯粹的。历史学家陈春生先生提出历史研究要“回到历史现场”，他认为，真正深刻的有价值的研究作品，不是我们归纳出的所谓“特点”，不是主观臆想出的所谓“观点”，而是所能提交和呈现的个案，具体事件等等。 听讲座回来，我写了篇随笔，名叫《散步与细节》，我说，研究文化的，能从“散步”这个寻常的生活细节着眼；研究历史的，力求“回到历史现场”去关注细小的具体事件，这应该给我们的新课程语文教学研究一些启示的。教学也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恰恰是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细节里，蕴藏着丰富的具有共性的观念或行为特征，如果我们能聚焦细节，放大细节，就可能使教学研究摆脱在理念的圈子里打转的窘困，走向实质性的突破。平凡的细节被理论穿越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而理论，只有穿越了一个个细节，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真正的研究就从眼下的细节开始。 老师们，珍惜我们身边每一个细节，把你的细节用你的笔头表达出来，也许事例之后你没有说什么，但是，事例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文章首先要有鲜活的细节。 第二，要实实在在地说理。 一段时间，我们小语界兴起这样一种文风，文章中大量引用理论，堆砌概念新词的现象尤为严重。比如说，“言语是存在的家”“言语生命的精神欲求”之类，这些词语倒并非生造，而是一些哲学范畴的概念。我以为，不同范畴的概念拿到我们教育里面，不是不可以，而是一定要慎重，更不能滥用。当然，我们思考教育问题，教学问题达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会需要哲学的介入，会走向哲学层面的思辨。但是，哲学范畴的东西拿到教育实践里面，拿到教学当中，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可自己也没弄明白，还要拿出来唬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既然如此，倒不如我们就来实实在在地说说道理，用最通俗的话，最朴实的话说道理。这一点我们的钱老师，于永正老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老师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文章。你们绝对找不到流行的新词汇和新概念，但是，他们说出来的道理却那么深刻，那么透彻。让我们看到了，读懂了语文最本真的东西。真正的大家的文章就是这样，读过朱光潜、丰子恺、季羡林、老舍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不是盛气凌人的说教，你要怎样，应该怎样，而是像一位和蔼可亲的朋友、长者在和你攀谈，商量，你看这样如何？是不是这个理儿？ 所以，不必去追求那些时髦的名词术语，我们用最朴实的话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以最朴实方式呈现自己最本真的东西。昨天听我们严晓东校长说，我们的学校正在倡导“自己的课堂，本真的课堂”，这是做到点子上的。进而再倡导“自己的文章，本真的文章”，教风、文风势必相得益彰。 倡导开门见山的文风，是我要说的第四点。 虽然我们是语文教师，但我们的学科刊物还是以庄重理性的叙事研究风格为主的。有的老师文笔很好，擅长抒情，写文章一吟三叹，柔肠百转。但我们需要的大部分稿子还是开门见山为好，干干净净的文字最说明问题。有的老师读了许多理论专著，写文章时喜欢引用，我以为，理论的东西不要照搬，要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很多老师写文章，开头不说“《语文课程标准》云如何如何”，就没法说话。结尾的时候不说，“让我们一起在新课程的路上奋勇前进”，好像就没法收尾（笑）。而这样的文字在编辑看来，既不中用，又浪费宝贵的版面。肯定删掉——挤干水分。干干净净地说话，就像今天最后小周老师的说课：今天我上了一节课，我有几点新体会——直接开始说。开门见山、干干净净。这样的文字到了编辑那里，是赏心悦目的，是很“养人”的。 投稿的事情就说这么多。有道是作文如做人。投稿也一样，透过稿子，能真真切切地看到你这个人。我做过老师的，做过教研员，我不仅从一个编辑的角度看待一篇稿子，更从一个教师的角度看到你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情怀，看到你在课堂上的样子。读你的教学设计，教例反思，我仿佛身临其境你的课堂。当你讲述你的教学经历的时候，我仿佛能感受到你一颗真挚的心。穿越文章，我看你这个人，你就站在我面前。你真心地和大家交流，从你自己的教学实践来，真正发自内心希望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便能感受到你文章的温度，我能看文章背后一双热切的眼睛，一颗真挚的心。一定不能为了投稿而投稿，那样的文字再多再美再抒情，也挡不住文字背后一双冷冷的眼睛。老师们，让我看到你的心，看到一位老师捕捉到教学实践的智慧，急切和同行们分享，急切希望得到同行们帮助的热切的心。 比投稿更重要的是养成动笔的习惯。武进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有着很好的读书的氛围，老师们的学养深厚，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息。但是，书读进去，内化之后，还要转化出来。否则你只能是个书篓子，你所读的书只能作为你茶余饭后的谈资。转化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动笔。事实上，阅读就是思考，只有将阅读、思考的内容变成文字的时候，你真正才走进自己的内心，真正把书里作者的思考变成自己的思考，系统成熟的思考，而非零散的思想的碎片，进而落实到实践行为中去，获得再创造的快乐。昨晚临睡前我看的一本书名叫《幻想之眼》，作者张文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名教师，他教学，践行着他的生命教育理念，也时常参加一些活动，作作讲演。但他更会静下来阅读、反思、写作。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时时反思的话，那么，他的灵魂是粗糙而躁动的，他的一生是飘零而混乱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有一句话说得更好：我们要时常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老师们,如果我们能够养成动笔的习惯，把看到的、想到的、做到的及时地记下来，你可能更多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灵魂，在丰厚的思想积淀中，体会一份来自灵魂的充满希望的沉静与安详。 第三，养成动笔的习惯很重要，和编辑交朋友也很重要，尤其是和我这样的编辑交朋友（笑）。这么说，是觉得在跟星辰几位老师交谈时，我们共同捕捉教学中的智慧。比如，金磊老师对语文课上的一些所谓“非语文”问题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他就跟我聊聊。我就说，金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就把这点写下来，咱们在刊物上做个茶座。这个茶座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和何江燕老师聊，她说，朱老师，我觉得“文本研读”很有意思，我也写了几篇“教材研读”的文章，不知道这样读可不可以。我听她一说，觉得何老师研读教材的角度很新，于是很快刊出了她的研读。周艳霞老师在一次闲谈中，和我谈到了最近一次教研活动的“同课异构”，我觉得这样一种教学比较，更能体现备课研究的过程，内容的可信度和形式的操作性都能给更多的语文备课以启发。于是我立即约周老师写出来，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刊用了这篇文章。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起共同揣摩，这样你的文章可能写起来更有目的性，也能较快地在刊物上刊出。同时，也能通过和编辑的交流，你了解到现在整个学科界在关注什么，刊物正才策划哪方面的稿子等等，如果这方面我正好有所思考，和编辑交流一下，按照要求写一写。这绝对没有开后门的意思（笑），写得不好照样不用。不过，如果星辰实验学校的老师们要向我投稿，我看见稿件上写着星辰学校某某向朱老师投稿，我感情的天平是会向这边倾斜的（笑）。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我更希望《小学语文教师》这本刊物能成为一个平台，为星辰实验学校做一点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有这么一所学校，有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团队，有这么多洋溢活力的老师。我想，一方面，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做学问，另一方面，为了我们的成长，我们更需要放开自己。你想成长吗，首先你要向大家敞开自己。开放的心态是获得成长的前提。就像我今天，不管我说的观点对也好，错也好，我站在大家面前了，我向大家敞开自己了。我真诚地和大家交流，激起思想的火花，而我便在这样的火花中得到淬炼。我也希望星辰学校的老师向我，向更多的同行敞开你们自己。谢谢大家！ 何江燕：朱老师讲话真的非常实在，但是又很受用。她是在教我们怎样投稿，但又不仅仅在说投稿，她还在说语文，在说文学，在说人学。我觉得投稿是一门学问，我们的教学更是一门学问。两位专家的讲话里面有大学问，学问、学问要边学边问。但是遗憾的是，今天的时间不允许了，好在两位专家的讲话我们安排了现场记录，一字不漏。我们可以在这次活动以后去好好咀嚼，慢慢消化，否则会消化不良的。因为时间关系，千言万语我们只能化作最热烈的掌声，向两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了。好在我们这次活动只是一个好的开端，这次活动虽然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我希望它是一个逗号，后面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欢迎他们再次走进我们校园，走进我们的课堂；更希望它是一个顿号，隔的时间再短一些，来的频率再高一些。相信两位专家肯定会欣然应允的。
萌芽
作者：CHEN链接：来源：知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汉学（译为Sinology或Chinese studies），是一门西方学者通过中国思想、中国语言、文学、中国文化和历史来研究中国的学科，通常指的是西方学术，本文主要介绍西方汉学。西方汉学始于17世纪最早学习汉语的西方人是16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传教士，他们试图在中国传播罗马天主教。西班牙早期的多米尼加传教团在马尼拉经营着一家印刷厂，并且在1593年至1607年之间为中国移民社区制作了四本天主教教义作品，其中三本为古典文言，另一本为古典文言和福建方言的混合物。与由著名先驱利玛窦（Matteo Ricci）领导的耶稣会士在中国大陆的成功相比，多米尼加人在中国人中的成就显得尤为苍白。利玛窦于1583年到达广州，并在中国度过了余生。不同于他的大多数前辈和同时代人，利玛窦并不认为中国人是“异教徒”，而是将他们视为“志同道合之人”。他像当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学者一样去研究中国儒家经典，以便以自己的语言向中国文人介绍天主教的学说和欧洲的哲学思想。这是西方汉学研究给对中国学术研究发展带来的第一次启示。18世纪在启蒙时代，汉学家开始将中国的哲学，伦理，法律制度和美学引入西方。尽管这些思想文化存在一定的不科学和不完整性，但他们的作品激发了符合当时中国特色的发展以及一系列中西文化的碰撞与思辨。当时，汉学家经常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开明的王国，将其与刚刚从黑暗时代崛起的欧洲进行比较。其中对中国感兴趣的西方学者中，比较被广为人知的就是伏尔泰。在法国，对中国汉学的研究始于路易十四时代。1711年，他任命了年轻的Arcadio Huang来编录皇家中文文本目录。Arcadio Huang在ÉtienneFourmont的帮助下，于1742年发完成了这部分工作。1732年，圣会的一名传教士从在那不勒斯创建了欧洲大陆的第一所汉学学校:“中国学院”，成为今天的那不勒斯东方大学。这是西方汉学研究给对中国学术研究发展带来的再次推进。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耶稣会士学者传达的中国儒家的形象在当时主导了西方思想。虽然欧洲有些人学会了说汉语，但大多数人学习的是书面文言文。这些学者通过批判性注释翻译进入了所谓的“传统注释”中。这种对经典文本翻译的强调抑制了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使用或对其他传统文本的比较，这一阶段有学者称之为“语言学上的分裂”。随后，世俗学者逐渐超过传教士，在20世纪，汉学逐渐在西方大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二十世纪及以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巴黎为基础的汉学研究一直主导着西方对中国的学习。Paul Pelliot，Henri Maspero和Marcel Granet都发表了汉学基础研究著作，并以此培养学生。俄国汉学学校主要集中于学习古典汉语文本。例如，俄罗斯汉学家朱利安·舒茨基（Julian Shchutsky）的贡献尤其宝贵。他全文翻译的易经是当时最完整的版本。现今，各个国家争相研究汉学，以求一窥中国发展的“潘多拉之盒”，如美国汉学，以研究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为主要内容。欧洲汉学，以研究宗教与传教士的中国文化问题，以及现当代中国问题为主要核心。东亚汉学，以日本、韩国、越南为中心（日本汉学、高丽汉学、越南汉学），研究中国自古以来到现当代所有的中国文化内涵。总之，欧美汉学研究，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必将在持之以恒与潜移默化中带来启示。
文献法比较研究法综合归纳法等等加油哦，我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
文献法文献法是一种既古老，又富有生命力的科学研究方法。无论哪一种社会活动想要留下永久的痕迹都离不开各种文献。人类活动与认识的无限性和个体生命与认识的有限性的矛盾，决定了我们在研究逝去的事实时必须借助于文献
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指秦、西汉、东汉长达400余年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起来并得到逐步巩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封建制度确立并不断发展；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也都出现了规模后世的发展和变化。体现在军事思想的发展上，主要有四个方面：大一统的战争观；集中统一的建军观；长治久安的国防观；度德、量力、较智、竞技的制胜观。这些思想是秦汉时期我国封建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不断发展，历史实现空前大统一的时代产物，是秦汉时期多次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实践经验的集中反映，是先秦军事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继承和发展。这些思想是为秦汉大统一时代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服务的，从理论上回答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维护统一、建设军队、巩固国防、克敌制胜的许多重大问题，因而是中国历代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对后世具有很深远的影响。秦汉时期与先秦时期相比较，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区别，就是开创了我国历史空前大统一的新纪元。在全面确立郡县制和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统一法律和军队，统一货币、赋税、关市和度、量、衡，统一文字和思想文化，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从而结束了先秦时期那种诸侯纷争、各自为政、思想混乱、莫衷一是的局面，真正建立起了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秦汉大统一时代，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一与分裂的矛盾，并多次引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民族战争和统一战争。全部秦汉军事思想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大规模统一战争、大规模民族战争和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的理论问题而展开的。同时它又是在秦汉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条件的支配和制约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中，秦代是它的奠基时期，西汉是它的全面发展时期，东汉是它走向成熟和终结时期。秦代首尾不过15年，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极其短暂的一瞬。但是，它开创了历史大统一的新纪元，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各项基本制度并为后世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因此，后人评价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秦也者，古今之界也。”秦代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对军事活动的谋划、指导和军队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各项制度、措施之中。由于奉行焚书坑儒的政策，这一时期根本没有兵书理论问世，但它却通过军事实践和军事制度，给秦汉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继秦之后第一个长期稳定、统一、富强的封建王朝。尤其到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全面强化中央集权，大力扩建骑兵，展开大举反击匈奴的战争及对周边其他地区开疆拓土的战争。对匈奴的战争持续将近百年，最终取得胜利，实现了规模远比秦代更为宏大的统一。西汉时期经历了极其丰富的战争实践，先后涌现出刘邦、项羽、冒顿单于、萧何、张良、韩信、晁错、周亚夫、刘彻、李广、卫青、霍去病、赵充国等众多雄主、谋臣、名将。创立了大规模骑兵集团远程奔袭和荒原、山林、沙漠、江海作战等新战法；发展了筑城守边。屯田戍边、徙民实边等举措，建设起强大而巩固的国防。更加重视军事理论的研究，先后三次校理兵书，提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的四分法理论，对每一种兵书的特点和价值，都做出了西汉人自己的总结和评价。西汉自身的军事思想载体也很丰盛，有著名兵书《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有著名军事论述晁错《言兵事疏》、赵充国《屯田制羌疏》、侯应《备塞论》以及《盐铁论》中的一些军事专篇；还有帝王将相的诸多用兵谋议和文人学士的大量谈兵之论。从而把秦汉军事思想推进到一个全面发展的鼎盛阶段。东汉是继西汉之后又一个长期稳定统一的封建王朝。它是在农民大起义推翻王莽政权后天下动乱之中建立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坚持用儒家的“柔道”安辑天下，用兵家的“诡道”克敌制胜，很快即削平群雄，争得周边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内附，重现清平治世的繁荣。不久，联合内附的少数民族，一举击败北匈奴，实现了与西汉相似的大统一。东汉一代崇儒抑武，首创文吏典军之制，没有兵书存世。其军事思想主要体现于光武帝刘秀的战争指导和经国制军的举措，邓禹、寇恂、冯异、马援、吴汉、耿弁、班超等众多名将的用兵谋略，以及史学家班固、政论家王符等文人学士的有关著述之中。由于开国之初成功地实现了兵儒结合，从而把秦汉军事思想的发展推进到更为成熟的阶段。
第一章 秦汉散文1、秦代国祚短促，可提及的散文家只有李斯一人。他的作品主要还受战国纵横家的影响。 两汉散文文风发生了很大变化。除了《史记》 《汉书》等史传作品，汉代散文的创作主流就 是政论文。它们的文风朴实厚重，内容切近时事。四百年间风格历经数变：西汉初贾谊等情 感浓郁，饶有策士遗风；中后期董仲舒、刘向等引经据典，风格典重；东汉初王充晓畅平易， 通达深刻；后期王符、仲长统等愤世嫉俗。行文用语在东汉后期也向骈俪方向发展。两汉时 期还出现了不少抒情、叙事的散文。2、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在公元前 239 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 将其门人文章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魏国有信陵君， 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 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3、李斯散文的代表作是《谏逐客书》。李斯还为秦始皇作过许多刻石表功的碑铭，文辞整饬 简洁，气度宏伟对后世碑铭文字影响甚巨。据《史记》记载，秦刻石共八篇，其中六篇载于 《史记秦始皇本纪》 ，如《邹峄山刻石文》、 《琅邪台刻石文》 、 《之罘东观刻石文》、 《琅邪刻 石文》、 《碣石刻石文》、《会稽刻石文》等。秦刻石为后世碑文之祖。4、贾谊与晁错 贾谊是汉初年轻的政治家。他的作品集中收录在《新书》中，可分为专题 政论文、疏牍文和杂论三类。 《过秦论》三篇是贾谊政论文的代表作。贾谊疏牍文的代表作 是《论积贮疏》和《陈政事疏》。晁错与贾谊同时而稍后，是汉初另一个著名政论家。《论 贵粟疏》是其代表作。5、董仲舒与刘向等 董仲舒是儒家大师，对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贡献 巨大。其《天人三策》对后世集权政治思想影响深远。刘向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和文献学家， 他为许多古籍写的叙录不少是出色的散文作品，如《战国策书录》。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和杨恽的《报孙会宗书》，叙写个人情志，情感浓郁，言辞痛切，又别是一种风格。6、王充的《论衡》是东汉代表性的政论散文。王充、王符和仲长统是东汉散文的三大家。 王符有《潜夫论》，仲长统有《昌言》。
秦朝时期的主要阶段特征是统一国家的建立（或大一统）。秦建立中央集权统治的表现：1、皇帝制度：嬴政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自称“始皇帝”。2、中央：三公九卿 三公：在中央设立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三个最高官职。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政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的诏令，并负责监察百官；太尉负责掌管理全国军务。 九卿：丞相之下设有九卿，分别掌管国家各项具体事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能部门。3、推行郡县制：秦统一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郡的长官是郡守，县的长官称县令或是县长，县以下设乡、里基层行政机构。郡守和县令由皇帝直接任命。秦中央集权的特征：1、皇权的特征：（1）皇帝独尊：成为秦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2）皇位世袭：“家天下”的皇位继承制是君主权利集中的另一体现。（3）皇权至上：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一切大权，都由皇帝总揽；中央和地方的主要官员也都由皇帝任免；军队的调动以虎符为依据，虎符由皇帝控制、发给。
秦汉时期主要阶段特征政治方面：本阶段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时期。民族关系方面：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民族关系初步繁荣时期。对外关系方面：本阶段中国向朝鲜、日本、西亚和欧洲的交往开始以贸易往来，使节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形式发展起来。1秦朝的时代特征1、政治上：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2、经济上：秦统一后，在全国统一使用圆形方孔铜钱；同时还统一了度量衡；3、文化上：把小篆作为全国统一的文字，后来使用更为简单的隶书；4、思想上：焚书坑儒，为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给我国古代文化造成极大损失，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汉代的时代特征1、中央集权制进一步加强，表现在改革政治体制、建立新的军事体制、实施新的财政税赋制度等；2、思想统治更为严酷，最典型的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学说统治中国长达几千年；3、封建割据势力形成，这一现象在秦朝末期初露端倪，到汉代形成规模，从此，地主势力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长期占据历史舞台。4、“多民族”与“大一统”形成格局，随着汉代疆域的不断扩大，大一统是必然趋势，而多民族则是少数民族屈从于汉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