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地域文化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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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而言，20世纪的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却发生了由传统跨向现在的巨变，沿袭了两千多年“超稳定结构形态”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崩塌了，建构在儒家纲常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权威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滚滚东来，深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性、民主性精华经过发掘和整理而熠熠生辉，外来进步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革命和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逐渐整合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文学是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花朵，文化是文学的土壤，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在20世纪中国的特色文化土壤上生根开花的。对于各省区的现当代文学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四川（含重庆市）文学等等而言，该省区的地域文化则是一块“底肥”充足的沃土，往往深刻地影响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文学既然是文化的结晶、文化的载体，那么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对它加以诠释就十分必要，非常有意义了，它可以拓宽研究的广度、挖掘研究的深度，还可以创建全国或地方文学史研究新框架、新体系。邓经武君新近出版的专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该书以多维文化视野考察四川新文学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域外文化与域内文化的联系，特别注重把20世纪四川作家作品与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追述其承传性，不乏言人之所未言，见人之所未见。这正如洪钟老在为该书的“序”中提到的该书论述特点：“廖平影响吴虞，吴虞又影响了巴金。巴蜀文化的叛逆精神又影响了郭沫若。这些都是较深层次的探索。” 关于四川现当代文学与巴蜀文化关系的研究论著，我们在近年欣喜地读到了两部，一是李怡教授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是邓经武副教授的《二十世纪巴蜀文学》。李怡君对四川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巴蜀意象”的概括、对四川现代作家继承和创化巴蜀文化传统而呈现出的艺术个性的揭示等均颇富学术见地，何开四先生、吕进先生等专家教授（笔者曾忝列其间）热忱推荐，其被评选为第六届四川省优秀社科研究成果。邓君的《二十世纪巴蜀文学》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样地采取了多重文化、尤其是巴蜀文化视角，但同工而异曲，有新的体系（世纪整体）、新的创意（从区域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及时潮的交汇等视 角）、新的特点（成系统的区域百年文学史）。 “传统的基础与外来理论的移植，从创作的模仿，到独创的探索”，《二十世纪巴蜀文学》能贴近学科研究前沿，以建构地域文学史所需要的史识，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看本世纪中国文学和其中的巴蜀文学，并归纳出其运行特征。整个世纪中巴蜀文学以人数众多、名家辈出和风格独异而与江浙作家并驾齐驱，世人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称谓，40年代沙汀的乡镇人生小说，60年代“革命颂歌”体文学代表《红岩》和马识途的《清江壮歌》，80年代首届“茅盾文学奖”榜首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巴蜀怪杰”魏明伦的突进冲决以及本世纪末整个新诗潮中的巴蜀青年诗群，都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学特定时期的典型特征。因此，研究20世纪巴蜀文学，自然也应该成为研究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邓经武《二十世纪巴蜀文学》着眼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运行、发展的大脉络，落笔于巴蜀文学发生衍变的历程，对每个特定阶段巴蜀作家的创作概况，都有专节从“面”的方面进行论述，又用专章、专节论述在全国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家，点面结合，从而体现着“史”的系统化和体系性。即使是“概述”中那些被屈居于“面”上的作家如邹容、吴虞、曾孝谷、“浅草———沉钟社”的巴蜀青年群体、阳翰笙、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红军戏剧的代表李伯钊、陈其通，以及童恩正的科幻小说、新时期“大巴山作家群”等，都无一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作家和文学现象。作者落笔于巴蜀区域却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整体，这就表现了“史家”的眼力，也形成其独具的特点。 该书的突出特点，还在于从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运行的背景中，从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中国整体文学与巴蜀区域文学关系中去建构自己的体系。前面说到，本世纪巴蜀作家大都因为其独特风格在文坛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说，被研究对象本身已为研究者提供了选题价值和丰富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围绕这些巴蜀作家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又对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创新、深入的难题。该书正是从中外文化的交汇、区域性与全国性、传统文化积淀和现代思潮关系等新视角，实现和超越了突破。如对郭沫若，就从其自由个性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表现，剖析为其童年家世、故乡山水、巴蜀文化传统及民俗风情、外来文化思潮影响的综合作用，并将其与鲁迅、艾青、巴金、李吉力人、沙汀等的性格进行比较论述（P64）。对巴金，用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理论论述其思想、性格在创作中的表现，甚至指出他在无意识层面所表现的一些与现代进步思想相悖离的情况（见P154～155），“集体无意识的复杂性带来巴金作品表现的矛盾性”（P154）；又用人类文化学的视角，说明巴金所崇奉的“原始的正义”、“直爽的性格”、“正是巴蜀文化和区域人文精神通过民间民俗途径直接作用于巴金的珍贵遗产”（P163）；“巴金对无 政府主义的热情，正是由于其童年价值心理图式的同构感知所致”（P168）。所引材料为人们所熟悉，然本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看，揭示出传统积淀和文化遗存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巨大作用，这就体现出研究的新意。 文化学研究，离不开比较。比较方法的运用，也是《二十世纪巴蜀文学》视角新颖、论述深入的原因。该书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去论述李吉力人融会巴蜀文化与法兰西文化所表现的艺术个性，从梅里美和艾芜笔下塑造的相似人物，去分析比较两个作家因为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地位不同而在创作中表现的差异，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既有的民族道德心理积淀和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的范式使野猫子的反抗方式不可能是嘉而曼式的”（P108），“她辗转于艰辛的求生之路，逃避着追捕和压迫，没有嘉尔曼式饱享物质文明后的精神空虚，更没有南欧风情的淫侈放荡”（P109），“艾芜小说的个性，深受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近代蜀中帮会袍哥势力自成道德体系以及义侠犯禁抗拒封建统治的现实存在，都对艾芜的思想和创作产生着影响”（P111）。 温故是为了知新，建设21世纪新型中国文化必然地要立足于本世纪的经验教训，这本四川区域文学断代史的出现，既是20世纪百年文学史的积淀，又可作为21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巴蜀文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参考借鉴，虽然在材料取舍、作家定位等方面有些还可以商榷，但是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纪区域文学史框架。我希望能读到更多这样的著述。

在中国自有文字记录以来，庸国是最古老的国家之一，庸人也是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由于史书缺少记载，庸国及其氏族地位曾长期被人误解，有的称其为“楚之附庸”，说庸人就是楚人，有的归其为“诸巴之一”，说庸人就是巴人。实际上，庸文化具有完全的独立体系，其附属之说实属对历史的误读。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古庸国属地尽管现在大部分一分为三，分别隶属现湖北、陕西、重庆、湖南三省一市，属于不同的省、市管辖。但长期以来仍然保留着不少共同的文化特征，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丧葬文化、婚姻文化、语言文化、娱乐文化、巫文化、道教文化等。有的文化现象一直成为史学界难解之迷。如悬棺、民族神话《黑暗传》的形成、唱孝歌等。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极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现代汉语均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这种方言的形成肯定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

巴蜀文化  华夏文化的一个分支。中国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文化。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传说，早建有地方政权，至公元前 316年为秦所灭。考古发现，商至西周时，蜀人与黄河流域民族即有文化交流。出土商代后期陶器如深腹豆形器、高柄豆、小平底钵等，虽具地方特色，但铜镞、铜戈、铜矛却为黄河流域常见器形。出土的西周至春秋的玉石礼器与中原所出者一致。巴文化最早源于湖北西南的清江流域，后活动于盆地东部及附近地区。西周时，建有巴国，受蜀影响，始有较高水平的农业。后与蜀同时为秦所灭。代表巴文化特征的有出土战国时的圆刃折腰钺，短骹式弓耳矛及甑、釜、鍪配套的铜容器。  巴蜀两地相距较近，交流方便，两地出现的船棺葬、扁茎无格柳叶剑、铜器纹饰中出现的虎纹则代表巴蜀文化的共同特征。铜兵器和铜印上的各种符号可能是一种地方文字。巴蜀文化除接受中原与楚文化影响外，它还影响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  在秦以后，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加速融合获得新的发展。川西平原自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后 ，得灌溉之利，沃野千里，田肥美，民殷富，成为天府之国。四川自古盛产蚕桑，丝织为中国之冠，汉时成都即成织锦中心。由于锦缎驰名，锦城成为成都的代称。四川很早就发明凿盐井取卤，打气井取气，燃煮卤制盐，其钻井技术为世界首创。蜀道难久为人知，但巴蜀创造的栈道却是一种奇迹。它不仅沟通与中原的往来，也是西南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巴蜀艺术风格独特。川剧是其特有的表演艺术，语言生活气息浓厚，幽默风趣，尤以帮、打、唱紧密结合，川剧高腔最具代表性。四川人很讲究吃的艺术，川菜特点注重调味，有辣椒、花椒、胡椒、豆瓣、姜、葱、蒜，味醇厚，人称“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川酒芳香浓郁、绵醇爽甜。名酒有五粮液、泸州老窖特曲等。  四川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文化有明显的交流与兼容：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公社的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战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巴蜀文化兼容了这三种因素：它接受荆楚文化而把《楚辞》发展为汉大赋；它接受中原文化而使蜀人史学趋于发达；它接受秦陇文化而导致“陇蜀多贾”，工商业繁盛。  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剑阁天下险，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但人们都用武侯祠这个名称来代称这几处遗迹。诸葛亮作为中国人民智慧的化身，受到万世云霄的崇敬，“武侯祠”这一称谓，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从武侯祠出发，沿着当年刘备入蜀的路线，可以陆续拜谒大邑子龙庙、德阳庞统祠、绵竹诸葛祠、绵阳富乐山和蒋琬墓、昭化费祎庙和剑阁翠云廊，北出汉中可到沔县定军山诸葛墓和武侯祠。一路上我们尽可以领略历史淘尽千古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铁马金戈变为渔樵江渚的沧桑变化，从中受到启迪和教益。  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三峡风光的雄奇壮丽，举世闻名，再加长江支流大宁河小三峡的青幽神秘，身临其境，自会使人们充分体会到妙如仙境的峡中神韵。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表明，三峡很可能是人类起源地之一，当我们领略大溪文化的原始意味的时候，自然会引起我们对于洪荒远古的无限遐思。沿岸及上下游的丰富文化遗存，如丰都的鬼城、忠县的石宝寨、涪陵的水文石刻宝库白鹤梁，刘备向诸葛亮托孤的白帝城等，都可以增长我们的知识，启迪我们的智慧。大江大水是巴蜀冲出盆地走向外部世界的活力之所在。当我们巡行三峡之中时，会对巴蜀人为什么从来向往走出夔门做出自身心灵的阐释。  位于长宁县和江安县的蜀南竹海面积有6万余亩，其中还有仙寓洞、龙吟寺等文化景观，既是大自然的奇观，也是邛笮人和僰人等蜀地先民世世代代辛勤的杰作。  岷山是古蜀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发源于岷山的岷江，自古称为“江源”，是蜀文化最先发达起来的地方。这里有人间仙境九寨、黄龙和大草原，有巍峨的四姑娘山，有著名的卧龙大熊猫自然保护区和养殖基地，有古蜀文化的大量遗迹，有全国唯一的羌文化风光。游览岷山，不仅可以使我们体味山川的神奇秀美，更可以使我们领略古老的巴蜀文化的千姿百态。只要我们把山川旅游同文化旅游结合起来，我们就必然会有一次与一次不同的新的收获、新的感受。 怎样写?不了解一下历史,怎写?想天马行空不成?

巴蜀文化绵长久远、神秘而灿烂，可坐享天成，亦可以行卒而生；可无为逍遥，更因刀剑而存。文化上兼容儒释道，以道，注川人风骨；以儒，举川人仕进；以释，去川人彷徨；进退之间，死生契阔。巴蜀是一种特定的称谓，如今已分为巴和蜀。在战国以前，巴与蜀是分称的，泾渭分明。“巴”的古义为“吞食大象的巨蟒”，中心区域为重庆、川东及鄂西地区，涵盖陕南、汉中、黔中和湘西等地；“蜀”的古义为“葵中之蚕”，主要地理位置涵盖四川盆地中西部平原地区。滥觞于商代，见名于春秋，主体气质成于秦汉，巴的进取与蜀的兼容由此合二为一，秦汉以后逐渐融入中原文化，摇曳而生姿，经历代而飘然不散，是一片可以遮蔽天空的星云，和而未合，惜乎未能聚拢成星体，过去不能，现在不能，未来亦难能。扩展资料巴文化、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巴蜀大地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摇篮，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从秦汉到近、现代巴、蜀产生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轼、张木式、杨升庵、张问陶、李调元、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匠，在许多文化领域，诸如汉赋、唐诗、宋词、巴学、蜀学、史学、道教、天文、易学等方面，都处于全国前列。巴、蜀的文化和宗教，与齐鲁的儒学、三晋的法学、荆楚的道家，共同形成了祖国古代文化的显著特色。巴蜀地区是西南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和主经之地，自古与西南各族和南亚各国保持着密切交往，巴蜀文化影响了西南各族乃至南亚诸国，使巴蜀文化冲破了自身的地域特色进而具有大西南意义和国际文化交流意义。参考资料搜狗百科-巴蜀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