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巴蜀文化的论文

巴蜀文化的摇篮 　　金山丽水 蕴宝含英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黔涪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倚西藏，面积达57万平方公里。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 　　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 　　巴蜀地形复杂多样，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诸种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巴蜀东部地形为典型的发育完整、周延无缺的盆状，四周为崇山所环绕，一般在海拔 1000一2000米之间，少数可达海拔3000—4000米。中部盆底低下平坦，地质上乃古代一内陆湖盆，盆底大致可以广元、雅安、叙永和奉节四地的连线为界，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形状象个菱形的大盆。 　　在盆地地貌图上，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我们可以用笔划出盆地内部西、中、东三个部分： 　　西为川西冲积平原，居于龙泉山以西，面积为90OO平方公里，是四川全省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成的成都平原为最大，为盆地中农产最盛、人日最密区域，古称“华阳之地”，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区域。 　　中为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的川中方山丘陵，已辟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农业区。 　　东为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由西山（华蓥山）、中山（铜锣山）、东山（明月山）等大小20余条条状山岭和丘陵台地相间排列而成。这里的川江两岸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区域。 　　盆地内山地约占40％，丘陵占51．9％，平原占7．2％。因地形多样，物产丰盈，资源丰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富庶之区。 “天府之国”的美誉，主要就是指的四川盆地。 　　盆地四周高山连绵，为盆地与邻接地区间的自然界线。盆地北缘为米仓山和大巴山，山外为汉水河谷盆地。盆地东缘为川鄂界上的巫山山脉，乃长江三峡所从出，其外为湖广盆地，古称云梦泽。盆地东南缘为武陵山脉，山间为施南盆地，属于湖北，以七曜山为川鄂分界线。正南缘为大娄山山脉，横亘其外为云贵高原。西南缘为大小凉山，山外为宁南高原。西缘为龙门山、邛崃山、夹金山和大相岭，山外为青藏高原东麓和横断山脉南端。 　　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巴蜀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带来强烈影 响：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 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著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 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 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 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 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 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在巴蜀地 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 桑蚕漆蜡等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传统的形成。只要跨出盆地，东出三峡，便与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汉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岭、大巴山，便与秦陇文化的中心关中之地岭谷相连；走近西北，则与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所以，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先民们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 　　巴蜀西部包括盆地西缘山地以西的高原和高山峡谷地区。西北为甘孜——阿坝高原，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南一隅。发源于岷山高原上的岷江上游地区，古称“江源”，是氐羌高原文化较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也是蜀文化的来源地之一。再往西则为我国西南横断山脉的北翼，山脊海拔均在4000一5000米以上。其中大雪山之巅的贡嘎山高达7556米，是四川第一高峰，白雪皑皑，冰川峰峡，被称为“蜀山之王”。这里山高谷深，岭谷高差往往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国地表起伏最悬殊的地区之一。从北到南的大雪山、邛崃山和大凉山等南北向山脉是四川东部和西部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和农业分界线，东部和西部不同特征的地貌、气候、植被。农业和民族，均在这里分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境内大小河流约有130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在5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30多条，主要有长江（又称“川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金沙江（包括雅砻江）、乌江、赤水河等，都属于长江水系，只有极西北的白河和黑河（墨曲）注人黄河。东部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两方汇人长江，呈树枝状水网，流聚于盆底的最低部，全盆地的河流皆汇聚于长江，这是巴蜀文化具有强烈向心力的地理原因之一。 　　盆地内清河流的中下游与指曲山脉相关处，多成峡谷地形，这是巴蜀地理的又一个特色。如岷江婉蜒于龙门山脉褶曲的南端形成岷江小三峡；沱江中流横渡龙泉山而成金堂峡；嘉陵江下流截断沥鼻、温塘、观音诸山而成嘉陵小三峡；长江重庆以下，有铜锣、明月、黄草和剪刀四峡；奉节至宜昌，长江截断巫山有著名的长江三峡：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在峡江最大的支流大宁河上，又有出峡复入峡、大峡套小峡的上游四峡和下游三峡，人们一般称之为"小三峡”。巴蜀的众多三峡，构成天府旅游的突出特色和奇观，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巴蜀文化生长、繁衍的温床，它不但造福于历史，而且造福于今天，还将继续造福于未来，直至永远。 　　巴蜀境域位于北纬30''上下，而世界同纬度地区的其他地区，如阿拉伯、伊朗、非洲北部及北美南部，正当北半球回归高压带，气流下沉，温热干燥，莫不为沙漠横亘区域。这些地方的古文明发生区域有如沙漠中星星点点的绿洲。而巴蜀境域则不问，这里没有同纬度其他地区的沙漠现象，而内部地形差异性极大，受不同季风环流的交替影响，表现为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诸种气候和动植物的多种生长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和西部高原冬干夏雨气候两大类型。 　　东部盆地四面环山，冬季寒潮不易人侵，夏季焚风现象显著，具有冬暖、夏热、春旱，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秋季多绵雨的特点。雅安一带是全省雨量最多的区域，有“雨城”之称，“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征。重庆市则因云雾多而被称为“雾城”。成都平原，古称“广都之野”，适宜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长，这里自古即是山青水秀，葱荔绿郁，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于农耕的美丽富饶之地，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西部高原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因而气候变化很大，有多种类型，具有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气温年较差小而日较差大的季风高原型特点。高原南端的金沙江、安宁河谷地区纬度较低，海拔较高，加以北部群山阻隔，气候独具一做既有干雨季分明的季风高原型特征，又有冬暖夏凉、四季不鲜明的低纬度亚热带型特征。 　　巴蜀东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气候，带来这里生物圈内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其植物种类比整个欧洲还多，是珍稀动植物的宝库。资源植物约有4000多种，其中珍贵的有古老的珙桐、连香树和水青树，有水杉、银杉、冷杉、云杉、银杏等高大乔木，有古老的铁树——苏铁，有各种杜鹃和花楸，不同时令开不同颜色的山花，烂漫幽香。还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 4 0多种竹类灌木层，是珍贵动物大熊猫食用的“粮仓”。遍布盆地中的楠竹、慈竹、白夹竹等则是几千年来用作建筑、农具、日用器物、工艺品、食品和燃料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在今天，以已开发的占地6万余亩的蜀南竹海和正待开发的占地超过10万亩的巴山竹海为代表的巴蜀竹海洋，又成为远近驰名的旅游胜地。 　　不同门类的野生植物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经济资源，其中单是各种中草药就有约4000种，川贝、虫草、川连、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药材，多年来驰誉中外，至今在全世界的中药市场上，仍以“川广药材”为其美称。 　　巴蜀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脊椎动物110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列人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55种。举世闻名的大熊猫，今天主要生息在四川境内西北部的几处自然保护区内。金丝猴是栖于树上的“金发女郎”，它的法国名称叫做洛克塞尔安娜猴，是用一个俄国金发女郎的名字命名的。扭角羚是森林、灌丛和草甸之间的游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头似马但嘴有羊胡须，肩似驼但尾似鹿，被美国著名动物学家夏勒命名为 “六不像”。还有小熊猫则是大熊猫的亲密伙伴。从历史渊源上看，它们都是一百万年到几百万年以前的古老动物，曾共同经受过第四纪冰川的严峻考验。《华阳国志》记载古代巴蜀贡献的珍稀动物有犀象、牦牛，还有山鸡、白雉，其毛皮羽绒很早已被开发。至于大熊猫，因它只吃竹子，不伤生命，不猎食其它动物，故古代即作为和平使者的“义兽”，命名为 “驺虞”，被人们视为神物加以保护。 　　优越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巴蜀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很早兴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晋人左思《蜀都赋》曾生动地描绘巴蜀古代生态是“原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沫，浸以绵雒，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的理想的“农业国”。在巴蜀封域内，平原、丘陵主要为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是省内主要农耕土壤，是孕育巴蜀竹篱茅舍、流水潺潺绕屋的“林盘文化”的生长地。山地为红壤、黄壤、棕壤，是主要的森林土壤，也是巴蜀“梯田文化”特色的孕育地。高山、高原广泛分布的高山草甸土，适宜生长各种牧草和灌丛。最早的牧羊人——氐羌在远古时代就已选择岷山作为生息地，这里也就成了巴蜀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华阳国志》记载巴地和蜀地不仅“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而且是“桑蚕麻芒”等经济作物的优良产地，是“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踊、丹黄、空青、桑、漆、麻、苎”等土特产品的优良产地，还是荔枝、芳蒻、香茗、给客橙等奇珍异果的生产地和巴戟天、蜀椒等名贵药物的出产地。至今，巴蜀还受着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恩惠。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大致说来，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区称为蜀，盆地东部（即习称的川东）地区称为巴，而整个盆地连同周边地区则又通称为蜀。不过，巴蜀的地域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巴蜀文化区以及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大体上相适应的。 　　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食象它（蛇）”，是一种吞食大象的巨蛇。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巴字含义的不同解释，但多无确据，没有取得公认。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其中心区是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地区，又南极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的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抵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在其它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 　　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源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人川东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以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历代通称为巴，显然是同巴国大有关系的。 　　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再从其它古代文献综合考察，蜀就是桑蚕，它是现代家蚕的直接前身。 　　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阳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殷墟甲骨文中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从商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王权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这样，以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便一同保存了下来。隋唐以后，巴和蜀虽然不再是郡、州、道的行政区划名称，但一直作为地区的代称在各种场合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以致成为地域、人群和文化最重要的标志，直到今天。 　　重庆有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是古巴国的国都。在历史上，它的名称变化甚多，有过江州、巴州、楚州等名称。隋初改为渝州，取意于古渝水（嘉陵江），重庆位于嘉陵江之滨，故名渝州，所以重庆至今仍简称为“渝”。北宋徽宗时改名恭州。南宋孝宗时，其第三子恭王赵悍封于恭州，后来孝宗禅位，恭王继位为帝，是为光宗。光宗即位时，照例要将封地升州为府，遂取名为重庆府。从此以后，重庆一名沿用至今，今则为直辖市名称。 　　初源于距今4500— 3700年前的“宝墩文化”，标志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兴起。在距今3000年左右出现了今成都市区内以十二桥木结构建筑遗址为代表的城邑，在距今2000多年前蜀王开明尚在成都建立了蜀国都城。公元前311年秦国建成都城，是成都城市定型化的界标。从此，作为全蜀以至中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名和城址所在地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动。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看，作为城市的名称，成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见于记载，四川青川战国船棺葬内出土的铜矛上铸有“成都”铭文，稍晚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有“成都”的记载。历史文献记载中，《史记》和《山海经》都提到成都的名称，这表明成都城名的来源是十分久远的。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 （1001年）设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别为今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在宋徽宗大观三年 （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这以后，宋代设有“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就是中央派驻川峡四路的官员，都将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到元代就正式以“四川”为名，建立了四川行省。 　　元代的中央行政机构叫中书省，各地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叫 “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代在宋代的川峡四路基础上设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治成都。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 199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将四川分为今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

相对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而言，20世纪的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它却发生了由传统跨向现在的巨变，沿袭了两千多年“超稳定结构形态”的封建政治经济体制崩塌了，建构在儒家纲常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封建思想文化的权威地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化思潮滚滚东来，深蕴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性、民主性精华经过发掘和整理而熠熠生辉，外来进步文化和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在革命和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逐渐整合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文学是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特别是精神文化的花朵，文化是文学的土壤，中国现当代文学就是在20世纪中国的特色文化土壤上生根开花的。对于各省区的现当代文学如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山东文学、山西文学、四川（含重庆市）文学等等而言，该省区的地域文化则是一块“底肥”充足的沃土，往往深刻地影响作家的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形成。文学既然是文化的结晶、文化的载体，那么从文化学的角度切入对它加以诠释就十分必要，非常有意义了，它可以拓宽研究的广度、挖掘研究的深度，还可以创建全国或地方文学史研究新框架、新体系。邓经武君新近出版的专著《二十世纪巴蜀文学》确凿地证明了这一点。该书以多维文化视野考察四川新文学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域外文化与域内文化的联系，特别注重把20世纪四川作家作品与源远流长的巴蜀文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追述其承传性，不乏言人之所未言，见人之所未见。这正如洪钟老在为该书的“序”中提到的该书论述特点：“廖平影响吴虞，吴虞又影响了巴金。巴蜀文化的叛逆精神又影响了郭沫若。这些都是较深层次的探索。” 关于四川现当代文学与巴蜀文化关系的研究论著，我们在近年欣喜地读到了两部，一是李怡教授的《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是邓经武副教授的《二十世纪巴蜀文学》。李怡君对四川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巴蜀意象”的概括、对四川现代作家继承和创化巴蜀文化传统而呈现出的艺术个性的揭示等均颇富学术见地，何开四先生、吕进先生等专家教授（笔者曾忝列其间）热忱推荐，其被评选为第六届四川省优秀社科研究成果。邓君的《二十世纪巴蜀文学》与《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一样地采取了多重文化、尤其是巴蜀文化视角，但同工而异曲，有新的体系（世纪整体）、新的创意（从区域文化传统与外来文化及时潮的交汇等视 角）、新的特点（成系统的区域百年文学史）。 “传统的基础与外来理论的移植，从创作的模仿，到独创的探索”，《二十世纪巴蜀文学》能贴近学科研究前沿，以建构地域文学史所需要的史识，在中外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去看本世纪中国文学和其中的巴蜀文学，并归纳出其运行特征。整个世纪中巴蜀文学以人数众多、名家辈出和风格独异而与江浙作家并驾齐驱，世人公认的“鲁、郭、茅、巴、老、曹”称谓，40年代沙汀的乡镇人生小说，60年代“革命颂歌”体文学代表《红岩》和马识途的《清江壮歌》，80年代首届“茅盾文学奖”榜首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巴蜀怪杰”魏明伦的突进冲决以及本世纪末整个新诗潮中的巴蜀青年诗群，都无一不体现着中国文学特定时期的典型特征。因此，研究20世纪巴蜀文学，自然也应该成为研究本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邓经武《二十世纪巴蜀文学》着眼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运行、发展的大脉络，落笔于巴蜀文学发生衍变的历程，对每个特定阶段巴蜀作家的创作概况，都有专节从“面”的方面进行论述，又用专章、专节论述在全国文坛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代表作家，点面结合，从而体现着“史”的系统化和体系性。即使是“概述”中那些被屈居于“面”上的作家如邹容、吴虞、曾孝谷、“浅草———沉钟社”的巴蜀青年群体、阳翰笙、李初梨等后期创造社员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红军戏剧的代表李伯钊、陈其通，以及童恩正的科幻小说、新时期“大巴山作家群”等，都无一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产生过相当影响的作家和文学现象。作者落笔于巴蜀区域却着眼于中国文学的整体，这就表现了“史家”的眼力，也形成其独具的特点。 该书的突出特点，还在于从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运行的背景中，从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中国整体文学与巴蜀区域文学关系中去建构自己的体系。前面说到，本世纪巴蜀作家大都因为其独特风格在文坛上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也就是说，被研究对象本身已为研究者提供了选题价值和丰富的内容，但另一方面，围绕这些巴蜀作家的研究已有不少成果，这又对研究者提出了如何创新、深入的难题。该书正是从中外文化的交汇、区域性与全国性、传统文化积淀和现代思潮关系等新视角，实现和超越了突破。如对郭沫若，就从其自由个性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表现，剖析为其童年家世、故乡山水、巴蜀文化传统及民俗风情、外来文化思潮影响的综合作用，并将其与鲁迅、艾青、巴金、李吉力人、沙汀等的性格进行比较论述（P64）。对巴金，用文艺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理论论述其思想、性格在创作中的表现，甚至指出他在无意识层面所表现的一些与现代进步思想相悖离的情况（见P154～155），“集体无意识的复杂性带来巴金作品表现的矛盾性”（P154）；又用人类文化学的视角，说明巴金所崇奉的“原始的正义”、“直爽的性格”、“正是巴蜀文化和区域人文精神通过民间民俗途径直接作用于巴金的珍贵遗产”（P163）；“巴金对无 政府主义的热情，正是由于其童年价值心理图式的同构感知所致”（P168）。所引材料为人们所熟悉，然本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看，揭示出传统积淀和文化遗存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巨大作用，这就体现出研究的新意。 文化学研究，离不开比较。比较方法的运用，也是《二十世纪巴蜀文学》视角新颖、论述深入的原因。该书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去论述李吉力人融会巴蜀文化与法兰西文化所表现的艺术个性，从梅里美和艾芜笔下塑造的相似人物，去分析比较两个作家因为国家民族、时代和社会地位不同而在创作中表现的差异，即：“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既有的民族道德心理积淀和中华民族生活方式的范式使野猫子的反抗方式不可能是嘉而曼式的”（P108），“她辗转于艰辛的求生之路，逃避着追捕和压迫，没有嘉尔曼式饱享物质文明后的精神空虚，更没有南欧风情的淫侈放荡”（P109），“艾芜小说的个性，深受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近代蜀中帮会袍哥势力自成道德体系以及义侠犯禁抗拒封建统治的现实存在，都对艾芜的思想和创作产生着影响”（P111）。 温故是为了知新，建设21世纪新型中国文化必然地要立足于本世纪的经验教训，这本四川区域文学断代史的出现，既是20世纪百年文学史的积淀，又可作为21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巴蜀文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参考借鉴，虽然在材料取舍、作家定位等方面有些还可以商榷，但是它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纪区域文学史框架。我希望能读到更多这样的著述。

在今四川省和重庆市辖境内，聚居和杂居着汉族和藏、彝、土家、羌、苗、回、纳西、傈僳、布衣、满、蒙族 等14个少数民族。汉族构成巴蜀地区人群的主体，主要聚居于四川盆地内。而盆地四周的高山、高原区则主要 为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或生活区。西部高原和山地主要是藏、彝、羌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盆地东缘山地主要是 土家族和苗族聚居区。其它人口较多的10多个少数民族则散居于四川和重庆各地，少数民族总人口数有 300万 。 四川和重庆这种民族分布格局是经过几千年的交流融合、迁徙定居、相互依存、发展演变的过程而形成的。在 长期的民族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巴蜀文化形成了自身的地方特色和巴蜀人的特色。这一过程同中华民族形成和 发展的过程与规 律是一致的，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生息繁衍过程的一部分。从古及今，凡从外地入蜀的文化 人最强烈的直观感受，就是蜀人、蜀地均与其它地域有所不同。西晋裴秀的《图经》说巴蜀是“别一世界”， 杜甫人蜀称蜀人为“新人民”，认为蜀地“异俗嗟可怪”。抗战时期入蜀的学者有感于古蜀国文化遗物的特异 ，提出了“巴蜀文化”的专门概念。这些都说明组成巴蜀人的民族成分和它们的习俗确有其特异之处。对巴蜀 人而言，这叫做“个性”，对文化习俗而言，这叫做“川味”。 今天四川盆地内的汉民族已经过历史上多次的变易，它的最初来源可追溯到古蜀人和古巴人。古蜀人，特别是 古蜀国的主体民族蜀族，很早即与中原地区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世本》、《史记》和 《华阳国志》等史籍 均认为蜀之先源于黄帝，是黄帝族降居若水（雅砻江）和岷江上游的昌意——高阳一系的后裔。岷江上游乃至 雅砻江一带，从先秦开始便是氐羌系的民族所居，也是氐羌系民族从北向南迁徙，乃至濮越系的民族从南向北 迁徙的走廊地带。这一带至今仍是藏、羌、彝、普米等藏缅语系民族的大本营。黄帝之子昌意是同这一带的蜀 山氏联姻的。氐羌系的夏禹也是高阳氏之后，“禹兴于西羌”，也是兴起于这一带而同巴地的涂山氏联姻的， 直到夏末，桀还与岷山二女碗和琰保持着部族联盟关系。蜀的始祖蚕丛氏“始居岷山石室中”，也是在阳山上 游兴起的。汉代的蚕陵县，即今叠溪，就是蚕丛氏的根据地。根据史书的说法，蚕丛氏逐步南迁，到灌口（今 都江堰市）出现了第二个蜀祖柏灌氏。发展到鱼凫氏时代则已进人成都平原，今温江县有鱼凫城故址。取代鱼 凫氏的杜宇氏 大概是南方朱提（音si，今云南昭通）的濮系族北上与江源（今崇州市）土著结合而成的。开明 氏则是荆楚人溯江北上到成都平原，因善于治理洪水而以禅让方式取代了杜宇氏。由此可见，古蜀人族团的形 成是岷江上游的氐羌系与南方成都平原的濮越系长期交融的过程。秦灭巴蜀以后至秦汉之际，蜀人又逐步融入 到了华夏族即后来的汉族中来。 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灿烂的青铜文明，是成都平原古蜀文化伟大创造的结晶。出土的青铜立人像， 大眼、直鼻、方颐、大耳，头上戴冠。据研究，其体质形象与青铜人面像B、C两型的“ 棱形鼻梁”形象，具有 北蒙古利亚小种族的特征，属现今藏缅语族的先民氐羌系的民族。从它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看，它应 是蜀国境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蜀族的形象。而以“蒜头鼻”为体质特征的青铜人面像A型，则具有南蒙古 利亚小种族的体质特征，应是蜀国境内与蜀族结盟的民族抑或被统治民族的形象，应当是属于现今壮侗语族的 先民濮越系的民族。直到成汉时期，成都出土的成汉墓陶涌，其面像仍与三星堆一致，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一 定的有机联系。 巴人与蜀人同囿，亦是黄帝之后。巴人中居统治地位的王族宗姬之巴，是中原华夏族系的一支。其它则有濮、 等属于百濮系统的少数民族服属于宗姬之巴，故而扬雄《蜀都赋》说：“东有巴贾，绵亘百濮。”左思《蜀都 赋》说：“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 巴人中的凛君蛮、板循蛮来源很古，也应属于百濮系统，后来都逐步融人盆地的汉族中，其中的一大支则成为 今土家族的先民。 大约在隋唐时期，今天四川地区各民族大体形成。他们与汉民族一样，都是巴蜀地区历史文 化的创造者。到明清时期，四川盆地内的汉族与盆地周边的少数民族聚居的格局逐步突显出来，成为今日四川 和重庆民族分布布局的雏型。 藏族在四川境内有80多万，主要分布在甘孜、阿坝和凉山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藏族的族源是多元的，主要来 源于古代的羌人。今川西北高原上，从汉到唐有越 羌、白马羌、广汉羌、参狼羌、武都羌、旄牛羌等大小不 同的羌族部落，是四川藏族的主要族源。四川藏族地区称为东部康区。“康”是藏语“喀木”（即“边地”） 的音译。今四川的康定、甘孜、德格、理塘、巴塘至西藏的昌都一线，历来是康区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 核心地区，是连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枢纽。由于康区位于西藏的东南边缘，使它成为汉藏文化接触交融和 内地与西藏经济贸易频繁往来的通道，是甘、青、川、滇通行的民族走廊中众多民族南下北上迁徙的必经之地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由于康区位于东部巴蜀文化与西部西藏文化交汇的位置，因而又构成了四川藏族在经 济、语言、文化上不同于其它地区藏族的特点。这里，历史上有过数度繁荣的“茶马互市”，被誉为第四条丝 绸之路——“麝香——丝茶之路”。这里的宗教文化也很有特色，喇嘛教的各种教派并存，有寺庙800多个。既 有驰名中外的格鲁派三大印经院之一的德格印经院，又有本波（黑教）的最高寺院和学府的土多寺、著名的宁 玛（红教）寺院噶拖寺、噶举（白教）寺院八帮寺。这里藏族的民居和服饰，既与西藏藏族有共通性，又带有 自己的特色。牧区有广阔的草地，还有锅庄和牦牛群，农区则有田野中的青棵和酥油茶。举世闻名的《格萨尔 王传》长篇叙事诗就流传于四川藏区。锅庄舞和弦子舞是十分优美的舞蹈，唐卡壁挂是绘画艺术的精品，藏戏 更是独具特色。这里的康巴人养成了刚悍、粗扩、豪迈、勤劳的性格特征。 彝族是四川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52万，大多居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的峨边与马边。彝族的祖先是从 西北高原南迁的羌人与本地的古老部落融合而成。汉代的窄都夷、斯榆、冉 、昆明，唐代的白蛮和乌蛮，与 后世的彝族有渊源关系。安宁河谷是四川境内彝族长期的活动中心。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在建国前还比较完整地 保存着奴隶社会形态，建国后逐步废除了奴隶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彝族文化有自身的特色。住房多为土木结构，一般房层低矮无窗，不过，其高楼式民居与瓦板式民居也很有特 色。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窄袖右斜襟的上装和多拓宽脚长裤，头顶留二三寸头发一小块，称“天菩萨”。头上裹 以数丈长的青兰布包头帕，名日“英雄结”。男子以无须为美，左耳带耳珠穿丝线。女子穿多褶长裙。男女外 出皆穿“擦尔瓦”披风，形如斗蓬。宗教祭祖活动由毕摩主持。彝族有自己的音节文字，称为 文或罗罗文、 毕摩文。彝族有自己的历法和天文学，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彝族有许多重要的文学著作，如《勒俄特依》（创 世纪）、《玛木特依》（训世经）、《阿姆尼惹》（哭嫁歌）等均流传至今。 四川土家族主要分布于重庆市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石柱等县，人口总数在100万左右。其族源来源于古 巴人，主要是巴郡南郡蛮中的广廪君之后和被称为长沙武陵蛮的盘瓠之后。由于他们居位在西、辰等五溪之上 ，故古时又称为五溪蛮。土家族近代的风俗习惯大体与汉族相同，崇拜祖先，信仰多神，特别崇拜土王。土家 族有语言，但无文字。土家族能歌善舞，他们传统的摆手舞、龙灯、狮灯、花灯、跳香、民歌、号子、打闹等 均享有盛名。传说土家的摆手舞来源于周武王伐纣时巴人军队的“前歌后舞”，即汉代著名的巴渝舞。土家族 文学上的成就是有名的“竹枝词”，曾对盛唐以后的中国诗坛产生过重要影响。土家族戏剧也很有特色，在酉 水流域，流传着土家族的傩愿戏（又叫傩堂戏）；在石柱一带流行着一种源于傩戏而又不同于傩戏的“土戏” 。 在四川土家地区，往往土家与苗族、汉族交错而居，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酉阳、秀山、黔江和彭水则是 土家族和苗族联合组成的自治县。四川的苗族源于古代的“五溪蛮”和“黔中蛮”，和土家族、汉族长期和睦 相处，创造出了有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干栏式的“吊脚楼” 民居和建于江河上的风雨桥、土花被面 、蜡染织品、油茶汤、糯米糍粑、油香粑、极酸的泡菜，以及苗家的“踏月”歌舞，都有独到的特色，享有盛 名。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是河煌地区的牧羊民族，以后向东向南迁徙，是华夏族的主要族源之一， 也是古代蜀族和今天藏族、彝族的主要族源。它们大部分融合到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中，只有在四川的岷山 地区保留了全国唯—一块羌族聚居区，这包括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 。其中以茂县羌族集中聚居最多，占全部羌族人口总数的60％。 羌族具有独特的物质文化成果和民族风情，绵延几千年而不间断，被称为中国各民族演化史上的一个“活化石 ”。其中最具特色的是至今仍存的碉楼、栈道和溜索等建筑形式。碉楼在羌语里叫做“邛笼”，“皆依山居止 ，垒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著名的有茂县黑虎乡的群碉、明嘉靖年间修筑的桃坪碉。栈道在羌族地区的特 色是险峻，茂县较场一带的栈道遗迹，传为是蜀人的祖先蚕丛氏的遗作。溜索古称“窄”，是用于渡河的竹 索 ，羌族中心区茂县古有“绳州”的设置，其名称即来源于古羌的绳桥。 现存的历史文物中，以横架于滔滔服江 之上、长达100多公尺的茂县石鼓 “鸳鸯溜”最为著名。 羌族地区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里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物， 有蚕丛和大禹的遗迹。“禹兴于西羌”， 汶川刳儿坪和茂县石鼓乡（原名石纽乡）以及北川的石纽，都有大禹诞生的纪念地。茂县县城名“凤仪镇”， 也是源于歌颂大禹的“凤凰来仪”的古语。在茂县维城乡有蜀汉大将姜维修筑“维城”的遗说。叠溪本为古蚕 丛重镇，因地震而变成今日风光秀丽的地震湖。 羌族的民俗亦很有特色，至今保留着白石崇拜习俗，户户羌寨庄房都供奉白石。羌笛传自远古，各种歌舞欢快 多情，羌族服饰有独特的魅力。其民族著名节日有羌历年、祭山会、牛王会，娱乐活动有跳莎朗舞、爬天杆、 射兽馍、放索套。其它如挑花刺绣、云云娃、喝咂酒等，都可令人享受羌族文化的独特风情。羌族地区盛产花 椒，“茂椒”至今仍是烹好川菜的重要调味品。 在川滇交界的高原上，有一片秘境似的地方，叫泸沽湖。围绕泸沽湖生活着古老的摩梭（么些）人。十多年前 他们还保留着古老的母系大家庭和走婚制的习俗。“舅掌礼仪母掌财”，子女不归父系，而归母亲和舅舅抚养 。母亲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子女永远生活在母亲身边，夜晚才接待自己的“阿注”即情人。这种走婚制叫做 “阿夏婚”。摩梭人每年最隆重的是朝山节，朝拜湖中最高的神山---格姆女神。摩梭人的族属还无定论，可能 源于古羌族中的旄牛羌。新旧《唐书》有“东女国”的记载，就是今天摩梭人的祖先。沪沽湖至今是环境未受 污染的自然奇景，永远湛蓝的天，永远碧绿的水，穿梭自如的猪槽船，夜晚山月下走婚的阿注，构成静秘的“ 母系王国”风情画，被人们称为“人类母系社会文化的活化石”，是“至少生活在创世之梦中的世外桃源”。 白马人主要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坪县以及甘肃文县部分地区，总计1万余人，平武县白马乡是最大的聚居区 。这一带也是大熊猫和金丝猴的故乡，置有王朗、白河等自然保护区。白马人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 仰。男女老少都头戴白色盘形毡帽，上插白鸡毛或锦鸡毛，其服饰较羌族绚丽得多。住房大部分是板屋土墙， 其丧葬仪式是夏秋土葬，冬季火葬。每逢年节或喜庆日，要跳“十二相”，头载牛、马、羊、狮、虎、鸡、孔 雀、狗等木雕面具，锣鼓伴奏，载歌载舞，意在祈求平安，这是白马人最重要的群众性娱乐活动。白马人现族 属为藏族。但学术界有不少研究者认为，从其族源看，与古老的氐羌系有渊源关系，很有可能是古老的氐族先 民留存在今天的唯一的尚能聚居存俗的后裔。 在古今都是多族共居的巴蜀地区，若干古老的风习一直流传至今，各种古风余韵成为了如今巴蜀风情的组成部 分。 传说蜀国望帝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所以在巴蜀地区长期有 “农时先祀杜主”的风俗，不少农村建有 “杜主庙”。根据《华阳国志·蜀志》的记载，杜宇失国后，隐居西山，其魂魄化为杜鹃鸟，常因思念故国而 啼叫出血来，以至洒满了山野的杜鹃花。这个“杜鹃啼血”的故事一直在蜀人中流传，李商隐有“望帝春心托 杜鹃”的名句歌吟这个故事，而蜀人拜杜鹃的习俗至少在西汉以前就已经存在。唐代杜甫在四川也记载了对于 杜鹃“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的习俗。至今仍完整保存在郸县近郊的望丛词，是蜀人祭礼望帝杜宇和丛帝 鳖灵的场所。 崇拜白虎是巴人禀君蛮遗留下来的习俗。《后汉书》说：“禀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食人血，遂以人 饲焉。”《蛮书》说：“巴氏祭其祖，击鼓而歌，白虎之后也。”这种以人来祭祀白虎，把白虎当做祖神的习 俗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图腾崇拜，相沿甚久，从汉代以来就已流传了。源于巴人的土家族长期保留着白虎崇拜之 俗，称为“坐堂白虎”，是土家族不可战胜的保护神。至今四儿童爱戴虎头帽，就是这种崇拜的流风遗韵。考 古发掘也有印证。三星堆遗址出土有金虎饰和铜虎饰，巴蜀铜兵器上的巴蜀图语符号常常有虎形和虎纹，著名 的传世铜器虎纽于，其纽为虎形。由此看来，不仅巴人视白虎为主神，连蜀人也有虎崇拜之习。 川西地区还普遍流行着石崇拜，石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羌人的白石神崇拜。据传羌戈大战时，羌人先祖受到 天神的指点，以白石打败了彪悍的戈基人，使羌族得以有生息繁衍的环境，故把白石视为天神加以崇拜。这种 习俗一直流传至今。另一种是古蜀人的大石崇拜。从蚕丛居于限山石室起，石头就与蜀人有不解之缘。“石室 ”乃垒石而成，至今眼山地区仍有石垒碉房和高大石碉，因而古蜀先民对服山之石有一种大石崇拜。成都平原 上不产巨石，多从服山运来作为蜀王墓前的墓志石表，杜甫有《石笋行》专门说明石笋的来历和用途。至今成 都平原上尚有支机石、天涯石留存，还有五块石、五丁担、石镜、飞来石等遗迹，均是大石崇拜的遗物。今天 在重新修饰过的成都府河和南河岸边，亦特地从岷山运来几吨重的巨石 100个，上携吟咏锦江诗词百首，置于 片片绿地之中，就是为再现古蜀大石文化，承袭其传统特色而有意识设置的，现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景观。 四川盆地内的最流行的年节古俗是汉族的习俗，它与中原地区的民俗在内涵上基本是一致的，但也有它的不同 之处。由于巴蜀从来是四方移民移人之地，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移民，特别是“湖广填四川”，使四川盆地内 的民俗带有兼容南北，并蓄东西的复合型特点。所谓“一方之会，风俗分杂”（《周书·辛庆之传》），正是 巴蜀民俗特色的生动说明。 岁时节令有春节过年、清明上坟、灯会、花会、端午食棕子、划龙舟、中元祭祖、 中秋吃月饼等等，均与中原地区相似。但其中也有巴蜀自己的特色。例如，春节贴春联之习就起源于巴蜀。后 蜀时，孟超自吟“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联贴在宫门上，代替过去贴桃符、郁垒，这是我国春联之始。 大年初一到成都武侯词游喜神方，烧第一柱香，称为“头香”，即以为吉利，这也是成都特有之俗。正月初七 人日游草堂是从晚唐兴起的巴蜀特有习俗，其俗源于杜甫与高适之间的人日诗话。上元二年（761 年）高适寄 诗杜甫说：“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为纪念杜甫，人 们便选择人日这一天游览杜甫草堂。清代四川学政何绍基为草堂撰有一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 来”，就是记人日游草堂的习俗。 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 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宋陆游曾有诗写成都灯会盛况：“鼓吹连天沸五门，灯山万炬动黄昏。”作为古俗， 成都的灯会与灯市都在元霄前后，灯市的繁华不亚于灯会的璀灿。清人有竹枝词写灯市：“城隍庙前灯市开， 人物花枝巧扎来。高挂竹竿求主顾，玲戏机巧斗新裁。”又有竹枝词写灯会：“看灯大放闹喧天，狮子龙灯 竹 马全。看过锦城春不夜，爱人惟有彩莲船。”灯会与灯市相结合是成都 独有的特色。除了成都之外，四川各地 几乎都有灯会，发展到今天，已经 以其多姿多彩驰名海内外。四川灯会以成都灯会历史最悠久，以铜梁灯会的 纸扎龙灯工艺最精湛，而自贡市的“国际恐龙灯会”则以其规模大、门类多、花样新而为四川之冠，已在海内 外多次展出，为四川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成都花会源于唐代的花市，以后历代相沿。赵祥《成都古今集记》说： “成都二月花市，各地花农辟圃卖花， 陈列百卉，蔚为香国。”到明清时，花农逐渐集中于青羊宫，每年二月十五日定期开市，至今犹然。 端午节龙舟之习，巴蜀与中原相同。但在唐宋时期，蜀地的划龙船是在三月三日，后来才改为五月五日。 清明上坟之俗起于西汉，巴蜀一直流行至今。过去西蜀地区在这一天要卖欢喜团，小商贩以各色炒米作团，用 线贯串，叫“欢喜团”，这是巴蜀不同于中原之处。 巴蜀节令习俗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俗好众人参加的游乐，“西蜀游赏之盛甲于天下”，并且其游赏习俗常常同各 种艺术表演相结合，“倡优歌舞，娥瞄靡曼”，体现了蜀人重文学儒雅之风的特色。例如每年四月十九日院花 夫人诞日举办“浣花大游江”，这就是自唐代以来成都独有的习俗。这一天倾城出动，锦江舟接樯衔，两岸彩 棚连座，十里不断。地方官带头出游，叫做“邀头”，百姓人家则自带座具“邀床”，因此这一活动又叫“邀 游”。 巴蜀地区从来就是多族共居，故而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葬俗，而且至今可见。 中国境内为巴蜀所独有的船棺葬是战国至西汉时期古巴蜀人所实行的特殊葬俗，都是以实用的或仿制的独木舟 为棺，在盆地内从东的重庆到川西的蒲江、川北的广元，包括成都市内，都有发现。在这些船棺葬中所发现的 丰富遗物是研究巴蜀先民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重要资料。 石棺葬是指竖穴土坑中用石板或石块砌成的棺状墓 葬，分布于四川省西部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雅等江、金沙江流域，滇西和西藏东部也有发现。其时代 大约相当战国秦汉时期。其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都有独特的内涵。根据文献记述加以对照，石棺葬应是以窄都 夷和冉 夷为主的西南夷系各族的墓葬。 在川西南安宁河河谷盆地一带分布着一种用巨大石块修筑的墓葬，称为大石墓。其时代相当于战国到汉初，应 是邛都夷的墓葬。 在山崖或者岩层中开凿洞穴为墓室的崖墓曾经十分广泛地流行于四川地区，是巴蜀文化的一个特色。俗称“蛮 洞”，往往是几十座聚集在一起，分布密集，错落有致，有多重墓室。墓门、墓壁、墓棺上往往雕刻画像和图 案。其时代从东汉至明清历代都有，主要在汉代。最著名的是乐山市凌云山的麻浩崖墓，其画像石反映汉代蜀 地生活习俗，有极高价值。 悬棺葬是利用岩壁裂缝或在岩壁上凿孔架设棺木，离地面悬空放置，临崖望之，危乎殆哉，十分险峻。悬棺葬 从我国东南江浙到西南四川、贵州的广大区域内都有分布。但无论从分布面积之广、时代延续之长、类型之丰 富复杂、保存之好这几个方面来看，四川的悬棺葬在我国都是首屈一指的。四川悬棺葬早的从战国时期开始， 晚的一直到明代，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个是三峡区域，其族属与古代的巴人和僚人有关。另一片分布于珙 县、兴文一带，系古代的 人墓葬，属 人系统。珙县悬棺至今保存完整，蔚为奇观，已经成为巴蜀旅游文化 中的一个著名景区。

李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