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古籍文献校勘专家

藏文，能够阅读藏文古籍，并利用藏文文献撰写学术论文，能够听说日常拉萨口语。英文，精通，能够听、说、读、写，尤擅长翻译，并出版了近100万字译作。法文，擅长阅读和翻译，有30万字藏学译作即将出版。

张之洞等《书目答问补正》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张舜徽《中国文献学》、《文献学论著辑要》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中国古典文献学史简编》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钱基博《版本通义》黄永年《古籍版本学》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古籍版本学500问》程千帆等《校雠广义》（版本编、目录编、校勘编、典藏编）陈垣《校勘学释例》陈正宏等《古籍印本鉴定概说》王力《古代汉语》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方一新《训诂学概论》唐作藩《音韵学教程》孙钦善等《中国古文献学文选》

于道泉于1917年至1920年就读于山东省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打下了坚实的理科基础，同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先读化学系，兼修数学，后转社会学，专修西洋史和社会学，于1924年毕业。就在这一年，于道泉通过考试和选拔取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在家人亲友咸来祝贺时，印度诗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去印度学习梵文和佛学，但因当时国内政治原因未能成行。此时，胡适之请俄国东方语文学博士钢和泰在北京大学教梵文和印度古宗教史，泰戈尔遂将于道泉推荐给钢和泰，于道泉就在北京大学担任了钢的随堂英语翻译，同时跟钢学习梵文和藏文。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道泉接受了陈独秀、李大钊新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积极地向弟妹们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鼓励他们走了革命道路。1926年去了北海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担任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并多次用这三种文字发表专著和校勘佛经，在首都学术界已崭露头角。同时受聘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职，在业余时间，还编纂汉、藏、梵三种文体佛学词典。上世纪30年代初，于道泉负责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集满、蒙、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和文献。今天国家图书馆特藏部民族文字古籍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当年于道泉先生、彭色丹喇嘛和李启德先生采集来的。1934年，于道泉被公派到巴黎大学攻读藏文。有人曾统计过，于道泉先生会13种语言，包括藏、蒙、满族语言及英、法、德、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语等。1934年5月至1935年7月，在法国巴黎大学官费留学，学习法语，并附带学习土耳其语。1935年8月至1937年，在德国柏林学习德语。1937年下半年，又回到巴黎，以半工半读的形式，一方面在巴黎图书馆帮助整理图书并编写中文图书目录，同时还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汉语。从1939年至1946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高级讲师。这期间，国内是从抗日战争走向解放战争时期，于先生虽身居海外，但十分关心国内局势，与在延安的三妹陆华（若木）、妹丈陈云、四妹陆琳、二弟道源均有通信，互相问候，相互鼓励。在教书之余，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译成法文，在《人道报》下属刑物上连载。 1946年秋，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满腔报国之情，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邀请，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日夜兼程，回到祖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同时受聘于北京图书馆担任特藏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由胡乔木亲自点名安排，筹办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藏广播，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并与费孝通、季羡林一起，举办了数期藏语学习法，为中央培训了一大批援藏干部和专门人才。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于先生又成了该院的藏文教授，并担任了藏语教研组组长。在教书之余，还负责《藏、汉词典》的编纂工作，1983年该词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藏、汉语对照词典的空白，也实现了于先生多年的夙愿。1946年于道泉先生回国后，直至1992年4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一直都兼顾着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工作，被称为国家图书馆“不拿工资的馆员”。 1992年4月12日， 于道泉先生终因心力衰竭而长逝，年终91岁。中央民族学院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广大师生共同哀挽这颗语言巨星的陨落。

汉文大藏经佛教在传入中国以后，经典日渐浩繁，经后人整理编辑成藏，内容非常庞大。中国最早的佛教藏经是东晋时的道安法师编辑的[众经目录]大大早于道教陆修静的[三洞经书目录],后来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武帝在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共五千四百卷，沙门宝唱撰经目录，据称这是佛经有藏的开始。自汉至隋唐，佛经都靠写本流传。到了晚唐（九世纪时）才有佛经的刻本。在现存许多经录之中，以唐代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最为精详。该书著录当时已经流传的佛经五千零四十八卷。在汉传佛教两千年间，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编成“藏”的，中国可考的有十余次（宋及辽金八次、元二次、明五次、清三次）；国外可考的，高丽三次，日本八次。汉文大藏经从开始的五千多卷，发展到后来的一万卷以上，除了因为汉译佛经数量有所增加以外，历代编纂者不断收集增补了以中国佛教文献为重心的大量新出新见的佛教文献及相关资料。隋代智泉寺沙门静琬（又作知苑、智苑、净琬），因恐佛经毁灭失传，乃决意继承其师南岳慧思之遗愿，誓言刻经卷成石碑，遂于大业年间（605～617），在隋炀帝皇后及其弟萧瑀协助下，于房山山麓开凿岩洞，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历经隋、唐、辽、金、明五个朝代，前后达千余年始完成，此为《房山石经》。宋太祖开宝（968年-976年）四年敕令益州(今四川省)雕刻《开宝藏》，中国始有板印大藏经。《开宝藏》以《开元释教录》目录为依据。后历代的大藏经，都以宋代《开宝藏》为基础。北宋熙宁四年（1071）的校订本，于元丰六年（1083）传入高丽。元朝至元六年（1278年），《普宁藏》刻于杭州路余杭县大普宁寺，收录佛经1430部，6010卷。明朝紫柏大师《径山藏·刻藏缘起》称元代曾刊刻十多种大藏经。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敕令在南京蒋山寺点校开刻大藏经，至洪武三十一年雕板圆满，历时27年。名《洪武南藏》。全藏收经1600部，7000余卷，分作678函。清乾隆版《大藏经》（乾隆大藏经）史称《龙藏》。雍正十三年开雕，乾隆三年竣工。全藏724函。全部经版有79036块。近代比较完备的汉文大藏经大正藏，全名大正新修大藏经，是日本大正13年(1924年)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在1934年印行，85函，共收集13520卷。80634页。由于近代又发现了大量敦煌手抄经卷，1984年开始出版的由任继愈主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内容多于历代藏经。1997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齐《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全部106册。收集了经籍约4200余种，23000余卷，约一亿多字。其他重要的版本还有碛砂藏、嘉兴藏、辽藏、赵城金藏、元官版藏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万历藏、卍字正藏、卍字续藏、高丽藏。汉文大藏经被翻译成西夏语和日语，见西夏文大藏经和日文大藏经。现存汉文大藏经，其编纂者的主观目的是保存佛教经典的汉译。不过事实上，其中亦有很多婆罗门教等非佛教的的文献，比如《胜宗十句义论》，《金七十论》等。近代以来中文世界的印度学研究者很注重使用这些资料。[编辑]西夏文大藏经主条目：西夏文大藏经是西夏于公元1038年根据汉文大藏经翻译印刷的，共3579卷，但由于西夏亡国，大部分已经毁损，只是近代考古发现部分残卷，有许多流失保存在各国的博物馆中。[编辑]日文大藏经主条目：日文大藏经[编辑]藏文大藏经主条目：藏文大藏经是在公元7─8世纪，佛教传入西藏后，从梵文和汉文经典中逐渐翻译形成的。到9世纪时编纂了《丹噶目录》，共收集约700种20个门类的大乘佛教经典。13世纪以前都是手抄本。公元1313年雕版印刷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以后陆续出版了11种版本。藏文大藏经主要分为三部分：正藏（甘珠尔），包括经藏、律藏和密咒；副藏（丹珠尔），包括论藏和赞颂、经释、咒释；杂藏（松棚），主要是藏、蒙佛教徒的著作。最全的官刻藏经是1683年开雕的北京版，收集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3962部，松棚945部。藏文大藏经中关于密宗的论述比汉文大藏经要全，此外尚有许多关于天文、文法、诗歌、美术、逻辑、天文、历法和医药等方面的著作。据统计，藏文大藏经（德格版）共收佛教经籍4569种。藏文大藏经被翻译成蒙语和满语，见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

没有公认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