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产业竞争力的国外文献综述

近些年印度经济的增长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本文通过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行业结构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详细解读了中印两国目前在服务贸易领域所处的地位和现状，并得出一些重要结论。】 中国经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瞩目，甚至被誉为是世界经济增长史上的的一个奇迹，其GDP增长率在最近几年一直保持在9％左右。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使中国已然成为了一个世界工厂。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发展迅速，由1978年的进出囗总额206．4亿美元、逆差11．4亿美元发展为2004年的进出囗总额5933．2亿美元、顺差320．9亿美元。这其中服务贸易总额由1985年的55．8亿美元增长到2004年的128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8．2％，然而我国的服务贸易却始终处于逆差状态，2004年逆差达到108亿美元，并且最近几年有加大的趋势。而亚洲的另一个发展中大国印度在经历了九十年代初的改革之后，也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如今印度已成为全球第十一大经济体。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服务贸易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03年其服务贸易出囗总额为250亿美元，占当年印度贸易出囗总额的31．4％，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大国，然而服务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却迥然不同。虽然印度的服务贸易在绝对数量上还比不上中国，但其竞争优势及发展潜力不可小视。笔者认为中国可以和印度加强在服务贸易方面的往来从而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也可以从印度服务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一些启示。 中印服务贸易概况 随着世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印服务贸易的出囗近几年都呈显着上升的势头，其中，中国的出囗额由1998年的264．7亿美元增长为2004年的697亿美元，成为世界上第九大服务贸易出囗国，而印度在1998年的出囗额为110．7亿美元，到2004年猛增到322亿美元，增长了两倍。 但是另一面，中印服务贸易的进囗额也在急速的增长，甚至比各自的出囗增长还要快，截至2004年，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囗额为697亿美元，在全世界服务贸易进囗额中排在第八位，并且长时间存在逆差；而印度在2002年和2003年的服务贸易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顺差，到了2004年其进囗额达到379亿美元，反而逆差57亿美元。可见，中印两国在服务贸易领域都未能建立起自己的绝对优势。 另外，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囗额只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囗总额的2．8％，不及世界第一服务贸易出囗大国美国的五分之一，印度的出囗额所占的比例更是小得可怜。因此，总的来讲，中印两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潜力很大，但是与世界上的服务贸易大国相比，也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中印服务贸易的进出囗行业结构比较 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网站关于世界服务贸易的分类和统计，通过对数据的计算和整理，2003年中印服务贸易的进出囗行业结构如表1。 从出囗行业结构中可以看出，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占了我国服务贸易出囗额的绝大部分，三项所占比例之和为91．4％，而印度的这三项之和为40．8％，另外占了其将近出囗额一半的是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这得益于印度国内发达的软件服务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印度的服务贸易已经以技术密集型的服务出囗为主，而中国则仍然以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出囗为主。 在增长率方面，印度各项服务业的出囗增长率比较平均且都达到25％左右，表明其服务业出囗贸易在各方面的均衡发展，虽然金融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和其他政府服务出现了负增长，但是由于金融服务和其他政府服务所占比例较小，而其他商业服务负增长的幅度较小，因而对印度总体的服务贸易出囗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中国的出囗也呈现比较良好的态势，大多数行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由于SARS的影响，旅游服务的出囗有所减少，对总体的服务业出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的增长较多，表明我国正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信息化的潮流。 在中国的进囗行业结构中，出囗较多的几个部门同样是进囗多的部门，它们是运输服务、旅游服务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其他各部门所占比例依然较小。印度则有所不同，其进囗变为主要以运输服务和其他政府服务为主，两项之和达到了68％，其他各部门的出囗比例分布相对较小而且比较平均。从增长率可以看出，中国运输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的进囗增长依然强劲，今后仍然是我国服务贸易进囗的主体，旅游服务进囗呈现微小的下降，同样应该是受非典的影响。在印度进囗份额较大的部门中，其他商业服务增长率最高，几乎翻了一倍，运输服务和旅游服务也增长较快。另外，印度的建筑服务进囗增长了一倍多，表明该部门对外需求较大。 中印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比较分析 （一）指数的选取 本文选取比较优势指数来对中印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CAI）又叫净出囗比率（Net Export Ratio，NER），是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分析的一种有力工具，总体上能够反映出计算对象的比较优势状况，其计算公式为：Nxij＝（Xij－Mij）／（Xij＋Mij） 式中Nxij为比较优势指数 Xij为i国家第j种商品的出囗 Mij为i国家第j 种商品的进囗 比较优势指数取值范围为（－1，1），当其值接近0时，说明比较优势接近平均水平；大于0时，说明比较优势大，且越接近1越大，竞争力越强；反之，则说明比较优势小，竞争力也小；如果Nxij＝－1，意味着该国第j种商品只有进囗而没有出囗，如果Nxij＝1，意味着该国第j种商品只有出囗而没有进囗。 （二）指数比较分析 由表2中可以看出，两国比较优势指数均为正值的服务项目为旅游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以及其他政府服务，说明在这几项服务项目中，两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旅游服务在2003年由于受非典的影响，绝对数量上有所下降，但由于比较优势指数是一个相对数值，因而该数值大小并未受太大影响。两国的旅游服务比较优势指数虽然比较接近，但其绝对数量却相差较大，中国在这一年的旅游服务出囗额为174．1亿美元，进囗额为151．9亿美元，同期印度的出囗额为38．9亿美元，进囗额为35．1亿美元，进出囗均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印度的指数高达0．89，说明印度在这一方面的国际竞争力相当强，中国的指数值仅为0．031，虽然也是正值，但是相比较于印度来讲，几乎不存在明显的竞争优势。在国际服务贸易日益向知识密集型、高附加值的服务项目转化的背景下，印度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建立起的高度国际竞争力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两国比较优势指数均为负的服务项目为运输服务、保险服务以及版税和专利使用费。中国在货物贸易如此发达的条件下，运输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却为负数，原因在于近些年运输服务逐渐成为一项资本密集型的服务项目，而中国通常只能在一些劳动密集型的项目上显示出竞争优势。而印度在此项目上的竞争劣势则应主要归因于其欠发达的货物贸易。中印在版税和专利使用费方面的竞争劣势如此之大以至于其指数值均接近于－1，说明与发达国家相比，两国的创新能力都非常不足，创新制度有所欠缺。在保险服务方面，中国的竞争劣势要大于印度，这与中国保险业发展落后和保险业对外开放度低是分不开的。 中印两国比较优势指数出现正负不同值的项目为建筑服务和其他商业服务，且两项服务均是中国表现为比较优势，印度表现为比较劣势并且劣势较大，因此中国可以考虑在这两项服务上加大对印度的出囗。 主要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研究，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总体上要强于印度，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影响力也大于印度。但是中国只是在“量”上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从比较优势指数可以看出，中国从“质”的方面讲优势并不明显。 印度在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方面的高度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醒着我们世界服务贸易的未来，中国目前的服务贸易结构显然不会让中国在今后的世界服务贸易竞争中取得所谓的竞争优势。印度在其他方面相对薄弱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取得的发展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服务贸易的发展总是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印两国近几年经济发展都相当迅速，服务贸易蕴藏的潜力很大。中国应该加强与印度在服务贸易各领域的合作，比如引进印度的软件业来帮助提升或者改善本国的信息服务水平，也可以对印度输出建筑业来帮助完善印度的基础设施等等。 参考文献： 1．王小平．中国服务贸易的特征与竞争力分析．财贸经济，2004 2．谢光亚，谢兰兰，孙海燕．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战略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 3．董小梅．中印软件服务业比较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02]{so}2005《商业时代》2006年第32期{au}姚孝军

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研究论文的总结与展望怎么写总结与展望：总体而言，国内外对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尚处于初期，主要侧重于回答企业核心竞争力概念、性质，缺乏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研究企业核心竞争力，得出的定义有差别，这是造成目前核心竞争力概念模糊的主要原因。由于概念界定模糊，对核心竞争力的理解与和应用带来了很大困难；第二，多数研究主要探讨了核心竞争力的概念、性质、培育与管理以及它与竞争优势的关系，缺乏对决定核心竞争力因素的系统阐述，因而使得这一理论缺少可操作性、实践性，无法有效地指导企业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所以本文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总结吸收别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核心竞争力概念，拓宽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理解，并对影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过程】介绍课题的目的、意义。即先说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研究课题，交代研究的价值。一般先谈现实需要——由存在的问题导出研究的实际意义，然后再谈理论及学术价值，要求具体、客观，且具有针对性，注重资料分析基础，注重时代、地区或单位发展的需要，切忌空洞无物的口号。介绍课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趋势。即文献综述，主要说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关于这个课题前人曾做过哪些方面的研究、解决了哪些问题、还存在什么问题等。所谓综述的“综”即综合，综合某一学科领域在一定时期内的研究概况；“述”更多的并不是叙述，而是评述与述评，即要有作者自己的独特见解。要注重分析研究，善于发现问题，突出选题在当前研究中的位置、优势及突破点。综述的对象，除观点外，还可以是材料与方法等。介绍本人研究的初步方案，需要解决的问题和突破的难点，预期的结果等。即说明自己的主攻方向是什么，研究中主要根据什么理论、采用什么方法、取得什么成果等。整个研究在时间及顺序上如何安排，怎样分阶段进行，对每一阶段的起止时间、相应的研究内容及成果均要有明确的规定，阶段之间不能间断，以保证研究进程的连续性。说明课题的可行性和创新性。不仅对可能遇到的最主要的、最根本的关键性困难与问题要有准确、科学的估计和判断，并采取可行的解决方法和措施，而且要突出重点，突出所选课题与同类其他研究的不同之处。最后要列出所查阅的主要参考文献，一方面可以反映作者立论的真实依据，另一方面也是对原著者创造性劳动的尊重，篇数以各校的规定为准。

首先收集广泛的中印贸易资料，分点论述，比较个点中印优劣势得出中肯的结论，不要太偏激也不要很片面，可从以下各点写作（尽给你提供资料参考，毕竟这是锻炼自我能力的时刻，写作的整体性还需要你来把握！！）中印确定重启边境贸易古道的具体时段 一中印双边贸易政策 新闻事实： 新华网拉萨6月19日电（记者冯雷 李建敏）中国和印度将于7月6日重新开放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恢复两国中断40多年的边境贸易。 中印两国官员18日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举行会谈，会后签署的会谈纪要公布了重启乃堆拉山口边境贸易的时间。 根据会谈纪要，此次重新开放的乃堆拉山口还属临时边贸市场，即位于乃堆拉山口16公里左右山路上的洞青岗临时边贸市场，开放时间为每年6月1日到9月30日之间的周一至周四，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6点。 “两国边境贸易的发展将成为改变边境地区经济封闭状态、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并带动交通、建筑、服务等产业的发展，为两国实现连接南亚贸易大通道的构想创造条件。”西藏自治区主管商务工作的副主席郝鹏说。 “通过双方边境贸易合作，将实现以贸易带动两国政治外交关系的稳定和发展，改善双边的贸易环境、疏通贸易渠道。这是中印两国政治外交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两国边境地区人民的需要。”他说。 参加会谈的印度代表团团长、印度商工部辅秘克里斯缇·费尔南德斯表示：“乃堆拉山口贸易通道和边贸市场的恢复是一件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揭开了印中经贸关系的新篇章。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扩大双边贸易，而且有助于两个伟大国家之间建立更加良好的双边关系。” 乃堆拉山口位于西藏日喀则地区亚东县与印度锡金段的交界处，海拔4545米，距拉萨460公里，距印度沿海城市加尔各答约550公里，曾是中印之间主要的陆路贸易通道。 【援引资料分析综合】： 20世纪初，这里的年交易额最高时达到上亿银元，占当时中印边境贸易总额的80％以上。但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两国相继撤销了原边贸市场的海关等机构，乃堆拉山口由军队把守，边贸通道被铁丝网隔离。重新开放乃堆拉山口，将会对构建中国通向印度及南亚陆路大通道，扩大中印边境贸易，造福两国人民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亚东口岸虽未正式恢复开放，但边民互市贸易近年趋于活跃。亚东县政府部门统计数字显示，每年到亚东经商的边民达5000多人次，民间互市贸易额达360多万元。2004年，中印两国签署了经由乃堆拉山口进行边境贸易的备忘录；2005年，中国国务院正式批准了西藏在亚东县建设边贸市场的总体方案，亚东口岸恢复开放的事宜进入组织实施阶段。 郝鹏说，亚东边贸市场的开放，将大大促进中印贸易发展。从印度进口铁矿石、农畜产品可通过这个便捷的陆路通道，中国的羊绒、家电、中药材也有望通过这个口岸进入印度市场。 【用数字得出结论】 “去年西藏进出口总额才两亿美元，中印亚东边贸开通后，即使中印贸易额的10％通过这个山口，西藏的外贸额也会增加十几亿美元，这对西藏的带动太大了。”他说。 目前中印贸易大部分通过海运，而西藏的外贸绝大部分经由天津港，两地相距数千公里。“由于青藏铁路即将于7月1日通车运行，因而一旦走乃堆拉山口，拉萨经亚东至加尔各答等印度港口的距离就可缩短至约1200公里，这将有利于促进从中国西藏和内地通往南亚陆路大通道的形成。”郝鹏说。 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中印贸易额去年达187．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7．5％，预计今年将会突破2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摘要：随着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加强，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或一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本文通过国际市场占有率和RCA两个指标对中印服务贸易整体和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并借助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出政策建议。 在国际分工继续深化和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背景下，服务贸易发展非常迅速，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且竞争日趋激烈，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面对这种形势，如何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升其竞争力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早在18世纪，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就是有关国际竞争力的分析，因为绝对优势或比较优势往往是一国或地区贸易竞争力形成和发展的基础。20世纪以来，国外一些著名学者提出了许多理论来探讨国际竞争力，其中被公认为竞争优势理论集大成者的是迈克尔波特。他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问题实际上是行业竞争优势的问题，关键是理解一国经济的大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和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地位。为此，他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然而波特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国家和产业，并没有专门涉及服务贸易的竞争力。而郑吉昌、夏晴(2004)则以波特的观点为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征探讨了影响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但文中却没有对各因素的影响做具体分析。查贵勇(2006)利用“钻石模型”分析影响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因素，并认为造成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等生产要素和相关产业支持的差距。本文也选择印度作为比较对象，因为中印两国经济发展状况相似，但印度在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发展上却极为迅速，对中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中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和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了比较，并通过新模型对影响中印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各因素做了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政策和建议。二、中印服务贸易发展的现状从服务贸易总额来看，199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为61亿美元，印度为52亿美元，两者相差91亿美元。但从1991年开始，中国的服务贸易总额开始超过印度，且两者差额越来越大，2004年差距最大，达到28亿美元。2005年差额有所减少，中国的贸易总额是1665亿美元，比印度多出315亿美元。从图1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和印度的服务贸易总额曲线都在稳定上升，并且曲线越来越陡峭，表明两国服务贸易总额有快速增长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息息相关。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和印度服务贸易总额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1%和36%，远远超过同期1%的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具体到服务出口贸易而言，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额为812亿美元，是1990年的1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04%。与中国相比，虽然印度服务出口的总额低于中国，但其出口增长速度却较快。2005年印度出口总额为676亿美元，是1990年的67倍，年平均增长率更是高达42%。同时从服务出口占本国总出口的比重来看，中印两国差距较大。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的比重为63%，比1990年仅增加16%，平均比重也仅为56%。而印度的服务出口占该国总出口的比重达到55%，比1990年上升了14%，平均比重达81%，是中国的35倍，且比重还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如表1所示)。印度服务出口的迅速增长，得益于其服务业的大力支持。2000年印度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达到48%(而中国仅为33%)，比1980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且其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印度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其服务贸易的发展。三、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一)国际市场占有率的比较衡量一个国家服务贸易国际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即该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比例，它反映了一国服务出口的整体竞争力。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占世界服务总出口的36%，位居世界第八，比1990年增加了63%。而印度2005年服务出口的比重为80%，排名世界第10位，较1990年上升了21%。由表2可以看出，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服务出口在世界的比重均高于印度，但两者的差额却有减小的迹象，如2002年中国和印度所占比重的差额为27%，而2005年则减少到56%。同时表中的数据还表明了两国的比重都有上涨的趋势，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对外开放政策，扩大服务贸易有关。(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的比较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是能反映一国产品或服务的出口与世界产品或服务平均出口水平进行比较的一个指标。其公式为RCAij=(Xij/Xit)／(Xwj／Xwt)。其中，Xij表示i国当期服务的出口额，Xit表示i国当期商品和服务出口总额，而Xwj为当期世界市场服务的出口额，Xwt为当期世界市场全部商品和服务的出口额。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具有比较优势，如果RCA<1，说明该国的服务出口不具有比较优势，该值越大比较优势就越大。从服务贸易总体的RCA的比较来看，中国和印度的差距比较明显。从表3可以看出，2005年中国服务贸易的RCA指数为51，比1990年仅增加了05，并且从1995年至2005年，RCA指数一直徘徊在49-63之间，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比较优势很弱。与中国相比，印度服务贸易的RCA指数大部分年份都在1以上，2005年更是高达21，且RCA指数还处于稳定增长的趋势之中，印度的服务贸易表现出很强的比较优势。从服务贸易RCA分项比较来看，中国在旅游业方面比较优势明显，其RCA指数从1991年到2002年始终维持在1以上，且持续上升，2004年虽有所下降但仍达到43。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变化较大，由1990年的65持续下降到1998年的41；从2000年起运输业的RCA指数开始不断上涨，到2004年已达84，但仍不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其他商业服务上，中国的比较优势不显著，RCA指数一直小于1。印度各部门却有着不同的状况。印度旅游业的RCA指数近年来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中，1992年指数为36，但到了2004年却只有48，比较劣势越来越显著。在运输业方面，RCA指数的变化和旅游业很相似，也在持续降低，2004年仅为50。然而近年来，印度其他商业服务的比较优势则在逐渐增强，从1996年的80上升到2004年的56(见表4)。综合上述三个竞争力指标的比较来看，虽然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市场份额比印度要大，但服务贸易的总体竞争力却比印度低。中国在传统的旅游服务上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而印度则在其他商业服务方面显示出了明显的比较优势，但两国在运输服务上都不具有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较弱，并且印度的劣势更为显著。四、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囊分析 本文以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为核心，结合服务贸易的特性以及中印两国具体的国情，通过修正后的模型来探讨影响中印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新模型(如图2所示)保留了波特“钻石”模型的基本内核，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服务业及关联产业和企业战略、组织结构与竞争理念仍然作为一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是新模型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不仅将其由“钻石”模型中辅助要素提升为决定要素，而且还把它置于“中心”位置。新模型还添加了两个“环”，内环表示国内环境的影响，包括一国的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商业环境等，而外环则代表着国际环境的影响，如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等。由于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形成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且其对一国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从短期来看表现为对竞争力的强弱是有利还是不利，从长期来看则是后者如何受前者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归结为辅助因素。波特将机遇作为“六要素”模型中的另一辅助要素，但本文考虑到机遇不可求的特性，并且其作用的发挥往往要通过改变一定的国内或国际环境才能产生影响，所以并未将其作为一个基本因素独立出来，而是化入“环境”这一辅助要素之中了。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印两国的具体国情来逐一论述模型中的各个要素对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一)要素条件 服务贸易的生产必须依托一定的生产要素，如旅游服务需要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人文环境，金融、保险、银行离不开雄厚的资本等等，生产要素是服务型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生产服务的要素也可以分为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其中基本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普通工人等要素。而高级要素则是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的要素，如充足的资金、先进的技术、高素质的人才等。各国应当把自己的服务贸易竞争策略建筑在发挥本国高级要素的优势之上。由于高级要素也是变化的，今天的高级要素明天可能变成一般要素，因此，各国在发展国家竞争优势时，关键是创造一种有利于高级要素生成、发展、不断提高、升级换代的环境。正如波特所认为的，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国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竞争优势，其环境优势要比基本要素更为重要。中国和印度皆为世界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旅游资源，这为两国旅游业和旅游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和印度人口数量众多，为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两国劳动者在质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因而对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尹翔硕、申朴(2005)通过对中国和印度1980-1989年和1990-2000年这两个时间段内劳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三种要素的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影响做了时间序列分析，发现中国劳动力积累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贡献度很大，而印度人力资本积累对其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贡献度较大，说明两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同：中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主要来源于其丰裕的劳动力，而印度更多地来源于人力资本。由于一国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能够为其现代服务贸易部门比较优势的增强提供有利条件，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以此来迅速积累人力资本。2006 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6～2007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印度从2005年排名第50位一跃而上升到第43位，首次在排行榜上超越了中国。在本届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和印度的快速发展并列成为主要议题。中国和印度被认为是21 世纪两个最大和增长最快的经济实体。近年来，两国贸易发展较快，贸易额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中印两国的经贸关系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三经贸如何优势互补一、中印贸易快速发展中印贸易开始于1951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贸易规模很小，发展缓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双边贸易发展很快，贸易额以年均超过30%的速度递增。2005年，中印两国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06年是中印经贸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06 年3月，中印双方高层召开了中印经贸科技联委会第七次会议，确定了落实《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的工作计划，启动了中印区域贸易安排联合可行性研究，同意建立工作机制讨论印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2006年11月，中印《联合声明》宣布，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达到400亿美元，提出了包括“确保双边关系全面发展”、“巩固贸易和经济交往”等10项战略，强调“中印全面经济和贸易关系，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2006 年，中印双边贸易额由2000年的14亿美元增至249亿美元。目前，印度是中国第10大贸易伙伴。从贸易总密度来看，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印度学者分析，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纺织品、塑料及橡胶、陶瓷及玻璃制品等；自印度进口的产品主要为铁矿砂、铬矿石、宝石及贵金属、植物油、纺织品等。近年来，印度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大量私营企业积极投资，计划新建公路、桥梁、铁路、港口和电站等一批基础设施，中印承包工程领域合作空间广阔。中印投资合作也迅速发展，截至2006年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的中国在印度投资累计金额为1700万美元。投资领域主要有电子、通信和轻工等。同期，印度在华非金融类投资项目256个，合同金额 48亿美元，实际投入72亿美元。此外，中印双边商务人员往来频繁，中印资源合作和技术合作均有较大发展潜力。二、快速发展的背后伴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中印经贸合作中的很多问题成为了制约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中印双边贸易摩擦日益凸显，印度保护本国落后制造业及其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等。1．中印双边贸易摩擦问题日益凸显1975 年，印度开始建立反倾销法律制度；1992年，印度发起了第一起反倾销调查案件。近年来，印度频繁发起反倾销调查，导致其反倾销调查居世界前列，并已成为全球启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调查最多的世贸组织成员。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2006年，印度共启动反倾销调查457起，比位居第二位的美国多 5%；保障措施15起，比位居第二位的约旦和智利多4%。1994年前，印度未曾对华启动反倾销调查；而1995～2006年，印度频繁使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对来自中国的商品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救济调查，年均6起，远远超过美国和欧盟。此外，印度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涉案金额也逐步提高，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日益增大。尽管随着印度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日益增强，印度对华反倾销案日益受到重视，应诉率明显上升，但仍低于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调查的应诉率。此外，由于印度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规定在形式上充满了随意性，表现在非市场经济国家定义模糊，确定正常价值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以及涉案中国企业如何申请市场经济地位等核心问题的规定尚缺乏可操作性，“非市场经济地位”方面的问题仍是困扰中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中国企业在印度反倾销调查中胜诉的几率很低。2．印度保护本国落后的制造业中国的出口贸易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产业两大类型，全球的“中国制造”不仅引起了发达国家生产企业的市场恐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是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压力。目前，印度制造业还很落后，印度制造业在三大产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0%，工业制成品中，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不多，工业制成品的质量普遍低劣。而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商品显示了越来越强大的竞争力，很多印度企业声称中国产品将给印度中小企业带来较大冲击，有些印度人甚至称之为“中国产品侵略”，一些制造业企业纷纷要求印度政府对中国产品启动贸易救济调查。3．印度贸易壁垒较高尽管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印度即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自由经济增长战略，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但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目前，印度的贸易壁垒在南亚地区居首位。印度有许多普通的商品被列入禁止/限制进口商品清单之中。禁止商品中包括小鸡、蛋、石膏、石油气体、丝织品、府绸、斜纹布、灯心绒、渔网及棉织品。限制进口的商品还包括食盐及化肥等。目前，印度总体关税水平还很高。印度的海关税率分为：5%、15%、25%和35%共4个档次。近年来，印度政府不断采取一些措施，逐步降低总体关税税率，争取在近几年内降低到亚洲国家的平均水平，即平均关税不超过20%，峰值关税不超过30%。但除关税外，印度进口商一般还须交纳附加税、增值税、预期收入税、调节税及基础设施建设费、进口许可费等各种进口费用。比如，对我国有很强出口优势的空调、冰箱分别加征5 %、30 %的附加税。因此，印度目前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仍然较高，阻碍了我国商品的进一步出口。4．中印贸易竞争性较强中印贸易结构既存在互补性，又存在竞争性，从两国各自对外经济的总体结构来看是竞争性大于互补性。首先，从贸易对象国分布来看，两国都以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作为主要的外贸合作对象，而且这种外贸伙伴结构在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其次，从两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也是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从目前来看，印度反倾销调查主要集中在化工/石化、医药品、纺织品、钢铁和其他金属、消费品等。就这些行业而言，中国和印度两国的技术水平、产品结构比较接近，容易形成竞争，这些行业的中国出口企业容易成为印度反倾销的调查对象。在出口方面，印度传统的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1950 年的约70%下降到目前的约20%，而中国现在以制成品出口为主。因此，在占印度出口总额约20%的初级产品出口中，中印两国具有互补性，而在占印度出口总额近80%的制成品出口中，总体上竞争性大于互补性。在进口方面，原料及中间产品进口额占印度进口总额的70%～75%，在这部分商品中，一部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但更多的是来自其他市场（如东欧、俄罗斯和发展中国家）等。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及中间产品有很多是印度需要进口的，由此可以形成互补性。三、中印经贸关系发展前景1．建立中印贸易区存在天然条件2006 年7 月6 日，中印已经重新开放连接西藏和印度锡金段的乃堆拉山口边贸通道，恢复了两国中断40 多年的边境贸易，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扩大了双边贸易，而且有助于两个大国建立良好的双边关系，从而使建立中印自由贸易区成为可能。中国已经与东盟国家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双方2010 年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印度也注意到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印度计划在2015 年前将完成与东亚邻邦之间的自由贸易路线图。由于中印两国都为世贸组织成员，可以在经贸合作中遵循自由贸易、公平的原则，同时，两国在地缘上关系密切，也有着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天然条件。2．中印在国际分工新格局中有相互依存的要求中国和印度都在国际分工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和发挥优势的突破点，都加入了全球供应链中。中国在5 万亿美元的全球出口商品市场中占9%，外界称之为“世界工厂”。印度在7万亿美元的全球服务出口市场中占6%，外界描绘其为“世界办公室”。但是，中印两国毕竟还处于国际价值链的低端，中国承接的是低端制造业，印度承接的是低端服务业。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些学者预测，中国每出口1美元，仅30 美分附加值是国内生产的，20美分是利润和折旧。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过去在美国而现在转移到印度的每1美元的服务，印度赚取的净利润是33美分，表现为政府税收的形式。中印两国都已经意识到，仅靠制造链中分割的产品生产和服务业中的一些分解服务，容易造成将自己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的风险，使生产具有高度商品化、高度标准化、不可细分及利润空间极其狭小的特点。 希望对您有用，祝您取得成功！！！！！

2004年，中国入世后的第三年，针对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以及国企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等内外部环境变化，我国理论工作者以及政府和企业界的研究人员，对公司治理结构、以及企业家理论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同时，对多年来持续进行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追踪性研究，并从新视角不断探讨和总结规律曹廷求首先梳理了主流公司治理理论的基本框架，归纳了主流公司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1、理论基础是分散的所有权结构：2、理论前提使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3、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传统的英美式模式；4、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克服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以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5、强调构建以董事会建设为核心制度安排的内部治理机制和资本市场、并购市场、经理市场、产品市场等非制度安排为主要内容的外部治理机制。其次提出了当前公司治理理论面临的主要挑战即：利益相关哲理论与共同治理理论，最优所有权结构与大股东治理、中间组织理论与网络治理。最后进一步的提出了主流公司治理理论的转型：第一是理论基础的转变：从股东至上向相关利益者理论转变：从委托——代理理论向最优化所有权结构转变；从企业理论向中间组织理论转变。第二是治理模式转变：由单边治理转变为共同治理：由经营者治理转变为大股东治理；由内部、外部治理机制转变为社会治理机制。第三是理论研究角度的转变：注重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去研究公司治理问题；从法律的角度去探讨公司治理问题；从网络角度去研究公司治理的新变化王跃生特别针对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问题，总结了现代企业理论的发展遇到的挑战，如：一方面企业理论本身的研究似乎日趋深入、形式化和精细化，成为整个经济理论中发展最快的部分；另一方面，企业理论确立离现实越来越远，对现实的变化解释力不够（如人力资本雇佣者问题、知识性企业所有与控制权配置问题）。认为当代企业理论之所以面临着挑战和争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理论的发展未能及时反映现实中的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之一就是，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基础的两权分离，其存在的条件正发生变化，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有在新条件下重新配置与融合的趋势。企业理论的发展既需要研究两权分离下的控制与激励，也需要研究两权分离本身。认为企业制度的发展历史是经历着从两权合一的古典企业制度（合一于所有者）到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适合于现代大工业企业的大规模、多层级和广泛的团队生产）之后的又一次两权重新融合（融合于企业家李豫湘等人针对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中存在的情况，如在自利与合作双重约束和限定下，企业行为人（主要是股东和经理层）进行权力争夺与权力妥协，大股东与大股东间的权力争夺，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博弈，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博弈等，共同决定了公司内部的权力分布和治理效率，以及不同的股权结构决定了公司内部的不同的权力结构，以此作为出发点来研究什么样的股权结构能使企业内部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他们认为企业所有者通过资产的委托代理，企业实现了权力的分割，企业内部形成了多元化的权力主体，现代企业的权力主体主要是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员工。形成了企业的权力制衡链条。指出高度集中的和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中的决策行为人在权力制衡的构建方面有不可克服的缺点。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会导致“独裁”和“专权”；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会使“内部人控制”现象无法抑制：股权适度集中对于企业内部的权力制衡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股权适度集中，持股人对公司的直接控制和管理能力非常有限，使得工资控制以从一个私人股东手中脱离出来，导致以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具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股权分散化到一定理度，任何一个股东若要直接控制企业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时，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才真正确立起来，企业的监督主体实现了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从而提高企业运作效率。这一切都是公司制企业最终取代自然人企业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钱春海和郑学信的研究发现，现代企业理论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基本观点是企业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的分享尽可能对应起来，然而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控制权已经逐步转移到企业经营者手中，那么这种安排是否具有效率是问题所在。他们认为虽然根据现代契约理论来说在市场经济中可以防止企业内部经理人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采取有损于所有者利益的行动（如：经理人市场的约束：产品市场的竞争约束；资本市场的竞争约束三个方面），但是在我国，国有企业控制权与所有权分离具有自身的特点，控制权往往由上级主管部门授予，因而控制权转移到经营者手上很“廉价”，市场机制不完善也使得这种控制权很少受到约束，于是他们用一个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国企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创造出一个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与氛围，使企业各项指标能够真正成为反映企业经营者能力与绩效的充分信息指标；建立合适的补偿机制，不仅有多元化的报酬补偿机制还要有能对控制权进行动态调整的机制；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如报酬机制、声誉机制、控制权机制和竞争机制严若森根据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其企业经营主体状况（所有者代表、代理人）与企业监控主体状况（内部监控、外部监控、内外监控结合）的已有或可能的不同组合，将其企业治理模式细分为13种，并详细的介绍了各种企业治理模式的结构及其存在的背景。提出了国有企业治理机构的目标模式，提出国有企业治理整体改革与发展的重点是发展一种基于多方监控并存单暂以内部监控为主的治理模式，即在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加强外部监控体系的健全，但更应重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建设与完善李俊江和史本叶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探讨了我国国有企业跨国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总结与分析了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中存在的三大问题：1、所有者缺位问题。国内控股公司和主管部门机构在作为委托人的同时，又是母公司或上级部门的代理人：海外企业的董事会权利主体没有形成，委托人权利分散：跨国经营中因财务、审计、地理或与其他国公司合作等原因，使得国内委托人信息搜集成本高昂；董事长和总经理合二为一，使得多重委托-代理关系的中间环节缺失，产权主体形式化，出现严重的“内部人控制”。2、内部人控制。作者指出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全契约的有机组合，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组织机构，企业行为是全体成员的博弈结果。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所以准拥有在契约规定之外的决策权是尤为重要的，作者指出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本质是“企业产权制度的构建问题”。3、所有者越位。作者指出所有则越位的根本原因是混淆了出资人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差别，出现了国内母公司的越权行为。其次从产权的意义出发，根据企业不同的法律地位，指出了国有企业跨国经营中主要的三种内部组织结构，即国际业务部一元结构，事业部制的多元结构，控股公司结构。进而提出了完善跨国经营公司治理结构的措施：1、强化国有股东的法人主体地位。2、规范国外代理人的管理者地位，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3、公司治理结构应与跨国组织机构运作相吻合。唐清泉从不对称信息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出发，通过构建不对称信息流动的模型，分别研究了中国、日本和美国文化背景对不对称信息流动的影响及由此对公司治理效率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委托代理关系会产生难以解决的代理问题，降低公司治理效率，出现这种问题的关键是存在不对称信息，因而不对称信息的流动状况是影响公司治理效率高低的重要因素。指出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导致契约各方的价值取向与获取价值的方式不同，由此对披露自己所拥有的信息的方式与动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为文化背景不同，企业对各管理层次规定的权利、义务和工作的紧张程度不同，导致委托人和代理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采取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而引发委托人和代理人对不对称信息作不同的理解、解释和处置，使不对称信息的流动受到影响。为探索适合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公司治理模式提供参考刘新民（《企业家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分类综述》6）从宏观、微观、企业经营、人力资源等不同角度论述了企业家研究的意义，对已有的研究按照相应标准可划分为经营模式、创新模式、资本模式，人力资本模式、决策模式、领导模式与选择模式七大类，为进一步选择研究方向理清思路。提出的企业家的研究理论分类如下：汪忠、曾德明、龚红（《中美公司企业家培育机制比较研究》6）认为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的核心作用，企业家培育机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指出企业家培育机制与公司治理关系密切。他们主要选取美国与我国国有企业，从所有权结构、资本结构、公司治理结构、激励与约束机制、文化背景、选拔产生、培训与考评机制以及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通过比较分析，提出对中国企业家培育机制的建议：完善文化、市场与法律等外部治理环境；改进与完善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建立与健全企业权力结构；建立有效的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企业家选拔产生、培训与考核机制。　　（二）企业家激励问题　　李大伟（《提高企业家激励的有效性》2）提出由于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过分强调激励而忽视激励的有效性成为中国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认为当前我国企业存在着过度激励和激励保健化的现象。他首先归纳了激励失效的表现如：激励的保健化（在职消费、连续任期、例行激励）；过度激励，如企业经理人员的绩效与其收入水平相比的过度；激励不足等问题。进而提出了激励有效性的标准，如：因激励产生的收益必须大于用于激励的支付；激励必须与企业经营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经理人的替代性威胁。最后提出了提高激励有效性的途径：如：1、保持对经理人员的替代威胁2、因地制宜，合理确定经理的薪酬标准3、对于非上市公司经理人，建立薪酬竞争制度。张正堂（《企业家激励报酬制度的设计》6）认为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企业家报酬的线性结构，通过建立模型得出了企业家报酬业绩敏感性系数的影响因素，进而对企业家报酬实证研究的结果给出一个基本的解释。他还分析了如何利用这些影响因素来设计企业家激励报酬制度，并提出必须通过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来实现这种激励报酬的设计思想。他针对代理人的最佳报酬机制：s（π）：α+βπ（式中：s（π）为代理人的报酬函数，π使企业可观测的产出，α是常熟项，代表固定报酬，β是报酬业绩敏感性系数或称为激励报酬强度，βπ为激励报酬），对这种企业家报酬的线性结构提出了质疑，认为这个最佳报酬机制所基于的假设（所有企业的报酬激励强度系数是一样的）在现实中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认为激励报酬强度的决定还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且其他因素影响激励报酬决定的程度并不小，因为企业不可能面临着非常相似的经营环境和约束条件，正是由于其他因素的作用才使得有同企业的企业家报酬的激励强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张正堂首先通过模型推导出企业家报酬业绩敏感性系数的影响因素，然后分析实践中如何根据这些影响因索来设计企业家激励报酬制度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设计思想。余津津，朱东辰（《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家组合报酬契约模型初探》2）对现代企业家报酬激励制度及其实现形式进行了研究，并基于报酬契约理论构建了一个包含现金（短期激励）以及股票期权（长期激励）的组合报酬契约模型。目的是通过探讨组合报酬契约模型来克服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背景下的代理人偷懒行为。指出了企业家报酬激励制度对企业家的行为模式有着直接的影响，并最终会影响到企业运营绩效。并总结了现实中企业给予企业家的激励性报酬（基薪、奖金、递延性报酬、认股权、业绩股份，股票增值和虚拟股票等），并指出了组合报酬体系中的每一个激励因素的激励效果和激励强度。针对我国企业的报酬制度现状，提出完善我国企业家报酬激励制度首先应该注意各种报酬形式的激励效果和激励强度，构造最优的企业家激励报酬组合，实现保险收入与风险收入相结合，现期收入和远期收入相结合，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结合的观点。钱士茹（《转轨时期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及战略性定位》4）认为，体制转轨是国企改革的现实要求和基本环境，提出转轨时期的双重体制一方面培育了类型众多的企业组织：另一方面也造就了不同模式的企业家。他把企业组织分成了国有和民营两大类，研究了两类企业的企业家生长的环境与机制是大不相同的；又把企业家成长所依托的资本分为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得出不同资本与不同制度环境的耦合，决定了现实中企业家成长的基本模式。并指出中国企业家成长所依托的二维资本，是双重体制规则的一种反映。通过界定二维资本的涵义（政治资本、异质型人力资本），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企业家成长模式，指出成长模式是由政治资本的强弱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强弱的相互组合的模式。最后指出我国现在所处的转轨时期，实际上是双重体制（政府和市场）驱导下的两类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与二维资本（政治资本和异质型人力资本）型态并存的状态，这就决定了我国企业家成长的四种主流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市场主导地位将会越来越强，认为我们国家企业家成长的战略性定位应该是以异质型人力资本为主要依托的企业家角色的定位2004年，企业管理理论界依然针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战略管理、供应链管理以及知识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研究，提出了具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成果。中国加入WTO，培育和提高核心能力是我国企业增强国际竞争能力、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长期的根本性战略和途径。　　高怀、赵宇平（《国内外企业竞争力理论研究现状分析》11）综合分析了国内外企业竞争力研究的现状，认为目前企业竞争力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对企业竞争力的概念内涵、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的问题，有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众说纷纭，彼此之间差距较大，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理论分析框架。大多数研究把重点放在一企业市场状况和财务状况分析为主的企业竞争力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的构建上，常缺乏应有的理论支撑，存在着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脱节的现象。2、缺乏对企业竞争力与企业竞争优势、惬意核心能力等概念的关系及其内在逻辑的严格界定，常常把企业竞争力与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竞争力与企业核心能力等同，在理论上沿河实践中容易造成误导。3、缺乏对企业竞争力的动态演变进行深入的理论分析，主要从企业组织本身或产业组织的角度研究企业竞争力的决定因素，常常把企业组织的内在特性与产业组织的特性分割开来，没有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对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动态烟花缺乏应有的研究，作者认为对企业竞争力概念的界定、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等种种不同的认识，往往是徐业者们主要关注与企业绩效的差异分析，缺乏对企业、竞争和战略本质的认识及其对企业多样化行为差异及其所导致企业竞争力不同的分析。因此，今后的研究应从这些方面进一步深入研究。徐正良、王利政（《企业竞争优势本源的探悉——核心竞争力的再认识》1）从竞争优势理论的演进角度，重新分析和认识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结构，以期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识别和培育奠定理论基础。主要观点，通过对竞争优势理论、核心竞争力理论进行文献综述，通过对国内外学者主要观点的研究总结，首先，提出作为竞争优势本源——核心竞争力，具备五个特征：（1）价值性；（2）独特性；（3）延展性；（4）动态性；（5）长期培育性。其次，基于核心竞争力特征的分析，提出核心竞争力的内涵和结构：核心竞争力是通过企业文化力、企业学习力和企业创新力三者的有机结合，三力复合形成的企业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真正本源于江、张不同（《识别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渐进化方法》1）对现有企业核心竞争力识别方法作了简单的文献综述，认为在细分层次上对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识别的过程中存在诸多不足。认为识别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弄清企业资源、能力、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之间循序的关系，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识别体系框架。主要观点：1、基于分析，将企业资源、能力、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联系起来，建立了四者之间循序的关系：企业资源足能力的输入变量；与企业其他经营目标相比，能力更为重要，既存在着关键的能力；只有当关键能力在竞争中是独一无二的并在经营中是高度行为集合的，它才形成了企业竞争力；核心竞争力在本质上具有战略柔性和动态性，是一种可持续的企业竞争优势。2、建立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识别体系框架，即采用资源—关键能力—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渐进化的识别方法，从大到小、从外围到中央来识别。识别过程由三个阶段组成：1）识别关键能力；2）识别竞争力；3）识别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