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出土文献资料

过去学术界认为传世的宋玉赋除《九辩》外都不可信,是受了疑古派的影响,而在今天考古发掘发展起来,很多文字资料相继被发现的情况下疑古派的弱点和过失已显示出来。今天我们只有以可靠的材料、科学的方法来重新考察六国之末的历史,才能弄清从屈原到汉赋之间一些作家作品的实际状况,揭示出这个阶段中文学的转变过程,在这段文学的研究上取得大的突破。饶宗颐先生的《唐勒及其佚文—楚辞新资料》(刊九洲大学中国文学会《中国文学论集》第九号),尚未见到但从题目看,饶先生以出土唐勒此残篇为“文”而非“赋”,非常正确。关于该篇篇名,因首简背面之上端有“唐革”二字,罗福颐先生据《诗·斯干》“如鸟斯革”,“革”字韩诗作“勒”的事实,释为“唐勒”,为作者署名,姑题为“唐勒赋”,而慨叹“赋之篇目终不可晓”吴九龙定篇名为“唐勒”。汤漳平认为“篇题似应作《御赋》”,因而称作《唐勒赋·御赋》。谭家健则说,“唐勒”二字“无疑是该作篇题”,因为“从整个临沂汉简看凡单独书写及题于简背者,尚未见有作者署名的例子”。“唐勒”当是书名。先秦时个人著书并无作者所取的专名,最普遍的是作者的姓氏后上“子”、“氏”、“公”等字(如《庄子》、《服氏》、《蔡公》),或作者名后加“子”(如《韩非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或作者尊称后加“书”、“春秋”、“兵法”之类字眼(如《商君书》、《左氏春秋》、《孙子兵法》),还有的只称其名(如《邓析》、《李克》、《宁越》),或一般称谓(如《魏文侯》)。此风气至汉初犹存(《汉书·艺文志》所著录《贾谊》、《晃错》、《曹羽》等是证)以此例之,《唐勒》应是书名所以,以为此篇篇名作“唐勒赋”者未妥或以为包括此篇在内的全书名作“唐勒赋”,似亦未妥因为一则简上只作“唐革(勒)”,并无“赋”字,二则出土唐勒此文并不是赋吴九龙确定为唐勒赋的3561简上只有三个字:“论义御”。罗福颐将它接在首简(018钓之后实则此二断简文意并不连贯。我以为“论义御”三字是本篇篇名,按银雀山出土汉简篇名的一般书写位置,应在篇末。从可以确定的本篇各残简看,本篇中心是论“义御”的。《管子·心术》云:“义者,谓各处其宜也”“论义御”的“义御”正是以驾御之术为喻,说明治理天下应“虚静无为”,使人各处其宜。故我以为此篇应是《唐勒》一书中的《论义御》篇。《论义御》中明显表现了道家思想:第一,《论义御》以形象化的语言宣传“无为而治”的思想,同六国之末某些道家人物言论一致,而同法家貌似而实异。在王良造父之御,是“登车揽替”则“协敛整齐,调匀不挚”,御者之意,“马心喻也”,故“安劳”“乐进”。至钳且大丙之御,则“去衔髻,撤查策,马〔莫使而〕自驾,车莫〔动而自举〕”,御者“嗜欲形胸中,精神喻六马“、“不叱不睹,不挠(挞)”,而车马则“神奔而鬼走,进退拙(屈)信(伸),莫见其尘埃”。同样为楚国道家著作的《文子·道原》中说:“夫法刻刑诛者,非帝王之业也;墓策繁用者,非致远之御也”《自然》篇云:“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去,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拳握而不散。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论义御》的思想与之一致。上面两段话甚至可作为《论义御》的注脚至于六国之末法家,虽同样以车马为喻,而且有时也鼓吹“虚静”的宗旨,实质上却相去悬绝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夫猎者托车舆之安,用六马之足,使王良佐髻,则身不劳而易及轻兽矣今释车舆之利,捐六马之足与王良之御,而下走逐兽,则虽楼季之足无时及兽矣……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夫不处势以禁诛擅爱之臣,而必德厚以与下齐行事民,是皆不乘君之车,不因马之势,释车而下走也。《文子》是主张上无为而顺下之性,《韩非》是主张顺上之意,使下疲于奔命后者是用于推行极端的君主集权思想屈原主张美政,没有君主专制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肯定没有“无为而治”的思想。第二,认为“大虚”与“道”相通。《管子·心术上》(刘节郭沫若考证为宋研、尹文之作,属道家)云:“虚之与人也无间,唯圣人得虚道。”又说:“君子之处也,若无知,言至虚也”甚至说:“虚者万物之始也,故曰可以为天下始。’《庄子·天下》评老子为:“人皆取实,己独取虚。”《论义御》中“大虚通道”的思想同这完全一致(“大虚通道”之说法略同于《管子·宙合》所谓“方明者……旁通于道”和“道也者,通乎无上)。这种思想在可靠的屈原作品中是没有的。第三讲道家的“精神”。《论义御》云:“嗜欲形胸中,精神喻六马。”《管子·内业》(郭沫若考为宋研、尹文之作):“凡物之精,此则为生……藏于胸中,谓圣人。”又说:“物能化谓之神”又说:有神自在身,一往一来,莫之能思失之必乱,得之必治,精将自来。精想思之宁念治之,严容畏敬精得至定得之而勿舍,耳目不淫,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论义御》所表现与此完全一致。第四,以早期道家所说的“义”来概括无为而治、虚静以处的理民之道。《管子·心术》所谓“义者,谓各处其宜也”,同儒家关于“义”的解释是不同的。《礼记·表记》云:“义者,夭下之制也。”又《孟子·公孙丑上》:“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礼记·桑服四制》:“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道家的“义”指的是顺其本性,自然处之;而儒家的“义”是指对本性的约束和规范。告子言,如以人性为祀柳,则“义犹杯圈”(《孟子·告子上》),此所谓“义”,乃指孟夫子的“义”,而非宋研、尹文之“义”。唐勒“义御”,指依马之性顺物之理,不以己意强为,使术达于出神人化的境地作者以此比喻无为而治天下,顺民之性因国之俗,不以政令法术扰之。这不仅不同于儒家,也不同于墨家、法家思想也有较大的距离。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论义御》表现出来的,同楚国的文子、宋国的宋研、齐国的尹文均有相近处,是一种道家的思想这种道家思想上承老子,而下启韩非,不少地方同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相通

不是。文字资料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实地源，二是文献源。文字资料大致可分为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1、传世文献的主要形态是书籍。汉字起源很早，行用数千年，而中国古人素有重记载，重史的传统，故传世文献数量巨大。2、出土文献是一个泛称，不单单指经由考古发掘而出土的地下文字资料，也包括传世文献以外的地上文字资料。出土文献属于第一手资料，以真实见长，可补传世文献之阙。

地下出土的文献资料一般来说是两类东西，一类是当时的遗弃物，实际上就是垃圾，有办公垃圾，也有生活垃圾。像遗址里出土的，如西北地区的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置简牍等。以前这一类文献主要出在北方。因为在自然状态下，竹、木制品或丝绸很容易朽烂，俗语说：干千年，湿千年，不干不湿只半年。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遗物保存下来的机会要大一些。但最近几年在南方的古井中也出土了大量此类简牍，如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简，以及2002年六七月份湖南龙山里耶古城水井中出土的秦代竹简。因为井口被自然封闭后，井内的情况就和墓葬内部差不多，所以竹简方得以保存至今。还有极个别的情况，像敦煌悬泉置出土的“四时诏令五十条”原来是写在墙上的布告，后来遗址废弃了，房屋倒了，布告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还有一类是有意的埋藏，较多见的是古墓中的简、帛和文书，如银雀山汉墓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睡虎地秦墓竹简等。这一类文献以湖南、湖北出土的最多。还有像山西侯马、河南温县的盟书。这些盟书是古人盟誓以后埋在坑(也称为“坎”)里的，一般和祭祀有关。另外，敦煌文书也属这一类。出土文献从文字上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字系统的文献，即甲骨文、金文、六国古文、秦文字、隶书等汉字系统的。一类是非汉字系统的古代各民族文字的文献，如佉卢文、粟特文、梵文、回纥文、西夏文、女真文、藏文等等。这两类文字的载体基本上是相同的，有金、石、简、帛、纸张等。藏文、梵文，还有用贝叶的，特殊一些。无论是有意的埋藏，还是遗弃物，这些文字材料，对我们来讲价值是一样的，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