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

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大家都认为是王国维首先提出，而三重证据法的情况不同。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由“谁”提出，20世纪80年代后，不同学科领域的一些学者相继提出多种形式的“三重证据法”，更象是对前辈学者的考据方法的总结，而不是“三重证据法”的开始运用。并且对于它的内容，也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例如饶宗颐先生提出：探索一个文化，必须将田野考古、民族学、异邦古史、文献记载和出土文字的研究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即主张从出土文献和实物中系统地整理“寻绎有规律的历史理据”。杨向奎先生主张：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考古材料和民族学的材料皆可作为史料证据。汪宁生先生认为：文献、考古发现、民族学资料、考古学的发掘皆可为古史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而语言学的分析可为古史研究（特别是民族历史及古代习俗的研究）提供有用资料。即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来的资料，同样可供研究古代社会和文化进行类比。从而主张：研究中国史现在已不再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而应提倡“三重证据法”（文献、考古发现和民族学资料），甚至“多重证据法”，即有关学科所能提供一切证据均可利用。叶舒宪、萧兵认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以及跨文化的民族学与民俗学材料皆可作为证据而运用于历史研究。毛佩琦先生针对《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所撰的书评《历史研究中的“三重证据法”》中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社会调查材料。马彪先生于2006年12月25日在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作题为《谈谈简牍学研究的三重证据法——以龙岗秦简与云梦禁苑为实例》的学术讲演中提出的“三重证据法”为：纸上的文献材料、地下挖掘出的考古材料和实地调查史料。彭裕商先生认为徐中舒先生运用“边裔的少数民族，包括民族史、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史料研究先秦史，即运用了“三重证据法”。从而主张“徐中舒先生是“古史三重证”的提出者”针对上述观点，也有学者予以反驳，说道：通过对饶宗颐、杨向奎、徐中舒等学者的论著细读，发现三位学者的主张及其学术实践，并未突破王国维的“古史二重证”中“历史文献”和“考古史料”的范畴。笔者理解的汪宁生提出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来的资料”；毛佩琦先生提出的“社会调查材料”；马彪提出的“实地调查材料”，包括调查所获得的文书、实物、口述三方面的资料。这些“调查资料或材科”显然是独立于“历史文献”和“考古史料”之外的第三重证材料，特别是口述史料。其实，调查资料或材科中的文书也在王氏所列的“纸上之材料”之内。

基本文献史料：具有连续性，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例如隋唐五代的史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等，这些材料在历史纪事上，都按年月日，分门别类，逐一编次，没有任何一年是没有纪事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十分清晰，因而是连续的，整体的，每部材料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全面考察，这些材料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风俗等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记载，综合性是很强的。考古文献史料：具有真实性，片段性，研究性。考古出来的毕竟都是实物，是非常真实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只能反映出某个特定时间或时代的特征或特点，文物中，除了本身有文字的，大多都需要研究才能知道它所处的时代或时间。例如周绍良教授编辑的《唐代墓志铭汇编》，这些材料全都来自于真实出土的墓碑等，但墓志所记载的仅仅只有一人或二人，只能反映墓主个人的情况或某些时代特点，即使全部看完也不能对唐时期进行把握，这些墓志只有深入研究后，才能发挥它们对历史研究的帮助。没有基本文献的帮忙，即使想一百年，也很难想出，考古文物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甚至连这个是什么时代的东西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