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神论文参考文献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　　【摘　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　　【关键词】佛教艺术　飞天形象的变迁。　　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　　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　　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　　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　　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　　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　　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　　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　　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　　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　　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　　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　　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　　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　　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　　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　　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　　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　　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　　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志强《美术大观》10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　　[2]陈剑《艺术探索》21（2）飞天的美学意蕴。　　[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在正文后引用参考文献不仅是对前人工作的尊重和认可，也是科技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医师只重视论文正文的撰写，而忽略了参考文献的引用。参考文献可以是书籍，也可以是杂志发表的文章。目前国内同行在引用参考文献上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少一多：引用中文参考文献少，引用自己所发表的文章过多。恰当地引用参考文献，特别是引用中文参考文献，不仅可以促进个人的学术进步，更能够促进中国神经外科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华神经外科杂志》20多年的办刊经验，在引用参考文献时应注意4个方面问题：⑴ 坚持引用必要的参考文献，希望多引用中文文献，⑵ 多引用权威学者的文章，⑶ 多引用权威杂志的文章，⑷ 多引用其他学者的文章。　　一、坚持引用必要的参考文献，希望多引用中文文献　　语言是传承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强势民族就可以体现出强势语言，强势语言可以影响其他民族的发展，甚至影响世界的发展。科技是否有国界?关键是看科技归谁所有和为谁所用。从近百年的科技发展史来看，先进的科学技术被不同的民族或不同的国家所拥有和使用，可以产生不同的效果。在坚持引用必要的参考文献的前提下，在神经外科学术论文中多引用中文参考文献，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神经外科事业的必经道路，应该成为全体中国神经外科医师的一种责任。　　中国神经外科最大特点是临床病例多、病种齐全，医师的手术经验丰富。当我们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并撰写出论文后，提倡首先在国内杂志发表，让广大的中国神经外科医师所借鉴和使用。这是语言爱国的最具体表现。然后可以翻译成外文到国外杂志发表，通过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让国外同行知道中国神经外科的实际水平。多引用中文参考文献也反映出中国神经外科学术的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和扩大。在早期，我们多引用国外的参考文献是因为要向先进国家学习，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神经外科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文章，其先进性和学术性得到国内同行的认可，中文文章的被引用率自然就有所提高。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的统计，2005年中国临床医学类期刊引用中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为37%(1)。《中华神经外科杂志》里中文参考文献的引用率1987年为19%，1997年为23%，2007年上升到34%。从此可以看出：随着中国神经外科水平的不断提高，反映到中文参考文献的引用率也在不断上升。我们提倡多引用中文参考文献，其目的在于尊重中国神经外科的发展和学术成就，并不断提升中国神经外科的整体水平。　　目前有相当多的作者在学术文章中很少引用中文参考文献，甚至全部是国外杂志的文献。我们应该承认国外的一些著名学术杂志水平很高，如Neurosurgery和J Neurosurg，这2本杂志发表的文章体现了世界神经外科的最新技术和发展方向，代表了世界神经外科的水平。这是由于美国的国力强大，英语成为强势语言，许多非英语国家的医师将本民族语言的文章翻译成英语后投稿，从而吸引了世界上大多数高水平的文章。但是，并不是所有英文杂志都能达到他们的水平。有人认为文章在国外英文杂志发表后代表文章水平高，并非完全如此，并不是说英文杂志水平就一定比中文杂志水平高，不同语种的杂志是不能进行水平比较的。我们可以借鉴国外杂志的办刊经验，争取高水平的稿源，如果能集中我国本专业所有最好的文章到《中华神经外科杂志》来，我们的杂志就可以成为中国最好的杂志。随着中国国力的强大，中文完全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强势语言，那时，我们将会有更多、更好的稿源，甚至来自国外学者的稿源。　　二、多引用权威学者的文章　　当我们在论文中阐述某个学术观点时，应该首先看看在这个学术问题上全国比较大的神经外科中心或权威学者的观点和学术状况，其次也要了解广大基层医院或同行的水平，对两者进行分析和比较，就能全面地了解中国神经外科学界的真实水平。一般而言，权威学者本身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严谨的学术素质，他们所发表的文章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代表了学术发展方向。较大规模的神经外科中心积累的病例数较多，手术技术和学术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我们在多了解广大基层医院神经外科水平的同时，要向规模大、学术强的神经外科中心学习，要向学识高的专家学习，多引用他们的文章，以此为标准，籍以指导并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临床工作能力。同时了解该课题或研究的最高水平，努力达到这一目标。　　三、多引用权威杂志的文章　　目前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医学学术杂志众多。依据2007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核心版)》的统计，国内有70种与神经外科有关的统计源期刊(神经精神类27种，外科学类43种)。以总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这2个期刊指标的平均值为例，在总被引频次平均值以上的神经精神类期刊有10种，外科学类期刊有15种;在影响因子平均值以上的神经精神类期刊有9种，外科学类期刊有24种。可以看出，在这2类期刊中，较权威的期刊约有30种，这些期刊发表的文章基本代表了国内本学科最高学术水平和学术发展方向。《中华神经外科杂志》在2007年度的全国医学类期刊中：总被引频次排名第41位(神经精神类期刊第3位)，影响因子排名第5位(神经精神类期刊第1位)。　　学术权威杂志应该是全国性的杂志，也是能被全国神经外科医师所认可和阅读的杂志。我们不可能阅读所有与神经外科有关的杂志，但我们应该有目的地阅读几本具有较高学术权威的杂志，以指导临床工作和科学研究。我们曾看到过有作者引用某地区卫校的校刊发表的文章为参考文献，这个校刊很少能被全国的读者看到，所以不具有权威性;同时也反映出作者没有阅读更多更好的学术杂志和文章。　　四、多引用其他学者的文章　　赞美他人是一种美德，这是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应树立的人文素质，要坚决抛弃“文人相轻”的不良学风。个别医师在撰写论文引用参考文献时，过多地引用自己发表过的文章，而很少引用其他学者的文章。从杂志编辑部和读者这两个方面来讲，我们希望知道更多的国内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情况(2，3)。引用自己发表过的文章，是为了体现自己在某个学术研究方面的传承和发展，无可厚非。但在引用自己发表过的文章同时，也要多引用国内其他学者的文章，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多学习和借鉴他人成功的经验，也分析他人失败的教训，从中获取感悟，这是提高自己学识非常好的方法。多引用国内其他学者的文章，使读者充分了解国内的研究状况，促进了国内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和发展。坦言之，多引用国内其他学者的文章，并没有降低自己文章的水平，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可以促进学术发展，不仅体现了你个人的包容胸怀，也树立了谦虚学习的形象。通过学术杂志这个平台，全国的神经外科医师就能达到以文会友、建立友情、交流学术、共同进步的目的。

从“品德”到“道德”: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 向 摘要：文章认为，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中国进入工业化社会，使“品德”到“道德”有了可能。 关键词：品德 道德 现代化 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因此，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路向，传统道德如何现代化也因此成为众多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从话语伦理学出发，哈贝马斯论证了道德视角重建的必要性，其理由是，传统的道德视角是上帝的“超验视角”，道德律令的规范有效性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然而，在现代社会里，上帝的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宗教及神学不再是一种被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1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西方传统道德现代化的路向可以说是“去上帝化”。但是，中国与西方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上帝，中国传统道德的规范有效性不是从上帝的超验视角作出论证的，因此，尽管中国和西方都正在经历着传统道德的现代化进程，甚至有可能两者在经历这一进程后会获得相同的或相近的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但两者现代化的起点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 一、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只有“品德”，而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在文化系统中，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在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体系中，社会公德与个人私德是构成道德的两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德主要适用于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旨在规范和维系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性关系；个人私德则主要适用于个体的私人生活，是私人生活中的道德规范，指个人修养、作风、习惯等，旨在规范和维系个体本身安身立命、终极追求的方式。 在我国，公德、私德的区划始于梁启超。他在 1902 年《论公德》一文中对公德和私德进行了区分，并指出中国人缺少“公德”，而“私德”充斥生活。他说：“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试观《论语》、《孟子》诸书，……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2费孝通和梁漱溟也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 不讲“公德”。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中国的城乡生活中，“最大的毛病是‘私’。……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3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 说：公德“恰为中国人所缺乏，往昔不大觉得，自与西洋人遭遇，乃深切感觉到。”4 的确，中国人在公共生活中相对缺失的那些公德规范，在私人生活中往往能够得以贯彻。例如，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在自己家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财物等，但这种现象在公共场所却屡屡发生。这不能不让人觉得道德只有在私人生活中才发生意义。然而，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则指出，中国人只讲公德，不讲私德，中国人当面满口仁义道德，背后却干着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丧尽天良的勾当。这种说法也似乎极有道理。 那么，中国人缺少的究竟是“公德”还是“私德”？ 笔者认为，在传统中国，既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也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私德”，因此，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不要道德或不讲道德，但也没有一个民族象中国那样把道德放在文化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位置。“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个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的“三不朽”论断，把立德至于首位。儒家经典《大学》标榜的“大学之道”，是“明明德，亲民，至于至善”，也是把对完美道德的追求看作“唯此为大”。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道德的阐述，也是“公德”和“私德” 兼顾的，并没有厚此薄彼，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也。儒家为中国人所设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道路，其起点为“修身”，其终点为“平天下”，也可以看出儒家对于“私德”和“公德”的强调。 但是，以现代眼光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道德只是“品德”，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道德”。何谓“道德”？ “道”的原始涵义指道路，以后发展为道理，用以表达事物的规律性；古汉语中“德”通“得”，东汉刘熙载： “德，得也”。（《释名》卷四）许慎《说文解字》云： “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所以“道德”可以解释为合乎规律得取得、获得。何谓“品德”？“品德”之“品”字就是三个“口”，即“众人之口”，为品评之意。 所以“品德”可以解释为合乎品评地得到。文天祥诗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也只是为了在历史上获得一个好的评价而已，这与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是全然不同的，但丁的“我行我素”在中国就等于是“一意孤行”，会很“不得人心”。 只讲“品德”而不讲“道德”的中国人，只要自己的行为不会“贻人口实”、“留为话柄”、“招人非议”，那么，不讲“道德”又有何妨！比如说，在中国，随地吐痰可以说是一个陋习。但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自己家里不会随地吐痰，不过不能依此而认为中国人是讲“私德”的，因为在自己家里随地吐痰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中国人在朋友家里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招来朋友的心怀不满；中国人在领导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丧失自身仕途进阶的机会；中国人在恋人面前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那会失去自己在恋人心中美好的形象；中国人在有公共卫生管理者在场的时候也不会随地吐痰，因为管理者大权在握，如果他顺手开出一张“天价”罚款单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所以，中国人随地吐痰的前提是：不会损害自身的利益，不会招来与自身利益有关系的人的“非议”。即使周围有一大群的人，但是如果都与自身利益无关的话，中国人喉头一痒，对不起，他就要吐痰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 二、中国人“品德”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在对“道德”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采取的不是“神学”的视角。但我们知道，中国也曾有过“神学”时代。比如说，中国古代用以指代国家的“社稷”二字，本是指土神和谷神，它们都是人们祭祀的主要对象，表明了远古时期中国人对神的崇拜。在商代，更有“以神道设教，则天下安矣”的说法。 中国诸神中也有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帝”。在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帝”主宰着自然界的一切，主宰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贞翌癸卯帝其令风”，“帝令雨足年”等5。众所周知，中国的“神学”时代是夏商二代，到周朝时期就基本上完成了从“神学”到“人本” 的转变。值得深思的是，儒家在进行道德设计时，避开了“神学”时代的夏商二代。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则“言必称尧舜” （《孟子滕文公上》），宣称“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 （《孟子公孙丑上》）。由此可见，尚古的儒家恰恰摒除了介于“尧舜”和“周”之间的夏商二代。 “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与西方基于上帝的视角建构道德体系不同，儒家是基于“人本”的视角，直接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其道德体系。位于“仁义礼智信”之首的“仁”既是儒家的主要美德，又是儒家对人下的定义。孔子在《礼记中庸》中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何谓“仁”？《说文解字》云： “仁，亲也，从人二。”因此，“仁”表示的是“二人”的对应关系。6由此可见，儒家是从“二人”关系来定义人的。儒家设计的“二人”对应关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儒家的道德主张就是在这五对“二人” 关系中展开，即：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兄友弟恭，朋友有信。 应该看到，儒家道德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规范作用是巨大的，对于中国历史的正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儒家对道德的强调，中国人大都以成德建业、厚德载物为理想，“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为追求仁道，虽箪饭陋巷而不改其乐。翻开厚重的中国历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曾出现过无数明君忠臣、慈父孝子、仁兄贤弟。 然而，儒家的“仁”式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应然”式理想，很容易成为一种无法操作的道德概念，因为道德必须成为一种理性的“绝对命令”才会成为个体的自觉行为。儒家所设计的道德，是在“二人”关系中展开的，这种道德的致命缺陷在于：当“二人”关系中的“一人”不在场时，那么，“另一人”也就没有必要坚守道德观念。以儒家所主张的“君惠臣忠”为例，当“君” 不在场时，“臣”就可以不“忠”；当“臣”不在场时，“君”也就可以不“惠”。比如说，皇帝嫖娼是不道德的，但宋徽宗走专门挖成的地下暗道与李师师幽会时并没有不道德感，因为没有大臣们看见，也就不会引起大臣们的朝议。今天的中国，诸如交警不在时就闯红灯等种种不道德现象，都可以说是这种“仁”式道德的缺陷所致的遗风。 由此观之，传统中国的道德不是与个体本身之“自我”有关，而是与别人有关，并且是与别人之“口”有关。这正是中国人“品德”形成的深层原因。中国人喜欢说别人闲话，也怕被别人说闲话，可以说是中国人之“品德”意识深入人心的明证。不难想象，在以“品德”为“道德”的传统中国，可能也不缺乏为个人道德情操而一日三省的高尚人士，但更多的却是“当面是人，背后是鬼”的道德伪君子。比如说，中国两汉时期以察举取士，从理论上说，是因为德行重于知识，而德行只能通过举荐来了解，因此，这种察举制应该是一个较好的制度。事实上，这种察举制度实行初期，对抑制世卿世椂，提倡优良德行，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也确实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举荐制度发展到后来，许多士人矫饰言行，故作清高，虚伪得不近人情，成为东汉后期的社会风气，“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扑子》外篇卷一五）。这种察举之弊正是以“品德”为“道德”所致。 “品德”的危害是在道德生活中形成“道德暮夜”。 在传统的西方社会，“上帝”是个人灵魂的认同对象，是个人道德形成的原动力。因此，西方传统道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神德”，个人之所以按照道德规范的要求行事，是为了获得上帝的欢心和喜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无地不在，所以对上帝怀有敬畏之心的西方人无论是在暮夜也好，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也好，都会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但在中国，因为其传统道德中缺失一个统率个人灵魂的上帝，所以个人行为就不必对上帝负责，相应地，中国人的道德表现也就与西方人的道德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中国，尽管也有恪守“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的杨震式的人物，但那只是少数，更多的是信从“暮夜无知者”的王密式的人。是的，只要在“暮夜”，除了你我之外不会还有别的人知道我们干了什么，那么，只要你我愿意，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王密我把白花花的金子送给你，你收下就是了，我不会有什么顾忌，你也不要有什么顾忌。中国人就是如此，他讲道德，是怕人看见而被人说“闲话”；他不讲道德，是因为没人看见因此不会有人说“闲话”，或者是即使有人看见，但看见的人说的“闲话”对他的利益不会产生任何损害，或者是看见的人也是不道德的而且是与他同流合污的人。 三、从“品德”到“道德”：何以可能及如何可能在传统中国，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生活范围的局限，在道德操守上只需做到儒家从五对“二人”关系出发而设计的“五伦”就够了，即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但是，这种道德规范没有普适性，正如费孝通所说：“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7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加速进入工业化社会，中国人的生活范围大大扩大，不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已在现实经济社会中遭遇种种困境，而且，传统道德如果不现代化，还会对现代经济的良好发展形成种种障碍。因此，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使传统道德的现代化成为必需，从“品德”到“道德”因此有了可能。 工业化社会有三个特色： （1）生产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集体生产； （2）社会组织以个人为单位参加，但却是群体生活； （3）人与生产工具相分离，因此可以四方流转。8这些特色使得工业社会的道德已经难以靠“二人”关系中的人伦、亲情、血缘等来维系，它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公正和普适性的正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其传统道德都是“他制他律型”道德，西方传统道德能发挥有效作用是源于上帝对个人的制约，中国传统道德则是源于“二人” 关系中彼方对此方或此方对彼方的制约。很显然，两者都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在西方，从天才人物尼采大声宣布“上帝死了”的那时刻起，上帝至上的和绝对的权威失去了，上帝不再是所有人认可的道德有效性的基础，以上帝视角建构的传统道德因此不得不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但是，西方传统道德的现代化历程是“去上帝化”，是从天堂走向人间，是世俗化，而中国传统道德本来就是人本的，是人间的，是世俗的。因此，西方对传统道德现代化作出的探索以及取得的经验都不能作为中国传统道德现代化的有效借鉴。 笔者以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的建成，必须使得个体既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参与者，又是道德生活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只有如此，道德对个体而言才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会成为个体自觉的和自然的行为操守，道德才是“自制自律型”道德，才是本质意义上的道德。因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应该是既能促进现代经济生活的良好运行，能调整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又能提高个体的精神境界，促进个体的自我完善，并推动个体全面发展。唯有如此，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才能说是真正的建成了。 参考文献： 1王维先，铁省林。话语伦理学的道德视角的重建J道德与文明， 2009 （4）： 2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3鲍霁。费孝通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4鲍霁。梁漱溟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5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美）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出版社， 8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