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法学论文1500字怎么写

还需要吗？

是用来交作业的论文么？建议你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来完成：首先写高职学生使用互联网的现状，其次写获取信息的方法、内容最后写使用互联网带来的优势。望采纳。1500字小论 加文不会 我写怎么办才好？

3000字太短了，写不出来什么有深度的东西，下面这篇还可以，你参考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随着法治社会构建的一步步深入，对执法环节的关注也日渐增多，执法过程的好坏是法制建设的体现，执法水平的高低，质量的好坏，凸现了我国法治的建设程度及文明程度。警察是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专门力量，又是执法的主体之一，警察执法是现阶段我国执法的重要内容。现阶段的警察执法，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距离法治的目标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存在较多问题，如滥用职权，粗暴执法等，这些问题是制约我国法制建设的瓶颈，解决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法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 当前警察执法存在的问题 (一)执法理念，指导思想错误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也不断加快，然而在部分警察身上，一些不合时宜的传统执法观念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特别是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没有很好确立，在执法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存在，具体表现在：1 不重视理论学习及“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理念的培养，表现在现实中，理论修养不深，法律知识匮乏，执法方式简单，粗暴，接待群众缺乏耐心等。2 不履行或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人民警察法》第六条规定了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十四项法定职责，在现实中一些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没有很好的履行这些职责，这在当前一些基层公安机关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是不及时处理群众的报警，不及时立案及调查，其次是对群众保护人身，财产权利的求助，不理不睬或拒绝履行，再就是对公民依法申领证件，执照，故意刁难，无故拖延等。比如办理伤害案件，一些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不管案件大小，先叫治保会或协警处理，而这些人无专业警察素质，往往延误时机，最终导致加害人逃避制裁，受害人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二)违反法定程序办案 1 执法主体不合法：在基层派出所，协警，保安参与办案，制作笔录，有的派出所，甚至让见习生参与办案，笔者暑期在派出所见习时，就“有幸”单独进行讯问并制作笔录。2 违反地域管辖，部门管辖规定执法办案，如派出所跨辖区查赌，抓嫖，派出所上路查处交通违章行为等3 违反程序办案，在基层派出所，先调查后立案，先处罚后裁决等执法现象大量存在，当场处罚不出示证件，处罚决定书不及时送达等问题也时有发生4 超越职权审批，如派出所所长审批刑事案件。 (三)滥用职权 滥用罚没权：表现最明显的就是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类案件违法情节相似，罚款数额却相差悬殊，原因在于当事人态度的好坏或有无重要“关系”。其次是乱罚款现象大量存在，在办理赌博、卖淫嫖娼等案件中，以罚代刑、以罚代教的现象还很多。滥用强制性措施：首先适用强制性措施的随意性大。比如对嫌疑对象的强制传唤，超过24小时还进行非法关押。其次随意扣押处置涉案财物，如不按规定审批登记后就扣押，久不处置等。 (四)粗暴执法的存在 办案中的变相体罚，刑询逼供仍然存在。对待来访群众不耐烦，不愿意接待。如派出所民警对某个屡次上访的群众“讨厌”之至，以致于该人每次来派出所都没有民警接待。处理治安纠纷案件，多采用强制手段，不重视引导及思想教育。这种现象是导致警民关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笔者粗略统计，大部分公民对警察粗暴的形象不满，希望有所改善。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体制不完备，不适应，法规不统一等客观原因，又有部分民警综合素质不高，执法观念保守、落后等主观原因，最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缺乏正确的执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政治不断发展，但一部分警察并没有树立相应的执法理念，指导思想，最根本的表现是指导思想偏差，执法观念不适应，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意识，没有很好确立、表现为执法手段的简单、粗暴，以及违悖法治精神，前期吵的沸沸扬扬的“杜宝良违法现象”中执法部门就违背了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使执法本应有的教育、警示及制裁三种功能，只剩下了制裁的功能。达不到警示教育的目的，显然违背了法治精神，也造成了公安机关相当尴尬的局面。缺乏法制理念与执法为民的理念，以 言代法，以权代法，唯长官意志和权力执法，这是目前执法中最大的问题，也是产生一系列执法问题的根源。 (二)警察整体素质不高，队伍不规范 有一调查统计表明，目前我国警察队伍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总数的3%，这较之上世纪90年代的9%，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调查结果又表明，3%的高学历警察，多在办公室，在基层的很少，目前我国警察的整体素质状况令人担忧。部分民警缺乏应有的法律业务知识，导致业务不精，对新形势下执法办案的要求不了解，导致粗暴执法，违法办案，比如这几年，从地方和部队转业军人中录用的新民警，只进行了短期的培训，没有系统地学习法律业务知识，不能适应岗位执法的要求，一些民警职业道德水平不高，缺乏应有的工作责任心，一方面是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比如对没有经济利益的案件能推则推，而对有经济利益的案件的案件则争着办理，借办案之机，吃拿卡要，有的甚至索贿受贿、贪赃枉法，笔者在基层实习时就发现，对打架纠纷等治安案件，民警互相推诿，不愿办理，而很多民警却忙于办理抓嫖、抓赌案件，个中缘由，我们大家都很清楚?抓嫖抓赌案件油水“多”，而打架、吵架等纠纷案件则既“浪费”时间，又无油水可捞。 (三)公安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现行的公安管理体制弊端日益显现，人事管理体制、财政保障体制，执法监督体制都不能适应当前的执法活动，表现在：人事管理体制不适应，目前，公安机关列入地有政府机构编制序列，实行公务员人事管理;地方组织人事部门的制约，内部人事管理，缺乏自主权，财政保障机制不适应，现行公安办案经费重要靠财政拔款，这取决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财政状况及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一些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公安经费，难以达到基本保障，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维护治安的经费占财政收入的9%，我国仅占8%，是少数低经费国家之一。因而产生某些“创收”权钱交易等腐败行为，如警察与妓女联手罚款创收，以罚代刑，以钱代罚等，并且经费过低，严重影响了警察执法能力和质量的提高，在执法过程中发生的某些徇私枉法、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渎职违法等直接、间接侵犯人权的行为，与之有密切关系，执法监督体制不力，(1)监督与被监督意识薄弱，表现在：一方面将权力与监督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主要是对执法监督畏难，部分民警认为监督就是干扰办案，监督就是故意找茬，对监督持抵触心理。(2)有关监督的制度不健全。《人民警察法》第六章专门对执法监督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太过原则，《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太过原则、僵化，没有考虑到变化的现实。(3)监督的视野不够宽敞，只强调了内部监督，而外部监督往往流于形式，群众监督渠道不畅。 (四)公安法规的不统一，不完善 这主要表现为立法滞后、法律法规不完善，我国现行法律不完备，尤其是相关行政处罚方面没有统一的程序法，多而是分散于各实体法律法规中，如公安机关常用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刚颁布尚未实施行的《治安处罚法》同《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不配套，常发生矛盾，互相抵触，如对卖淫嫖娼的处罚规定中就出现罚则相同，量罚尺度不同，这些给民警执法带来了困难。其次法律还存在“空白地带”，比如对取得证据的法律程序方面，我国刑诉法没有禁止以非法取得的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在法律上为警察以刑讯逼供取证留下了漏洞，虽然最高法院以司法解释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判决案件时，不得采取非法取得的证据为证据，但这对于警察的行为并没有直接的强制性约束力，因为警察属于行政机关而非司法机关，此外，我国对刑讯逼供的法律规定又太过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导致了在现阶段警察执法办案时，存在大量的刑讯逼供现象。 三、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树立以人为本，人性化的执法理念 确立良好的法治意识，人权保障意识，在改革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要使民警执法的思想和理念跟得上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步伐，就必须确立良好的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意识，首先是在处理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上，摒弃以往根深蒂固的权力至上思想，改变部分民警习惯按领导意志办事的陋习，重视法律的要求，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从保障人权、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出发来执法，杜绝取权合法，以权代法的现象，其次是对执法的认识程度上，要认识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才是执法的最终目的，那些漠视公民权利，认为只要是打击犯罪，就可以不顾违法嫌疑人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稳定大局，侵犯一些人的权利也在所难免的想法和行为都是错误的，要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作为执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公安执法工作的最高标准。 建设和谐的警民关系，牢记执法为民，人民群众是公安执法工作的基础，而人民警察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公安工作的基础，和谐的警民关系对于公安工作的开展具重要意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要求，和谐的警工关系，要求人民警察严格执法，热情服务群众，警民间形成一种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的良性的互动，有利于执法工作的改善。 (二)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警察素质 应通过修改国家公务员条例和有关警察人事管理的法律、法规的内容，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警察的考试、录用、培训、考核、奖惩等管理制度，使我国警察的包括文化水平道德素养，法律知识，人权知识等在内的整体素质及以明显提高。 突出警察法律业务素质的培养提高，这是确保公安执法质量的核心问题，也是目前影响执法质量的主要问题，提高警察的法律，业务素质，关键是加强民警对执法相关法律的学习及对业务知识的熟练掌握，中央政法委刚出台了规范警察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活动及开展培训考核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对重点岗位的执法警察要定期考核，以作为评定警察执法资格的重要依据，培训考核的重要内容是警察工作的基本法律，执法程序和工作规范，培训考核不合格的，取消执法资格，调离执法岗位，笔者认为此举甚好，一方面提高了执法民警的业务素质，另一方面从心理上使执法民警重视法律业务素质的提高。从而有行于民警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建立规范统一的警察法规体系 要使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各项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全国纳入法制化轨道，公安立法就要从实际出发，遵循立法之规定，并贯彻公开公正，便民利民的原则，统一规范，这样对执法工作的开展进行亦有现实意义。从实际出发，进一步完善从刑诉法到警察办案具体规定的各项程序，严格规范警察及公安机关的行政行为，切实防止警察滥用职权，侵犯人权。 对不同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法规间有冲突，不协调的条款进行修改，进一步明晰职责权限。 统一公安机关处罚方面的法律，新出台的《治安处罚法》还存在很多问题，与《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还存在矛盾规定，多头执法等规定，应进一步统一相关规定，以明确其职责，节约警力，并“减负”于民。 (四)推进警察体制改革 首先是建立：条块结合，以条为主，特殊情况下公安内部垂直领导的领导管理体制，撤消重复建设的公安派出机构，整合统一，将组织人事业务统一领导，最大限度的发挥公安机关整体作战效能，减少其他地方部门的干扰，减少非警务活动，比如，依据地方(辖区)治安状况设立公安派出所，而不是“一刀切”，原则性的凡地方都要设立派出所，确立能够合并的就要整合，依据实际情况建立警署，既有利于节约警力，又有利于改善县级公安机关经费保障。其次建立符合公安职业特点的人民警察职务序列，在国家公务员序列中单列出来，同时优化重新整合警力资源，最大限度地将警力沉列到一线，实行小机关，大基层，切实解决头重脚轻、机关化严重的问题及职能交叉，人浮于事问题，警力的配置，从实际出发。 改变由地方政府提供维护治安经费的机制 (1)逐步提高维护治安经费，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2)改由中央统一从国家财政中拨款，充分保证警察维护治安所需的经费和设备。 深化执法责任制，加强执法过程监督，提高执法质量，强化执法监督，要做到个延伸，遵循“广泛监督、深入现场、内外联支、超前控制”的原则：实现监督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深层性。(1)由事处置向事前预防延伸，一方面加强监督部门的信息保障，加强信息交流、协作，建立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另一方面随警察执法的过程，同步监督，随程控制。(2)监督工作由监督执法查纠向服务保障延伸，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监督机关要反馈信息，辅助决策，二是保护执法，加强执法者的心理疏导，这样做，一方面加强了监督工作的力度，另一方面又使监督工作由被动到主动，既改变了监督工作的被动局面，又有利于执法决策的完善。 警察执法的改善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对公安体制的改革也需不断推进、完善和巩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我们建设法治和谐社会的宏大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