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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月刊》 创刊已有40余年历史，是由山西省政协主管，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办的大型国家级文史档案及人文社科类学术杂志。是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期刊，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中国记者网、万方数据库等收录期刊。是中央和国家档案馆永久馆藏期刊。国内刊号：CN 14-1285/K国际刊号：ISSN 1671-0746，邮发：22-196。 办刊宗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变迁，深刻揭示发展运作规律，积极而又生动具体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积极为广大学术工作者提供一个坚实的展示交流平台。记述中国包括山西近百年来历史大事的文史类杂志。刊名变迁：《山西文史资料》（原）《文史月刊》（现）。 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广大教育科研工作者，从事一线文史编制工作者，学校档案管理人员，在职及全日制博士、硕士，及有志于文史研究的青年学生及学者，海归人员及海外人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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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杂志 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四川省成都市暑袜中街42号 610016 028-8672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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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论文摘要：南昌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想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陷入了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困境，最终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二是对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农民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了战略决策的失误，未能及时创造深厚的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 关键词：南昌起义、武装、斗争 一、 南昌起义概述 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已有多方面的评述，聂荣臻元帅曾撰文指出：“我们的党当时还很年轻，却已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大革命。由于我们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这个失败是难免的。①”当前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在此基础上做了如下总结“由于缺乏在新形式下如何坚持革命的经验，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企图回广州后重整旗鼓，再次北伐，在进入广东后又有两次分兵的错误，最后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②”还有一种意见是对今年来学术界把南昌起义军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南下广东的决策提出质疑，认为南下决策不是导致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其真正原因是南下途中的领导错误造成的：1、政治上：没有指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因而未能争取到广大农民对起义军的支持；2、军事上：首先是南下前的准备不足，起义后不到两天就主动撤离南昌，根本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其次爱三河坝和潮汕两次分兵，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3、组织上：南征由于准备仓促，没来得及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系统，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然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③。 从当时的局势及南昌起义的历史事实来分析，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意见。 与其时南昌甚至整个江西的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相比，当时起义军的力量是不弱的。外部条件也非常有利，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声势震动全国，建立了较为雄厚的基础，广大那么正在迫切地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在南昌一带把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湘、鄂、赣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应是最为合理的选择，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次基础上，可以利用当时国民党内部不统一、新军阀争权夺利的有利时机，各个击破敌人，发展壮大自己。 当然，之所以选择南下广东而非就近与江西、两湖的农民运动相汇合，当时来说是“中央的既定方针”④，是希望回到广东重整旗鼓，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但从广东当时的情况看，这一选择也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当时的广东，封建势力的基础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特别是四月十五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镇压，革命根据地已处于失控状态，单纯想依靠外援并且把希望主要依靠在外援上面而不是更多地考虑自力更生，应该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在南下的过程中，部分革命立场不坚定的旧军队背离了革命道路，同时，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无法补充新生力量，给养困难，最终形成了孤军深入险地，给敌人造成许多围追堵截的机会，因寡不敌众而遭受了挫折。关于这一点，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在17年后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把“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看作起义的错误⑤。 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笔者认为，起义军除南下广东或就地开展革命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以闽西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因此，人民军队要想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必须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地理条件优越、有足够的经济给养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而闽西则基本具备上述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这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在此不一一赘述。 另一个问题是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南昌起义虽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且对此集中进行过三次讨论，但组织者意见不统一，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土地革命“不仅仅是执行不坚决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执行。⑥”胡绳亦强调，中共只有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的力量，因而南昌起义“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⑦”这应该是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革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农民战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要依靠农民；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要依靠农民。在广大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战略选择。起义军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因而也未能得到广大那农民的支持，这是一个战略性失误。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迅速在当地开展土地革命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国民党反动派急派重兵前往镇压，在敌重我寡的情况下，最好的战略选择应是避其锋芒，同当时已有不小规模的农民武装结合起来，开展长期的游击战争，并深入到广大农村去，带领饱受压迫的贫苦那么进行土地革命，从而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南下广东造成了把主力部队暴露在明处，给了势力强大的敌人围追堵截的机会，客观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 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武装……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⑧”忽视了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也就造成了失败的必然性。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也是当时形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军虽然在局部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无论从总量还是武器装备情况看，当时反动派的力量是占绝对优势的。与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的有时相比较，我们的优势只能体现在群众基础上。而从当时起义军的构成看，这种优势很不明显，当时在南昌地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叶挺领导的第20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25师；以及蔡廷锴的第10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不难看出，起义军的主体力量中，有不少是旧军队改编而来，甚至根本就是国民党部队，当然，这与南昌起义打国民党旗帜有关。在这些军队中，缺乏政治立场坚定、革命信念坚强、富有战斗力的真正无产阶级成员，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蔡廷锴所部第10师在南下途中叛变开往浙江就是证明。因此，拥有一支由真正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能征善战的军队，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和平年代保障生产、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南昌起义的沉痛教训。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给了我们许多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在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彻底决裂之后，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坚决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研究其失败的教训，无论对史学还是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引注： ①《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 ②王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③刘松茂：《重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策》，《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④巩健芳：《南昌起义再探》，《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⑤郑传云：《南昌起义军南下行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⑥林雄辉：《“土地革命”口号始于南昌起义说不能成立》，《争鸣》1989年第6期。 ⑦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1、《八一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出版。 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3、李学通主编：《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4、《八一南昌起义》画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5、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自己看着删减点
转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 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总述）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中国 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 日本 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5]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6]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6]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