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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刊论文除正文外，还包括中英文作者单位、关键词、摘要及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等信息。对投稿论文的引文注释有专门规定，并要求同时寄电子稿和文字稿。本刊作者群体主要是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历史学专业研究人员，所发论文是当前史学研究前沿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复印转载率及引用率在国内同类刊物中名列前茅，荣获各种核心期刊冠名，并多次荣获中国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在中文社会科学界、期刊编辑、出版界有很大影响。
浅谈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论文摘要：南昌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想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陷入了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困境，最终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二是对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农民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了战略决策的失误，未能及时创造深厚的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 关键词：南昌起义、武装、斗争 一、 南昌起义概述 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已有多方面的评述，聂荣臻元帅曾撰文指出：“我们的党当时还很年轻，却已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大革命。由于我们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这个失败是难免的。①”当前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在此基础上做了如下总结“由于缺乏在新形式下如何坚持革命的经验，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企图回广州后重整旗鼓，再次北伐，在进入广东后又有两次分兵的错误，最后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②”还有一种意见是对今年来学术界把南昌起义军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南下广东的决策提出质疑，认为南下决策不是导致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其真正原因是南下途中的领导错误造成的：1、政治上：没有指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因而未能争取到广大农民对起义军的支持；2、军事上：首先是南下前的准备不足，起义后不到两天就主动撤离南昌，根本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其次爱三河坝和潮汕两次分兵，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3、组织上：南征由于准备仓促，没来得及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系统，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然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③。 从当时的局势及南昌起义的历史事实来分析，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意见。 与其时南昌甚至整个江西的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相比，当时起义军的力量是不弱的。外部条件也非常有利，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声势震动全国，建立了较为雄厚的基础，广大那么正在迫切地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在南昌一带把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湘、鄂、赣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应是最为合理的选择，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次基础上，可以利用当时国民党内部不统一、新军阀争权夺利的有利时机，各个击破敌人，发展壮大自己。 当然，之所以选择南下广东而非就近与江西、两湖的农民运动相汇合，当时来说是“中央的既定方针”④，是希望回到广东重整旗鼓，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但从广东当时的情况看，这一选择也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当时的广东，封建势力的基础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特别是四月十五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镇压，革命根据地已处于失控状态，单纯想依靠外援并且把希望主要依靠在外援上面而不是更多地考虑自力更生，应该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在南下的过程中，部分革命立场不坚定的旧军队背离了革命道路，同时，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无法补充新生力量，给养困难，最终形成了孤军深入险地，给敌人造成许多围追堵截的机会，因寡不敌众而遭受了挫折。关于这一点，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在17年后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把“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看作起义的错误⑤。 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笔者认为，起义军除南下广东或就地开展革命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以闽西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因此，人民军队要想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必须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地理条件优越、有足够的经济给养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而闽西则基本具备上述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这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在此不一一赘述。 另一个问题是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南昌起义虽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且对此集中进行过三次讨论，但组织者意见不统一，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土地革命“不仅仅是执行不坚决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执行。⑥”胡绳亦强调，中共只有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的力量，因而南昌起义“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⑦”这应该是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革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农民战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要依靠农民；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要依靠农民。在广大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战略选择。起义军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因而也未能得到广大那农民的支持，这是一个战略性失误。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迅速在当地开展土地革命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国民党反动派急派重兵前往镇压，在敌重我寡的情况下，最好的战略选择应是避其锋芒，同当时已有不小规模的农民武装结合起来，开展长期的游击战争，并深入到广大农村去，带领饱受压迫的贫苦那么进行土地革命，从而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南下广东造成了把主力部队暴露在明处，给了势力强大的敌人围追堵截的机会，客观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 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武装……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⑧”忽视了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也就造成了失败的必然性。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也是当时形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军虽然在局部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无论从总量还是武器装备情况看，当时反动派的力量是占绝对优势的。与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的有时相比较，我们的优势只能体现在群众基础上。而从当时起义军的构成看，这种优势很不明显，当时在南昌地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叶挺领导的第20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25师；以及蔡廷锴的第10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不难看出，起义军的主体力量中，有不少是旧军队改编而来，甚至根本就是国民党部队，当然，这与南昌起义打国民党旗帜有关。在这些军队中，缺乏政治立场坚定、革命信念坚强、富有战斗力的真正无产阶级成员，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蔡廷锴所部第10师在南下途中叛变开往浙江就是证明。因此，拥有一支由真正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能征善战的军队，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和平年代保障生产、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南昌起义的沉痛教训。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给了我们许多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在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彻底决裂之后，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坚决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研究其失败的教训，无论对史学还是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引注： ①《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 ②王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③刘松茂：《重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策》，《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④巩健芳：《南昌起义再探》，《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⑤郑传云：《南昌起义军南下行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⑥林雄辉：《“土地革命”口号始于南昌起义说不能成立》，《争鸣》1989年第6期。 ⑦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1、《八一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出版。 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3、李学通主编：《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4、《八一南昌起义》画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5、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自己看着删减点
浅谈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论文摘要：南昌起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想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陷入了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困境，最终寡不敌众，以失败告终。二是对开展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农民武装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了战略决策的失误，未能及时创造深厚的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 关键词：南昌起义、武装、斗争 一、 南昌起义概述 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已有多方面的评述，聂荣臻元帅曾撰文指出：“我们的党当时还很年轻，却已直接参加和领导了中国的大革命。由于我们还没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所以这个失败是难免的。①”当前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在此基础上做了如下总结“由于缺乏在新形式下如何坚持革命的经验，没能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就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政权，而是采取了孤军南下策略，企图回广州后重整旗鼓，再次北伐，在进入广东后又有两次分兵的错误，最后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下，遭到失败。②”还有一种意见是对今年来学术界把南昌起义军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归之于南下广东的决策提出质疑，认为南下决策不是导致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其真正原因是南下途中的领导错误造成的：1、政治上：没有指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因而未能争取到广大农民对起义军的支持；2、军事上：首先是南下前的准备不足，起义后不到两天就主动撤离南昌，根本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其次爱三河坝和潮汕两次分兵，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3、组织上：南征由于准备仓促，没来得及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系统，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自然就不可能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③。 从当时的局势及南昌起义的历史事实来分析，笔者比较赞同第一种意见。 与其时南昌甚至整个江西的反动派的武装力量相比，当时起义军的力量是不弱的。外部条件也非常有利，在江西和两湖，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声势震动全国，建立了较为雄厚的基础，广大那么正在迫切地希望革命的武装力量去支援他们。在南昌一带把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湘、鄂、赣广大群众运动相结合，广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革命根据地，应是最为合理的选择，这也正是毛泽东同志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次基础上，可以利用当时国民党内部不统一、新军阀争权夺利的有利时机，各个击破敌人，发展壮大自己。 当然，之所以选择南下广东而非就近与江西、两湖的农民运动相汇合，当时来说是“中央的既定方针”④，是希望回到广东重整旗鼓，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北伐。但从广东当时的情况看，这一选择也并非是唯一的选择。当时的广东，封建势力的基础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特别是四月十五日以后，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严重的镇压，革命根据地已处于失控状态，单纯想依靠外援并且把希望主要依靠在外援上面而不是更多地考虑自力更生，应该说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在南下的过程中，部分革命立场不坚定的旧军队背离了革命道路，同时，由于缺乏群众的支持，无法补充新生力量，给养困难，最终形成了孤军深入险地，给敌人造成许多围追堵截的机会，因寡不敌众而遭受了挫折。关于这一点，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在17年后的《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把“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看作起义的错误⑤。 认真分析当时的形势，笔者认为，起义军除南下广东或就地开展革命外，还有另外一种选择，即以闽西为根据地开展革命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敌强我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因此，人民军队要想生存和发展壮大，就必须选择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组织力量较强、群众基础较好、地理条件优越、有足够的经济给养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而闽西则基本具备上述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这不是本文要论述的重点，在此不一一赘述。 另一个问题是开展土地革命的问题。南昌起义虽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且对此集中进行过三次讨论，但组织者意见不统一，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对土地革命“不仅仅是执行不坚决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执行。⑥”胡绳亦强调，中共只有参加北伐战争那种以占领重要城市为目标的正规军作战经验，广大农村的革命武装只被看作是配合的力量，因而南昌起义“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⑦”这应该是南昌起义最终失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革命问题实质上就是农民问题，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也就是农民战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要依靠农民；进行武装的革命斗争，要依靠农民。在广大农村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开展土地革命，这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也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被证明是正确的战略选择。起义军没有制定出正确的土地革命纲领，没有广泛地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因而也未能得到广大那农民的支持，这是一个战略性失误。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迅速在当地开展土地革命有着尤其重要的意义。起义军占领南昌城后，国民党反动派急派重兵前往镇压，在敌重我寡的情况下，最好的战略选择应是避其锋芒，同当时已有不小规模的农民武装结合起来，开展长期的游击战争，并深入到广大农村去，带领饱受压迫的贫苦那么进行土地革命，从而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南下广东造成了把主力部队暴露在明处，给了势力强大的敌人围追堵截的机会，客观上犯了冒险主义错误。 毛泽东同志指出：“农民武装……是使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一种新起的武装力量。⑧”忽视了这样一股强大的力量，也就造成了失败的必然性。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也是当时形式发展的必然要求。从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起义军虽然在局部占有一定的优势，但无论从总量还是武器装备情况看，当时反动派的力量是占绝对优势的。与敌人在数量和装备上的有时相比较，我们的优势只能体现在群众基础上。而从当时起义军的构成看，这种优势很不明显，当时在南昌地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叶挺领导的第20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25师；以及蔡廷锴的第10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不难看出，起义军的主体力量中，有不少是旧军队改编而来，甚至根本就是国民党部队，当然，这与南昌起义打国民党旗帜有关。在这些军队中，缺乏政治立场坚定、革命信念坚强、富有战斗力的真正无产阶级成员，把革命成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蔡廷锴所部第10师在南下途中叛变开往浙江就是证明。因此，拥有一支由真正无产阶级为主体的、能征善战的军队，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也是和平年代保障生产、生活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这也是南昌起义的沉痛教训。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给了我们许多开展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及革命知识分子，在与资产阶级反动派彻底决裂之后，单独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使命，坚决地用武装的革命去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开端。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研究其失败的教训，无论对史学还是新时期人民军队的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引注： ①《星火燎原》选编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7年版。 ②王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页。 ③刘松茂：《重评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决策》，《湘潭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④巩健芳：《南昌起义再探》，《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⑤郑传云：《南昌起义军南下行动评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 ⑥林雄辉：《“土地革命”口号始于南昌起义说不能成立》，《争鸣》1989年第6期。 ⑦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6月版，第12页。 参考文献： 1、《八一南昌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7月出版。 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3、李学通主编：《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4、《八一南昌起义》画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5、齐涛主编：《中国通史教程现代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自己看着删减点
转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之比较研究 改革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对比（总述） 在改革前，中日两国都是封建专制的国家，都面临着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和外部列强侵略加剧。因此，两国近代化道路上都充满了激烈的斗争。但由于两国的传统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不同而又有所差异，并对近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中国 属于集权官僚型的政体，权利集中于皇帝一人，官僚机构庞大，民间难以形成类似明治维新中的各种社会势力，政权的社会基础难以扩大，改革的道路必将曲折。 中国的清末宪政只是一场统治阶层的自救运动，其目标不是改变落后面貌，而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清政府发布的政令都流于书面，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戊戌变法虽然有涉及政体方面，但光绪皇帝没有实权，他颁布的诏书对各地官员没有约束力，得不到实行；维新派没有注意到发动群众，改革仅局限于部分知识分子阶层，没有像明治维新那样强大的基础力量，康梁等人提出的改革措施很少涉及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 中国洋务运动在国家出资兴办近代企业后，实行垄断经营，排斥商人投资新式企业，而明治维新时期，政府不但引进技术，而且鼓励和支持私人资本的经营。 ● 日本 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可以说是地方自治；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 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被统治阶级受着本国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的双重压迫，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这一系列的反抗，使本身已经危机重重的统治秩序更加不稳定。 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中日两国都是“后发型”现代化，但日本“后发”的同时又是“外生”的，有学者认为日本实现较彻底改革的关键是立志推进现代化的领导人掌握了国家实际的政治权力，能将传统政治领导转化为具有现代化倾向的政治领导，并维持领导集团内部的高度团结。[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 日本在幕府时代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天皇并无实权，幕府末期，掌握实权的幕府统治者又不得人心，在对内对外的政策上引起了国内人民的不满，出现了统治危机。这使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得以发动并成功。无实权的天皇和下层资产阶级可以联合以夺取实权，下层的资产者可以利用天皇的名义去反对幕府统治者，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没有的。[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1〕） （日本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较早，试图组织商品生产或商品流通的现象，主要只是在江户时代的初期才能见到，到了幕府末年，无论是幕府还是诸藩，都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现实。中国传统的经济观主要以刘锡鸿为中心，他提出“农务久安”的观点，反对发展工商业，其主要观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强化对农民的封建剥削，为防止封建社会瓦解而极力反对采用新的交通手段去促进商品流通，阻止工商业的发展。 日本建立了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次为背景商业资本也获得长足发展，并为求得利润的扩大而重视海外贸易，到了幕府末年出现了贸易振兴论和商品立国论等思想。随着传统的经济观逐步崩溃，中国的传统经济观在经历了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也有所动摇，但是始终不能像日本那样彻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封建的自然经济观仍然占统治地位。[依田憙家：《中日两国近代化比较研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月）第233、240-241、252页〕 （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幕府末年经济水平相当，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些正规的资本主义企业，而幕府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还处于它的前身阶段--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的阶段”，然而这个阶级却“成了维新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的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中国农村自然经济接替过程缓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强大的抵制力量，日本幕府的商品资本却冲破樊篱，侵占了生产领域。不像中国的商业资本停留在奢侈性消费，日本商业资本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大生产，促使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中国商业分散，且规模小，多与农业生产和家庭副业结合起来，成为资本主义资金积累的障碍。） （一）政治方面 明治维新时期政治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制定了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制定宪法的核心人物依藤博文在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的枢密院会议上说：“创立宪法的精神，第一是限制君权，第二是保护臣民的权利。”明治宪法规定大臣的任免权、对外缔约权、宣战、媾和、议会的开闭幕和解散权归天皇，但同时又规定天皇的权限要由国务大臣辅佐实施；规定统帅权归天皇，但“军人敕谕”中说：“朕统帅兵马大权，但其司掌委之臣下。”由此可见，明治宪法中相当强调“限君权”。在这样的明知体制下，操纵这一体制的元老们借助于天皇的权威逐步形成了后来的军部独裁。[依田憙家：《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加强中央集权。 1868年3月，新成立的天皇政府发表了《五条御誓文》，阐明了新政府的基本方针，表明了“天皇亲政”和“广兴议会，万机决于公论”的大政方针。[王金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太政官制和内阁制的确立》世界史，5]同年闰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整顿和充实了政府组织，确定了君主立宪制的政体。此后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废藩置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佚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饿剥削转变成新型资产阶级和新式地主。1885年起，政府又实行了内阁制，第二年开始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制度领域的改革。[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与明治维新相比，同样是由一个皇帝领导的、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的戊戌变法却走向失败。在政治方面，中国维新派提出了开言路、兴民权、裁撤臃肿机构，以及在百日维新之前作为运动先声所提出的反对签订不平等条约等等，所涉及的都显然不是社会生活的个别问题或枝节问题，而是重大政治问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知识分子精英们，簇拥着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以期达到运动的目的，而日本则是得到武士支持的长州、萨摩二藩以及一些有识之士，把天皇推到历史前沿，以实现自身的抱负。[孙光礼：《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的比较研究》，世界史，5] 两国在同样走过了围绕皇帝、发布政令之后，由“同途”走上了“殊归”。 （二）经济方面 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及其它一系列改革的基础。经济状况与社会稳定有着直接联系，中日两国在近代化改革中都涉及到了经济，但是由于两国改革的目的不同，引起的社会反响和结果也不相同。 明治维新是一场大规模流血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和平改良；通过战争，扫除了腐朽势力，日本才得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对比之下，中国的洋务运动是通过太平天国战争，改组了清统治集团后，进行的经济方面慢步调整的改革。[罗肇前：《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原因》，史学月刊6] 明治政府在经济方面首先改革了土地制度。1870年明治政府提出了田租改革方案，接解除了幕府规定的土地永世不得买卖的禁令，推行了新的有利于政府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货币地租制度。在工商业方面，明治政府成立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直接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成立了国家银行，创办了国营企业，扶植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使日本的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 洋务派首先创办的是军事工业，而不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之后创办的民用工业其目的也不是单纯为了“求富”，而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因此，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赞同。洋务派的改革几乎没有涉及到工商业，也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创办的企业多为官办或官督商办，实际经营权都在官府手里，且生产不计成本利益，导致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最终洋务派的改革消沉下去。 （三）军事方面 近代化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建立新式的军队，掌握了武装才是巩固政权的最有力手段。甲午战争是中日近代化改革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交锋，两国军备不相上下，但是由于 中国军制建设不如日本完善，致使官兵素质、指挥系统、舰队作战能力逊于日本，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这不得不对中日两国军事制度及其形成作分析比较。 明治政府成立之后，在军制上作了重大调整。军政制度方面，将海域划分为若干海军区，并颁布条例规定了镇守府指责，完善了海军组织体制；舰队编制方面根据作战能力和任务来划分，以最大限度发挥海军作战能力。中国洋务运动中虽然建立了北洋、南洋、福建、广东四支海军力量，但力量过于分散，各省督抚的抗命使海军衙门形同虚设。[姚锦祥：《十九世纪中晚期中日两国近代海军军制之比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 武器装备上，日本政府比较注重实战，从炮火和速度上着眼编制，在训练中制定了《军人敕谕》，规定了必须遵守“忠节”、“礼仪”、“勇武”、“信义”和“质朴”五德，要求士兵一切行动唯天皇是从。并且，日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兵役制度，给了志愿兵种种照顾，既保证了充足的兵源，又提高了海军士兵的素质。相对来说，清政府海军装备在实力上很强，但只知装配不知活用，再加上恤奉制度不完善，训练上军纪废弛，导致舰队实力上的下降。 两国海军建设内容大致相同，但成效迥异，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已经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要求改革建立新式军队，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之所以建立海军完全是依赖封建皇帝的“恩准”，其次，两国建立海军的目的不同，同时也导致了建设纲领的不同。日本建立海军完全是为了求强，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外扩张；洋务派形式海军的建立则是为了维护旧式政权的统治，因此在更新完善上不能同日本相比。黄海海战后镇远舰枪炮官曹嘉祥、守备饶鸣衢总结道：“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庶足以御外侮，西人创立海军多年，其中利弊，著书立说，无微不至。我国海军章程与泰西不同，缘为我国朝制所限，所以难而尽仿，所以难而操胜算也。”[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400页] （四）教育方面 19世纪60年代，两国在内外交困中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契机启动了近代化教育的巨轮。日本在明治时期的40多年里不断更新教育制度，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强有力的教育系统；而中国虽然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先后对教育进行改革，但始终没能彻底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在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之后，政府把教育作为文明开化政策的重心，并派考察团到欧美各国学习考察，有力得推动了改革。1871年废藩置县刚结束，明知政府立即设立了文省声，统辖全国的教育事业，第二年又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正式开始改革。1879年又以《教育令》取代《学制》，1880年的《改正教育令》又对《教育令》作了修改。为了维护新建立的近代天皇制，1890年以天皇的名义颁布《教育敕语》。除此之外为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政府在资金投入上也不遗余力，在经费的筹集和投入上采取了强制性和保护性的措施，教育经费的来源有了充分的保障；不但中央拨款，民间的赞助也成为学校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何桂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时期中日教育改革比较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6] 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并且，改革是在西太后的“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不可能初级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一次又一次得上书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但他们他出的教育措施只局限于知识分子，没有涉及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也没有形成完整的教育体系，政府对教育改革也不够重视，兴办的新式学堂大多夭折。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人物及思想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对历史进程的影响特别突出，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上所出现的人物或类似落迥异，存在着解很大的可比性。 中日两国改革中的领导阶层具有很多不同点，这也是两国改革朝着不同方向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有无统一并且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是被几个知识分子 拥护的没有经验没有实权的皇帝。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高旺：《晚清宪政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发展中的影响因素分析》，求索，5]他们相信即使现代化以为着丧失他们的特权也是值得向往的。因此，国家政权掌握在下层武士手中，对改革是相当有利的。明治维新是一种国家的行为，自始至终贯穿着国家政权的权威。[何明良：《浅论中国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差异性》，四川教育学院学报，12]洋务运动时期虽然名义上有清政府的各项政令及总理衙门的管理，但实际上只是李鸿章等人在地方上的各自为政，兴办“洋务”，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力量分散，难以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威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变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作了大量的宣传，使维新思潮传播开来，但由于反动势力强大，光绪皇帝及康梁等人对于慈禧太后为首的的顽固势力所发动的政变无能为力。 清末宪政改革中，政治领导集团并没有彻底现代化的决心和勇气，在改革上就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在内忧外患必须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巩固原有的体制，以至于难以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 其次，领导人本身的能力和经验也有很大的差异 明治维新领导人同藩主有较密切的联系，对藩内政治改革也有较多的发言权，同时又比较了解下层武士的动向；在参与藩镇改革中比较巩固得掌握了藩内实权，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谋略和行政才干是戊戌变法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们善于利用形势，维新前，矛头直指幕府，争取和利用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平民乃至农民的武装。维新成功后，对封建贵族采取赎买政策，显著减少了封建阶级的反抗激烈程度，保证了实施改革所必须的政治安定局面。对西方有进一步的了解，从1871年到1873年，明知政府曾派改革派大臣木户孝允等人组成考察团到欧美各国考察。[方雪利：《近代日本和中国社会变革一成一败原因浅析》，吕梁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 相对来说，戊戌变法人物则缺少谋略。他们不注意团结社会各种势力，以减轻维新的阻力。在维新运动初期，对实力最强的李鸿章派系加以排斥。在处理翁同合问题上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至于同民众运动的联系就更谈不上了。中国维新派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对封建势力的反动性也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心里准备，在顽固势力发动的无须政变时，大多没有勇气面对而到处寻求庇护。在策略上，没有条理，维新短短的103天中，上书无数，，内部分轻重缓急，并且几乎没有一条能够扎实贯彻下去的。[刘越英：《明治维新与戊戌变法若干条件之比较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1]作为书斋型的改革派，康梁等人没有到国外做系统考察的经历，完全凭自己的主观发动维新，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洋务运动的领导者，如李鸿章、张之洞等，本身就是封建官僚，虽然学习西方，但引进的只有技术，不可能初级封建统治，各派系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又不断斗争，削弱了改革的力量，最终免不了失败。 再次，领导人人的对比 佐久间象山和魏源。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同，所持观点也有所不同，佐久间象山认识到了研究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形成了与传统儒学相抵触的思想；而魏源始终认为“师夷长技”，信奉“器变道不变”，没有吸收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 吉田阴松和康有为。他们都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者和改革者。吉田久经政治风浪的考验，富于大无畏的精神，他以他的声明实践了“由当杀身成仁”的誓言，并影响他的学生继续战斗。中国的维新派也富于献身精神，但一旦事到临头，惟有“大众痛哭不成声”，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到处寻求庇护以保其身，无一人挺身而出收拾残局。[吴嘉延：《戊戌与明治时期中日维新运动之比较》，世界历史，4] 明治天皇与慈禧太后。明治天皇学习新知识，对当时社会形势有相当的了解，具有改革精神，大力推行明治维新运动，终于实现了日本的近代化。而慈禧太后却相形见绌，作为封建旧势力的代表，所希望的只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因循守旧，排斥西方近代思想，根本不可能推动中国近代化顺利实现。[姜铎：《慈禧与洋务运动》，历史研究，4]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前辈学者的引导分不开。刘大年早在80年代初就提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以经济史为突破口①，此后经济史的研究方兴未艾。章开沅则倡导社会集团史的研究，他指出：“在资本家个人和资产阶级整体(或其某一阶层的整体)之间．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②此后，以商会史为代表的社会集团史的探讨蓬勃开展，推动了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但是，毋庸讳言，近代史的研究也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甚至存在着一些盲区。在我看来，下层社会的历史并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以致于下层史“下沉”到了史海的底层，急需学者们关注的目光下移。《史学月刊》组织“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走向”的笔谈，藉此机会，笔者愿在此谈谈个人一孔之见，供学界同仁讨论。一 下层史：重构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下层史是一般民众的历史、普通人的历史。一般民众或普通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教育上，往往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举凡他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日常生活等都应该纳入研究者的视野，通俗地讲，我们的研究应注重重构老百姓自己的真实故事。只有把老百姓的故事讲清楚了，才能揭示一部真实的中国近代史。但是，重构并非易事。虽然无论在哪个朝代、哪种类型的社会里，一般民众均构成社会的主体，但由于他们所处的弱势地位，不仅他们自己并不掌握主流话语权，而且记载他们历史的文献资料也很少，这就给以史料说话、着重实证研究的历史学出了一道难题：重构出来的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究竟是下层社会的历史、还是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这的确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问题，需要历史研究者借助新的思维、新的技术和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去找寻下层社会的历史。“许多底层历史很像古代的犁迹。它似乎随着许多世纪前犁地的人一起杳无踪迹了。但每位航空摄影家都懂得，在一定的光线和从一定的角度下，被久已遗忘的田脊和犁沟的影子还可以看得到。”③下层史研究者就应该像那些善于运用光线与角度的“航空摄影家”，这样重构出来的老百姓的故事就一定是真实的历史存在。下层史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性的范畴，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内涵，在阶级社会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如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封建社会中的农民、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等，都栖身于下层社会，他们的历史自然是一般意义上的下层史。除此之外，下层社会中还有很多特殊的群体，透过这些特殊的群体，也能够有效地从某些侧面观察到民众的观念与行为。如19世纪美国历史上的黑人、华工，就是一些特殊的下层群体，他们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于以白人为主体的上层史。在中国近代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从不同角度观察到的特殊群体，如流民、手工业者、学徒、人力车夫、码头工人、优伶、乞丐甚至川江航道上的船工④等，如能分门别类地对他们进行系统研究，必将展示出下层社会历史的不同画卷。中国近代史上还存在着一些下层社会组织或团体，如秘密社会组织(土匪、流氓、帮会等)、行会(以及由行会转化而来的同业公会)，也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二 下层史何以“下沉”?的确，现有的研究还不能完全改变下层史沉人史海底层的状况。这既有历史传统、研究范式上存在的问题，也有资料搜集、运用与解读上存在的客观困难。从历史传统看，封建传统史学局限在“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史的圈子里，史官修史的目的服从于封建皇朝的需要，并且很可能是为统治者的实际应用而撰写。二十四史是按照王朝体系划分的，除了一些为封建伦理殉道的节妇、烈女外，几乎看不见民众的影子。这种史观在晚清学者身上仍然存在，不仅使我们看不到晚清以来的近代历史中下层史的位置，也给我们今天探寻下层史造成了资料困难。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忽视民众史的不足，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但在研究范式上，下层史被纳入到阶级斗争(或民众运动，如农民起义、工人运动)分析模式中，普通人只是作为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来叙述的，并且构成整个事件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作为对事件史的探讨，这种分析方法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这种模式下的民众史，并非真正的(至少也不是完整的)下层史，民众只不过是事件史或政治史中的一个角色，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史的需要，相反，对于那些独立于政治领域之外的广泛存在的未知领域，缺乏深入的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还存在着矫枉过正的问题，为了强调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把丰富多彩的历史写成了一部农民战争史或革命运动史，而所谓的农民战争史又理所当然地演变成了“农民领袖史”，于是，中国革命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中国近现代史，史学研究走人了一个怪圈：“过去的历史看不见人民群众的活动，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帝王将相；过去的历史看不见农民战争，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统治阶级的活动；过去的历史看不见经济基础，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看不见政治制度；过去的历史专讲政治沿革，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来历不明；过去的历史专讲王朝始末，我们现在就还他一个一字不提；过去的历史不讲或少讲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现在我们就还他一个不讲各统治阶级之间的战争。”②其实，这种矫枉过正在西方社会史研究中也曾经存在过，早期西方学术界认为，“社会史是关于穷人或下层阶级的历史，特别是关于穷人运动(‘社会运动’)的历史”③，这种下层史被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社会主义运动史联系起来了，老百姓的观念、信仰、行为方式、日常生活等重要内容得不到充分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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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第1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理论构建>,18千字，《近代史研究》（英文版），2012年第2期。<论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5千字，《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8日“史学版”。
晚霞的火苗在你的眼中燃烧，但是不。你做的一切，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我常常用吼声吓唬安妮朋友之间能有多少友谊？我的爱人是谁？他叫什么名字？如果你对此世哈哈
摘抄几段就可以了↓↓ 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我曾对林肯作了多次的评价，但是这些评价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最初，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在一篇文章①里我对林肯否定得过多，过分强调他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嗣后在《林肯解放奴隶的真相》（《史学月刊》1965年8期）一文中，我进一步发挥了这个观点。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我的认识提高了，我开始审查我过去在林肯评价中所持的旧观点，发现我过去对林肯的评价失于不公正。因此，我在1977年又写了一篇文章（《论林肯》，《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充分肯定了林肯的进步性，把他评价为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但是在同一文中我仍指出了他的某些错误和瑕疵，特别批评了他对南方叛乱者的“无原则的宽大”。 去年偶然忆起宋代叶梦得的的一段话，受到了很大的启发，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价林肯，对他作出更多的肯定。叶梦得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大抵人才有四种，德量为上，气节次之，学术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备。论所不足，则材能不如学术，学术不如气节，气节不如德量。”② 这显然是叶氏向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统治层人物提出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些人应该具备德量、气节、学术及材能等四个条件，而其中以“德量”最为重要。我感到叶氏此语深有见地，在品藻历史人物方面洵是不刊之论。至于叶氏所理解的“德量”，具体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他没有进一步深论下去。 但是，据我个人的理解，“德量”应该是一种很高的政治美德，一位有“德量”的政治家，应该心胸坦荡，有容人之雅量；能高瞻远瞩，气度恢宏；虚怀若谷，善于纳谏，而不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德量”二字译成现在汉语，就是“政治家风范”。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改造和具体化，我认为，“德量”应该包涵以下几种政治品德： 第一，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乐于采纳反对者的正确意见，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 第二，愿意倾听人民的声音，接受人民的正当要求。 第三，在处理国家大事时，能处处顾全大局，而不囿于某一特殊集团或个人的狭隘的偏见。 在我看来，林肯一生的行事，特别是他在内战期间内的活动和举措，就完全符合上述三个标准。因此他不愧为一位具备“德量”的伟大的政治家。我的这个结论是有下述事实为根据的。 （一） 在内战初期，林肯是反对解放奴隶的。 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明确地告诉国人说，他“无意直接地或间接地干涉奴隶制存在的诸州的奴隶制度。” 在内战爆发后，林肯在1861年4月15日发布的命令中， 再一次保证他不会容许联邦军队破坏或干涉南方的财产（包括体现在奴隶身上的财产）。在林肯心目中，在这次内战中北方应该为恢复联邦的统一而战，而不应该为解放南方的黑人奴隶而战。 林肯不仅不干涉南方的奴隶制度，而且还扮演了南方奴隶制度的捍卫者的角色。许多逃亡奴隶离开南方种植场而逃到联邦军队驻地要求得到保护。但是，林肯一再命令战场上的联邦军队的将领们去阻止奴隶的逃亡，并且逮捕逃亡奴隶，把他们送回他们原来的主人那里。 更甚者，林肯还罢黜了弗列蒙特将军的职务，因为这位将军曾在他所管辖的密苏里州发布了一道命令，宣布：凡站在敌人方面持枪作战以反对联邦的一切奴隶主，其手中的全部奴隶予以解放。 在内战第一阶段，林肯就是这样对待南方奴隶的。 然而，到1862年下半年，林肯竟然改变初衷，放弃了原来维护南方奴隶制度的作法，而走上解放奴隶的道路。这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清晨，林肯以总统的名义发布了预告性的“解放宣言”，宣布：南方叛乱者如果到1863年一月一日仍不放下武器，则叛乱诸州的奴隶一律予以解放。 到1862年年底，南方叛乱者并没有放下武器，于是林肯乃在1863年一月一日凌晨发表了正式的“解放宣言”，宣布叛乱诸州的奴隶全部自由。 1865年1月，由于林肯努力争取的结果， 以在合众国全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度为内容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获得国会的通过。 这样，到内战的第二阶段，林肯不仅由原来的反对奴隶解放的立场过渡到赞成解放奴隶的立场，而且把解放奴隶的政策贯彻到底。 林肯的这个剧烈的转变，其原因究竟何在？对于这个问题，林肯本人作了回答，他承认强迫他做出他所不愿做的事情的，是客观环境，是军事情势的急遽恶化。据他事后的回忆，当时他看到“事情越来越糟”，所以他终于感到“我们在我们所奉行的作战计划上已经走到了绳子的尽头：我们必须拿出最后一张牌，并且改变我们的策略，否则就要输了。现在我决定采取释奴的政策。”③ 客观情势固然是推动林肯采取解放奴隶这个重大决策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林肯采取这个重大决策本身，意味着他虚心地采纳了内战开始以来一直反对他的反对派的正确意见，因为当他过去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时，他曾遭到反对派的猛烈攻击，这些反对派一再向林肯提出解放奴隶的要求。反对派包括两个集团：共和党内的急进派和社会上的废奴主义者。这两个反对派都异口同声地反对林肯的政策，要求他改弦更张，尽快地发布解放奴隶的命令。他们一致指出：解放奴隶会造成有利于联邦的结果，会促成战局向有利于联邦的转变。 废奴主义者温德尔·菲立普斯的发言尤其激烈，他在一次讲演中骂林肯为暴君。在另一次讲演中他猛烈地攻击林肯政府，说林肯本人“没有任何决心”，并且以谩骂的口吻说：“只要你们让这头乌龟继续领导政府，那末你们就是在用一只手挖洞，而且用另一只手同时在填洞。”④ 1862年7月4日，急进派领袖查理·萨姆纳在会见林肯时告诉他说：他不但在北方需要更多的人帮助他，而且他“在南方，在叛乱者的后方”也需要人们，亦叩奴隶的帮助。他需要做的一切，便是说出解放奴隶这句话⑤。 在要求解放奴隶的同时，急进派也指出武装黑人的必要性。急进派的另一位领袖塔都斯·史蒂文斯在众议院里提议把来福枪放到南方每一个黑人手中，让他们参加反对奴隶主的战斗，他说林肯太软弱，假如安得鲁·杰克逊⑥在世的话，他会解放奴隶和武装黑人的。“他会向奴隶制的心脏进军，不是为了摘棉花，而是为了把武器放到每一个被解放者手中……我认为这个办法是我们武器库中最可怕的武器。”⑦ 总而言之，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林肯在实质上是采纳了一贯与自己作对的反对派的主张。这一点看来很容易，但是实际做起来是戛戛乎其难的，因为这里有一个个人面子、尊严乃至感情的问题。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放弃自己原来的主张，而接受政敌的主张，在中外历史上都是不可多见的。我国北宋时代的王安石虽然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但是他就做不到虚心纳谏，他把反对变法的人们的意见一一拒之于千里之外，甚至对其中一些人实行打击报复，以泄其私忿。唐太宗以善于纳谏著称，他多次采纳了魏征的谏言。但是，魏征是他的臣下，究非政敌可比，他是站在维护李氏王朝的利益的立场向太宗进忠言的，所以接受他的意见是容易做到的。而急进派和废奴主义者都是林肯政府的反对派，而且他们曾对林肯尽其讥讽、挖苦甚至咒骂之能事。接受这样政敌的政见主张，无异于吞下一颗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是，林肯终于勇敢地吞下了这颗苦果。为什么林肯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他能以大局为重，他始终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恩怨完全置诸度外。 （二） 到1863年底，如何处理战后南方的问题，亦即所谓南方重建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在南方重建中，黑人选举权问题占有重要地位，因为黑人虽然获得解放，但是假若他们享受不到政治上的平等权利特别是选举权的话，他们将会重新落到种植场主的压迫下，并且有可能重新下降到奴隶地位。 但是，最初林肯是反对授予南方黑人以选举权的。1863年12月8日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大赦和重建的宣言”，在这个文件里，他对黑人选举权问题只字未提，这实际上就是剥夺了黑人的选举权。 因此，林肯的计划立即激起了黑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愤怒谴责林肯剥夺黑人选举权的作法，并且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黑人们开大会，通过决议，批评了林肯的态度。一些黑人还组织起来，力争取选举权而斗争。1864年10月，在希拉古斯召开的全国有色人代表大会，是内战期间美国黑人争取选举权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步骤。大会通过的“告合众国人民书”，举出许多有力的论据，说明黑人享有选举权的迫切必要性。在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黑人杰出领袖弗列得里克·道格拉斯起了突出的作用。他在一次讲演中向白人听众说：“如果你们需要选举权，那末我们尤其需要它。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是多数，而我们是少数；你们受到保护，但是我们有受到袭击的危险。”他警告说：“我们可以用刀剑征服南方军队，但是我们却消灭不了南方人的仇恨心理，南方人会向我们复仇的。那末什么是对付南方人这种恶毒敌意的天然力量呢？这就是：把选举权送给南方精神健全的、年满21岁的每一个有色人男子，这样你就会立刻得到四百万个朋友，他们将警惕地保卫，而且必要时用他们的武器保卫自由的方舟，以防止敌人发动叛乱去破坏它。”⑧ 广大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对林肯本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林肯在他最后一次公开谈话（1865年4月11日）中表示：“我本人现在愿意把选举权授给有知识的有色人以及曾作为士兵为我们事业服务的有色人。”⑨ 当然，最初林肯之剥夺黑人选举权，也不是没有他的理由的，因为他认为无知识的黑人使用选举权，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然而后来他看到许多新解放的黑人踊跃地参加联邦军队，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联邦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所以他改变了对于黑人的成见。但是，不管怎样，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及他们发表的大量有关黑人选举权的言论，在改变林肯的态度中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清楚地表明：林肯是能够倾听人民的呼声，是愿意接受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的。对于资产阶级国家领导人来说，倾听人民的呼声，采纳他们的意见，是一个很难以做到的事。但是，林肯做到了这一点。 （三） 在总统任期内，在整个内战期间，林肯在考虑和处理一切问题时，在执行一切政策时，在做出任何重大决策时，甚至他的一举一动，他都能着眼全局，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他这种态度，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 一、在作战的目的问题上 在他的心目中，恢复联邦的统一是北方对南方作战的唯一目的。他的一切方针政策，一切举措都服从这个最高的目的。他的这个态度一直坚持到内战的胜利结束时为止。 甚至在1862年下半年林肯已经决定发布预告性“解放宣言”之后，他仍持这个态度。这一年8月22日林肯在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霍列斯·格瑞利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想拯救联邦，我想在不破坏宪法的情况下尽快地拯救它。……如果有人只是在摧毁奴隶制度的条件下才愿意拯救联邦，我是不同意的，我在这个斗争中的首要目的，便是拯救联邦，既非拯救奴隶制度，亦非摧毁奴隶制度，如果我不解放奴隶也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靠解放所有的奴隶而能拯救联邦的话，我也愿意这样做，如果我由于解放某些奴隶同时放着另一些奴隶不管而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这样做。假如我对于奴隶制度或有色人种做些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做，是因为我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而假若我忍耐着不做什么事情的话，我之所以忍耐，是因为我不相信它将有助于拯救联邦。”⑩ 林肯之坚持把恢复国家的统一作为战争的唯一的、一贯的目标，说明他是一位有远见、胸怀全局、以国家整体利益为重的政治家。 关于北方在内战中的作战目标问题，在内战第一阶段上，林肯与反对派（急进派与废奴主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分歧。与以恢复联邦的统一为作战的唯一目标的林肯不同，反对派主张北方应该为解放奴隶而战。二者孰是孰非，是一目了然的。首先应该认清当时美国所面临的现实：南方奴隶主叛乱集团悍然发动了武装叛乱，宣布南方脱离联邦而另成立一个“国家”——“南方同盟”，因而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一下子被撕裂为两半。事情还不止此，南方叛乱者还不借卖身投靠欧洲列强，妄图倚仗外国势力来压倒北方。而英、法两国的统治阶级在美国内战爆发后，为了重温其在北美大陆扩张领土的美梦，迫不及待地想武装干涉内战。假如南方叛乱者的阴谋得逞，美国的前途实在岌岌可危：它将重新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退一步讲，即使事情没有恶化到这个地步，国家的分裂也将严重地妨碍美国的进步发展，使方兴未艾的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重大的挫折。面对这个严峻的现实，唯一的对策便是通过军事斗争，粉碎南方叛乱者分裂国家的阴谋，以恢复联邦的统一。此其一。 恢复联邦的统一，对当时的美国说来，是决定一切的首要的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既谈不上发展资本主义，也谈不上消灭奴隶制度。试想：假如叛乱者一手炮制的“南方同盟”这个“国家”一直存在下去，北方废奴主义者只能眼睁睁地看南方奴隶继续处在奴隶主的任意宰割之下，而一筹莫展。当然，为了恢复联邦的统一，必须取得内战胜利，为了取得内战胜利，解放奴隶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恢复联邦统一与解放奴隶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从国家全局着眼，恢复联邦的统一究竟是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题，是目的；而解放奴隶究竟是次要问题，是手段。此其二。 因此，林肯之把恢复联邦统一作为进行战争的唯一目标，是非常正确的。他这样做，说明他抓住了主要矛盾，比反对派看的更宽更远，说明他有顾全大局的伟大气魄。 二、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 如前所述，林肯在内战第一阶段上是反对解放奴隶的，是坚持拒绝实行废奴政策的。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站在北方资产阶级立场上，关心保护一切私有财产，耽心一旦解放南方奴隶，将损害奴隶主的财产权（因为奴隶便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从而威胁北方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一种所有形式——一种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分危险的。”(11)其次，林肯之反对解放奴隶，也是因为他害怕宣布奴隶解放将推动边境奴隶州（内战爆发后，几个边境奴隶州由于种种原因仍留在联邦内）脱离联邦而投到南方叛乱者怀抱中去，这样一来就会失掉边境诸州这个进攻叛乱者领土的重要基地。 但是还有两个不可忽视的原因：第一，林肯把恢复国家统一放在首要地位上，因而集中全力镇压南方叛乱。这就使得他无暇考虑包括奴隶制问题在内的其它问题。第二，北方广大人民对奴隶制问题漠不关心，甚至有不少人反对解放奴隶。占北方人民中的大多数的农民所关心的是自己的直接的物资利益——土地问题，他们特别希望政府解决西部土地问题，而视南方奴隶制存在与否与自己无关，至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说来农民不关心奴隶解放问题的主要原因。北方工人大多数则反对奴隶解放，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南方奴隶一旦解放，会在劳动市场上排挤他们。由于种族主义作崇，北方人民中间有不少人歧视黑人，认为黑人注定当奴隶，所以也反对奴隶解放。只有少数先进工人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下，同情奴隶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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