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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文化圈里，鬼神文化在构成本民族身份与想象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众所周知，源于祖先崇拜的鬼神文化以严密的系统、逻辑，不仅给原始初民们打上了明晰的地域性烙印，更以缺席而在场的方式为深陷困境的人们许下了一个因果善报的伦理诺言，有效地约束了社会人群的道德规范。法国学者格罗特说：“在中国人那里……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① 所谓“最密切的接触”、“支配”，透露出在敬畏基础上的人鬼相亲。 从现代的人性观来说，以鬼怪片为代表的非理性类型电影，在用超越现实的艺术想象映照现实人性缺陷这一方面上有着显著的优点。对此，胡克归结得好：“如果没有非现实电影类型的开拓，至少还会造成几方面的不足。首先是对于人性的理解会造成偏差，难以充分展示人性恶的方面。其次难以表现人的深层欲望，反文化因素也就缺少更多的表现机会。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方面难以更大地冲破视觉禁忌，造成视觉冲击力，使观众在精神上和艺术上更多地获得解放。”② 在目前国内电影创作中，这三方面都是匮乏的。确切地说，由于鬼神文化与现代文明存在着严重的矛盾，传统鬼神因广泛的崇拜基础而具备较为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到了今天却只能龟缩在藏污纳垢的民间，这在相当程度上致使鬼神类型电影的发挥空间日益狭窄；以批判迷信弘扬文明为己任的启蒙思潮彻底解构了鬼神的精神意义，同时也导致传统文化的面目日益模糊。这种情形在当下大陆的鬼神片中比比皆是。 一、中国鬼怪的尴尬：何处是家园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大陆鬼怪类型片是缺席的。个中原因在于，鬼怪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中难以获得存在的合法性。即便在目前的接受情境中，唯物论也仍成了鬼怪电影的创作障碍。鬼怪在失去了传统文化所造就的精神家园后，只能是一种无处告白的尴尬；国内鬼怪片摇摆于诸多类型，在凶杀、吸毒、枪战、情色等等类型元素中，鬼怪总是退居次席，仅是刺激感官的视听元素，而与深层次的文化传统无关。如上所说，鬼怪类型片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在当代社会中分崩离析的鬼怪文化已经失去了精神崇拜的意义。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被斥之封建迷信的鬼神文化遭受了多次打击。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播撒了民主与科学，在知识分子群体广泛驱除了作为文化存在的鬼神阴影(在以科学破迷信的启蒙中，国民性批判与鬼神批判始终联系在一起)，从知识产生与传播的层面上，截断了鬼神文化承续扩散的可能；那么，文化大革命极端粗暴的非学理形式则在观念形态画上了一条巨大的伤痕，严重亵渎了具有精神崇拜意味的鬼神文化，继而影响到当下社会的集体心理。当人们每每赞美高扬西方式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或者沉痛控诉给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往往疏漏了标志民族身份的文化传统被迫散落到民间角落的事实。然而很快，鬼怪们寄身的民间这一文化空间又遭致商业文化的鲸吞蚕食。伴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迅猛兴起，西方快餐式的大众文化进一步争夺瓜分文化市场，这导致本已独木难支的民间文化空间雪上加霜，毋庸讳言，同质化的全球想象严重威胁到传统鬼怪本已日渐窘迫的存身之地。 在这种情况下，大陆鬼怪类型片呈现的文化症候是复杂的。国内鬼怪类型片处于幼稚不成熟状态，这不能简单归因于电影审查的体制问题。近年出现的如《闪灵凶猛》、《凶宅幽灵》、《七夜》、《午夜惊魂》等鬼怪片在恐怖气氛、血腥场面的营造上，并不逊色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鬼怪片，但是难以叙述一个具备文化意义的鬼故事，这就不得不令人深思。鬼怪类型片作为一种文化工业产品，所面对标准化的观众群体(the mass)，在性别意识、知识结构、道德观念等等，与鬼神文化所寄身的民间俗众(the folk)已有较大的区别。与热衷传统鬼怪的香港恐怖片相比，大陆的鬼怪片显然有所不同。专门研究恐怖片的阿甘曾这样说：“我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相信有不可以科学解释的事，但我不喜欢缺乏根据的幻想，比如转世投胎的事，这太玄了，超出了广大观众的生活范围和理解范围。”③ 而事实上，鬼怪、幽灵、凶杀、报应甚至情色等内容恰恰是鬼怪文化的必要构成因素。正如此，困惑于怎样运用传统文化(甚至有些是糟粕的部分)参与现代的文化消费，当下的鬼怪电影难以建立起富有传统文化气质的鬼神叙事逻辑，出现了文化身份的混乱，具体表现为： 1、目前国内的鬼怪片一大难题就是寻找一个鬼怪出没的合理性空间。实际上，这是传统基于血缘相承的家庭向现代横向小家庭转换的结果。在传统观念中，“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鲁迅语)，神秘的血缘关系在生死的衔接、容纳鬼怪上存在着广阔空间；而基于现代文明建立起的非血缘关系的小家庭从根本上缺少容纳鬼神的余地。因此，大多鬼怪片或者简单地设置一个偏离现代的边缘的自然空间，以时间停止流动保存了传统文化中鬼怪出没的合理性，如《闪灵凶猛》中探险者盘桓的古寨；或者以“现代人闯入旧家庭”的叙事模式，如《七夜》新婚回来的古宅，但如此绝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假想空间难以引起观众的切身感触。 2、国内鬼怪片始终立足于阐释现代文明与传统迷信的启蒙主题，这导致影片内部存在着呈现鬼怪却又否定鬼怪的矛盾。现代性启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断出现的社会意识，否定鬼怪存在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加之主流意识对鬼怪存在的否认，也使得鬼怪难以真正地扎根于当代社会。因此，国内鬼怪片主体部分虽然充斥着令人惊悚的鬼怪形象与声响，结尾却又回归到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上来，从根本上消解了整部影片重点渲染的鬼怪，如《闪灵凶猛》最后归结到保护自然生态的问题，而《七夜》中的鬼怪，既不是古代上吊的三姨太太，也不是源自现代冤死的妹妹云袖，这些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装神弄鬼，影片所归结的制毒、贩毒、凶杀等现实社会问题严重羁绊了鬼怪片超现实的想象力，与《午夜惊魂》非常类似。这种否认鬼怪的存在，在一部鬼怪片中可能会用惊悚的视听效果遮掩了负面影响，但很不利于整个鬼怪类型电影形成特有的叙事逻辑。 3、笃信启蒙理性的当下中国以科学为发展大旗，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类终极关怀的兴趣。如果说提炼、契合当下社会心理的热点、难题是类型电影叙事的根本，那么，我们不能不说，科学促使物质财富剧增的同时，也加剧了迷恋现世的享乐主义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由此导致肤浅地理解鬼怪。鬼怪与死亡的联系，古已有之，《礼记·祭法》云：“人死曰鬼。”这也是当下国内鬼怪类型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方式，鬼怪把死亡、恐怖勾连起来，但又由于鬼怪存在遭到根本否认，死亡与恐怖也失去了表达的力度。更值得注意的是，以鬼怪表达恐怖绝非传统文化的特征，人鬼相通、相亲同样可能形成最富魅力的文化亮点。《尔雅·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郭璞注引《尸子》云：“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可见鬼怪绝非现代人想象得那么可怖。正如应锦囊先生所说：“中国早期关于鬼怪的叙述文体，虽是以志怪为主，但简单朴质，没有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当它们沿着唐代传奇发展成为很完美的小说时，更不以恐怖为审美感情……恐怖必然会破坏那含情脉脉的使人深思的愉悦与哀伤的境界。”④ 鬼怪理解的狭隘化把鬼怪与性爱相连的传统元素也割舍掉了。《七夜》在表现新婚夫妻亲热时的羞涩与犹豫(从演员到镜头语言，都是如此)足以证明。的确，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格局中，“鬼神世界提供了一个自由的文化空间，一个可以恣意泼洒才情的地方。中国作家可以借助鬼神世界表达自己的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或在非现实的面罩掩护下，淋漓尽致地表达对现实的挞伐，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⑤ 鬼怪类型片尽管是“曲折的现实倒影”，但毕竟也是表达现实之一种策略，从这个角度说，对现实生存与死亡体验的匮乏，也促使了国内鬼怪类型片的苍白单调。 二、日本鬼怪类型：透视现代人性的曙光 当我国鬼怪片较多地把叙事视点限定在成人的时候，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则将视点控制在未成年人身上(尤其是中小学生)，虚拟的鬼怪世界在学校这样一个传播现代知识的场域中出现，恰恰利用了知识理性在滥觞时虽触及到神秘的生命存在而又充满困惑的矛盾性。《午夜凶铃》中那盘贞子复仇的录像带首先就在学校中流传开来，血腥而诡秘的《情杀》主要叙述学校里那群青春而敏感女生的情爱故事，《学校怪谈》从影名上就标示出学校这一特殊场合。日本鬼怪片把学校设定成鬼怪出没的领域，又把传播知识的老师们排除在外，对深受神秘力量支配的学生无力援助。这表现出日本鬼怪类型片一方面充分利用儿童强烈的好奇心与不堪惊吓的脆弱心灵，迅速地将恐惧害怕传达出来，以极具传染的力量，形成让成年观众恐惧的氛围；另一方面，这种处理将传统鬼怪文化的恐怖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社会关系简化后的孩童们与成人隔离开来，以弱小群体在巨大能量面前的孤立无援构成了一个人类存在的文化隐喻。 尽管日本鬼怪类型片将叙事视点限定在未成年人上，但是又大多将审美诉求拓展开来，延伸到成年的世界。这种矛盾的定位反映了深具传统文化特征的鬼怪文化积极融化现代文明。之所以限定在未成年人的叙事视点，因为孩童思维具有人类早期的混沌特征，能够真实保存与还原传统的鬼神观念，给鬼怪的出现与存在留下颇具说服力的叙事空间；而观众诉求点之所以能够拓展，就在于已成传统的鬼怪类型片持久地刺激、保存散落在当下社会群体中的鬼神崇拜，积极回应传统的鬼文化，体认独具特色的民族身份。我们知道，日本鬼怪借用佛教中牛头马面、罗刹夜叉等形象，狰狞而恐怖，生性尤其残暴，一出现就以吃人为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性化的鬼怪存在很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现代社会中，物质高度发达，科技理性日益昌明，单纯的鬼神恐惧以及承载其上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传统鬼文化有所淡薄，而形貌狰狞、丑怪的鬼则在现代人心灵深处唤醒了一种原始的淳朴可爱之感。在许多地方民俗中，鬼起到赐福于人，监督行为的作用。显然，在现代科学观念疏离与间隔后，传统鬼文化令人恐怖的一面逐渐置换成祛除功利后的审丑愉悦。日本学者高平鸣海在《鬼》一书中提到，“我其实喜欢鬼，虽说鬼有各种各样，但他们拥有强大无比的力量，即使最后被打败的鬼，其形象也十分纯洁。”⑥ 应该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照此逻辑，日本动画片出现大量的鬼怪内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千与千寻》就是典型的例子。从类型上说，这部动画片无可争议地属于鬼怪片类型，宫崎骏表现出了令人惊叹的想象力，无论从影像的空间造型上，还是整部影片的叙事逻辑，严格遵照传统文化的鬼怪体系，如以隧道将阴阳世界分割，契合古代洞天的空间观，环绕四周的冥河、高崛的奈何桥、日息夜作的习惯以及父母因贪吃而成为猪，均符合佛教对地狱的设置。与此同时，电影叙事也遵照传统鬼怪逻辑：人类误入鬼神领地触犯禁规、遭致惩罚，而人格亮点最终解除魔法重归人间。影片中拯救父母、突现孝道的传统伦理(从一定程度上说，《千与千寻》与传统鬼戏《目连救母》有着相似之处)在日本现实题材的影视剧中难以见到，而《千与千寻》将之融合在儿童题材，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在千寻身处厄境时，善良、坚韧、勤俭、谦敬等传统道德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说，日本的本土文化借助儿童、鬼怪题材获得了极其生动的表达。当然，这并不是说《千与千寻》就只有传统文化，影片在传统鬼怪叙事的框架中融合了现代人性观，千寻与小白的情感契合冲淡了传统孝道的伦理色彩，主体部分两人的交往过程被编导释读为一段在互助过程中浪漫唯美的爱情，而这打动了无数年轻人的心。 弱化道德观念导致因果报应的传统叙事链条松懈，好人善报的观点已大为改观。如《情杀》中大方热情的田中并未因为良好的道德素养而获得善报的结果，相反她也在众人面前自杀殉情，极为惨烈；而罪魁祸首的柴山武彦与情人在死去后也并未受到恶报，这与传统鬼怪片就完全不同了。再如《午夜凶铃》中冤死的贞子是报怨复仇的恶鬼，然而在报复中完全不顾对象善恶的道德区分，在相当程度上质变成一场鬼与人的战争，因此《午夜凶铃》的第二部就逐渐滑向了科幻类型(贞子的录像带之所以具有杀伤力，是因为带有易于传播的病毒)，偏离了传统鬼文化匡正道德、监督行为的功能轨道。而从影像叙事看，利用鬼怪文化的神秘、诡异、恐惧、尊崇等传统的心理惯性，在视觉效果、氛围苦下工夫，这可算是日本鬼怪类型电影历来的一大特点，然而伴随着社会观念的现代改变，也出现了祛除鬼怪恐惧、增强人鬼相亲的倾向，以个人成长的类型来拓展单一审美效果，使之逾越单纯宣泄恐怖、绝望等心理的藩篱，呈现出坚强而自信的现代人性观。《情杀》联系阴阳两界的是绿子与尼之介相约路旁小庙的承诺，由于这承诺使已然发疯的绿子与母亲从病院逃出，与尼之介相会，也才引发学校这一场血腥的恋爱悲剧。《学校怪谈》也以承诺的方式实现故事的逆转。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注重人格尊严、个人独立的现代人性观对日本鬼怪片的改写，具有相当的文化表征意味，从人鬼相斗到人鬼相亲，富有魅力的现代人格在鬼怪类型片中崛起，暗示了西方现代文明在日本强劲增长的态势，积极促进了当下日本大众对本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 三、韩国鬼怪类型：回归传统的现代 众所周知，韩国影视剧自由地穿行于注重传统人伦道德与现代文明之间。这突出表现在以《我的野蛮女友》为代表的青春偶像片，时尚的消费、靓丽的容貌、张扬的个性使之载负着清晰的现代感，而在都市现代的面具下，仁厚、含蓄、专一等传统道德形成最令现代人怦然心动的人格亮点。与电影相对，韩国电视剧尤其是家庭亲情剧，如《澡堂老板家的男人》、《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等，充裕地传达现代家庭中的传统文化品格，以传统家庭的伦理观照现代社会中小家庭的缺陷。应该说，执守本土题材、关注本土道德观念，形成了旗帜鲜明的文化个性，这是韩国影视剧成功的关键，从中可以透视出民族强烈自尊与自信。简单地说，物质繁盛，经济腾飞，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为韩国现实题材的影视剧叙事提供了坚定的本土立场，为观剧者提供了现代的消费想象，而且，现实的成功使影视剧编导们在表现如上信息时无比自信，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⑦。与日本电影一样，韩国影视剧对当下韩国民众体认、增强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伴随着韩国影视剧在整个亚洲文化市场的猛进如潮，韩国本土文化弥散开来，乃至刺激了亚洲的文化自觉。有论者就认为：“韩国电影如今已从单方面的观赏、娱乐，变成东方意识自我认识的桥梁，在亚洲，正担负着更加宽广的文化使命。”⑧ 应该看到，韩国影视艺术的崛起与强化本土的文化身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尽管与青春偶像片相较，韩国鬼怪类型片在观众票房以及艺术成就上有所逊色，但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突破。青春偶像片强调容貌靓丽、个性张扬的现代特点，但又以传统儒家中和的美学原则，强行控制激情的迸发：传统与现代出现一种交织复杂的状态。相对说来，鬼怪类型片中的传统与现代交锋则简单得多，它无意表达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性，而重在体认鬼怪所承载的传统文化。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在目前韩国类型电影(包括大量的文艺片)积极体认、严格遵循本民族文化身份下，具有悠久传统的鬼怪必将进入电影，鬼怪类型片迟早都会焕发出令人惊悸震颤的审美效果。如近年来就集中出现了如《指甲》、《圈套》、《女校怪谈》、《退魔录》以及《凶咒》等等一批鬼怪类型片。应该说，《红眼》(导演金东斌)更是成熟地运用大光比的布光、低色调、不均衡构图，空洞的车厢对人类的挤压等等黑色电影的影像风格；并且，影片充分发挥了声响效果，如偶然响起令人悚然的火车汽笛声，这显示出韩国鬼怪类型片的导演们已经成熟地运用鬼怪类型的诸多元素，在形成惊悚的视听效果方面，即使与擅长营造恐怖气氛的日本鬼怪片相比也毫不逊色。 与日本鬼怪片不同的是，韩国鬼怪类型片叙事结构更具有强烈的传统鬼怪文化色彩，现实的人与想象的鬼怪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比附关系。如果说日本鬼怪片一方面遵循并强化传统文化中的鬼怪观念(如凶狠的恶鬼形象)，另一方面又以日常理性获得了审美距离，形成颇具现代意味的审丑效果；那么，韩国鬼怪片则始终沿循传统鬼怪文化的发展轨道，以作为文化观念而存在的鬼怪监督并规范着人类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举动。如上所说，日本鬼怪片注重以现代人性观改写传统鬼怪囿于人伦善恶的叙事逻辑，而韩国鬼怪片更强调传统鬼怪文化中的道德因素。 韩国鬼怪类型片注重鬼怪与人类的比照关系，深入挖掘了多重的鬼怪空间。这与我国传统小说颇有相似之处，“开拓或者更确切地说臆造了一个幻想的、虚妄的鬼神世界。这是一个神奇、神秘的世界，是一个想像或幻想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空间或符号的空间。它与人世构成了相互对立、比照、对抗、互补等多重关系。”⑨ 只有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人才能进入这个臆造的鬼怪空间，并与之交流、解决现实的困境。如《死亡幽灵》中建筑在中央博物馆地下的迷宫，是鬼怪亡灵出没的地方；而故事情节也曲折反映出韩国民众敌视日本军国主义的事实，表达了立足本土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特性。而在发达科技的事实影响下，现代网络的虚拟空间也给传统的鬼怪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如《血瞳》中，玛丽妇科门诊网站成为死亡网站，点入者均死亡。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空间是怎样在韩国鬼怪片中叠加在起来，又是凭借什么获得文化黏合力的呢？依靠的就是神秘的时间。如《红眼》中，现实中的列车把凶杀、恋人情感冲突组建在一起，形成了较为清晰的现时叙事；并以阴暗的色调、空荡荡的空间、诡秘的行动，在同一列火车中又划分出另一个臆造的鬼怪空间。现实与鬼怪空间利用时间的相似性叠加在一起，用快速推拉的镜头、闪白等方式模拟主观幻觉，以身体与灵魂分离的传统鬼怪逻辑为依据，挣脱出肉身的灵魂进入了鬼怪的幽灵空间。这在韩国鬼怪片中屡屡可见。混淆人鬼的空间叠加迷惑了观众，增加了观赏的难度，并且也确定了以现实与鬼怪的空间分离而使故事出现了终止的逻辑基础。时间的另一个神秘性表现，就是循环往复的时间倒流，说到底，这种循环时间观是原始初民在四季轮换的时间经验中积淀下来的，给传统鬼怪文化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日常生活经验，也给韩国鬼怪片热衷的生命复活主题提供了叙事逻辑。如《笔仙》中火烧惨死的金仁淑借助同样被烧死的母亲贞英而重获生命；《血瞳》的“以复活代替被爱”的宣言，真切而愤怒地呈现了当下社会的缺陷。如果说前者是铭刻了农村形态对女性的歧视，强烈批判了基于男权意识的学校教育，那么后者揭示了当下社会爱情的脆弱性，尤其表达了对追求事业、而缺乏道德责任感的男性愤怒之情。不仅如此，循环的时间观也被积极吸纳到电影的叙事中。如《死亡幽灵》以鬼怪追踪张德熙的画面循环出现，分点介绍朋友的死亡，新颖而独到地组织了不同时空的画面，一片诡秘的死亡气氛由此扩散开来。 综上所述，韩国鬼怪电影的传统道德烙印在东亚电影群落中是十分清晰的。它既不同于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的鬼怪片，在失去传统文化的支持后，叙事最终回落到现实社会，鬼怪仅仅成为了确证唯物主义的变相注脚；它也不同于日本鬼怪类型片以传统的鬼怪文化来注解西式的个人主义，以别样的人性风景，窥见西方文明侵蚀的蛛丝马迹。对于我们来说，执守本土意识的韩国鬼怪电影，在体认民族文化身份、呼唤民族自信心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韩国电影之所以如此，与国民道德教育密不可分，正如有学者所说：“纵观各国青少年道德教育，韩国是其中体系最为完整、与本民族文化结合得最为紧密的国家。韩剧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成长和熏陶出来。这也无怪乎作为流行文化产品的韩剧承载了那么多的传统伦理美德，反过来对素以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中国观众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道德教化。”⑩ 从呼唤本土意识的角度上说，这给当下文化身份混乱的中国电影以重要启示。 注释： ①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297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胡克：《中国内地类型电影经验》，《电影艺术》。 ③王迅：《中国恐怖片的“恐怖”极限》，《周末》2004年3月31日。 ④应锦囊：《中国鬼怪文化与小说》，《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 ⑤⑨刘登阁：《中国小说的文化空间和文化格局》，《人文杂志》2003年第3期。 ⑥参见王鑫《中日两国鬼文化差异之探寻》，《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卷增刊。 ⑦相关论述请参见拙文《论当下韩国电视剧的审美悖论》，《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⑧钱有珏：《影坛“韩流”之启示》，《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12月13日。 ⑩赵建华：《韩剧与道德教化》，《现代传播》200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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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电影的方式 《电影的读解》是一门关于电影的课程。但它并不是一门严密的、系统的关于电影艺术的概论，更不是一门电影美学课程，我更愿意把它看作是一门电影艺术的入门课程。称它为入门，一方面是作为主讲者的我还谈不上对电影艺术有很高深的研究，另一方面是作为听课者的大家也是初次接触。这门课将主要通过对电影的一些基本艺术问题的介绍，结合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来达到提高电影艺术欣赏水平的目的。希望能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印象，一些启发，使有兴趣者可以在这基础上进一步去发展自己和提高自己。 一、认识电影 进入当代社会以来，看电影已经成了一般人，特别是文科大学生的普通经验了。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文化程度高低，都喜欢看电影，而且都会看电影。其中的原因就是因为电影有一般文学与艺术样式所没有的直观性与生活实感。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说过，电影从静止到运动，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它所发展出来的正是还原生活的能力，与生活真实的距离正在缩小仍至消失。特别是电脑时代，甚至可以复制出无法再现的一些景观，如过去与未来的世界。而进入跨国资本主义时期——后现代，一方面是全球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而文化的融合已是经济的融合之后不可阻挡的前景。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是最具有全球性的一种艺术形式，詹姆逊就把电影看作是后现代的艺术形式；另一方面是由于电视与电脑的出现，从人类文化的发展来看，图像的时代正在取代文字的时代，而电影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之一。所以它的大众性，大众化才可以有如此高的程度，而一部《泰坦尼克号》也才有可能风靡全球。 但是电影的魅力除了直观性之外，一般人却不大注意到电影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对观众的潜在影响。 足以为证的是： 去电影院里看一部电影，和在家里从电视上去看同一部电影其审美的效果是很不相同的。原因就在于，除了故事的层面之外，在电影院里看电影还是一种文化的参与， 一种仪式的参与。 这就意味着， 作为放映电影的场所——电影院，对于电影成为一种艺术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过去在南京，现在在香港，看电影的仪式感是很强的。 隐性的灯光， 隐蔽的银幕、 典雅的装饰， 都在提醒人们已经进入一种非生活化的状态。接着灯光渐暗，纱幕徐徐拉开，而音乐则悠然响起，观众是慢慢地， 不知不觉地被引入的， 电影院所做进入仪式为观众提供了心理的准备。这不像我们的电影院，人还没坐定，灯光突然灭了，到处吵吵嚷嚷。 而封闭性的空间，场地的黑暗、大致相同的坐姿， 银幕上光影与声音的引导，观众心理的放大效应，所有这一切，都在强化着一种进入仪式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主体意识暂时消失，而身心两个方面都不由地交给了银幕。所以看电影都会有一种失去自己的感觉。特别是当代电影的视听强剌激，用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就叫着“感觉剥夺”。而美国学者宾克莱曾使用过一个概念叫“委身”，来形容艺术欣赏的这种状态。这是一种有如宗教仪式的艺术仪式。人们只注意到电影故事的吸引人，而没有注意到进入电影院参与艺术仪式对一个观众心理的潜在影响。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4%，发展到1995年的3%。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4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19951997199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21992 111993 231994 351995 131996 21997 521998 181999 722000 62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
先把定义写上，什么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主要文化形态。它是西方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发展的结果，是一种商业化、娱乐化、消费化的文化形态。由于大众文化以满足大众的娱乐、 再想一个方向，你主要研究哪方面的大众文化，可以是大众消费，大众眼光，大众。。。有了方向你再深入的去思考，到底要揭示或者说，要表达的你的思想是什么，等等。在此只是给你一个建议。
文化的深邃，怎么可以一概而论！残败的只是人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是一味的说明了，人性的贪婪的无限膨胀！ 文化也随人性的腐败和堕落，而变异！ 这也是现在如低级趣味。什么什么族等所谓文化大肆出现的原因！人才是掌握文化的关键！
平凡的魅力 --浅析“大家”眼里的大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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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艺术欣赏论文 一、 对电影的认识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电影是一种在电影院看的，故事。不过比起电视剧来，故事讲得有点太短了，看着不过瘾。长大一点才知道，电影是一种艺术，不同地方的电影有着不同的特色，这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吧。 下面谈谈对各地电影的看法： 内地电影，从我有记忆开始看得最多的就是一些黑白战争影片，大多是讲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后来看到越来越多的故事片，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宣教片，那也是学校组织观看的。自己跟家人也看过一些片子，不过到现在大多都忘记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当时的确给我很大震撼。后来就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在电脑和网络上看得大多是国外片，国内的一般只是喜剧片如《手机》、《大腕》、《天下无贼》，和一些比较有名的，像《无极》等。 香港电影，给人感觉娱乐性较强，以市场为导向，像周星驰的一些电影，的确很好玩，但看的时候又不会有什么思想负担。挺适合休闲时观看的。 韩国电影，最近才看韩国电影，一般是些爱情电影和伦理片，但很适合中国人观看，大概是我们的文化很相近吧，感觉很细腻，和生活贴近。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我的野蛮女友》，这部电影当年可是在中国乃至亚洲刮起了一股野蛮旋风呀。 印度电影，只看过有限的几部印度电影，片名大多记不清了，只是对那大篷车和时不时的音乐和舞蹈还有点印象，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但那时的印度电影感觉上更像歌舞剧。 俄国电影，现代的俄国电影看得倒是很少，只是看过前苏联的一些片子，也大多是和十月革命和二战有关的片子，印象都不是很深。 欧洲电影，最为代表的应该是法国电影吧，感觉艺术感很强，不是看得很懂，画面很漂亮。像《天使爱美丽》我看了几遍都没看懂。 美国电影，看得最多的还是美国的好莱坞大片，美国片是最为成熟的，无论影响力还是票房收入都是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现在在中国大学生中，看好莱坞大片的人肯定比看国产片的人多。尤其是国产片中有些类型的片子太少或基本看不到，比如科幻片，恐怖片。 下面谈谈对两种类型的电影的看法： 对一般的类型，我想因为见得多了，也不会有什么感触，那我就拿两种比较特殊的类型来谈谈我的看法。 动画电影，我认为也算一种很重要的电影类型（因为有人说动画是小孩子看的东西），我不否认，小孩子更容易被动画吸引，但不是说动画片就一定时给小孩子看的。我认为，除了演员和布景是由真实的转变成用画的，其他的电影元素都有保留，导演一样可以用动画来表现自己的想法。在动画电影方面，日本和美国无疑是两种典型的代表，日本的平面二维动画产业可以说是全球最发达的，像在流水线上生产产品一样生产着动画片，以动画系列片为主，也会定期为这些系列片出些剧场版，当然也有单独的动画电影，比如宫崎骏的《幽灵公主》、《千与千寻》、《哈尔的移动城堡》等，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影片，日系动画的唯美画风也很让我喜欢。个人感觉就二维动画而言，美国比不了日本，就拿比较好的《狮子王》来说，在它之前，日本实际上有一个很类似的动画系列片《森林大帝》，这很有抄袭的嫌疑。不过自从3D动画出现之后，美国的技术优势又体现出来了，不愧为IT技术的起源国，尤其是最近Pixar公司的几部作品《玩具总动员》、《海底总动员》、《超人特工队》、《汽车总动员》等，无论是画面还是讲的故事，都让我们耳目一新。 恐怖电影，谈到恐怖电影还是要谈到日本。先不谈日本人的民族性的问题，日本的恐怖电影的确是很不同的，是一种悬念的恐怖，用意识来引导你，而不是用那种血腥的场面来达到目的。如《午夜凶铃》、《咒怨》等，会在整部片子弥漫恐怖的气氛，但就是不让你见到，让你提心吊胆到最后。美国的片子就完全不一样，突然出现的血腥画面，如果没有准备的话，简直让你会吐出来。记得有一部叫《异次元杀阵》的片子，有一个把人切成块的镜头，足足让我倒了一天胃口。还有《死神来了》、《死神来了2》和《死神来了3》在表面很青春很阳光的情况下，突然出现的那种很血腥的场面，这也许就是美式的恐怖吧。 二、 从有记忆开始怎么看电影 说实话，已经很久没有到电影院看电影了。小时候倒是只能去电影院看电影，不过，现在看电影的渠道已经太宽了。从网上、电视上都可以免费看到（如果不算电费的话），很多国内电影过了档期，国外电影大约上映一年后，中央6就会放映，这还不算国内大大小小的电视台提前买碟片看。我们自己也可以买正版或盗版的盘来先睹为快。不过，现在看来，还是在影院里看得比较有感觉。有一种看电影的味道。 三、 列举喜欢看的电影 《我的野蛮女友》、《超人总动员》、《指环王》三部曲，《帝企鹅日记》、《公主日记》、《查理与巧克力工厂》、《死神来了2》、《开国大典》、《天下无贼》、《新警察故事》、《征服怒海》、《阿甘正传》、《爱国者》、《勇敢的心》采纳哦
影评：《嫌疑惯犯》（影视鉴赏课论文） 《嫌疑惯犯》并不是一部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电影，因为1995年的奥斯卡评委们需要在太多好作品之间作出牺牲；《嫌疑惯犯》并没有如今大片动辄上亿的资金投入，但它在IMDb上13万投票中获得的6的高均分和15位的排名却证明了投资方微薄投入所换来的回报。没错，《嫌疑惯犯》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其成功之处也十分显而易见：曲折的剧情和相比剧情更令人震惊的技法。 影片开始，导演便一反常态地将事件的结局告诉了观众们——深夜，一条躺满了尸体的船上，神秘的黑衣人、左撇子的“恺撒”枪杀了基顿并烧毁了现场离开。接着，镜头转到了六个星期前，采用倒叙的手法，并通过幸存者罗格之口向观众讲述事件开始时发生的事。导演使用了数次蒙太奇将基顿，霍克尼，迈克尔，弗斯特几人被警察逮捕的场景串联了起来，于是这几个貌似身份地位各不相同的人的命运被自然而然地联结在了一起。他们被警方指控的罪名是“骑劫满载武器的货车”，他们虽然都应该是不折不扣的罪犯，但都基顿和罗格早已洗手不干，对于此事也根本不知情。正当观众对此正一头雾水之时，故事又回到了六个星期之后：警方处理了这次事故，在船上发现1亿美元全部失踪，15具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同时还有两名仅存的生还者——一个是位严重烧伤的匈牙利人，另一个正是影片开始时被警方询问叙述事件过程的罗格。六个星期前负责逮捕基顿的刑警戴夫急匆匆地赶到了圣佩德罗，想要在罗格被释放前再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于是警官的询问便在当地警长的办公室与罗格一连串紧张且不知所谓的话语动作中展开。罗格是个软弱、笨拙、罗嗦又有跛脚的人，连烟都得让别人帮点，他又能揭晓什么样的秘密呢？罗格的故事回到了六星期前的雨夜，他们五人被假释出来，但事情并未因此完结。他们认为是警方不肯放过他们，他们需要做件揭露警方黑暗面的事叫他们住嘴。于是，他们抢劫了一辆由一些违法警察专为走私开设的“出租车”，虽然获得了成功但五个人从此被粘在了一起，不得不继续为犯罪集团做事。他们奉命抢夺了一箱情报中所谓的宝石，拿到的却是一包包的毒品——不知不觉中，他们已被一股未知的力量推上了绝路。于是这力量通过中间人，小林律师找上了他们。原来他们的被逮捕并非偶然，而全部是那个叫“恺撒·索泽”的人安排的。没有人见过他的真容，他的手下也对他们的雇主毫不知情。而就是这样的神秘人，却对他们的底细了如指掌——原来，他们五个从前都曾在犯罪过程中妨碍了“恺撒”的“生意”，虽然都是无心之失，但“恺撒”并没打算放过他们，他计划让他们五个通过替自己动手卖命来给他“还债”。不仅如此，原来基顿他们杀死了商人夺取的那一箱“宝石”也是“恺撒”的手腕，他早已收集了这起案件的证物，若基顿等人拒绝，他便会向警方告发他们的罪行。第二天，五人中的弗斯特逃跑了，可是当晚他们便见到了他的尸体。基顿等人费尽心力想到了摆脱“恺撒”控制的方法，却也在他通过小林提出的更多要挟之下屈服。终于到了要替“恺撒”“工作”的那一天，此时故事的时间已到了现实的两天之前。进攻开始，计划进行的很顺利，突然负责爆破的霍克尼被人从背后射死，惊恐万状的敌人首领也在大喊着“恺撒·索泽，恺撒·索泽”之后被真正的“恺撒”射杀，当基顿发现船上并没有任何被交易的毒品同时，也目睹了迈克尔的死亡。终于，身中一枪的基顿也见到了这个“恺撒”的真容……这个时候，故事完全回到了开始时观众见到的场景，“恺撒”将基顿枪杀后烧毁了游船离开……但是，现在的这个看似与之前一模一样的场景却与之前有一个本质的不同，这一点立即被刑警戴夫指出了——罗格并没有看到基顿被枪杀，只是听到了声音。同时，应该被“恺撒”承诺留活口的基顿最重要的女友也被发现遭到谋杀。行动时他们四人除了罗格之外都身手不凡，而基顿偏留下罗格掩护并使其幸存。而船上的尸体都被烧得如同焦炭，根本无从知晓哪个是基顿——所有的现象都表明，其实，“基顿他就是‘恺撒’！”刑警一语中的，“他留下你就是因为你最弱！”一切都揭晓了。原来那个因为贪污受贿而被解除职务还曾入狱的警察基顿并没有悔改，他隐藏自己的身份，消灭一切可能妨碍到自己的人，他就是幕后的主使！可怜的罗格在知晓这一切后哭哭啼啼地离开了警局，而戴夫也因为自己找到了真相得意的笑了。 ……故事的结尾，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在罗格领走了自己的金表和金ZIPPO之后，戴夫满面微笑地聊着天，回身看着他的同事凌乱的办公室，这办公室的后墙有块黑板，贴着无数案子的资料。看着看着，他突然注意到了黑板的左下角：“四重奏牌，伊利略州高崎市，电话……”“我以前曾在伊利略州高崎市的四重奏理发店工作……”戴夫手一松，乘着咖啡的马克杯颓然摔在地上变得粉碎，而杯子的地下写的就是KOBAYASHI Procelain（小林律师的全名）。再往墙上的资料看去——Redfoot，危地马拉采咖啡豆，理发店的肥胖伙计，等等等等，这些罗格口中关于自己与案件的资料居然全部写在这面墙上各个资料中！原来刑警完美的推理在30秒之内被完全的推翻，因为他推理的根据竟是一整套的谎言！罗格的坐位与墙之间只有两米的距离。就在这两米之间，戴夫已经完全被愚弄在了罗格，这个M Verbal的股掌之间！就在戴夫与观众的嘴都大张合不拢的时间，罗格一步一瘸地走到了街上。突然，他的脚慢慢地扭回了正常的位置。他张了张左手，熟练地掏出打火机，姿态潇洒地点燃了口中的烟，又取了下来，在街口等待他的是小林——不，只是被他称为小林的人。他们开着车扬长而去，留下戴夫与观众们不停地拍着自己的大腿——背景音乐阴沉昏暗，回响的只有罗格受审问时说的一句句话。每一句放到现在来，都是对我们得意的猜测的一次次嘲弄——终于，医院里那个幸存者描述的“恺撒”的相貌也传真到了警局，上面画的正是某人的脸……“And like that, poo```,he’s gone````”“恺撒·索泽”又一次变成了蒸汽一般的存在，留下的是恍然大悟或一头雾水的观众们。无数喜爱这部电影的人都是在看了数遍电影才真正了解背后的真相…… 没错，我也是这样。 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或是看了我的叙述，你定然会觉得这部电影的剧情曲折离奇值得回味。但是，如果不使用现在我们看到的双线并行，而且是过去与现在双线并行的模式来讲述整个故事，那就变成另外一种模样——故事会象平时看到的其他电影一样，象大树从中向外的生长一样发展。而《嫌疑惯犯》的故事结构如同一颗洋葱，一层一层地剥开方见其中奥秘（去年奥斯卡奖影片《撞车》也成功运用了这种方式）。这种模式是很少见的，放在这部影片中也是很成功的。影片的画面主要是较为明亮的风格（相比恐怖片而言），同时又透出凌乱压抑的气息，这无疑很符合影片强调的格调。因为需要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来回切换，所以影片也非常重视蒙太奇的使用，尤其是五人被分别逮捕时的镜头剪接毫不突兀非常完美。影片的背景音乐与影片本身的配合也同样可圈可点。当然，作为一部商业影片，光靠上面的这些是不够的，重要的东西，还是剧作——我觉得这也是近几年中国商业电影欠缺的，这么好的画面，怎么没有剧情呢………… 最后，我还想说一下在本片中扮演重要人物罗格·昆特的著名演员凯文·斯帕西。他在本片中的毋庸置疑的抢眼表现使他借由本片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虽然我为摩根·弗里曼未能于同时获此殊荣非常遗憾，但凯文·斯帕西的演技实在太出色了令人五体投地），同在1995年，他也在《七宗罪》中扮演了戏份不多但非常重要的幕后真凶，并在剧中与摩根·弗里曼合作。于是，于1994、1995年涌现出的三部优秀电影《嫌疑惯犯》，《七宗罪》和《肖申克的救赎》（这三部电影也被人们称为“男人三部曲”）中，他与摩根·弗里曼各参演了两部。在好莱坞主演有很多很多，但如凯文·斯帕西与摩根·弗里曼这样坚守在配角的位置上并能上佳表现不断着实不易。
从“哈日族”现象谈流行文化所谓的“哈日族”，他们哈的不是我们银河系里的“日”——太阳，而恰恰哈的是留给我们中华民族累累伤痕的那个“日”——日本。为什么卡拉OK、青春偶像剧、卡通画等的发明国不是那些欧美的国家却偏偏是日本，我想这与大和民族人民的性格不无关系。他们可以带给“哈日族”们一阵阵流行热潮，却很难可以带给世界一场科技的革命，他们之中所谓的伟大的流行文化的发明者中鲜有爱因斯坦级的人物。因为那令“哈日族”膜拜的流行文化大多没有真正有内涵的，有意义的，又有多少可以像中华五千年璀璨文化那样在历史的长河中，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屹立不倒的呢？如果时光倒流，“哈日族”们无疑会被扣以“汉奸”“走狗”的大帽。抛去历史的那些纠葛，面对现如今“哈日族”现象的泛滥，许多青年人弃中华源远流长的文化，而盲目地去推崇那些流行文化，这不是中华文化的悲哀，不是一种文化的侵略，不是一种“欺师灭祖”的行为吗？时下的一些流行文化绝大多数只能使人们人生态度更加消极，更去崇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而在像“哈日族”一样的跟“流行风“的人群中，年青人占了大多数。这正是由于年青人容易产生叛逆的心理，对新鲜事物又缺乏理性的认识，才容易导致十分盲目地就去推崇那些没有实质的流行文化。拿青春偶像剧来说，大部分都是一些以年轻男女爱情故事为主，主角也多为帅哥美女，使青年人十分容易受到影响，去效仿偶像剧中的人物。这也是当前中国青少年“早恋”问题突出的一大原因。青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未完全形成，而一些流行文化也就能很错误地去引导他们。当代的中国，许多媒体对明星亦或是外来流行文化的热炒，使得青年人许多都向往过那种在镁光灯下的明星生活，错误地迷失了人生的方向。我们应该呼吁社会来关注，“不追明星追名师”，年轻人在人生的黄金时期就该有正确的文化教育，抵制那些流行的诱惑。可能有些人觉得我写的太死板了，食古不化，跟不上时代潮流了。我要说，那些流行文化是可以让人们在现实的压力下去放松，它最多作为一种生活调剂，一种娱乐，但你沉溺了，它很难会给你带来好处，尤其对中学生而言。对衣服流行的追捧，对发型的流行要求，作为学生我们不能本末倒置，我们当前的目标绝不是打扮，谈恋爱。我们不应该让社会这口大染缸过早染上颜色，受了流行文化的影响迷失在雾霭之中。有位韩国留学生在论坛上发帖表示对中国的“哈日族”不解，对一些中国人的崇洋媚外，盲目跟流行风也十分不解，认为这是一种中国的悲哀。一些外国人也说过他们越洋而来，慕名中华博大的文化，却发现中国人哈着外国的一些垃圾文化。可悲吗？我认为可悲。政治课本中说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汲取外来优秀文化，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结果呢，我们丢了古时文化的西瓜，却哈着那些流行文化的芝麻。可悲啊！中华文化在哭泣，老祖宗们在叹气！我们应正确地看待流行文化，把一些好的拿来，却不要拿了泥丸当金蛋。像鲁迅先生《拿来主义》中说的那样“或存放，或使用，或毁灭”。继承中华文化，吸取外来优秀文化，把中华文化发扬光大。“手牵着手，不分你我，昂首向前走，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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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题目一看，我首先想到的是何为流行文化———是电视剧、广告？还是流行歌、电影、畅销书？ 不可否认，流行文化对于我们青少年的吸引极大，虽然我对流行文化本身没有任何热爱，比如说有些畅销书，我认为都是粗制滥造的文化快餐，再比如说那些在台上咿咿呀呀的流行歌手，这些在我看来我简直可以用“恶俗”来形容。 伴随着社会的变化，流行文化全方位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似乎成为这个社会当中主流的、强有力的东西，在我们当代生活中无所不在。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构建着我们的文化，可以这样说，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一代又一代的人有些开始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可是喂养他们长大的这些流行文化却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当中。说实话，我们沉浸在周杰伦字句不清的音乐声中，沉浸在那些速食文化中，我们受流行文化的影响比那些经典文化要大得多。 流行文化的声色感受，流行文化的直观刺激，流行文化的绚丽形式，在当代青少年生活中无处不在地影响着年轻一代，它们巧妙地、不失时机地迎合了身心未定的、缺乏判断能力的青少年。它们制造着一种如泡泡糖一般的快乐，我们这一代人从未经历风雨，尚未步出教室，哪里领悟社会的繁杂？尚未经历困苦，哪里体味人世的辛酸？尚未健全自己的文化取向，哪里能知所归趋，做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完全束手无策，只得任其摆布。老师讲课，往往拿出一摞书，大谈特谈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一股脑地灌输给我们经典文化，其实我回到家却去看《大话西游》、去看日剧韩流，去听后街男孩、孙燕姿。我们欣赏并且喜爱这样的文化，觉得它给我提供快乐，虽然只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它们构造了我的情感方式、我的价值观念、我的生活方式和我的向往。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我的人生产生了影响。 当然，真正重要的是要去读那些厚重的、已经经过历史筛选的重要著作，它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提高你、改善你、影响你。余秋雨说，只有经典，才能将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把历史上一切早已消逝的高贵灵魂的讯号传递给你，把一切的美丽和智慧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 流行文化作为一种现象，有它存在的理由。文化是大河，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不能提供一个多元的文化，那么整个的文化大河就是一条死河、臭河。不过，作为青少年的我们仍然要多与经典文化同呼吸，共命运。
《国王的演讲》：等待奥斯卡的加冕 虽然《国王的演讲》的海报其貌不扬，但是整个电影散发着一股“英国制造”的传统魅力。《国王的演讲》如同是今年的《女王》（The Queen），英国班底打造、讲述深受学院喜爱的英国王室的故事，就连影片的气质都有几分相似。真正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是这两部电影主角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血脉关系——乔治六世国王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亲生父亲。《国王的演讲》的场景服装将影片还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工业化的英国因不合时宜的体制逐渐走向衰败，被德国和美国赶超。乔治六世（柯林·费斯饰演）在这样一个尴尬的背景下登基，多少有些许无奈。1925年在温布利举行的“大英帝国展览”闭幕演讲，因为当时还是艾伯特王子的口吃让他出尽洋相，自那以后妻子（海伦娜·伯瀚·卡特饰演）一直帮助丈夫寻找一名出色的语言治疗师。直到找到杰弗利·拉什饰演的澳大利亚出生的语言治疗师——莱昂纳尔·罗格。父亲乔治五世于1936年去世后本应该是由当时还未称王的艾伯特（即后来的乔治六世，也即伯蒂Bertie——家族昵称）的哥哥继位，然而哥哥爱德华八世爱美人不爱江山，选择了退位，也成为了英国历史上一位还未加冕就退位的国王。担子落在了并不想成为国王的艾伯特身上，最无奈最尴尬的是乔治六世口吃。在基于历史的情况下，电影围绕乔治六世和语言治疗师罗格之间的友谊以及乔治六世为克服口吃所做的努力展开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可以负责任的说，柯林·费斯继去年《单身男人》丧夫的痛心绝佳演技之后，今年再一次带来了令人拍掌叫好的精湛演出。首先是众人关心的饰演一个口吃国王，每一个竭尽全力吐字之余，观众能清晰得听到辅音发音的那种欲言但被无形的力量束缚住的声音，不光如此，柯林辅以其真实的表情与动作，犹如口吃乔治六世上身，他说话的同时，不禁让观众感觉自己口舌也突然变得混浊困难，绝对是非常震撼的带入感。其次，柯林在拿捏乔治六世情感的细微方面也是一流的。对自己口吃的烦恼驱使他努力接触语言治疗师罗格，对妻子女儿们的爱也许是他尚能算流畅得与她们交流的力量。父亲乔治五世去世与哥哥爱德华八世的退位无可厚非的对他造成了影响。乔治五世的离去一方面让他觉得难过，另一方面传位于哥哥实则也是一种放松与欣慰，至少当时的艾伯特王子并不想做国王，况且口吃一直以来都是他的一块心病。柯林·费斯表现得很纯粹。而当他得知爱德华八世要退位，即将让位于他，他的气愤以及对口吃得顾虑再一次被柯林完美展现。随即一幕他成为国王后，两小女儿改称父亲为陛下，那一转瞬的呆滞，绝对是五脏六腑的情感全部涌现。那一幕，甚至看到奥斯卡的加冕。柯林·费斯的乔治六世是一个略微具有内敛一面，但是表演起来是属于外放型的角色。相较之下，杰弗利·拉什饰演的语言治疗师罗格是一个对自己的治疗手段有着奔放自信，但是感情上却是内敛的角色。他说话有着小幽默，从一开始就将伯蒂当成朋友。他也有办法让伯蒂于他敞开心胸、面对困难。罗格不停的在言语上激励伯蒂，实际他内心是真诚希望伯蒂能走出困境，不仅是在口吃上面。杰弗利·拉什强大到能通过他的言行举止说出他内心的台词。其实对于这么一个内敛的平静的角色，是非常不容易的。海伦娜·伯瀚·卡特饰演的妻子戏份略微显得少，角色的性格塑造上也在对比下显得单薄。不过海伦娜就像是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不仅是在电影故事中也好，在此部电影通向奥斯卡的道路上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戏中，她对丈夫的关心与爱体现的淋漓尽致；在戏外，缺少了她的精彩表演，《国王的演讲》就算不得完整。本片的编剧把故事抓的非常精炼，在人物的语言上添加了一些愉悦的幽默果酱，使得《国王的演讲》严肃的基调不至于沉闷而无生气，也算是影片的催化剂吧。前面有说到本片与《女王》在特质上相似的地方，的确是有一种神似英国戏剧的精致感。故事简练而不简单，起承铺垫高潮都恰如其分。另外本片配乐也同是法国人亚历山大·迪斯普拉特操刀主笔，使用的几曲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协奏曲更是锦上添花。导演汤姆·霍珀的上一作《该死的联队》为他赢得不少赞誉，相信《国王的演讲》将带给他更多的荣耀。警告：一辆豪华的王室马车向奥斯卡驶来了！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再看电影文化的普及性所谓“普及性”，是指影视的广泛传播范围，由于影视的“时效性”，使得影视节目在表述内容和表述形式上不可能过于复杂，而要求清晰、简明、单纯、通俗，这就使影视节目的传播与接受范围比传统媒介大得多。所谓普及性，并不仅仅是针对文化素质较低的观众，而是适应各个文化层次观众的普遍需求，因此，普及性成为影视文化的重要特征。例如，我国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能把老少好几代不同文化层次的观众聚集到一起来欣赏，就很好地印证了影视文化的普及性特征。
从大众的角度上看，大众电影的是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满足消费，满足一种浅层次的一种感官，快速的愉悦。我并部需要这个电影提供给我深刻的人生启迪，我也不想这样看，因为太累。我只需要放松，能够让我感官得到一种满足，一种愉悦就可以。因此电影在这个时代就提供了这种可能性，而且成为它的最高任务。于是。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如《逃学文龙》，《鹿鼎记》，《唐伯虎点秋香》，《国产007》等以其狂欢化的色彩吸引了众人的青睐。这些无厘头影片遵循了大众消费文化的商业化合娱乐性的要求，把博取观众笑声当成创作者的第一追求，迎合大众文化背景中芸芸众生的审美趣味。大众媒介化的历史以现代运动影像为主要媒介，影视化的历史叙述要求的场面化与图像化，更注意事件的选择，更强调叙述的故事与戏剧化，因此，影像化的历史叙述一般情况下并不是教育之中历史叙述观念的自然延伸，而是对后者的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