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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抗日战争时期为广泛团结抗日力量而建立的全国性文艺团体。简称“文协”。1938年 3月27日成立于武汉。发起人包括文艺界各方面代表97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说：“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大会选出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吴组缃、许地山、老舍、巴金、郑振铎、朱自清、郁达夫、朱光潜、张道藩、姚蓬子、陈西滢、王平陵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为名誉理事。理事会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成立会上，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斗争。文协曾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多次访问慰劳各地战场，推动了文艺工作者的下乡和入伍。文协在全国组织了数十个分会及通讯处。先后成立分会的地方有：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晋东南、贵阳、曲江、上海等地，组织遍于全国各地。文协成立后，文艺各部门的统一战线团体也相继出现。作家、艺术家空前广泛地团结对敌，使抗战初期的文艺活动呈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协分会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支持下得到较大发展，国民党统 治区文协的工作却随着政治逆流的袭来，遇到重重阻力。抗战后期，文协支持和推进了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反压迫、争民主的革命运动。1945年，文协第6届年会规定5月4日为文艺节。在艰难的条件下，文协以各种方式进行活动：每年召开纪念鲁迅的集会，为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寿辰或创作成就聚会祝贺，开展救济贫病作家、营救被捕的进步作家等工作，“文协”始终是文艺界团结抗日的旗帜。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 “文协”会刊《抗战文艺》，自1938年5月4日创办，至1946年5月终刊，先后出版71期，是贯通抗日战争时期的唯一的文艺刊物，对于开展抗日文艺活动、繁荣创作、培养青年作家等，都发挥了作用。
抗战爆发后，散文和杂文仍然是进步作家常用的武器。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和当时重要文艺刊物如《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都经常发表杂文。在桂林还有以刊登杂文为主的《野草》月刊(夏衍、聂绀弩、秦似等编辑)。同时，政治性或学术性比较强的议论散文数量也不少。像郭沫若的《羽书集》、《今昔蒲剑》、《沸羹集》、《天地玄黄》等散文集中，就不仅有杂文，还有政治评论、文艺评论等，记录了抗战时期他在政治战线、文化战线上的战绩。针对国内外时事和各种社会现象，揭露或批判反动势力，提出自己对时局的进步见解，几乎是所有各家杂文的共同特点。
该刊的刊期、出版地点、执编人屡有变动：在汉口出版期间为三日刊、周刊，适夷、蓬子、锡金、罗荪等执编。武汉沦陷前夕出版的《武汉特刊》，由冯乃超、罗荪、叶以群、戈宝权编辑。1938年10月 8日，《抗战文艺》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始为周刊，后改半月刊、月刊。由老舍、蓬子执编，罗荪曾一度参与编辑。1946年5月4日出至第10卷第 6期终刊。共计出版72期。《武汉特刊》共出4期。另有《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特刊》、《文协成立七周年并庆祝第一届文艺节纪念特刊》各一册。《抗战文艺》是贯穿抗战时期始终的唯一的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在动荡不安的环境中和来自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严峻压力下，它紧密依靠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吸引并团结爱国的拥护抗战的作家，为战时文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在宣传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抗战爆发时期的特殊环境里，杂文是进行对敌斗争，揭露与讽刺黑暗现实的有力武器。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有《杂文丛刊》、《鲁迅风》(并非专登杂文)和几家报纸的副刊。由《文汇报》出版的六作家杂文合集《边鼓集》和世界书局出版的七人合集《横眉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文的大量涌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注意。进步文艺界内部对于此时此地杂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认识。在巴人(王任叔)与阿英之间曾经引起一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在稍后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鲁迅”杂文问题的意见》里，统一思想认识，肯定了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对汉奸文人的攻击和歪曲，给予有力的驳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于“孤岛”的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与进步报刊被迫撤离或转入地下，进步文艺活动呈停顿状态。1943年7月，柯灵接编商业性刊物《万象》，发动留居上海的作家，使他们重新提起笔来。王统照、师陀、徐调孚、楼适夷、傅雷等均为其执笔，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后来有较大发展的散文家和小说家。
1842年，魏源 海国图志1896年，时务报1897年，严复 天演论1905年，孙中山 民报1915年，陈独秀 青年杂志 后改名为新青年
女子世界
关于民国时期的报纸： 诞生于抗日岁月的报纸：《进步日报》、《奋斗日报》、《救国日报》、《正义报》、《救亡情报》、《复兴日报》等等； 以“中”字开头的报纸：《中报》、《中央晚报》、《中国时报》、《中苏日报》、《中国画报》、《中国儿童新报》等等； 地域类报纸：《金坛日报》（国民党元老于佑任题写报头》、《澄清日报》（江阴地区，由社会名流叶楚?崽庑幢ㄍ罚ⅰ端毡比毡ā贰ⅰ侗逼狡缆邸贰ⅰ侗逼嚼习傩杖毡ā贰ⅰ渡虾H吮ā返鹊龋? 专业类报纸：《晶报》（商业信息类）、《品报》（登载小说连载等文艺作品）、《铁道时报》（孙中山先生长子孙科题写报头）、《常识》（文化名人胡适题写报头》、《小孩报》、《俗文学》、《戏剧报》、《电影报》、《演艺报》、《总统府公报》。另外，军事类报纸有：《军事日报》、《华北解放军报》、《军政报》等。 专用上海方言撰文的报纸《奋报》（小开版）；以淡红色粉纸印刷的《幸福报》（颜色与报名及内容吻合）、《世界画报》（铜版纸印刷）。 上世纪三十年代少数报纸的报头已采用套红刊印，如《中报》、《民众日报》、《新民报》等。极少数还有彩色插页。有些报纸的文字除了汉字，还有英文、俄文、回文的，如《东方日报》，正版为汉字，背面则为英文；《实话报》（由苏军于抗日战争结束后设在我国辽东北岛的指挥部主办）报眉为俄文。 另有几份日本侵略者占领我东三省时发行的《满洲日日新闻》等报纸，文字为汉字、日文间有。 在上述的一些早期报纸中，排版艺术令人折服。发行于民国六年的《铎声》报，头版样式新颖大胆，给读者以过目不忘的强烈的视觉冲击感。 以上介绍的各类报纸，有政府办的，有机关团体办的，亦有私人营办的。 重点推介创建于我国清朝的《申报》。 《申报》于1872年4月30日（清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由英国商人美查等4人集资1600两白银在上海创办。上海简称“沪”，别称“申”。别称“申”的原因，是相传春秋战国时期，“上海”为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邑。美查在上海创办地方报，由此取名“申报”。有史料记载，《申报》创办初期好多年，报纸日销售量仅为600份，然而影响却十分广远。著名报人徐铸成回忆录《报海旧闻》中有记载：“《申报》几乎就是报纸的代名词，人们包东西时常说‘拿张申报纸来包包’。” 《申报》从1872年创刊到1949年停刊，虽然几易其主，但总体上坚持的策略是“义利兼顾”。1881年，《申报》的发行（销售）范围已从城市拓展到乡镇，并从本埠扩展到外埠。在北京、天津、南京、苏州、扬州、宁波等地设分销处。到1888年，已经发展成为在中国影响最大、销量最大的新闻类报纸，成为中国官府、民间重要的日常读物。 据悉，《申报》的办报方针是，不只为士大夫所赏，亦为工农商贾所通晓。其文字风格讲究通俗性和可读性，社会新闻和论说常常站在平民的立场，而且注重刊登议论时政的论说文。到了1897年，《申报》日销售量达到万余份。 我国著名民主人士史量才1912年接办《申报》。史量才在新闻业务和管理方面作了一系列的改革，引进先进设备，注重广告业务开拓，到1915年后，《申报》刊登广告的版面大于新闻版面。1916年《申报》日售1万4千份，1917年日售2万份，1922年成为实力雄厚的大报。 在《申报》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还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报人，如著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等，都先后应聘担任《申报》的特别通信记者。 《申报》作为旧中国影响最深远、销售量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商业（企业经营）新闻报纸，是大报中的精品。时至今日，《申报》仍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当代媒体借鉴。
《女子世界》
女子世界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过七家互不隶属的《大公报》，其中读者较为熟悉的是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后又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盘续办、至今仍在出版的香港《大公报》。而于1915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创刊的《大公报》，是一份民国时期湖南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久的日报，并因毛泽东曾与该 报有过联系而在湖南乃至中国新闻报刊史上频有影响的唯一民营报。 长沙《大公报》创刊时，除在简短发刊词中宣布“毋忘国耻，维持民国”为办报的中心目标外，还有长篇宣言。该报版面设有“大总统命令”、“公电”、“专电”、“欧战要电”、“国内要电”、“时评”等栏目。该报创办人为刘蔚庐、总经理贝亢微、总编辑李抱一，后张秋尘、龙兼公、张平子等人亦曾一度担任过主笔。该报出版发行长达32年，期间曾七次因开罪当局被查禁或受战争影响而停刊，实际出版时间约26年。在创刊10周年、20周年时，都出版过纪念特刊各一册，于解放前夕的1947年12月31日停刊。 长沙《大公报》的影响，除了它及时报道时事和社会新闻，频受读者喜欢外，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曾为该报撰稿，用报纸作为舆论阵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讲话，更赢得了群众的欢迎，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其实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已注意到长沙《大公报》影响，7月25日他曾致函萧子升，对长沙的《湖南公报》、《大公报》的评论和新闻报道作了比较和评论，认为《湖南公报》所刊载的孙中山先生等人的演讲，对读者很有启发，为《大公报》所不及。后来由于毛泽东与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兼公的关系，1919年11月8～10日该报连续三天在第2版刊登“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芝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担任报纸的职务，并由此开始为该报撰稿。 11月15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社会新闻:长沙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20岁的古董商，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身亡的报道。16日，该报就刊登出毛泽东的文章《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分析了赵女士自杀的原因和社会环境，是“三面铁网(社会、母亲、夫家)坚重围着”，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并提出建议:“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长沙《大公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一方面，在半个月内，对赵五贞的自杀事件作了连续四次的跟踪报道。另一方面，从11月16日起，辟出专栏，对这一自杀事件进行讨论。对此，毛泽东积极响应，在长沙《大公报》上连续撰写时评和杂感，尖锐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的罪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参与讨论，形成对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舆论制裁。至12月1日，长沙《大公报》共发表讨论文章36篇，其中有9篇为毛泽东所写。如毛泽东发表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等文章，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对“社会万恶”制度的控诉。此外，毛泽东还写出了《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文章，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可以说，当时长沙《大公报》无论人力还是物质条件都不好，若不是该报慧眼识珠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开展讨论活动以及毛泽东本人的积极参与，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这次轰动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里自杀的事件讨论成功，为以后毛泽东的“傍着活事件讨论理论问题、社会问题”的主张打下了基础。 1920年9月，毛泽东又参加了长沙《大公报》“湖南自治”的讨论，并在以后的一个月内，连续在该报撰文，系统地提出了实现“湖南自治”的主张。1922年12月，针对某些站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指手画脚的人，毛泽东为维持劳苦大众的利益，还代长沙铅印工会写信给湖南《大公报》主笔，批驳某些人教训工人的谬论，在读者中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维持工人利益的舆论宣传作用。 由于毛泽东的参与，湖南长沙《大公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发行量也与日俱增。后来经毛泽东的推荐，长沙《大公报》还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贞刚）
抗战爆发时期的特殊环境里，杂文是进行对敌斗争，揭露与讽刺黑暗现实的有力武器。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有《杂文丛刊》、《鲁迅风》(并非专登杂文)和几家报纸的副刊。由《文汇报》出版的六作家杂文合集《边鼓集》和世界书局出版的七人合集《横眉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文的大量涌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注意。进步文艺界内部对于此时此地杂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认识。在巴人(王任叔)与阿英之间曾经引起一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在稍后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鲁迅”杂文问题的意见》里，统一思想认识，肯定了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对汉奸文人的攻击和歪曲，给予有力的驳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于“孤岛”的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与进步报刊被迫撤离或转入地下，进步文艺活动呈停顿状态。1943年7月，柯灵接编商业性刊物《万象》，发动留居上海的作家，使他们重新提起笔来。王统照、师陀、徐调孚、楼适夷、傅雷等均为其执笔，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后来有较大发展的散文家和小说家。
白毛女地道战红岩还有电影了
1842年，魏源 海国图志1896年，时务报1897年，严复 天演论1905年，孙中山 民报1915年，陈独秀 青年杂志 后改名为新青年
1、《说岳全传》《说岳全传》写的忠奸斗争是在南宋立国未稳、金兵大举进兵中原的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展开的。岳飞等爱国将领，力主抗战，收复失地。而秦桧为首的权奸集团，则竭力主张卖国求和。2、《戚继光传》戚继光智勇双全，多谋善断，练兵有方。在四十年的戎马生涯中，屡立功勋。他在东南沿海，剿灭倭寇、廓清海疆；在北国边疆，练兵戍边，屡克北虏。他在军事理论上也有建树，著有多部兵书。3、《杨家将》作者广泛搜集了宋元时期民间流传的杨家将故事、宋元话本和元杂剧中的有关剧目为基础加工整理而成。通过杨业一门世代抵抗契丹侵扰的事迹，贯串了反抗外族入侵，歌颂抗敌英雄，谴责奸佞卖国的主题。4、《国家记忆》章东磐主编本书精选约500幅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二战中缅印战场的珍贵图片，其中许多是首次面世，真实再现了中缅印战场的抗战历史及美、英等国对我国抗战的帮助。5、《突破缅北的鹰》萨苏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有三次被日本人叫做“玉碎战”的，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即腾冲战役、松山战役和密支那战役，而这三次战役，全部发生在中国驻印军归国之战中。1943年底，中国驻印军从印度雷多出发，开始了打通中印公路的缅北之战。
抗战爆发后，散文和杂文仍然是进步作家常用的武器。党在国统区创办的《新华日报》，和当时重要文艺刊物如《抗战文艺》、《文艺阵地》等，都经常发表杂文。在桂林还有以刊登杂文为主的《野草》月刊(夏衍、聂绀弩、秦似等编辑)。同时，政治性或学术性比较强的议论散文数量也不少。像郭沫若的《羽书集》、《今昔蒲剑》、《沸羹集》、《天地玄黄》等散文集中，就不仅有杂文，还有政治评论、文艺评论等，记录了抗战时期他在政治战线、文化战线上的战绩。针对国内外时事和各种社会现象，揭露或批判反动势力，提出自己对时局的进步见解，几乎是所有各家杂文的共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