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历时最久的刊物是

抗战爆发时期的特殊环境里，杂文是进行对敌斗争，揭露与讽刺黑暗现实的有力武器。以发表杂文为主的刊物有《杂文丛刊》、《鲁迅风》(并非专登杂文)和几家报纸的副刊。由《文汇报》出版的六作家杂文合集《边鼓集》和世界书局出版的七人合集《横眉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杂文的大量涌现，引起了敌伪方面的注意。进步文艺界内部对于此时此地杂文的作用也有不同的认识。在巴人(王任叔)与阿英之间曾经引起一场关于“鲁迅风”杂文的论争。在稍后联合发表的《我们对于“鲁迅”杂文问题的意见》里，统一思想认识，肯定了杂文是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同时，对汉奸文人的攻击和歪曲，给予有力的驳斥。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由于“孤岛”的政治环境急剧恶化，大批进步文艺工作者与进步报刊被迫撤离或转入地下，进步文艺活动呈停顿状态。1943年7月，柯灵接编商业性刊物《万象》，发动留居上海的作家，使他们重新提起笔来。王统照、师陀、徐调孚、楼适夷、傅雷等均为其执笔，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后来有较大发展的散文家和小说家。

论持久战的发表时间为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时间是1940年1月9日。《论持久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是关于中国抗日战争方针的军事政治著作，1938年7月首次出版。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一九四〇年一月九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原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载于一九四〇年二月十五日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同年二月二十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九十八、九十九期合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扩展资料：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毛泽东接着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日本方面：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这决定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然而，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必然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这就决定了日本战争必然失败。此外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与同情。中国方面：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中国的抗战是进步的、正义的，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又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战争将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是战略的反攻战。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胜利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论持久战》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它清楚而又正确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又一时看不清楚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它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中国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了不少的影响。据程师远回忆，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介石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恩来的同意，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1938年7月1日，延安解放周刊社第四十三、四十四期合订本《解放》全文刊载《论持久战》，也受到了全国各阶层人士的关注。冯玉祥在武汉创办三户印刷社时，便指示下面大量印刷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书，并向后方蒋管区运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中国报导》上及时地用世界语节译了《论持久战》。受周恩来委托，宋庆龄找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英语，在国际友人间和海外广泛传播。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毛泽东亲自为英译本写了序，在序言中，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新民主主义论》这篇著作，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它科学总结了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次飞跃，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有关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其次，从学术上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熟的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上具有独创性的学术名著，对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都有重要的贡献。《新民主主义论》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话语体系的渊源。《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连同之前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初步构建起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主体框架。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论持久战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新民主主义论

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曾有过七家互不隶属的《大公报》，其中读者较为熟悉的是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的《大公报》，后又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盘续办、至今仍在出版的香港《大公报》。而于1915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创刊的《大公报》，是一份民国时期湖南新闻史上创办历史最久的日报，并因毛泽东曾与该 报有过联系而在湖南乃至中国新闻报刊史上频有影响的唯一民营报。 长沙《大公报》创刊时，除在简短发刊词中宣布“毋忘国耻，维持民国”为办报的中心目标外，还有长篇宣言。该报版面设有“大总统命令”、“公电”、“专电”、“欧战要电”、“国内要电”、“时评”等栏目。该报创办人为刘蔚庐、总经理贝亢微、总编辑李抱一，后张秋尘、龙兼公、张平子等人亦曾一度担任过主笔。该报出版发行长达32年，期间曾七次因开罪当局被查禁或受战争影响而停刊，实际出版时间约26年。在创刊10周年、20周年时，都出版过纪念特刊各一册，于解放前夕的1947年12月31日停刊。 长沙《大公报》的影响，除了它及时报道时事和社会新闻，频受读者喜欢外，更主要的是毛泽东曾为该报撰稿，用报纸作为舆论阵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为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讲话，更赢得了群众的欢迎，进一步扩大了报纸的影响力和发行量。其实早在1917年，毛泽东就已注意到长沙《大公报》影响，7月25日他曾致函萧子升，对长沙的《湖南公报》、《大公报》的评论和新闻报道作了比较和评论，认为《湖南公报》所刊载的孙中山先生等人的演讲，对读者很有启发，为《大公报》所不及。后来由于毛泽东与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兼公的关系，1919年11月8～10日该报连续三天在第2版刊登“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芝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这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担任报纸的职务，并由此开始为该报撰稿。 11月15日，长沙《大公报》刊登了社会新闻:长沙女子赵五贞，被迫嫁给比她大20岁的古董商，在花轿中用剃刀自杀身亡的报道。16日，该报就刊登出毛泽东的文章《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文章分析了赵女士自杀的原因和社会环境，是“三面铁网(社会、母亲、夫家)坚重围着”，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并提出建议:“希望有讨论热心的人，对于这一个殉自由恋爱的女青年，从各种论点出发，替她呼一声‘冤枉’”。长沙《大公报》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一方面，在半个月内，对赵五贞的自杀事件作了连续四次的跟踪报道。另一方面，从11月16日起，辟出专栏，对这一自杀事件进行讨论。对此，毛泽东积极响应，在长沙《大公报》上连续撰写时评和杂感，尖锐抨击封建礼教和社会的罪恶，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参与讨论，形成对旧社会封建婚姻制度的强烈舆论制裁。至12月1日，长沙《大公报》共发表讨论文章36篇，其中有9篇为毛泽东所写。如毛泽东发表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等文章，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导到对“社会万恶”制度的控诉。此外，毛泽东还写出了《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文章，批判了封建礼教，呼吁妇女解放和主张恋爱婚姻自由，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可以说，当时长沙《大公报》无论人力还是物质条件都不好，若不是该报慧眼识珠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开展讨论活动以及毛泽东本人的积极参与，是怎么也办不到的。这次轰动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里自杀的事件讨论成功，为以后毛泽东的“傍着活事件讨论理论问题、社会问题”的主张打下了基础。 1920年9月，毛泽东又参加了长沙《大公报》“湖南自治”的讨论，并在以后的一个月内，连续在该报撰文，系统地提出了实现“湖南自治”的主张。1922年12月，针对某些站在群众运动的后面指手画脚的人，毛泽东为维持劳苦大众的利益，还代长沙铅印工会写信给湖南《大公报》主笔，批驳某些人教训工人的谬论，在读者中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维持工人利益的舆论宣传作用。 由于毛泽东的参与，湖南长沙《大公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发行量也与日俱增。后来经毛泽东的推荐，长沙《大公报》还连续转载了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的一些重要文章，如《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宣传马列主义思想，在社会青年和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李贞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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