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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211也不是九八五，
中国人民大学占地面积为696462平方米，校舍建筑总面积510459平方米。
西北大学院校代号即代码为10697。西北大学，简称“西大”，坐落于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建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 学校介绍西北大学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接收院校、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中日人文交流大学联盟、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长安联盟创始成员，全国首批博士、硕士、学士学位授予单位，是中国西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的高等学府。西北大学肇始于1902年的陕西大学堂和京师大学堂速成科仕学馆，由清朝光绪帝御笔朱批设立。1912年始称西北大学。1923年改为国立西北大学。1937年西迁来陕的国立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国立北平研究院等组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1939年复称国立西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1950年复名西北大学。1958年改隶陕西省主管。1978年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截至2022年4月，学校有太白、桃园、长安三个校区，总占地2360余亩，设有24个院系、88个本科专业；拥有24个博士后流动站、24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8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有教职工3千余人，其中中科院院士4人；全日制在校生5万余人，其中全日制本科生3万余人，研究生11700余人，国际学生600余人。院系专业截至2021年5月，学校有24个院（系），89个本科专业。截至2020年5月24日，学校拥有5所附属医院。附属医院：西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西北大学附属医院、西北大学附属神木医院、西北大学附属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西北大学附属西安高新医院。师资力量据2021年11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现有教职工3000余人，其中中科院院士4人，双聘院士（教授）5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1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人，国家“万人计划”项目入选者2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2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2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17人，国家级教学名师4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5人，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6人。学科建设截至2021年11月，学校现有24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36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8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现有1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涵盖5个二级学科）、4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和1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24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教学建设据2019年12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13个国家级特色专业、4个教育部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2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17个省级特色专业、19个省级名牌专业、34个省级一流专业，7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7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并设有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基础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地质学实验教学中心、文化遗产保护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应用经济学与管理学实验教学中心、电子信息技术实验教学中心、生物科学与生物技术实验教学中心、化学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基地班）：经济学基地班、历史学基地班、物理学基地班、化学基地班、地质学基地班、生物科学基地班、生物技术（生命科学与技术）基地班。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理论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国家级特色专业：地质学、化学、经济学、资源勘查工程、历史学、物理学、中药学、汉语言文学、考古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光信息科学与技术、过程装备与控制、行政管理。教育部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地质学、化学、经济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物联网工程、能源化学工程。省级特色专业：地质学、化学、经济学、文物保护技术、历史学、中药学物理学、过程装备与控制、汉语言文学、考古学、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行政管理、数学与应用数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生物科学、地理信息系统、材料化学。省级名牌专业：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经济学、历史学、资源勘查工程、考古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汉语言文学、地理信息系统、数学与应用数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生物工程、光信息科学与技术、化学工程与工艺、文物保护技术、行政管理。省级一流专业：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化学、地质学、物理学、汉语言文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电子科学与技术、新闻学、材料化学、化学生物学、应用物理学、文物保护技术、材料物理、生物工程、资源勘查工程、生物科学、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应用化学、工商管理、世界史、软件工程、能源化学工程、行政管理、物联网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勘查技术与工程、地球化学、法学、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工程、哲学。教学成果2018年，学校3项教学成果荣获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合作交流西北大学于1992年成立了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逐步发展成为全国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基地之一。2004年，西北大学还与巴黎法语联盟合作成立了法语联盟-西安语言文化培训中心，成为西北大学乃至西安地区的师生学习法语以及赴法留学深造的平台。为了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西北大学精心策划了选派优秀在读本科生前往美、德、日、法、英等国的友好合作院校学习半年或一年的交流项目和选送部分本科毕业生赴美、英、德、法、日、奥地利等国外知名大学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留学项目等。科研机构据2019年12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拥有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个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2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简称“111计划”）基地，1个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3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1个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7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7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并设有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39个省部级理工类科研基地和17个省部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科研成果 西北大学承担国家“973”、“863”、“攀登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国家计委重大产业化示范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国家或省部级项目437项，获各级各类科研成果奖励233项，发表学术论文12101篇，出版专著692部。据2000、2001、2002年统计，该校被SCI收录论文数在全国高校排名分别居第27位、26位、28位。中国校友会网2011、2010年中国大学nature&science论文排行榜中西北大学均为9篇，分别名列第5和第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百余项。先后获得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陕西省最高科技成就奖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奖励。西北大学一批科研项目获国家立项，并获得较大额度的资金资助。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获320万元专项资金资助，承担国家科技部首届科技惠民计划项目获9万元资金资助，《名家四子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项目，获准资助额度18万元等。1998至2008年，西北大学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一、二等奖、陕西科学技术最高成就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等一系列重大科研奖励，科研成果5次入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和“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在Nature和Science上发表了12篇论文。1997年，西北大学被SCI收录的论文数只有37篇，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200篇。2006年，西北大学共有327篇论文被三大检索收录。学术交流西北大学具有面向世界开展国际交流的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先后与美、英、法、德、日等20余个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的100余所大学、科研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邀请了包括杨振宁、李政道、普列高津、巴丁、丘成桐、福井谦一、李约瑟、吴健雄、赵浩生、费正清、哈肯、利普斯科姆、克里夫·格兰杰、大卫·格罗斯、莫瑞斯等诺贝尔奖获得者或世界一流科学家在内的800余名国际知名学者来西北大学讲学和进行学术交流活动；举办国际学术会议40余次。学术资源馆藏资源截至2020年底，西北大学图书馆累计纸质藏书324万余册，电子图书277万余册，电子期刊82万余种，数据库258个，电子学位论文808万余册，音视频6万小时。现已建成了传统纸质资源与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学位论文、文摘索引、光盘、多媒体、视频等电子资源相互并存、互相补充的文献资源保障体系。特色馆藏中尤以16万册线装古籍的收藏在西北地区独具特色，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收藏范围除中国各朝代刻本、印本外，还有日本本、朝鲜本等，内容包括敦煌佛经写本、宋元明清刻本、明清抄本、稿本等，已被确认的460部善本古籍堪属馆藏珍品。已有25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本馆还有连续收藏30年以上的中外文期刊和报纸，以及种类齐全的陕西地方志和大量台湾版的地方志。学术期刊《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设有数学、物理学、信息科学、化学与化学工程、生命科学与医药学、地球科学、地理与环境科学等栏目。《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主要反映校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社科综合性学术理论期刊。本刊以“守正创新，服务科研，传播学术，有补于世”为办刊宗旨，立足国内外科学发展前沿，展示西部学术文化风采，兼顾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崇尚学术争鸣与创新求实。所获荣誉 2015年2月，获得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的“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2022年2月14日，入选教育部公布的第二轮“双一流”高校名单。2022年3月，入选陕西省2021年度“双百工程”先进单位拟表彰名单。2022年4月，该校团委获得“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2022年4月，被授予陕西省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文化传统校徽1、西北大学标志校徽代表西北大学的形象，面向世界，校徽是西北大学对外展示的图形与标志。2、标志校徽图案追求美观大方、对称，线条流畅，图形与深刻内蕴相统一，简明易识，并具有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3、西北大学标志校徽以秦汉瓦当圆形图案为总体结构，以中国传统篆字与英文相结合，国内外均可理解其深刻内涵。4、西北大学地处周秦汉唐13朝古都—西安，标志校徽以秦汉瓦当形式展现西北大学所在地的地方特色与深厚的文化底蕴，显示出西北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综合性高等学府。5、1902代表西北大学建校时间，说明西北大学是中国西北地区建校最早的综合性高等学府。6、外圈的英文为：西北大学·中国·西安，世界各国都可理解西北大学的地理位置与悠久的建校历史。7、以篆字书写“西北大学”校名，黑底白字，阴阳结合，彰显中国古代文化、文明与周秦汉唐的古风文韵，体现中国传统书法的艺术特色，给人以深刻印象。8、此标志校徽作为西北大学永久标志校徽图案（此前西大无确定的形象校徽标志），从1992年9月确定并使用至今，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认可。校训西北大学“公诚勤朴”之校训，诞生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联合大学在城固办学的艰难时刻就淬炼出了“公诚勤朴”的校训。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黎锦熙教授曾撰文阐述了“公诚勤朴”的含义：“公诚勤朴”校风养成，盖与西北固有优良之民性风习相应。“公”以去私，用绝党争；“诚”者天地之道也，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此足以去弱，弱源于虚，诚则实亦；夫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此足以去贫，非仅治学修业宜尔也；勤以开源，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止此，乃巧诈之反也。
《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合著），科学出版社，1998年。2．《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独著），科学出版社，2000年。3．《岱海考古（二）——中日岱海地区联合考察报告集》（合著），科学出版社，2001年。4．《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合著），科学出版社，2002年。5．《岱海考古（三）——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独著），科学出版社，2003年。6．《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独著），文物出版社，2003年。7．《西北地区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自然历史卷·合著），科学出版社，2004年。8．《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第一作者），学苑出版社，2006年。9．《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独著），文物出版社，2007年。10．《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独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1．《北京先秦考古》（独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12．《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独著），文物出版社，2013年。13．《先秦考古研究：聚落形态、人地关系与早期中国》（独著），文物出版社，2013年。 《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论探讨》，《东南文化》1992年3－4期。 《什么是民族考古学》，《东南文化》1993年2期。 《大汶口墓地分析》，《中原文物》1994年2期。 《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 《河南驻马店市杨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10期。 《中国上古时期三大集团交互关系探讨——兼论中国文明的形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1期。 《河南驻马店市党楼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年5期。 《西山古城兴废缘由试探》，《中原文物》1996年3期。 《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4期。 《试论豫东南地区地考古学文化与古农业形态》，《中原文物》1996年4期。 《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1期。 《殷墟西区墓地分析》，《考古》1997年1期。 《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 《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 《先商文化探源》，《中原文物》1998年2期。 《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龙山时代环境考古》，《考古与文物》1998年2期。 《湖北随州市西花园早期遗存分析》，《考古》1999年3期。 《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 《斜腹杯与三苗文化》，《江汉考古》2002年1期。 《涿鹿之战探索》，《中原文物》2002年4期。 《先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 《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集，2003年7月。 《朱开沟文化研究》，《考古学研究》（五），2003年8月。 《论雪山一期文化》，《华夏考古》2003年4期。 《论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历史地位》，《江汉考古》2004年1期。 《先秦时期长城沿线陶器遗存的北界线及相关问题》，《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2期。 《内蒙古朱开沟遗址有关问题的分析》，《考古》2005年3期。 《新疆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谱系》，《新疆文物》2005年3期。 《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史林》2005年增刊。 《中国古代屈肢葬谱系疏理》，《文物》2006年1期。 《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2期。 《距今5000年和4000年气候事件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的影响》，《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163页。 《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1期。 《半山类型的形成与东部文化的西迁》，《考古与文物》2007年3期。 《中国先秦洞室墓谱系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4期。 《试论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文物春秋》2007年5期。 《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带》，《华夏考古》2008年1期。 《仰韶文化的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新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8年4月。 《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人地关系特征》，《北京联合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2期。 《大汶口文化的立鸟陶器和瓶形陶文》，《江汉考古》2008年3期。 《春秋战国时期长城沿线游牧民族的地下世界》，《南方文物》2008年4期。 Different Traditions of Flexed Burials in Ancient C Chinese Archaeology volume 8, 《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1期。 《裴李岗文化的迁徙影响与早期中国文化圈的雏形》，《中原文物》2009年2期。 《全新世黄土：早期中国文明的物质基础》，《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24日。 《重读<仰韶文化研究>——严文明先生仰韶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南方文物》2009年3期。 《试论嵩山文化圈在早期中国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中华文明与嵩山文明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2009年。 《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华夏考古》2009年4期 《晚期红山文化南向影响的三个层次》，《文物研究》第十六辑，黄山书社，2009年。 《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华夏考古》2009年4期。 《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 《初期仰韶文化研究》，《古代文明》（第8卷），文物出版社，2010年。 《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东南文化》2010年6期。 《龙邱庄文化的北上与大汶口文化的形成》，《江汉考古》2011年1期。 《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严文明先生聚落考古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南方文物》2011年1期。 《略论北京昌平白浮M2墓主人身份》，《中原文物》2011年4期。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现状与对策研究》，《北京联合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 《重建中国远古史的创举——读<中国远古时代>》，《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1年卷（总第9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3期。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研究》，《考古学研究》（九），文物出版社，2012年。 《双墩文化的北上与北辛文化的形成——从济宁张山“北辛文化遗存”论起》，《江汉考古》2012年2期。 《5000年前的中西文化交流南道》，《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6期。 《略论中国的“青铜时代革命”》，《西域研究》2012年3期。 《“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考古与文物》2013年1期。 Han J “The Painted Pottery Road” and Early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s, ANABSASIS-Studia Classica et Orientalia 3(2012): 25- 《中国古代钱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辽会要作法》《辽东文献徵略》（八卷），吉林，排印本，1937年《渤海国志长编》（二十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通检一卷，图二幅）， 排印本，1931年辽阳金氏干华山馆，1934年 东北释名 1930年1月 东北丛刊第一期成均摭言 1930年5月 东北丛刊第六期国学会听讲日记 1930年7月 东北丛刊第七期辽金旧墓记 1930年7月 东北丛刊第七期东北讲学之今昔观 1930年9月 东北丛刊第九期编印东北丛书刍议 1931年1月 东北丛刊第十三期知无忘录 1931年1月 东北丛刊第十三期熊岳出土古泉考释 1931年4月 东北丛刊第十六期东三省舆地总略 1931年7月 东北丛刊第十九期四库全书原本提要解题 1932年辽海先贤王庭筠传 1932年 附辽海丛书黄华集后辽海先贤王浍传 1941年 志林第一期大元大一统志考证 1933年附辽海丛书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后大元大一统志续考 1937年 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刊称谓通释 1939年 经世季刊第一期东丹王陵考察记 1933年 排印本隋舍利塔铭跋 1940年 志林第一期三台县千佛岩造象及赵岩之考查 1940年 志林第一期宋代国信使之三节 1941年 文史杂志敦煌写本唐天宝官品令考释 1941年 志林第二期东北榷名 1943年 大公报又东北集刊苗可秀论 1940年 东北集刊岳飞战功考实 1943年 中央大学文史哲集刊辽会要作法 1944年 志林第三期国史商例 1947年 国史馆刊第一期释记注 1947年 国史馆刊第一期读清史稿札记 1947年 国史馆刊第三期民国碑传篇目表 1947年 国史馆刊第二期关于渤海贞惠公主墓碑研究的补充 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辽国驸马赠卫国王墓志铭考证 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略说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 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从榆林窟壁画耕作图谈到唐代寺院经济 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论文 《奉天通志》（二百六十卷，系多人集体之作，最后由金先生汇纂成书)，排印本，1929-1935年《辽海丛书》（十集八十三种一百册），辽海书社排印本，1931--1934年《金王庭筠黄华集辑本》（八卷） 编入辽海丛书第八集，1933年《王庭筠年谱一卷》（附黄华集），1933年《大元大一统志》（辑本四卷）编入辽海丛书第十集，1934年《清王尔烈瑶峰集》（辑本二卷）编入辽海丛书第六集，1933年《清李锴含申集》（辑本二卷） ，编入辽海丛书第六集，1933年《辽陵石刻集录》（六卷），奉天图书馆，1932年《宣统政纪》(四十三卷)，大连辽东书社，1934年《四库全书原本提要》(据盛京文溯阁本编纂) ，辽海书社排印本，1934年《东北通史》（上编六卷），五十年代出版社排印本，1936年《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38年《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中国史》，重庆正中书局，1942年《东北文献丛书》 1942年《辽海书徵》二册，东北大学石印本，1943年《东北文献零拾》一册，东北大学石印本，1943年《东北古印钩沉》一册，东北大学石印本，1943年《东北要览》，三台东北大学排印，1944年《辽海引年集》(此集是金静安先生友人为庆祝他六十生辰而编写的) ，和记印书馆排印本，1947年《满文老档》，1947年《内阁大库史料(明代)》两册，沈阳博物院排印本，1949年《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明代）二册，沈阳东北图书馆，1949年《五千年来中朝友好关系》(主编)，1951年《太平天国史料》（与田余庆等编），中华书局，1955年《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科学出版社，1956年《静晤室日记十册》（附索引一册），辽沈书社，1993年《千华类稿》（杂著及诗），1945年编，稿本未刊
《考古》《寻根》（这个主要针对民俗文化现象）
考古工作主要有：秦始皇陵的勘察和陪葬墓、兵马俑坑等的发掘，西汉诸陵的调查、发掘，六朝陵墓的调查和若干帝陵的发掘，北魏永固陵的发掘，唐代和北宋诸陵的调查，以及南唐二陵、西夏王陵和明定陵的发掘。此外还发掘了大批各时期官吏、地主以至贫苦平民的墓葬。通过这些工作，详细考察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葬制的发展变化，有助于增强人们对不同时期社会生活的具体了解。手工业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考古研究，是在有关科技部门的密切配合下进行的。所做工作主要有：发掘汉代及其以后时期的冶铁遗址，并对出土的铁器作系统的工艺考察，揭示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巨大成就；对历代瓷窑遗址进行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结合工艺考察资料，研究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历史，探讨不同窑系的烧制技术和产品特点，并结合各地墓葬出土的瓷器，进行瓷器器形和纹饰演变的分期断代研究。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发掘，也取得了重要收 《考古学报》 《考古学报》 获。
以上是李锦山先生根据调查所撰写的《中陈郝瓷窑遗址》。1987年9月1日至10月25日，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和枣庄市博物馆联合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由于遗址面积较大，发掘分南北两区进行，北区位于村北100米处，东临蟠龙河，共开5×5米探方八个，编号为T1、60、89、135-138、160。南区位于村南中陈郝小学东，共开5×5米的探方三个，编号为T51、125、126。实际发掘面积198平方米。这处遗址的发掘报告发表在1989年《考古学报》第三期。题目为《山东枣庄中陈郝瓷窑址》（P383），由于此报告内容较多，现只将报告的“结语”部分摘录如下，以供研究者参考。结语 中陈郝瓷窑遗址堆积时间较长，出土的遗迹和遗物都较丰富，根据地层堆积遗迹的地层关系和出土物的不同，我们把中陈郝瓷窑址分作六期，对各期年代作如下推断。第一期：地层堆积为北区第6层，出土瓷器有ⅠⅡ式碗和胡人头像；出土窑具为Ⅰ式三足支钉筒状支具和不规则形窑具等。其中 Ⅰ式碗和临淄北朝崔氏墓出土的碗接近，Ⅱ式碗和山东大学新校西门北齐墓出土的碗十分类似，高鼻深目的胡人头像与青州北齐武平年间的石窑墓中线雕的胡人像风格相同，Ⅰ式三足支钉在淄博寨里北朝瓷窑遗址中也有出土。因此，第一期的年代大约是北朝晚期。第二期：包括北区第4、5层和H4、C1、Y2等遗迹。出土瓷器的组合为Ⅲ、Ⅳ式碗，Ⅰ式罐，Ⅰ、Ⅱ式盘，Ⅰ式盆，Ⅰ、Ⅱ式高足盘，Ⅰ、Ⅱ式钵、杯，Ⅰ、Ⅱ式盘口壶，Ⅰ式器盖砚；出土窑具的组合为Ⅱ、Ⅲ式三足支钉，Ⅰ式支柱，Ⅰ式托座，Ⅰ式匣钵、垫圈、五齿支具和蹄足卯模。瓷器、窑具种类齐全，与其它隋代瓷窑遗址出土的瓷器，窑具十分接近。T138第5层出土的一枚隋“五铢”铜钱，为该区的断代提供了较可靠的证据。出土物中的Ⅲ式碗跟济南洪家楼隋墓出土的瓷碗一致，Ⅱ式盘口壶与嘉祥英山隋开皇四年徐敏行墓，曲阜宋家村隋代窑址出土的 系盘口壶完全相同，圆形多足砚也是隋代常见的器物。因此，第二期的年代应为隋代，其下限可能到唐代初期。第三期，其堆积为北区第3层，遗迹有Y1和H1-3。出土瓷器的组合为Ⅴ式碗，Ⅱ-Ⅴ式罐，Ⅱ、Ⅲ式盆，Ⅲ式盘，Ⅰ式瓶、执壶、水盂；出土窑具的组合为Ⅳ式三足支钉、Ⅱ式支柱、Ⅱ式托座、Ⅱ式匣钵、垫饼。虽未发现可资断代的文字资料，但所包含的瓷器，在山东地区的唐代墓葬和遗址中经常出土。Ⅴ式碗跟山东大学新校汽油库发现的唐墓中与三彩足罐同出的碗近似，执壶Ⅰ式瓶等都是唐代中晚期常见的典型器物。因此，第三期的年代大体可以定为唐代，其下限可能晚到五代。第四期：地层堆积为北区第二层，包含的遗迹有M1-3。出土瓷器有Ⅵ、Ⅶ式碗，Ⅵ、Ⅶ式罐，Ⅲ、Ⅳ式钵、壶，Ⅰ式灯和埙；出土的窑具有Ⅴ式三足支钉、垫饼和垫板等。M1中出土的咸平元宝祥符元宝铜钱M3中出土的熙宁元宝铜钱，均北宋所铸。瓷器中的Ⅰ式灯和淄博磁村瓷窑址出土的北宋时期的灯相同，Ⅵ式罐，Ⅲ、Ⅳ式钵也是北宋墓葬中常见的典型器物。因此，我们初步把第四期定为北宋时期。第五期：发掘中未发现层堆积，仅有南区Ny1属于这一期。出土瓷器的组合为Ⅷ、Ⅳ或碗、Ⅷ式罐、Ⅳ式盆、Ⅳ式盘、Ⅰ式鸡腿瓶、缸和Ⅱ式灯；出土窑具的组合为Ⅲ式Ⅳ式托座、Ⅲ式匣钵、圆座状窑具等。NY1的平面形状乃至大小都与山东淄博磁村金代瓷窑炉十分相似，出土的瓷器和窑具有金代瓷器和窑具的特征。因此，第五期的年代应为金代。第六期：包括南区第二层堆积及NF1、NC1和NH1等遗迹。出土瓷器种类较多，其组合为X1、XⅠ、XⅡ式碗，Ⅸ、Ⅻ式罐、Ⅴ、Ⅵ式盆，Ⅴ、Ⅵ式盘，Ⅴ式钵，Ⅱ式鸡腿瓶，Ⅱ式瓶，Ⅱ、Ⅲ、Ⅳ式器盖，Ⅲ式灯小瓶、人物像、骑马人物像、狗和棋子；出土的窑具组合为Ⅴ式托座、圆箍形支具、钵形窑具、盘形窑具、火照、杵等。瓷器中不但有日常生活瓷器，而且还出现了许多瓷玩具。山东地区其它元代窑址出土的瓷器也具有这种特点。其中Ⅵ式盘小瓶跟淄博元末明初玻璃作坊遗址出土的瓷盘和小瓶风格相近。骑马人物像的人物造型和服饰都具有蒙古族和蒙古族服装的特征，是元代造型中常见的形象。因此第六期的年代应为元代。 中陈郝瓷窑址烧造瓷器的时间，上自北朝晚期，下迄宋元，前后近千年。地层、遗迹叠压，打破关系清楚，出土遗物丰富，在北方地区的古代瓷窑遗址中尚不多见。各期瓷器和窑具的特点明显，为山东境内其它地区发现的古代瓷器和窑具的断代提供了可资对比的资料。T137内发现的北朝晚期地层，是山东地区首次明确的发现，也是北方地区古代窑址的重要发现。虽然出土物较简单，也未发现窑炉等遗迹，但出土的扁平三足支钉和筒状窑具较多，证明早在北朝晚期这里已开始烧造瓷器。瓷器中的碗，胎体厚重，胎质粗糙，含有较多的砂粒和铁质，底子留有线割的痕迹，证明是一次拉坯成型；造型浑厚，均为青釉，内施全釉，外施半釉，施釉方法主要有蘸釉和涮釉两种；釉汁不纯，含杂质较多，厚薄不均，且色调灰暗；内底多留有三足支钉烧痕。和同期窑具结合分析，这时期的装烧技法主要流行底层用筒状支柱，上部叠放器物，器物与器物之间垫三足支钉的裸烧法。Y2的发现，是这次发掘的重要收获之一。Y2不但是地层关系明确，而且出土较多典型的隋代瓷器和窑具。根据其窑灯、窑壁倒塌的痕迹，大体上可以复原。这是北方地区的首次发现，为探讨我国早期烧瓷窑炉结构和装烧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第二期瓷器齐全，既有生活用具碗、杯、罐、盆、盘、高足盘、钵、盘口壶等，也有文房用具砚等。胎质细腻，厚薄均匀，器表修整较光滑，造型规整端秀。碗、罐、盆、杯、壶等，都有较高的实足，足底周边削棱一周，足心内凹，是这时期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碗、盆、杯多是深腹，壁较直。罐多是直口，肩安四个与口沿平齐的复式耳，椭圆腹。盘口壶是这期典型的器物，装饰简单，多数仅在口沿或肩部饰一至三周凹凸弦纹。釉色有青绿、青黄之分。青绿釉器、釉层较厚，釉面较洁净光亮，多有垂釉和积釉现象，积釉深处多呈天蓝色或深绿色，可能是烧成温度较高所致。青黄釉器，釉层较薄，胎釉烧结不好，多有脱釉现象，第二期的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圆柱形支柱、匣体和垫圈等。结合同期瓷器上的烧痕和粘在瓷器上的三足支钉、支柱、垫圈等分析，其装烧方法仍流行前期的叠式裸烧法。有一些釉色较好的小型器物，如碗、杯等，可能是装在匣体内烧成的。第三期的瓷器主要有碗、罐、盆、盘、壶、执壶、水盂等。瓷器胎体厚重，胎质较粗，含细沙粒较多，呈砖红色或青灰色，造型由前期的修长变得矮肥圆浑。碗多圆唇、敞口、浅腹和较矮的大实足，并出现了壁形足。罐、盆多为平底。釉色仍以青釉为主，出现了少量的褐釉，釉汗杂质较多，光泽度不如前期好，少数罐、壶、水盂的肩部有釉下褐彩斑饰。第三期的窑具主要有三足支钉、支柱、托座、垫圈和匣体等。和前期相比多变得粗矮、宽肥，可能是与瓷器造型变得矮肥有关，但其装烧技法没有大的变化。属于第四期遗迹的M1和M2，墓葬用窑具砌成墓圹，颇具特色。第四期的瓷器主要有碗、罐、钵、壶、灯等，胎体比较薄，多呈乳白色或肉红色。瓷器造型比较轻巧、规整，碗、钵等流行宽圈足。四系罐明显减少，多见双系，为条形或宽带形，有的没系。釉色以白釉为主，青釉次之，也有少量的褐釉。白釉器多施护胎釉，但烧结不好，脱釉现象较严重。常见刻花、剔花或印模等装饰。第四期的窑具主要有小型支柱、三足支钉、垫板和垫钉等。结合同期瓷器上的烧痕推测，这期的装烧技法主要流行层层隔烧法，即利用小型支柱，支撑垫板四角，垫板与垫板之间放置瓷器，瓷器与垫板之间用垫圈或垫饼固定，瓷器与瓷器之间用三足支钉或垫钉隔开。第五期遗存发现了NY1。窑炉中出土的碗、罐、鸡腿瓶、缸和灯等，胎体较厚，火候较高，多呈灰褐色，造型粗犷，大小不甚规范，和前期瓷器造型的差距非常明显。碗、盆、盘等多敝口、斜壁，腹较深，圈足较高且外撇，中心有一突起的小乳钉，内底有较大的刮圈，口径与足径之比7:1，通高与足高的比较为6:1。盆折沿较宽，底多凹呈璧状。鸡腿瓶是这期新出现的器物，肥硕浑圆，釉色以白釉为主，黑釉次之，青釉较少。施釉方法除常见的蘸釉、涮釉外，还有刷釉，流行白釉黑花装饰，内容有鱼、花草、波浪等。第五期的窑具以托座和匣体为主，其次为圆垫饼、垫圈等。结合同期瓷器上的烧痕分析，这时期可能主要流行用托座托烧和匣体装烧两种，前者仍是一种叠式裸烧法，推测可能将托座放在窑床上，然后在托座上叠放较大的器物，如罐、盆等；后一种匣体装烧法虽然出现的时间较早，但到这时才流行起来。匣体多呈桶状或盆状，底部有孔，可能多是装烧碗、盘之类的瓷器，这些器物内底有刮圈，装烧时可以直接叠放在一起，不用其它垫具隔开。刮圈新工艺的出现，可以提高烧造瓷器的产量和质量，消除了内底的支烧痕。第六期瓷器最为丰富，其中有生活用具碗、罐、盆、盘、钵、瓶、鸡腿瓶、缸、器盖、灯和玩具小瓶、人物、动物、棋子等。胎体多轻薄，胎质细密，呈白色或肉红色。器物造型规整，富于变化，同一种器物不但有大小的差别，而且也有造型上的不同。碗的造型基本同前期，但辞圈明显缩小，显不如前期稳重，口径与足径的比例为3:1，通高与足高的比例为11:1。瓷玩具较多，皆小巧玲珑，动物、人物生动可爱，釉色以白釉为主，黑釉次之，褐釉和青釉少量。釉质较纯正，光泽度较好。白釉器上流行墨绘和题诗，绘画内容主要有弦纹、波浪纹、牡丹、荷花、兰草等，运笔度较好，显得生动而富有生活情趣。这一时期仍流行托烧法和匣体装烧法。参加中陈郝瓷窑址发掘的有宋百川、刘凤君、郭景新、李光雨、徐加军、石敬东、赵天文、冷艳燕、郑岩、徐龙国、陈永刚等同志，领队宋百川、刘凤君，器物摄影刘统爱，本文执笔刘凤君、宋百川、徐龙国、郑岩、冷艳燕。通过以上摘录和中陈郝瓷窑遗址的文物调查及考古发掘的结语，我们可知此遗址延续时间长（从北朝到金元）达千多年，面积大（约4至5平方公里），出土文物多（仅1996年，该村村民在建房时，一次就出土瓷碗312件，筒式匣钵两个）。平常征集的就更不胜枚举，仅“鲁南民俗馆”李天丰同志在社会上征集的瓷玩具就达百件以上。更可喜的是，他征集到了中陈郝遗瓷窑烧制的动物交媾的小动物玩具，这可真是少有的发现。从他征集的动物玩具看，中陈郝烧制的瓷玩具，形象独特，造型逼真，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从而可以看出，中陈郝烧制玩具的技艺是十分精湛的。由于烧瓷业的不断兴旺，中陈郝在这一阶段，也就成了这一地带（邹、滕、峄）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当时的皇权机构，在这里设立了“巡检司”，知县张栾建，隆庆间知县王琰，设陈郝集公馆，内额省方亭，今废。开设了集市贸易，烧香拜佛之人来往不绝，现在传说中的“九庙”还仅存一庙，即奶奶庙，还依然享受着人间烟火。十桥中的一桥即罗锅桥，依然承受着人来车往之役。七十二座罐瓦窑，已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枣庄博物馆解剖数座。埋藏地下千多年之久的各类瓷器又重见了天日，从而又依希再现了当年这座古村镇的光彩。古老的中陈郝，又招来了瓷器考古者不断光顾，仅日本瓷器考古的学者，不论是官方还是私人，多次来此考查，为瓷器烧制业的研究，提供了一所宝库。
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先说一下新时期时代：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 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 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 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2～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参考书目: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
我觉得易经是一种哲学。如果你相信这门哲学，你就会认为这门哲学是科学的，其他哲学是迷信的。就像佛教徒不会相信太上老君一样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能够存在几千年我想是有很大的道理的，不要老是那中国的传统哲学当迷信来看带，要知道它们也我们老祖宗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总结的思想精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数千年的实践,相信他是有科学根据的!还有就是它是哲学，不要老是把他看成算命之类的!
有，而且非常的 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K85 文物考古类 文物 考古 考古学报 考古与文物 中原文物 华夏考古 东南文化 敦煌研究 中国历史文物 四川文物 江汉考古 农业考古 故宫博物院院刊 北方文物这些都是中文核心期刊
《龙与中国文化》，三环出版社，1990年。《秦汉时代的中国西南》，天地出版社，2000年。《汉代画像石棺》，巴蜀书社，2002年。《中国汉代の画像と画像墓》（全2册），日本庆友社，2002年。 主编《追访逝去的世界》丛书（9种），重庆出版社，2001～2002年；编《中国新石器时代资料集成》(全5册)，日本京都大学，1995年。副总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其中作为第七辑《西南考古文献》（全10册）主编。 《试论古代墓葬中龙形象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1986年1期。《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系与分期》，《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12期。《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1期。《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1期。《试论中国南方的岩洞葬》，《考古》2000年6期。《中日古代稻作文化——以汉代和弥生时代为中心》，《农业考古》2001年1、3期。《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4期。《中国西南汉代画像内容分类》，《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1 期。《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模型》，《考古》2003年4期。 《试论古代墓葬中龙形象的演变》，《四川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1期。（《全国大学文科学报文摘》1986年4期摘要该文）《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第，1987年，四川大学出版社。(合作，第一作者)《四川崖墓开凿技术初探》，《四川文物》1987年2期。《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88年2期。《成都地区出土卜甲的初步研究》，《考古》1988年12期。《成都指挥街唐宋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二辑，1990年，四川科技出版社。(合作，第一作者)《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论西汉时期中原地区的崖墓》，《考古与文物》1991年3期。《“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古调查》，《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第，1993年，四川科技出版社。《论鄂西地区夏商时期的文化》，《东南文化》1994年1期。《汉晋时期の中国“西南シルクロ－ド”》，《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3集，1994年，日本龙谷大学。(日文)《中国新石器时代の时期区分につぃて》，《大阪文化财研究》第8号，1995年，日本大阪文化财。(日文)《中国新石器时代の文化区系と分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资料集成》，日本京都大学东南ァジァ研究センタ－，1995年。(日文)《中国陕西省出土钱树佛像考》，《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6集，1997年，日本龙谷大学。(日文)《秦汉时代における中国西南地域の民族》，《东南ァジァ研究》第35卷3号，1997年，日本京都大学。(日文)《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系与分期》，《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陕西城固出土的钱树佛像及其与四川地区的关系》，《文物》1998年12期。《试论青衣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期。《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0年2期摘要）。《汉代画像石棺研究》，《考古学报》2000年1期。《中国西南地区古代的系绳石刀》，《四川文物》2000年2期。《中国初期佛像与西南地域文化圈》，《世界文化と佛教——山田明尔教授还历纪念论文集》[日本]永田文昌堂，2000年。（日文）《试论中国南方的岩洞葬》，《考古》2000年6期。《中国西南地区汉代画像墓与豪族》，《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略论贵州清镇汉墓出土的早期佛像》，《四川文物》2001年2期。《中日古代稻作文化——以汉代和弥生时代为中心》，《农业考古》2001年1期。《中日古代稻作文化——以汉代和弥生时代为中心(续)》，《农业考古》2001年3期。《四川青川秦律与稻作农业》，《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4期。《巴蜀文物考古图》，《文史知识》2001年7期。《四川汉代砖石室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1年4期。《巴蜀文物考古略述》，《两岸资讯社会的史学应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铭传大学通识教育中心，2001年7月。《重庆云阳县李家坝Ⅰ区水田遗址发掘简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系、重庆市文化局、云阳县文管所），《考古》2001年11期。《云阳李家坝10号岩坑墓发掘报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管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甲种第一号，科学出版社，2001年。《云阳李家坝37号岩坑墓发掘报告》（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管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甲种第一号，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西南汉代画像内容组合》，《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1期。《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1期。《中国西南汉代画像内容分类》，《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1 期。（《人大复印资料·造型艺术》2002年3期转载）《四川汉代画像墓与神仙方术和早期道教》，《神话、祭祀与长江文明》，文物出版社，2002年。《巴蜀文化的瑰宝——云阳李家坝遗址》，《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黄伟、罗二虎）《中国南方谷物加工工具——杵臼的两个系统》，《考古与文物》（增刊），2002年。The Paddy Field Remains at Lijiaba Area Ⅰ in Chongqing, CHINESE ARDHAEOLOGY,volume2,20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汉代模型明器中的水田模型》，《考古》2003年4期。《初论晚期巴文化的类型》，《重庆2001年三峡文物保护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四川南溪长顺坡汉墓画像石棺考释》，《四川文物》2003年6期。《晚期巴文化李家坝类型初论》，《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5期。《重庆云阳县李家坝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6期。《中国古代系绳石刀研究》，《考古学集刊》（第十四集），考古杂志社，2004年。
13、故宫博物院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