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报2021年第二期

新世纪伊始，江川县李家山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李家山为什么会获此殊荣，让我们看看作者所知的一部分资料：1972年春，在李家山发掘战国至东汉古墓27座，出土文物1300多件，闻名遐迩的牛虎铜案出土于24号墓。这次发掘虽然是在“文革”中，但是发掘一公布，就轰动了海内外。1989年江川县人民政府将李家山公布为江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隆冬至次年初夏，又对李家山进行大规模发掘，发掘古墓50余座，出土文物2000多件。1993年1月，李家山发掘被国家认定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993年，中国文物精华展在上海举行，国家文物局指定云南省送展李家山文物。“十一”国庆，李家山15件(组)文物被置于上海博物馆显著位置展出，又一次轰动海内外；1993年11月，李家山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内人都说，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1999年，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赴美国巡展，其保险金额达1000万美元；在我省被定为国宝级的5件文物中，李家山有2件。据专家探测，李家山大约有古墓200余座。仅从已发掘的80余座来说，其青铜器数量之多，文物价值之高；其表现形式之特，文化内涵之深；其制作之精，工艺之绝，在当今也属罕见。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李家山埋藏着古滇国的灿烂文明! 李家山就在星云湖西岸之滨。作者之家也在星云湖畔，相距大约十公里。李家山出名后，近三十年，我先后数十次登上李家山。在山上山下进行过多次观察。李家山位于江川县城之北约十五公里处，是星云湖畔多依山的支脉，山势东南走向，海拔1778米，山脚至山顶高差约60米。登上李家山，前方海阔天空，星云湖尽收眼底；后面靠山厚实，多依山蜿蜒巍峨。李家山，有人叫它为虎山。李家山就是虎头，多依山是虎身，你看它像一只下山猛虎，凸腰缩背俯视着星云湖，好像随时准备咆哮着冲向湖中；有人说李家山像一把巨大的顶天立地的交椅，多依山是靠背，李家山是右侧扶手。从远处看，李家山确实并不起眼，相貌平平，它不能算雄伟，它在周围众多的连绵起伏的群山中，甚至于显得矮小平庸；它也谈不上秀丽，山上有稀稀疏疏的几棵树，也不是什么古树名木。如果把李家山看作一只虎，那么虎头下有早街，虎腹下有海西，虎尾处有西山这三个村落。李家山东北方一公里处就是龙街。龙街是一座古城。汉代时的俞元县，县治到底居何处，众说纷纭，特别是随着抚仙湖水下建筑的发现，“俞元县城何处在”变得扑朔迷离。作者1985年曾著文提出俞元县治就在龙街，但毕竟是一家之言，而且身卑言轻，不作定论。俞元县到了唐代改为绛县，绛县县治就是李家山下的龙街，这无争议，早成定论。龙街古名碌云异城，旧有八景，其中有两景直接与李家山有关：一曰：峭石温泉。李家山下，怪石峥嵘，峭拔绝伦，温泉出于其下，清透见底，游人争相沐浴，浴后清爽无比。其原址已被多年从李家山冲下的泥土掩埋，今温泉并非原景，水温也今不如昔。今日李家山下，由西向东北，一字排开一串水泉，有温泉，有暖泉，有冷泉，却也有趣。早街街心有一口泉，常有汽泡上冒，像一串串珍珠在上升，人称珍珠泉，夜深人静时，时断时续的冒泡的波波的响声，像是一对情人在喃喃私语；海西村内有一泉，分段为饮水井、洗菜井、洗衣井。在饮水井内，有黑色之鱼无数，鱼不怕人，任凭观赏；奇的是，如果有人撒予葵花籽，鱼群成堆，争相抢吃，这倒也罢，怪的是不一会，只见一个个鱼从嘴里往外吐瓜子壳。村人们说，此鱼猫不敢吃，狗不敢闻，人吃了生病遇灾，还举了不少实例，不由人不信!人们还说，此鱼生不见卵，死不见尸，长生不老，将其称作神鱼，敬若神明。李家山二景曰：云集晓钟。西山村后半山上，旧传常有瑞云集于此，唐建云集寺。白云深处天将晓，寺僧击钟，声闻遐迩。其音清雅悠然，聆之有超凡脱世之感。原寺已毁，现重建。千百年来，李家山下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世代代厮守着这座宝山，相安无事。作者在李家山成名后到龙街下乡，曾打听过李家山的过去。老人们告诉我，他们听老人们说过，古时候那里是一个古战场，诸葛亮带兵在那里打过仗。那里死过不少将军和士兵，留下了不少尸体和兵器。这个世代相传的说法，让人们千百年来就对李家山有一种神秘感。江川李家山与晋宁石寨山相距并不远，直线距离不过二三十公里。晋宁石寨山与江川李家山为同时期古墓群点。石寨山发掘早而成名早，因出土滇王之印而名满天下。李家山与石寨山之间，距李家山数里之遥还有两座山，也曾出土了一些青铜器，出土器物的文化内涵与李家山的颇为一致，年代也相似。此地有一山，因山形像瓢而名瓢山，我到那里下乡，老人们告诉我，此地盛传“找着瓢山洞，金子银子驮不动”的民谣，不知是否也与地下埋藏有关。过去的李家山，草木丛生，坟墓林立，野兽出没，人迹罕至。让人有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人们偶尔会在山上发现一些青铜器和玉饰品，但认为这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大都当作不祥之物，一丢了之。只是觉得印证了老人们的关于古战场的说法，不当一回事。 时间推移到了1965年9月。人们响应伟大领袖“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向荒山进军”，在李家山上挖大寨田。一批青铜器重见天日。人们把这些“东西”像在地里掏出藕来堆藕一样堆到地头，收工时有兴趣的留下，像分柴火一样按人掰成几份，各人丢在畚箕箩筐里弄回家。听说龙街供销社门市收购废旧铜铁，就当作破铜烂铁背到那里，两三块钱一公斤称给人家，得一点钱作为贴补油盐家用。值得庆幸的是，龙街供销社有一位职工算是有一点基本的文物常识，他虽然不完全懂得这些“破铜烂铁”的确切价值，但他认为这可能应该算是文物，随即告诉了县文化馆，馆里也告诉了省博物馆。可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人们哪里顾得上这种事。这事就像在星云湖里丢了块石头，很快就被淹没了。次年，农民们大战李家山，又有更多的青铜器被挖出。文化馆的同志去看了后，又报告了省博物馆。省博物馆告知了正好在江川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简称‘社教’或‘四清’)运动”的张增祺老师。张增祺老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毕业后分在云南省博物馆工作，听到这一消息，立即赶到现场。李家山出现的一切，让这位北大高材生大吃一惊而又大开眼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片埋藏着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的古墓地。凡梯田所及的较浅层的墓葬，文物暴露无遗，已经被无意间破坏；被像挖山洋芋一样挖出的成百上千件文物，被像堆包谷似的堆在山下生产队公房里。张老师感到事态的严重，立即信手抓了几件标本，赶回昆明省馆汇报。馆里“大革命”轰轰烈烈，大字报铺天盖地，当权派朝不保夕，文物发掘工作也无人顾及。张老师只是一阵叹息，赶回江川，呼吁进行保护。那些被挖出的文物，以三四元钱一公斤的调拨价上交给了省博物馆。六年之后的1972年，全国各项工作有了一些转机，文物发掘工作被列上议事日程。1月18日，元旦刚过，由张增祺任领队，有孙太初、王大道、熊瑛、张永康等人参加，邱先充、阚勇、白文祥、熊永忠等先后短期介入，县文化馆李茂兴自始至终参加的联合发掘队进入现场，进行正式发掘。发掘于当年5月中旬结束，分三段进行，期间因春节等因素停顿过两次，实际工作两月多。发掘战国至汉的古墓27座，出土文物1300多件。在发掘过程中，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李家山观看。作者当时正好读大学，当年2月底上昆明路过李家山，客车停下，我和大家一口气爬上李家山，看到发掘队的老师们在一个很大很深的墓坑里，小心翼翼地清理露土的文物。当时条件很艰苦，发掘队的老师们就住宿在当地农民家中。发掘出的文物存放在生产队干部家中。发掘队离开时，将文物装箱后全部运往省博物馆收藏。请早街一位老农代为看护李家山。1973年，江川县文化馆应群众之要求，与省博物馆联系，曾借出文物100余件，在老戏院(后为印刷厂和幼儿园)的戏台上搞了一次展览，作者学的是历史，对文物有一定兴趣，当时正好是假期回家，由故乡专程前来观看。展出结束后，将文物装入箱内，放在文化馆的楼梯下，后搬入一职工的床下，人们到那玩时，从床下拖出来作扑克桌。1978年如数交还省博物馆。1973年，云南省博物馆举办“云南省青铜文物展览”，展览会的会徽图案就是李家山出土的牛虎铜案(当时好像叫铜牛虎案)。展出的文物中，李家山出土文物占了一大半。我们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学员，全部都去观看了展览。同学们知道李家山就在我的家乡，很是羡慕，我也很是自豪了一阵。后来，牛虎铜案被作为滇文化的象征，其复制件置于北京人民大会堂云南厅，其大型雕塑立于云南省博物馆前。1975年，全国性文物核心期刊《考古学报》第二期，全文发表了张增祺、王大道两位老师执笔撰写的《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图文虽然排得很紧，但还是占了该期杂志的大半本，这是没有先例的。《报告》刊出后，李家山在海内外一鸣惊人！1984年，我担任江川县史志办主任，主编《江川县志》。我想如果《江川县志》不写李家山，就不叫《江川县志》。当时我想调查了解有关李家山文物发掘的事，并想要几张出土文物的彩色照片用在《县志》上。为此，我约了县文化局的同志一道于1984和1985两年内三上昆明到省博物馆交涉，找了领导和有关人员，几经周折，好话说尽，最后花了80元钱(我当时的月工资是47元)买了三四张照片，是黑白照片，而且没有底片。我们点名想要的牛虎铜案等照片，连影子都没见到。省博物馆将照片拿给我们的同时还说，因为文物是在你们县出土的，又是因公需要，所以优惠价卖几张给你们，要是外地的，还不卖呢!我当时打听了一下，一个牛虎铜案的复制件要多少钱，他告诉我，石膏复制件大约在上万元。是我当时的二十年工资之和!这给我上了很生动又很难忘的一课，让我真正开始懂得了文物的价值! 1991年夏，李家山下的温泉村，请了玉溪地矿局区调队指导在李家山上探测硅矿，村民们挖探矿槽，有一条探矿槽直达李家山顶，经过山顶南端，一个中型古墓暴露无遗，当即发生哄抢文物事件。后经县文物管理所多方查询，追回了一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物。在此后一度时间里，李家山盗墓事件时有耳闻。山下一带，传说着“要想抱个金娃娃，李家山上去挖挖”!李家山古墓群的保护引起了县里的重视，有关专家对李家山进行了详尽勘测，认定李家山还有为数不少的古墓。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云南省考古所张新宁老师带队，由省考古所王桂蓉、杨帆、张聪；地区文管所杨杰、马勇昌等；还有从江川有关单位部门抽调了刘学义、伏汝祥、赵运宇等组成联合发掘队，于1991年12月19日开始，对李家山进行第二次发掘。作者时任中共江川县委副书记，主管宣传意识形态，联系教科文卫方面工作。当时主管文卫的副县长在省委党校学习，文化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文物方面的事，文化局找我较多。发掘期间，我多次前往李家山，有时三天两头跑，有时是去查看解决发掘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时是陪上级领导去参观，忙个不亦乐乎。当时，人们对文物的价值的认识也不可和第一次发掘的“文革”时期同日而语。这次发掘出大量的珍贵文物，特别是大量金器的出土，“江川李家山挖出金娃娃”的消息，一时传遍了滇中山山水水，不仅江川，连昆明，还有其他地州的人们也在传播，不少人还专程跑来观看。李家山上像是赶街一样，随时都有人上上下下，山上经常人满为患。一座古墓起土所要时间并不是很长，而清理墓葬需要的时间更长更多。一座大墓往往要十天半月才能清理完，这工作又不能急，只能按部就班慢慢来。那时我常去那里，今天去，是这样，明天去，差不多，后天去，变化不大。这种长期的露天工作，给安全保卫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问题。我很是焦急。为了确保文物的安全和挖掘工作的顺利进行，我去给县公安局商量，调派了一位绰号叫“黄大炮”的科长，率几位得力的干警(还是武警?)背着冲锋枪在李家山上日夜守护。时值隆冬，天寒地冻，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不巧的是，遇上了一段阴天，北风寒雨，实难忍耐。我又到当地驻军找首长商量，借来了军用帐篷，守护条件才有些改善。1992年1月，已发掘出土的上千件文物装箱堆放在山下一幢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春节很快就要到了，发掘队的人们也要放假回家过年。山上山下，尤其是山下已装箱的文物的安全令人堪忧。为了避免万一，县委县府几位领导紧急商定，于1992年1月15日晚，由我率县公检法司的二十多位干警，全副武装，晚饭后赶到李家山，将已装箱的文物上锁，贴上县人民政府的封条，装上警车，连夜押运回县城，存放在县档案馆。在发掘期间，作者多次请教发掘队领队张新宁老师。我说，按原来的说法，滇王之印出土于晋宁石寨山，也就是说，滇王墓地就在石寨山，李家山与石寨山为同时期墓地。那么，李家山只是滇王属下的一个贵族的墓地。可是，这次发掘，李家山又出土了这么多的高规格的文物，这是否可以说李家山也是一个滇王的墓地呢?张老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李家山出土了这么多的铜鼓和高规格的青铜器，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了石寨山，可以肯定地说：李家山也是古滇国的一个王族墓地。在从战国到两汉的几百年间，该有几十上百个滇王吧!滇王之印是西汉时中央王朝所赠，这颗印出土于石寨山滇王之墓，但滇王不是只有一个；就像皇陵不止一处一样，滇王墓地也不止一处，李家山肯定也是一处滇王的王族墓地。我们还谈到了一些出土文物。张新宁老师信手拿起一个金剑鞘对我说，这种金剑鞘，当年晋宁石寨山好不容易见了一个，破朽得不成样子，花重金送到故宫博物院请老师修复，用了两三年，修复后用一个盒子装着拿回来。李家山这次出土这么多个，而且保存完好，二千来年了，还是金光灿烂，熠熠生辉!弹性韧性都很好，这确实难得!?对出土文物的研究证明，李家山滇国王族墓地的时代从战国后期一直延续到东汉初，与石寨山相始终。所要指出的是，从“两山”的出土文物来看，李家山自战国后期就已进入青铜文化的兴盛时期，随葬品数量多质量高的大墓层出不穷；但同一时期的石寨山，仍以几件大多是陶器为随葬品的小墓为多见。到了西汉，“两山”并驾齐驱，同处于青铜文化的繁荣时期；西汉中期，石寨山有了某种想要超过李家山的迹象，但到了东汉初，石寨山已明显衰落，而这一时期的李家山仍有不少规模较大的墓葬涌现，出土的青铜器也更多地保存了原滇国的风格。专家推断，李家山较石寨山繁荣时间早，衰落时间晚，中间从未中断。这充分说明，滇国统治者先发迹于李家山一带，后来由于某种原因曾将滇国中心移向石寨山一带。当西汉中央王朝灭滇国时，滇王残余势力又退回李家山一带，直到中原王朝推行郡县制最后取代滇王政权。可以肯定地说，李家山自始至终都是滇国的中心地带。 1992年3月，李家山的发掘工作告一段落；4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专家对李家山的发掘工作进行了验收。7月，将放置在县档案馆的李家山出土文物移至县人民武装部办公楼进行整理。令人头疼的是，自从发掘队撤下山来后，盗墓贼上山盗墓就从未间断过。有一次我和张增祺老师交谈，他给我说过这么一件事。他有一位在美国的同学写信给他说，美国一个文物出售店在出售李家山文物，不知是否真假，如果是真的，他想买下来。并随信寄来了实物的照片，请张增祺老师鉴别。对李家山文物很有研究的张老师一看就知道实物是“真家伙”。但不好复信，如说是真的，我们的文物管理工作何等糟糕；如说是假的，又觉得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和老同学，只好保持尴尬的沉默。1993年3月31日《云南经济报》报载：李家山出土的“一座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干栏式小屋，人居其上，畜居其下，内有数人或立或坐，造型生动，神态毕肖的青铜民居，马仔出了200元购去，而当出现在香港的拍卖市场时已标价600万港币，这位香港老板还算有良心，他转告大陆文物部门，优先让大陆购回，期限为一年，一年后不再恭候。然而商人毕竟是商人，毕竟是以牟利为目的，钱是一分也不肯少的。”有一天是星期天，县公安局局长罗晓杰来找到我，他说出了点小事，来找我汇报。事情是这样的：李家山盗卖文物屡禁不止，甚至于越演越烈，在李家山附近经常有倒卖文物的非法交易在暗中进行。根据线索，公安局安插可靠之人打进其内部，掌握了这天晚上要在江城进行文物交易，公安局提前到达预定地点埋伏，但买文物之人非常狡猾，临时又变更了交易地点。新地点地形复杂，在围抓犯罪嫌疑人时，由于对方有人抗拒，公安干警被迫开枪，子弹从一犯罪嫌疑人的后背进入，从前胸穿出，现已送医院抢救，不知后果如何。主犯系外地人在逃。开枪之人是一个新同志，有思想包袱。我问伤了自己人没有，罗局长说，因天黑，安插进去的同志被误打了一拳，受了点轻伤，没事。我说，只要不伤着自己人就好。文物黑市交易是一种犯罪行为，在倒卖文物时因抗拒被公安干警击伤，是咎由自取。一度时期，江川文物黑市交易猖獗。因为文物倒卖，有死有伤，一个倒买文物的犯罪嫌疑人被杀死在侯家沟河埂上。1993年1月17日，《中国文物报》头版报道：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被列入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同年初，国家决定，中国第三届文物精华展首次(一二届均在北京故宫)出京在上海举行，国家文物局与上海博物馆共同拟定了文物调展名单，全国“展出近二百件(组)文物”，指定云南调展李家山15件(组)文物(其中有一组编钟是6件)，几占全部展出文物的百分之十。作者担任李家山文物送展组组长，带五人护送这些每件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乘火车送往上海参展。国家文物局张德勤先生在专为这次展览所出版的《1993·中国文物精华》一书的前言中指出：“西汉的贴金小铜鼓和纺织场面贮贝器，是云南江川李家山滇王国贵族墓葬出土的精品。贴金小铜鼓形制小巧玲珑，器表整体贴金，装饰工艺极为独特，是一件前所未见的上乘之作。纺织场面贮贝器，器身两侧以立虎作器盖，中央跽坐一女性贵族，周身贴金，身旁两女奴分别捧食盒，执华伞，外围多人从事纺织，形象生动，是滇族生活、生产活动的再现。”1994年4至5月，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并经外交部和广电部批准，云南省文化厅与日本国家NHK电视台商定，在对李家山85-87号墓发掘时，由NHK电视台进行实况拍摄。本人前期为之做了一些有关协调方面的事。发掘开始后，我调地区文联工作，还带文联的同志到李家山参观。也就在这段时间，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的“神州风采”栏目，到江川拍摄李家山出土文物等，市县有关领导叫我陪同，我随中央台栏目组的同志到江川跑了一段时间，完成了任务。后来，“神州风采”播放了李家山出土文物，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92年4月，李家山发掘工作基本告一段落，为了使李家山文物能够留在江川，为了便于利用，本人竭力倡导必须建设一个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在县委和县府有关会议上，本人多次提议，并说：“江川人就是脱裤子卖，也要建一个李家山博物馆!”为了立项和争取资金，本人和县有关同志穿梭于省地，找有关领导和部门，以求得支持和得到资金。一次我到地区找领导，一直追到地区体委，找到了时任地委副书记的王正培和副专员普朝和，两位领导都已听到了我的“就是卖裤子也要建成一个博物馆”的话，对我们的决心给予肯定。建设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后来得到了省地，特别是地区资金的大力支持。李家山博物馆于1993年底破土动工，1994年秋建成开馆，展出李家山出土文物200余件，成了全国第一个青铜器专业博物馆。在全国县级博物馆中是馆藏文物最丰富，文物价值最高的博物馆；成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人们到江川必去的地方之一。李家山自1972年首次发掘后，特别是1992年第二次发掘以来，随着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的不断提升，名气越来越大，看护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天底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天天在盯着李家山，有多少人对李家山文物垂涎三尺。省地(市)县对此都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和投入。我自1994年到地区文联工作以后，也还始终不渝地关注着李家山。我作为市政协常委，在有关会议上，进行呼吁，要求对李家山严加看护，严防不法分子偷盗李家山文物。我专门在市政协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加强对李家山看管的提案，参加了市政协组织的对李家山及其出土文物的保护开发的调查视察工作，并在市政协全会上，就李家山等的开发和利用作了大会发言。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现在已成立了李家山古墓群警卫中队，在山顶有看守房，山西南方有看守台。配备了强悍的警卫人员，足够的枪支、狼狗、通讯工具等，并建成了一个山上山下的联防系统。最近，李家山的保护开发利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的设想是，征地、建围墙、盖房子，建成一个著名的文化旅游点。现在，已经在李家山北部建成了一条从山脚到山顶的长约千米的比较壮观的石阶。人们要参观李家山，可以乘车到山下，沿石阶而上即可到达山顶。李家山向人们昭示：李家山有着一个光辉灿烂的过去！李家山有着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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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而且非常的 可以说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它能够存在几千年我想是有很大的道理的，不要老是那中国的传统哲学当迷信来看带，要知道它们也我们老祖宗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总结的思想精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数千年的实践,相信他是有科学根据的!还有就是它是哲学，不要老是把他看成算命之类的!

我觉得易经是一种哲学。如果你相信这门哲学，你就会认为这门哲学是科学的，其他哲学是迷信的。就像佛教徒不会相信太上老君一样

河姆渡遗址（Hemudu Site） 中国南方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余姚市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面积约4万平方米，1973年开始发掘。先说一下新时期时代：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 在考古学上是石器时代的最后一个阶段。以使用磨制石器（见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这一名称是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这个时代在地质年代上已进入全新世，继旧石器时代之后，或经过中石器时代的过渡而发展起来，属于石器时代的后期。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基本特征和分期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3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了陶器；出现了农业和养畜业。有的学者特别强调农业起源的意义，认为它才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说是新石器时代革命的主要内容。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的很长一段时期里没有陶器，因而被称为前陶新石器时代或无陶新石器时代；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的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发达。所以并不是3个特征齐备才能称新石器时代。 由于各地新石器时代的情况很不一致，所以没有统一的分期标准。有的地方分早晚两期，有的分早中晚3期。有的在晚期出现少量铜器但还不会有意识地制造青铜合金时，单独列出一个铜石并用时代，作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的过渡期；有的则把这个阶段归入新石器时代晚期。各地的新石器时代 西亚、北非和欧洲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也较深入。这里是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以后又最早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西亚最早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是利凡特（今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安那托利亚（今土耳其）和扎格罗斯山山前地区，即所谓农业起源的新月形地带。这一地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气候，冬季多雨潮湿，夏季炎热干燥，有适于栽培的野生谷物和易于驯养的动物，从旧石器时代到中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已有相当的基础，因而成为最早出现农业和养畜业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9000～前8000年，便进入原始新石器时期，有了农业和养畜业的萌芽。公元前8000～前 7000年，先后进入前陶新石器或无陶新石器时期，已种植小麦、大麦、扁豆和豌豆等，开始饲养绵羊和山羊，有的遗址还有猪骨。这个时期的典型遗址耶利哥遗址，已出现用土坯砌筑的半地穴式房屋，村外有石砌围墙和濠沟，墙内有石砌的镃望塔。这在世界上同类建筑中是最早的。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6000年，西亚各地先后进入有陶新石器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可称为土器，火候极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出现彩陶。这时农业已有进一步的发展，有的地方已有灌溉农业。房子一般为多间式、平顶，有的房内有牛头形塑像。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这里的一些遗址有了铜器（个别遗址中用冷锻法制造的铜扣针等，可早到前7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西亚的新石器文化在发展中对周围地区产生过明显的影响，一是向北非尼罗河流域传播，一是向欧洲东南部扩展。尼罗河流域的新石器文化分为3期，从早期开始即为有陶新石器阶段。北非其他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三大系统：撒哈拉新石器文化、地中海新石器文化和卡普萨传统的新石器文化。在欧洲的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以至黑海北岸的克里米亚等地存在过前陶新石器文化。从陶器出现以后，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而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 （见特里波利耶-库库泰尼文化）。而东欧较北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则流行小窝篦纹陶文化等。 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中亚大约在公元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其代表有哲通文化。该文化分布于土库曼斯坦境内。石器大多继承当地的中石器时代传统而多细石器，同时也新出现磨制石斧和磨谷器。已种植小麦和大麦，饲养山羊。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从总体文化面貌来看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中亚北部的新石器文化年代较晚，其代表为克尔捷米纳尔文化，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前2000年，经济以渔猎和采集为主，陶器多饰刻划或戳印纹，彩陶极少。 南亚次大陆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大约开始于公元前6000年左右，分布在俾路支和印度河流域一带。居民种植小麦、大麦，饲养绵羊、山羊和牛。大约到公元前4500年左右才出现陶器，并且很快出现彩陶。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进入铜石并用时代。 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等地有种植薯芋为主的新石器文化，没有发展起真正的农业经济。 北亚和东北亚 日本是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但这个地区的磨制石器一直不很发达，农业出现的年代也很晚，与西亚情况正好相反。这个地区的陶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划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绳纹，故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施篦纹。 朝鲜的新石器文化因受中国东北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在公元前4000多年就已发展起旱地农业，种植粟和黍。蒙古东部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前2000 年也已种黍，并饲养牛羊等家畜。日本的农业只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因受大陆的影响，才急速发展起来的。西伯利亚则一直以渔猎和采集经济为主。 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中南部这些地方的史前考古通常不使用新石器时代这一概念。但若用旧大陆考古学的标准去衡量，那里也还存在新石器时代文化。美洲在欧洲殖民者到达以前基本上处于新石器时代，即使已创立高度文明社会的玛雅王国（见玛雅文明），也基本上不使用金属器。美洲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地区，那里最先培植玉米，还有豆类和南瓜，印第安人称之为三姊妹。家畜仅有骆马一种。大洋洲在殖民者进入以前基本上仍处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不会制造陶器，所以那里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界线不大明显。非洲中南部的新石器时代仍多打制石器，种植薯芋，同东南亚的情况有些类似。 中国中国大约在前1万年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由于地域辽阔，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很不相同，新石器文化的面貌也有很大区别，大致分为三大经济文化区：①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包括黄河中下游、辽河和海河流域等地，这里是粟、黍等旱作农业起源地，很早就饲养猪、狗，以后又养牛、羊等。②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主要为长江中下游。岭南地区农业则一直不发达，渔猎采集经济占有较重要的地位，可划为一个亚区。本区很早就种植水稻，是稻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早期饲养猪、狗，以后陆续养水牛和羊。③狩猎采集经济文化区，包括长城以北的东北大部、内蒙古及新疆和青藏高原等地，面积大约占全国的2／3。这个区域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农业，细石器特别发达而很少磨制石器，陶器也不甚发达。 上述除第③区因考古工作不够深入难以分期外，前两区大致可分为4期：早期约当公元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为主，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有萌芽，个别地点已会养猪。中期约当公元前 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等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见彭头山遗址）等已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 ，陶器则比较发达。晚期约当公元前5000～前3500年，华北主要是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的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见半坡文化，姜寨遗址），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等。河姆渡文化有极为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最后一期是铜石并用时代（也可不归入新石器时代），约当前3500～前 2000年。这时华北主要是山东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华中主要是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这时已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城址，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和湖南澧县城头山的城址等。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和土坯抹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的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大墓往往有棺有椁，有丰富、精美的随葬品；小墓则既无葬具，多数也没有任何随葬物品。良渚文化中甚至出现大规模的人工堆筑的贵族坟山。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和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 ，预示着文明社会行将来临。 遗址有4个相继叠压的文化层，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文化层，距今约6000—7000年。出土文物内容非常丰富，有人工栽培水稻的大量遗物，带榫卵的木构建筑构件，以及数以千计的陶器、骨器，上刻有比较精细的装饰花纹。 遗址中发现的榫卯，是中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在动物遗骨中，有人工饲养的猪、狗、水牛骨骸，其中猪骨的数量最多。人工栽培的水稻遗物，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农作物。以往的国际文献认为，印度是亚洲水稻的原产地。但印度最早的稻谷发现于中部的卢塔尔，经C14测定，它的时代为公元前1700年，比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水稻晚3000年。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骨哨，现在还能吹出动听的音响。河姆渡遗址大量文物的发现，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长江下游已经有了比较进步的原始文化，它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河姆渡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因在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遗址首先发现，故于1976年命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岛。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扩大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领域，说明在长江流域同样存在着灿烂和古老的新石器文化。 该文化目前唯一经过较大规模发掘的是河姆渡遗址，在1973～1974年和1977～1978年，由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主持，进行了两期发掘。1982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在浙江鄞县辰蛟，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都发现有河姆渡文化的晚期遗存。 文化特征 陶器主要是夹炭黑陶和夹砂红陶、红灰陶。除素面陶外，盛行在釜类腹底交错拍印绳纹，陶器的宽边口沿上常刻划平行条纹、波浪、圆圈、叶形、谷穗状等几何图样，偶见白地深褐色纹的彩陶。以平底器和圜底器为大宗。代表性器物有釜、罐、带把钵、宽沿浅盘、垂囊式□、支脚等。与支脚配合使用的陶釜，始终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炊器。骨制生产工具丰富，尤其在早期，骨器数量远超过石、木、陶质各种工具的总和，就目前所知，为中国新石器文化中所独有。木器较精巧多样。梯形不对称刃石斧、拱背厚体石锛、骨耜、斜铤骨镞、管状骨针、骨哨、木矛、木刀等，都是具有特色的器物。大批榫卯木构件及干栏式建筑的遗迹，显示了河姆渡文化的住房特点。 分期和年代 河姆渡遗址的第4、3层和第2、1层,分别代表河姆渡文化的早、晚两期。①早期：约前5000～前4000年。陶系简单，夹炭黑陶占绝对优势。除磨平素面外，绳纹较多，刻划的几何图案花纹和动植物图案突出。主要器形有敛口或敞口肩脊釜、直口筒式釜、颈部双耳大口罐、宽沿浅盘、斜腹盆、环形单把钵、大圈足豆、盆形甑、块状体支脚等。石器种类少，一般磨制不精，斧、锛较厚硕，主要石器工具中未见穿孔者。②晚期：约前4000～前3300 年。夹砂红陶、红灰陶数量最多。前段的泥质红陶外壁红内壁黑，常施红陶衣；后段的泥质红陶表里色泽一致,很少施陶衣。沿用绳纹,出现镂孔纹饰。新出现鼎、落地式把两足异形□、垂囊式□。其他主要器形还有敞口鸡冠耳釜、敞口扁腹釜、牛鼻耳罐、折沿罐、镂孔豆、空腹倾斜体支脚。石器多通体磨光，出现了扁平长条石锛，穿孔石斧、长方形双孔石刀和石纺轮。 农业和家畜饲养 河姆渡第 4层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交互混杂,形成 2～5米厚的堆积层,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罕见的。经鉴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它与马家浜文化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稻谷，年代都在前5000年，是迄今中国最早的两例稻谷实物，也是世界上目前最古老的人工栽培稻。这对于探讨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河姆渡文化代表性的农具有骨耜，仅河姆渡一处就出土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加工制成，肩臼处一般穿凿横銎，骨质较薄者则无銎而将肩臼部分修磨成半月形，在耜冠正面中部刻挖竖槽并在其两侧各凿一孔。还发现了安装在骨耜上的木柄,下端嵌入槽内,横銎里穿绕多圈藤条以缚紧，顶端作成丁字形或透雕三角形捉手孔。此外，还有很少的木耜、穿孔石斧，双孔石刀和长近1米的舂米木杵等。 家畜主要有猪、狗。破碎的猪骨和牙齿到处可见，并发现体态肥胖的陶猪和方口陶钵上刻的猪纹。有一件陶盆上刻划着稻穗猪纹图像，大体是家畜饲养依附于农业的一种反映。此外，还出土较多的水牛骨头，可能牛也已被驯养。 渔猎 河姆渡出土大量野生动物遗骨，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40多种。绝大多数是梅花鹿、水鹿、四不象（麋鹿）、麂、獐等鹿科动物，仅鹿角即有 400多件。鸟、鱼、龟、鳖遗骨数量也不少。还发现有极少的亚洲象、苏门犀、红面猴等温热地带动物的遗骸。骨镞达千余件之多，以铤部不对称的长锋或短锋斜铤镞较富特色，另有窄长锋柳叶形镞、钝尖或锐尖的锥形带铤镞等形制。未见网坠之类渔具，而存在大量鱼骨，有些骨镞当兼用于射鱼。其他渔猎工具还有木矛、骨鱼镖等。柄叶连体木桨的发现，说明已有舟楫之便，除用于交通外，可能也在渔捞活动中乘用。利用禽类骨管雕孔制成的骨哨，既是一种乐器，狩猎时也可吹音用以诱捕动物。 原始手工业 陶器以夹炭黑陶最富特点。尤其在早期，无论炊器和饮食容器,都属这种陶质。胎泥纯净,含铁量仅为5%左右。以大量的稻壳及稻的茎、叶碎末为羼和料。工艺技术上比较原始，器物均为手制，不甚规整；据测试，烧成温度为800～900℃，在缺氧的还原焰中烧制而成。胎质比较粗厚疏松，重量较轻，吸水性强。晚期阶段，基本上仍用手制，但有的经慢轮修整。出现了三足器、袋足器等较复杂的器形，有的陶器烧成温度提高到1000℃左右。 关于编结纺织，在河姆渡发现有芦苇席残片，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质轻的木纺轮，连同大小轻重不一的陶、石纺轮。可供抽纱捻线之用。还发现了据认为可能属于原始腰机部件的木质打纬刀、梳理经纱的长条木齿状器、两端削有缺口的卷布轴等。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发达，有耜、镞、鱼镖、哨、锥、针、管状针、匕、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凿、匙等各种器物，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还有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暂不明用途的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堪称精美的实用工艺品。另有20余件象牙制品，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雕刻编织纹和似蚕纹的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技艺。 凤鸟形象牙匕状器 木作工艺十分突出。除木耜、小铲、杵、矛、桨、槌、纺轮、木刀等工具外，还发现了不少安装骨耜、石斧、石锛等工具的把柄。用分叉的树枝和鹿角加工成的曲尺形器柄，叉头下部砍削出榫状的捆扎面，石斧当是捆绑在左侧，石锛则捆扎在前侧。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建筑木构件上凿卯带榫，尤其是发明使用了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和企口板，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在河姆渡第3层出土一件瓜棱状敛口圈足木碗,外表有薄层的朱红色涂料，剥落较甚，微显光泽，经鉴定是生漆，这是中国迄今最早的漆器。 房屋和水井 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第4层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地排列成4行,互相平行，作西北—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 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为最早。除干栏式建筑外，早期稍后，还出现一种立柱式地面建筑，在柱洞底部垫放木板作为基础，有的则是填塞红烧土块、粘土和碎陶片等，填实加固形成臼状柱础，中间立木柱。 榫卯木构件和企口板 在河姆渡遗址第 2层发现一眼木构浅水井遗迹。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遗迹，也是迄今发现的采用竖井支护结构的最古老遗存。水井位于一处浅圆坑内，井口方形,边长约2 米，井深约35米。井内紧靠四壁栽立几十根排桩，内侧用一个榫卯套接而成的水平方框支顶，以防倾倒。排桩上端平放长圆木，构成井口的框架。水井外围是一圈直径约6米呈圆形分布的28根栅栏桩,另在井内发现有平面略呈辐射状的小长圆木和苇席残片等，可见井上还当盖有井亭。 墓葬 在河姆渡第4层的居住区,发现以陶釜、陶罐为葬具的婴儿瓮棺葬2座。第1至3层有20多座墓,均不见墓坑和葬具,仅有1座以木板垫底。成人和婴儿多为单人葬。有3座是两人合葬墓，其中1座是两个儿童。第2和3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侧身屈肢葬,个别的是俯身葬,头向东或东北,大多数无随葬品。第1层内的墓流行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个别仰身屈肢葬，头向不一，以西北的居多，普遍有随葬品但并不丰富，最多的两座墓各有6件,一般放置釜、豆，少见生产工具。总的看，不同时期的葬式、头向和随葬品是有所变化的。 居民种属 见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的体质特征。 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以河姆渡遗址第 4层为代表的河姆渡文化早期遗存,与以罗家角遗址第4层为代表的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年代相当，陶器中的六角形口沿的盘盆类和弧敛口双耳钵等形制接近，表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河姆渡文化晚期的前、后阶段，分别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文化（见崧泽遗址大体同时。马家浜类型发达的素面腰沿釜（或称宽檐釜），在河姆渡文化晚期前一阶段偶有所见,反之,河姆渡文化晚期数量虽少但富有特征的垂囊式□，在马家浜类型中也有个别发现。河姆渡文化晚期后一阶段，长条石锛、突棱镂孔豆、花瓣形圈足、凿形鼎足等，均与崧泽文化的风格相同。河姆渡文化晚期可能受到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的强烈影响。也有人认为，河姆渡遗址第4层、第3层是新发现的河姆渡文化，第2层、第1层则应分属于马家浜文化马家浜类型和崧泽类型（或单独命名为崧泽文化），并进而提出由河姆渡文化发展为马家浜文化的意见。 河姆渡文化的早、晚期衔接关系及发展去向，有待于在发现更多的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对其晚期遗存的性质和归属，需再作进一步的研讨。参考书目: 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牟永抗：试论河姆渡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