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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林祥国在致辞中指出，《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创刊是江苏省法学领域的一件大事，在我省法学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并对期刊的发展提出三点意见，一要把握方向，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坚强理论阵地；二要瞄准目标，把期刊办成全国一流、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刊物；三是行成合力，把期刊办成江苏繁荣法学研究事业的平台。周琪在讲话中指出，理论因时代而强，期刊因时代而兴，省委宣传部对这份刊物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和祝福，并就办好刊物提出了三点看法：期刊的发展应当把牢正确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彰显专业特色。侍鹏在致辞中肯定了《法治现代化研究》创刊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的的积极意义，并表示江苏省委政法委将一如既往的全力支持期刊的发展。开幕式上，胡敏强肯定了《法治现代化研究》期刊创刊对法学学科建设的里程碑意义，并表示这是江苏省法学界，新闻出版界乃至全国法学界通力合作的成果。张新宝、黄闽表达了对《法治现代化研究》创刊的美好祝愿，并表示法学期刊不仅要为思想和学术进步提供方法，还要为治理实践提供工具。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法学院，创办这样一个刊物，对于法学界以及法治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洪流、沈建国在发言中肯定了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并就期刊未来的发展前景表示了高度的期待。对期刊的发展提出3点意见：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引领学术发展；强化专精尖的发展之路；建设一支有担当的办刊队伍。论坛闭幕式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彭志斌主持。公丕祥教授在闭幕式上对法学界同仁的支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他指出，一份学术刊物就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当代中国处于最为广泛、深刻、深远的大变革时期，这场转型和变革的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就是推进国家法治的现代化。因此，希冀通过专业法学期刊的建设对时代有所贡献。同时对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发表的真知灼见表示感谢，编辑部将倍加珍惜、仔细研究、深入消化，同时将认真学习各个期刊办刊的宝贵经验。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于2017年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正式创刊，CN:32-1869/D，本刊在国内外有广泛的覆盖面，题材新颖，信息量大、时效性强的特点，其中主要栏目有：专题研究、域外法治、学术动态等。《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的办刊宗旨为：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指导，密切关注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深入开展法治现代化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深刻把握中国法治国情特点。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栏目设置特稿 主题研讨:人工智能与法治现代化 专题研究 域外法治 学术动态 法治现代化研究杂志特色介绍(不代表本站观点)一、《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是《法治现代化研究》合法稿件编审机构；本网站是本刊在线投审稿系统。除此之外，本刊未委托其他任何网站接收稿件；也没有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及个人为本刊组织稿件。二、《法治现代化研究》在线投稿后，勿再向编辑部邮寄书面稿；通过书面形式投稿的，稿件须寄给本刊编辑部，勿寄给编辑个人。三、《法治现代化研究》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版权属于《法治现代化研究》编辑部。对本刊发表的任何文章进行转载、摘登、翻译或集结出版，均须事先征得本刊编辑部的许可。四、发表于本刊的文章其所体现的观点均属于作者个人，不代表本刊编辑部及刊物主办、承办单位的观点。五、本刊为法学专业学术期刊，强调文章具有鲜明的理论性。本刊不刊发以下类型的文章：单纯介绍制度实践或理论观点的文章；会议综述；学术综述。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社区法院的美国创新和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6期；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三点论》，石经海主编：《量刑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1月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辩护功能和完善》，陈光中主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法律职业伦理的若干范畴》，《法律职业伦理论丛》，2014年第1卷；《刑事简易程序二审定量分析与相关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0期； 《社区矫正制度发展与创新的若干思考》，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诚信乃律师天职之德》，载《中国律师》，2014年第2期；《社区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双系耦合》，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1期； 《社会司法保障基层社会治理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5日；The Application of Pareto's 80/20 Rule to Law: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upon Trials Involving A Plea of G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2013年第4期） 《停止劳动教养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公法的强制性整体变迁为视角》，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法律中的二八定理——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保安处分不应是劳动教养改革方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法律职业伦理若干基本范畴》，载《法律职业伦理论丛》第一辑，2013年；《生命价值的法律与经济分析——中国生命赔偿法律的改革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6．《劳动教养与监狱、社区矫正吸收并合与可行性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4期；《美国对质询问权法律与中国的借鉴》，载《陈光中教授法学文集》，2010年；《关于刑事诉讼中辩护权性质的认识》，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3期；《关于刑事辩护中律师保守职业秘密问题的探讨》，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4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问题的探讨》，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教育研究文集》，2006年12月；《国际法律服务自由化与我国法律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6期（《律师文摘》全文转载）；《律师学研究的现状与评价》，载《中国律师年鉴》，2005年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服务自由化》，载《法学》，2004年第1期；《论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立法完善》，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论我国近现代证券法制的演变》，载《法律史研究》，2004年9月；《改制后的公证制度问题》，载《经济日报》，2004年4月15日；《律师法修改的困境与出路（律师法修改建议稿）》，载《中国律师》，2003年11月（《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关于完善我国律师法律责任问题的探讨》，载《行政与法制》，2003年12月；《建立政府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初探》，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8期；《律师执业中的利益冲突立法及完善》，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2期；《<律师法>修改与完善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7期；《我国律师职业化进程和发展策略》，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5期；《关于发展规模律师事务所》，载《中国司法》，1998年；《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对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和对策》，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4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律师管理体制》，载《中国律师》，1997年9期；《中国民商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载《法学》，1997年第7期；《中国近现代证券法的演变和启示》，载《法学》，1996年第3期；《深刻领会<律师法>的精神实质、依法深化律师工作改革》，载《律师世界》，1996年第9期；《黄宗羲法哲学和法制论》，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1期；《秩序、自由、道德——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法律的若干思考》，载《法学》，1994年第2期。 《法律职业道德概论（第2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法律职业伦理（第2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刑事审前程序人权保障研究》（参编），方正出版社2008年；《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基本规范（第三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政府律师》（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法律职业道德》（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律师制度教程》（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司法部司法考试指导教材》（参编法律职业道德部分），法律出版社2001-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全科辅导纲要》（参编法律职业道德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0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法律问题》（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年；《律师职业道德与规则》（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最新国家司法考试突破指导》（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国律师业发展问题研究》（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WTO法律实务丛书（四册）》（副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律师制度研究》（参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依法治国论》（参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 主持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刑事简易程序规范化改革实证研究》（2014）； 主持教育部专项课题：《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研究》（2013）； 主持教育部社科基地项目：《辩诉交易制度比较研究》（2013）； 参与《中国律师业改革与发展》，司法部部级课题 (2008)； 参与《法律职业伦理与教育》，河南省社科课题 (2007)； 参与《审前程序人权保障》，教育部社科课题 (2005)； 参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司法部课题（1999）； 参与《中国特色律师制度》，教育部社科课题 (1998)。
不太容易时代法学是由湖南师范大学创办的学术期刊，如果是有专业知识的人士，一般投稿都是差不多的。《时代法学》创刊于1999年，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管，湖南师范大学主办的法学专业学术期刊。据2019年《时代法学》第6期期刊内页显示，《时代法学》编辑委员会有编委11人，编辑部有编辑2人。
法治现代化研究》（CN：32-1869/D）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法制现代化研究《法制现代化研究》是2006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公丕祥。基本信息中文名 法制现代化研究作者 公丕祥类别 法律目录编辑推荐本论文集收录了中外法律专业的学者和实践工作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者的12篇论文，这些论文都是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变迁及评价”为主题，关于法制现代化方向的研究成果。是法律专业学者的理想文献资料。目录主题研讨：基本权利的历史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变迁及评析原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基本权利的演变每个人的权利——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与美国民权的历史演变对澳大利亚公民权利概念与实践的历史考察裁判请求权的宪法化与人权的司法保护机制法制现代化的一般理论法制现代化的市民社会基础论析五四宪法：中国宪政现代化的真正起点法制现代化视域中的“军婚特殊保护”英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模式特征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探析外国法学与法律发展研究司法审查的全球化家庭法一百年——法律从婚姻领域中的撤出
除了提前批的某些特殊学校有要求，其他都没有，法律是靠脑子吃饭的。不用怕。
一般的法学院都对身高没有要求。
都是相对应的，大学教师发论文最低也要发国家级的，中国科教创新导刊，还有时代教育，有些杂志就不收中小学的文章。大学学后关键是评什么，学校要求发什么级别的期刊。
本刊是由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承办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法学理论学术期刊，宗旨是：反映国内外法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努力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问题，促进法学研究与教学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
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社区法院的美国创新和对中国的借鉴》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6期；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三点论》，石经海主编：《量刑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1月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辩护功能和完善》，陈光中主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版； 《法律职业伦理的若干范畴》，《法律职业伦理论丛》，2014年第1卷；《刑事简易程序二审定量分析与相关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0期； 《社区矫正制度发展与创新的若干思考》，载《中国司法》，2014年第7期；《诚信乃律师天职之德》，载《中国律师》，2014年第2期；《社区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双系耦合》，载《法律科学》，2014年第1期； 《社会司法保障基层社会治理 》，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5日；The Application of Pareto's 80/20 Rule to Law: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upon Trials Involving A Plea of G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2013年第4期） 《停止劳动教养制度的路径选择——以公法的强制性整体变迁为视角》，载《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法律中的二八定理——基于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的定量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保安处分不应是劳动教养改革方向》，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法律职业伦理若干基本范畴》，载《法律职业伦理论丛》第一辑，2013年；《生命价值的法律与经济分析——中国生命赔偿法律的改革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6．《劳动教养与监狱、社区矫正吸收并合与可行性探讨》，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1年第10期（《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破窗理论与美国的犯罪控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载《时代法学》，2010年第4期；《美国对质询问权法律与中国的借鉴》，载《陈光中教授法学文集》，2010年；《关于刑事诉讼中辩护权性质的认识》，载《中国司法》，2007年第3期；《关于刑事辩护中律师保守职业秘密问题的探讨》，载《中国司法》，2006年第4期；《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问题的探讨》，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教育研究文集》，2006年12月；《国际法律服务自由化与我国法律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6期（《律师文摘》全文转载）；《律师学研究的现状与评价》，载《中国律师年鉴》，2005年卷；《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服务自由化》，载《法学》，2004年第1期；《论我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立法完善》，载《中国司法》，2004年第2期；《论我国近现代证券法制的演变》，载《法律史研究》，2004年9月；《改制后的公证制度问题》，载《经济日报》，2004年4月15日；《律师法修改的困境与出路（律师法修改建议稿）》，载《中国律师》，2003年11月（《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关于完善我国律师法律责任问题的探讨》，载《行政与法制》，2003年12月；《建立政府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初探》，载《中国律师》，2002年第8期；《律师执业中的利益冲突立法及完善》，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2期；《<律师法>修改与完善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载《中国律师》，2001年第7期；《我国律师职业化进程和发展策略》，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5期；《关于发展规模律师事务所》，载《中国司法》，1998年；《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对我国律师业的发展和对策》，载《中国律师》，1998年第4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律师管理体制》，载《中国律师》，1997年9期；《中国民商法律文化的培育与发展》，载《法学》，1997年第7期；《中国近现代证券法的演变和启示》，载《法学》，1996年第3期；《深刻领会<律师法>的精神实质、依法深化律师工作改革》，载《律师世界》，1996年第9期；《黄宗羲法哲学和法制论》，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1期；《秩序、自由、道德——关于儒家思想与现代法律的若干思考》，载《法学》，1994年第2期。 《法律职业道德概论（第2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法律职业伦理（第2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刑事审前程序人权保障研究》（参编），方正出版社2008年；《律师职业道德与执业基本规范（第三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政府律师》（参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法律职业道德》（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律师制度教程》（参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司法部司法考试指导教材》（参编法律职业道德部分），法律出版社2001-2005年；《国家司法考试全科辅导纲要》（参编法律职业道德部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05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法律问题》（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年；《律师职业道德与规则》（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最新国家司法考试突破指导》（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国律师业发展问题研究》（专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WTO法律实务丛书（四册）》（副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国律师制度研究》（参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依法治国论》（参编），法律出版社1999年； 主持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项目：《刑事简易程序规范化改革实证研究》（2014）； 主持教育部专项课题：《被告人认罪案件审理研究》（2013）； 主持教育部社科基地项目：《辩诉交易制度比较研究》（2013）； 参与《中国律师业改革与发展》，司法部部级课题 (2008)； 参与《法律职业伦理与教育》，河南省社科课题 (2007)； 参与《审前程序人权保障》，教育部社科课题 (2005)； 参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司法部课题（1999）； 参与《中国特色律师制度》，教育部社科课题 (1998)。
这篇谈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还不错，你可以借鉴一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一稿多投怎么来的?其实主要是一些作者赶时间，写好的文章，同时投稿多个期刊。具体我们来界定一下一稿多投，在投稿之日起，30天之内再次投稿其他期刊的行为。我们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理解，一方面对自己的影响：一稿多投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如果出现学术不端，那么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名誉，现在和以后的晋升。出现一稿多投属于作者对杂志社的违约现象，你会出现在期刊的黑名单中，限制你以后的投稿和发表。另一方面对期刊的影响：其实期刊是非常害怕一稿多投的，因为出刊后在数据库中会被发现有两篇一模一样的文章，那么期刊会被数据库警告或者终止合作，期刊杂志社是非常被动的。
《法治现代化研究》是经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创办并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国内统一出版刊物号CN32-1869/D，是国内专注法治现代化研究的学术期刊。期刊由南京师范大学和江苏省法学会主办，双月刊，逢双月出版。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实践路径周继业，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王成，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内容摘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途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面对新的形势任务，必须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不断增强法治建设的道德底蕴。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法治建设 原则 路径新中国法律史学科70周年记——以人大法律史学科发展历程为观照赵晓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制史教研室主任；刘盈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内容摘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是新中国最先设置法律史教研室的法学院系，其法律史学科发展在新中国法律史学科发展历程中具有一定典型意义。人大法律史学科的初创、恢复、壮大和升华历程，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法律史学科发展状况的局部生动写照。以人大法律史学科发展为线索，观照马列主义指导下的新中国新型法律史学科70年发展历程，可以认为：1949—1978年是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初创期，从确立全盘苏化的学科发展模式到在一系列政治运动中遭受严重打击，这一时期的法律史学科发展缓慢而曲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对法律的重视，法律史学科得以恢复重建，并迎来了快速发展和走向繁荣的新时期；21世纪以来，法律史学科发展进一步迈入传承与升华的新阶段。在此期间，政治制度和国家制度得以从法律史研究对象中剥离，学科内容日益具有独立性，学科建设日渐成熟，学术研究更加科学系统。展望未来，法律史学科一方面要发扬学科自省精神，树立学科自觉意识；另一方面要注重学科间的交流和学科内的传承，从而为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提供历史依据和借鉴。
法学，是关于法律的科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法律作为社会的强制性规范，其直接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并通过秩序的构建与维护，实现社会公正。作为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其核心就在对于秩序与公正的研究，是秩序与公正之学。 在中国，法学思想最早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哲学思想，法学在中国先秦时代被称为“刑名之学”，从汉代开始有“律学”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