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术的核心是什么学科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儒家经学。两汉时期，注释儒家经典的儒者学者对后世影响至远至深者，可能非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莫属。郑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高密）人。他遍注《周礼》、《礼记》等儒家典籍。风靡一时，被时人奉若神明。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值得想了解和学习中国经学史的读者朋友们阅读的经典作品）中描述道：“郑君康成，……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甚至当时有的儒生盲从到“宁道孔圣误，讳言郑（玄）服（虔）非”。（不逊色于我们今天的某些“脑残粉”）正当郑玄风靡时，王肃起而与之相抗衡。王肃（195年—256年），字子雍，祖籍东海郡（今山东郯城），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从魏文帝到曹髦时，他历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太常等职。曹髦甘露元年（256年）卒。

学术的家世传授首当推以经学。例如翟四世传《诗》。欧阳氏自西汉至东汉、八世为《尚书》博士。甄宇习公羊严氏《春秋》，子孙传学不绝。这样的经学世家在汉代相当多见。其他学术同样注重家传。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的史学，蔡邕、蔡琰(字文姬)父女的文学，郭弘、郭躬父子的法律学，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学，楼护家世医学，任文公家世气象、灾异学，等等。

汉代学术的核心是什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解释: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P9页)汉武帝时期，著名儒学大师董仲舒建议皇帝倡导儒学，实践德政，推行教化，养士求贤，当政策应当“更化”的时候就必须“更化”(改革)。董仲舒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学独尊的地位。他提出，应当禁绝与儒学相异的学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他认为文化的“一统”和政治的“一统”是一致的，而文化的“一统”又可以成为政治“一统”的根基)。这一观点得到汉武帝的认可。汉武帝时代，完成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文化体制和文化政策的转变。汉武帝时期的文化专制体制改革，结束了各派学术思想平等竞争的局面，扼制了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但是，儒学地位的上升(逐步确立儒学思想为正统思想)，汉王朝也加强了对思想、文化和教育的重视，这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

盖天,宣夜,浑天三种论天学说已成形　　盖天说认为天如一顶斗笠,地则如倒扣的盘子,太阳　　绕北极旋转……宣夜说的理论则为:'旧月众星,　　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需气焉是以七　　耀或逝或往,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迟　　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　　也"(《晋书天文志》)张衡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　　指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　　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　　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浑天仪图　　注》)　　西汉末年刘散在采用太初历数据的基础上建立　　了三统历,收在《汉书律历志》中,流传至今"太初　　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它　　首次提出了以没有中气(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　　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把季节和月份的关系调整　　得十分合理……太初历还第一次提出了135个朔　　望月中有23个食季的食周概念,关于五星会合周期　　的精度也较前有明显提高　　1、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它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　　2、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　　3、名医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麻醉药，适用于外科手术。这一发明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　　西汉时已发明植物纤维纸,但价格贵不实用,东汉时蔡伦改进之,成为物美价廉的可用的纸　　数学:东汉<九章算术>　　医学:<黄帝内经>编纂于战国,成书于西汉;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农业:西汉中期,人们发明了犁壁(一种能一次完成多道耕种工序的工具)　　三国:诸葛连弩,木牛流马(有人说是独轮车),马钧的指南车　　古荥镇汉代炼铁炉渣的流动性良好，渣和铁完全分离，炉渣中含CaO25％左右、MgO5％、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曾发现石灰石。由此可知，那时冶铁已采用碱性熔剂。　　胆铜法　用胆水炼铜是中国古代冶金化学中的一项重要发明。这种工艺是利用金属铁将胆矾溶液中的铜离子置换出来,还原为金属铜,再熔炼成锭。早在西汉时就已有人觉察到这一化学反应，《淮南万毕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白青（碱式碳酸铜）得铁化为铜”，“石胆……能化铁为铜”。唐代已有人用这种方法小规模炼制赤铜。北宋时胆铜法发展成为大规模生产铜的重要方法之一，最高年产量曾达180余万斤。　　4、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后人称张仲景为“医圣　　两汉在文学史上居于继往开来的地位。它上接先秦，下启魏晋，在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与学术分离而走向独立的趋势，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把文学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讲究文采辞藻的作品，后者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司马相如、司马迁、王褒、刘向等以散文或辞赋著名的作家被看作是文章之士，在人们心目中与公孙弘、董仲舒、萧望之等以儒术进身的人有明显的区别。在刘歆《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都设立了《诗赋略》，与《六艺略》和《诸子略》相并列，从而在分类上把诗赋与学术著作区分开来。通过总结辞赋的创作，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例如司马相如认为赋的特点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葛洪《西京杂记》引）；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并把它比作“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能够“虞悦耳目”（《汉书•王褒传》）。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辞赋的形式美的特点。魏晋时期，曹丕关于“诗赋欲丽”、陆机关于“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就与此颇为接近。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兴趣空前浓厚，喜爱歌舞和辞赋成为一时的风气，出现了一些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例如辞赋家司马相如，景帝时曾任郎官，但对仕途不感兴趣，辞官不做，听说梁孝王喜爱文学，便投其门下，与当时著名文人枚乘、邹阳等人交往，后来因创作《子虚赋》受到武帝的赏识和任用。《史记》和《汉书》都曾为西汉著名文人立传。《后汉书》则在《儒林传》外另立《文苑传》，用以记载重要作家的事迹，足见当时作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某些统治者非常喜欢文学。他们大力招揽文士，鼓励创作，形成了一些文学创作中心和较早的文人集团。在淮南王刘安门下，有号为“八公”的文人，梁孝王刘武门下聚集了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汉武帝、汉宣帝的宫廷里更是文人云集，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严助、王褒、刘向、张子侨、华龙等作家都先后受到任用。这些文人在一起同气相求，交流切磋，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汉代文学创作的成就非常可观。散文创作继先秦之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局面，论说散文式样丰富、风格多样、名作如林；以《史记》和《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为后代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因而后人有“文必西汉”、“文必秦汉”之说。汉赋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高度成熟和繁荣起来。它的创作，丰富了古代文学的表现手法，深化了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对促进文学与学术的分离、迎来魏晋“文学的自觉”的时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诗歌领域，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写实传统，在诗体形式，表现技巧方面都作了重要开拓，尤其是大大发展了古代的叙事诗。自汉代以后，乐府诗就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五言诗也在汉代逐渐形成。汉末文人五言诗以浑朴自然的风格和纯熟的表现技巧抒发了当时知识分子内心的忧愤，展示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新成就。它们如同在天边熠熠闪烁的长庚星，预示了一个五言诗的群星灿烂的时代即将到来。

汉朝初年，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成了主流思想。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条定繁密的刑法与独尊儒术（见罢黜百家），都是在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这说明汉武帝的统治具有外儒内法的性质。所以汉宣帝刘询说，汉家制度，是王道（儒）和霸道（法）杂而用之。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不废秦代挟书之律，蔑视儒学■■和儒生。在这种情况下，儒家学术源流几乎完全断绝，除了叔孙通略定礼仪的事例以外，不见儒家有什么活动。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博士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待问而已，不受当世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　　在学术思想发展的低潮中，道家的黄老无为思想为汉初统治者所提倡，居于支配地位。道家重视成败存亡的历史经验，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所以它适应农民战争后的政治形势，适合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秩序的需要。胶西盖公好黄老之言，惠帝初年应齐丞相曹参之请仕于齐国。盖公认为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这个见解比齐国儒生的议论切合实际，在帮助曹参安集百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道家奉老子的《道德经》，有可考的传授源流，但是世无师说，学术内容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随时损益，使之切合当时统治者的具体要求。所以汉初统治者把黄老之言当作“君人南面之术”加以利用，而各种不同流派的思想家也都乐于称说黄老之言。　　西汉初年陆贾的《新语》，包含了黄老的政治思想。陆贾针对汉初的政治经济形势，探讨了“以寡服众，以弱制强”的统治方法，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马王堆出土汉文帝时墓葬中的《经法》等多种帛书，是当时流行的黄老著作。系统地阐明道家哲学思想的著作《淮南鸿烈》，也叫《淮南子》，是武帝时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问世时，黄老思想在政治上已不占支配地位了。　　在汉初特定的社会条件下，统治者无为而治，使农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生产较易恢复，也使汉朝的统治秩序渐形巩固。但是到了文、景时期，无为而治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对汉无止尽地慢侮侵掠。因此，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了。贾谊大声疾呼，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要求，他在《治安策》里说：“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无）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无）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文、景时期，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的趋势。那时候，挟书令已被禁止，留存于民间的一些古籍陆续为世人所知。旧秦博士伏生出其壁藏《尚书》二十余篇，文帝曾使晁错从他受业。博士之数达到七十余人，百家杂陈而儒家独多。儒家的《书》、《诗经》、《春秋》以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都有博士，其中《诗》博士有齐、鲁、韩三家，《春秋》博士有胡母生、董仲舒两家。这种情形，为汉武帝刘彻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武帝建元元年（前140），武帝采纳丞相卫绾之议，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好黄老的窦太后（武帝祖母）力加反对，借故把鼓吹儒学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系狱。儒家势力虽然暂时受到打击，可是建元五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在官府中反而更加齐备。建元六年窦太后死，武帝起用好儒术的田■为相。田■把不治儒家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排斥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于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这就是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两千年间的正统思想。这种情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在当时却有利于专制制度的加强和国家的统一。　　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家，在先秦儒家仁义学说之外，吸取了阴阳家神化君权的学说，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元封元年（前110），武帝举行封禅大典。太初元年（前104），武帝颁令改制，以汉为土德，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并采用以正月为岁首的《太初历》，代替沿用了百余年的以十月为岁首的《颛顼历》。新的儒家也吸取了法家尊君抑臣的思想，并力图甲刑法加强统治。所以汉武帝一方面“外施仁义”，一方面又条定刑法，重用酷吏。董仲舒把儒学引入法律，以《春秋》经义定疑狱，为判例二百余则，称为《春秋决狱》，亦称《春秋决事比》。以后，汉宣帝刘询宣称汉家制度是霸道（法）王道（儒）杂而用之，不主张纯用儒家的德教。　　儒家的独尊，有董仲舒倡议其间，而且新儒学的思想内容，也由他奠立基石。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境）人，习《公羊春秋》，景帝时为博士。武帝时，他上《天人三策》，系统地阐明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他著有《春秋繁露》一书。　　董仲舒认为人君受命于天，进行统治，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如果人君无道，天即降灾异来谴告和威慑。如果人君面对灾异而不思改悔，就会出现“伤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这就是他的具有神秘色■彩的“天人感应”学说。他认为《春秋》一书著录了长时期的天象资料，集中了天人相与之际的许多解释，所以后世言灾异要以《春秋》为根据。　　董仲舒主张“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同时他又认为朝代改换，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认为秦朝是乱世，象“朽木粪墙”一样，无可修治，继起的汉朝必须改弦更张，才能“善治”，这叫做“更化”。更化不但应表现为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而且还应表现为去秦弊政。这就是他提出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要求的理论根据。不过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道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统治的基础。　　董仲舒据《公羊春秋》立说，主张一统，认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他的所谓一统，就是损抑诸侯，一统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但是如果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人君就无以持一统。因此他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对于人君应当如何实行统治的问题，他主张效法天道。在他看来，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所以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天道以阳为主，以阴佐阳，因此人君的统治也应当以德为主，以刑辅德。他的所谓德，主要是指仁义礼乐，人伦纲常。他以君臣、夫妻、父子为王道之三纲，并认为三纲可求于天，与天地、阴阳、冬夏相当，不能改变。他主张设学校以广教化，因为这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最可靠的堤防。　　董仲舒的新的儒家学说，主旨是维护封建秩序。它适应文、景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对于巩固国家统一，防止暴政，缓和对农民的剥削压迫，有其积极作用。　　武帝以来，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宣帝召集萧望之、刘向、韦玄成等儒生，在石渠阁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自己称制临决。宣帝末年，《易》有施、孟、梁丘，《书》有欧阳、夏侯胜、夏侯建（大、小夏侯），《诗》有齐、鲁、韩，《礼》有后氏，《春秋》有公羊、谷梁，共十二博士。其中梁丘《易》、夏侯《尚书》、谷梁《春秋》等博士是新增加的。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解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辩护汉朝的统治，因此统治者对儒生广开“禄利之路”的缘故。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还设写书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以后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又命刘向总校诸书。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了这一工作，并且写出了《七略》一书。《七略》包括《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它是中国第一部目录书，它著录的书目，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　　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原来西汉博士所用经书，是根据老儒口授，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由古文字写成的经书。刘歆宣称他发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他还说发现了《礼》三十九篇（《逸礼》），《尚书》十六篇（《古文尚书》），这两种书是鲁共王坏孔子旧宅而得到，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献入秘府的。刘歆要求把这些书立于学官，并与反对此议的博士进行激烈辩论，指斥他们“因陋就寡”，“保残守阙”，“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这场论战之后，经学中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流派，各持不同的底本，各有不同的经解。王莽当政时，为了托古改制的需要，曾为《古文尚书》、《毛诗》、《逸礼》等古文经立博士。王莽还命甄丰是正经典文字。东汉初年，取消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博士，共十四博士。东汉时期民间立馆传经之风很盛，某些名学者世代传授某经，形成了经书的“家法”，著录生徒成千上万人。在民间传播的经学，有很多是古文经（见经今古文学）。　　（转）

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汉代学术的核心是什么思想

仁，义，礼，智，信

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为以后两千年正史的编纂提供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班固所编写的《汉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全书体例仿效《史记》，惟改“书”为“纪”，废“世家”入“列传”，还开创了刑法、五行、地理、天文、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汉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断代史。更是成为了以后历代王朝撰写本朝历史的范本。而两汉时期其他的史书还有《东观汉书》、《汉纪》和《吴越春秋》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汉代的作家所开创的史学标准，直到18世纪都一直领先于世界。汉代在立国时用无为而治之法，文景时期，又用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并辅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不仅强调无为，还注重礼与德的作用，既承认法律的重要性，又坚持约法省简，务在安民。而从汉武帝之后，统治者又确立儒家思想成为了正统思想，并辅之以法家思想为法制指导思想，其中心是“德主刑辅”，即先用德礼教化，教化无效再施之以刑罚。这种刚柔相济的治国之道，成为汉武大帝以后汉王朝法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对后世历代王朝的立法影响很大。汉宣帝曾有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便是这种思想的精辟阐述。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所毁坏的很多文献书籍，通过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和发掘记录得以重现，包括五经当中的古文尚书，也是这时候发掘整理出来的。汉武大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主流。由于不同学者对经书的理解与记忆都有偏差，学术也被分为不同流派。宣帝时期，在太学中立学官的，《易》有三家，《书》有三家，《诗》有三家，《礼》有一家，《春秋》有两家，共十二博士。东汉初年，增加到十四博士。到东汉晚期，古文经学走向发达，今文经学日益衰微。汉政府设立乐府，搜集民间诗歌，即为乐府诗，后世的《乐府诗集》《古诗十九首》《玉台新咏》中便搜集了不少汉代乐府诗，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也是写成于汉代末年。赋是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张衡的《二京赋》等均为千古传颂的文学名篇。汉代时期，隶书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而隶书的出现则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这一时期，还出现了标点符号的雏形。

顾炎武的思想,和前代儒家思想比,在反思和批判旧儒家思想的同时,又继承了传统儒家思想的一些精髓。顾炎武的思想和前代儒家思想相同之处是,作为明末清初的杰出的思想家,顾炎武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儒学,而是从儒家思想中继承和汲取了有益的营养,其很多核心思想,如“ 以天下为己任,无民而君不立”的主张

请问你说的是哪位文学家或者哪一流派的文学思想？否则这个问题恐怕难以回答

汉代学术的核心是什么意思

董仲舒是汉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认为天是最高主宰，皇帝代表天的意君临天下，受命于天而进行统治，天和人息息相关，皇帝要依照天意办事。

盖天,宣夜,浑天三种论天学说已成形　　盖天说认为天如一顶斗笠,地则如倒扣的盘子,太阳　　绕北极旋转……宣夜说的理论则为:'旧月众星,　　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需气焉是以七　　耀或逝或往,或顺或逆,伏见无常,进退不同,……迟　　疾任情,其无所系著可知矣,若缀附天体,不得尔　　也"(《晋书天文志》)张衡是浑天说的集大成者,他　　指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　　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　　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浑天仪图　　注》)　　西汉末年刘散在采用太初历数据的基础上建立　　了三统历,收在《汉书律历志》中,流传至今"太初　　历已具备了气朔,闰法,五星,交食周期等内容它　　首次提出了以没有中气(雨水,春分,谷雨等十二节　　气)的月份为闰月的原则,把季节和月份的关系调整　　得十分合理……太初历还第一次提出了135个朔　　望月中有23个食季的食周概念,关于五星会合周期　　的精度也较前有明显提高　　1、战国问世、西汉编定的《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较早的重要医学文献。它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基础。　　2、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的药物学著作。　　3、名医华佗擅长外科手术，被人誉为“神医”。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一种从植物中提取的麻醉药，适用于外科手术。这一发明比西方早一千六百多年。　　西汉时已发明植物纤维纸,但价格贵不实用,东汉时蔡伦改进之,成为物美价廉的可用的纸　　数学:东汉<九章算术>　　医学:<黄帝内经>编纂于战国,成书于西汉;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　　农业:西汉中期,人们发明了犁壁(一种能一次完成多道耕种工序的工具)　　三国:诸葛连弩,木牛流马(有人说是独轮车),马钧的指南车　　古荥镇汉代炼铁炉渣的流动性良好，渣和铁完全分离，炉渣中含CaO25％左右、MgO5％、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中曾发现石灰石。由此可知，那时冶铁已采用碱性熔剂。　　胆铜法　用胆水炼铜是中国古代冶金化学中的一项重要发明。这种工艺是利用金属铁将胆矾溶液中的铜离子置换出来,还原为金属铜,再熔炼成锭。早在西汉时就已有人觉察到这一化学反应，《淮南万毕术》、《神农本草经》就提到：“白青（碱式碳酸铜）得铁化为铜”，“石胆……能化铁为铜”。唐代已有人用这种方法小规模炼制赤铜。北宋时胆铜法发展成为大规模生产铜的重要方法之一，最高年产量曾达180余万斤。　　4、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后世中医的重要经典，后人称张仲景为“医圣　　两汉在文学史上居于继往开来的地位。它上接先秦，下启魏晋，在创作和理论方面都有可观的成就，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汉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与学术分离而走向独立的趋势，人们在观念上开始把文学和学术著作加以区分，出现了“文章”和“文学”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前者指讲究文采辞藻的作品，后者指学术，特别是儒学。司马相如、司马迁、王褒、刘向等以散文或辞赋著名的作家被看作是文章之士，在人们心目中与公孙弘、董仲舒、萧望之等以儒术进身的人有明显的区别。在刘歆《七略》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都设立了《诗赋略》，与《六艺略》和《诸子略》相并列，从而在分类上把诗赋与学术著作区分开来。通过总结辞赋的创作，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的审美特征，例如司马相如认为赋的特点是：“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葛洪《西京杂记》引）；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并把它比作“女工之有绮縠，音乐之有郑卫”，能够“虞悦耳目”（《汉书•王褒传》）。他们都不约而同的注意到辞赋的形式美的特点。魏晋时期，曹丕关于“诗赋欲丽”、陆机关于“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就与此颇为接近。两汉时期，人们对文学的兴趣空前浓厚，喜爱歌舞和辞赋成为一时的风气，出现了一些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例如辞赋家司马相如，景帝时曾任郎官，但对仕途不感兴趣，辞官不做，听说梁孝王喜爱文学，便投其门下，与当时著名文人枚乘、邹阳等人交往，后来因创作《子虚赋》受到武帝的赏识和任用。《史记》和《汉书》都曾为西汉著名文人立传。《后汉书》则在《儒林传》外另立《文苑传》，用以记载重要作家的事迹，足见当时作家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汉代特别是西汉的某些统治者非常喜欢文学。他们大力招揽文士，鼓励创作，形成了一些文学创作中心和较早的文人集团。在淮南王刘安门下，有号为“八公”的文人，梁孝王刘武门下聚集了枚乘、邹阳、严忌、司马相如等著名赋家；汉武帝、汉宣帝的宫廷里更是文人云集，东方朔、枚皋、司马相如、严助、王褒、刘向、张子侨、华龙等作家都先后受到任用。这些文人在一起同气相求，交流切磋，促进了创作的繁荣。　　汉代文学创作的成就非常可观。散文创作继先秦之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局面，论说散文式样丰富、风格多样、名作如林；以《史记》和《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为后代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因而后人有“文必西汉”、“文必秦汉”之说。汉赋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高度成熟和繁荣起来。它的创作，丰富了古代文学的表现手法，深化了人们对文学特征的认识，对促进文学与学术的分离、迎来魏晋“文学的自觉”的时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诗歌领域，汉乐府民歌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写实传统，在诗体形式，表现技巧方面都作了重要开拓，尤其是大大发展了古代的叙事诗。自汉代以后，乐府诗就成为古代诗歌中的一种重要形式。五言诗也在汉代逐渐形成。汉末文人五言诗以浑朴自然的风格和纯熟的表现技巧抒发了当时知识分子内心的忧愤，展示了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新成就。它们如同在天边熠熠闪烁的长庚星，预示了一个五言诗的群星灿烂的时代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