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学术的核心是什么学科

学术的家世传授首当推以经学。例如翟四世传《诗》。欧阳氏自西汉至东汉、八世为《尚书》博士。甄宇习公羊严氏《春秋》，子孙传学不绝。这样的经学世家在汉代相当多见。其他学术同样注重家传。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兄妹的史学，蔡邕、蔡琰(字文姬)父女的文学，郭弘、郭躬父子的法律学，刘向，刘歆父子的文献学，楼护家世医学，任文公家世气象、灾异学，等等。

近年国学讲坛高论如云，话题多不胜计，但是可惜就差这么一句未作热议。这不能说不是个大问题，而且是开宗明义的重大问题。既然此题阙如，我们何妨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各家经典，无论儒、释、道，坊间都有个说法：“传经千万言，真话一两句”。我的观点和思路是：讲国学最好不要从“国”字说起，从国字讲就是从外延、从范围说起。国学领域太大了，现在还出了国门，三言两语说不明白。我们从“学”字讲，就是从国学的内涵讲起；抓住学科内在本质，国学领域就一目了然了。因为从实质看,国学不过也是一门学问,一种治学方法；科学地说，是一门学科。 按照学科的观点讲国学，最主要的是明确学科范畴，就是哲人讲的事物基本矛盾和矛盾的特殊性，是划分学科的依据。今天还可以运用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核心价值体系思考这个问题，那就是看学科的核心内容和学术方法。如果把学科价值和范畴结合而论，那么国学的主流价值体系就是儒家思想，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经典或经学；国学的核心学术方法，就是汉学或称文献考据学。讲国学只要抓住这两个要领可矣。一、国学的核心内容即儒家经典——经学（十三经） 先交代一个总思路。国学核心内容说到底就是十三本经书，早在上古时代有几本就在流传；到春秋时孔子用来教导学生并加以修订成为儒家经籍；西汉武帝独尊儒术从而作为治国的经典；后来历朝遵循为国家经典形成制度；到唐宋两朝把经书增加到十三本，成为国学核心经典十三经。简言之，先秦经书—儒家经典—国家经典—国学核心十三经。下面分阶段说明。 1、先秦经书 先秦就是从上古直到秦朝，这时就流传着几本重要的典籍，称之为经书或经；其文化价值非常形象，就像织布机上的经线，看不到头，也见不到尾。所谓源远流长，一以贯之，经常而不变。 经书在先秦时代种类不少，社会地位最崇高的有五六部，称为五经或六经：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乐经，或者再加春秋（凡文中书籍一律未加书名号—注）。经书篇幅不大，而且残缺不全，但却是距今三五千年的文字，历史价值无与伦比，六经皆史，所以能取得经典地位。 2、春秋战国儒家经典 儒家人所皆知，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由孔子创立的学派。儒学的宗旨称“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说儒家完全传承了上古帝王治国保民传统，遵循西周倡行的礼乐制度，是一个以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为特色的学术流派，其立学的文献依据自然离不开先秦六经。 孔子招授生徒施行教化，主讲内容正是六经，为儒家的教科书。史书记载孔子亲手删定六经之事，也绝非无根妄说；大凡做教师的都知道，六经这样的上古文献资料，不经过删定修改怎么能作讲义使用呢？儒家主讲六经，当然也把自己的思想和创新认识渗透到经典之中。这样一来，先秦五经、六经到春秋战国就成为儒家经典了。 3、汉代国学经典地位确立 再说儒家经典怎么变成国家大典。秦建立统一王朝，汉承秦制，要巩固发展封建制度，最初用道家黄老之治。但是用老子无为而治，只能安民，怎么能长期治国，古今哪个国家政权能尽搞无为而治。汉武帝雄才大略，确实是古代帝王中最伟大的战略家，有文略有武略。武略不说了，谥号就叫武帝。文略，或者说政纲政略，最大的一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言，用儒家大一统的思想和礼乐宗法制度，作为治国的政治思想和治世的哲学思想。从此之后，六经和儒学就有了国家意志，用作封建王朝统治的思想工具，成为国家学术经典了。 汉代六经研究和教育特设博士学官，博士不光是最高的学位，也是显赫的官位，一国就立几个或十几个博士。六经的学术研究也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特别是古今文经的学术之争持续近二百多年，经典文化深入到学界和社会各个层面，中国思想史把汉代划定为经学时代。所以说从汉代起国学核心地位就确立了，核心内容就是儒家经典。 4、历代官颁国学核心典籍—十三经 儒学经典体现国家统治意志，经书必须由封建王朝官方颁布。当然历朝政权根据时代变化和统治的需要，也在不断改变经书编排方式；同时增加经典的种类数目，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由西汉的六经，到东汉增加论语和孝经称七经；唐太宗李世民时在汉代五经基础上，再把礼经分为三礼，春秋分为三传，称为九经，统一校注颁行；到了唐后期又重新加进孝经和论语，直到唐文宗开成年间又增颁尔雅，以石刻形式传为定本，共十二经，称开成十二经；到了北宋太宗时，最后颁布了孟子，终成为流传至今的十三经，现过了一千多年无所增减。 这就是国学核心内容，十三经：易、书、诗、三礼、春秋三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历史上经学家都是按十三经名目称经数经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顺便说宋代朱熹按自己的体系搞了四书五经，实际就是十三经。但是四书五经这个概括确实不太清晰，不好数、又不容易记，让人难免“数典忘祖”。 十三经虽然只是几本书，有的只有一千多字，总数也就六、七十万字而已。但是历代注解、研究十三经及相关的书籍却是汗牛充栋，在中国古籍中占到四之一。古代图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经部书最为神圣，即便是老子道德经、司马迁史记都不能放在经部，只能称为子部和史部经典而已。国学核心内容就讲到这里。 二、国学核心学术（治学方法）—-文献考据学 这里也先交代一下思路：国学核心经典既是两三千年上古文献，后人怎么知道这些经书的文意，怎么传继下来，从而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奥秘就在我们的经学有独特的传承方法，今天看来就是文献考据的方法，我们也分为三个阶段来认识：第一个阶段，从汉代开始一直到隋唐，称汉学或名物训诂，就是解释古代事物名词的学问；第二个阶段，从宋代开始到明代叫宋学，或义理之学，注重讲经典道理的学问；第三个阶段，清代叫考据学，用文字、音韵、训诂（总称小学）的方法考证经典，与汉代学术原理相同，故称新汉学。又因为清代大多数学者不接受宋明义理之学的方法，那么国学核心学术方法就只有汉学和清代的新汉学，也就是一个汉学，即名物（训诂）考据和文字（训诂）考据的方法，现在一般称文献考据学。核心学问也就这么简单，不妨也分而论之。 1、汉唐传注和名物训诂 首先说先秦的传记释经。上古流传下来的经典，到了先秦随着历史事物和语言的变化，一般人已经读不懂、讲不通了。于是有些研究经典的人，通过当时还能见到的上古资料，对经典的文字、词句、事实作解释，这些解读经典的文字称为传或记，如左传、乐记等。传和记附在经书后面传习，时间久了，有些传记也取得和经书相同的经典地位，如春秋三传、礼记、易经大传十翼等等。上古经典正是通过先秦传记才保留了原生态和原始义，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前两三千年就是依据经传说起。西方古史多靠神话传承，我国也有神话传说，但是作为信史我们靠的是经传文献。 再说经典到了汉代，又遇到新的学术难题。一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典和学者损失最为惨重，经书文献大量的散失错乱；二是遗存的先秦经传因时间又过了数百年，不仅经文读不懂了，连解释性的传文有的也看不明白了；三是汉代经典除了用当时的文字书写的文本，还不断发掘出秦汉以前古文字本，称为古文经。古文经与今文经文字上有差异，经典意义就引起争议，成为我国历史上专题学术争鸣规模最大的一场激烈辩论。 正是这样复杂的学术背景下，培育出中国特有的学问和研究方法，后世称汉学，或经学、名物训诂学；同时也造就了旷代的学术人才，后世称汉儒、经师、汉学家等。西汉经师以所治经传及博士地位名世，经学大师辈出，个个如雷贯耳，令人五体投地者难计其数。 汉儒开创的经学时代，一直延续到南北朝以至于唐代。汉唐传承经典学术有两点至关重要：汉儒为经典作注，不仅注经，而且注传；后来魏晋南北朝经学家继承这个原则和模式，为汉人的注文也作出注解。到了唐代，又统一疏通魏晋所有的经、传、注、以及注的注，同时还提出一个原则—疏不破注，就是唐代人在疏理经传的注释时，必须保留汉代学者的注解，表示对汉学的高度尊崇。这样一来，上古的经—先秦的传—汉代的注—唐代的疏，真是代代相传，环环相扣，一以贯之，经典的文字意义不走样地传承下来了。020202 还有一点值得铭记，汉儒注释经传，忠实于文献实际，流传至今的学术口号就是“实事求是”。汉代学者开始对经传涉及事物进行分类研究，从而把随文而注的经典注释，提升到名物训诂的学术范畴。在此基础上，汉代编制出了我国第一部词书，也是第一部百科全书尔雅；同时汉儒把经典文字，提升“通古今之异言”的学术深度，发展到语言学的高度，称之为训诂。而且把解释字形、字音、字义结合起来全面考释，编制出我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而今我们所用的字词工具书，无论部头大小，无一不是根据汉儒传注文字，以及尔雅、说文为原始祖本编制。汉代经学名物训诂开辟的文化渊源，让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2、宋明的义理之学 从北宋到明朝是儒学高度理论化的时代，宋儒显然不再安于经典的传注解释和文字训诂，开始全面研究经传的主旨、理论、价值体系等宏观意义；同时也深入地探索篇章、文句、词句深层次思想含义，即所谓的义理之学。宋儒研究方法更重视主观心理感受，所谓阐释义理，兼谈性命，形成完整的唯心主义哲理和方法体系。 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评说，宋明理学，颇有成就。但是理学过分追求儒家等级政治价值体系，把三纲五常封建伦理拔高到天命人心的高度，推行到社会道德和思想修养层面；通过国家科举和礼教手段强化封建统治，以致于理学成为泯灭民心人性的工具，世称礼教杀人。再加上义理之学的研究方法，后来完全陷入唯心主义的心学的死胡同，脱离现实又脱离经典，谈玄蹈空，随心所欲；经书一句话或一个字，动辄说解达数千成万言。理学终于走到自己的反面，为学者和世人所抛弃，只有哲学家仍然珍惜这一宝贵的思想遗产。 3、清代考据之学 明末清初国学核心学术发生以复古为革命的转变，有人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仅从几个基本概念就知其意义了。 清代学术，自称新汉学，学术方法直接上追汉代名物训诂之学，以复兴汉学为学术使命，其精神、魄力、情势的确与欧洲文艺复兴直追古希腊古罗马相类似。 清代学术又称朴学，以朴实学风与玄虚的理学相对抗。清儒扫荡宋明理学的气派和策略是非常简捷而有力，口号就是“舍经学没理学”，即压根就不承认宋明理学的经学地位。 清代学术如今多称考据学，是梁启超倡名的，比较符合近现代科学意义。梁氏认为清儒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怀疑否定的批判精神，基本上就概括出了清代朴学的本质，即国学核心价值所在。 清代考据学的精核，即核心的核心，实在于小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三科，属于语言文字学。其中以音韵学成就最高，尤其是上古音研究领域，可谓前无古人，同时也给后人未留下更多创新的余地。清儒把汉代依靠传注的名物训诂，提升到“因声求义”的以声音通训诂的高新水平。声音是语言文字的内核，历代通过文献文字考据的学术精核奥妙，清儒们找到了。因为考证古代文献文字最高境界，是要知道这个字出于什么时代，发什么音，从而因声求义，再结合字的形音义和文献背景作出考据结论。这就是清代学术的精核和高峰，现今研究者大约很少能摸到如此高度。 清代学术至乾隆嘉庆时期达到了全盛，所以又称乾嘉考据学。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学时代。举国学者，无论在朝在野，大凡讲学问，都在自觉不自觉地研究古代文献，功德业绩尽在古籍的辨伪、校勘、注疏、辑佚、整理之中。清儒除全力精心治理经部文献之外，同时把考据学的功力还用在整理史部、子部、集部的经典性著作，甚至包括天文、舆地、算学、医书及典章制度都在考据整理之列，所谓遍注群书，无所不治。大约到了清朝后期，古代文献中有价值的著作，对后人来说已无可耕之田了。 清代考据学术流派纷呈，或以承袭汉代家法分流，或以清代师法别派，而门户最清晰者多以地域标榜流派。即从著名的乾嘉学派计起，其正统就有两大流派：皖派戴震，吴派惠栋；另有浙东派、扬州派等，皆为不可一世的门派。此外全国各地也多有特色流派，就像江河支脉细流遍布南北，而最终同汇东南江浙乾嘉学术大本营。可为赞叹的是清代学术流派，虽严守家法师法，而绝少门户之见，鲜有相互攻讦之恶行，也无著作权之争的学案。相反常有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轨”之雅量，以齐名并享研究成果为趣闻美谈。 那么最后就有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清代国学成就空前辉煌，如日中天，为什么到晚清会一落千丈，后来的五四运动连孔圣人也打翻在地了？乾嘉学派大师辈出，灿若星光，清末民初乾嘉大师们的传人和国学后裔又到哪里去了？这是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互动、人类社会形态整体转型变革的大问题,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了。现在看来，古老的国学在近代很难应对新兴而东渐的欧美学问，国学的徒子徒孙们不得不关注、学习、传介西方强势进步的思想和科学技术，都不同程度的吸纳了国外西学的资料和研究方法；如北京大学等高校许多老前辈，大都成为国学与西学兼容并蓄的文史名家。 近现代之交，坚守清代学术所谓乾嘉考据嫡传后殿者，当为上世纪初首开国学讲席的章太炎，颇守古文学家法，主治经学，特重文字音韵训诂。今天要认定国学性质和核心价值，看看章太炎这位正统派的国学大师主张研究什么，又怎么去研究，答案就有了。章太炎弟子解放后多分布在北师大、南大、武大、山东大学等地，似乎各有传承，略见遗绪，偶称章黄学派，其遗老遗少健在者还在传承学问。他们治国学，几乎都是以说文解字为切入点；讲授国学，也如章黄那样言必称说文，主攻核心学问的意识思路非常坚定明确。 学界公认还有清华园研究院王国维，继承考据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有所特创，为学界高度评价；清华研究院主持梁启超，当然声名最高，梁以今文经学鼓呼维新变法而名垂史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外华人中也兴起所谓新儒学活动，在大陆影响毕竟有限。然而国内外九十年代至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值得充分关注；诸位有幸身在其中，成为新的见证人，且正在见证过程之中。 总之，国学是门什么学问，概括为两句话：国学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治学的方法。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回到清儒正统派最后一位大师章太炎对国学的概括上来：“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章氏这样一个排列顺序也透露出，国学的核心学术方法是小学，就是考据学；国学核心内容，就是经学；同时学科外延范围，包括经史子集全部文献。全面地说，国学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与文化。

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学术的核心，是儒家经学。两汉时期，注释儒家经典的儒者学者对后世影响至远至深者，可能非东汉后期经学大师郑玄莫属。郑玄（127年—200年），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今山东高密）人。他遍注《周礼》、《礼记》等儒家典籍。风靡一时，被时人奉若神明。清代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值得想了解和学习中国经学史的读者朋友们阅读的经典作品）中描述道：“郑君康成，……著书满家，从学盈万。当时莫不仰望，称伊、洛以东，淮、汉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自来经师未有若郑君之盛者也。”甚至当时有的儒生盲从到“宁道孔圣误，讳言郑（玄）服（虔）非”。（不逊色于我们今天的某些“脑残粉”）正当郑玄风靡时，王肃起而与之相抗衡。王肃（195年—256年），字子雍，祖籍东海郡（今山东郯城），生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从魏文帝到曹髦时，他历任散骑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太常等职。曹髦甘露元年（256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