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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四大报纸：《申报》（1872-1949）《大公报》(1902-1949)《民国日报》（上海）(1916-1947)《中央日报》(1928-1949)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公开发行的报刊有( )。A．《解放日报》B．《新华日报》C．《群众》周刊D．《光明日报》答案BC
以下是在延安的1936复刊的《红色中华》，1937改名《新中华报》党刊《共产党人》八路总政治部《八路军军政杂志》青年联合会《中国青年》1941《解放日报》，毛择定还为其撰写社论。
有稿酬的对文章要求都很高。
《读者》：兰州市中央广场有据《读者》信箱，邮编730030，注明“投稿”字样，以《读者》编辑部为收件人。电子邮箱：《十月》杂志简介：大型综合性文学双月刊，以不断推出文学新人的佳作为特色，既注重作品的思想性又注重作品的艺术性和可读性。是北京市优秀期刊，华北地区“十佳”期刊，第二届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首届国家期刊奖。投稿要求：着重刊登内容坚实、风格多样的中篇小说以及品位高雅、文笔优美的散文，同时也发表优秀的长、短篇小说和诗歌、报告文学。对广大读者所关注的热点题材作品优先刊登。通讯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邮编：100011，电话：010-62012338《人民文学》杂志简介：文学类杂志投稿要求：小说：精品荟萃；记忆：前程梦影；点击：网上风情；随笔：异彩分呈；观点：尖锐酣畅；圆桌：众声喧哗；现场：独家报道；诗歌：引领风骚；专栏：名家散文；插页：当代艺典。通讯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楼，邮编：100026，电话：010-65003120《小说选刊》杂志简介：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月刊，每月2日出版。提供浓缩的文学享受。投稿要求：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邮编：100009，电话010-64011046《诗刊》杂志简介：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诗坛最具影响力的刊物，全国百种社科重点期刊“首届国家期刊奖”获奖期刊。每月十号在北京出版。投稿要求：展示诗坛全貌，披露世界诗歌动向，鼎力推出年轻新锐，开设理性权威论坛。坚持高品质作品的编辑，发展独家拥有的特色栏目。通讯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诗刊社，邮编：100026，电话：010-65389326（编辑部）010-65002969（发行部）《莽原》杂志简介：大型纯文学双月刊投稿要求：提供更多高质量作品，给读者更多获益。通讯地址：郑州市经七路34号，邮编：450003《作家文摘》杂志简介：《作家文摘》和《作家文摘·青年导刊》均为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作家出版社主办，是一份熔知识性、趣味性、新闻性为一体的高品位文学类文摘报。投稿要求：通讯地址：北京市东城区王家园10号商之苑大厦,邮编:100027电话:010-6551802665518025（fax）《芙蓉》杂志简介：大型文学双月刊，具有传播文坛新动向、挑战传统阅读、推出新人新作之功能。投稿要求：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芙蓉》杂志社邮编：410006电话、传真：0731-8882784Email:
晨报或者石河子报啊。
一般正规的杂志社都要有稿费的吧，不然拿了别人的劳动成果不给报酬那是侵权吧，不过一些拖欠稿费的杂志社也有的……所以说，并不是想入一行就能入一行的，得从自己摸索开始。现在网络上资源丰富呀，找些写作网、红榜等看看其中的约稿信息。研究下各种杂志的收稿类型，收稿要求等，再对照自己的写作方向，选定几家作为目标去试水，去学习，在过程中自然会体会到之前看不到的门道，这才是慢慢入门了。
周晔 女，1926年5月生，哈尔滨人。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领导科学。获中共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合著及主编书籍有十余本。近年来，先后发表有关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论文40余篇，其中13篇论文获省部级优秀论文一等奖；在校内承担重大课题十一项。周晔与鲁迅先生 鲁迅，出生在一个逐渐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又久病不愈。作为长子，鲁迅为了给父亲治病，常常出入当铺和药店，饱受人们的冷眼。在乡下外婆家里，他有机会接触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孩子亲密相处，从中感受到农民生活的困苦和他们勤劳、纯朴的性格。这些经历使他对劳动人民有着深切的同情。这一点在周晔写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中“救助车夫”这件事可以体现出来。
小学语文教材中《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的课文，以生动、形象、传神的笔法，活脱脱塑造出慈祥、幽默而又分外认真的鲁迅形象。这篇颇为儿童喜爱的课文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少年的心目中，刻下了鲁迅这个光辉的名字。课文作者是鲁迅的侄女周晔，课文是教材编者根据周晔《伯父鲁迅的二三事》一文改写的。生于1926年1月的周晔，是周建人、王蕴如夫妇的大女儿，鲁迅逝世时，她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姑娘。在她跟中，鲁迅不过是给她买玩具、送糖果、请吃好饭菜、逗她玩、哄她乖的慈善和蔼的大爹而已(周晔姐妹在称呼上把鲁迅叫“大爹”)。当渐渐懂得伯父的伟大和崇高时，鲁迅，便成为激励她终生的精神力量。检视侄女与伯父之间的些许小事，回顾周晔的人生轨迹，也许有助于理解鲁迅先生“回眸时看小淤菟”的深切情怀。生活上的慈爱和无微不至的关心 周晔在上海出生时，鲁迅尚在广州，据1927年10月5日《鲁迅日记》载：“下午小雨，往三弟寓”。这当是鲁迅见周晔的第一面。鲁迅一向重视儿童，他在自己的小说、杂文、散文、诗歌中多次围绕中国儿童的教育和命运，发出呼吁、抒写情志、鸣叫不平；在生活中对朋友的孩子、战友的孩子、兄弟失和前对周作人的几个孩子，遍施一种仁爱的关怀和帮助，这在鲁迅的日记、别人的回忆文字中多有记述。而此时到上海对于侄女周晔，自然也是倍加抚爱和关心。 在周晔尚为婴孩时，作为伯父，鲁迅常常给孩子买玩具和可口的食品以赠。所赠食品，多是些糖果饼干之类，至于玩具，鲁迅特别注意照顾到孩子的成长过程。鲁迅深知，玩具、游戏都是儿童教育的重要手段。1927年11月18日，鲁迅专门买“布人形”(即布娃娃)送给周哗，这是他定居上海后送给侄女的第一件玩具。1928年4月11日，又买了一件脚踏车送给周晔。从这两件相赠的玩具中能看出鲁迅的特别用心；布娃娃侧重照顾到孩子的性别，脚踏车侧重于她的年龄与成长(周晔此时已是虚岁3岁)。更见特别的是，1930年9月27日，周晔由母亲领着到大伯家玩，也许鲁迅一时拿不出合适的东西给孩子，竟专门上街一趟，除买回“糯米珠”食品外，又买回玩具“小喷壶”相送。过了三个月，即1930年12月23日，在周晔生日临近的时候，为了表达大伯的祝贺，特地添买了4种玩具赠给周晔和周瑾姊妹。鲁迅最后一次买玩具相赠周晔，是在1933年12月2日，《鲁迅日记》载：“晚蕴如偕女客三人，孩子五人来，留之夜饭，并买玩具、糖果赠孩子”。这孩子五人当中，自然包括周晔在内。在《鲁迅日记》关于周晔68次记载中，鲁迅买玩具相赠周晔，共有十来件，且常常是玩具与食品并有。 周晔在《伯父鲁迅先生的二三事》中说：鲁迅在世时，父母经常带着她们姐妹“轮流着到伯父家里去，这一天总是星期六下午，作周末的团聚，已经成为惯例了，我们姐妹各人每隔二星期去一次。”看来周晔姐妹都喜欢到大伯家团聚。为什么父母不每次把几个孩子都带上?这大约出于不致过分打扰鲁迅的考虑。周晔之后，1927年妹妹周瑾出生，1932年妹妹周蕖出生。加之1929年鲁迅又添了儿子周海婴，若四个孩子在一起，吵杂嘻闹所造成的干扰可想而知，何况幼年的周海婴特别顽皮。但在鲁迅而言，玩是孩子的天性，倒是非常喜欢与他孩子们在一起。也许，正因周晔姐妹不能每周见大伯，她们每次的到来，鲁迅都非常欢迎，常常要做一顿好一点的饭菜招待一番，有时干脆到街上的餐馆去吃一顿。据《鲁迅日记》载，周晔与大伯父在一起吃饭共10多次，地点主要在东亚食堂、中有天餐馆、中西食堂和鲁迅家中。 在食堂、餐馆吃饭，多是因大人有事，鲁迅设宴，顺便带上周晔去的，如1929年1月18日鲁迅在“中有天”闽菜馆为陈学昭赴法饯行；同年4月27日王老太太(王蕴如母亲)来沪，鲁迅作东在“中有天”餐馆夜饭；又如1930年7月19日许羡苏来沪，鲁迅在“中西食堂”请客，等等。至于在鲁迅家里多次吃饭，有两种情况；一是周晔随父母到大伯家里后随便吃饭，二是鲁迅、广平夫妇去专门做点好吃的，把他们请过来一同享用，值得记述的有以下几回： 一、1932年9月29日，鲁迅为补祝海婴三岁生日，特地把王蕴如和周晔请过来吃饭。周海婴是1929年9月27日出生的，一至三岁时，每逢生日，鲁迅都要纪念一下。在海婴三周岁生日时，鲁迅夫妇忙于为孩子治病，也就顾不上给他过生日了。但作为父爱意识很强的鲁迅，特地在9月29日这一天为孩子补过生日。这一天，在一起吃饭的孩子有6岁的周晔、5岁的周瑾和3岁的海婴。临别时，鲁迅还特地赠给周晔和妹妹4件玩具并有水果、饼干等食品。 二、1933年5月27日，《鲁迅日记》载：“晚、治馔邀蕴如及三弟夜饭，阿玉、阿菩来。”这里的“阿玉”即周晔。之所以在这一天请弟弟一家来夜饭，鲁迅倒有自己的用意。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式的法西斯开始流行。5月18日晨，鲁迅的战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也上了暗杀名单。5月20日，鲁迅不顾危险为杨杏佛送碱。当时，鲁迅的心情是非常悲愤的，处于愤怒、悲痛之中而情绪高度紧张之中的鲁迅，也许是为了放松一下，喘一口气，也许含有在生命处于威胁时与亲人作一次团聚的用意，因而在这一并非特别的日子里，和弟弟全家在一起吃顿团圆饭。鲁迅对周晔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一举一动体现出一种无言的怜爱。1931年12月7日周晔有病，他陪着弟弟到福民医院。1932年1月，周晔扁桃体发炎严重，又是鲁迅陪着周建人于13日这天到医院割扁桃腺，所需医药费，大伯鲁迅不言不语悄悄地代付了。周晔一天天长大，所喜好的当然不再是布娃之类幼婴的玩具。1934年2月2日，春节将近的日子，也许是因小学生们在课余学练跳绳这种传统的体育技能的缘由吧，鲁迅特地买回“跳绳”赠给周晔， 1935年12月27日，周晔十岁生日(虚岁)到了，站在鲁迅面前的侄女不再是少不更事的幼女，而是一个出落得漂漂亮亮懂事明理的小学生，他特地“赠以衣料及饼干”，郑重其事地表示祝贺和纪念。学习上的帮助和教育 紧张的工作之余看看电影，是鲁迅的娱乐方式之一。每遇到儿童影片，鲁迅都喜欢陪孩子去看，使孩子有受教育的机会。鲁迅在《“连环画”辩护》一文说；“用活动电影来教育学生，一定比教员的讲义好，将来恐怕要变成这样的”。可见鲁迅对电影教育性的看重。1933年12月23日，鲁迅特地邀清冯雪峰的夫人何爱玉和女儿看电影《米老鼠》和《神猫艳遇》。大约这两部影片特别适合儿童，也许是一向在鲁迅面前无拘无束的周晔知道别人看电影独独漏掉自己而缠着大伯父不肯罢体的缘故，鲁迅专门送给她五圆钱：“俾明日可看儿童电影”。 1935年6月29日，又是与建人一家周末团聚的日子。从鲁迅来讲，这段日子实在不顺当，瞿秋白不幸遇难令他无限悲哀，自己的身体也不如以前，还得忙于瞿秋白遗稿的整理和编辑。因此，放松一下，喘一口气，给自己以暂时的休息是情理之中的。在日记这样写到：“下午邀蕴如及阿玉、阿菩并同广平携海婴往光陆大戏院观米老鼠影片几十种”。应当注意，这次看电影，周晔姐妹及母亲是鲁迅特地邀请来的。 学生上学就得交学费，可周晔的父母经济上并不宽裕，鲁迅深知弟弟的难处，就主动送给侄女学费。 1933年7月30日，鲁迅日记写道：“蕖官昨周岁，赠以衣裤二事，饼干一合，又赠阿玉、阿菩学费五十”。1934年2月2日，鲁迅日记写道：“赠三弟泉百，为阿玉等学费之用。” 1935年1月26日，鲁迅日记写道：“晚，蕴如及三弟携晔儿来，赠以诸儿学费泉百。”鲁迅当时的经济状况，虽然比弟弟的请况要好些，但并不十分的优裕。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但看到侄女的学费发生困难时，出手却是格外大方和主动。与鲁迅经常接触的几个孩子中，周晔是年龄最大的一位，上学早，也懂事早，不知不觉，在小学阶段里就抱着长篇小说读起来。鲁迅对孩子的关心方式，是根据孩子的年龄和需要而定的。在这个时候，就慨然送给周晔两本文学作品——《表》和《勇敢的小约翰》。 《表》是苏联班台莱耶夫一部中篇童话集，鲁迅据德文转译。1935年7月上海生活书店初版。鲁迅是抱着两个目的翻译它的，(1)要将这样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2）不想用什么难宇，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勇敢的小约翰》是一部长篇童话小说，内容主要描写小约翰在梦幻中寻求幸福和光明、知识和真理的遭遇。鲁迅翻译它，是因为自己爱看，因而也希望别人也看的缘故。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无论从内容、从文字风格，还是从周晔当时的接受能力看，鲁迅赠给侄女这两本书，都是及时的、恰当的。对周晔的成长而言，自然要比布娃娃、脚踏车大许多。周晔后来在文章中多次写到这两本书。在追忆与怀念中书写人生1936年10月19日，当鲁迅不幸病逝的时候，周晔知道，“将永远不能再见伯父的面，不能听到他的谈话的声音，不能再受到慈爱抚摸”。伯父从此“长眠在潮湿的泥土下，孤零零的，直到他的肌肉腐蚀、骨殖化为灰烬，与泥土和在一起……”。想到这些，泪水从腮边不住地掉下来。她目睹了吊唁和送葬的全部过程，无比悲痛的场面和成千上万的人为伯父来送葬，使年仅十岁的周晔始知伯父的伟大和崇高。不久，十岁的周晔挥笔写下一篇发自内心的悼文一一《追悼鲁迅先生》，发表在当时的《上海平民日报》上。在文章中，周晔记述了鲁迅对北新书局伙计费先生的无私帮助，并呼唤：“我们假如敬重他的话，那就继续他的工作，和遵守他的遗下的话！” 在周晔的一生中，始终没有忘记伯父的话，在对伯父的追忆和怀念中，走完自己平凡而坚实的人生历程。1940年秋，值鲁迅先生逝世4周年纪念的一天，周晔和父母、伯母许广平及海婴和两个妹妹来到万国公墓鲁迅墓前，默哀、献花，表达对伯父的怀念。黑暗的统治，在鲁迅去世头两年，她们连到坟上纪念一下都不可能。 1945年9月，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反对内战，渴求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统区、解放区掀起对鲁迅逝世9周年的隆重纪念，借以教育和动员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者，为实现中国“光明的前途而奋斗”。这时，周晔面对举国上下对和平的祈盼和对内战的抗争，面对着伯父鲁迅先生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圣人所蕴藉的巨大的精神力量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教育和激励，挥笔写出了《伯父鲁迅先生的二三事》长文，发表在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创办的《新文化》半月刊创刊号上。 在文章中，周晔记述了伯父赠书、伯父的鼻子、伯父与父亲救助人力车夫三件往事，以至为亲切的笔调再现出鲁迅作为一代文化伟人朴素、平易、仁爱的天性，为鲁迅研究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记实资料，同时，也表现出作为一个进步青年，一位对大伯父有着深厚眷恋的周晔本人对鲁迅精神的领悟与理解。文章中说道一一 的确，伯父严肃的容貌内包藏了一颗天下至仁至爱的心，他的心，他的血，他的情，是如此的热切，如此的真诚，可是，有爱必有憎，爱一分，同时也会产生恨一分，伯父因为十分爱人类，所以，也十分恨压迫人类摧残人类的人，他对于人类的爱，出于内心至情，所以才有勇气和力量，敢说敢怒，有战斗精神，不怕打击和中伤。他的文章为什么尖刻，这是由于他仁慈的心发出。物换星移，岁月不居，在周晔一天天长大的同时，伯父的音容笑貌却时刻伴随着她。她说：“当我闭上眼睛把头搁在两臂间休息时，伯父那严肃的表情，穿了补丁的衣服，出现在我眼前。唉！我最亲爱的伯父，你假使还活着，要是见了这样的大战，法西斯蒂用残酷的手段杀手无寸铁的群众，你该怎样愤怒啊!”鲁迅当年赠她的两本书一一《表》和《勇敢的小约翰》成了她的心爱之物。书中的故事启发着她、激励着她、教育着她，同时，她慷慨地把书借给同学们阅读，虽然在“同学们屡次借去看”的辗转中这两本书“已很破旧”，但她仍精心保管着。 在周晔的生命历程当中，伯父鲁迅绐终是她精神上的一座灯塔，读伯父的书，给了她无穷无尽的力量。1946年她在上海圣约翰大学上学时，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48年3月29日，她父母、姐妹及许广平伯母周海婴堂弟一行七人，到绍兴寻访鲁迅故居和遗址。这次行动，他们是悄悄进行的，当时浙江一带正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为期三天的绍兴之行除了寻觅鲁迅故居及有关遗址外，他们还领略了绍兴的自然风貌、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使22岁的周晔第一次看到了伯父当年生活的场所景。1948年，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了不少在蒋管区暴露了身份的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店员等青年去解放区，以保存和培养青年知识分子，为将来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储备。周晔和丈夫张攸民也在其中。组织上安排周晔到新成立的苏北公学作教员。不久又调周晔到蚌埠的金融部门从事接管工作。4月份，她又参加南下干部大队过长江。1949年4月25日，上海解放。次日，周晔回到上海，在上海市军管会铁道部搞接管工作作。 1950年4月，周晔调到北京，在全国总工会女工部工作，任女工部部长杨之华的秘书。1958年，她又调到《工人日报》报社做编辑。1963年，调到杭州，在浙江省文联工作，任《东海》杂志编辑。1965年，调回上海，在上海妇联工作，任市妇联宣教部副部长。文革期间，下放到奉贤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于1972年10月调回上海市区，在上海人民出版社任编译室主任。这期间，她顶着文革中的错误思想，提出加强外国文艺及社会科学的介绍工作，并在自己的岗位上积极着手展开。1978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成立，周晔任社长。作为上海译文出版社负责人的周晔，面前摆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明确业务方针，安排具体工作等等，但她在社中同仁的积极配合下，把每样工作都作得井井有条。应该说，这个今天在国内外颇有影响、在介绍外国文艺思想方面颇多贡献的著名出版社的诞生和成绩，与周晔的当初努力是分不开的。 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使周晔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和提高。她由一名年青的共产党员成长为很有才干的党的干部；由一名青年学生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出版工作者。虽然没有成为一名鲁迅研究方面的专家学者，但在工作中，却默默地遵循着伯父鲁迅所代表的方向，甚至在性格上、生活中也秉承着伯父的某些遗风。她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有刚强、耿直的特点。对现实中不对的事，她敢公开提出不同意见，表明自己的态度，坚持原则认真负责，即使是直接上级，她也不回避。敢于抵制不正之风。她勤奋好学，工作之余总是一卷在握，孜孜研读。在生活上一贯艰苦朴素，不讲吃，不讲穿，很节俭，直到1980年出国访问时，才做了一身毛料衣服。岁月的流逝，反而一天天加深加重了她对伯父的怀念。解放初的几年里，周晔就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撰写一些纪念文章，如1956年写的《鲁迅是怎样独立思考的》。但是，亲历“十年文革”，她目睹了大伯父鲁迅的形象所发生的扭曲和变形。那是一个多么可亲、可敬、可爱而刚直的形象啊，竟变得如此冷漠和不可接近，变得如此厉害和威严!?文革中鲁迅被人为地捧到了与人民相脱离的悬空状态，鲁迅的话成了帮派争斗的护身符和凶器，……周晔在这陌生的“大伯父”面前缄口无言。1981年，在鲁迅诞辰百年之际，全国上下掀起了盛况空前的鲁迅研究和纪念活动。在人民需要鲁迅、中国需要鲁迅、儿童需要鲁迅的时候，周晔拿起了笔，向读者一一主要是少年儿童，讲述和介绍自己记忆中和理解中的大伯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仅在1981年，周晔就在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13篇文章，存目如下： 《学习鲁迅，为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写作》 《写作》1981年第2期 《在伯父鲁迅家作客》 《文化与生活》1981年笫3期 《鲁迅与车夫》 《槛湖》1981年第2期 《鲁迅给我做翻译》 收入人民文学出版1981年2月出版的《忆鲁迅二集》一书《鲁迅是怎样学习外文的》《上海外国语学校学报》1981年第5期《鲁迅谈写作》 《语文学习》1981年笫9期《伯父的礼物》 《儿童文学》1981年第9期《鲁迅和童话》 《少年文艺》1981年第9期《回乡访故居》 《雨花》1981年第9期《最后一面》 《鲁迅研究文丛》第3期《鲁迅为什么定居上海》 《文汇月刊》1981年第9期《鲁迅“阅市”看到什么》 《文学报》1981年10月8日《鲁迅热爱党》 《儿童时代》1981年第18期《回忆我的伯父一一鲁迅先生》 《新少年报》467期 在周晔的一生中，伯父鲁迅—直象影子一样陪伴着她、呵护着她、哺育着她。随着鲁迅著作的相继出版，阅读鲁迅著作，成了她工作之余的主要兴趣之一，至今，在她的遗物中，多种版本的鲁迅选集、全集以及研究著作向人们证明着周晔生前的阅读和深思。把记忆中的大伯父，她理解中的大伯父告诉给千万个爱鲁迅的小读者，是周晔最大的心愿。当年，当她得知自己文章经改写后编入小学语文教材时，兴奋地对丈夫说：“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正是1981年这一年，她应邀和丈夫一块回故乡绍兴，参加家乡人民兴办的纪念鲁迅活动，再一次瞻仰养育过伯父的山山水水，体味着故乡之地的风土人情。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1月里，全国政协出面向上海译文出版社借调周晔，协助父亲周建人整理回忆录。父女俩在两年多的回忆与切磋中，向世人推出了一部20万字的《鲁迅故家的衰落》的宝贵书稿。随即，她又协助母亲王蕴如整理出《回忆鲁迅在上海的片断》的珍贵资料。 正当步入晚年的周晔在繁忙的公务中渐渐解脱出来而满心欢喜地准备再写一些纪念和研究鲁迅的文章时，孰料肺癌向她袭来。确珍后，她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观，而是泰然处之。此时此刻，她也许想到了几十年前伯父的葬仪和追悼会，也许想到了伯父在死亡面前的冷静和理智。1984年1月下旬的—天，她带着人生的答卷，与九泉之下的伯父相会。1997年8月——10月11日于大荔草成2007年1月再改本文撰写中主要参考资料： 1、《鲁迅全集》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许广平》，开明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3、《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周国伟编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4、《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笫3、4卷)，中图文联出版公司1990年7月版： 5、《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上册、下册、续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3月、1986年3月版； 同时，得到了周晔亲属周海婴、张攸民大力帮助，谨致谢忱！
周晔 女，1964年5月生，哈尔滨人。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领导科学。获中共中央党校法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合著及主编书籍有十余本。近年来，先后发表有关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方面论文40余篇，其中13篇论文获省部级优秀论文一等奖；在校内承担重大课题十一项。 周晔的作品,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以下是在延安的1936复刊的《红色中华》，1937改名《新中华报》党刊《共产党人》八路总政治部《八路军军政杂志》青年联合会《中国青年》1941《解放日报》，毛择定还为其撰写社论。
中国自鸦片战争前夕开始定期出版的日报期刊，至辛亥革命时已广泛发行。 中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中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 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报。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继续在中国办报。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1853，香港）、《六合丛谈》（1857，上海）、《万国公报》（1868，上海）、《中西闻见录》（1872，北京）、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天津，中文名《京津泰晤士报》）及《申报》（1872，上海）、《新闻报》（1893，上海）、《顺天时报》（1901，北京）等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主编，是广学会的会报。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 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方汉奇） 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莫言、二月河、石钟山都曾是著名的军旅作家。后来脱军装了。还有刘亚洲、杨大群、乔良、彭荆风、裘山山、张正隆、阎连科、王树增、兰晓龙、刘恒志、朱秀海……老一点的，高玉宝、魏巍等，黎汝清，很多很多。。。。。
银枪小霸王的爹娘就是
有乔良、彭荆风、裘山山、阎连科、王树增。1，乔良乔良，河南杞县人，1955年出生在山西忻县一个军人家庭。乔良是中国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评论家，空军少将。 国防大学教授、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2，彭荆风彭荆风（1929年11月22日—2018年7月24日），男，汉族，祖籍江西萍乡，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原就职于成都军区创作室，任主任，职称文学创作一级，1956年加入江西省作家协会。1956年9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0年退休。其长篇报告文学《解放大西南》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驿路梨花》入选中国初中学生课本。3，裘山山裘山山，女，1958年5月出生，浙江嵊州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委员，中国作协军事委员会委员 。1976年入伍，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年发表小说、散文。曾任《西南军事文学》主编、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原四川省作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开花》等，小说集《白罂粟》、《一路有树》等，散文集《女人心情》《遥远的天堂》等，长篇传记文学《隆莲法师传》等。4，阎连科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洛阳嵩县田湖瑶沟，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著名作家，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技大学高等研究院冼为坚中国文化教授。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炸裂志》等。5，王树增王树增，男，中国军旅作家。1952年2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少将军衔，国家一级作家，现供职于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全军艺术委员会委员。主要作品：《远东朝鲜战争》、《解放战争》《1901》、《长征》、《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乔良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彭荆风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裘山山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阎连科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王树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