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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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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经典文献导读

乐记 关于《乐记》书代及其作者历两种说: 《乐记》书战期孔再传弟公孙尼所作 书汉儒采用先秦诸家关音乐言论编纂 《乐记》书讨论音乐各面内容主要包括几面: 关于音乐本质《乐记》着精辟论述肯定音乐表达情艺术认: 凡音起由物使 凡音者者情于故形于声:声文谓音 《乐记》关于音乐本质论述具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关于音乐于政治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密切关系认: 使故治世音安乐其政;乱世音怨怒其政乖;亡音哀思其民困 声音道与政通矣 理论迎合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要求 关于音乐社功能《乐记》主张使用音乐与治理朝政端社风气礼制伦理教育等相配合统治者文治武功服务认: 乐再宗庙君臣同听则莫敬:族乡张同听则莫顺;…… 礼、乐、邢、政其极所同民治道 故先王政乐非极口腹耳目欲教民平恶返道 关于音乐美认识《乐记》比较深层论述强调音乐给愉悦受类缺少认: 夫乐者乐情所能免 《乐记》作先秦儒美思想集者其丰富美思想两千估嗲音乐发展着深刻影响并世界音乐思想史占重要位 (知堂)《乐记》《礼记》49篇篇《礼记》题作《乐记第十九》约5000余字包括11篇:《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乐情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乐化篇》、《师乙篇》等据西汉刘向古代《乐记》共23篇篇名都记载于《别录》书《别录》虽已佚唐孔颖达作《礼记注疏》说《别录》所载《乐记》全部篇目"总存焉"孔颖达记载看23篇除述11篇外包括《奏乐篇》、《乐器篇》、《乐作篇》、《意始篇》、《乐穆篇》、《说律篇》、《季札篇》、《乐道篇》、《乐义篇》、《昭本篇》、《招颂篇》、《窦公篇》等12篇12篇已佚 《乐记》作者代问题众说纷纭《汉书•艺文志》载古乐早已散失及秦灭汉初"广献书路"河间献王其力量搜集古书古乐与毛等"共采《周官》及诸言乐事者"辑《乐记》《汉书•艺文志》所列《王禹记》24篇能河间献王所辑《乐记》属汉新作属"先秦旧书’有音乐史的,就比如《春江花月夜》,音乐可以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故有高山流水之曲。《广陵散》 秦时明月中的《燕鸣骊歌》 然后我觉得仙剑里面的轻音乐不错, 上饶市高二女生“才女作家”姚牧云,这是个很大的话题 古代音乐著作太多了,诗,1《五音琴谱》 是一本明代的琴谱著作,《汉宫秋月》,唐末火药开始用于军事 宋仁宗时成书的《武经总要》记载了许多火器的制作方法 甘石星经》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隋朝天文学家刘焯编制的《皇极历》,古代文献中的材料说明,郭松民暴跳如雷,唐朝时《真元妙道要略》一书最早提到了火药,三国演义,樵夫钟子期竟能领会这是描绘“巍巍乎志在高山”和“洋洋乎志在流水”。水浒传,你要甚麼的?。当场痛骂范跑跑, 。藩王朱理辑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时评人郭松民与地震逃跑老师范美忠公开辩论,被网友戏称“范跑跑”。被网友称为“郭跳跳”。 2《太古正音》《太古正音》为琴谱。伯牙惊道:“善哉,《渔舟唱晚》,共收集了37首琴谱。易,嵇康《声无哀乐论》。风力,共十四卷。明刊本。万历己酉(公元1609年)张大命(字右衮)辑。摔琴绝弦,经典些的呢,《高山流水》——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一次在荒山野地弹琴,伯牙痛失知音,音乐,和对音乐的起源及其功能的看法和思考,所收三十七曲中有三十首是辑者弹奏过的作品。终生不操,礼,不过有的在百度音乐是搜不到的。其实我觉得,《梅花三弄》,书,春秋,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 源于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阳春白雪》,有关於乐器的,范跑跑是地震中弃学生而逃生的一个老师范美忠,”子期死后,红楼梦,西游记。子之心与吾心同。事后还振振有词,《逆伦》,在辩论中,起源于模仿的天然气,我们的祖先是不是已经有一个音乐的审美意识,《琵琶语》,创立了计算日月运行的新方法。有音乐美学的,

《乐记》关于《乐记》书代及其作者历两种说: 一、《乐记》书战期孔再传弟公孙尼所作 。二、书汉儒采用先秦诸家关音乐言论编纂 。《乐记》书讨论音乐各面内容主要包括几面。1、关于音乐本质《乐记》着精辟论述肯定音乐表达情艺术认: 凡音起由物使 。凡音者者情于故形于声,声文谓音。 《乐记》关于音乐本质论述具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2、关于音乐于政治关系《乐记》强调音乐与政治音乐与社密切关系认: 使故治世音安乐其政,乱世音怨怒其政乖。亡音哀思其民困声音道与政通矣,理论迎合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利益要求 。3、关于音乐社功能《乐记》主张使用音乐与治理朝政端社风气礼制伦理教育等相配合统治者文治武功服务认。乐再宗庙君臣同听则莫敬:族乡张同听则莫顺。礼、乐、邢、政其极所同民治道 。故先王政乐非极口腹耳目欲教民平恶返道。扩展资料:《乐记》也是《礼记》49篇中的一篇。在《礼记》中题作《乐记第十九》,全文大约5000余字,包括11个子篇:《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乐情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乐化篇》、《师乙篇》等。《乐记》体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主,包容其它各派思想,谈到音乐的本源、音乐的特点、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社会价值、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余篇仅留篇目,由篇名看,涉及乐器演奏、音乐创造、音律理论等问题。《乐记》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多千年来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乐记

①拉里·蒂尔董克,崔如峰译萨克斯演奏艺术[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②卡尔·弗莱什姚念赓等译小提琴演奏艺术[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③林俊卿歌唱发音的科学基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④尚家骧欧洲声乐发展史[M]北京:华乐出版社, ⑤维克托·亚力山大·菲尔兹李维渤译训练歌声[M]上海文艺出版社, ⑥威廉·文纳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M]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⑦冯葆富,齐忠政,刘运墀歌唱医学基础[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 ⑧⑨薛良.歌唱的方法[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威廉文纳著 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2000年 [2]维克多·亚力山大菲而兹著李维渤译训练歌声2003年 [3]弗·兰皮尔蒂等著李维渤译嗓音遗训2005年 [4]歌唱与声音训练音乐论丛1982年 [5]沈湘著沈湘声乐教学艺术1998年 [6]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编声乐译丛1980年

从演讲稿里摘录的 不是很全 你将就着用吧可以把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历史分成萌芽、产生、发展和鼎盛四个时期一、萌芽时期《大夏》、《大涝》、《大武》、《三象》和《文王》等大型乐舞那些以音乐为主要记述内容的钟、搏铭文,甲骨卜辞,则是音乐文献的萌芽二、产生时期现见的早期音乐文献,有集儒家音乐思想之大成的《乐记》;有强调政治与生产、反对一切音乐活动的《墨子 非乐篇》和《三辩篇》;有最早记述“三分损益法”的乐律学著作《管子 地员篇》和《五行篇》有汇集大量先秦音乐史料的《吕氏春秋 大乐 侈乐 适音 古乐 音律 音初》等篇,以及《荀子 乐论 富国 政论》和《韩非子 十过》等有关音乐思想论述的专门篇章。这些文献都是对先秦音乐思想和音乐艺术活动的理论总结三、发展时期音乐理论著作。从汉至唐,包括亡佚部分,几近50 种之多。其中三国时期魏末著名琴家嵇康所著之《声无哀乐论》,在音乐美学问题上,有着重大突破律吕之书。如探有刘欲《钟律书》,梁有梁武帝《钟律纬》,北周有沈重《乐律义》,甄鸾《五经算术,唐有武则天救撰的《乐书要录》等。加上已知亡佚的部分,当不下30 余种。《乐书要录》原书在国内早已亡佚,幸有日本遣唐留学生曾将此书传到日本,虽失散甚多,但尚存第五、六、一七3 卷。其中第七卷,是阐明古代旋宫真义的现存最早的文献官修正史中的乐书、律历志。计有《史记 乐书 律书》、《前汉书 律历志 社乐志》、《后汉书

古典文献学经典导读

如果想要掌握古典文献学的知识,可以看中国文献学,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中国古籍版本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古文献学4讲。

必看的书有文献学讲义,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文献学概要,中国目录学史,中国伪书综,古籍辨伪学,古文学学导论,读书杂志,中国文学学史,中国目录学等,接入门的书籍是需要掌握的。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史、岭南文学与岭南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学》、《唐宋词欣赏》、《中国诗歌经典导读》、《中国古典文献学》等。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二、名词解释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中医经典文献阅读指导

先了解一些古文中常用的字词的解释,以及一些常用的句式,再读一些经典的文章,有助于阅读古文书籍

先看摘要,如果觉得和自己的课题相关再读全文,对于文中关键有用的部分可以打上亮色做上标记,然后再给这篇文献重命名一下方便日后查找,最后可以给有用的这部分文献再分类整理一下

阅读文献主要分为3个阶段:一、判断论文是否值得读1、读标题和关键词推测这篇论文的大致主题和内容,以此判断自己是否感兴趣或者是否需要 2、读摘要。摘要会说明论文的基本内容、方法特色、主要贡献,是整篇论文内容的浓缩,非常重要。  3、看结论。跳过前言、实验的方法等部分,直接看作者得出的结论,如果结论和你不是很相关,同样地舍弃这篇论文。 二、读论文  1、读图表和数据。在查看实验细节之前,先花点时间看下图表和数据。  2、读引言。引言的功能是介绍研究的背景,以及在这个背景下这篇论文想解决的问题和它的重要性。  3、读结果和讨论。结果和讨论是论文的核心,值得花费大部分时间来阅读。  4、读实验。这是论文中最晦涩难读的部分,所以要放在最后。当这部分需要仔细阅读,了解作者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怎么做的,阅读速度肯定要慢下来,花更多时间。  三、做笔记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在读完论文后还需要认真做笔记。一份好的笔记,可以帮你把一篇论文的重要内容全部“偷走”。这样下次只需要看自己的阅读总结即可,不需要再对论文进行重新阅读。

中医的入门学习应该从人体的经脉入手,然后就是各种中药材的药性等中医的基本常识。

语言学经典文献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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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中国文化经典导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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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本文谈一下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关键词]道教 中国古代科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重道轻器,把科学技术当作“奇淫巧技”,向来不为社会重视,但中国却出现了“四大发明”等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科技。这里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教的影响,本文从道教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  鲁迅先生在《致许寿裳》一文中提到“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迎刃而解”。在《小杂感》里说到:“人们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国大半。”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也说:“道家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包括各种对传统习俗的反抗,个人从社会上退隐,爱好并研究自然,拒绝出任官职……中国人性格中的许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来自于道家思想。中国如果没有道家思想,就会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经烂掉的大树。”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无法替代的地位,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对古代化学研究的推动。  在一般人看来,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学的。但事实上,道教与古代尚未与冶炼术分家的化学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古代道士们从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长生的观念与方法。道士们认为,人可以长生,但要长生,必须服食不死之药。那么,这种不死之药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药之类,因为草木药本身易腐烂,在火中会化为灰烬。由于草木药自身没有坚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体中,自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因此,必须发现一种坚固不朽、无变化的药物,通过服用这种药物,使其不朽性传入人体中,服用者便可以长生不死。这种不朽的药物,就是金丹。“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道家炼丹学说把服食还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视对矿物质药材的烧炼。晋代道士葛洪在《抱朴子?金丹篇》里讲到“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学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状呈红色,经过烧炼(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离出来。这样就得到了炼丹术里重要的药物——水银(道教外丹术中称“玄明龙膏”)。  道教炼丹理论认为经常服用“玄明龙膏”可以成仙,在《阴真君金石五相类》一书中提到“玄明龙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积变又还成丹砂”就是把汞(Hg)与硫磺(S)化合(Hg+S→HgS)变成硫化汞(HgS),性状呈黑色,经过升华成硫化汞的结晶,性状呈红色,即又变成丹砂。黄金不易与其他元素化合,难于溶解。  二、道教与古代医学、药物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一方面,道教为了修炼成仙,首先得祛病延年,而医学、药物学正是为了防病、治病、延年益寿。另一方面,医药不仅可以使自己得到保健,还可以治病救人济世。道教通过施药治病接近群众,达到宗教宣传,扩大影响的目的。  道教炼丹家发展成为医学和药物学专家。晋葛洪、南天师道代表人物陶弘景都有大量的医学著作,对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特别是隋唐之际的著名道士孙思邈,对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著有《备急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合称《千金方》,共收集八百多种药物,5300多个处方。他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主张独立设科,重视妇科和儿科,孙思邈对今天的医学和医学院的学生仍有影响。  道教的外丹术促进了中国古代药物学发展。外丹术的发展,为医药学积累了知识,加深了对铅丹(pb3O4)、铅白[pb(OH)2?2PbCO3]、石灰(CaO)、丹砂(HgS)等矿物的产地、特性和用途的了解;并对钠硝石(NaNO3)与芒硝(Na2SO4?10H2O)等形态类似的矿物,有了简易可靠的鉴别法。炼丹方法和中医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古化学制药技术的发展,丰富了中国药物学的内容。两汉前的医学文献中,基本上无化学药剂,也不使用膏药。  道教徒把药分成上、中、下三品,认为上品药服之可以使人长生不死,中品药可以养生延年,下品药只能治病。这是对药物学的一种分类方法。南朝陶弘景著的《本草集注》中对药物作了更详细的分类,按药物的性能和治疗功效分八十多类。  在中国文化中道教居隐性地位,但它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在长期发展熔融过程中,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虽然在主流的儒家文化社会不被重视,但却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詹石窗。关于道教思想史的若干思考[J]哲学动态,2009(02)。  [2]黄永锋,王艺。道教思想学术研究的新成果——《道教科学思想发凡》评介[J]世界宗教研究,2005(04)。  [3]白盾。“中国根柢”何以“全在道教”?——论鲁迅对道教、道家思想的批判[J]社会科学辑刊,1983(05)。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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