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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文：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
一、周密思考，慎重落笔论文提纲 论文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正式动笔之前，要对文章进行通盘思考，检查一下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完全就绪。首先，要明确主题。主题是文章的统帅，动笔之前必须想得到十分清楚。清人刘熙载说：“凡作一篇文，其用意俱可以一言蔽之。扩之则为千万言，约之则为一言，所谓主脑者是也。”(《艺概》)作者要想一想，自己文章的主题能否用一句话来概括。主题不明，是绝对不能动手写文的。其次，是理清思路。思路是人订]思想前进的脉络、轨道，是结构的内在依据。动笔之前，对怎样提出问题，怎样分析问题，怎样解决问题，以及使用哪些材料等，都要想清楚。第三，立定格局。所谓“格局”，就是全文的间架、大纲、轮廓。在动笔之前先把它想好“立定”，如全文分几部分，各有哪些层次，先说什么，后说什么，哪里该详，哪里该略，从头至尾都应有个大致的设想。第四，把需要的材料准备好，将各种事实、数据、引文等找来放在手头，以免到用时再去寻找，打断思路。第五，安排好写作时间、地点。写作要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比较安静的环境，才能集中精力专心致志地完成毕业论文写作任务。 古人说：“袖手于前，方能疾书于后。”鲁迅也曾说，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写起来就会很快。有的人不重视写作前的准备，对所写的对象只有一点粗浅的认识就急于动笔，在写作过程中“边施工边设计”，弄得次序颠倒，手忙脚乱，或做或掇，时断时续，结果反而进展缓慢。所以，在起草之前要周密思考，慎重落笔。 二、一气呵成，不重“小节” 在动笔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下笔之后，则要坚持不懈地一口气写下去，务必在最短时间内拿出初稿。这是许多文章家的写作诀窍。有的人写文章喜欢咬文嚼字，边写边琢磨词句，遇到想不起的字也要停下来查半天字典。这样写法，很容易把思路打断。其实，初稿不妨粗一些，材料或文字方面存在某些缺陷，只要无关大局。暂时不必去改动它，等到全部初稿写成后，再来加工不迟。鲁迅就是这样做的，他在《致叶紫》的信中说： 先前那样十步九回头的作文法，是很不对的，这就是在不断的不相信自己——结果一定做不成。以后应该立定格局之后，一直写下去，不管修辞，也不要回头看。等到成后，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创作的途中，一面炼字，真要把感兴打断的。我翻译时，倘想不到适当的字，就把这些字空起来，仍旧译下去，这字待稍暇时再想。 否则，能因为一个字，停到大半天。这是鲁迅的经验之谈，对我们写毕业论文也极有启发。 三、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 北宋大文学家苏拭在谈到他的散文写作时说：“吾文如万斜泉涌，不择地而出。在乎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干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地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文说》)苏拭是唐宋八大散文家之一，作文如行云流水，有神出鬼没之妙，旁人不可企及。但他总结的“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则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行于所当行”，要求作者在写作时，该说的一定要说清楚，不惜笔墨。如一篇文章的有关背景，一段事情的来龙去脉，一种事物的性质特征等，如果是读者所不熟悉的，就应该在文章中讲清楚，交代明白，不能任意苟简，而使文意受到损害，以致出现不周密、不翔实的缺陷。“止于所不能不止”，就是说，不该写的，一字也不可多写，要“惜墨如金”。如果情之所至，任意挥洒，不加节制，也不肯割爱，势必造成枝蔓横生，冗长拖杏，甚至出现“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毛病。
历史上的苏轼这类人物是才子，但是和众多恃才傲物的人物一样。他们的仕途都不是很得意，只能在诗词中发发牢骚罢了。建议如果不是要歌颂的文章，你可以从问题的根源去追究他为什么会写那些诗。例如赤壁赋，只要你能展开来，两千字小意思啦！
诗酒情——唐诗中的酒文化诗，自产生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情也尽化酒中。历数之当以魏晋、唐宋为最。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酒中也不乏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分别是贺知章、李王进、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均为唐朝人）。杜甫在其《饮中八仙歌》中对此八人均有具体描述。古之文人离不开酒，古之诗人离不开酒，古之诗词也离不开酒。魏武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就体现了酒对文人的影响。到了唐代，文人饮酒做诗，更是蔚然成风，可谓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一种情感的消遣、排解之物，他们借酒吟诗，也借酒抒情。古之送别有酒，如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古之相思亦有酒：范仲淹“酒如愁肠，化作相思泪。”古之愁也有酒：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古之悲也有柳永“今宵酒醒何处？”古之壮怀也有酒，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至于《自遣》中著名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是表现了抛却人生得失的旷达情怀。酒，有英雄之酒，如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关羽温酒斩华雄。酒，有莽汉之酒，如张飞牛饮，李逵豪灌。就连赵匡胤一代帝王，也借酒一用，于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酒好，酒的佳话更好。汉之郦食自号“高阳酒徒”，为大汉建立，立下了杯酒功劳。卓文君当垆卖酒，可谓千古流传。“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更是“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并作《酒德颂》。而将诗与酒二者连为一体的，始于陶渊明，他以酒入诗，诗中有酒，酒中有诗。“渊明之诗，篇篇有酒”（梁萧统）。著名的“白衣送酒”更是体现了陶渊明对酒的如痴如狂。进入唐代，酒香之浓郁更是在诗人们笔下发挥到了及至。历数之，当有孟浩然、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李白常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倾饮三百杯”。《饮中八仙歌》这样称赞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世人皆知李白是诗中仙，殊不知他也是酒中仙。而杜甫也是如此，每做诗常借助酒力，自称“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对酒的痴狂钟情，到老年为甚，但常常因囊中羞涩，不得已典衣沽酒，其死说法之一，也与酒有莫大的关系。白居易是饮者之中长寿的一位，在诗酒方面，白居易几乎是陶渊明再世，著名的酒赋《酒功赞》便是他嗜酒如命的最好见证。他的《劝酒》之作，更是让饮酒之人酒兴倍增，不饮酒之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想品尝酒味。至于张旭的醉中狂草更是少酒不可。酒能使人的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活跃的状态，调动起人的记忆和平时积淀在头脑中的各种信息，催发灵感。因而古之文人骚客若杯酒不沾，清醒理智，那么令人所津津乐道的《将进酒》、《月下独酌》、《饮酒》等诗篇，概不会出现。时过境迁，古人如此，那现代人又当如何看待酒，如何看待古诗中的酒意呢？ 又如何看待酒意中的情怀呢？酒对诗可以说是一种发扬，诗对酒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与情感的抒发。“ 来源秋雁南回( ) 原文： _9_html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长久为人们所传诵。它不仅是中国古今诗歌的高峰，在唐诗中也体现了很多的民族文化。我觉得其中最出条而吸引人的就是酒文化了。 唐代诗人多嗜酒，杜就曾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而酒仙李白更是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句。 说到酒，首先就要提到新丰酒。新丰美酒堪称酒中之冠，诗人们常常以此来代表豪纵风流的气魄。王维在《少年行》中就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新丰美酒，似乎天生就为少年游侠而增色。再者，传说古时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始醒，于是又有了中山浆。同现代人一样，古人也喝白酒，以及西域盛产的葡萄酒，而诗人皮日休在《春夕酒醒》中还提到过一种酃禄酒，据说是湘东酃县的酃水能酿出一种美酒，此酒酒气扑鼻，香味历时不散，因此得名。还有著名的兰陵美酒，是用郁金香加工浸制而成的，带有醇浓的香味和金黄色如琥珀般的光艳，难怪李白喝过后要“不知何处是他乡了”。 喝酒、品酒，自然少不了酒器，唐诗中多把那些精致的酒器称为金樽，而事实上酒器的品种实在是种类繁多。最朴实的是葫芦，古诗文习称瓢。今人所知的比如白玉杯、白玉碗、白玉壶、琉璃锺能在品酒时衬托出酒的色泽，相传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成的酒杯犹如“光明夜照”，故称夜光杯，可谓白玉杯中的精品。李白在《襄阳歌》中也提到了很多酒器，如鸬鹚勺，这是一种形如长颈水鸟鸬鹚的长柄酒勺，还提到了形状和颜色像鹦鹉嘴的螺壳制成的鹦鹉杯及金雷等等。古代还有一种叫金屈卮的名贵酒器，用它敬酒，可以表示对人的尊重。 古人饮酒还有一些与今人不同的说法。比如，他们把饯别之酒称为别筵，把劝酒称为催，把酒肆称为旗亭，还有粕醅是指重酿而未过滤过的酒。诗人在诗句中有时也以绿来代替酒字，这是因为新酿的酒未滤清时，酒面浮着一层微绿色的酒渣，远看似蚂蚁，称为绿蚁，用得多了，就变成绿了。除此之外，当酒斟满时，捧觞必蘸指甲，故古人称斟满酒为蘸甲。那些不喝浊酒的人还被叫做避贤。这些词，在现代都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我以为，唐诗所包含的酒文化正如一个巨大的宝藏，想让人永远探索下去，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了。也许通过多读多看，每个人都可从中看到很多珍贵的古文化，蕴含其中。
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康震老师： 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 ——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 【宋词中的元宵「情」境】 李中国 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 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 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 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 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 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 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 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 【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 ——禅诗与禅画 翟宗祝 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 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 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 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 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 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 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 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 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 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 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 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 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 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 ……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 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 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 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唐宋文化之比较论文你这个学校给你们什么要求你先把事情说清楚给我们听这样才好帮你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 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1 数据分析 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我眼中的宋朝摘 要 宋朝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代，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它有着强大的军队，优良的装备，杰出的将领，但是却很少打胜仗；在这个时代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却有着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然而，直到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总打败仗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虽然有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却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关键词 宋朝；军事；积弱；经济文化；繁荣。前 言如果我可以穿越，我想我最有可能会选择宋朝，也许你会奇怪：“宋朝！为什么会是宋朝？那是一个总打败仗，软弱无能的朝代。”不错，与汉唐雄风相比，宋朝确实显得太过柔弱无力，连皇帝都被人给掳走了，可以说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是最贫最弱的一个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但是强大不代表幸福，在我看来，宋朝是封建社会中幸福感最强的一个朝代。一、“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所以在军事上一直呈现的是积弱状态。公元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但是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反抗元军侵犯，陆秀夫等人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公元1279年，宋军和元军在崖山爆发决战，宋军大败，宋末帝和爱国军民纷纷投海自尽，宋朝彻底灭亡。有人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二、“夜市”与“交子”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只有正月十五及前后一天除外，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在我们现代人的看来，这简直就是被囚禁了。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真正的不夜之城，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宋朝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也为了人们携带货币的方便，在北宋四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要比西方国家早六七百年。纸币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可以看得出宋朝的繁华。三、文人的天堂生活在宋朝的人也许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服的时代了，上至皇帝，下至贫民，对读书人都很尊重，皇帝一般不会杀大臣，看着讨厌就流放，说不定那一天想起你来再把你召回来，这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王朝，无疑是有了一块免死金牌。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争斗，大多也只是限于口头上，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之后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四、文化娱乐汉有汉赋，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宋朝的诗歌水平虽然不如唐之盛，但是恐怕也后无来者了，而宋词的辉煌却是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大批的词作家，文学家，书画家，真可谓是群星闪耀，例如辛弃的《青玉案》一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千百年来疾脍炙人口，再看词中所写，如果不是文化习俗已经深入人心，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灯的海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物质条件和聚居格局，也就不可能有这么热闹的灯节；从体育上说，那也是很强，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足球”在宋朝非常流行，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五、飞速发展的科技中国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发明的，分别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另外瓷器、纺织业、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等许多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六、总结程颐说： “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4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不得不说，宋朝时一个特别的时代，它没有汉朝的内乱；比唐朝更加繁华舒适；跟明清比，更开放平和； 总之，在宋朝可以生活的非常从容安适，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更加重要吗？XXXXXXX年XX月于XXXX大学《我眼中的宋朝》xt如果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想它一定很忧伤，因为我把快乐都留在了前面。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人，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我眼中的宋朝宋太祖奋威自8 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ZG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整理:晓枫:279785430) 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ZG大分裂的开始，这是ZG自南北朝后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200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ZG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ZG（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ZG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一举夺得政权之后，却担心从此之后他的部下也效仿之，想解除手下一些大将的兵权。于是在961年，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从此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在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待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或多或少的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宋太宗犯傻宋初，辽宋也就是半斤对八两，双方各有优势，也各自有各自的不足，总体上说就是谁也吃不掉谁。谁深入敌境都会失败，辽在真宗时也曾深入到黄河边，却也未克一城，只得谈和退兵，这也正合了宋朝皇帝的意，于是有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得以延寿，按照他的雄心壮志和战略计划，肯定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辽宋大战胜负难定，绝对不会如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军事才能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窝囊。宋代初期两次北伐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马疲惫，未经休整，也不听左右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摆什么八卦阵，越级指挥，使得指挥系统混乱，甚至于导致众将不和。受祸唐末很多人都为唐的贞观开元所击节叫好，而不去理睬唐朝中后期的昏暗，而实际上是河朔被唐送给党项人，河湟被唐送给吐蕃人，关中自从连续遭到恶劣气候影响，使得生态破坏后，已经从肥沃之土变成贫瘠的穷苦之地，无处大量饲养战马。四川云南那些马用来搬运物资还行，在战场上拼杀，估计这些马匹冲出去没多久就会失前蹄。跟西夏做买卖而买来的战马饲养困难，后来金国也禁止西夏卖战马给宋。宋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先立国几十年，契丹的儿皇帝石敬塘把幽云十六州孝敬了，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敞开了；同时产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辽国占有，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燕云十六州不在汉人控制之下，中原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要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处处设防，谈何容易，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却往往都是无用功。要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物资，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面临的最大问题。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之后，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游牧政权，应该说辽已经成为一个兼游猎与农业并重的半文明国家，攻有铁骑，守有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岳飞时期的反攻可是依仗有上万骑兵，否则，也只得采取守势。宋的敌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这里没有把大理算进去。我说的敌人，是指有战斗力和本身实力能征服别的国家（部族），而且能向中原王朝进攻的国家或者说是部族。看看这四个国家（部族），哪个是好惹的，哪个不是弯弓饮马数万人之众的。这里，可能会有人拿汉、唐来说它们当时也有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侵扰边境。而实际情况是匈奴只是纯野蛮民族，突厥也就最多算是处于文明前野蛮阶段，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是处于正向文明阶段进化的阶段（这些蛮族的文明进化与唐朝的文明输出及宋朝的文明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后辽的时候，后辽甚至以宋朝的年号为自己的年号）。如果匈奴遇到恶劣的自然条件，那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被中原王朝击败，与它们本身遭受恶劣自然条件而走向衰落不无关系。但是，到了宋的时代，这些半文明的人已经不再只是靠天吃饭了，农耕技术被他们所掌握，丰年之时可以储备，以应对荒年。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能长驱直入，封狼居胥，而宋的敌人已经修筑了坚实防御设施，差距立显。匈奴、突厥强大时，对中原王朝而言，它们也不过只是来抢劫的，最多掠夺人口、牲畜，而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宋的敌人却不大好打发，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不但对幽云十六州格外重视，而且还要求北宋割让土地，到了女真、蒙古的时候，他们可都想要四海臣服，已经有了并吞八荒、囊括宇内之意。耶律阿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这些名字是匈奴、突厥之流只能梦寐的。对比盛唐唐的确有击败阿拉伯人的历史，而后阿拉伯帝国陷入分裂，甚至就与唐不接壤，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对唐有什么威胁。至于突厥、回纥，绝对和契丹、女真、蒙古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黑水、高句丽、吐蕃和后来的辽、金、西夏、蒙古一样，都是进化到了农业文明的蛮族政权。但唐朝的表现怎么样，陇右被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也丢了；对高句丽，唐太宗这个被毛老人家称道的圣明之主亲征，不也是失败么。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别国借兵镇压国内叛乱，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对付不了叛军了。这样一来，以前扩张的领土全部丢失不说，还把汉族产马的地方全弄丢了。如果安史之乱以后再遇到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ZG也可能早就灭亡了。可以想象一下，盛唐经安史之乱就萎靡至终，两宋这个先天畸形儿的三百年江山岂又容易。宋接手了一副烂摊子！宋的军事实力骑兵严重不足，攻伐后勤运输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宋只能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它已经不具备那种以进攻立国的条件。宋朝的防御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并不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当然，宋的军制也有弱点，但这已经不能避免了。“澶渊之盟”与宋真宗厌战有关，但毕竟保证了百年安定。“靖康之耻”给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宋金战争刚开始宋方的确狼狈，但后来慢慢转入了反攻，后来宋朝甚至略占上风，韩世忠、吴玠、刘锜、岳飞等率将士浴血疆场，重创金兵。沙场之上，一方几乎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而另一方却是骑兵占多数的金兵。冷兵器时代的这种对阵，孰优孰劣，大家心里了然。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利情况之下，一声号令，宋朝将领无一不争锋，士卒无一不向前，至死方休！怎么能说宋为软弱，难道那千年之前的汉人鲜血就没有保持了宋金之间的平衡吗？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契丹、女真过后，又出个剽悍异常的蒙古，宋这个时期又是衰落得厉害，碰到宋度宗这个算是弱智的皇帝。但即使如此，宋朝在这个征服了世界的敌人面前依旧没有腿软。在宋理宗时期，宋蒙战争里宋也是少有败过，蒙古多次被宋军击退。襄樊之战，外城被破，南宋将士依旧殊死抵抗，张贵、张顺皆力战而死，牛富率勇士坚持巷战，寡不敌众，投火殉职。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的英勇事迹，把宋代汉人的崇高民族气节演义的淋漓尽致。如果从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攻金算起，蒙古灭亡金国也只是用二十四年不到的时间，（后来蒙古向西发展，金还得以苟活近二十年），如果把蒙古向西发展的时间排除，蒙古灭金只用了五年，但灭已经可以说是半壁而没落的南宋却用了四十五年。在宽仁治世的宋朝，华夏经济文化科技得以相对飞速发展，民族文化也走向极盛。然而强敌屡出、三面受敌，宋未以尚武对野蛮，而科技还未能转化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宋亡实为世界文明的损失。
宋代文学：中国宋朝的文学作品
诗：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文：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
学术界对宋朝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还存在不同看法。或认为宋朝是/积贫积弱0王朝,并非盛世;另则认为宋朝虽非盛世,但其社会是继盛世而又有所发展。或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高峰在唐朝;另则认为是在宋朝。或认为宋朝政策因循保守,无大作为;另则认为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转折时期,其社会发展演变多多,如水之澜。宋朝社会发展高度如何?它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这是两个关乎正确认识宋朝历史、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也是关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问题。首先,来看宋朝社会经济文化发展n况及其高度。宋朝在疆域、国力、开放性等方面是比不上汉、唐的。但是,宋朝社会在唐朝社会的基础上有明显发展,处于中国古代民族大融合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时期。而且从总体而言,其发展程度高于唐朝。概而言之:社会生产方面 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有提高,小麦、棉花的种植面普遍推广,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大多比唐代进步。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坊制0的突破,集镇兴起,城市发展,产生了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0(比欧洲第一张纸币早六百多年)。一些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也比唐代有明显发展。科学技术方面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朝完成的,即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出现了世界最早的一台天文钟和世界著名的石刻天文图、地理图。数学家贾宪的/增乘开方法0、秦九韶的大衍求一术整数论中一次同余式的解法,比欧洲同类算法分别早八百年和五百年。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5洗冤录6。针炙有了很大发展。5经史证类备急本草6所收药物比5唐本草6新增四百七十六种。建筑学、地学等也都达到新的水平。精神文化方面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0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制度文化方面 /以唐为鉴0,较唐完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官员的铨选、管理和监察制度,防止武将、文臣、后妃、外戚、宗室、宦官擅权专政和在政治上对儒士较为宽舒等。可以看出,在汉、唐的基础上,宋朝社会无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有新的发展,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跻于当时世界前茅的。可以说,宋朝社会发展的高度总体上超过了唐朝社会。邓广铭先生曾指出:/两宋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0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0其次,再看宋朝的社会变革。通观历史,宋朝社会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承上启下的变革转折时期,社会各方面多有变化。比如:经济方面 均田制彻底瓦解,租佃制普遍发展。租庸调制度废除,继/两税法0发展而完善为/二税0。一些城镇的功能由军事要邑发展为工商业城邑。由于商品经济的相对发展,宋朝时期出现了纸币/交子0,又有/会子0、/关子0等,对后世的币制影响很大。一些方面或地区已具有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条件。社会结构方面 统治基础由士族地主为主变化为以大官僚、大地主为主。劳动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因租佃制的发展而相对松弛。政治制度方面 由皇帝、士族地主政治体制,变化为皇帝、官僚、地主政治体制。宰相事权的分化和削弱。由府兵制变化为募兵制。地方行政区划沿唐/道0而设/路0,并发展为一级行政机构。羁縻政策有所发展。农民起义方面 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了/均贫富0主张;南宋初年的钟相、杨幺起义进一步提出了/等贵贱0要求,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由此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思想文化方面 古文运动的完成,儒学的复兴,理学的产生,宋词的兴起,方志学的形成,金石学的兴起,话本的产生与发展,佛教的中国化大众化,等等,都是封建社会中划时代的变革和转折。
我眼中的宋朝摘 要 宋朝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可以说是一个尴尬的时代，一方面在军事上积弱，另一方面经济文化空前繁荣。它有着强大的军队，优良的装备，杰出的将领，但是却很少打胜仗；在这个时代儒家复兴，社会上弥漫尊师重道之风，科技发展亦突飞猛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但是却有着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然而，直到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总打败仗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虽然有比较开明廉洁的政治，却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关键词 宋朝；军事；积弱；经济文化；繁荣。前 言如果我可以穿越，我想我最有可能会选择宋朝，也许你会奇怪：“宋朝！为什么会是宋朝？那是一个总打败仗，软弱无能的朝代。”不错，与汉唐雄风相比，宋朝确实显得太过柔弱无力，连皇帝都被人给掳走了，可以说在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里，是最贫最弱的一个环，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但是强大不代表幸福，在我看来，宋朝是封建社会中幸福感最强的一个朝代。一、“崖山之后无中国”宋朝开国为了避免唐代末朝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现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所以在军事上一直呈现的是积弱状态。公元1276年，忽必烈破宋都临安，宋朝亡国。但是宋室和广大的爱国军民始终没有投降，拼命抵抗，文天祥在陆地组织军民反抗元军侵犯，陆秀夫等人和宋室在海上漂泊，组成行朝。公元1279年，宋军和元军在崖山爆发决战，宋军大败，宋末帝和爱国军民纷纷投海自尽，宋朝彻底灭亡。有人认为宋朝灭亡是“崖山之后无中国”。二、“夜市”与“交子”在中国历史上，实施禁夜令最坚决的莫过于唐朝，取消禁夜令最彻底的莫过于宋朝。在唐朝首都长安，每晚“执金吾”以鼓声周知百姓，便代表“禁夜”即将开始；次日晨，钟楼响钟，代表禁夜结束。只有正月十五及前后一天除外，试想，一年中只有3天不“禁夜”，其余362天的夜间，民众不得在所居住的坊里以外从事任何活动，在我们现代人的看来，这简直就是被囚禁了。宋朝的首都开封和杭州，则是真正的不夜之城，政府对集市贸易的控制也完全地开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开店经商。由于坊市合一，没有营业时间和营业地点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有鬼市，甚至还有跳蚤市场。人来客往，买卖兴旺。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你看不到唐时长安那堂皇气派的王者风范，但市民之忙忙碌碌，力夫之竞竞营营，店铺之财源滚滚，车马之喧嚣过市，仕女之丰彩都丽，文士之风流神韵，建筑之鳞次栉比，街衢之热闹非凡，绝对是唐朝的长安、洛阳见不到的繁荣发达景象。两相比较，宋朝经济之繁荣，物资之丰富，商业之发达，远超唐朝。禁夜和不禁夜带来了天壤之别——后者可说是开启了全日制的中国。一个实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于给精神带上了枷锁，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无从谈起。宋朝对商人很宽松。在汉朝的时候，商人要穿特别颜色的衣服，不能坐有盖子的马车；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马”，而且商品交易只准在政府规定的“官市”中进行；到了宋朝，这些规定都不见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举当官，文人们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随着经济的不断繁荣，也为了人们携带货币的方便，在北宋四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要比西方国家早六七百年。纸币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也可以看得出宋朝的繁华。三、文人的天堂生活在宋朝的人也许会和我们一样感慨：“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也是最好的一个时代。”宋朝可以说是读书人最舒服的时代了，上至皇帝，下至贫民，对读书人都很尊重，皇帝一般不会杀大臣，看着讨厌就流放，说不定那一天想起你来再把你召回来，这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王朝，无疑是有了一块免死金牌。文人和文人之间的争斗，大多也只是限于口头上，王安石搞变法的时候，司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之后司马光被贬到洛阳，埋头编《资治通鉴》，编累了，就写一封公开信骂骂王安石。王安石看到了，也写公开信回骂。四、文化娱乐汉有汉赋，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宋朝的诗歌水平虽然不如唐之盛，但是恐怕也后无来者了，而宋词的辉煌却是空前绝后的，出现了大批的词作家，文学家，书画家，真可谓是群星闪耀，例如辛弃的《青玉案》一词：“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千百年来疾脍炙人口，再看词中所写，如果不是文化习俗已经深入人心，谁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灯的海洋！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物质条件和聚居格局，也就不可能有这么热闹的灯节；从体育上说，那也是很强，从《水浒传》中可以看出，“足球”在宋朝非常流行，并且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五、飞速发展的科技中国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之中有三个是在宋朝发明的，分别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另外瓷器、纺织业、数学、天文学、冶炼和造船技术，以及火兵器的运用等许多技术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六、总结程颐说： “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四圣百年”——开国之后的4位皇帝都比较开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四是“百年未尝诛杀大臣”——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五是“至诚以待夷狄”——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不得不说，宋朝时一个特别的时代，它没有汉朝的内乱；比唐朝更加繁华舒适；跟明清比，更开放平和； 总之，在宋朝可以生活的非常从容安适，这对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不是更加重要吗？XXXXXXX年XX月于XXXX大学《我眼中的宋朝》xt如果我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我想它一定很忧伤，因为我把快乐都留在了前面。容易伤害别人和自己的人，总是对距离的边缘模糊不清的人。我眼中的宋朝宋太祖奋威自8 世纪中叶安史之乱以后，ZG其实已经处于一种分裂割据的状态，(整理:晓枫:279785430) 此时唐朝不仅已经失去了对西域、河西走廊的控制（西部边界线已经离首都不远），而且对河北也已失去了控制，甚至包括一些南方的诸镇，这是未来五代十国ZG大分裂的开始，这是ZG自南北朝后又一次大分裂，长达近200年。宋朝建立的时候，北边有当时最强大的敌人并占据了ZG燕云十六州的契丹以及扶植的政权北汉，南方则是由唐朝藩镇形成的几个独立政权（国家），形势很像秦统一前的局面。除了燕云十六州外，宋太祖在短短的十五年内消灭了除北汉外（北汉问题其实是契丹问题）所有的割据政权，统一了ZG（吴越已经完全臣服，归顺是时间问题），这一惊人的军功在ZG历史上只有秦统一才能与之相比，当时宋军在人员数量以及国力上并不占优势，完全是以一对多，形势与战国时期极为相似。杯酒释兵权赵匡胤自从陈桥兵变，一举夺得政权之后，却担心从此之后他的部下也效仿之，想解除手下一些大将的兵权。于是在961年，安排酒宴，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从此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在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待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其后辈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但却或多或少的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宋太宗犯傻宋初，辽宋也就是半斤对八两，双方各有优势，也各自有各自的不足，总体上说就是谁也吃不掉谁。谁深入敌境都会失败，辽在真宗时也曾深入到黄河边，却也未克一城，只得谈和退兵，这也正合了宋朝皇帝的意，于是有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如宋太祖得以延寿，按照他的雄心壮志和战略计划，肯定是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辽宋大战胜负难定，绝对不会如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军事才能的宋太宗指挥的那样窝囊。宋代初期两次北伐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有一个不称职的军队统帅——宋太宗，一次是灭北汉后人马疲惫，未经休整，也不听左右劝告，执意伐辽；一次临阵摆什么八卦阵，越级指挥，使得指挥系统混乱，甚至于导致众将不和。受祸唐末很多人都为唐的贞观开元所击节叫好，而不去理睬唐朝中后期的昏暗，而实际上是河朔被唐送给党项人，河湟被唐送给吐蕃人，关中自从连续遭到恶劣气候影响，使得生态破坏后，已经从肥沃之土变成贫瘠的穷苦之地，无处大量饲养战马。四川云南那些马用来搬运物资还行，在战场上拼杀，估计这些马匹冲出去没多久就会失前蹄。跟西夏做买卖而买来的战马饲养困难，后来金国也禁止西夏卖战马给宋。宋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先立国几十年，契丹的儿皇帝石敬塘把幽云十六州孝敬了，使得中原的北大门敞开了；同时产马地在北宋建立之前即被西夏和辽国占有，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燕云十六州不在汉人控制之下，中原不仅尽失长城燕山之险，要在长达数百公里的国防线上处处设防，谈何容易，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却往往都是无用功。要防备机动力极强的骑兵攻击，必须用重兵花费大量物资，还免不了挨打的局面，这是宋面临的最大问题。另外，辽占据了燕云地区之后，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游牧政权，应该说辽已经成为一个兼游猎与农业并重的半文明国家，攻有铁骑，守有坚城，宋军北伐就是因困于坚城之下却被骑兵从城外反击失败的。岳飞时期的反攻可是依仗有上万骑兵，否则，也只得采取守势。宋的敌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这里没有把大理算进去。我说的敌人，是指有战斗力和本身实力能征服别的国家（部族），而且能向中原王朝进攻的国家或者说是部族。看看这四个国家（部族），哪个是好惹的，哪个不是弯弓饮马数万人之众的。这里，可能会有人拿汉、唐来说它们当时也有匈奴、突厥等少数民族侵扰边境。而实际情况是匈奴只是纯野蛮民族，突厥也就最多算是处于文明前野蛮阶段，而宋朝的对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是处于正向文明阶段进化的阶段（这些蛮族的文明进化与唐朝的文明输出及宋朝的文明兴盛有很大关系，在后辽的时候，后辽甚至以宋朝的年号为自己的年号）。如果匈奴遇到恶劣的自然条件，那它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被中原王朝击败，与它们本身遭受恶劣自然条件而走向衰落不无关系。但是，到了宋的时代，这些半文明的人已经不再只是靠天吃饭了，农耕技术被他们所掌握，丰年之时可以储备，以应对荒年。卫青、霍去病攻打匈奴时能长驱直入，封狼居胥，而宋的敌人已经修筑了坚实防御设施，差距立显。匈奴、突厥强大时，对中原王朝而言，它们也不过只是来抢劫的，最多掠夺人口、牲畜，而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宋的敌人却不大好打发，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不但对幽云十六州格外重视，而且还要求北宋割让土地，到了女真、蒙古的时候，他们可都想要四海臣服，已经有了并吞八荒、囊括宇内之意。耶律阿宝机、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这些名字是匈奴、突厥之流只能梦寐的。对比盛唐唐的确有击败阿拉伯人的历史，而后阿拉伯帝国陷入分裂，甚至就与唐不接壤，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对唐有什么威胁。至于突厥、回纥，绝对和契丹、女真、蒙古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黑水、高句丽、吐蕃和后来的辽、金、西夏、蒙古一样，都是进化到了农业文明的蛮族政权。但唐朝的表现怎么样，陇右被吐蕃占领了，河西走廊也丢了；对高句丽，唐太宗这个被毛老人家称道的圣明之主亲征，不也是失败么。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从别国借兵镇压国内叛乱，说明什么，说明自己对付不了叛军了。这样一来，以前扩张的领土全部丢失不说，还把汉族产马的地方全弄丢了。如果安史之乱以后再遇到女真一样强大的敌人，ZG也可能早就灭亡了。可以想象一下，盛唐经安史之乱就萎靡至终，两宋这个先天畸形儿的三百年江山岂又容易。宋接手了一副烂摊子！宋的军事实力骑兵严重不足，攻伐后勤运输艰难。在这种情况下，宋只能采取防御为主的策略，它已经不具备那种以进攻立国的条件。宋朝的防御政策还是相当成功的，并不如很多人所说的那样“一触即溃”。当然，宋的军制也有弱点，但这已经不能避免了。“澶渊之盟”与宋真宗厌战有关，但毕竟保证了百年安定。“靖康之耻”给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耻辱，宋金战争刚开始宋方的确狼狈，但后来慢慢转入了反攻，后来宋朝甚至略占上风，韩世忠、吴玠、刘锜、岳飞等率将士浴血疆场，重创金兵。沙场之上，一方几乎是以步兵为主的宋军，而另一方却是骑兵占多数的金兵。冷兵器时代的这种对阵，孰优孰劣，大家心里了然。然而就是在这种不利情况之下，一声号令，宋朝将领无一不争锋，士卒无一不向前，至死方休！怎么能说宋为软弱，难道那千年之前的汉人鲜血就没有保持了宋金之间的平衡吗？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契丹、女真过后，又出个剽悍异常的蒙古，宋这个时期又是衰落得厉害，碰到宋度宗这个算是弱智的皇帝。但即使如此，宋朝在这个征服了世界的敌人面前依旧没有腿软。在宋理宗时期，宋蒙战争里宋也是少有败过，蒙古多次被宋军击退。襄樊之战，外城被破，南宋将士依旧殊死抵抗，张贵、张顺皆力战而死，牛富率勇士坚持巷战，寡不敌众，投火殉职。张世杰、陆秀夫、文天祥的英勇事迹，把宋代汉人的崇高民族气节演义的淋漓尽致。如果从1211年成吉思汗率兵攻金算起，蒙古灭亡金国也只是用二十四年不到的时间，（后来蒙古向西发展，金还得以苟活近二十年），如果把蒙古向西发展的时间排除，蒙古灭金只用了五年，但灭已经可以说是半壁而没落的南宋却用了四十五年。在宽仁治世的宋朝，华夏经济文化科技得以相对飞速发展，民族文化也走向极盛。然而强敌屡出、三面受敌，宋未以尚武对野蛮，而科技还未能转化成强大的军事力量，宋亡实为世界文明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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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手起笔落处，端正凝重，力透人胸臆，直指人脊骨。“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不是几个字的精致组合，不是几个词的巧妙润色。是一种精髓的凝练，是一种气魄的承载，是一种所向无惧的人生姿态。那种凛然风骨，浩然正气，充斥天地之间，直令鬼神徒然变色。“当作”之所“亦为”，一个女子啊！纤弱无骨之手，娇柔无力之躯，演绎之柔美，绕指缠心，凄切入骨，细腻感人无以复加。透过她一贯的文笔风格，在她以“婉约派之宗”而著称文坛的光环映彻下。笔端劲力突起，笔锋刚劲显现时，这份刚韧之坚，气势之大，敢问世间须眉几人可以匹敌？！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女词人追思那个叫项羽的楚霸枭雄，追随项羽的精神和气节，痛恨宋朝当权者苟且偷安的时政。都说退一步海阔天空，仅一河之遥，却是生死之界，仅一念之间，却是存亡之抉。项羽，为了无愧于英雄名节，无愧七尺男儿之身，无愧江东父老所托，以死相报。“不肯”！不是“不能”、不是“不想”、不是“不愿”、不是“不去”。一个“不肯”笔来神韵，强过鬼斧神工，高过天地造化。一种“可杀不可屈辱”、“死不惧而辱不受”的英雄豪气，漫染纸面，力透纸背。令人叫绝称奇而无复任何言语！ 绝句，不是只因其艺术的功力，不是只因文字的机巧，当浩然正气贯于心胸与文学才华浑然一处时，下笔之处，天地惊鬼神泣之力，是缘于她的精神凝聚，气节支撑。 现代文学作品中，有人曾这样的点评项羽，“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为什么身死东城，为天下人笑？他的失败原因‘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两句话包括尽了。当其败北之时，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死谁手。而项羽向天长叹：‘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而王，我何面见之？纵不言，籍独无愧于心？’英雄一世却没能战胜自己的自尊心！放弃了一线生机。” 从作者的切入角度和某个层面上说，我不反对这样的评说，但那只是就其切入角度的层面而言。纵观历史长河之内，英雄无数风流无尽，项羽的慷慨赴死报江东父兄，从容舍身慰男儿之身，如此气节，在他英雄之躯訇然倒地之时，腾空而起，凌云直上，流传千里，摧人至今。宁可无愧而死，不肯惭愧而生，这是项羽之生命换来的抉择之笔，书写着一种忠贞：忠贞于英雄之名，忠贞于大丈夫之气。联想到“霸王之别姬”可见其人文渲染和人格的魅力所至，造就出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气节、悲壮正气。 李清照本女儿之身。一个弱不禁风的女子，一个坎坷漂泊的女子，一个沧桑憔悴的女子。笔墨所抒人杰之“杰”，高出众人几层之上；鬼雄之“雄”，豪踞鬼神遍及之处。一个“思”字，标示她的思想所向、志向所指，何等的无畏生死之气。此一绝句在她温香萦绕、弱吟娇叹的文字中，异笔突运，异军突起，这是她另一种的底蕴显露，是她别一种的气质光彩，是亡国之悲忿、爱国之强烈、命运之不屈的铮铮风骨和铿锵见证。 星光灿烂的古典文学长河，群星璀璨无比，这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一路走过之处，给后人留下的斑斓印记。无法计数的才子佳人以其流光溢彩的才华，在文学史上取得了浓墨重笔书写自己名字的资格。但无论青天白日之下，还是明月当空之时，打开诗词集锦，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绝句，其浩然正气，傲然风骨，总会使人肃然起敬，凝神起思，思而钟情！ 何谓做人风骨，何谓做人气节，从李清照这位以婉约凄美而娇峙文坛的女子身上，我们可以找到最为精准的答案吧！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涵养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灵性生命。她有着“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温柔娇媚，也有着“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倜傥豪放。她就是宋朝婉约派词人李清照。在那个唯男子独尊的年代，她无疑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她的词自成一家。语言清丽而不萎靡，情调感伤而不空虚。在那样一个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社会中，宋代理学家们绝没想到撑起这一时期词的大厦的竟是一个“应该”被封建礼教死死束缚的女子。 生于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的李清照是幸运的，因为她出身非同一般，贵族世家，书香门第。父亲李格非博古通今，多才多艺并以文章受知于苏轼，母亲王氏学识渊博，才华出众。良好的家庭教育和脱俗的气质秉赋，再加上漱玉泉的涓涓细流，便淘洗出了这样一位美貌多情、才华横溢的易安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