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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附近）人，生卒年不详。《录鬼簿》说他“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周德清《中原音韵》把他与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并列，后人称为“元曲四大家”。剧作见于著录的有十八种，今存八种： 《倩女离魂》、《王粲登楼》、《㑇梅香》、《周公摄政》、《三战吕布》、《智勇定齐》、《伊尹耕莘》、《老君堂》。 《倩女离魂》是郑光祖的代表作。此剧据唐人陈玄佑传奇《离魂记》改编而成，写王文举与张倩女原系“指腹为婚”，但张母嫌文举功名未就，不许二人成婚。文举被迫上京应试，倩女忧念成疾，灵魂离开躯体去追赶王文举，与之相伴多年。王文举中状元后，携倩女魂归至张家，离魂与病卧之身重合为一，遂欢宴成亲。 《离魂记》本是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郑光祖巧妙地利用故事原有的情节，从两方面写出旧时代女子在礼教扼制下的精神生活。一方面，倩女的离魂为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也为了防备对方登第后另娶高门，大胆私奔，追赶情人；在受到王文举所谓“有玷风化”的指责时，她以“我本真情”为对抗的理由，坚决不肯回家。离魂代表了妇女们内在的欲望和情感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倩女的身躯辗转病床，苦苦煎熬，寸步难行；当王文举寄信到张家，说要和妻子（即倩女魂）一同回来时，病中的倩女之身并不知内中真情，以为他另有婚娶，不由得悲恸欲绝，这一个倩女形象反映了妇女们在婚姻方面受抑制、受摧残而不能自主的可悲事实。所以，这一剧作不仅情节离奇，而且在离奇的情节中表现了较为深刻的内涵。在根本上，它指出了人的天然情感的不可抑制，正如倩女所唱的“你不拘箝我可倒不想，你把我越间阻越思量”，伸张了人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权利。 在艺术描写方面，《倩女离魂》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息，笔墨细腻但并不感纤巧，文词精美却不显雕琢。第二折写离魂月夜追赶王文举的情景，曲词和宾白水乳交融，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把倩女焦急盼望的心理，慌忙赶路的情形，以及江岸月夜的景色都描绘得十分细致逼真。尤其是写离魂追到江边的几支曲，充满了诗情画意。以其中的《小桃红》为例： 我蓦听得马嘶人语闹喧哗，掩映在垂杨下，唬的我心头丕丕那惊怕。原来是响当当鸣榔板捕鱼虾。我这里顺西风悄悄听沉罢，趁着这厌厌露华，对着这澄澄月下，惊的那呀呀呀寒雁起平沙。 把诗词的意境同剧中人物的心情结合起来，用了活脱语言写出，清丽而流动。第三折写倩女卧病相思，自怜自叹的曲子《普天乐》，柔情婉转，哀怨动人： 想鬼病最关心，似宿酒迷春睡。绕晴雪杨花陌上，趁东风燕子楼西。抛闪杀我年少人，辜负了这韶华日。早是离愁添萦系，更那堪景物狼藉。愁心惊一声鸟啼，薄命趁一春事已，香魂逐一片花飞。 《倩女离魂》的情节和人物形象，受到《西厢记》的启发，而又对《牡丹亭》有较大的影响。在这两大名剧之间，它似乎有一种过渡的作用。 郑光祖的《㑇梅香》是一部模仿《西厢记》的爱情剧，虚构裴度之女裴小蛮与白居易之弟白敏中的恋爱关系，也有个老夫人从中阻碍，又有个婢女樊素传书递简。在戏剧结构方面缺乏创意，人物形象也不够丰满，但有些细节写得颇为生动有趣，曲词也很为人称赏。《王粲登楼》根据王粲《登楼赋》而作，剧情结构不怎么高明，但写王粲登楼时抒发怀才不遇之感慨的曲辞，渗透了元代文人的内心感受，境界高远，情调激越，抒情色彩浓郁，显示了作者很高的文学才华，如其中的一支《普天乐》： 楚天秋山叠翠，对无穷景色，总是伤悲。好教我动旅怀难成醉，枉了也壮志如虹英雄辈，都做助江天景物凄其。气呵做了江风淅淅，愁呵做了江声沥沥，泪呵弹做了江雨霏霏。 郑光祖杂剧在曲词方面显示了不凡的功力。后人论元曲，或因此将他置于关、白、马之上，这虽然不合理，但说明他在元曲中的地位确实是很重要的。 书房一窗阳光，煮了茶，随手抽出一本书，竟是鲁迅先生编辑之《唐宋传奇集》。惭愧，心下暗叫，不知在书架上藏了多久，沾染了一层薄尘。记得是多年前购得，如获珍宝般捧回，翻了几遍，怎地又冷落了它。不禁怀疑自己，莫非我亦是无情人，于书本也偏爱新颜色。 于是轻轻拭去薄尘，慢慢坐下，一页页细细读开—— 唐宋传奇者，笔记神怪、玄奇、侠义、风尘之事，是唐宋人谴笔墨之余兴而作，正合我闲散寻奇的心意。虽是市俗之文，却对后世小说与戏剧有着深远影响。如《西厢记》源自元稹《莺莺传》；《长生殿》源自陈鸿《长恨歌传》；《倩女离魂》源自《离魂记》；或是家喻户晓的“破镜重圆”，“黄粱美梦”，“南柯一梦”；或是那些熟悉的名字：李娃，红拂，霍小玉，飞烟，莺莺。个中悲欢离合令人莞然、恻然、凄然、冷然、决然……更有珠玉之诗词散落其中，讲叙人情世态，论述人生哲理，警世醒世，读来甚是畅快淋漓。我旋读旋记录，作一回精神的享受。 先说神怪故事，我觉最奇妙莫过《古镜记》《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古镜记》讲述一面神奇的宝镜，如何传入人间，随主人一一经历了十余事，或降伏妖精怪异，或治并病救人，或辟江引路，真是缭绕多姿，精彩入胜。“天下宝物，必不久居人间”，果数月后宝镜消失。读毕，不禁浮想翩翩，若我得宝镜，又不知将经历如何非凡神异。 而《南柯太守记》与《枕中记》虽文笔不同，而个中意义无大差别。《南柯太守记》中的淳于棼醉了酒，梦见槐安国国王邀请，一步步做了高官，当南柯郡城太守，娶公主，豪贵之极然后又逐渐衰败，梦回现实，醒来不过一刻光景而已。《枕中记》中的书生在旅店遇到一道人，书生谓“建树功勋，享有名望方是人生快事”，于是道人给他一枕睡下，梦中果然经历了荣华富贵，鼎盛名望。书生醒来，旅店里煮的黄粱米饭尚未熟。两则故事如同寓言，人生不过数载光阴，荣华富贵一如过眼烟云，诸事皆空，恍然如梦。 另有《画琵琶》，一个书生随手画一面琵琶，村民误以为是神灵，纷纷膜拜。书生觉得好笑，又将琵琶擦去，民众生活一切照常。 还有《京都儒生》，一书生为表现大胆，去传说中闹鬼的房子呆了一晚，黑暗中误将驴子、飞鸟当作鬼怪，举着剑乱砍一气。天亮众人来瞧，都哈哈大笑。这二则故事我也喜欢，皆是“本来无一物，偏作心中想”，许多心魔都是人的疑心所作，无由臆想。 最爱读便是风尘情义之事。其中既有薄幸，无情，痴心，仇怨，亦有慷慨，有情、重义，美满。 先说风尘女子的情痴。《霍小玉传》中幽艳绝伦的霍小玉，跟门第清高华贵的李益相好。叫我感动的是，小玉自知难与李益匹配，流泪道：“妾今十八，君才二十有二，距你三十而娶还有八年。我愿一生欢爱，都尽享完，然后你去与名门望族结秦晋之好，我当抛弃人世，也算满足了。”难得一介娼女，如此情真意恳！ 然李益虽发誓厚待小玉，却最终负心忘义，叫她空等空欢喜一场。小玉含恨死后，化作厉鬼，扰乱李益生活。恻然一叹，史上男子如何薄幸无情，女子如何痴情命苦。 古事阅的多了，发现尤其书生最是薄幸不可担待。读元稹之《莺莺传》，由喜到悲，凄婉动人的描写了莺莺与张生相见、相悦、相欢，而以张生的“始乱终弃”作结的爱情悲剧的全过程。可怜莺莺，赠张生诗“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大胆红娘牵线促成好事，张生最后却违背誓言，情意断绝。一年后，莺莺嫁与他人，张生亦娶妻。莺莺诗赠张生曰：“弃我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情，怜取眼前人”。字字恳切，莺莺何等幽婉深情，张生却对旁人道：当初是与她淫乱，不过我现在已改正了。 读至此不由一怒，薄幸人嘴脸，竟堂而皇之，将自己的始乱终弃美化成亡羊补牢，实在可恨可鄙！ 后王实甫作《西厢记》，结局是大欢喜，总算舒了口气，觉得张生顺眼了，又为机智的红娘拍手称赞。 更爱风尘间有重情识意的奇女子，慷慨勇义，操情高尚。如白行简作《李娃传》，写荥阳生赴京应试，与名妓李娃相恋，资财耗尽后，被鸨母设计逐出，流浪街头，后沦为乞丐，风雪之时为李娃所救，二人同居。在李娃的护理和勉励下，荥阳生身体恢复，发愤读书，终于登第为官，李娃道：“我愿回去侍奉姥姥，您也该门当户对，选择良缘，我从此离开你吧。”荥阳生与父感动不已，遂婚允李娃。此事传闻至皇帝，深感李娃品德，封为汧国夫人。 读完甚是畅快愉悦，李娃身贱心高，品行高洁，荥阳生也知恩感德，不离不弃，最终欢喜美满，名留书章。 最令人悲恻扼腕，击节长叹，只绝代佳人李师师了。读《李师师传》，她初见微服私访的宋徽宗时，只冰冷地不理，自顾取琴来，奏了一曲《平沙落雁》。谁想这位帝王是个文艺天才，精通音律，竟于琴声中听觉她卓而不群的情操。一帝一姬渐成知交，琴棋书画，诗词曲赋，徜徉在艺术的浪漫中。后金兵攻破汴梁，金将军素闻师师艳名，将她抓来。师师愤怒斥责：“我本娼女，受皇上恩爱，如今山河破毁，只求一死！” 便从头上拔下金簪刺进咽喉，没有刺死，又把金簪折断吞下去，才气绝而亡。囚在五国城里的徽宗听闻师师死难，老泪纵横。都说商女不知亡国恨，此话出自男子之口，不可一概而论。 试想，孱弱的宋朝，连皇帝太后都要向金人俯首，一介娼家弱女，却视死如归，宁死不失大节，怎能不叫后人赞赏称道，并作传奇纪念呢！ 先前读了太多伤痛之事，我倒是满心喜欢李朝威的《柳毅传》，写人神相恋故事而“风华悲壮”（汤显祖评语），别具特色。其中男主角柳毅的形象最为丰满，性格豪侠刚烈，当他于泾阳邂逅远嫁异地、被逼牧羊的洞庭龙女，得知她的悲惨遭遇后，顿时“气血俱动”，毅然为之千里传书。当钱塘君将龙女救归洞庭、威令柳毅娶她时，柳毅昂然不屈，严辞拒绝。其自尊自重的凛然正气，赢得了龙王的敬佩，并在几经曲折后，最终与龙女成婚。这里的柳毅，勇敢，重义，自尊，正直，是最美好的男子形象；龙女，美丽，善良，诚实，守义，是最美好的女子形象。他们不怕苦难，意志坚定，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相比之下，莺莺、小玉显得过于懦弱无力，张生、李益更是自私无情。于是越发喜爱着柳毅和龙女，念念不忘。 《传奇》中还有报恩主人的奇女子红线，机智多谋，多次救主人于危难之际； 因爱生病，病中离魂，与爱人相好的倩娘，终以二人真挚之爱感动家长，成全了美满姻缘； 慧眼识英雄的红拂； 武夫之妾步飞烟，因与书生偷情被发觉，武夫怒极鞭笞，她只紧咬牙不说，保全书生的清誉，被活活打死； 无双与王仙客历尽磨难终成眷属； 谢小娥隐姓埋名为父兄报仇……一番番热闹场面中，窥见人生之悲欢离合，美满缺憾，爱恨情筹仇，生死交错。 读完一番《唐宋传奇集》，如突开了冷眼般地清醒宁静，浮生过往匆匆，无论或平淡无奇，或曲折跌荡，或如日中天，或偃旗息鼓，总应怀着一颗平常心，从容宽大地看待人事，于热闹中保持一份警醒，于清冷中存留一份热心。我想，这或许是前人智者致力于编辑诸多警世故事的用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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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是汉朝的
书名：东周列国志（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大字本）作者：冯梦龙（明）蔡元放（清）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8年1月 内容概述：作品描写了春秋战国时代“列国”故事。《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写起，到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统一全国结束，包括春秋、战国300多年的历史，内容极其丰富复杂，所有情节、人物都是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等书中汲取来的。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人物传记，按照时间的先后串联起来，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读后感想：这个帮不了了。我还没看完。
诗酒情——唐诗中的酒文化诗，自产生就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之诗与酒可谓浑然天成，诗中情也尽化酒中。历数之当以魏晋、唐宋为最。诗中有诗仙、诗圣、诗丐、诗魔，酒中也不乏酒圣、酒痴，更有酒中八仙，分别是贺知章、李王进、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均为唐朝人）。杜甫在其《饮中八仙歌》中对此八人均有具体描述。古之文人离不开酒，古之诗人离不开酒，古之诗词也离不开酒。魏武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就体现了酒对文人的影响。到了唐代，文人饮酒做诗，更是蔚然成风，可谓无酒不成诗。酒之千秋功过，在文人来说大都充当了一种情感的消遣、排解之物，他们借酒吟诗，也借酒抒情。古之送别有酒，如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古人。”古之相思亦有酒：范仲淹“酒如愁肠，化作相思泪。”古之愁也有酒：李白“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古之悲也有柳永“今宵酒醒何处？”古之壮怀也有酒，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至于《自遣》中著名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更是表现了抛却人生得失的旷达情怀。酒，有英雄之酒，如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关羽温酒斩华雄。酒，有莽汉之酒，如张飞牛饮，李逵豪灌。就连赵匡胤一代帝王，也借酒一用，于是有了著名的“杯酒释兵权”。酒好，酒的佳话更好。汉之郦食自号“高阳酒徒”，为大汉建立，立下了杯酒功劳。卓文君当垆卖酒，可谓千古流传。“竹林七贤”中的刘伶，更是“惟酒是务，焉知其余”，并作《酒德颂》。而将诗与酒二者连为一体的，始于陶渊明，他以酒入诗，诗中有酒，酒中有诗。“渊明之诗，篇篇有酒”（梁萧统）。著名的“白衣送酒”更是体现了陶渊明对酒的如痴如狂。进入唐代，酒香之浓郁更是在诗人们笔下发挥到了及至。历数之，当有孟浩然、贺知章、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李白常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倾饮三百杯”。《饮中八仙歌》这样称赞道：“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世人皆知李白是诗中仙，殊不知他也是酒中仙。而杜甫也是如此，每做诗常借助酒力，自称“宽心应是酒，谴兴莫过诗。”“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对酒的痴狂钟情，到老年为甚，但常常因囊中羞涩，不得已典衣沽酒，其死说法之一，也与酒有莫大的关系。白居易是饮者之中长寿的一位，在诗酒方面，白居易几乎是陶渊明再世，著名的酒赋《酒功赞》便是他嗜酒如命的最好见证。他的《劝酒》之作，更是让饮酒之人酒兴倍增，不饮酒之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想品尝酒味。至于张旭的醉中狂草更是少酒不可。酒能使人的大脑兴奋，使人的情绪和思维进入活跃的状态，调动起人的记忆和平时积淀在头脑中的各种信息，催发灵感。因而古之文人骚客若杯酒不沾，清醒理智，那么令人所津津乐道的《将进酒》、《月下独酌》、《饮酒》等诗篇，概不会出现。时过境迁，古人如此，那现代人又当如何看待酒，如何看待古诗中的酒意呢？ 又如何看待酒意中的情怀呢？酒对诗可以说是一种发扬，诗对酒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与情感的抒发。“ 来源秋雁南回( ) 原文： _9_html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长久为人们所传诵。它不仅是中国古今诗歌的高峰，在唐诗中也体现了很多的民族文化。我觉得其中最出条而吸引人的就是酒文化了。 唐代诗人多嗜酒，杜就曾写过一首《饮中八仙歌》，而酒仙李白更是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句。 说到酒，首先就要提到新丰酒。新丰美酒堪称酒中之冠，诗人们常常以此来代表豪纵风流的气魄。王维在《少年行》中就写道：“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新丰美酒，似乎天生就为少年游侠而增色。再者，传说古时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始醒，于是又有了中山浆。同现代人一样，古人也喝白酒，以及西域盛产的葡萄酒，而诗人皮日休在《春夕酒醒》中还提到过一种酃禄酒，据说是湘东酃县的酃水能酿出一种美酒，此酒酒气扑鼻，香味历时不散，因此得名。还有著名的兰陵美酒，是用郁金香加工浸制而成的，带有醇浓的香味和金黄色如琥珀般的光艳，难怪李白喝过后要“不知何处是他乡了”。 喝酒、品酒，自然少不了酒器，唐诗中多把那些精致的酒器称为金樽，而事实上酒器的品种实在是种类繁多。最朴实的是葫芦，古诗文习称瓢。今人所知的比如白玉杯、白玉碗、白玉壶、琉璃锺能在品酒时衬托出酒的色泽，相传周穆王时代，西胡以白玉精制成的酒杯犹如“光明夜照”，故称夜光杯，可谓白玉杯中的精品。李白在《襄阳歌》中也提到了很多酒器，如鸬鹚勺，这是一种形如长颈水鸟鸬鹚的长柄酒勺，还提到了形状和颜色像鹦鹉嘴的螺壳制成的鹦鹉杯及金雷等等。古代还有一种叫金屈卮的名贵酒器，用它敬酒，可以表示对人的尊重。 古人饮酒还有一些与今人不同的说法。比如，他们把饯别之酒称为别筵，把劝酒称为催，把酒肆称为旗亭，还有粕醅是指重酿而未过滤过的酒。诗人在诗句中有时也以绿来代替酒字，这是因为新酿的酒未滤清时，酒面浮着一层微绿色的酒渣，远看似蚂蚁，称为绿蚁，用得多了，就变成绿了。除此之外，当酒斟满时，捧觞必蘸指甲，故古人称斟满酒为蘸甲。那些不喝浊酒的人还被叫做避贤。这些词，在现代都几乎已经看不到了。 我以为，唐诗所包含的酒文化正如一个巨大的宝藏，想让人永远探索下去，更不用说其他文化了。也许通过多读多看，每个人都可从中看到很多珍贵的古文化，蕴含其中。
A 唐宋文化比较与分析 公元907年，梁王朱温篡位灭亡，到公元960年陈桥驿赵匡胤“黄袍加身”，中国经历了唐宋的王朝更迭，仅仅近60年，中国文化也从所谓的“唐型文化”逐步向“宋型文化”变革，这种变革为什么会变革的如此彻底，一改“唐型文化”的雍容华贵，如此彻底？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论”，率先对唐宋时期思想文化巨大差异性进行了深刻的解释与剖析。近百年来，随着对这一话题的深入分析，史学界普遍对唐宋文化思想显著差异性有了一些共同的认识。 所谓“唐型文化”，是一种相对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文化类型，无论是“诗仙”李白的诗歌、张旭的狂草、吴道子的画，无不喷涌着奔腾着昂扬着的生命活力；无论是昭陵古雕中雄壮建伟的、神采飞扬的“昭陵八骏”，还是气势磅礴的古长安城，无不透露出大气盘旋的民族自信。 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内敛、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阐释出宋文化的细腻丰满，“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揭示了宋文化孤芳自赏、远离尘嚣、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形象的说：如果“唐型文化”存在于沙场之上、朝堂之上，那么，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宋型文化”更多的存在于市井之间、闺房之内、青楼之上。 唐人爱花，尤爱牡丹，牡丹，富贵之花，为花中之王，唐人喜爱牡丹，更喜欢牡丹的色彩绚丽、富丽堂皇与王者之气；宋人爱梅，梅，花中君子，凌寒独自开，象征着不屈不挠的坚强品质。在宋人看来，梅，淡妆素雅，清瘦典型，品质高洁，是君子的象征，可以看到，两种截然相反的审美观念在深层次的角度上体现出了唐宋文化内在的差异性。 而作为两个时代文学艺术最高成就代表，唐诗与宋词则能更清楚地展现两者文化的巨大差异性。 从诗词内容上看，唐诗更多地反映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白居易的《琵琶行》《长恨歌》正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这些内容无不直接向人们展示了帝王将相乃至布衣百姓的日常生活起居，这是一种自由、开放、大气的心态，毫无小女儿家的忸怩作态。 相比之下，宋词则更多的将视角收缩到狭窄的闺房之中，低吟男女的爱恨情仇，抒发细腻、深微、委婉、含蓄的感情。宋代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一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抒发了自己的离愁别恨，一个“愁”更添几分撩人的心思。两宋时期，虽有苏轼、辛弃疾等为代表的“豪放派”词风，但“婉约”词风始终占据宋朝文化主流。 从诗词的形式上看，从大的方面来说，唐诗更加倾向于感性抒发。李白的一首《梦游天姥吟留别》，以恢弘大气的想象描绘山岳的壮美之色，满天诸仙众佛皆在诗人胸怀聚拢，如此波澜壮阔的场面皆在诗人脑海孕育，天下万物，唯我独尊，这是何等的大气。 与之不同的是，宋词则更趋于理性，更具有说理性、思辨性。苏轼的《赤壁赋》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向世人阐释作者心目中关于生与死之间微妙的关系。“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可见，宋朝时期的文学作品，开始更多的阐释理性与思辨，这与唐代时期单纯刻画外在环境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么，两个只相差近60年两个朝代，为何会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性？接下来，我们将从政治环境、经济基础、文化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 政治环境：国家的强弱兴衰与国民的心态精神 唐宋文化是由人来创造出来的，而人的精神状态也势必会对整个文化氛围产生影响。从大体上看，唐朝昌盛，宋朝积弱，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处在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当国家统一强盛，四方来朝，国泰民安，自然会增强国民的民族自信心，而在整体上自然气势雍容豪迈，而当国家从一开始就处在外敌入侵，山河破碎，国破家亡的环境下，无论君臣百姓自然会产生一种悲观失望，哀伤自怜的情绪。 唐朝的强盛是建立在隋朝大一统的基础上，经过二十多年的“开皇之治”，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都为唐朝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当时唐朝面临的外敌主要是吐蕃、匈奴等少数民族政权，而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些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政权组织，只不过是势力较大的松散的部落联盟。他们居无定所，行踪飘忽不定，唐王朝只需寻其主力，打赢几场战役，便可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可以说，唐朝的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环境相当的安定，国家富强，这是一个真正的盛世时代。反观宋朝，宋朝继承的后周只不过是当时最大的割据政权而已，它建立国家的过程不是像唐朝那样接受了一个大帝国的遗产，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天下大乱，地方割据势力经营已久，已形成了互不统属的独立国家实体。而且宋朝的面临的敌人不再是吐蕃、匈奴，而是契丹、党项这些已被儒化的民族。拿辽来说，宋国建国时，辽已存在了五十年之久，契丹人不仅学习中原文化，仿照中原王朝建立起严密强化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实体，而且逐步开始由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在民风与军事上依旧保持者相当强悍的战斗力。宋辽之间的战争，不仅仅是统一于反统一之间的冲突，更是相互争夺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源的战争，且这种矛盾绝不会仅凭一两场战争可以决定胜负的，而必然是相当残酷、持久、且难分胜负的。公元979年，高粱河之役惨败，宋由此开始转入被动局面，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灭亡，山河破碎，国破家亡，此后，契丹、党项、羌、女真以及后来的蒙古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轰炸，产生了悲观的文化效应，宋朝人因被动挨打而产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方面。 经济基础：唐朝均田制与宋代的市民阶层的崛起 均田制，即古代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实质上是一种封建土地国有制，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而在唐德宗建中元年实行两税法之后，均田制终于废弛。此时，随着均田制的瓦解，附着在农民身上的国家的控制也就相对减弱，宋代时期，国家土地所有制已经不在土地所有制中占据主要的地位，相反的庶族地主经济与小自耕农经济的不断壮大，并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为国家与政府提供了充足的税赋来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社会经济更加灵活，社会各行业能够得到更充足的劳动力与资金的流入，这也是宋代商业如此发达的一个原因。 宋代城市的规划已经打破了唐代时期市与坊的严格界限，居住区与商业区也不再分开，贸易时间也不再被限制，据考证，宋代时期已经出现早市与夜市，商品交易时间甚至是通宵达旦。种种变化，最大的受益者自然是商业。宋代，城市商业发展蓬勃，不仅有交易场所，更存在瓦子等娱乐场所，如此一来，自然会导致宋代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兴起也自然会带动市民文化的兴起。 精致细腻的宋代文化的发展自然发源于一定的土壤，而这种土壤也就是宋代发达的商品经济。 文化环境：唐代三教并行与宋代理学的兴起 恢宏壮阔的唐王朝以一种开放自由的心怀接纳四方文化，终唐王朝几百年的时间，大多奉行儒释道共尊的策略，面对外来文化，唐朝统治者始终保持接纳的态度，这不仅和唐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本身就存在少数民族血统有关，而且和唐王朝在当时世界的地位也有莫大的关系，作为东方最大的国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通畅的两条丝绸之路，沟通了大唐王朝与世界的交流。在外，国家的强盛，对外通道的畅通，对内，君臣百姓对外来文化虚心接纳的心态，这两个方面决定了大唐王朝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国度。而宋国始终处在少数民族的威胁的夹缝之中，客观条件下，宋国也无法做到与世界的交流，宋国自然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 宋代的文化属性与宋代诞生的一种特殊的产物有关，那就是理学。 理学作为在宋代儒家吸收佛道两家的部分精华，形成的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理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最为精致的最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其对宋代人民的影响之深，乃至对中国后来的一两千年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两宋理学，不仅将伦理纲常确定为万事万物之所当然和所以然，即为“天理”，而且高度强调人们对“天理”的自觉认识。理学家将“天理”“人欲”对立起来，进而以天理遏制人欲，带有自我色彩、个人色彩的情感欲求受到强大的约束。与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际的趋向相一致，两宋时期的文化也表现出精致、内趋的性格。刘方《宋型文化：概念、分期与类型特征》（2005）一文指出：“宋型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时代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个具有新的文化特质的文化范型。以追求内圣、精神的圆满自足为目标的宋学，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成熟的科举制度、文官官僚系统、中央专制集权、台谏制度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农业革命、消费性的城市经济、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等方面，则构成了形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基础。” 宋代文化成就中最突出的要数宋代理学的诞生，一个追求内圣、精神上满足自足的理学决定了宋代文化精致、内省的特点。 唐宋文化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性，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类型，是一种彻底的变革还是一种继承上的发展呢？或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康震老师： 李白道家文化人格的哲学意义 ——兼论李白生命价值观的对立统一 周振甫-----【谈谈以禅喻诗】 【宋词中的元宵「情」境】 李中国 假日里赏鉴宋词，那些被长短句定格的美妙意境影显脑际。于是，奇奇怪怪地联想到柏吉尔的《琥珀》———眼底的「鹧鸪天」、「青玉案」、「永遇乐」等珠圆玉润的牌调，「通感」似的幻化成光艳透明的树脂球，把那个遥远的年代里许多鲜活的民俗画面、瞬间时光固化得栩栩如生。其中数不胜数的描摹夏历第一个月圆之夜———「元宵」节盛景的慢词小令印象最深。 自唐玄宗开元时起，因「放灯火三夜」而升温的元宵节，至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新都汴京(今河南开封)从正月十四要「闹」到十八方休，称「五夜元宵」。活动于仁宗年间的柳永在《迎新春》中纪事说「庆嘉节，当三五，列花灯千门万户」，神宗时期王诜的《人月圆》则颂称「年年此夜，华灯盛照」。欧阳修《生查子·元夕》亦追昔抚今，「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乃至宋代历经靖康之耻移都临安(杭州)后也很快「续上了烟火」。李清照南渡后所作《永遇乐》可证，「元宵佳节，融合天气，……来相召，香车宝马」，姜夔作于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也说「谁教岁岁红莲(指莲花灯)夜」。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节日能像元宵之于宋那样，成为整整一代文人瞩目的亮点。 宋词中「看上去很美」的元宵意境主要是被灯火照靓的。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描述，当年灯景堪称大观，如「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又「用辘轳绞水上灯山尖高处，用木柜贮之，逐时放下，如瀑布状(类似现在的彩色喷泉)，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这类实况在词人笔下无不幻化得光彩夺目，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磨洗依然生动而灿烂：「风销绛蜡，露邑红莲，灯市光相射」(周邦彦《解花语·上元》)，「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然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那些时光深处的灯火不管怎样热烈亮丽，在宋词的意境里更像一种背景和衬托，意在掩映人物出场，或「照见人如画」：如周邦彦的「灯市光相射」实为「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毛滂的「闻道长安灯夜好」，紧随其后的是「雕轮宝马如云」(《临江仙·都城元夕》)，在李清照《永遇乐》笔下元夜出行的女子也个个「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人物形象若隐若现者有之，呼之欲出者有之。最经典的镜头当数辛弃疾的《青玉案》，全词十三句，极尽铺张地用了其中的九句渲染灯火之闹，裙屐之盛，竟只为心目中那位孤高、淡泊的「佳人」出场亮相进行烘托比对———「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欧阳修的《生查子》，亦在「花市灯如昼」后，笔锋一转，把一对幽会雅聚的男女调动了出来，「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经典「情」景。 宋词中的元宵秘境「情人幽会」由此点出。佐证以《大宋宣和遗事》等时人笔记推之，这一「情」景并非词人自我情结的寄寓，而是一种时尚民俗的聚集。古代出于社会治安的考虑，实行都市夜禁(街道断绝通行)。唐以后，京师于正月十五日前后例行解禁，称「放夜」。心灵上备受压抑、行动上多有制约的青年男女终于盼来了一个释放狂欢的节日，良辰美景，纵横阡陌，深坊小巷之地，既有机会，又有场所，更加心有灵犀———所有产生爱情的条件都具备了，焉得不诱发、滋生出一桩桩「情」事来！ 敏感而细腻的词人无不盯住这些「情」景，点化成笔下的「词眼」，例证不胜枚举。如贺铸的《思越人》「步莲禾农李伴人归」，姜夔的《鹧鸪天·元夕有所梦》「肥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种相思」。堪称汴京上元节风俗绘本的柳永《迎新春》词，则捕捉到更典型的画面：「渐天如水，素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可以想象得出，赏灯的人流中发生过多少乐而不淫的风流艳遇！周邦彦的《解花语·上元》下阕的「情」节则显得复杂了些：他从「望千门如昼，嬉笑游冶」的大背景中，定格了这样一个特写：「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追马」———有个坐着钿车的女子，在与所期男子约定的地点相遇后，不远处居然还有个骑马而来蹑迹潜踪于风尘中的「第三者」。若从这一角度去看苏东坡的《密州上元》「帐底吹笙香吐麝，更无一点尘随马」，当是一种心有所期而终归失望的落寞了。 而一位不知姓名的民间女子所作的叙事词《鹧鸪天》，较之文人的「犹抱琵琶」，其表「情」达意几近和盘托出：「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贪看鹤阵笙歌举，不觉鸳鸯失却群。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全杯作明证」。从《大宋宣和遗事》中复原的背景和故事是，徽宗宣和年间某个元夜，有位年轻媳妇和丈夫手拉手逛街观灯时被人群挤散。无奈中，正遇皇帝给百姓赏酒，便挤上前去争得一杯喝了，且将银制的酒杯揣入怀中。不料被卫兵发现，捉她去面君。她不慌不忙地向皇帝朗诵了这首说明窃杯理由的「打油词」。 略加思考，黏附在词作背后的民俗信息就透露出来了。这位年轻媳妇何以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刻意留个「恐被儿夫怪」的证据呢？理由只能是：元宵节在宋代被普遍认为是情人幽会的日子，倾城而欢之夜，难免邂逅旧爱，遭遇新知，更有「暗尘追马」。而今妾身已是「别人的新娘」，瓜田李下，常有说不清楚的地方，需倍加小心才是。 于此，我们不难从那些已经固化的宋词秘境里探出，元宵已于千百年前就被货真价实地打造成了个东方的「情人节」。而优雅含蓄的国人隐称「灯节」，更像是情人们找了个外出雅聚幽会的漂亮借口。 中国的元宵节与西方情人节一般仅相差数日，可称之为「珠联」。以夏历推算的元宵和以公历确定的情人节，在时间上相去不远，都是早春时节的一个定情日，这又岂止是巧合！ 【手指抚琴 音在弦外】 ——禅诗与禅画 翟宗祝 宋代诗人苏轼有一首《琴诗》：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与君指上听。 《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这是此诗之本，经苏轼点化，更有机锋。此诗在儿童般天真的发问中，阐述了耐人寻思的理趣，表明了禅与诗的密切联系，正如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从而大大提高了诗的审美价值，这是慧能创立的中国教派——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体现。 「直指人心」较之「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显然是一个飞跃。 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是因为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是「人及非人」，「一切万法」的「本体」，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净」，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因此无需苦修，「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 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这与现代心理学关于人的潜意识的研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按照荣格的看法，人的意识仿佛处在两面受敌的地位，它既受外部现实的影响，又受内部现实(innerreality)的制约。荣格说：「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正如外部世界从前面和外部影响我们的意识一样。」根据这一思想，荣格把艺术创作方式区分为心理学式的和幻觉式的，心理学式的创作从人类意识领域中寻找素材，因而是面向现实的艺术家，幻觉型艺术则从潜藏在无意识深处的原始意象中寻找素材，因而是背对现实，面向自我的艺术家(《心理学与文学》)。 还让我们回到这首《琴诗》上来。苏轼怀着一颗天真稚拙的童心，在这首诗中，对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既极为平常而又无法作出明确答案的问题，提出了发问。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呢？如果说是来自琴上，把琴放进匣子里为什么就听不到了呢？如果说以手抚琴，才能产生音乐，音乐来自手指，那么为什么你不在手指上听音乐呢？这与慧能在广州制旨寺面对三千僧俗所讲的「不是风动，幡动，而是你们的心在动」不是同出一辙吗？美妙的音乐究竟从何而来，是来自琴弦，还是来自手指，苏轼在这首诗中均已作了否定的回答。确切地说，美妙的音乐既不是来自手指，也不是来自琴弦，而是来自演奏者的心，「十指连心」，是「心」的颤动牵动手指的运动，从而颤动了琴弦，发出了美妙的音乐。古老的「心学」对现象与本质、本原与本心的生动阐释，再次证实了它与现代心理科学之间的相似是何等惊人！按照欧洲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依德的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从食物中获取能量，同时又为了种种目的而消耗能量，这种能叫做心理能，心理能和其它形式的能如机械能、热能、电能、化学能一样做功，如思维、感知和记忆等，如机械能做机械功一样。当然，现代心理学对人的内部世界的研究极其复杂而又深奥的内容，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但是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就是人们一般常说的人的心理活动中的「心」不是心脏，而是人的大脑。不论是「心学」所说的心，还是禅宗所说的「本心」，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习惯用语，它所指的，实际上就是宗教和科学所共同解释的人的内部世界，正如美妙的音乐一样，它是在人的心理能的作用下，实际上是由人的大脑指挥着人的心理和生理的活动，即所谓心的颤动，再通过手指与琴弦的相互作用，才能把旋律和节奏传送到欣赏者的「心」里，并使人们产生一种美感，而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既无法用量的数字来加以测定，也无法用明确的语言来加以具体阐述，它只能如佛祖拈花一样，通过心灵感受来领悟其愉悦和忧伤。禅宗的「绝假纯真」的「本心」呼唤着自然和人性的复归，「唯心任运」的思维方式，冲破了理性的拘束、让感情的潮水冲决坝堤，从而为禅宗与文学艺术的汇合，铺平了一条广宽的河床。 禅宗对诗歌的渗透与影响。概括来说可以从禅悟、禅境、禅悦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禅悟：禅宗一再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以心传心」的悟道方式，突出就是一个「悟」字，「悟」就是领悟、感悟、觉悟，拈花微笑就是典型的悟，由于强调「悟」，禅宗尽可能地要求「不立文字」不通过语言来传递佛教真谛。但是完全摒弃语言，采用暗示、猜谜的方式也很难传宗立派，因此就出现了不少记载禅宗公案的各种语录和灯录。所谓语录就是僧徒和师父言行的记录，灯录是禅宗历代传法机缘的记录，有如灯火相传，所以叫灯录。这两种典籍所记师徒间传教悟道的故事，称为公案，有如官府判案，禅宗喻为用教理来解决难题。在这些语录和灯录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公案，或当头一棒，或大喝一声，或胡言乱语，或故弄玄虚，其目的是打断人们正常的思维逻辑，使之进入一个非理性、非逻辑的直觉状态，藉以考验其悟性，以一种迅捷敏锐的语言或方式来加以回答，这就是斗机锋，禅家机锋对诗人的影响就是随心所欲、随机应变、变化无常的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把禅悟这一非理智思辨的直觉体验引入诗中，有时恰恰可以给真正的诗人带来深刻的哲学内容。比如苏轼那首充满儿童般天真稚拙的琴诗，却表达了一种耐人寻思的理趣便是一例。 禅境：「境」是指人意识中的景象、环境，「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俱舍诵疏》)。佛教中的境，就是感觉的存在：「所言境者，谓六尘境：一、眼对色；二、耳对声；三、鼻对香；四、舌对味；五、身对触；六、意对法。」(智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签翁，独钓寒江雪。 这里，既有诗的意境，又有禅的境界；既有诗人的主观精神，又有禅家的「无我之境」。诗人把主观心灵与整个宇宙融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个主观精神与宇宙精神共存的广延境界。这就是禅境与艺术境界高度统一的范例。 禅悦：悦即愉悦，通过禅悟，体验到「梵我合一」、「天人合一」，也就很自然地把感觉中的物质世界都看作是精神本体虚幻的表现形式，佛性就体现在每一朵花、每一片叶、每一座高山、每一条溪水之中，因此对于习禅的人们来说，自然山水和物质世界就再也不存在一种所谓冷漠感和恐惧感，而是充满了一种信赖感、亲切感和愉悦感，这种对自然景物的亲切信赖，很自然地通过禅悦将一种宗教感情转化为审美体验。请看常建的一首诗《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这是一个多么优美、宁静，令人心旷神贻的境界！清晨的古寺、阳光照进浓密的树林，曲径通幽，花木掩映，特别是「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将宇宙与心灵融为一体，理性的静穆将人间的悲欢离合、七情六欲引向空无的永恒，尽管这种寂静淡泊的避世情绪有它一定的消极性，但是那美妙神秘的宁静世界，不能不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美的境界，它给人感受到的不是宗教的冷漠无情，而是如甘泉净化心灵一般给人以美的享受。 禅对诗歌的影响，不是禅的教义，而是禅的精神，禅的精神就是通过「顿悟」来理解「空无」的哲学精神和直觉思维方式。「空」与「无」的实质并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宇宙的本原，「灵魂」的「实体」。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的理论来加以分析，所谓「空」「无」确切地说，就是人的意识，但意识的后面并不是绝对的空无，而是无意识心理，意识和无意识的沟通从而产生意象。意象，并不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而是经由内心体验而产生的幻想，「幻想是由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瞬间沟通产生的，这种瞬间沟通的过程也许就是幻觉，人们凭借幻觉印象产生幻想」(参见《心理学与文学》)。而幻觉和幻想正是艺术创作中的灵魂，禅宗哲学用直觉思维直指那些未知的神秘世界，从而为文学艺术的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觉空间，就像柳宗元写的那首诗，这是一幅画，但是画面的视点失落了，究竟是「俯」视的，还是仰视的，都不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这是何等广阔的空间，这里既有鸟，又没有鸟，既有人也没有人，这是一个典型的幻觉空间，它的视平线就是整个宇宙，而视角线就是人的心。通过这首诗我们也可以看出，禅宗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诗歌。在中国，诗与画历来是相通的，这是一首诗，但展现在欣赏者的心目中又是一幅画，是一幅没有视点广阔无边的画，又是一幅有具体空间，具体形象的画。当然，要是有人能把它画出来，那么它应该就是一幅典型的禅画。因此，禅诗、禅画，她们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究竟什么叫禅画，还是不要首先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就像诗歌一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究竟算不算禅诗？似乎没有必要去追根求源，禅画也同样如此，禅宗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必然也要涉及到绘画领域。禅画者，「禅」与「画」也。 论及禅画的起源，或者说禅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当然首先要推唐代著名诗人兼画家王维。 王维是一位诗人，王维受禅宗的影响首先从他的诗中表露出来，且看王维的一首小诗《辛夷坞》：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在那绝无人迹的地方，辛夷花(诗中借指芙蓉)默默地开放，又默默地凋谢，自生自灭，一切来自自然，又回归自然。这是一个没有时空、没有欢乐与悲哀的寂静空灵的境界，这种境界不就是禅的「空无」之境吗？但是禅的空无，并不是要把人的心灵引向虚无和死寂，而是像宗白华先生所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静穆的观照和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两元，也是『禅』的心灵状态」(《美学散步》)。 王维不仅通音律，工草书，而且是一位诗人兼画家。由于王维是一位参禅的诗人，他是以禅的静观心态来过滤他的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将诗、画融为一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因此他以禅境、诗境、画境的高度统一，而被后世文人画家尊为「南宗」始祖。 王维的绘画真迹现在已保留无几，仅从古代文献中窥见其一斑。 苏轼在一则短文中记载：「嘉佑癸卯上元夜，来观王摩诘笔。时夜已阑，残灯耿然，画僧踽踽欲动，恍然久之。」这段记载说明王维曾在当时开元寺画过一铺壁画，壁画内容是高僧像，其画特点是：「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风翔八观》)诗的意思是说他画的高僧像生动地表现了高僧那种萧闲寂静的韵度和清瘦飘然的容貌。显然这是对唐代禅僧形貌神韵的写真。 苏轼还有一首记载王维画竹的诗： ……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风翔八观》) 王维画的丛竹，充满生机，写出了竹的傲霜冒寒精神，和他写的诗一样，脱去窠臼，一片清新。吴道子是和王维同时代的大画家，而且也是画道释画的，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有三百余堵。尽管吴道子是历史上著名的佛画家，但是人们并没有把吴道子的画和禅宗联系在一起。这说明佛画不等于禅画，禅属于宗教，但其实质已经不是宗教，「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认识到自己心灵的深处而灿烂地发挥到哲学与艺术的境界」。吴道子虽然是著名的佛画家，但他表现的是宗教教义，而王维尽管画的主要是水墨山水，但他表现的却是禅的意境。唐人是这样评价吴道子和王维的画的：杜甫诗云：「森罗移地轴，妙绝动宫墙」(《冬日谒玄元皇帝庙》)，杜甫评价吴道子的画突出的是一个「动」字。据说吴画《地狱变相图》「变状阴惨，使观者腋汗毛耸」(《东观条论》)。吴道子把经变故事用艺术形象表现出来，地狱的阴森恐怖，使观者毛骨耸然，可见其作品震撼人心的力量。而韦庄诗云：「静阅王维画，闲翻褚允棋。」(《和友人》)这里着重突出的是一个「静」字和「闲」字，传为王维所作的《辋川图》，就是一幅「山谷郁郁盘盘，云水飞动」，而且「意出尘外」之作。这幅画和他的诗作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联系起来，充分证明王维在他的诗与画中表达的正是一种「寂」与「空」的「无我之境」。像《辋川图》这幅画，实际上不就是一幅禅意盎然的禅画吗。 如果说禅画始于王维，早期的所谓禅画实际上只能说是禅意画，禅意画与文人画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因此王维不仅是禅画之祖，而且同时也是文人画的开山。文人画不仅从一开始就和禅结下不解之缘，而且以后的很多文人画家都深受禅的影响，禅的心物合一以及明心见性正是文人画家表现清高气息、脱俗心理的哲理依据。只是到了宋元之后，随着佛教禅宗的高度发展，禅林墨戏，异军突起，禅画家从表现清高脱俗的文人墨戏中解脱出来，不仅把顿教妙悟作为一种创作题材，而且在表现这一题材的创作手法上，也探索出一种把禅的思维方式变为艺术创作的表现方式，这才使禅意画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所谓禅画。例如宋代的梁楷、法常，以及元代的传为「梵僧」的因陀罗等禅画大师，不少作品不仅在直接表现禅机妙悟，而且在手法上也创造出许多禅画所独具的艺术语言，这才使禅画真正成为禅之画。例如梁楷的「减笔法」，已达到筛去所有多余的、不必要的笔墨，只保留精华，以表现其禅悟灵机。因陀罗的《寒山拾得图》， 采用吹墨法画人物头发，使之有一种蓬松感，用阔笔焦墨画衣襟衣带，使之产生强音般的韵律节奏，用渴笔点缀树木坡石，使画面在变化中显得更加舒畅自由，这些手法就像六祖慧能撕经一样，蔑视「古法」，随心应变，以一种奇特的表现形式来表现禅的禅机妙悟，这才真正创造出一种不同于文人画，甚至比文人墨戏更高一筹的古代禅画。 诗、画、禅的相互影响渗透，不仅使中国古代的诗歌与绘画创作异彩纷呈，即使在现代，对于文学与艺术家们，也同样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唐宋文化之比较论文你这个学校给你们什么要求你先把事情说清楚给我们听这样才好帮你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
自己查资料吧幸亏是浅谈，谈谈表面就行，不用太深
可以延伸到文化差异和传承来写。那个时候日本派遣遣唐使到唐朝学习，朝廷制度、经济发展、茶文化……可是现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在一个弹丸之国传承的比中国自己都要好些，应该值得国人反思！
诗歌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在世界史上也有重要影响，形成世界历史的光辉一页。隋唐时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和隋唐在世界史上的地位，目前正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已有不少论著问世。众多的学者认为：(一)隋唐时代中国的制度，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在当时所有先进国家的历史中，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早进入封建社会。当隋朝建立的时候，西欧封建制度才有一个世纪。作为欧洲封建制中心的法国，就封建制度开端这一点说，要晚于中国700年之久。(二)就社会经济繁荣的程度说，隋唐在当时世界上是第一流的。当时世界的大城市有长安、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长安有百万人口，君士坦丁堡80万，巴格达更少。长安人口最多，这既反映了其工商业的发达，同时也说明它的农业生产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三)高水平的隋唐文化使中国成为东方文化的渊源，对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四)隋唐是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中国丝织品、造纸术在隋唐时传入东西方各国以及汉式佛教、诗文、科技大量传到东方各国的史实，证明隋唐时期的中国起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因此，隋唐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隋唐五代史，包含朝代隋代、唐代、五代十国。比较著名皇帝有杨坚、李世民、武则天等。公元581年，杨坚簒北周建立隋朝，589年灭陈，从此结束了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隋文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措施，但由于簒位的隋炀帝的奢侈无度，倒行逆施，致使隋开国不过三十年时미，便被李渊灭亡。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在隋统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唐帝国，强大昌盛，欣欣向荣，政治、经济和文化全面高涨。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唐朝实行科举取士，给唐代文化发展带来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907年唐朝灭亡，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隋唐盛世。可根据需要取舍，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