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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才见识到了，原来植物保护学包括这么多东西。
history of plant pathology in China方中达，曾昭慧，方雯霞二千多年前中国古籍中已有关于自然灾害的记载，而植物病害概念的出现是在一千多年前南宋时期。20世纪20年代植物病理学的教育和科研工作开始在中国起步，50年代以后有了较快的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中国古籍中有关病害的记载中国古代病害资料较少，远不如虫害。最早的记载是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审时篇》中有“先时者，暑雨来至，胕动蚼蛆而多疾”，说明过早播种的麦，易受病虫害的侵袭。原文中“蚼蛆”是指虫，“多疾”既有病害的意思，也有其他自然因素危害之意。晋代葛洪（公元304年）的《抱扑子》一书中载有“铜青涂木，入水不腐”，即用氧化铜作木材防腐剂的方法。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麻篇》中有：“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并加以注释，大麻连作，“有点叶夭折之患”，说明轮作的重要性。这里所指“点叶夭折”可能是叶斑病与立枯病。宋代《陈旉农书·善其根苗篇》（公元1149年），“先夏看其年气候早晚寒暖之宜乃下种，则万不失一，若气候尚有寒，尚且从容熟治苗田”，对培育壮秧又提出“欲得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懂得掌握气候变化规律，适时播种防止烂秧和培育壮秧。元明两代，中国对外交流频繁，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到中国的游记（1254～1324）中提到宋代韩彦直的《橘录》（于1178年写成），书中有“去病”部分，专谈柑桔病虫害的防治，其原文为：“木之病有二，藓与蠹是也。树稍久，则枝干之上苔藓生焉，一不去则蔓衍日滋。木之膏液荫藓而不及木，故枝干老而枯。善圃者用铁器时刮去之，删其繁枝之不能华实者，以通风日，以长新枝。木间时有蛀屑流出，则有虫蠹之。相视其穴，以物钩索之，到虫无所容，乃以真杉作钉窒其处。不然则木心受病，日以枝叶自凋，异时作实，瓣间亦有虫食。柑橘每先时而黄者，皆其受病于中，治之以早乃可。”《橘录》在“收藏”部分中说“采藏之日，先净扫一室，密糊之，勿使风入，布稻稿其间，堆柑橘於地上，屏远酒气，旬日一翻拣之，遇微损谓之点柑，即拣出，否则侵损附近者，屡汰去之”。这是谈腐烂的柑橘会传染别的橘子。这里摘录《橘录》中的详细内容，主要表明作者从调查、观察和询问得到的结论，是科学的；而《橘录》发表的时间早于国外确定病原生物学说七百多年。1981年英国发表的植物病理发展史引用中国唯一的资料也是《橘录》，但过于简单，并且提出所指病害的病原物可能是真菌。事实上，《橘录》中所指病害的病原物是苔藓，还可能包括地衣，至于所述的虫害显然是指天牛。从《橘录》中提出的病害与虫害的区别，可能是中国首次确定植物病害概念，时间大致是在南宋时代。也有人提出可以提前到公元533～544年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种麻篇》，其中提到的“大麻连作，有点叶夭折之患”。马哥波罗在游记中还提到当时中国杀黑面羊作祭品保佑作物和牲畜生长良好，与欧洲一些国家祭锈神的情形相似。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稻灾》（初刻于1637年），说的可能是稻瘟病，还提出“祟在种内，反怨鬼神”有破除迷信的思想。徐光启撰《农政全书》（1639年刊行），记载了播种期与棉病的关系，并介绍适当推迟播种的防病措施。《沈氏农书》（成书约在崇祯末年）中有对桑萎缩病的观察：“设有癃桑，即番去之，不可爱惜，使其缠染，皆缘剪时刀上传过”。所谓癃桑，即桑萎缩病。当时已知此病能随剪刀切口传染，病桑应即番去之，断不可留。清代农书中出现有关病害的记载较多。方观承命人编制的《棉花图》（1765年）中说：“种选青黑核，冬月收而曝之，清明后淘取坚实者，沃以沸汤，俟其泠，和以柴灰种之”，说明用综合处理棉籽方法，有杀菌和催芽的效果。祁730663藻的《马首农言》（1836年）中有关“五谷病”的内容，所列各种病主要为栽培技术不良或旱涝引起，也包括“灰鼠”、“霉”、“老谷穗”等病害，对作物生长不正常的症状均称之为病，对病害的认识尚无传染的概念。冯730663撰《区田试种实验图说》（1908年成书）里有“预防霉病传染说”一篇，对麦、玉米、高粱黑穗病和谷的“糠谷老”（即粟白发病）症状有描述，提出用黑矾可除此发霉之病。至于清末书刊中所提到的一些植物病害，大都是介绍国外的材料，其中如：光绪28年（1902年）陈启谦《农话》一书详细描述稻瘟病症状后指出，此病又名“稻热病”，并详细分析病因和提出四项预防方法。书中所载麦黑粉病，不仅观察到症状、传染途径，并谈到“农家如见到麦穗之中生有黑粉，急宜拔去烧之，不使黑粉飞散，然后可免此害”。光绪29年（公元1903年）何刚德《抚郡农产考略》也提到稻热病等病害的防治法；还阐明麦黑粉病的病原，麦奴属霉菌之一“此黑粉为麦奴之孢子，即霉菌之种子”，主张拔而烧之。光绪32年（公元1906年）《东方杂志》3卷10期《实业》对麦类黑穗病的侵染过程已有详细的描述，所提防治方法中已出现温汤浸种。该刊还记载了用硫酸铜石灰液防治李树痈病，为法国米拉德（Pierre Marie Alexis Millardet）1883年发表波尔多液防病试验报告之后的20年始见于中国书刊。综观引举的较重要的中国古籍中有关病害的记述，主要的贡献是发现病害发生与气候和栽培技术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防治措施。涉及的病害，有些可以根据所描述的症状确定，许多不能准确确定是哪一种病害，主要是缺少显微镜的观察和描述。中国到宋代才从国外引进生活用的放大镜，开始利用显微镜观察真菌等微生物可能是19世纪初的清末到民国初年。
来个简单的，除了基础学科之外主打可以分为三个方向，植物病理。昆虫害虫学，农药学或者植物药剂学。也就是说，危害的植物的是病，与虫，防治的药。现在有了新的学科策略出现，考虑到病害三角。等等。
人类认识、研究和防治植物病害远在人、畜病害之后。人类注意害虫对农作物的为害也比病害早。因为在显微镜发明之前，人们用肉眼看不见为害农作物的微生物。在古代，由于生产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极其有限。往往幻想是超自然的神灵在主宰自然现象的变化。认为植物病害是人们的罪孽使上帝发怒或日月星辰移位所致。这种神学观念统治长达2000年之久。自18世纪后期，许多科学家冲破宗教信念的束缚，对植物病害的本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法国的MarthieuTillet经过实验证明小麦腥黑穗病是由一种“黑粉”传染所致，其后法国的MPrevost确证这种病原物是一种真菌，成为第一个用事实证明植物病害直接原因的人，这也是病原学说的开端之一。1845年和1846年，一种严重的马铃薯病害几乎毁灭了爱尔兰所有的马铃薯而造成了大饥荒，这一悲剧性事件把许多科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植物病害上来，给予植物病理研究以极大激励。当时对马铃薯的这种病害原因众说纷纭。德国医生兼真菌学家Anton de Ba-ry花了5年时间研究，到1861年完全证实是由一种疫病菌所致的马铃薯晚疫病，说明真菌是植物病害的原因。由此建立了植物病原说。他还提出黑粉病和霜霉病是真菌侵染的结果，锈菌有转主寄生现象，他被视为植物病理学之父是当之无愧的。继LuisPasteur和RobertKoch（1876）发现动物炭疽病的病原是细菌，并由RobertKoch提出了著名的柯赫氏法则之后，ThomasJBurrill（1877）在美国证明了梨和苹果的火疫病为细菌所致。美国ErwmFSmith从1895年起在植物细菌性病害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植物细菌病害方面写了100多篇论文，特别是在葫芦科、茄科、十字花科细菌性萎蔫病方面消除了人们对其病原的疑问。他首次研究了果树根癌病的解剖学及其发展，认为该病类似于人类和动物的肿瘤，被誉为植物细菌病害的奠基人。植物病毒病害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但对病毒的认识是从19世纪末才开始的。德国人AdolfMayer（1886）发现烟草花叶病可由病叶的汁液传染，证明这种病害是一种传染性病害。俄国人（1892）进一步证明烟草花叶病病株汁液通过细菌过滤器后仍具有致病力。荷兰科学MartinusWBeijerinck（1898）重复了试验，得到同样的结果，并且发现这种致病物质能在琼脂中扩散，认为这是一种“传染性活液”，后来称之为病毒。这才首次把植物病毒病同其他侵染性植物病害区别开。此后类似的病害不断发现，并且还发现了病害同媒介昆虫的关系。1935年美国的WMStandey用硫酸铵沉淀法和醋酸铅脱色法提纯烟草花叶病毒，得到纯结晶，并证明它是一种蛋白质。1936年英国的FCBawden和NWPirie发现烟草花叶病毒中含有核酸（RNA）。1956年HFraenkel-Conrat发现烟草花叶病毒除去蛋白质后，仅用核酸接种，也有侵染力，并表现出原有症状。RShepherd等人（1968）证明花椰菜花叶病毒是DNA病毒，1972年TODiener发现了类病毒。英国TNeedham（1743）第一个报道小麦籽粒（虫瘿）内的植物寄生线虫。植物寄生线虫奠基人NACobb（1907）在美国农业部内建立第一个线虫学研究机构，并于1913—1932年系统地研究了植物寄生线虫，对线虫的分类学、形态学和方法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16年，章祖纯发表了关于北京附近的小麦粒线虫和粟线虫的报告，我国其他学者对其他植物线虫病害也做了调查研究，其中朱风美1940年研制的小麦粒线虫虫瘿汰除机，汰除虫瘿率达99%以上。1967年，日本科学家土居养二发现几种由叶蝉传播、引起植物黄化病的植原体。可认真考虑，总结经验。随后有人提出了病害三角关系、病害四面体关系，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动都将对植物病害产生一定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生态学的发展，植物病理学界也随之提出了植物病害系统的概念以及较为科学的病害综合防治策略，使植物病理学迈入成熟发展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更多的是用生化技术、遗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植物病害发生的机制，阐明植物病害过程中寄主与病原物相互识别的分子基础，寄主、病原物与病程有关的基因结构、表达和调控机制。近年来以DNA重组技术为基础开展植物抗病基因工程，以及对植物病原物进行分子标记用于病原物的群体遗传学研究和病害流行学研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我国植物病理学起步较晚，大约在1912年前后才开始有人从事植病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植病工作者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倾注于主要经济作物病害。如小麦锈病、稻瘟病、棉花枯黄萎病、大白菜三大病害和苹果树腐烂病等。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展的有关植物病理学的领域，在我国已经没有空白，经过广大植病工作者的努力，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植物病理学今后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多个学科的科学家协作和不断努力，才能为保障人类的食物来源、环境的优化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通过普通植物病理学的学习，可以让人更加认识的微观世界植物和人一样，都是一个有生命的，让人更加热爱生命，热爱生活
一、勇于探索 善于创新陈延熙是一位有创见的科学家。他善于钻研，思维敏捷，勇于创新，重视理论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对中国植物病理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早在1941年他于金陵大学植物病理系毕业时，他的“小麦叶斑病研究”论文就证明附球菌的弱寄生性。1942年他的硕士学位课题——真菌生理的研究，发现柑桔青霉菌的孢子萌发需要生长素，这一发现较国外早十多年。1949年他的“腐霉菌的无机营养”论文发表，其后进一步研究该菌的营养问题，发现氨基酸的毒害作用，较国外又早十余年。50年代初期，中国东北苹果树腐烂病暴发，为害严重，陈延熙应生产急需赴东北与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合作，对该病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发现该病是由于树体抗病性下降而引发流行的，这为苹果树腐烂病的防治奠定了理论基础。他提出的以加强栽培管理、提高苹果树势为主体的防病策略，在生产中推广应用后取得了巨大成功。他还对苹果锈果病及炭疽病进行了研究并有专著和论文发表。苹果生长后期发病严重的炭疽病，经他的潜心研究，发现病原菌并非仅在苹果生长后期侵染，在幼果期即开始侵染，但病害并不立即发展，病原菌在幼果内呈潜伏状态。在果树病害方面，陈延熙还对柑桔黄龙病进行过研究，虽然当时误认为是病毒所致，但却也发现中国存在柑桔速衰病毒，而且具有无症体内带毒现象。他在研究甘薯黑斑病时，也发现类似现象，尤其是甘薯干腐病菌不仅具有潜伏侵染特性，而且可与黑斑病菌复合侵染甘薯。在他指导的林木树皮腐烂病研究中，也得到类似的结果。他的这些研究成果丰富了植物病理学关于病原物侵染的认识。二、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的开拓者植物病害生物防治是从土传病原菌生态学的研究发展起来的。早在40年代，陈延熙就对土传病原菌——腐霉菌生理进行过研究。50年代中期，他对中国橡胶病害，尤其是根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他发现，海南岛没有橡胶白根病，并建议种植三叶橡胶。数十年的生产实践证明，他的建议是正确的。为了系统介绍国外关于土传病原菌生态学及土传病害防治新进展，他将具有时代代表性的专著《根病真菌及其防治》一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学术界。50年代后期，陈延熙在德国进修期间，重点研究植物病原物的拮抗菌。60年代前半期是陈延熙形成独特学术思想的重要阶段，他在果树、林木、大田作物病害的研究中，揭示了多种病原物存在潜伏侵染及植物无症带菌现象，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片面强调病原物在致病中作用的唯病原观点对植物病理学发展的有害影响，成为后来他提出“植物体自然生态系”新概念的基础。联系到当时国际植物病理学界将生态学观点引入植物病理学，在土传病原菌生态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生物防治的观点，可以说陈延熙已与这种观点不谋而合。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他在这方面的探索。1978年，陈延熙较系统地查阅了国外植病界的文献，决定进一步开展土传病原物生态学的系统研究，并且发现棉花导管中不仅有病原菌，还存在为数众多的多类微生物。同年，他在中国植物病理学会召开的阳朔会议上作了题为“现代植物病理学及其发展”的报告，对中国植物病理学的恢复起了推动作用。他的报告融合了他的学术观点，即植物病理学中的生态学观点。为了更有力地推进植物病害生物防治领域的学科发展，在陈延熙主持下，1979年北京农业大学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研究室，主编了内部刊物《植病生防》，组织编译了《土传病原物生态学研究法》、《丝核菌的生物学与防治》、《微生物生态》等书，这些材料和书籍至今还为同行们参考应用。除招收研究生进行专题研究外，在他主持下，生物防治研究室还举办了为期3年的植物病害生物防治进修班，指导校内外青年植保工作者进行以开展研究工作为主、边研究边学习的培训；在大田、蔬菜、果树、林木及药用植物等广阔领域进行全面探索，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为新学科的建立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发现，植物体表和体内存在多种多样的微生物，其中也包括能侵染植物造成病害的微生物、不浸染植物但对植物有害的“害菌”，及能抑制病原物减轻病害或刺激植物生长发育的“益菌”。这些微生物之间，以及微生物和植物之间在一定环境下存在互作关系。基于这些研究结果以及数十年科研、教学经验，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提出了植物体自然生态系的新概念，并在这一学术思想指导下创造了大面积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增产菌”。1984年，在他主持下在江苏无锡召开了中国规模空前的“土传病害与生物防治”学术讨论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植物病害生物防治的研究和发展。1986年，他为研究生开设一门新课——生态植物病理学，系统地介绍这一新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他的研究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大力支持，并于1988年由农业部批准成立了植物生态工程研究所。三、急农业生产之所需，作农民的忠实朋友陈延熙认为，植物病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在于能够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植物病害防治问题。他不仅这样教育年轻一代，而且身体力行。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苹果产区苹果树腐烂病严重流行，损失惨重，各级领导部门号召科技人员赴第一线研究解决造成农民饥苦的病害。陈延熙毅然走出高等学府深入实际，不辞辛苦实地调查研究，走访果农，取得第一手资料，并与其他技术人员一起，经数年的艰苦研究最终解决了该病的防治。50年代中期，南方柑桔疮痂病发生严重，急待解决。陈延熙亲赴浙江黄岩，经试验证明，波尔多液有良好防治效果，很快在大面积柑桔园中得到应用，其后又进一步在南方各省得到推广。甘薯是重要粮食作物，由于黑斑病猖厥，构成甘薯生产的重要限制因素，有的省份，甚至耕牛因喂食生有黑斑病的甘薯而中毒死亡。陈延熙应生产之所急立即投入研究。在深入东北病区开展广泛的试验研究中发现，采用硼砂浸甘薯种薯，能有效地减轻黑斑病为害。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向领导部门、技术人员及群众进行宣传，作出示范，很快为群众所接受并在大面积上得到应用，减轻了黑斑病的为害。90年代初，中国对日本的外贸出口板栗在运输过程中发生大量干腐病，病栗外观症状不明显，但果仁干缩而不堪食用，严重影响板栗外销。陈延熙领导的研究组，投入研究，并很快找出了板栗干腐病的病因，发现其为多种病原菌复合侵染，在运输过程中因板栗失水，抗病性下降而导致发病。他们提出通过控制生态条件抑制发病的措施，解决了这一国内外的难题，保证了中国板栗出口。这项研究成果受到日本同行的高度赞扬。陈延熙对中国农业生产的最大贡献，当属增产菌的研制和应用。他根据植物体自然生态系的概念，选出对植物有益、对病原物有害的微生物，增殖后用于植物，改善植物自然生态系，以达到提高作物产量的目的。他还提出开展植物—微生物生态工程研究的设想。他所指出的这一方向具有鲜明的应用意义。70年代以前国内外对生防菌的筛选，主要自土壤和根际采样分离，以平板抑菌作用为指标。研究对象则主要是抗逆能力不强的荧光假单胞菌。他和他的助手们发现，植物体表和体内存在大量抗逆能力很强的芽孢杆菌，其中一些菌株不仅与植物亲合力强，而且具有防病和促进植物生长的作用。因此，他决定重点对芽孢杆菌进行研究。他的这一决策是出自强烈的要将研究成果用于农业的愿望，因为国外对荧光假单胞菌的研究受其抗逆力不强而难于大面积商品化应用。关于有益微生物的筛选方法，他强调用植物活体，因为只有这种微生物对植物的生长发育有利，也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对其有效性的判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陈延熙认为大田多点对比试验兼设小区对比试验的田间试验方法，可减少小面积土壤间差异的影响而具有生产部门和生产者都能看到，具有示范作用，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接受等优点。陈延熙为掌握第一手材料，亲自去各省检查试验，尤其是1986年以后，在不同省市对水稻、棉花、小麦、油菜、花生等作物增产菌应用试验示范进行专家现场评议会时，他必定亲自到现场进行调查。此时，他已是年逾七十并由于胼骨软化而不得不手拄拐杖行走于田埂的老人，同行领导、专家和农民无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增产菌的田间试验、示范取得成功以后，为能尽快将这一科研成果大面积用于农业生产，他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向领导汇报，并举办各地技术人员培训班，出版增产菌通讯等，进行宣传和技术培训。同时，还由他亲自主持成立“增产菌试验研究联合体”，组织全国推广应用。通过共同努力，增产菌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令人嘱目的作用。据统计，在陈延熙辞世的1990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54种作物上已使用了增产菌，累积面积达2620 公顷，取得了良好的生产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使这一技术不断发展，更好地为农业服务，他一再强调必须保证菌剂质量。当他身患重病，已不能口述时，还在病床上用手写给去看望他的同事们，可见他一片服务于农业的赤诚之心。陈延熙致力于科学研究服务于农业生产，源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他对农民来信十分重视，有问必答。当他收到农民来信，称他为“农民的忠实朋友”的时候，他满怀感情地说：“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实验报告的格式实验结束后，应用统一的实验报告纸，根据要求，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及时而认真地写出实验报告。农业植物病理学实验报告根据实验内容一般采用以下格式：（一）、农作物（大田、果树、蔬菜等作物）病害调查报告基本格式：目的要求调查方法调查结果与分析（二）、农作物病害症状及病原观察基本格式；目的与要求2、实验结果 室内实验绘制主要病害症状及病原形态图，田间现场教学写出调查报告。实验报告撰写1、将上述病害标本的发病部位，病状类型和病征类型，填于下表：�植物病害症状观察表：病害名称 稻瘟病发病部位 叶、穗及结病状类型 坏死病征类型 霉状物2、 病状；病征；变色；坏死；萎蔫；腐烂；畸形。3、 简述生物显微镜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这里有几个实验报告撰写，你可以看一下。
美国政府为将小麦矮腥黑穗病菌疫区小麦输往中国开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美国磨粉小麦携带小麦矮腥黑穗病菌冬孢子风险评估》从有害生物定量风险分析来看不失为定量风险评估的范本，该PRA报告也是中美最后达成《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小麦条款的重要基础。从1993年始，美国农业部组织美国、瑞典、德国、加拿大的24名涉及抽样、植物病理、气象、统计诸方面的科学家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美国磨粉用小麦含带矮腥黑穗病菌冬孢子的风险评估”研究，历时5年，专项研究经费高达500多万美元。PRA课题组详细分析了输华小麦中矮腥黑穗病菌（TCK）冬孢子可能传入中国的各种途径。在充分收集中国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根据植物病理学“病害三角”基本原理来设计TCK定量风险评估框架。小麦矮腥黑穗病害的发生与否取决寄主冬小麦处于易感生育期（分蘖期）、有满足TCK冬孢子萌发与侵染的严格的环境条件（土表层温度持续稳定在-2～10℃，且土壤有较高的含水量的时间大于45d）及在PRA分析地区是否有足够的可以引起病害发生的冬孢子。在发生条件方面，美国强调TCK仅在有超过60d积雪的地区发生并造成危害。该PRA研究在综合分析病害发生、危害及世界各国对TCK检疫管理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出口小麦中TCK孢子含量、制粉过程中TCK孢子流失情况、病害阈值及病害适生的地理植物病理模型等与TCK传入中国并定殖的14个因素，并用各种数学函数加以量化。为评估随美国制粉小麦经制粉过程后可能进入到中国具适合发病条件地区的TCK量及分析在该地区是否存活并引起病害发生、危害，美国TCK-PRA课题组分别构建了3个子模型。子模型1用于估计经运输、储存、制粉、饲料运输与禽畜粪便进入田间的TCK孢子量，子模型2利用地理植物病理模型分析病害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地区及可能引起产量损失的地区，子模型3利用病害发生阈值来判别到达某地区的孢子量是否能够引起病害发生。通过建立的上述定量PRA模型，利用Palisade公司研制的@risk专用软件随机模拟（MonteCarlo）运算10万次，计算超过病害发生阈值T1的频率。美国共分析了基本模式、需雪覆盖、均自美国西部地区（PNW）地区进口、增加进口量模式及考虑生物累积模式5种情形下TCK对中国小麦生产的风险。在考虑生物积累的情形下，病害发生概率极小（仅百万分之二），并认为主要原因是美国输华小麦中TCK孢子量少及中国TCK的适生面积小（仅8%的地区有可能适合TCK发生）。输华小麦中TCK冬孢子量是问题的本质。根据3年田间接种研究，USDA又进一步假设，如每公顷播种小麦100kg，则50g小麦中含有44000[88000000+（1000000）]个TCK孢子也是安全的，这就是进口美国制粉小麦中TCK冬孢子允许量的由来。美国研究组简单地根据阈值研究结果和根据小麦播种量（100kg/hm2）来确立的孢子允许量，即美国在PRA报告中提出的出口小麦50g样品中孢子允许量为43000个。在签订《中美农业协议》时，通过两国政府官员协商，将允许量降为每50g小麦样品30000个冬孢子。对美国TCK-PRA报告的评估。PRA研究是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美国磨粉用小麦含带矮腥黑穗病菌冬孢子的风险评估》的基础，也是最后中美双方达成《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小麦部分条款的基础。在美国的PRA报告中，一切实验设计及结果的解释均围绕PRA。TCK-PRA定量分析主要利用概率论来确定某些不确定的信息的一种概率分布，然后用概率密度曲线来利用现有的数据反映相关统计学的信息，并用MonteCarlo模拟以获得分析的结果。在输入的数据中，可以使用一些因未知或试验结果不完整或其他等不确定的因素，在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中，可以使用专家意见，并用一种分布来估计这些不确定值。在美国《对中国进口美国磨粉用小麦含带矮腥黑穗病菌冬孢子的风险评估》中，有14个因素与TCK对中国的风险有关。其中“美国出口小麦50g样品中TCK冬孢子含量”、“制粉过程中TCK冬孢子流散失率（P4）”是影响美国小麦中TCK中国的风险的主要因素。美国的TCK-PRA是依据随机模型MonteCarlo来作定量分析的，在该定量分析模型中，综合考虑了如下因素：C14=1譡F2PF3P+（1-F2P）F3G]讃1-P1[1-p2-p3-p4（P5P6P7P8）]}/F5其中，C14为有利于TCK孢子生长的每公顷中孢子数。其模拟过程：先给定一随机数，然后确定其在每个参数分布区间中的取值。代入上述公式得到C14值，再与每公顷TCK发生的阈值（T1）比较，如果C14值大，则（C14-T1＞0，则表明发生并记数。上述共进行10万次模拟，将（C14-T1）＞0的次数除以10万，即TCK在中国的发生频率。从美国的PRA分析来看，且不论所提供的数据是否可靠，仅考察C14的合理性。将估计的随进口美国小麦进入中国的TCK冬孢子均匀分布于中国所有麦田的处理违背了数理统计的基本原则及植物病理学的基本原理，也与进口小麦在中国的实际流向不符，导致美方计算出“TCK传入中国并引起病害发生的概率值仅为百万分之二”错误值。显然C14并未考虑进口小麦在中国的分配情况，因而用总的适宜TCK发生的小麦生长面积F4去计算，必然会导致C14的减少。关于阈值研究Peterson和Goates的试验，较好地论证了小麦矮化腥黑穗病的发生主要来源于土壤中或土壤表面的病原菌，而不是来源于种子表面附着的病原菌，但如将试验所得的最低发病接种量（或降低90%）作为接种阈值则缺乏理论支持。Vanderplank（1975）认为Ga黰ann（1964）提出的侵染数限（numericalthresholdofinfection）或侵染阈值（inoculumdensitythresholdofinfection）的假说缺乏证据。易建平等（1999年）采用小麦胚芽鞘单孢接种的方法获得了病株，尽管发病率很低，约为004，胚芽鞘接种和田间侵染的实际情况也可能有差异，但这已在实验室条件下证实了小麦矮化腥黑穗病菌通过胚芽鞘侵染的概率为004，同时这也是该病原菌不存在接种阈值的一个证据。利用美国3年试验结果及中美双方合作研究的结果，从植物病理学原理来分析，同样证明不存在病害发生的阈值。对2001年中美两国科学家在犹他州Logan联合试验取得的数据，按Vanderplank推荐的方法进行分析，可发现接种量（inoculumdensity，ID）和发病数量（diseaseincidence，DI）之间有显著的直线相关关系。其数学表达式为：Y=0002X+0843上式中，Y为侵染次数，Y=-ln（1-Di），D（diseasedensity）为根据试验得到的发病数量；XID，为接种密度；斜率b=0002，即为该试验条件下单个TCK冬孢子的侵染概率；截距a=0843，非常接近原点。方差分析表明，试验误差很小。对Goates和Peterson取得的试验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发现3年试验中，多数取得成对有效数据的情况下，接种量和发病率有极显著的直线相关关系，而截距都很小，接近原点，符合vanderplank的原点理论。上述分析表明，小麦矮化腥黑穗病菌不存在发病接种阈值，造成这种虚假的发病接种阈值现象的原因是，在不同试验条件下，TCK冬孢子的侵染概率不同。在实验室胚芽鞘单孢接种条件下，TCK侵染概率约为004，2001年中美Logan联合试验中，侵染概率为0002，1996年GreenCanyon试验中，侵染概率为00002。充分评估美国田间3年阈值研究的结果表明，小区面积过小是导致在试验的最低接种量上未发现病株的主要原因之一。2000—2001年中美双方通过扩大小区面积合作试验结果证实了这种判断。在原美国3年试验中8个孢子/cm2接种量处理中均未出现病株的Logan地区进行试验，结果在5个TCK接种小区及2个对照区均有TCK病穗，最高接种量88448个冬孢子/cm2发病率高于95%，最低接种量88个孢子/cm2水平获得了21%的发病率，比美国前3年研究中发病的最低接种量降低了90%，中美双方专家认为本次田间试验获得成功。关于地理植物病理学模型在美方的PRA报告中，认为TCK只能在中国积雪地区才能发病，其适生面积只占全国冬麦面积的8%。美方非积雪地区模型的计算方法是累积符合TCK萌发条件的天数，以此值来判断TCK在当年气象条件下是否发生也是片面的。中国学者在解剖美国模型后，对于温度参数，中方使用Schrodter真菌生长模型按小时进行评估；对于湿度参数，因在传统气象观测记录中缺乏相应的数据。采用专家估算值进行计算，研究结果表明，TCK不仅在中国积雪地区能发病，而且在中国的非积雪的冬小麦地区也能发病，TCK适生面积占全国冬麦面积的2%。关于孢子允许量。由于在犹他州田间试验的成功，按照美国PRA报告中对允许量所规定的计算方法，即根据试验中发病的最低接种水平来确定允许量的方法（美方依据过去的试验结果最低发病接种量为8个冬孢子/cm2，得出了3万个孢子/50g小麦样品的允许量），此次犹他州Logan田间试验的结果表明最低发病接种量为88个冬孢子/cm2，允许量亦应相应地下调至4300个孢子/50g小麦样品。关于美国百万分之二风险的计算结果。美国根据定量PRA模型，用Monte Carlo模拟分析了基本模式、需要雪盖模式、均由PNW地区出口的模式、增加中国进口小麦数量的模式、考虑生物累积5种情况，认为仅在生物累积模式过程中，仅有2次超过阈值（共模拟1000000次）。根据这个结果，得到了中国发生TCK概率仅有“百万分之二”。2001年中国专家组在美期间注意到美国提供的“50g小麦样品中TCK孢子数”与美国PRA分析中使用的数据中“50g小麦样品中TCK孢子数”有出入。美国在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最高含量不到20000个孢子。针对美国提供的数据中有1%的数据超过2万个孢子及最大观察值达2100000个的事实，要求美国在不改变原50g小麦样品中TCK孢子数频率分布的经验分布函数前提下，改变观察极值，在考虑所有小麦自PNW地区的情况下，按美国提出的原模型计算中国可能发生TCK的概率。10万次模拟计算表明，在尚未考虑生物累积的情况下，仅调整观察极值，在PNW地区出口的模式中就有073%计算结果超过阈值（86000000个/hm2）。即相当于在10万年中，中国将有4073年可以发生TCK，发生的概率为07%，这大大超过美国原有的计算结果。综上所述，美国所建立的定量PRA模型不仅存在严重缺陷，在一些使用的数据上也有不合理或不完善，因此所得结论也欠准确。
来个简单的，除了基础学科之外主打可以分为三个方向，植物病理。昆虫害虫学，农药学或者植物药剂学。也就是说，危害的植物的是病，与虫，防治的药。现在有了新的学科策略出现，考虑到病害三角。等等。
人类认识、研究和防治植物病害远在人、畜病害之后。人类注意害虫对农作物的为害也比病害早。因为在显微镜发明之前，人们用肉眼看不见为害农作物的微生物。在古代，由于生产水平低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极其有限。往往幻想是超自然的神灵在主宰自然现象的变化。认为植物病害是人们的罪孽使上帝发怒或日月星辰移位所致。这种神学观念统治长达2000年之久。自18世纪后期，许多科学家冲破宗教信念的束缚，对植物病害的本质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法国的MarthieuTillet经过实验证明小麦腥黑穗病是由一种“黑粉”传染所致，其后法国的MPrevost确证这种病原物是一种真菌，成为第一个用事实证明植物病害直接原因的人，这也是病原学说的开端之一。1845年和1846年，一种严重的马铃薯病害几乎毁灭了爱尔兰所有的马铃薯而造成了大饥荒，这一悲剧性事件把许多科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到植物病害上来，给予植物病理研究以极大激励。当时对马铃薯的这种病害原因众说纷纭。德国医生兼真菌学家Anton de Ba-ry花了5年时间研究，到1861年完全证实是由一种疫病菌所致的马铃薯晚疫病，说明真菌是植物病害的原因。由此建立了植物病原说。他还提出黑粉病和霜霉病是真菌侵染的结果，锈菌有转主寄生现象，他被视为植物病理学之父是当之无愧的。继LuisPasteur和RobertKoch（1876）发现动物炭疽病的病原是细菌，并由RobertKoch提出了著名的柯赫氏法则之后，ThomasJBurrill（1877）在美国证明了梨和苹果的火疫病为细菌所致。美国ErwmFSmith从1895年起在植物细菌性病害的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植物细菌病害方面写了100多篇论文，特别是在葫芦科、茄科、十字花科细菌性萎蔫病方面消除了人们对其病原的疑问。他首次研究了果树根癌病的解剖学及其发展，认为该病类似于人类和动物的肿瘤，被誉为植物细菌病害的奠基人。植物病毒病害很早就受到人们的注意，但对病毒的认识是从19世纪末才开始的。德国人AdolfMayer（1886）发现烟草花叶病可由病叶的汁液传染，证明这种病害是一种传染性病害。俄国人（1892）进一步证明烟草花叶病病株汁液通过细菌过滤器后仍具有致病力。荷兰科学MartinusWBeijerinck（1898）重复了试验，得到同样的结果，并且发现这种致病物质能在琼脂中扩散，认为这是一种“传染性活液”，后来称之为病毒。这才首次把植物病毒病同其他侵染性植物病害区别开。此后类似的病害不断发现，并且还发现了病害同媒介昆虫的关系。1935年美国的WMStandey用硫酸铵沉淀法和醋酸铅脱色法提纯烟草花叶病毒，得到纯结晶，并证明它是一种蛋白质。1936年英国的FCBawden和NWPirie发现烟草花叶病毒中含有核酸（RNA）。1956年HFraenkel-Conrat发现烟草花叶病毒除去蛋白质后，仅用核酸接种，也有侵染力，并表现出原有症状。RShepherd等人（1968）证明花椰菜花叶病毒是DNA病毒，1972年TODiener发现了类病毒。英国TNeedham（1743）第一个报道小麦籽粒（虫瘿）内的植物寄生线虫。植物寄生线虫奠基人NACobb（1907）在美国农业部内建立第一个线虫学研究机构，并于1913—1932年系统地研究了植物寄生线虫，对线虫的分类学、形态学和方法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16年，章祖纯发表了关于北京附近的小麦粒线虫和粟线虫的报告，我国其他学者对其他植物线虫病害也做了调查研究，其中朱风美1940年研制的小麦粒线虫虫瘿汰除机，汰除虫瘿率达99%以上。1967年，日本科学家土居养二发现几种由叶蝉传播、引起植物黄化病的植原体。可认真考虑，总结经验。随后有人提出了病害三角关系、病害四面体关系，认为任何一种因素的变动都将对植物病害产生一定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由于生态学的发展，植物病理学界也随之提出了植物病害系统的概念以及较为科学的病害综合防治策略，使植物病理学迈入成熟发展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更多的是用生化技术、遗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植物病害发生的机制，阐明植物病害过程中寄主与病原物相互识别的分子基础，寄主、病原物与病程有关的基因结构、表达和调控机制。近年来以DNA重组技术为基础开展植物抗病基因工程，以及对植物病原物进行分子标记用于病原物的群体遗传学研究和病害流行学研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我国植物病理学起步较晚，大约在1912年前后才开始有人从事植病工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植病工作者大部分的注意力都倾注于主要经济作物病害。如小麦锈病、稻瘟病、棉花枯黄萎病、大白菜三大病害和苹果树腐烂病等。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展的有关植物病理学的领域，在我国已经没有空白，经过广大植病工作者的努力，有些领域已经达到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需要指出的是，植物病理学今后的发展任重而道远，需要多个学科的科学家协作和不断努力，才能为保障人类的食物来源、环境的优化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scientia horticulturae是JCRQ1区。scientia horticulturae期刊是出版与园艺作物有关的研究的国际期刊。该期刊上的文章涉及在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条件下开放或受保护的蔬菜，水果，食用菌和观赏植物的生产。考虑相关领域的论文 (生物化学，微繁殖，土壤科学，植物育种，植物生理学，植物病理学等)，如果它们包含对园艺具有直接意义的信息。scientia horticulturae期刊介绍：scientia horticulturae期刊刊登有关园艺技术方面 (工程，作物加工，储存，运输等) 的论文仅在与生活产品直接相关的情况下才被接受出版。就种植作物而言，将考虑那些生产可用于新鲜产品 (例如热带蔬菜，柑橘，香蕉和其他水果) 的产品，而那些描述产品加工过程的论文 (例如橡胶，烟草和奎宁) 则不会。该期刊的范围包括所有园艺作物，但不包括药用作物或林业作物 (如竹子) 等特种作物。本期刊将不考虑在园艺中没有任何直接应用的基础分子研究。
植物生物学方面的期刊基本定位以“综合性、高水平”为办刊方针，求新、求快，及时、准确地反映我国植物科学领域科学家最新研究成果（新发现和新方法等）、系统评述国际研究热点（新理论、新发展）。刊登内容主要以发表涵盖植物科学各领域（包括农学、林学和园艺学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栏目设置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研究快报、技术方法、特邀综述和专题论坛。这里推荐《植物学报》，它主要刊登植物学各学科有创新的原始研究论文和快讯，并发表植物科学重要领域的综述国际最新进展的文章；期刊的定位是以中文（英文摘要）及时、快速和全面地反映我国植物科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植物学报》是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中国植物学会主办的中文版综合性学术期刊。双月刊，128页，国内外公开发行。发表涵盖植物科学各领域（包括农学、林学和园艺学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服务对象为中国国内从事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中高级专业人员。《植物学报》是全国优秀期刊、中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和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已被国内外多家著名检索系统收录，包括CAB、AGRIS、CSCD、CSTPCD、CNKI和CAJCED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