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粮食安全论文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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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4％。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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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形势与政策论文

第一点，粮食安全重要性可以从这几方面谈：社会稳定、国家战略安全、国家的自主性，等，适当展开即可第二点，威胁粮食安全因素：价格因素（谷贱伤农），市场因素，粮食质量因素，外来粮食品种的入侵，转基因粮食的种植，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自然灾害的影响，城市化建设，耕地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等第三点，策略我们可以从政府，企业，个人两个角度谈，政府主要是宏观调控，鼓励种粮，补贴，企业自主研发粮食种子，开发新技术，个人珍惜粮食，增强粮食安全意识等

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十八讲专题讲座，题目是《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主讲。新华社记者樊如钧摄尊敬的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纵观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灾荒史，中国的灾荒史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在饥饿中艰难挣扎的生活史。“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中央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发展现代农业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特别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今天，我汇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状，二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三是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粮食安全战略，四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一、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状（一）关于粮食安全的几个基本问题粮食安全，顾名思义，就是能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包括三层涵义：一是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三是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粮食安全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目前国内比较统一的认识是三阶段论：粮食安全的第一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改革开放以前是比较典型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粮食还没有满足消费需求，需要整个社会不遗余力地将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粮食商品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很低。这一阶段的粮食安全问题可以表述为，随时向民众供应足够的基本食品，简言之，就是人人有饭吃，整个社会刚刚进入温饱阶段。这一时期粮食安全的重点是总量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二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中等水平。其基本特征是粮食生产已经可以在总量上满足需求，社会已经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困扰，其他食品如水果、蔬菜、肉禽蛋鱼等丰富起来，人们的选择性明显加强，小康社会的种种特征日益明显。这一时期粮食商品化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接近50%。这一阶段粮食安全可以表述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并买得起粮食，整个社会已进入小康。这一时期粮食安全的重点转变为流通保证。粮食安全的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化水平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得到根本改变，粮食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和机械化。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粮食生产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人口总量趋于平稳或下降，因而对粮食的消费也趋于平稳。在粮食消费中，人们更多的关注已不是总量和品种问题。这一时期粮食商品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在80%以上，城镇人口规模远大于农业与农村人口规模。这一阶段的粮食安全可以表述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品，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在这一阶段，粮食的消费在人们日常消费食物中的比重开始显著下降，其他食物消费的重要性逐渐高于粮食，粮食安全将逐渐让位于食品安全或食物安全。粮食安全的重点转变为食品的营养和卫生保障以及随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食物偏好。当前我国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强调逐步以食物安全取代粮食安全，扩大对粮食安全认知的内涵和外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和历史任务。将粮食安全纳入“三化同步”的历史进程，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粮食安全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粮食安全的保障。同时，我们更是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实矛盾。其中，最核心的矛盾便是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这必然注定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二）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粮食安全仍然堪忧毫无疑问，本世纪头10年，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历史最好成绩。2004～2011年，粮食总产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八连增”，年均增幅3%，并首次连续五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严峻的形势，可以用三个平衡概括：脆弱平衡、强制平衡、紧张平衡。所谓脆弱平衡，是保障的资源条件贫乏；强制平衡，是经济社会要素投入大，政府强力主导；紧张平衡，是保障食物及粮食安全的总供给能力不宽裕。本质上讲，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有节余，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近10年，我国粮食供给总量中进口比重越来越大，开始明显突破95%的粮食自给保障线，是粮食安全“弱质三性”加深的重要标志。司马迁讲“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我们虽然创造了粮食生产“八连增”的伟大奇迹，但仍然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一方面，这是恢复性增长，因为自1996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一万亿斤以来，16年中，超过一万亿斤的有8年，另8年低于一万亿斤，处于徘徊状态；二是“八连增”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亩产量由1996年的596斤上升到2011年的688斤；三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主要是增加化肥的投入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85亿亩增加到2010年的10亿亩，只增长5%，粮食的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8亿亩下降为2011年的5亿亩，而化肥的施用量由1996年的3827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5561万吨，增长3%。这既增加了成本，又污染了环境，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源头，难以为继。此外，根据测算，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增长高于产值的增长，收益率呈下降趋势。稻谷、小麦、玉米的收益率由1998年的6%下降到2009年的3%，大豆由0%下降为1%；在各类农产品中，粮食的收益又大大低于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经济作物。虽然采取了对粮食的补贴与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其补贴收入仍低于当年总成本增加额与物质费用增加额。这一测算结果可以有力地澄清和矫正那种认为粮食上涨就会拉动CPI上涨甚至引发通货膨胀，于是采取抑制价格政策从而进一步损害农民利益的观念。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这种思维必然使粮食生产特别是商品粮生产陷入产量徘徊局面。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已经由出口大国变为进口大国。自2004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以来，年年大幅增长，2011年达340亿美元，特别是谷物与大豆的进口2010年已经达到580万吨和5479万吨，两项合计604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0%以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粮食产业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特殊产业。我们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土地和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未来的粮食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三）基于粮食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形势巩固农业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大幅增加农业投入，深化农村改革，有力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变，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2011年，粮食产量达到11424亿斤，连续八年增产、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亿斤以上；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供应充足，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其次，农业结构不断优化。畜牧业和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分别比改革初上升了3和7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8：1，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初步形成。第三，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2011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05亿亩，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第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截至2011年底，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7万家，登记成员数43万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11万家，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第五，农民收入大幅提升。2011年农民收入达到6977元，增幅连续两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但是，也要看到，农业仍是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已成为“三化同步”的短板、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主要表现为“四大矛盾”：一是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不强与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与科技支撑能力不强的矛盾。三是农村劳动力大幅转移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滞后的矛盾。四是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矛盾。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阶段，如果能及时加强农业、发展农村，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就会持续协调发展；如果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就会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等诸多问题，导致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二、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经验与启示近年来，全球粮食供求日益偏紧，粮食危机的隐患越来越大，确保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基础不同，自然资源禀赋各异，粮食安全战略选择差别很大。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三种不同类型的粮食安全战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根据“人地关系”特征，将世界主要国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人少地多”型国家。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人均耕地面积大，粮食产量高，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这些国家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粮食生产上，“人少地多”型国家多采取大规模农场式的经营方式，现代农业的实现方式也以资本替代劳动为主。由于土地资源丰富、粮食供给的压力较小，这些国家的粮食供求矛盾主要侧重在如何保障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粮农收益的稳定性。因此，“人少地多”型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一般是通过相对完善的法律手段和市场自我调节来实现的，很少采取行政干预手段。第二类是“人多地少”型国家。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粮食自给率较低，是世界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他们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如何为国内农业提供支持和保护，尽量提高粮食自给率并稳定国际粮源。由于长期面临粮食危机的挑战，“人多地少”型国家历来多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食物安全。一方面，政府支持下的农业科技发达，且多以节约土地和水资源的集约化经营模式为主要取向；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高额的农业补贴、严格的农地保护和完善的粮食流通、贸易体制等手段全方位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第三类是“人地平衡”型国家。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人地矛盾不是非常突出，人均耕地面积处于世界中等水平，粮食供求总体保持平衡。随着全球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国际粮价波动日益加大，“人地平衡型”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当前，他们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如何确保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和供求的均衡，其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备受争议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构建的，主要特点是对内通过巨额补贴维持粮价稳定，对外实行农产品贸易保护。通过内外“两手”齐抓，这些国家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市场，还保证了欧盟的粮食安全。总结世界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无论“人地关系”是否紧张，保障粮食安全一直都是各国农业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第二，种类繁多、相互补充的政府补贴是各国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第三，与自然资源禀赋相协调的农业科技和经营体制是各国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第四，完善的粮食市场与贸易政策是各国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第五，符合WTO规则的灵活且有针对性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政策是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二）国际经验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启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不仅人多地少，而且人多水少，农业资源环境约束非常大。农业生产条件的地理差异巨大，农业资源分布的时空不均衡问题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总量有限、分布不均的资源条件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保障之路。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总体上实现了三个转变，即由传统的单一粮食观向多元化食物观转变，由“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藏粮于市”、“藏粮于民”有机结合转变，由一般化抓粮食生产向重点抓粮食主产区和优势产区转变。但是，由于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步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显现，供求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国际粮价冲击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粮食安全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从世界主要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经验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第一，我国粮食安全必须坚持“立足国内生产，实现基本自给”的原则。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也应当是世界上最需要重视粮食安全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社会繁荣和稳定就无从谈起，甚至连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可能无法保障。大家知道，这两年，中东很多政权被颠覆。我们不去深究其他原因，单看这些国家的“饭碗端在谁手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例如埃及，它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粮食自给率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埃及人的主食是大饼和面包，都是小麦面粉做的。2009年以来，它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小麦进口国，在穆巴拉克因为政变下台之前，埃及的小麦自给率低于40%，7500多万人口中6400多万人的口粮是国家定量配给的。饭碗端在别人手里，社会稳定就端在别人手里！此外，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还兼有社会保障的重大意义。农民进城打工，如果工作丢了，可以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做，有饭吃，这对社会稳定的意义十分重大。2008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等于是一种社会保障，否则，大量滞留在城市，会带来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根据目前我国的粮食消费水平和世界粮食贸易规模，我国粮食自给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多消耗世界粮食贸易的两个百分点。如果我国更多地依靠粮食进口，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全球粮食“恐慌”，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借口。再者，如果大量进口粮食，海运的成本和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此，立足国内的原则不仅是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的需要，在经济上计算也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则。第二，在立足国内供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尤其应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通过农业合作实施优势互补，增加和补充我国的粮食供应。例如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以全国农协联合会和综合商社为中心，在海外搞农业开发，把在海外生产的谷物直接运回日本。我们国家搞农业“走出去”还有更进一步的国际政治意义，到海外搞农业开发，援助亚非拉国家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保障他们的粮食安全。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实施中国特色的农业对外援助。第三，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有机统一。要健全和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其他政策扶持。例如美国，它的农业法案里面特别强调，要给农民提供一种收入的安全网。这不仅是要支持粮食生产，还要给农民提供一种收入支持。美国农民的收入40%来自农业补贴。再看我国，2002年开始搞种粮补贴试点，2004年全面推开，现在已经有“四补贴”，每年1000多亿下去，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200多元人民币，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不到。农民种粮积极性很难可持续保障。因此，在发放补贴的同时，还要注意价格支持，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另外，要给农民提供优质低价的社会化服务，农民现在种地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做到种粮少花费，甚至不花费呢？当然，这个补贴政策要在WTO的框架下，用足、用好。第四，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世界各国都是把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点。美国的农业教育、科技和推广是“三位一体，政校合一”的。美国农业部农业合作局和农业推广局是联邦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重要机构，联邦政府在各个县都有派出机构，负责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提供服务。美国的州立大学农学院是大学系统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重要机构，州立大学有很多附属的农业实验站和合作推广站，这样，农业科研成果就能够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我国受土地和水资源的约束,未来实现粮食持续增产的根本出路也在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说到底，就是提高单产水平。主要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开发新的种子，研制新的肥料，提升灌溉技术，等等，还要把技术切实推广下去。第五，健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粮食立法工作。例如日本，早在战后初期就制定了《粮食管理法》，对粮食批发、零售、加工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这部法律非同小可，在日本大米实现自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的粮食法也在不断修订。立法是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当前，中国的第一部《粮食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通过。同时，还要深入研究，制定涉及粮食价格保护、粮食储备机制、预测预警体系建设等相关的配套法规，并适时予以修订完善。全文见这里：-html

食品的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的焦点之一。从有关部门不定期对食品质量抽查的情况看，当前，我国常见的食品质量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卫生指标超标，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群等严重超出国家强制性标准，个别的甚至超过国家标准许多倍；二是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使用已经明令禁止的食品添加剂，例如苯甲酸、山梨酸含量超标，违规用已经禁用的人工合成色素瘦肉精、三聚氰胺、吊白块等；三是食品包装、标签等不规范，虚假标签、以次充好等人为造假、现象较多食品不安全的因素产生于人类食物链的每个环节，即从原料生产、加工、贮运、销售直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其中既有因农业、工业发展带来的各种污染，也有因精神文明素质不高而弄虚作假或对食品安全性了解不够等人为因素。目前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1）、生物危害源生物性污染导致的疾病包括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及其代谢毒素对健康的潜在威胁。食源性疾病是当前影响中国食品安全、危害公众健康的最主要因素, 以细菌、病毒引起的为主。微生物污染包括细菌性污染、病毒和真菌及其毒素的污染。目前, 中国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发展中国家食源性疾病的漏报率在95%以上。因此, 在中国, 微生物污染成为影响中国食品安全的罪魁祸首。细菌对食品的污染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对食品原料的污染: 食品原料品种多、来源广, 细菌污染的程度因不同的品种和来源而异; 二是对食品加工过程的污染; 三是在食品贮存、运输、销售中对食品造成的污染（2）、环境对农副产品的污染　化工厂排放的化学物质、煤烟粉尘、酸雨中的化学物质等都是大气污染源;水体污染也因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日益严重, 使渔业和农产品的安全性受到威胁。（3）、化肥农药的残留过量施用氮肥使大量的硝酸盐积蓄在作物体内, 对作物本身无害, 但对人畜有害。例如利用焦化厂废气生产的氨水, 酚的含量高, 造成土壤的酚污染, 使农产品的品质下降, 食品有异味;磷矿石中除含磷外, 还含有砷、镉、铬、氟、汞、铅等, 长期使用也会造成污染。农药的过量和超范围使用, 使食品中农药残留量增大, 危害更严重（4）、抗生素与合成激素的滥用　动物性食物中的化学物质主要来自饲料添加剂。抗生素是畜禽养殖中常用的饲料添加剂, 应用量过大或使用不当, 都可通过食用肉、蛋、奶途径将抗生素转移到人类身上。近年来为刺激植物和畜禽生长而应用的激素类（5）、食品加工环节违规使用添加剂，食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一些从事食品生产销售的企业或个人，由于安全卫生意识、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为降低生产成本、牟取暴利，在生产制作、加工处理的环节中违规地使用防腐剂、色素、添加剂等，为食品的安全性埋下隐患。如用“吊白块”冒充面粉增白剂，以工业石蜡代替食用油的蚌埠瓜子，添加敌敌畏的金华火腿，添加工业染料和吊白块的腐竹等，数不胜数[6]。使用劣质原料，食品缺乏营养某些企业在生产食品的过程中，为降低成本，用便宜原料生产出几乎没有营养的产品，致使消费者深受其害，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便是一个重要例证。劣质奶粉中的主要原料包括淡奶粉、蔗糖、麦芽糊精、精炼植物油以及钙、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原料中，用鲜牛奶制成的淡奶粉价格最贵。有的生产者放弃淡奶粉作为原料或使用少量作为补充，取而代之的是添加营养价值相差很多的淀粉。这样的产品虽然不含有毒成分，但它已经使众多婴儿毙命。专家预测，劣质奶粉只是冰山一角，食品柜台或许充斥着很多的“空壳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