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形势与政策论文

食品的质量安全已经成为全球的焦点之一。从有关部门不定期对食品质量抽查的情况看，当前，我国常见的食品质量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卫生指标超标，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群等严重超出国家强制性标准，个别的甚至超过国家标准许多倍；二是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或使用已经明令禁止的食品添加剂，例如苯甲酸、山梨酸含量超标，违规用已经禁用的人工合成色素瘦肉精、三聚氰胺、吊白块等；三是食品包装、标签等不规范，虚假标签、以次充好等人为造假、现象较多 食品不安全的因素产生于人类食物链的每个环节，即从原料生产、加工、贮运、销售直到消费的整个过程，其中既有因农业、工业发展带来的各种污染，也有因精神文明素质不高而弄虚作假或对食品安全性了解不够等人为因素。目前食品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诸多方面：（1）、生物危害源生物性污染导致的疾病包括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及其代谢毒素对健康的潜在威胁。食源性疾病是当前影响中国食品安全、危害公众健康的最主要因素, 以细菌、病毒引起的为主。微生物污染包括细菌性污染、病毒和真菌及其毒素的污染。目前, 中国尚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食源性疾病报告系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 发展中国家食源性疾病的漏报率在95%以上。因此, 在中国, 微生物污染成为影响中国食品安全的罪魁祸首。细菌对食品的污染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对食品原料的污染: 食品原料品种多、来源广, 细菌污染的程度因不同的品种和来源而异; 二是对食品加工过程的污染; 三是在食品贮存、运输、销售中对食品造成的污染（2）、环境对农副产品的污染　化工厂排放的化学物质、煤烟粉尘、酸雨中的化学物质等都是大气污染源;水体污染也因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日益严重, 使渔业和农产品的安全性受到威胁。（3）、化肥农药的残留过量施用氮肥使大量的硝酸盐积蓄在作物体内, 对作物本身无害, 但对人畜有害。例如利用焦化厂废气生产的氨水, 酚的含量高, 造成土壤的酚污染, 使农产品的品质下降, 食品有异味;磷矿石中除含磷外, 还含有砷、镉、铬、氟、汞、铅等, 长期使用也会造成污染。农药的过量和超范围使用, 使食品中农药残留量增大, 危害更严重（4）、抗生素与合成激素的滥用　动物性食物中的化学物质主要来自饲料添加剂。抗生素是畜禽养殖中常用的饲料添加剂, 应用量过大或使用不当, 都可通过食用肉、蛋、奶途径将抗生素转移到人类身上。近年来为刺激植物和畜禽生长而应用的激素类（5）、食品加工环节违规使用添加剂，食品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 一些从事食品生产销售的企业或个人，由于安全卫生意识、法律意识比较淡薄，为降低生产成本、牟取暴利，在生产制作、加工处理的环节中违规地使用防腐剂、色素、添加剂等，为食品的安全性埋下隐患。如用“吊白块”冒充面粉增白剂，以工业石蜡代替食用油的蚌埠瓜子，添加敌敌畏的金华火腿，添加工业染料和吊白块的腐竹等，数不胜数[6]。使用劣质原料，食品缺乏营养 某些企业在生产食品的过程中，为降低成本，用便宜原料生产出几乎没有营养的产品，致使消费者深受其害，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便是一个重要例证。劣质奶粉中的主要原料包括淡奶粉、蔗糖、麦芽糊精、精炼植物油以及钙、锌、铁等微量元素。这些原料中，用鲜牛奶制成的淡奶粉价格最贵。有的生产者放弃淡奶粉作为原料或使用少量作为补充，取而代之的是添加营养价值相差很多的淀粉。这样的产品虽然不含有毒成分，但它已经使众多婴儿毙命。专家预测，劣质奶粉只是冰山一角，食品柜台或许充斥着很多的“空壳食品”。

内容摘要：直接补贴是农业支持的世界性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实施的直接补贴是我国农业政策的重大突破。从直接补贴政策实践看，地方政府的补贴负担与其粮食安全不对称，补贴模式存在着农户补贴所得与粮食生产不对称，农户补贴所得与优质品生产不对称等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直接补贴政策的非公平性。补贴政策的非公平降低了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调整补贴政策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特别迫切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从补贴资金筹集和使用制度入手，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的组织系统、选择与粮食安全高度相关的农户即期粮食生产补贴模式、适度地增加补贴投入和扩大补贴范围是提高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和效率的关键。 关键词：直接补贴 公平 效率 受WTO农业协议的约束，直接补贴政策已经成为农业保护政策通行做法。从2004年起，我国农业保护政策重大突破就是在广泛试点的基础上实施直接补贴政策。我国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是提高农户种粮收入、维护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结构调整、保护农业资源和生态安全，从而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拟从实践的角度对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中的公平与效率进行尝试性探索。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公平与效率的含义 直接补贴政策的公平一是指一个生产年度内，凡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粮食生产都应该获得相应的补贴；二是指地方政府负担的直接补贴资金与其辖区所需要的粮食安全程度成同方向关系。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则是指直接补贴资金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户收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深化、提高国家粮食安全程度和推动农业资源和环境的保护，实现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表现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之间关系表现之一是补贴资金发放公平有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公平能够促进政策效率的提高。如果补贴政策实施公平，农户的生产项目只要是符合直接补贴范围，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补贴收入，不符合直接补贴范围的生产项目就不能够获得补贴收入，为了获得直接补贴收入，农户的生产活动就必须与直接补贴范围高度一致。这样，农户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政策的初衷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农户的生产项目选择与直接补贴范围的一致性首先是稳定粮食生产面积和生产量。生产粮食越多，获得的补贴收入也越多。其次是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深化粮食的“清洁生产”。农户生产的优质品越多，获得的补贴也多。为了获得优质品补贴，农户不仅会自觉地增加优质品生产，减少劣质品生产，而且还会自觉地保护农业资源和环境，实施“清洁生产”。由此可见，直接补贴实施公平，能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从而有助于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如何实现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公平性要引起特别重视。 直接补贴政策中公平与效率关系表现之二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非公平性，会极大降低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效率，阻碍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的实现。即政策实施非公平导致政策效率下降。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的非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的地方政府承担的补贴资金负担与其辖区的粮食安全保证需要“背离”。直接补贴资金来于粮食风险基金。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建立粮食风险基金。从1999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对粮食风险基金负担比例是1:5，缺口部分按1:1分担。在这样的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体制下，地方政府辖区内生产的粮食越多，其承担的补贴资金也越多，地方政府辖区生产的粮食越少，其承担的补贴基金也越少。生产粮食多、对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大的地方政府也是其承担国家粮食安全负担越重的地方政府。生产粮食少、负担补贴资金少的地方政府却享受着与生产粮食多、承担补贴资金也多的地方政府同样程度的粮食安全系数。粮食主产区地方政府补贴资金效益外溢到了非主产区。根据经济学一般原理，如果地方政府补贴资金的外溢性不能获得补偿，那么，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是补贴资金不到位或尽量地减少补贴资金支出。在比较利益下，生产粮食农户收入因缺乏补贴收入下降后，农户会自觉地减少粮食生产。最终结果就是国家的粮食数量安全受到威胁。直接补贴的初衷——稳定粮食生产目标难以实现。 二是种植粮食的农户不得补贴，不种植粮食的农户得补贴。直接补贴运行一般是在生产开始前发放给农户。在具体发放补贴办法上，安徽、吉林所代表的模式是或者按照农户申报的粮食种植面积或农户计税土地面积发放、或者是按照农户以往几年交售的粮食数量或计税常产发放，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数量挂钩的方法。如果按照农户申报种植面积补贴，一种情况是一部分农户的种植面积并没有严格地按照所获得的补贴资金数量种植相应的粮食数量，更有一些农户是获得申报补贴后，根本没有按照补贴范围种植粮食。另一种情况是有的农户由于各种原因，尽管在开始生产前没有申报，在实际生产上种植了符合补贴范围粮食产品没有获得补贴。这样，获得补贴的农户没有完成应该种植的产品，没有获得补贴的农户却种植了符合补贴的产品。补贴并没有补贴给真正应该获得的农户。如果按照计税面积补贴，无论是种植什么项目，农户都可以凭借其使用耕地数量获得相当的补贴。有多少地能获得多少补贴，不管耕地是否种植了粮食作物。补贴获得量完全取决于耕地量，与粮食生产与否、多少无任何关系。 直接补贴的范围是粮食生产。种粮食有补贴，不种粮食就没有补贴。上述补贴模式所选择的补贴方式实施的结果就是补贴发放了，但没有按照直接补贴政策所设定的补贴范围补贴给应该补贴者。补贴并没有让真正的粮食生产农户收入提高。补贴政策的运行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也低效率。这时，无论是种粮农户收入的提高、国家的粮食安全、农业结构调整深化，还是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预期目标都难以实现。 三是农户的“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缺失。实施“清洁生产”是提高我国粮食国际竞争力的特别重要措施，也是我国粮食安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质量安全。而粮食“清洁生产”的实现一般是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为前提的。农户减少使用化肥、农药自然要减少产量，降低收入。如果农户因“清洁生产”而减少的收入没有获得相应补贴，农户就会终止“清洁生产”。到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可能提高，农业生产环境不可能改善。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整和 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非公平性对直接补贴政策目标实现的效率有相当显著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克服直接补贴政策设计和运行中所出现的非公平性，力求公平，并尽可能地提高政策运行效率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改革直接补贴基金制度 粮食安全是国家整体概念，而不是局部性地方概念。所以，粮食风险基金就要按照国家整体性原则统一筹集和使用。首先是中央政府把我国的粮食安全总量按照各地方政府辖区人口数量分解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按照其辖区粮食安全数量所决定的直接补贴资金上交到中央政府。然后，中央政府下拨直接补贴资金到直接补贴政策执行机构，由执行机构根据各地区的粮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率实际具体地发放补贴资金。生产粮食多的主产区多发放，生产粮食少的非主产区少发放。直接补贴资金制度这样设计，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粮食风险基金缺口问题，保证粮食风险基金数量安全，并进而彻底地克服直接补贴资金安全问题；也克服了粮食主产区与非主产区直接补贴资金负担不公平问题，充分地体现粮食生产中的公平与效率统一原则，从根本上克服粮食安全贡献率与补贴资金负担责任的不对称性。 完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提高直接补贴政策效率 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以及效率的重要组织保障。一般而言，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包括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从2002年以来直接补贴政策实践过程看，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尚处于不完善状态。直接补贴政策组织系统不完善最突出表现是执行系统和信息反馈系统二个方面。执行系统具体地操作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直接影响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高低。信息反馈系统负责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效率和所存在问题的及时监测，以便于提高直接补贴决策系统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所以，执行系统的不完善对直接补贴政策效率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各地区直接补贴政策的执行系统基本上都是由财政、税收、物价（计划）、农业和粮食等多部门联合、县乡村三级干部全体出动模式。虽然这些部门确实都涉及到直接补贴政策，但涉及到并不一定都要参加。有一些部门是不适合承担直接补贴主体资格的。在具体实践上，由于各参加部门更多地是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因此，这种模式运行效率偏低，运行成本十分不经济。所以，建立科学、高效的执行系统是直接补贴政策实践中急待解决的问题。鉴于直接补贴资金的特殊性和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以农业发展银行为主体，由农村信用社为依托的直接补贴政策执行系统是比较可行而又经济的。信息反馈系统则由目前的统计机构执行则是比较合适的。 范围应该扩大到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项目 直接补贴范围的大小既取决于直接补贴政策的预期目标，也取决于补贴能力。就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而言，直接补贴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但就我国直接补贴能力而言，直接补贴的范围又不可能太大。在这二方面条件约束下，结合我国直接补贴政策预期目标，直接补贴范围还是有扩大空间的。在可扩大的直接补贴范围中，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是应该首先选择的。理由有五：一是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补贴有利于国家的粮食质量安全和农业资源环境保护等直接补贴目标的实现。二是直接原因就是农户实施“亲环境”粮食生产必须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农户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后，粮食产量也随之减少，农户粮食生产收入因此而降低。如果不对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所减少的收入予以适当补贴，农户就不会继续粮食的清洁生产，国内居民日益增长的粮食质量安全需求就不能满足。三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是国际上直接补贴最新趋势。四是对农户的粮食清洁生产补贴符合农业多功能理论的要求。五是我国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已经相当严重。我国耕地中因工业和化肥农药污染的比重已占全国耕地的20%多。在粮食生产的土壤资源污染中，农业生产自身污染已经占35%-40%。在国际绿色壁垒日益趋升的形式下，粮食继续污染生产，别说是难以提高我国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就是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难以维持。对农户“亲环境”生产补贴，从即期看既给农户增加了收入，又有助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从远期看则有助于保持农业生产潜力，防止未来农产品生产能力和农户收入的下降。 选择体现农户即期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实际贡献率的模式 直接补贴方式的选择对补贴政策的公平和效率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实施的直接补贴方式概括起来基本上是二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一种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比较这二种补贴模式的结论是：不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量挂钩的补贴方式在实践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非公平现象。按农户计税面积补贴的结果是不管耕地是否种植粮食都可以获得补贴。按照只有粮食生产农户才可以获得直接补贴原则，这对粮食生产农户不公平。而按种植面积补贴时，农户即期实际种植粮食面积与所得补贴的面积不一定完全一致。得补贴的不种植粮食，不得补贴的反而种植粮食。这对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户也不公平。按以往几年交售粮食量补贴时，农户即期交售的粮食量大于补贴数量得不到直接补贴。补贴获得量与其粮食生产数量不对称，真正生产粮食的农户收入不能提高。这些农户因应得而得不到补贴收入会减少未来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政策效率也因此而受到了冲击。而与农户即期粮食生产挂钩的补贴则比较好地实现了直接补贴政策运行中的公平与效率。至于补贴是按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面积，还是按农户实际交售粮食数量则可以视具体情况确定。所以，应该本着公平与效率的原则，尽量选择与农户即期的粮食生产挂钩的直接补贴模式，以便于最大限度地发挥直接补贴政策应有的作用。 在可能的空间内增加直接补贴投入，减少农民 直接补贴改善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的程度取决于补贴力度的大小。补贴力度越大，粮食生产农户比较收入改善程度也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补贴力度越大对提高粮食生产农户收入越有利。如果按照1998-2001年我国粮棉油价格补贴平均数3775亿元为补贴资金。设补贴效率为100%。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2年我国乡村人口78241万计算。这些直接补贴资金能够使农民人均收入增加37元。直接补贴收入占该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如果把“九五”期间农民收入平均增长和直接补贴收入加一起也不如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可支配收入5%的增长率。事实上我国每年的直接补贴资金并没有达到3775亿元。要实现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就直接补贴而言，还需要加大直接补贴投入，提高补贴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例。从我国财政负担能力和财政支出结构看，适度提高直接补贴力度可行也可能。但提高直接补贴的收入效率的根本还在于减少农民。不从根本上减少农民，增加直接补贴支出的收入效率也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已有或增加的补贴支出都要适应直接补贴范围变化新趋势，尽量地提高农户“亲环境”粮食生产支持力度。

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6月30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十八讲专题讲座，题目是《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主讲。新华社记者 樊如钧 摄尊敬的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纵观中国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灾荒史，中国的灾荒史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在饥饿中艰难挣扎的生活史。“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对于当代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中央一直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发展现代农业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内容之一。“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也特别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今天，我汇报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状，二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三是现代农业发展视野下的粮食安全战略，四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一、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状（一） 关于粮食安全的几个基本问题粮食安全，顾名思义，就是能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包括三层涵义：一是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二是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三是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粮食安全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目前国内比较统一的认识是三阶段论：粮食安全的第一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期，改革开放以前是比较典型的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粮食还没有满足消费需求，需要整个社会不遗余力地将粮食生产放在突出位置，粮食商品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很低，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很低。这一阶段的粮食安全问题可以表述为，随时向民众供应足够的基本食品，简言之，就是人人有饭吃，整个社会刚刚进入温饱阶段。这一时期粮食安全的重点是总量保障。粮食安全的第二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中等水平。其基本特征是粮食生产已经可以在总量上满足需求，社会已经摆脱了粮食短缺的困扰，其他食品如水果、蔬菜、肉禽蛋鱼等丰富起来，人们的选择性明显加强，小康社会的种种特征日益明显。这一时期粮食商品化率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接近50%。这一阶段粮食安全可以表述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并买得起粮食，整个社会已进入小康。这一时期粮食安全的重点转变为流通保证。粮食安全的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发展到工业化水平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得到根本改变，粮食生产已经基本实现了规模化和机械化。这一时期的特征是粮食生产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人口总量趋于平稳或下降，因而对粮食的消费也趋于平稳。在粮食消费中，人们更多的关注已不是总量和品种问题。这一时期粮食商品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在80%以上，城镇人口规模远大于农业与农村人口规模。这一阶段的粮食安全可以表述为，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食品，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的膳食需要及食物喜好。在这一阶段，粮食的消费在人们日常消费食物中的比重开始显著下降，其他食物消费的重要性逐渐高于粮食，粮食安全将逐渐让位于食品安全或食物安全。粮食安全的重点转变为食品的营养和卫生保障以及随生活水平提高而产生的食物偏好。当前我国正处于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强调逐步以食物安全取代粮食安全，扩大对粮食安全认知的内涵和外延，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和历史任务。将粮食安全纳入“三化同步”的历史进程，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粮食安全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粮食安全的保障。同时，我们更是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与粮食安全的现实矛盾。其中，最核心的矛盾便是工业化、城镇化建设对粮食生产的“挤出效应”。这必然注定了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粮食安全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和紧迫性。（二） 粮食生产持续增长，粮食安全仍然堪忧毫无疑问，本世纪头10年，我国粮食生产取得历史最好成绩。2004～2011年，粮食总产实现了半个世纪以来首次“八连增”，年均增幅3%，并首次连续五年保持在1万亿斤以上，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平稳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我们应该清醒看到，当前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面临严峻的形势，可以用三个平衡概括：脆弱平衡、强制平衡、紧张平衡。所谓脆弱平衡，是保障的资源条件贫乏；强制平衡，是经济社会要素投入大，政府强力主导；紧张平衡，是保障食物及粮食安全的总供给能力不宽裕。本质上讲，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粮食供求基本平衡、供给略有节余，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近10年，我国粮食供给总量中进口比重越来越大，开始明显突破95%的粮食自给保障线，是粮食安全“弱质三性”加深的重要标志。司马迁讲“兴必虑衰，安必思危”。我们虽然创造了粮食生产“八连增”的伟大奇迹，但仍然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一方面，这是恢复性增长，因为自1996年粮食总产量首次突破一万亿斤以来，16年中，超过一万亿斤的有8年，另8年低于一万亿斤，处于徘徊状态；二是“八连增”主要依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亩产量由1996年的596斤上升到2011年的688斤；三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主要是增加化肥的投入量。农作物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85亿亩增加到2010年的10亿亩，只增长5%，粮食的播种面积由1996年的8亿亩下降为2011年的5亿亩，而化肥的施用量由1996年的3827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5561万吨，增长3%。这既增加了成本，又污染了环境，成为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源头，难以为继。此外，根据测算，当前我国粮食生产的成本增长高于产值的增长，收益率呈下降趋势。稻谷、小麦、玉米的收益率由1998年的6%下降到2009年的3%，大豆由0%下降为1%；在各类农产品中，粮食的收益又大大低于油料、棉花、糖料、蔬菜等经济作物。虽然采取了对粮食的补贴与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其补贴收入仍低于当年总成本增加额与物质费用增加额。这一测算结果可以有力地澄清和矫正那种认为粮食上涨就会拉动CPI上涨甚至引发通货膨胀，于是采取抑制价格政策从而进一步损害农民利益的观念。历史的经验多次证明，这种思维必然使粮食生产特别是商品粮生产陷入产量徘徊局面。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已经由出口大国变为进口大国。自2004年由贸易顺差变为逆差以来，年年大幅增长，2011年达340亿美元，特别是谷物与大豆的进口2010年已经达到580万吨和5479万吨，两项合计604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10%以上。因此，我们可以看出，粮食产业是关系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特殊产业。我们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土地和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未来的粮食形势仍然十分严峻，确保粮食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三） 基于粮食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形势巩固农业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一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不断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大幅增加农业投入，深化农村改革，有力推动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加快转变，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首先，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2011年，粮食产量达到11424亿斤，连续八年增产、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亿斤以上；肉蛋奶、水产品、蔬菜、水果供应充足，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其次，农业结构不断优化。畜牧业和渔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比重分别比改革初上升了3和7个百分点，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达到8：1，农产品优势区域布局初步形成。第三，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显著提升。2011年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05亿亩，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第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不断创新。截至2011年底，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7万家，登记成员数43万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11万家，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第五，农民收入大幅提升。2011年农民收入达到6977元，增幅连续两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但是，也要看到，农业仍是薄弱环节，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仍然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已成为“三化同步”的短板、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瓶颈，主要表现为“四大矛盾”：一是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不强与需求刚性增长的矛盾。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与科技支撑能力不强的矛盾。三是农村劳动力大幅转移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滞后的矛盾。四是农民收入水平偏低与城乡协调发展的矛盾。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的阶段，如果能及时加强农业、发展农村，顺利实现农业现代化，整个国民经济就会持续协调发展；如果忽视农业和农村发展，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就会出现农业萎缩、农村凋敝、农民贫困等诸多问题，导致城乡和地区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加快现代农业建设、补齐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决定着我国能否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决定着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能否实现。二、 保障粮食安全的国际经验与启示近年来，全球粮食供求日益偏紧，粮食危机的隐患越来越大，确保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各国农业政策的首要目标。各个国家经济社会基础不同，自然资源禀赋各异，粮食安全战略选择差别很大。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一） 三种不同类型的粮食安全战略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根据“人地关系”特征，将世界主要国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人少地多”型国家。美国、加拿大、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人均耕地面积大，粮食产量高，是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这些国家的玉米、大豆、小麦等在世界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粮食生产上，“人少地多”型国家多采取大规模农场式的经营方式，现代农业的实现方式也以资本替代劳动为主。由于土地资源丰富、粮食供给的压力较小，这些国家的粮食供求矛盾主要侧重在如何保障粮食的国际竞争力和国内粮农收益的稳定性。因此，“人少地多”型国家的粮食安全保障机制一般是通过相对完善的法律手段和市场自我调节来实现的，很少采取行政干预手段。第二类是“人多地少”型国家。我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粮食自给率较低，是世界主要的粮食进口国。他们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如何为国内农业提供支持和保护，尽量提高粮食自给率并稳定国际粮源。由于长期面临粮食危机的挑战，“人多地少”型国家历来多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食物安全。一方面，政府支持下的农业科技发达，且多以节约土地和水资源的集约化经营模式为主要取向；另一方面，政府通过高额的农业补贴、严格的农地保护和完善的粮食流通、贸易体制等手段全方位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第三类是“人地平衡”型国家。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人地矛盾不是非常突出，人均耕地面积处于世界中等水平，粮食供求总体保持平衡。随着全球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国际粮价波动日益加大，“人地平衡型”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当前，他们保障粮食安全的重点在于，如何确保国内粮食市场的稳定和供求的均衡，其具体措施主要是在备受争议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下构建的，主要特点是对内通过巨额补贴维持粮价稳定，对外实行农产品贸易保护。通过内外“两手”齐抓，这些国家不仅维护了本国的农业和农产品市场，还保证了欧盟的粮食安全。总结世界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经验，我们可以发现：第一，无论“人地关系”是否紧张，保障粮食安全一直都是各国农业政策的首要战略目标。第二，种类繁多、相互补充的政府补贴是各国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第三，与自然资源禀赋相协调的农业科技和经营体制是各国发展粮食生产的重要途径。第四，完善的粮食市场与贸易政策是各国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基础。第五，符合WTO规则的灵活且有针对性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政策是各国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二） 国际经验对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启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不仅人多地少，而且人多水少，农业资源环境约束非常大。农业生产条件的地理差异巨大，农业资源分布的时空不均衡问题突出。这就要求我们在总量有限、分布不均的资源条件下，走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保障之路。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总体上实现了三个转变，即由传统的单一粮食观向多元化食物观转变，由“藏粮于库”向“藏粮于地”、“藏粮于市”、“藏粮于民”有机结合转变，由一般化抓粮食生产向重点抓粮食主产区和优势产区转变。但是，由于消费需求刚性增长，耕地数量逐步减少，水资源短缺矛盾显现，供求区域性矛盾突出，品种结构矛盾加剧，种粮比较效益偏低，国际粮价冲击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使得我国粮食安全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从世界主要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经验中，我们得到如下启示：第一， 我国粮食安全必须坚持“立足国内生产，实现基本自给”的原则。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中！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因此，中国也应当是世界上最需要重视粮食安全的国家。如果中国不能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社会繁荣和稳定就无从谈起，甚至连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可能无法保障。大家知道，这两年，中东很多政权被颠覆。我们不去深究其他原因，单看这些国家的“饭碗端在谁手里”就能看出一些端倪。例如埃及，它是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国家粮食自给率很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埃及人的主食是大饼和面包，都是小麦面粉做的。2009年以来，它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小麦进口国，在穆巴拉克因为政变下台之前，埃及的小麦自给率低于40%，7500多万人口中6400多万人的口粮是国家定量配给的。饭碗端在别人手里，社会稳定就端在别人手里！此外，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还兼有社会保障的重大意义。农民进城打工，如果工作丢了，可以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做，有饭吃，这对社会稳定的意义十分重大。2008年金融危机，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等于是一种社会保障，否则，大量滞留在城市，会带来很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且，根据目前我国的粮食消费水平和世界粮食贸易规模，我国粮食自给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多消耗世界粮食贸易的两个百分点。如果我国更多地依靠粮食进口，将不可避免地加剧全球粮食“恐慌”，给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提供借口。再者，如果大量进口粮食，海运的成本和风险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此，立足国内的原则不仅是国家安全、社会和谐的需要，在经济上计算也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则。第二， 在立足国内供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作用。尤其应大力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通过农业合作实施优势互补，增加和补充我国的粮食供应。例如日本，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以全国农协联合会和综合商社为中心，在海外搞农业开发，把在海外生产的谷物直接运回日本。我们国家搞农业“走出去”还有更进一步的国际政治意义，到海外搞农业开发，援助亚非拉国家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可以帮助这些国家保障他们的粮食安全。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实施中国特色的农业对外援助。第三， 实现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的有机统一。要健全和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其他政策扶持。例如美国，它的农业法案里面特别强调，要给农民提供一种收入的安全网。这不仅是要支持粮食生产，还要给农民提供一种收入支持。美国农民的收入40%来自农业补贴。再看我国，2002年开始搞种粮补贴试点，2004年全面推开，现在已经有“四补贴”，每年1000多亿下去，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200多元人民币，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不到。农民种粮积极性很难可持续保障。因此，在发放补贴的同时，还要注意价格支持，提高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另外，要给农民提供优质低价的社会化服务，农民现在种地不纳税、上学不交费、看病不太贵，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做到种粮少花费，甚至不花费呢？当然，这个补贴政策要在WTO的框架下，用足、用好。第四， 注重农业科技创新和经营模式创新。世界各国都是把加大农业科研和推广投入、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作为发展粮食生产的重点。美国的农业教育、科技和推广是“三位一体，政校合一”的。美国农业部农业合作局和农业推广局是联邦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重要机构，联邦政府在各个县都有派出机构，负责这个三位一体的工作，提供服务。美国的州立大学农学院是大学系统的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重要机构，州立大学有很多附属的农业实验站和合作推广站，这样，农业科研成果就能够迅速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我国受土地和水资源的约束,未来实现粮食持续增产的根本出路也在于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上。说到底，就是提高单产水平。主要就是要依靠科技创新，开发新的种子，研制新的肥料，提升灌溉技术，等等，还要把技术切实推广下去。第五， 健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粮食立法工作。例如日本，早在战后初期就制定了《粮食管理法》，对粮食批发、零售、加工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定。这部法律非同小可，在日本大米实现自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日本的粮食法也在不断修订。立法是我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当前，中国的第一部《粮食法》征求意见稿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通过。同时，还要深入研究，制定涉及粮食价格保护、粮食储备机制、预测预警体系建设等相关的配套法规，并适时予以修订完善。全文见这里：-html

第一点，粮食安全重要性可以从这几方面谈：社会稳定、国家战略安全、国家的自主性，等，适当展开即可第二点，威胁粮食安全因素：价格因素（谷贱伤农），市场因素，粮食质量因素，外来粮食品种的入侵，转基因粮食的种植，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自然灾害的影响，城市化建设，耕地减少，农村劳动力外流等第三点，策略我们可以从政府，企业， 个人两个角度谈，政府主要是宏观调控，鼓励种粮，补贴，企业自主研发粮食种子，开发新技术，个人珍惜粮食，增强粮食安全意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