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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斯塔夫理阿诺斯
1 期刊论文类一般格式如下：作者论文名称[J]期刊名称,发表年份(第几期):页码注意：一般而言，参考文献里的标点符号用的是英文状态下输入的标点符号。输完汉字要切换到英文状态，再输入相应的标点符号。示例：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J]战略与管理,1998(6):1-徐勇,吴记峰重达自治：连接传承的尝试与困境——以广东省云浮和清远的探索为例[J]探索与争鸣,2014(4):50-吴毅,贺雪峰,罗兴佐,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J]开放时代,2005(4):82-2 学位论文类一般格式如下：作者论文名称[D]毕业院校所在城市:毕业院校,论文提交年份:页码示例：刘杨同人小说的著作权问题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12:12-3 书籍著作类一般格式如下：作者著作名称[M]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名称,出版年份:页码示例：金太军村治治理与权力结构[M]广州:广州人民出版社,2008:如果是合著，即有多名作者，其作者的书写格式与期刊多名作者的书写格式相同。4 报纸类一般格式如下：作者文章名称[N]报纸名称,发行日期(版面)示例：胡祖六“一带一路”战略给河南定位精确[N]大河报,2015-3-30(5)以上是这几日指导过程中出现最多的几个参考文献类型，当然参考文献的种类不止这四种。我查阅了一些期刊，个人认为《许昌学院学报》的参考文献格式比较标准规范，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一下（可以从知网查询）。当然具体到个人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格式，最终还是以指导教师的建议为准。
清代《康熙字典》就有47000多字了。1915年欧阳博存等的《中华大字典》，有48000多字。1959年日本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收字49964个。1971年张其昀主编的《中文大辞典》，有49888字。1990年徐仲舒主编的《汉语大字典》，收字数为54678个。1994年冷玉龙等的《中华字海》，收字数更是惊人，多达85000字。
参考文献是五号字
第一章 字里乾坤——《汉字与中国文化》总论第二章 字中有诗，字中有画——汉字的产生、演变及特征第三章 “七月流火”并非赤日炎炎——谈望文生义第四章 半部春秋——“秦”字——谈会意第五章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谈谐音第六章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谈“避讳第七章 二人土上坐，一月日边明——谈析字第八章 是“舌头”还是“赚头”——谈语言禁忌第九章 秀才识字读半边——谈形声第十章 家乃豕之居?牢是牛的家?——谈思想意识对字形伪变的影响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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唧唧复唧唧，键字织文章。计算机时代，举国伏案于电脑，无论文理，不拘长幼，与祖先馈赠的汉字宝贝打交道，犹如当年木兰织布，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草色…… 工作之间，难免对计算机给定的字库发牢骚：一方面是死字太多，臃肿庞杂，不及清理；另一方面是怀念一批瑰宝级汉字被打入冷宫，引发思美之幽情。 一些富有生命活力的汉字销声匿迹，出于汉字简化和计算机普及两次浪潮。归纳起来有四个原因：①作为繁体字被兼并；②作为异体字被兼并；③作为古体字被兼并；④因计算机常用字库即国标一级字库不收，无奈用他字替代。前三者属于强行火并，末者属于误入另册，不得已落草强人麾下。 想当年，汉字简化，主要是精简笔画和同音兼并，核心原因是字库臃肿和笔画繁难。没有想到，计算机时代，使用标准的智能全拼输入法（占全国用户85％，青少年用户近100％），键入1笔画字，与键入36笔画字，耗时和用力完全一样。因此，笔画多寡不再成为障碍，唯一要关注的是时代发展对文字进化的需要，即字义和情感色彩微妙差异表述的需要，即作为实用工具和美学艺术双重的需要。 此处信手摘取一组字符集，从个案分析得失。 它，作为繁体字兼并于它，即它等于它。可以说，在辉煌的汉字宝库中，它字是一枚璀璨夺目的宝石。因为，它给予有生命的动物一面独立的旗帜。——这是全世界所有的语言文字仓库中绝无仅有的现象，是中华民族古代生态思想的活化石。文字改革浪潮，将有生命的动物，强行火并入无生命的物体，其实是民族哲学思想的一种倒退。原谅如此上纲上线为它字平反昭雪，呼唤拯救其于冷宫寒窑，弘扬光大民族先进的生态理念。 蒐，作为异体字兼并于搜，即蒐等于搜。当我们用蒐集的时候，宾词指的是奇瑰稀罕事物，至少是主观心仪珍爱的事物；当我们用搜集的时候，泛指任何事物，从珍宝到垃圾。兼并的结果，至少抹杀了蒐集所独具的文学美感，抹平了文采多样性的美丽景观。 瞭，作为繁体字兼并于了，即瞭等于了。兼并中的失误，失误中的荒谬，莫过于此焉。《瞭望》杂志封面，如果忽然变脸为《了望》，读者的第一感觉，不是“了无指望”，就是“了断希望”，失望与绝望迎面袭来，读者诸君不免两股战战，摇头遁走。杂志社对如此简化方案只能不予理睬，恪守祖宗馈赠的文化遗产。 苹，作为繁体字兼并于苹，即苹等于苹。兼并的结果，起码是把一种诗经植物给兼并掉了。《诗经》云：“于以采苹？南涧之滨。”女子为贵族采苹祭祀。苹为多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浅水中，叶有长柄，柄端有四叶成田字，也叫田字草。华裔女孩取名，多有引自诗经采苹者，是文质俱美的辞藻珍品。苹吃掉苹的结果，是吞没了一派诗情画意。 麺，作为繁体字兼并于面，即麺等于面。形形色色的麺条、麺包、麺食……与面孔、面子、桌面、被面……一锅煮，色香无存，食欲顿失，连面店的旗幡也效力骤减。汉字文化的魅力不知打了几多折扣。 舘，作为繁体字兼并于馆，舘等于馆，所谓同类项合并。而在人们心目中，饭馆、酒馆等供应食品之馆，与图书舘、博物舘、文化舘、科技舘、天文舘、文史舘等传播和研究文化之舘，有物质食粮与精神食粮之分，有雅俗之别。文字简化向粗略模糊方向走，是一种退化；反之，文字进化的一般规律是朝着精细识辨微妙差异方向行进的。 喆，作为异体字兼并于哲。而民间对喆的理解，还有双吉的意思，被广泛用于取名。双吉与双喜一样，是特有的中国民俗文化现象，不宜违拗民俗轻易扼杀之。 飏，作为异体字兼并于扬，即飏等于扬。大风起兮云飞飏。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历史雄杰偏爱飏之神采，形象逼真地表达一种叱咤风云的豪情。一旦改为飞扬和轻扬，那种凭风骋怀的豪情和惬意不免折损大半。 槃，作为古字兼并于盘，即槃等于盘。槃瓠为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创史先祖，且奉行祖先神崇拜教，随便给祖先神更改姓氏，是极其忌讳的，在实际生活中根本行不通。涅槃是从梵语翻译来的佛教用语，意为复活再生，古色古香，约定成俗，以涅盘代涅槃，有失佛光神采，并没有征得佛教学会和赵朴初先生的同意，僧俗均不能接受。 志，作为繁体字兼并于志。志趣、志向与心志、碑志，终归有所区别。“开业志禧”一直为业者习用。现代碑刻仍用“刻碑铭志”、“镌铭永志”，强行兼并在民间生活中并没有被采纳。 蓇，作为繁体字兼并于骨，即蓇等于骨。美丽的花蓇朵，混同于骨头、骨架之类，文学美感荡然无存。“春天到了，树木抽枝、爆芽、吐蓇朵……”春日美景，遭遇“吐骨……”，不免反胃。汉字简化过程，如果完全撇开美学原则，就难以为天下华人所接受。 塆，计算机常用的国家标准一级字库，又称小字符集，不予收录，多数计算机打不出来，客观上被湾兼并，属于不得已投奔落草。全国涉及塆的地名数以十万计，不得不用湾替代。其实，山塆与水湾显然不是一码事，两者风光迥异，混为一谈，难以描述自然景观的特质差异，等于画家缺乏色彩，绣娘匮乏色线，作者写景不得不放弃科学的精确，糊里糊涂蒙过去，等于对读者不负责任。类似的含糊，不止于山塆水湾。 漈，瀑布，常用字库不收，民间不得不乱代以际、济、矶等。试想，瓯江名胜百丈漈（泰顺）、雪花漈（景宁），美名本身魅力四射，被CCTV字幕更改为百丈际、雪花济，岂不大煞风景？类似情形还有：垟，意为田地，多为地名，小字符集不收，村民无奈用阳代之。不恰当的同音归并会导致珍稀字种的消亡。文字相当于生态物种，引导多样性则繁荣，引导单调性则退化，而其中的珍稀濒危字种应列入保护之列。 羱，小字符集不收。羱羊，又称岩羊、悬羊，弯角奇长，藏北特产物种，被认为是山羊的始祖。该字构造美妙，令人遐思。羱羊被源羊替代，虽然意思不差，但抹去了独特的美学文采。类似情形还有鸮，草鸮、雕鸮，猫头鹰属。为某些特殊物种设立特指汉字，从生态至上的观点看，并不算奢侈，这与门捷列夫周期表元素命名的情形相似。 行文至此，想用一个成语描述心情：不寒而栗。但这个成语在计算机词库中已经不复存在，栗字早已打入禁宫。按照汉字构造规则，心理活动从 “ 忄”旁。而此刻，不寒而栗与火中取栗，已经拼用了同一颗板栗，汉字构造的一般规律被轻率推倒。 草率兼并导致汉字文化魅力削弱的结果，可见一斑。以笔者寡陋，不能尽述概全，估计应拯救的活力汉字不在少数。建议学界和民间共同反思，重新审视计算机时代文字改革的方向，对基本字库重新洗牌，联袂开出一张满意的清单。笔画多寡不再成为障碍，引导汉字向字义微妙辨析和情感多彩的高级方向进化，向理艺合璧和谐和美方向进步。并建议，以宣传、改造和普及计算机新字库为工作重点，取消不合时宜的小字符集概念，制定新的国家标准大字符集，作为教育和出版部门法定的字符集。剔除死寂汉字以瘦身，请缨活力汉字以纳新。汉字文化，作为工具的神奇，作为艺术的瑰丽，需要高度和谐的统一，需要与时俱进的整容，无愧于中华盛世的呼唤。 （通讯地址：323600浙江省云和县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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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点阵字型有国家标准，见下表：目前国标点阵字库主要包括以下尺寸，并可按 GB2312-80 和 GB18030-2000 两种字符集提供。详见：。
推荐到OA图书馆查查。里面有不少文献。 如果没有合适的，建议变换一下关键词。
《中华字海》收录汉字八万五千多为当今收录汉字最多的字典。《汉语大字典》五万四千多。《中华大字典》四万八千多。《康熙字典》四万六千多。《字汇》（明）三万三千多。《类篇》（宋）三万一千多。《玉篇》（南朝）二万多。《说文解字》（汉）九千多。
《中华大字典》拓展资料：《康熙字典》是清代康熙年间编成的，收单字47035个，具有收字多、音切完备、义训详细、引例丰富等特点，是《中华大字典》问世以前收字最多的一部字典，主要供查考冷僻字。《中华大字典》： 是在《康熙字典》基础上编纂的中国现代第二部大字典，收单字48000多个。本书单字标明所属韵部，释义较祥，分条解说，兼由词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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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汉字系统的结构特点与汉字教学科学化罗来栋汉字、汉语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汉字教学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在继承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对汉字教学进行了不断地改革与探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中，识字教学方法的改革成绩最显著，汉字教学研究非常活跃，取得了巨大成绩。进入新世纪，汉字教学面临着新形势：一方面，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新一轮课程改革正在顺利地深入推进，就小学语文而言，探索汉字教学更加科学化，更能体现汉字、汉语特点的教学方法，这是语文课改中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香港已故著名的爱国人士、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生前曾预言：“21世纪将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人类总有一天都要学习汉字！”[1]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在世界范围内正兴起一股强劲的“学习汉语热”，安先生的预言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面对此情此景，进一步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帮助外国友人快速学习汉字，掌握汉语，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现在世界上比较通行的文字有两种：一是拼音文字；二是表意的汉字。这两类文字体系，各有长短，不能说哪种文字绝对好，哪种文字绝对不好。那种认为汉字是落后文字的观点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偏见；说到汉字时很少说汉字的优点，也是片面的。汉字是依形、音、义三者的关联而形成的一套兼表音和表形的文字系统。汉字与拼音文字相比，具有不同的结构特点，体现了汉字的科学性和优越性。认识和掌握汉字系统的结构特点，对于改革汉字教学，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一、从汉字使用频率看，高频度的字很集中，常用字量少，这是汉字系统的一个重要结构特点。70年代末，我国有四位排字工人，根据他们的经验，统计出中文里有3,000个“常用字”，其频度高达99%；次常用字也有3,000个，它们每个字的频度加起来也只占1%。安子介先生应用香港四份有份量的报纸，将连续45天中的中文报载，全部字数加以统计，总字数有1，411，088个字，所计得不同的单字只有4,667个。安先生再按频率排出一张字表，其中最先的3,650字的频率总数竟达总字数的99．8%；《3,650个常用字频度表》于1982年公开发表。1988年4月由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汉字频度统计——速成识读优选表》，是由贝贵琴、张学涛汇编的。他俩所用资料来自由内地用简体字写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新闻报导”、“政治理论”四个方面，从21，657，039个字中统计出来的，使用不同的字也只有5991个。安子介先生将两个汉字频度表进行了比较研究：《贝、张》表按频度数到3,650个字时，占统计资料总字数的99．85%；而《安》表按频度也数到3,650个字时，占统计资料总字数的99．82%。这证明两个表都很正确，虽然汇编用的资料、汇编地点和汇编时间都不同，却能不谋而合。据有关研究统计：一部《红楼梦》总字数731,017个字，只用了4,462个不同单字；矛盾的《子夜》总字数242,687个字，只用了3,129个不同单字；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部剧本总字数172,005个字,只用了2,808个不同单字；老舍的《骆驼祥子》总字数107,360个字，只用了2,413个不同单字。这证明，常用字少是汉字的一个特点。[2]上述关于汉字频率的研究，充分证明中文中常用字有高度的集中性，常用字量少，这有利于缓解汉字学习的难度。安先生是位酷爱汉字、治学严谨的学者，他从快速学习汉字的目的出发，采用多方面的阅读资料，对3,650个字进行了频度顺序研究，经过反复检验，其结果是：认识了第一高频度500字，就能阅读一般文章的75%；再认识次高频度500字(即认识1000字)，就能明白一般文章的90%；如能识到2000字，就能获得阅读书报的能力，可通晓现代书报的97．4%，甚至可以进行书面交流。[3]上述关于汉字频率和频度顺序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探索进一步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很有启发、参考和指导意义。（1）频率高的常用字约3,000-4,000，这个常用字量可以作为规定学校（小学和初中）语文学科识字量的依据。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规定识字总量为3,500个，其中小学3,000个，初中500个。我们认为这个识字量是比较科学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工人、农民渴望学习新科技；为适应这种需求，我们建议：可否在初中增识500个科技方面的常用字，这应该不会有困难的。（2）在字序安排上，应先学习高频度的单字，是学习汉字的捷径之一。安子介先生主张：“初学汉文者，包括我们的小学生和成年人及想学中文的外国人，可先学最常用的五百字”。这是很有见地的建议，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笔者曾于1991年在江西万载县鹅峰乡幸福村运用《安子介现代千字文》进行扫盲实验；先学最常用的500字，加快了扫盲进度，取得了实效。《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农民日报》都先后作了报导和介绍。这里的关键是要编好低年级、尤其是一年级的教材。识字写字是低年级语文教学的重点，理应根据常用字高度集中这一汉字结构特点，关注汉字的频度顺序。我们认为汉字的频度顺序、构字方法和儿童学习汉字的认知规律，这三者要通盘考虑，并找到最佳的结合点，这是教材编写者的责任。二、从汉字构造方法看，形声字多，这是汉字系统的又一个重要结构特点。何以形声字多？在汉字的发展史研究中，传统的分期是以汉字字体变化而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西南师大刘又辛教授在承担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中提出了新观点。他认为，字体变化不是汉字发展的本质变化，不能说明汉字的历史发展规律，而应从汉字构造方法的变化来说明汉字的本质变化，并进而提出了汉字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即：第一阶段是图画文字阶段；第二阶段是以表形文字为基础，以表音文字为主体的表音文字阶段；第三阶段是以形声字为主体，还保留了一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阶段，从秦汉到现代汉字都属于这个阶段。[4]可以说，汉字中形声字多是其构字方法变化发展的结果。汉字独体字少，合体字多；在合体字中，形声字最多。据有关研究统计，汉字中的形声字约占80%以上，形声字的构字特点是：形旁标义，声旁标音，如：方——访、纺、芳、肪、舫、坊、房、妨、防、放、仿、钫等一组字，在字形结构上大都有基本字（声旁），基本字加偏旁部首（义旁），就构成新的合体字。这就是汉字中形声字的构字规律，这种构字特点使汉字易于学习、掌握，是汉字的优越性。在各种识字教学方法中，集中识字较充分地利用了形声字的构字规律，克服方块字音形脱节、结构复杂的弱点，化难为易，把十几个形声字放在一节课学习。这样，儿童在掌握了汉语拼音、一定数量的独体字（含少量合体字）和偏旁部首之后，就可以在教师指导下，按规律成串地认知汉字。例如教学“根、跟、恨、狠、很”这一组生字，因为规律明显，教师易教，学生易学。儿童理解了这些字的左边是形符标义，右边是声符标音的规律，就能作出如下分析：“根”字，一根木头，所以是“木”字旁；“跟”字，当“跟着”讲，因为用脚跟着走，所以是“足”字旁；“恨”字，可恨的恨，所以是竖心旁……。这样识字，为儿童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心理条件，便于产生学习迁移，简化儿童识字的心理过程，提高识字教学效率和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根据汉字中形声字多及其构字规律这一结构特点，我们认为，无论是识字教材的编写还是识字教学方法的运用，都应充分体现、运用这一汉字构字规律，以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1）教材在识字内容的安排上，在保留识字形式多样化的同时，可适当增加按形声字构字规律集中识字的份量；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思想来贯彻，如在“语文园地”和作业练习方面，均应安排这方面的内容。（2）为贯彻按照汉字构字规律教学汉字的原则，应重视打好识字写字基础，即：学好汉语拼音、构字能力强的独体字（含少量合体字）、偏旁部首及基本的笔画笔顺，以培养学生独立识字能力，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3）在运用形声字构字规律进行识字教学时，要注意做好正音工作。因为作为表音的声符，不如字母表音准确，如声符不能区分声调的差异，有的则因语音变易而丧失或减弱了表音功能。三、汉字单音节字多，构词潜力大，这是汉字系统的又一个重要结构特点。汉字是表意文字，一音一义的字多，而字有了意义就成为词和词素了。有人统计，“在现代汉语的书面中，政治、科技类的文献是，单音词约占49%，双音词约占47%，多音词仅占4%，而文艺、生活类的作品中，单音词多达61%，双音词约占37%，多音词只占2%，平均起来单音词仍占一半以上，而双音词、多音词又绝大部分是由单音词组合而成。”[5]所以，学汉字必须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识字相当于识词，识字多，掌握的词就多，有利于促进语言的发展。作为语言最小单位的词，汉语的词主要用二次构词法进行复合构词，即把原来具有独立意义的单音词结合构成双音词、多音词。这种构词法的构词能力达到了惊人的地步。如“节约”两字，各自都可造出很多词，用“节”字可造出下面17个词：关节、音节、气节、节目、节日、春节、中秋节、过节、小节、失节、变节、节衣、节制、节流、节育、节余、节本。用“约”字可造出下面18个词：大约、约计、约数、简约、约分、约法、条约、约言、约定、有约、特约、约期、约请、约束、约会、失约、公约、和约。词是生的，但是由熟字组成，可以收到“生词熟字”的奇妙学习效果，不仅大大压缩了字量，还缓解了学习的难度。这是汉字的一大优点。据有的研究部门统计，以复合构词为主的汉语，常用词条43，300多条，只用3730多个字构成。随着社会的进步，对外交往的增多，需要创新许多新词汇和翻译外来词汇，诸如经济特区、特警、特快专递、红股、红盘、沙尘暴、社会保险、基因、爱滋病、芯片、航天、航天员、可口可乐、立交桥，等等。无论是创造新词汇，还是翻译外来语，汉字都能轻而易举地加以解决，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常用词条已增至65，000余条；甚至翻译新的科学名词能音、义兼顾，有青出于蓝的优势。相比较而言，西方文字为对付新生事物，要创造新词汇，应接不暇。英文词汇目前已达几十万之多。相反，汉字的字数比起古代大有削减，如《康熙字典》共收47，035个字，三百多年来，大部分已被废掉，现在用字不过3000-6000左右，用来创造新词汇潜力巨大，足够我们阔步于21世纪。四、从汉字与语法关系看，汉字系统结构的另一特点是不使用“变音”的办法也能构词、转化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这十分有利于汉语的学习。我们知道，拼音文字是用变音的办法构词和转化词性的，即基本词汇一般都来自母语的词根，通过添加词干、词尾或词首的方法，连缀拼音，构成意义确定的各种品词。以复合构词为主的汉字系统，无须“变音”就能构词、转换词性，这就保证了汉字不用改变字形照样可以标示汉语的不同词性。不仅如此，汉语只要通过变换词序与使用特定的附加助词（如的、地、得、着、了、过等等）以及变换声调等办法，就能简明精确地实现语法功能，达到表意清晰明确的目的。例如，“师爱生”改成“生爱师”，汉语根本不用改变语音，只要变换一下词序就能轻而易举地加以解决，这样也就无须改变书面词形了。可是在现代俄语里，就要通过变音的办法，当然也就要改变书面词形了。相比之下，这显然是汉语汉字的一大优点。著名英语语言学字叶斯伯森在《论英语单音节》一文中指出：“原来认为汉语是原始语言，落后语言，儿童语言。现在才知道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汉语仅用四百个音节作为基础，然后加以四声，最多不过一千六百左右。居然以这样少的单音节，颠来倒去，反复使用，就能完整无缺、毫无瑕疵地把意义表达得一清二楚。这是英语望尘莫及而又望洋兴叹的。也是英语语言学家所感到神秘莫测而又欣羡无量的。”[6]就教学而言，识字教学法的原则，主要应根据文字系统的结构特点。拼音文字要通过“变音”来构词、转换词性和实现语法功能，所以教学就强调“三不离”（即字不离词、词不离句、句不离文）的教学原则，否则就无法使学生弄明白作为主语用的“教师”与作为宾语用的“教师”为什么读音不同，书写不同。而汉字系统主要采用复合构词法，不用“变音”就能实现语法功能，自然不宜照搬“三不离”的教学原则。根据汉字系统结构的这一特点，尽快认识二千多高频度常用字很有必要，在教学识字时不排斥“三不离”的识字教学原则，而是要灵活运用。五、从汉字书写系统的结构看，书写有规律，形差度（形体差异度）高，这是汉字书写系统的重要特点。印欧语系字母仅30个左右，而汉字偏旁部首不下于500个。前者的字母是以单向线性排列组合成基本视读单位（词）的，而汉字却用上下、左右、内外三种基本位置排列组合成基本视读单位（字）。所以汉字的形差度大大高于拉丁—斯拉夫字母体系的文字。汉字形差度高这一结构特点，不仅字与字区分明显，个性突出，有助于学习记认，而且汉字极便于高速阅读。从视读方面来说，一般认为横排汉字在阅读上比拼音文字速度要快，是最优越的认知符号。“日本有关部门在建设高速公路时，曾做实验，结果表明：用汉字表记的语言是假名的1/10，是罗马字的1/20，换句话说，汉字的认知速度比日本的假名要快10倍，比罗马文字要快20倍。”[7]汉字的形体书写系统不仅有它的独特之处，而且也是有规律的。汉字的基本笔画只有五种，由基本笔画组成的一些部件也是有限的。所以学写汉字，入门比较难，当掌握了汉字的基本笔画和常用部件以后，再遇到新字就不难学了。关于解决汉字难写的问题，安子介先生建议，根据汉字的构字方法，可把汉字分成构字能力强的812个基本单字，56个部首和75个变体部件，在写字时进行“组装”，就能写出3800个不同的单字。关键是要编写好教材，激发兴趣，打好基础，科学指导，严格训练，就能化难为易，把字写好。各种文字都有各自的优缺点，都有各自不同的学习难点；要坚持两点论，反对片面性。我们论述汉字的结构特点，指出它的优点，并不是否定缺点，而是为了全面地认识汉字，扬长补短，化解难点，提高汉字教学的科学化水平。参考文献：[1]孙引南 安子介送给文盲一把致富的“金钥匙”[N] 农民日报 1994-05-15（1）[2][3]安子介 郭可教 汉字科学的新发展 [M] 香港 瑞福有限公司 1992[4]汉字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方向 [N] 光明日报 1999-05-14[5]田本娜 汉字教学的传承和创新 [J] 课程教材教法 2001-03-17[6][7]罗来栋 汉字系统的结构特点与识字教学 [J] 江西教育 1991-10-27
在汉字的科研和教学中常常涉及到“字际关系”这一术语，但关于什么是字际关系，它包含哪些方面的内涵，却很少有人进行系统论述。本文拟对汉字的形、音、义之间的关系做一番疏理，以便对字际关系有一清晰的认识。 字际关系，简而言之就是指汉字单个字符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要明确的是，汉字学上所讲的字际关系不是字与字之间的修饰或支配等关系，如“师生”中的“师”与“生”是并列关系，“中医”中的“中”与“医”是偏正关系，这种分析是以词为基本单位而进行的，这是属于语法分析的范畴。在汉字学上所说的字际关系是指字与字间在形、音、义方面的关系。众所周知，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一般有相同、同中有异、相异三种情况。字与字之间也是如此。 还要明确的一个概念是怎样算是一个字。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要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看。比如说：泪与是一个字，这是站在词本位的立场上说的，因为泪与都是记录了“眼泪”这样一个意义，所以它们是同一个字。而花1（植物的花朵）与花2（使用、耗费）是两个字，因为它们记录的是毫不相关的两个意义，所以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分列为两个词头。但从形体上看花1与花2是一个字。一般说来汉字学是以字形为本位的，但也兼顾意义，而用“字符”来表示仅仅从形体上区分汉字。 如果两个字在形音义上都毫无瓜葛，我们说它们相异，如“山”和“水”是两个完全相异的字。如果两个字形音义完全相同，我们说它们相同，如“大鱼吃小鱼”中的两个鱼字。如果两个字在形音义任一项上发生联系，我们称之为同中有异，如上举泪和；花1和花2。这么一分，相同、相异两种情况都显得比较单纯，而同中有异这一类显得非常复杂，因此这一类情况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实际上我们在科研和教学中所讨论的字际关系主要就是这一类。下面将形音义三者的同异关系及其文字学术语列举如下： 形同音义异：同形字； 音同形义异：同音字，通假字，假借字； 义同形音异：同义词，方言转语字； 音义同形异：异体字（异写字、异构字），繁简字，新旧字形，正俗字，古今字，同源字（分化字）； 音形同义异：同形字； 形义同音异：异读字（文读与白读）。 上所列6种情况，有些比较简单明了，有些则错综复杂。所列举的术语一般来说每一术语均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汉字。有些虽然是针对单个汉字，但隐含了与它相对应的另一个字。如异体字，隐含了正字或规范字这么一个对比概念。所以这些术语都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进行对比方能成立，没有对比则无所谓“同”或“异”。下面将逐一进行分析。 1，形同音义异 这类情况比较简单，只有同形字一种。同形字只是字形相同，而字义字音完全不同。如叶1（yè），表示植物的叶子；叶2（xié）表示声音和谐。树叶的叶原写作叶，简化后与叶2同形。又如：听1（tīng），听觉，原作听，听2（yǐn），笑貌。宁1（níng），安宁，宁2（zhù），古代宫室屏门之间。古原有桔1(jié)字，用于桔梗、桔槔等词，后人又造桔2(jú)字作为橘的简化字，二字同形。上面所说第5种情况也称同形字，但它们的音也相同，由于汉字在总体上同形字不多，所以不再分为两类，一并称为同形字。如胄1（后代），胄2（头盔），二字均读zhòu，但意义毫不相关，原本它们是不同的两个字。《说文解字·肉部》：“胄，胤（后代）也。”下面的月原来是肉的变体。后代犹如我们今天说亲骨肉，故从肉。《说文·郥部》：“胄，兜鍪（头盔）也。”下面的月原来是郥字，郥是帽的古字，头盔是戴在头上的，像帽子，故从郥。只是因为书写的便利，肉、郥都写成了月，使它们合而为一。 2，音同形义异 这一类包括同音字、假借字、通假字等。同音字即读音相同的字，如：一、衣、医均读yī，但它们的字形字义均不相同。汉字是表意文字，在语音上的区别度远远低于表音文字，同音字很多，有时会造成意义上的混淆，必须借助字形把它们区别开来。如“yīshēng都是好人”这个句子必须借助字形才能确切知道它的含义。假借字和通假字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借用一个在意义本不相关的字形来记录语言中某个意义。它们的区别在于，假借字是本无其字的借用，通假字是本有其字的借用。如作为代词和语气词的“其”最初没有造字，借用表示“簸箕”义的“其”来记录语言中的代词或语气词。那么“其”在表示虚词义时是假借字。假借字最初没有造字往往是因为某个意义比较抽象难以具体表示，典型的假借字如：来（一种麦子）、离（黄鹂）、我（武器名）、它（蛇）、东（布囊）、南（乐器）、万（蝎子）、也（女阴）、难（鸟名）、焉（鸟名）、不（花托）等。这些字很早就被借用，它们的本义反而不为人知了。通假字则是原来有一个字表示某个意义，但却因各种原因写了另一个字，简单地说就是早期文献中的错别字。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刘邦对项伯说：“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这里“倍”是“背”的通假字，表示背叛义。表示背叛的本字应是背，但却写了意义无关的倍字，所以倍是通假字。对通假字有的学者将其范围扩大，将假借字、古今字、同源字甚至异体字包括在内，我们认为在理论上是不妥的，但在操作上不妨略作变通，对初学者可以用通假字这一概念笼统地指称有相互通用关系的诸多类型的字。从严格意义上说通假字是很少的，现在一些解释通假字的工具书，所收词条洋洋大观，其实很多都是假借字、古今字和同源字。其中假借字与通假字的关系尤其难以理清，它们的借字和被借字在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由于上古材料的有限，我们不能清楚地判断在该文献产生时通用的这两个字是否都已产生，因为只有两字都产生，才能说二者通假，如只有一字，则无“通”可言，只是单纯的假借。如“蚤，早”。“早”字晚出，在上古文献如《尚书》《诗经》中只能借“蚤”为之。当时即使想写正字也不可能，因为“早”字还未产生。即使都已产生，我们也难判断是否是当时的人在沿用古例，如在汉朝“归”、“馈”二字无疑都已产生，但《汉书》中表示馈赠义仍作“归”，如《东方朔传》：“复赐酒一石，肉百斤，归遗细君。”但我们不认为“归”、“馈”是通假，因为有其他材料可证明馈字晚出，《汉书》只是沿用先秦经典的惯例。古今字、同源字是在意义上有联系的，下面将会谈到。 3，义同形音异 这一类包括同义字和方言转语字。同义字在这里主要指等义词，它们意义完全相同，但是字形字音不同，如父、爸。这些字是因为古今音变造成的。我们知道古无轻唇音，重唇音与轻唇音在现代出现分化，故产生父（轻唇音）、爸（重唇音）之别。方言转语字即由方言音转变的，如表示植物的量词“株”，在一些方言读为dōu，造了方言字“蔸”，形成方言转语字。 4，音义同形异 这一类所包含的内容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主要有：异体字（异写字、异构字），繁简字，新旧字形，正俗字，古今字，同源字（分化字），等等。其中有一些概念有交叉，下面将分别论及。 异体字是指音义完全相同，在使用上也完全相同的一组字。有时指这一组字与确定为正字的字相对应的字。王宁先生又将异体字分为异写字和异构字。异写字指两字构造相同，只是书写上的变异，如郓春，光是部分笔画为了书写便利而粘连；峰郩，棋郪，鹅是部件的位置不同。异构字指两字的构造不相同，如：棋郬，泪，岳，野，村，灾鄍郮，碗郰。它们在构件上甚至在造字方法上是不同的，但它们音义完全相同，在任何上下文都可互换而不影响文意。 繁简字是音义完全相同但笔画繁简不同的一组字。从理论上说繁简字也是一种异体字，比如在汉字自然发展过程出现的泪、岳、杰等几组字，可以看成异体字，由于笔画繁简不同，也不妨可以看成繁简字。但现在一般所说的繁简字是指建国后国家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并推行的《简化字总表》里的那些字，以及根据类推原则可以类推的一些字。如宝宝，标标，夺夺，刘刘。而泪、岳、杰等字收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则看成是异体字。实际上泪与尘尘在产生过程上看并无区别，但前者收在《一异表》称异体字，后者收在《简化字表》称繁简字，这是一种人为的区分，并不是它们本质上有什么区别。《简化字总表》中还将一些本无关的字简化为同一字形，造成一些对应上的混乱，如将发、郹均简化为发，后（皇后）、後（前後）均简为后，这是不科学的，但目前只能承认既成事实。 新旧字形是指在汉字流传当中，由于书写或印刷的需要，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使汉字形体发生细微的变化，一般不影响该字的整体外形。它们的音义是完全相同的，只是字形微殊。如吴吴，即郺，黄黄，亡郻，俞郼等，可以参看《新华字典》或《现代汉语词典》所附的“新旧字形对照表”。这些字在汉字整理中比较容易得到认同，故被研究者所忽视，今林仲湘、李义琳先生对新旧字形做了较深入全面的研究，可参看。[1](P70) 正俗字即正字和俗字。正字是指符合历代正字规范的字。古时的正字规范标准主要有《说文解字》及《干禄字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字学举隅》等正字书。当前的正字是指符合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汉字。俗字是指产生于民间，尚未被官方认可的字，正式的工具书中一般也不收录。中国传统文人一般有崇古心理，对新产生的字有所排斥，称为俗字，不用于正式文章中。士大夫对非经典中的文字甚至不敢下笔。据《邵氏闻见后录》载：“刘梦得作九日诗，欲用字，以五经中无之，辍不复为。”[2](P148)我们读《说文解字》也可看到很多地方徐铉加有按语“某字俗作某，非是。”不过徐铉认为“非是”的字，今天绝大多数都成了正字，如幌、袖、蚊、熨。俗字有两类，一类是新事物产生，需要给它们命名并赋予一定的书写形式，如上面的字；二是原字繁难人们用更加简易的字来替代它，如袖、蚊。也有一些是本字借为他用，故在原字上另加形符表示原义，如熨，暮。这是由汉字作为记录工具的本质决定了的，文字有区别率和经济率两个标准来支配它，在准确记录语言的前提下，它需要最简洁经济，因此文字要简化。在记录的准确清晰的要求下，它必需有一定的区别率，所以有一些必要的繁化。这些都是正常的，我们不应对俗字加以排斥。当今社会上仍在不断产生俗字，如以元代圆，以郿代餐，以咀代嘴，但我们并不急于把它们吸收到正字中来，这并不是保守，而是因为它们必需经过时间的检验，的确有生命力的字，会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吸收到正字中来。正俗字也是异体字的一种。 古今字、同源字、分化字这三个概念有交叉，但也有不同之处。古今字顾名思义它们产生有早晚之别，如取、昏、与、齐、莫是古字，娶、婚、欤、斋、暮是今字。这里所谓的“今”往往是指中古以前，中古以后产生的字常常被认为是俗字，带有一种贬斥的意味，而“今字”则没有贬低义。其实“今字”产生的机制与“俗字”是相似的，如取、莫加形旁为娶、暮，果、梁加形旁为、，只因为前者时间久远，人们已接受它们。而后者产生时间晚，便被斥为俗字罢了。 同源字指有共同意义来源的字，要理解这个概念，先要知道什么是同源词。王宁先生指出：“由一个根词直接或间接派生出来，因而具有音近义通关系的词叫同源词。”[3](P49)同源字即记录同源词的书写形式。同源词的产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往往有一段时期混用，然后分工才逐渐明朗，最后分化成功。如禽、擒。禽字古字形象用网猎取动物，当是表示擒拿的意思，而且被擒拿的对象也叫禽。所以禽字兼有了擒捉和禽兽二义。后来才由擒字分化了动词义，而禽只指被擒捉的对象，并且偏指鸟类而不含兽类了。 上文谈到的娶(取)，昏(婚)，擒(禽)等字，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将每一组的后一字看成前一字的分化字，因为它们分化了原字的一部分意义。但古今字不一定起到分化意义的作用，如鄀与菽，冂、鄀与鄃是古今字，但意义无别。清王筠在《说文释例》中将加了形旁后意义与原字无别的称为累增字，将加形旁后意义与原字有别的称为区别文，是很有道理的。同源字很多情况下并不通用，也不一定分化原字部分意义，如葫与壶，灌与鄅（灌祭）。同源字强调的是意义相通，而不管这些字在实际使用中是否可通用（当然有部分是可通用的）。古今字强调产生时间的先后，它们大多数意义有分化，但也有少部分无意义分化，增加表意部件只是增强汉字的表义性。分化字则强调是否出现意义分化。三者侧重点不同，故有联系又有区别。 5，形义同音异 这类字很少，我们称之为异读字，如嘏gǔ，又读jiǎ，意思均是福。shī,又读shāi，均指斟酒。一些字有文白二读，也是异读字。如薄bó，báo；剥bō，bāo。前者是传承下来的读书音，称文读；后者是口语音，称白读。不起区别意义作用的多个读音对语言文字来说是赘余，故应逐步清理。 准确认识汉字的字际关系，对语文教学、古籍整理、出版编辑等工作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通假字、假借字、古今字、同源字等概念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有必要进行清理，但由于篇幅所限，这些问题尚未能深入展开分析，只能将一些主要观点提出来以就教于方家。 [注 释] [1]林仲湘,李义琳新旧字形简论[A]汉字字形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 [2]（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M]北京:中华书局, [3]王宁训诂学原理[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参考文献] [1](汉)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教育出版社, [2]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 [3]语言文字规范手册[M]北京：语文出版社, [4]王宁汉字学概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