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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小康思想源说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于《诗·大雅·民劳》篇，首次诞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之咏后。据今二千五百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阐释“大同”、“小康”思想。孔子的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史影，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一个大同社会。经学家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作了如下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社会的原型实际上是根据夏代以前有关原始社会而构说的太平盛世，孔子通过对原始共产制社会的描叙，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丽画卷，从而，“大同”理想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憧憬的最高境界。同时，孔子在篇中又描写了小康社会的景象：“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里，虽然是专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小康社会作注，但古代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思辨由此而初立：其一，“小康”系“家天下”而非“天下为公”；其二，劳动成为个人谋利手段，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其三，百姓安宁的生活环境也许不再，然“小康”仍不失之为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礼”无处不在，有了“礼”就有了社会准则，就可以约束人心，就可以使君臣有规序，父子有亲情，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即使统治者背“礼”而行，也必将亡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小康社会是相对大同社会而言的，“小康”是与“大同”相对一种社会状态和理想。大同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天下为公，“大同”是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保障健全、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模式。虽然儒家之意大都在“大同”，志为最高纲领。但行事却在“小康”，即把“小康”作为实践目标。在《孟子·尽心上》中，我们见到了孟子“王道”理想中描绘的一个农户小康生活：“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还描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可以理解为虽不言富，但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理想归理想，行事归行事。一幅无名氏《圣迹图》，对主张“大同”、“小康”的孔子，为其政治主张的实现，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做了生动的描绘。到了宋代，洪迈还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渴望“然久困于穷，翼以小康”，强烈地表达了对脱贫奔小康的企盼。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用狐鬼故事讲述“小康之家”：“妻言：‘自汝去后，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又给一婢，为妾驱使。’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旧业云”。此出成为后人“小康之家”的俗谓。清末儒家学者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必然按照拨乱、小康、大同三个阶段的顺序而进化。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宣导者，他的小康哲学思想，是古老的“公羊三世”说。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由野蛮到文明，循序进化。他吸收近代西方的历史进化论，又融合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在戊戌变法以前，完成了他的新“三世”体系：即以《公羊》的“升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大同”。这虽然严重动摇了“天下变道亦不变”论，但幻想通过维新变法，先建设一个小康社会，渐次达到大同的理想无异于缘木求鱼。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三民主义，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这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儒家思想家主张的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条件，同样借助了几千年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传承的根基。最典型的论证是当年孙中山亦把他以“大同”学说为内涵的民生主义，称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郭沫若写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甚至记述了他先信儒家的“小康”与“大同”理论，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 中国历代思想家们，曾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设计，赋予它很多思想内涵。但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小康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儒家典籍孔学上描述的小康社会，也不过是人类社会刚刚迈入私有制时代的一个靠礼义等国家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维持秩序的社会。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普通百姓对于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向往。古往今来，“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述语在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逐步地向人们基本生活状态转移，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略有资产，足以自给之境”，“谓经济比较宽裕”、“经济较宽裕，可以不愁温饱”等等。中国人的“小康”情结就这样琥珀般地凝固在历史中。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既是祖国历代仁人志士持久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当代中国小康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小康社会的提法，符合历史传统，亲切而实在，易为国人理解接受。 二、中国现代小康之路发轫 泱泱大中华，长达50个世纪，原本也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史册。直至15世纪，中国仍居人类文明领先地位，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等人列举过古代中国发明创造的100个世界第一，说明现代文明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约有一半来自中国。除让世界惊羡不已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及活字印刷“四大发明”外，中国还有世界古代史上最发达最完善的农业耕作、灌溉体系和无以胜数的实用科技发明。一部古《易经》启迪了思想宇宙的群星璀璨。“易”由日月两个字组成，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日月经天，而大地生辉，万物繁茂，生命盛行。天人之学的《易经》是以阴阳二元哲学为其精髓，以察“变”、推“变”、把握“变”机，运筹“变”法为要义的经典。将近三千年后，德国的科学家莱布尼兹仍受到中国太极图的启示，从《易经》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数字二进制原理。这一原理，在20世纪发展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运算法则。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不可谓不辉煌。1800年，“康乾盛世”经济总量曾居世界第一，人口占世界1/3，制造业产业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那时一个景德镇的工业产值，就相当于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全部外贸出口额。然而，也正是此时，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已显露出来，闭关锁国的中国没有接住世界“工业革命”这一记传球，在清代后期败下阵来，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被迫签订了700多个不平等条约，被掠夺白银1000亿两，人均达200两，被夺去土地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法国。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中华民族带着如此的奇耻大辱进入20世纪。时代变迁，风雨沧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使中国人站立起来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出现在世界东方。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人——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伟大的思想家，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衍承中国“小康”之词，开始设计中国现代“小康”社会，这就是中国著名的现代小康之路之发轫。 当时，“文革”后不久的中国，迷惘中孕育着希望，希望中交织着迷惘，焦灼的中国大地，急盼着一场复苏的春雨。1979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见时征询道：“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没有接语，整整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开始发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小康思想的新论，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状态。”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不到一个月，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实事求是”地作了复述：“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我们发现竟有40多处提及“小康”一词：“小康状态”、“小康水平”、“小康的社会”、“小康的国家”。如同“实事求是”这个美妙的词语一样，“实事求是”本是史学家班固创见，本意是指做学问、办事情要持严谨态度。经邓小平赋予新的内涵，即变成解决中国现代重大问题哲学思辨的群典之首。邓小平此时的现代小康概念，已与过去的小康源说大不相同。这种小康社会，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天下为家”的农耕社会，不是以儒家文化中的礼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当然也非“大工”、“大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它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实现现代
不能。人毕竟总有贪欲，私心。。这种社会是不现实的，不可能实现
你丫太不厚道 老师布置的作文还叫人代写 是刘成的学生吧
大同社会思想的论文内容摘要：孔子晚年时期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情，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都是刘成的学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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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真心实践，写出真实感受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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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成，百度是找不到的，别瞎想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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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目要有创意，千万不要用别人的烂题目，没有一点新意，让别人一看就没兴趣，所以写题目一定要有新鲜感，让别人有阅读的欲望，当然题目一定要基于文章。 第二要有简洁力，题目最好控制在20字以内，论文题目应该从简洁出发，能准确地表达文章的意思，精炼地概括文章，它就是一个成功的论文题目。 第三题目一定要用肯定式，自己的题目自己要有信心要心中又是我，让人觉得笃定，值得可信。不然会以为你自己写的文章用了反问，有点把问题抛给读者的意味。还有，不要写“浅谈，浅忆，浅论”这些字眼，让人觉得你的论文没有深度。 第四别人用过的题目就不要再用了，有些人觉得别人的题目很有新意，这样非常不好，因为很容易被别人拿来对比。如果没有别人写的好，又有别人的文章珠玉在前，就安安分分地自己写题目，自己想论题，这样是最妥帖最保守的做法。 第五写论文题目，最忌词不达意，要准确地表达自己文章的核心论点。不要过大，过空，过泛，题文贴切，题要贴文，文要贴题。所以用词一定要准确，精炼。 (以上内容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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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是杯苦咖啡，而我偏爱甜，有幸得高人指点，到仙界一游，做一回真神仙，真不枉人生一场，美梦成真。 拂尘一摇，烦恼俗事随水流。好山好水任你尽逍遥。雾气层层--此乃缥缈仙境，各路名山大川齐聚一堂。"阴阳割昏晓"的泰山傲然独立，"古松奇绝"的黄山恰如雾中仙子，更有美妙的武陵源，落英缤纷，桃树蓊郁……我的视窗、我的内心，装满了美绝的风景，真如置身于与世隔绝的蓬莱仙境，不，不，是人间天堂。我啊！飞到泰山顶览天下，飞到黄山赏古松，飞去探访桃源人，啊！好开心哪！山水之乐，乐开怀。 有了好山好水，自有好诗人！神仙真好！李白正端酒杯，满饮而尽，我便一尝玉盘中的珍馐，听他抒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感慨；又见陶潜东篱采菊，我便一赏菊之芬芳，同他悠然见南山；路过琅琊山，又与欧阳公对弈，其棋艺高超，与民同乐之心深深感染了我，我亦其乐无穷……识豪杰诗人，此生无悔，我庆幸。 所谓博古亦要晓今，苦于无法一览世界，现今可展翅腾飞，知天下巨丽，不妨听我道来--蜿蜒的长城闻名中外，攀登之时，有种"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臆想；日本的樱花烂漫多情，如云如霞，牵动你粉红色的思绪；荷兰的风车一定会转动你的心，让你随他畅想万千世界，转动几番欢乐；奇特的蓝郁金香更是让你进入蓝色的梦幻天堂…… 魔法师的手杖是否真能变出一切呢？我神仙般的生活是我日思夜想的梦！我想通晓古今，博览世界。我愿穿越时空，像神仙活跃于每个朝代，见沧桑巨变，历史兴衰，…… 我要飞翔，我知道喝过苦咖啡，才能享受神仙般的生活--我理想中的生活。喝吧！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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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人毕竟总有贪欲，私心。。这种社会是不现实的，不可能实现
现在国人对孔子知道最多的是他的仁爱思想，对于孔子对社会的主张多数人的认识可以说是很不全面的。有的看了他的有关仁爱的言论，以为孔子主张仁政；有的看了他关于“礼义”的言论，以为孔子主张礼制；有的看了他的有关“忠絮”言论，以为孔子主张中庸之道。如果就其一个方面单独来看，这些看法都不错，但综合起来看我认为这些都不全面，也没有说到根本。其实孔子的社会主张是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实现“天下大同”。“天下大同”一词大家并不陌生，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是从孔子这里来的。 在《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意思是说，在实行“大道”的时代，天下都是公共的。人们做事都为天下公共利益着想，社会管理一定推举贤德和能干的人来主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讲求信用，保持和睦友善，所以大家不单是以自己的双亲为双亲，不单是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这样使老年人都能善终，壮年人都有事干，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长，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能得到抚养；男人都有分内的工作，女人都有如意的归宿。财物讨厌地把它扔在地上，而不一定收藏到自己家里；力气都恨它不是自己身上使出来的，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为了一己之私搞阴谋诡计和邪恶之事的人就没有了市场，就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害人的事。所以家家户户门户大开，不用关闭，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对孔子是十万分的敬服的。孔子描述的这样的社会你说理想不理想？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上个世纪末期，而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比马克思早了两千多年；或许在理论上马克思更科学、更系统、更完善，但所描述的美好情景孔子比马克思毫不逊色，他所提出的“天下为公”，是对这种理想社会最精辟而又最美妙的概括。他抓住了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根本，那就是人们的思想境界必须达到大公无私，“货恶其弃于地也”，奉献社会成为人们的心灵需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因此，社会不但公平公正，充满正义与友善，大家自觉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且充满了人间温情，决不“独亲其亲”、“独子其子”，男女老少、鳏寡孤独以至残疾人无不享受人间关爱，普天之下处处是亲人，处处有亲情。 为什么孔子这么重要的观点不被人们高度重视，大加宣传，从而一直知之甚少呢，这大概是其主张与历代统治者和贵族集团的利益有冲突而造成的吧。你想，一个“天下为公”，过去哪个统治者敢提出？一旦提出，他们的那些特权利益和财富如何保得住？要让天下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谁能做得到？社会一切都要“选贤与能”，那不就意味着那些世袭的皇帝和官员宝座随时都可能改朝换代了吗？我想，孔子关于仁爱、忠信、礼义、中庸之道的思想，也是基于当时封闭、专制社会条件下提出的一些思想改良的主张，试图以仁爱出发，由个人及于家庭，再及于社会，从而使社会多一分安宁，少一分悲伤。这些思想的提出也是了不起的，由于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可接受，社会推崇备至，因此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但是，这些思想到了统治者那里，常常会分割起来使用，百姓们相互仁爱这自然是好的，但对于统治者，他们更多地是要百姓尽忠，统治者即使再坏也要讲君臣礼义之道，而对于他自己是否讲了“仁、义、礼、智、信”，那是绝对不可能一视同仁的，因为他们把“忠君”摆在第一位。可见，这些统治者并不是真心推崇孔子，不过是把他的某些思想作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利用工具罢了。这大概是孔子万万没有想到的。 不过无论怎样说，孔子的思想光辉是无论如何也淹没不了的，尽管过去经常被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而刻意利用；尤其是他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和大同社会的理想，必将永远作为一盏明灯，点亮后人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幸福而不懈探索的激情。
因为社会生产力还达不到大同社会的要求：人人平等、有所需就有所供。现在社会生产力还达 不到说人人想要啥就有啥的地步；保守估计5000年以内都不可能达到因为达不到，所以生产力所产生的供一定小于社会所需；而人们为得到这个小配额的供，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追金钱、权利、各种资源。所以大同社会只是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并不现实。
这个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而首先是权力的公有。权力公有的口号是“天下为公”，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正义》虽然也承认“天下为公”首先是指最高统治的帝位，但从所举事例看，不全是《礼运》所说的大同，因为尧、舜虽然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但在思想上是把“天下”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的；而且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人的。《史记·五帝本纪》写道：“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舜与“大同”的区别在于：尧、舜的禅让是权宜性的，大同的选贤与能是制度化的；尧、舜是个人指定的，大同是“天下”选举的；尧、舜是终身制的，大同是非终身的。在大同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帝与王。 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 这个体制是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更是地方人的地方。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这里的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官举与民举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后儒却混淆了两者的界线，甚至有意改民举为官举。汉儒解释说：“选贤与能者，向明不私传天位，此明不世诸侯也。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也，黜四凶，举十六相之类是也。”汉儒虽然也以“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分别指中央和地方政权，但用的仍是尧、舜的典故。尧、舜一方面禅让帝位，一方面选贤与能，好事作尽，而民众却未与闻，因而其并不是大同世界本来意义上的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的性质一再改变，迨至隋唐，竟成了专指朝廷对士人的选拔，自《唐书》直至《明史》，均辟有《选举志》，记载历代的科举情况，选举与民众便彻底绝缘了。 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 信与睦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而“天下为公”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是大同世界人际关系总的概括。这个以“天下为公”为前提的人际关系同样遭到了后儒的窜改。《礼记正义》解释说：“讲信修睦者，讲，谈说也；信，不欺也；修，习；睦，亲也。此淳无欺，谈说辄有信也。故哀公问周丰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也。”通过《正义》的解释，“讲信修睦”仅是一种言说交往的表面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又是王化影响的结果，大同世界的本质被阉割了。 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 大同世界描绘的社会是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男有室，女有家，社会和谐，人民安堵。对这段最具实际意义的社会保障，后儒也是多有窜改的，如将社会保障制度解释为一种在君王影响下的社会风气。所谓“君既无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独亲己亲，子己子。”将人人有劳动权力的“壮有所用”解释为“不爱其力以奉幼”，将男有分解释为“无才者耕，有能者仕，各当其职”，而将“女有归”解释为“君上有道，不为失时，故有归也。”特别又从反面论证，有意无意地丑化妇女说：“若失时者，则《诗》卫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是也。”“男有分，女有归”，实际是指男女都有自己婚嫁的权力与机会，不至因战乱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成为旷夫怨女，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 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 在这里，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货弃于地是可耻的，货藏于己同样是可耻的。 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在这里，劳动已经成了人们高度自觉而又十分习惯的活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能劳不劳是可耻的，劳而不尽其力也是可耻的，劳动只为了自己同样是可耻的。正是人们这种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支撑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而大同世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切实可靠的社会保障又是这种劳动态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和谐优越的生存条件，人们回报社会以高度的自觉劳动，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又互相进。 而世外桃源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小村落，无争无息，和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大同社会有很大的区别。 编辑本段仅理想社会 大同社会是一种人们理想中的社会。综上所述，想要达到大同社会的要求最起码要达到以上的几点。大同社会是一个要求所有人的心都必须是无比纯洁的社会。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我们只能约束好自己，才能维护好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的是每个人都能推己及人，把奉养父母、抚育儿女的心意扩大到其他人身上，使全社会亲如一家。“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意思是对各种年龄段的人群都要做出合适的安排。又特别提到，对“矜、寡、孤、独、废疾者”这五种人要实行生活保障，更充分地体现了全社会的关爱。 （2）人人都能安居乐业。“有分”，就是有稳定的职业，能安心地工作；“有归”，就是男女婚配及时，有和乐的家庭。古代男耕女织，妇女在家也要从事蚕桑，这样才能丰衣足食。 以上两个方面主要是就物质生活说的。 （3）货尽其用，人尽其力。“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人们珍惜劳动产品，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不会将它据为己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在共同劳动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为耻，都能尽全力地工作，却没有“多得”的念头。这主要是就人们的思想观念说的，因为只有树公心、去私心，才能达到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的境界。 不过大同社会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人们的修养到达相当高的境界就可以实现大同社会。
这个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而首先是权力的公有。权力公有的口号是“天下为公”，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正义》虽然也承认“天下为公”首先是指最高统治的帝位，但从所举事例看，不全是《礼运》所说的大同，因为尧、舜虽然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但在思想上是把“天下”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的；而且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人的。《史记·五帝本纪》写道：“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舜与“大同”的区别在于：尧、舜的禅让是权宜性的，大同的选贤与能是制度化的；尧、舜是个人指定的，大同是“天下”选举的；尧、舜是终身制的，大同是非终身的。在大同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帝与王。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 这个体制是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更是地方人的地方。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这里的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官举与民举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后儒却混淆了两者的界线，甚至有意改民举为官举。汉儒解释说：“选贤与能者，向明不私传天位，此明不世诸侯也。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也，黜四凶，举十六相之类是也。”汉儒虽然也以“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分别指中央和地方政权，但用的仍是尧、舜的典故。尧、舜一方面禅让帝位，一方面选贤与能，好事作尽，而民众却未与闻，因而其并不是大同世界本来意义上的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的性质一再改变，迨至隋唐，竟成了专指朝廷对士人的选拔，自《唐书》直至《明史》，均辟有《选举志》，记载历代的科举情况，选举与民众便彻底绝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