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社会议论文

这个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而首先是权力的公有。权力公有的口号是“天下为公”，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正义》虽然也承认“天下为公”首先是指最高统治的帝位，但从所举事例看，不全是《礼运》所说的大同，因为尧、舜虽然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但在思想上是把“天下”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的；而且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人的。《史记·五帝本纪》写道：“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舜与“大同”的区别在于：尧、舜的禅让是权宜性的，大同的选贤与能是制度化的；尧、舜是个人指定的，大同是“天下”选举的；尧、舜是终身制的，大同是非终身的。在大同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帝与王。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　　这个体制是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更是地方人的地方。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这里的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官举与民举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后儒却混淆了两者的界线，甚至有意改民举为官举。汉儒解释说：“选贤与能者，向明不私传天位，此明不世诸侯也。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也，黜四凶，举十六相之类是也。”汉儒虽然也以“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分别指中央和地方政权，但用的仍是尧、舜的典故。尧、舜一方面禅让帝位，一方面选贤与能，好事作尽，而民众却未与闻，因而其并不是大同世界本来意义上的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的性质一再改变，迨至隋唐，竟成了专指朝廷对士人的选拔，自《唐书》直至《明史》，均辟有《选举志》，记载历代的科举情况，选举与民众便彻底绝缘了。

学术会议录用了的论文会为了探讨和掌握论文的写作规律和特点，需要对论文进行分类。由于论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论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按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论文分为理论性论文、实验性论文、描述性论文和设计性论文。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论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专题型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论辩型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在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能否在期刊上发表得看两样东西：第一、在学术会议发表的论文是否收录进举办单位编撰的会议论文集（正式出版社 出版发行的论文集也是发表的一种形式）；比如鄙人的“农民产权与农民人权”，在广州的第三届三农论坛上做过大会发言后并收录进正式出版社出版的会议论文集，就不能再投稿给杂志社了。第二、如果没有正式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那么，论文可以投稿到杂志社，但必须写清楚该文的这段学术会议的“发表”“经历”，杂志社将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是否采用，一般杂志社欢迎这样的文章，但也有的杂志社拒绝这样的稿件，不能一概而论。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论文

这个全民公有的社会制度，包括权力公有和财物公有，而首先是权力的公有。权力公有的口号是“天下为公”，具体措施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管理社会的是被选举出来的贤能，而选举贤能的权力在于“天下”，也就是全社会的民众，所以说权力公有。其所以要明确权力公有，是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权力可以改变一切，也可以攫取一切。只有取消权力的个人垄断，才能保证社会的其他方面不受垄断；只有坚持权力的公有，才能保证社会其他方面的公有。所以“天下为公”的口号其性质是与王权根本对立的，是反王权的。《礼记正义》解释说：“天下为公，谓天子位也，为公谓揖让而授圣德，不私传子孙，即废朱、均而用舜、禹也。”《正义》是以大同为五章故事的，所以举出尧不以帝位传其子丹朱而传给舜，舜又不传其商均而传禹的事例以资证明。《正义》虽然也承认“天下为公”首先是指最高统治的帝位，但从所举事例看，不全是《礼运》所说的大同，因为尧、舜虽然没有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但在思想上是把“天下”作为私有物来“禅让”的；而且又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让人的。《史记·五帝本纪》写道：“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尧、舜与“大同”的区别在于：尧、舜的禅让是权宜性的，大同的选贤与能是制度化的；尧、舜是个人指定的，大同是“天下”选举的；尧、舜是终身制的，大同是非终身的。在大同世界里，就根本不存在帝与王。　　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　　这个体制是包括中央与地方的。天下既然是天下人的天下，地方更是地方人的地方。地方事务由地方民众选举贤能之士负责管理。这里的选举指的是民举，而不是官举，官举与民举的性质是不同的，但后儒却混淆了两者的界线，甚至有意改民举为官举。汉儒解释说：“选贤与能者，向明不私传天位，此明不世诸侯也。国不传世，唯选贤与能也，黜四凶，举十六相之类是也。”汉儒虽然也以“天下为公”和“选贤与能”，分别指中央和地方政权，但用的仍是尧、舜的典故。尧、舜一方面禅让帝位，一方面选贤与能，好事作尽，而民众却未与闻，因而其并不是大同世界本来意义上的选举。随着时间的推移，选举的性质一再改变，迨至隋唐，竟成了专指朝廷对士人的选拔，自《唐书》直至《明史》，均辟有《选举志》，记载历代的科举情况，选举与民众便彻底绝缘了。　　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　　信与睦是良好人际关系的核心，而“天下为公”才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天下为公”，人人是社会的一员，社会有每人的一份，衣食有着，地位平等，无胁迫的可能，无依附的必要，是大同世界人际关系总的概括。这个以“天下为公”为前提的人际关系同样遭到了后儒的窜改。《礼记正义》解释说：“讲信修睦者，讲，谈说也；信，不欺也；修，习；睦，亲也。此淳无欺，谈说辄有信也。故哀公问周丰云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也。”通过《正义》的解释，“讲信修睦”仅是一种言说交往的表面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又是王化影响的结果，大同世界的本质被阉割了。　　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　　大同世界描绘的社会是人人敬老，人人爱幼，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在这里，人们视他人父母如自己父母，视他人子女如自己子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任何人都能得到社会的关怀，任何人都主动关心社会。男有室，女有家，社会和谐，人民安堵。对这段最具实际意义的社会保障，后儒也是多有窜改的，如将社会保障制度解释为一种在君王影响下的社会风气。所谓“君既无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独亲己亲，子己子。”将人人有劳动权力的“壮有所用”解释为“不爱其力以奉幼”，将男有分解释为“无才者耕，有能者仕，各当其职”，而将“女有归”解释为“君上有道，不为失时，故有归也。”特别又从反面论证，有意无意地丑化妇女说：“若失时者，则《诗》卫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是也。”“男有分，女有归”，实际是指男女都有自己婚嫁的权力与机会，不至因战乱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而成为旷夫怨女，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保障。　　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　　在这里，人们有高度的责任心，对社会财富十分珍惜，憎恶一切浪费现象，也反对任何自私自利的行为。“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货弃于地是可耻的，货藏于己同样是可耻的。　　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　　在这里，劳动已经成了人们高度自觉而又十分习惯的活动。“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能劳不劳是可耻的，劳而不尽其力也是可耻的，劳动只为了自己同样是可耻的。正是人们这种不计报酬、高度自觉的劳动态度支撑了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而大同世界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切实可靠的社会保障又是这种劳动态度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和谐优越的生存条件，人们回报社会以高度的自觉劳动，二者互为条件，互为因果，而又互相进。 　　而世外桃源是陶渊明笔下的一个小村落，无争无息，和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大同社会有很大的区别。　　编辑本段仅理想社会　　大同社会是一种人们理想中的社会。综上所述，想要达到大同社会的要求最起码要达到以上的几点。大同社会是一个要求所有人的心都必须是无比纯洁的社会。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的生活，我们只能约束好自己，才能维护好这个社会，这个世界。 　　“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 　　“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人人都能受到全社会的关爱。“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说的是每个人都能推己及人，把奉养父母、抚育儿女的心意扩大到其他人身上，使全社会亲如一家。“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意思是对各种年龄段的人群都要做出合适的安排。又特别提到，对“矜、寡、孤、独、废疾者”这五种人要实行生活保障，更充分地体现了全社会的关爱。 　　（2）人人都能安居乐业。“有分”，就是有稳定的职业，能安心地工作；“有归”，就是男女婚配及时，有和乐的家庭。古代男耕女织，妇女在家也要从事蚕桑，这样才能丰衣足食。 以上两个方面主要是就物质生活说的。 　　（3）货尽其用，人尽其力。“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这是说人们珍惜劳动产品，但毫无自私自利之心，不会将它据为己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是说人们在共同劳动中以不出力或少出力为耻，都能尽全力地工作，却没有“多得”的念头。这主要是就人们的思想观念说的，因为只有树公心、去私心，才能达到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的境界。 不过大同社会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　人们的修养到达相当高的境界就可以实现大同社会。

因为社会生产力还达不到大同社会的要求：人人平等、有所需就有所供。现在社会生产力还达 不到说人人想要啥就有啥的地步；保守估计5000年以内都不可能达到因为达不到，所以生产力所产生的供一定小于社会所需；而人们为得到这个小配额的供，就会不惜一切代价的追金钱、权利、各种资源。所以大同社会只是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并不现实。

现在国人对孔子知道最多的是他的仁爱思想，对于孔子对社会的主张多数人的认识可以说是很不全面的。有的看了他的有关仁爱的言论，以为孔子主张仁政；有的看了他关于“礼义”的言论，以为孔子主张礼制；有的看了他的有关“忠絮”言论，以为孔子主张中庸之道。如果就其一个方面单独来看，这些看法都不错，但综合起来看我认为这些都不全面，也没有说到根本。其实孔子的社会主张是要建立一个大同世界，实现“天下大同”。“天下大同”一词大家并不陌生，但多数人并不知道是从孔子这里来的。 在《礼记》“礼运”篇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为大同。” 意思是说，在实行“大道”的时代，天下都是公共的。人们做事都为天下公共利益着想，社会管理一定推举贤德和能干的人来主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讲求信用，保持和睦友善，所以大家不单是以自己的双亲为双亲，不单是以自己的子女为子女；这样使老年人都能善终，壮年人都有事干，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长，鳏、寡、孤、独和残疾人都能得到抚养；男人都有分内的工作，女人都有如意的归宿。财物讨厌地把它扔在地上，而不一定收藏到自己家里；力气都恨它不是自己身上使出来的，但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因此，为了一己之私搞阴谋诡计和邪恶之事的人就没有了市场，就不会发生盗窃、造反、害人的事。所以家家户户门户大开，不用关闭，这就叫做“大同”社会。 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对孔子是十万分的敬服的。孔子描述的这样的社会你说理想不理想？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是上个世纪末期，而孔子提出的大同社会比马克思早了两千多年；或许在理论上马克思更科学、更系统、更完善，但所描述的美好情景孔子比马克思毫不逊色，他所提出的“天下为公”，是对这种理想社会最精辟而又最美妙的概括。他抓住了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根本，那就是人们的思想境界必须达到大公无私，“货恶其弃于地也”，奉献社会成为人们的心灵需求，“力恶其不出于身也”；因此，社会不但公平公正，充满正义与友善，大家自觉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而且充满了人间温情，决不“独亲其亲”、“独子其子”，男女老少、鳏寡孤独以至残疾人无不享受人间关爱，普天之下处处是亲人，处处有亲情。 为什么孔子这么重要的观点不被人们高度重视，大加宣传，从而一直知之甚少呢，这大概是其主张与历代统治者和贵族集团的利益有冲突而造成的吧。你想，一个“天下为公”，过去哪个统治者敢提出？一旦提出，他们的那些特权利益和财富如何保得住？要让天下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谁能做得到？社会一切都要“选贤与能”，那不就意味着那些世袭的皇帝和官员宝座随时都可能改朝换代了吗？我想，孔子关于仁爱、忠信、礼义、中庸之道的思想，也是基于当时封闭、专制社会条件下提出的一些思想改良的主张，试图以仁爱出发，由个人及于家庭，再及于社会，从而使社会多一分安宁，少一分悲伤。这些思想的提出也是了不起的，由于上至天子、下至黎民百姓都可接受，社会推崇备至，因此影响了中国几千年。但是，这些思想到了统治者那里，常常会分割起来使用，百姓们相互仁爱这自然是好的，但对于统治者，他们更多地是要百姓尽忠，统治者即使再坏也要讲君臣礼义之道，而对于他自己是否讲了“仁、义、礼、智、信”，那是绝对不可能一视同仁的，因为他们把“忠君”摆在第一位。可见，这些统治者并不是真心推崇孔子，不过是把他的某些思想作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利用工具罢了。这大概是孔子万万没有想到的。 不过无论怎样说，孔子的思想光辉是无论如何也淹没不了的，尽管过去经常被统治者为了一己之私而刻意利用；尤其是他的天下为公的思想和大同社会的理想，必将永远作为一盏明灯，点亮后人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幸福而不懈探索的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