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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某杂志总编辑张路等一行四人到我校问交流。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孔一鸣，学校相关单位有关同志及专家学者出席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上，张路简要介绍了杂志社报刊的有关情况，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我校有关专家学者的沟通和联系，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办报办刊的质量，为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孔校长代表学校，对张路一行来学校表示热烈欢迎，祝愿双方在今后能更好开展合作交流，促进学校科研水平的提升。 会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学校科研情况，与会的专家学者分别就各自研究的科研项目、研究的方向及相关学科的前沿学术问题与来宾们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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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杂志不错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管主办的一本省一级期刊，文章全文收录中国知网（优先出版期刊）这个杂志现在在济南设立了组稿中心，你可以把文章整理好联系杨编辑(1557659196）这个杂志审核比较快，出刊也挺及时的！她QQ白天都在线，联系很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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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并主办的综合性社会科学期刊，1980年1月创刊，系双月刊。主要发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新和最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创刊以来，《中国社会科学》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重大现实问题;坚持刊物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同步，所发表的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对繁荣和发展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对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展示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及学术成果的水平，促进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在不同时期不断推出新人新作，成为当代我国培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学术带头人的摇篮。经过20多年办刊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形成了实事求是、严谨平实的独特风格。《中国社会科学》倡导学术问题的自由讨论，鼓励学术创新，注重学术规范。在编辑工作中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依靠严格的审稿制度保证刊物的学术水平。创刊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被学界誉为我国最高水平的综合类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据已有的期刊评价体系的测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名列同类期刊首位，其一流学术地位也为专家评价所认同。《中国社会科学》荣获首届国家期刊奖，并连续两次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百种全国重点社科期刊。
田居俭，1934年12月生，吉林双辽人。1959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76年1月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曾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1992年2月调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任第一研究室主任兼《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田居俭，1934年12月生，吉林双辽人。1959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76年1月调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工作，曾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1992年2月调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任第一研究室主任兼《当代中国史研究》主编，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近日，某杂志总编辑张路等一行四人到我校问交流。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孔一鸣，学校相关单位有关同志及专家学者出席交流座谈会。 座谈会上，张路简要介绍了杂志社报刊的有关情况，并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我校有关专家学者的沟通和联系，提升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办报办刊的质量，为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发展和繁荣作出积极的贡献。孔校长代表学校，对张路一行来学校表示热烈欢迎，祝愿双方在今后能更好开展合作交流，促进学校科研水平的提升。 会上，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了学校科研情况，与会的专家学者分别就各自研究的科研项目、研究的方向及相关学科的前沿学术问题与来宾们进行了交流。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间，受韦伯教授夫妇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响很深。同时最喜欢肖伯纳和威尔斯这两位作家。他们都是费边社社员，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他们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研究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韦伯对于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韦伯夫人还在1912年新创了一个“费边调查部”，从事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他们针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当时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陶孟和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改革社会非常重要。1912年，他在伦敦时，即与同学梁宇皋大量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此书是陶孟和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一部著作。当时陶孟和才27岁。但此书表明了他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卓有识见的学者。1913年回国后，陶孟和就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他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一文中曾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这个宏愿终于在1926年开始实现了。2月间，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愿捐赠专款三年，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孟和主其事。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孟和即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经过三年，完成了三部著作，即：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1927）；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此外，在陶孟和的指导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这些工作的完成，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29年，经过陶孟和的多方努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意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改名为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社会调查所成立后，开展研究的科目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共10类。有研究员12人，研究生10人。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工人生活费统计、近代经济史等是重点。农业经济的主要调查研究工作有：（1）河北、山东棉花贩运调查；（2）河北深泽县农村经济调查；（3）河北清苑县农村经济调查；（4）定县集市调查；（5）安国县药材市场调查；（6）华北粮食生产、运销、消费调查。工业经济的主要工作有：（1）编辑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如“铁、煤及石油”、交通业等；（2）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先从轻工业棉纺织业开始。劳动问题方面的项目最多，这与从1926年起开始此项工作有关。计有：（1）续编《第二次全国劳动年鉴》；（2）《国际劳工组织》；（3）河北及平津劳资争议之研究；（4）塘沽工厂工人调查；（5）上海工人家计调查；（6）华北铁路工人工资调查；（7）天津面粉工人工资调查；（8）华北纺织工人工资调查；（9）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工资调查。人口问题方面，主要是整理和研究近代中外人士对于中国人口的估计和研究各省人口统计。统计方面，主要是编制《北平生活费指数》和《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生活指数），编著《指数公式总论》等。近代经济史方面，主要是利用故宫文献档案资料，系统地研究过去200年来经济发展状况。以上这些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提出的课题。陶孟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学术上继续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将社会调查所的当时工作推到国际上去，1931年陶孟和与林颂河撰写了“Industry and Labour in China”《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提交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会议。同年，陶孟和又撰写了“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Chinese Workers”《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以后此项国际学术交流，继续不断，于是使社会调查所的成就蜚声海外。1930年初，社会调查所创刊了《社会科学杂志》，主编是陶孟和与曾炳钧。这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创举。该所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编是陶孟和与汤象龙。这也是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最早刊物。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1月改称“社会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抗日战争期间，研究所几经转移，终至1940年秋在四川南溪李庄安顿下来。此时研究人员虽然不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陶孟和以身作则的带领下，仍然作出了几项受到有关方面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因为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他提出应该早日进行研究，将为以后抗战胜利和谈判赔偿问题时提供资料准备。这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放弃了赔款要求，但在谈判时仍证明这项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从1914年至1949年，陶孟和除了领导组织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以外，自己也亲身参加了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曾先后在北平、天津、江宁、兰溪等县、市从事社会调查，后又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若干县、市进行专题调查。编著有《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国社会之研究》、《欧洲和议后之经济》、《中国劳工生活程度》、《社会与教育》、《公民教育》、《社会问题》、《中国之县地方财政》、《孟和文存》等。他在社会所时，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年青人员，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等，经过积极的培养，都成为经济学界的学术带头人。自1935年起，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
鲍曼于1925年出生在波兰西部波兹南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这个家庭承受着贫穷和反犹太的痛苦，这些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都为鲍曼提供了直接的思考对象。1939年，二战爆发，鲍曼全家逃亡苏联。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在苏联的波兰军队，战后，鲍曼升为上尉，不久又被升为上校，就是在这个时期，鲍曼开始攻读社会学的学位，师从波兰当时的知名学者奥索夫斯基和霍施菲尔德。这时的鲍曼可谓仕途一片光明，但他没有料到，在1953年的反犹太清洗中，他成了牺牲品，被突然撤消职务他是一个热忱的共产主义者，他被共产主义的承诺强烈吸引着，他愿意作一个为崇高事业奋斗的战士。鲍曼经历了希望，也饱尝了失望。从军队下来后，鲍曼就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他于1954年起在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50年代末去伦敦经济学院呆了一年，1961年，升为助理教授，并担任波兰最有名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会的主任；1966年，鲍曼担选波兰社会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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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第5页 格尔茨是借用韦伯说的话然后国人都是引用格尔茨的观点韦伯原话是怎样的似乎无人考据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原文：这种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是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后果之一，路德在其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甚至可以说是老生常谈。这种观点包含了世俗与宗教两个方面。它没有巴斯噶沉思中对一切世俗活动的刻骨仇恨。巴斯噶深信，全部世俗活动只能被理解为无价值的或者是狡诈的低级表现形式。并且，这种态度同耶稣会士为了功利而与世俗妥协的自由态度相去更远。但是，新教的这一成就的具体意义究竟是什么，人是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对此人们没有清楚的理解，而只有模糊的感觉。此文出自德国·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扩展资料创作背景：韦伯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写了大量的文章，但在1898年到1902年底之间，他没有发表任何文章，最终在1903年秋辞去了他的教授职位。从这所学校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后，韦伯和他的同事维尔纳·松巴特（社会学和社会福利档案）在同一年创办了社会学期刊《社会学与社会福利档案》（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担任该杂志的副主编。1904年，韦伯开始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他的一些最重要的文章，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初分两部分发表于《社会科学与社会政治文献杂志》第7卷和第11卷。它于1920年作为《宗教社会学论文集》的第一部分重新出版。在新版中，韦伯做了很多修改，在注释中增加了很多新的材料，并回应了各种批评。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陶孟和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期间，受韦伯教授夫妇和哈蒲浩士教授的影响很深。同时最喜欢肖伯纳和威尔斯这两位作家。他们都是费边社社员，在英国从事社会改良主义运动。他们认为进行社会改革必须研究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韦伯对于劳工、失业、贫困、老年人等问题，做了很多调查，并从立法上对工时、养老金、工会组织等问题，提出了很多建议。韦伯夫人还在1912年新创了一个“费边调查部”，从事工业管理等问题的调查。他们针对英国资本主义的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对当时英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陶孟和对这些非常感兴趣，认识到研究社会问题对改革社会非常重要。1912年，他在伦敦时，即与同学梁宇皋大量搜集资料，用英文编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此书是陶孟和论述我国社会组织和社会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也是我国研究社会学的最早一部著作。当时陶孟和才27岁。但此书表明了他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卓有识见的学者。1913年回国后，陶孟和就立志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他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一文中曾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这个宏愿终于在1926年开始实现了。2月间，陶孟和提出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愿捐赠专款三年，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孟和主其事。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孟和即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经过三年，完成了三部著作，即：樊弘的《社会调查方法》（1927）；陶孟和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1928）；李景汉的《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1929）。此外，在陶孟和的指导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1928）。这些工作的完成，为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29年，经过陶孟和的多方努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同意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改名为社会调查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机构之一。社会调查所成立后，开展研究的科目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共10类。有研究员12人，研究生10人。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工人生活费统计、近代经济史等是重点。农业经济的主要调查研究工作有：（1）河北、山东棉花贩运调查；（2）河北深泽县农村经济调查；（3）河北清苑县农村经济调查；（4）定县集市调查；（5）安国县药材市场调查；（6）华北粮食生产、运销、消费调查。工业经济的主要工作有：（1）编辑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如“铁、煤及石油”、交通业等；（2）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先从轻工业棉纺织业开始。劳动问题方面的项目最多，这与从1926年起开始此项工作有关。计有：（1）续编《第二次全国劳动年鉴》；（2）《国际劳工组织》；（3）河北及平津劳资争议之研究；（4）塘沽工厂工人调查；（5）上海工人家计调查；（6）华北铁路工人工资调查；（7）天津面粉工人工资调查；（8）华北纺织工人工资调查；（9）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工资调查。人口问题方面，主要是整理和研究近代中外人士对于中国人口的估计和研究各省人口统计。统计方面，主要是编制《北平生活费指数》和《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生活指数），编著《指数公式总论》等。近代经济史方面，主要是利用故宫文献档案资料，系统地研究过去200年来经济发展状况。以上这些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提出的课题。陶孟和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学术上继续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为了将社会调查所的当时工作推到国际上去，1931年陶孟和与林颂河撰写了“Industry and Labour in China”《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提交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社会经济会议。同年，陶孟和又撰写了“Standard of Living among Chinese Workers”《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送交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会议。以后此项国际学术交流，继续不断，于是使社会调查所的成就蜚声海外。1930年初，社会调查所创刊了《社会科学杂志》，主编是陶孟和与曾炳钧。这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创举。该所还创办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编是陶孟和与汤象龙。这也是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最早刊物。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1月改称“社会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抗日战争期间，研究所几经转移，终至1940年秋在四川南溪李庄安顿下来。此时研究人员虽然不多，条件十分艰苦，但在陶孟和以身作则的带领下，仍然作出了几项受到有关方面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中之一是《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因为陶孟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他提出应该早日进行研究，将为以后抗战胜利和谈判赔偿问题时提供资料准备。这是一项很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七十年代初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过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放弃了赔款要求，但在谈判时仍证明这项研究工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从1914年至1949年，陶孟和除了领导组织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以外，自己也亲身参加了社会调查研究工作，曾先后在北平、天津、江宁、兰溪等县、市从事社会调查，后又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南、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若干县、市进行专题调查。编著有《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国社会之研究》、《欧洲和议后之经济》、《中国劳工生活程度》、《社会与教育》、《公民教育》、《社会问题》、《中国之县地方财政》、《孟和文存》等。他在社会所时，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年青人员，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等，经过积极的培养，都成为经济学界的学术带头人。自1935年起，陶孟和被聘任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的评议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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