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为什么说中国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一般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的学者都承认一点，就是：西方哲学有严密的逻辑关系；中国哲学则重视受用与人生实践。西方哲学家的努力在于构建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思想系统；中国哲学家最关心的是心身性命之学，他们讲“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一”不是一个逻辑体系，而是一个中心思想。所以门人追问这“一”是什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思是说这“一”是很简单的。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这里的“知”是思考，也是体验。苏格拉底的对话录启开了西方哲学的概念分析和逻辑推理；孔子的对话录（《论语》）启开了中国哲学“无头柄的说话”（陆象山语）的警句思想。中国哲学家的最后目的是在思想上省悟贯通之后，还要回到实践的生活之中。中国哲学的努力也求建造一个在观念上说得圆融的体系，但最后不是走入观念世界，达到绝对精神，进入天国，达到神，而是要从抽象观念中归还日用实际。“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所求的最高境界是超世间而即世间的。”（冯友兰《新原道》）借用《中庸》的话便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从抽象思维回归到形象世界的第一境可以说就是书法。书法的素材是文字，也就是抽象思维运用的符号。绘画用的素材已是实际世界的形形色色，事事物物。书法用的是符号，但是在这里，符号取得了具体事物的特点。也就是有了个性。就符号说，你写的“天”字和我写的“天”字是同一符号，并无区别。但是从形象上来看，从书法角度来看，你写的“天”字和我写的“天”字不同，我刚才写的“天”字和此刻写的“天”字也不同。每一个“天”字是独特的，是唯一的，即使分别很微，但是这一个平稳，那一个险劲；这一个有力，那一个婉约，各有不同的意味，绝不能互换。书法处在抽象思维和具体世界之间。概念符号投胎于实体，我们可以评议字的“骨、肉、血、气”，它们并不摹拟任何实物, 它们只是点线、竖横??的结构，然而它们是活泼的、有生命，有灵魂。面对一个擘窠大字的“天”，我们会联想到“天道”、“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法天”、“天何言哉？”等等哲学语句，但是它并不嵌定在任何一个命题之中。它只含混地蕴藏这许多一样。它的存在价值更在于它是纵横开张的四笔，巍然独立，“同自然之妙用”（孙过庭《书谱序》），而以黑白虚实的造型效果动人心魂。? 欣赏中国对联时的审美心理，最能说明书法与哲学的关联。当我们徘徊在主人厅堂里，环视壁上悬着的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阅历知书味，艰难识世情”、“万树梅花一潭水，四时烟雨半山云”……我们沉浸于一种生命的格调韵味，我们低吟玩味的同时，是哲学，是诗境，也是书法。? 书法代表中国人的哲学活动从思维世界回归到实际世界的第一境，它还代表摆脱此实际世界的最后一境。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后，把音乐、绘画、诗文、戏剧诸艺都弃置，只不废书法，在斋戒期间，以书法为日课。书法是一“艺”，所以可以悠游其中。孔子所谓：“志于道……游于艺。”把书法和修行联系起来，则修行不是苦修，仍然有生活，而这生活是最减化的、最恬淡的、最纯净的生活。?? 慷慨就义的烈士往往留下绝命书或血书，然后告别这个世界。黄道周被清廷处死之日，对老仆说：“有人求书，予已许之，不可不果相关书籍。”据记载，黄道周“初作小楷，次以行书，其幅甚长，以大字足之，加印章，始出……遂坐就刑。”（傅抱石《明末民族艺人传》）在此极限的时刻，除了书法，更能用什么方式表现满腔义愤呢？画一株松树吗？? 国内老年人退休之后，很多去参加书法学习班。我也听到不少年轻朋友说，将来老了，退休了，要每天写字练书法。这愿望可以说是很奇怪、很神秘的。他们自己怕也说不清楚。但是他们觉得很自然，很正常，这是人生最后的寄托。这和西方老人每天弹一两小时钢琴相似。他们不再追求名利。只在日课中求得身心的健康。一方面保持指腕的灵活，头脑的敏锐；一方面通过巴哈、贝多芬的音乐得到精神的陶冶和升华。生命最后的时日，能够在这里得到心灵的安慰和愉悦，能不说是文化核心的核心吗？?
身材
要选一字讲艺术精神的话我也选“情”。但你问的是中国，中国人传统最忌情、最尚“忘情”，奇怪……所以唯有“道”了。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中庸之道，如果非要找共性的话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但是很多古代艺术大师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儒家的中庸，修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在他看来，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是所谓"子学时代"，这是个思想自由解放的时代。而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思想界便日渐形成了定于一尊的正统思想观念和依经立论的思想方法。冯友兰先生相信此后两千多年中，不仅儒家，其他如道家佛家等哲学流派，也同样是依经立论，依据现成的经典进行思维和判断。引申开来讲，直到现代的思想界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经学色彩。 这种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划分，看起来似乎有点简单，但一般说来同人们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认识是吻合的。可以说自汉代以来，文人们对圣人和经典的权威地位的无条件尊崇便成为传统。因此用"经学时代"来概括两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应当说大致上是不错的。但与传统的经学联系密切的文学是否也可以这样概括呢?人们往往认为当然也可以。自儒家提出孔子删《诗》之说和把《诗》列入"六经"之伦，《诗经》便在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有时甚至是无上的位置。现代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时，也总是把孔子谈论《诗经》时所说的"兴、观、群、怨"等观点和《尚书》等经典中的"诗言志"等说法作为中国诗学的早期经典，甚至如朱自清先生所说"开山的纲领"看待。按照这样的理解，中国的传统诗学当然也同其他学术一样属于"经学"传统。 如果用这种关于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认识来解释传统经学中关于文学的观念，显然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说这样的观念也是中国早期诗学的观念，还不是十分有说服力。事实上，在经学兴起并以伦理教化的观念解释《诗经》的汉代，诗歌的创作与接受活动并非都是以伦理教化为主。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勾勒诗歌发展史时指出，汉代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也有"匡谏之义，继轨周人"的继承《诗经》传统的作品，但总的说来，从意图、趣味到形式却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从"雅润"到"清丽"，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再到"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尽管每一代文人都在谈论《诗经》的伦理或政治教化意义，但一代代的诗歌创作却是"华实异用，惟才所安"，依作者的兴趣与才华而转移。关于诗歌创作追求的演变，钟嵘是这样说的："夫四言文约意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邪?"[注解：〖ZK(〗钟嵘：《诗品序》，《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他所描绘的诗歌创作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从《风》即《诗经》的传统蜕变出来的过程。这种蜕变的动机与教化无关，只是为了"指事造形，穷情写物"，为了使诗歌有"滋味"而已。 从刘勰和钟嵘的说法来看，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是从四言转变到五言、从"雅润"转变到"清丽"、从"取效风骚"转变到"有滋味"，而这个过程显然与以教化为中心的观念相去甚远。这种差别说明，在两汉时期人们的心目中，《诗经》与一般的诗歌具有不同的性质：前者已成为儒家的经典，因而关于《诗经》的认识基本上属于经学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诗学。而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与欣赏活动中，人们对诗歌之类文学作品的看法却有一种不同于经学的观念。经学化的《诗经》同非经学的诗歌创作与欣赏实践已出现分立之势。孟子曾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对于这句话的意思，有的学者认为应当解释为："自从采诗制度废弛而诗歌亡佚，《春秋》之作就取代了诗歌的职能。"〖ZW(〗《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先秦两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页。]这意味着《诗经》与采诗制度废弛后的诗歌是不同的。采诗制度废弛后并不是不再有诗歌了，只是不再有对诗歌进行整理删定的工作，这些诗歌也就不再被用来进行社交应对和教化；《诗经》与《诗经》之后的亡佚诗歌变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前者成为政治或伦理教化的附庸，后者则变成了个人的自发行为；由此而产生了诗歌观念的差异：以《诗经》为对象的诗歌理论或者称之为"诗经之学"，与传统的广义文学概念和政治、伦理功能相联系，成为一种经学化的文学理论；而《诗经》之后的诗歌创作观念所体现的却是作者自发的趣味需要与形式冲动。"诗经之学"与严格意义上的诗学之间出现了差异。 人们之所以把两汉文学理论整个归结到教化附庸的观点上去，显然是因为这种经学化的观点在经学昌盛的当时具有重要影响。而另一方面，尽管两汉时期的文学创作很繁盛，但诗歌创作意识与观念却带着强烈的自发倾向，作为创作观念体现的严格意义上的诗学传统还没有形成。也就是说，尽管已经有了许多优秀作品，有了许多关于诗歌创作与欣赏的看法，却还没有一种理论把它们像对待《诗经》那样使之成为文学的经典和理想。汉代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呼唤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理论的成熟。三国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作为历史上较早的一篇关于文学问题的专论文章，就体现出这种时代的需要。曹丕在这篇专论中一方面盛赞当时文学创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优秀作家辈出；另一方面又指出，这时的许多文人对文学的认识还为个人的偏长和偏见所囿。他认为这时应当有能够审己度人、公平客观地评价作家作品的理论著作和理论家"君子"对文学进行更全面深入的分析研究。他提到了文学的内在根据("文以气为主")，也强调了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但重点内容还是对作家风格的评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不同文体的不同风格要求。这些研究实际上开了后来《文心雕龙》对不同文学风格和范式研究的先河。 曹丕之后，东晋陆机的《文赋》更具体地研究了文学创作的问题。陆机在《文赋》的序言中提出，他之所以写作《文赋》，是要总结如何写作的规律。但他也知道，写作的有些内在的奥妙是难以用语言说明的；他所能做的，实际上是示人以取则之径："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利害之所由"。所以在《文赋》的第一段就讲"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前人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文章应当是有感而发；但在他看来，有感是不够的，还要"取则"，即要有学习的典范。《文赋》各节讲的都是如何写作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背后，是从优秀作品的范例和自己写作的体会中总结出来的范式："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修之所淑"。从《典论·论文》到《文赋》，关于文学的理论逐渐成熟，形成了以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律为准则的典范观念。 陆机之后的另一位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他写作《诗品》是因为面对着文学活动的繁荣与无序而产生了想要为文学寻找规范的强烈愿望。钟嵘在批评诗歌时指出："诗之为技，较而可知"，也就是肯定了诗歌批评应当是有规则、有标准的。他所标举的标准就是在《诗品序》中提到的"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如果说陆机试图确立写作的典范，那么钟嵘所做的则是建立批评的规范。这些行为都已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活动风尚。这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与传播活动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文学自身的典范和标准。从《世说新语》中士人们相互之间对文学作品的批评褒贬到《文章流别》、《文选》等文学作品选集的出现，都是这种评价活动的表现。而在理论建设中最能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当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对文学提出的原则是"宗经"，听上去是个经学的口号，但实际上他对经典价值的解释可以说完全文学化了。他在解释宗经的具体内涵时提出了六义，即情深而不诡、风清而不杂、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体约而不芜、文丽而不淫，这些标准中所涉及的对文章内容的要求如"情深"、"风清"、"事信"、"义直"等等，都是一般化的概念，与作为儒家经典的具体伦理意义无关；更多的方面则是对于文章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的要求。 刘勰标举六义的真正动机在于匡正文学创作中"文体解散"之弊。在他看来，文学的问题不是遵循哪一家哲理的问题，而是缺乏文学自身的规则典范的问题。六义与任何一家哲学无关，其实是一套文章风格范式。他心目中的规范不仅仅是具体写作意义上的范式，而是本原意义上的规范，即"道"。刘勰在谈论"道"时并不关心与"文"无关的其他内容，他所要"原"的"道"是与"文"密不可分的概念。"道"将天地之文与人文统摄在一起，从而为文学规定了根本的性质。可以说《文心雕龙》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将经学的道统转换成了文学的"文统"，建立了文学经典的观念。他的"六义"说就是为将经学的经典转换成文学经典而提出的标准。只是在刘勰这里，树立文学典范的意识不是针对具体作品的品评意识，而是确立一种普遍的、具有理论意义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心雕龙》的确是在开创古典主义的理论观念。 "古典主义"是个外来语，在文艺思想史上人们最早是把古罗马时期的文艺思潮称为古典主义。古罗马的文艺思想就具体内容而言或许与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没有多少可比性，但作为一种美学原则，古典主义却可以借用来很恰当地描述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等人所代表的文学观念。一位学者把古罗马贺拉斯(QHorace)的古典主义文艺思想概括为三条原则：借鉴原则、合式原则和合理原则。[注解：缪朗山：《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页。]其中合理原则可以认为是一般性的普适的理性原则，合式原则是针对艺术创作而言的具体要求，而借鉴原则是使得合理与合式的观念获得客观标准的典范性观念。总之，这三条原则将文学的理想理性化、规范化和现实化了。这就是古典主义的根本意义，不仅适用于古罗马的文学精神，也适用于后来的法国古典主义以及近代的其他古典主义艺术思潮，实际上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古典主义艺术精神。 在批评家看来，古典主义往往意味着对典范、法则的过分推崇和对个性、创造性和天才的漠视，因而似乎是艺术观念平庸化乃至僵化的标志。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这种对典范、法则的推崇，为文学艺术经验的积淀和理性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代的人们关于艺术理想的普遍性和优秀作品价值的永恒性信念就是古典主义观念的产物。曹丕和刘勰希望自己关于文学的研究使自己获得不朽的价值，也正是基于这种古典意识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中庸之道，如果非要找共性的话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但是很多古代艺术大师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儒家的中庸，修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中国古典美学理论是在与上层建筑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广泛联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除艺术外，哲学、宗教、伦理、政治都给它以极大的影响。在诸多思想流派中，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艺思想，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影响最为巨大。它们本身也便成为构成中国古典美学的四大思潮或流派。儒家思想构成中国古典美学的伦理基础。它给终不脱离人与社会的关系去观察美和艺术问题，高度重视道德精神的美以及审美与艺术对陶冶人的道德情操、实现社会和谐的重大作用。道家思想构成中国古典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它把美与艺术同人类生活中超功利的自由境界联系起来，从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上来观察美与艺术问题。道家的崇尚自然，主张心灵观照、无为而无不为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审美和艺术实践有着深远影响。楚骚美学把深沉、热烈、高尚的社会道德情操同个体的奔放自由的想象、情感，以及对给人以感官愉悦的声色之美的大胆追求完满地统一起来。唐以后，佛学（主要是禅宗）也渗透到美学中，它那一整套内省体验的认识方法，对中国古典美学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主观心灵感受和意趣抒发，讲求写意、情感寄托，将理性、功利、伦理道德溶于美感直觉，不主张对现实外貌作机械琐细的摹拟或直说抽象玄想。中国美学的上述特征在艺术领域得到充分运用，认为艺术最根本的审美属性是表现人的情感意绪；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的基本特征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在这种情往兴来、神与物游的关系中，主客体达到融和无间，产生艺术的表现；艺术创造既要外师造化，又须中得心源；人被现实生活感发而情动于中，并借助各种手段把情志表现出来，形成各类艺术。但又认为人的情感必须与一定社会原则相容，艺术的美应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求得中正无邪。这就把艺术与生活和严肃的人生课题联系起来。在艺术表现上，中国古典美学不追求单纯形似，而是追求神似，追求外物与主观审美理想相契合的精神特质。它讲求意到，推崇虚实相生，得之象外，无迹可求，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在形式美问题上，往往把形式因素同主观情志相联系，即不是把形式作为孤立的纯粹外饰，而是作为作者情志、意趣、气概的体现。它十分重视艺术家道德和审美趣味的修养，即重视“养气”。它从讽谏和教化两方面规定艺术的特殊社会功能，即诉诸人的情感，以其动人的美感力量来感动和影响欣赏者。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意象是“美”的本体。 意象：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起源：意象理论在中国起源很早，《周易·系辞》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不过，《周易》之象是卦象，表现为阳爻、和阴阴爻两种组合符号，这两种符号组合成六十四挂，原本是用来记录天地万物及其变化规律的，后来发展到历史、哲学范畴。诗学借用并引申之，“立象以尽意”的原则未变，但诗中之“象”已不是卦象，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物象。“这种创造意象的能力，永远是诗人的标志。 比喻是诗歌(文学)的重要手段，明喻在荷马的诗中比比皆是。亚里士多德最早指出隐喻是诗歌之本。”所谓明喻或隐喻，也就是比喻性的意象，称之喻象(由比喻产生的形象)。黑格尔关于美与艺术的定义，与诗的意象理论也是相通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艺术要把这两个方面调和成为一种自由的统一的整体。”
第一，载歌载舞。中国的民间艺术自古以来就有载歌载舞的传统，如汉族北方的秧歌，南方的“采茶灯”、“花灯”，满族的“莽式”，维吾尔族的“麦西来普”，藏族的“弦子”，这些都是载歌载舞的民间舞蹈。第二，广泛利用道具。这些道具有：手绢、扇子、花绸、头上戴的帽子、面具、腰里绑的腰鼓、腰铃、脚踏的高跷，以及各种道具如：伞、灯、刀、剑、棍等。第三，形象鲜明、情节生动。中国的民族舞蹈一般都以一个故事为依据，舞蹈刻画的人物形象生动，活灵活现。第四，自娱与表演的统一。中华民族的舞蹈文化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记录中华民族舞蹈发展轨迹的文物图像和文字，连绵不断，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
好像是手、眼、身、法、步！我也点叫不准了！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你这个问题有点大，所以无法确切地回答。 简单地说，影响艺术的主要有哲学、宗教、政治、环境等因素。 在中国，儒道互补的思想对文人和画家的影响非常深远。儒家关注社会，所以对社会的关注是中国艺术的内核之一。道家的无为和归隐思想以及对生命本体的关注也使中国艺术更多地关注人生境界，思考生命的意义。 佛教和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大，中国古代文人对禅的智慧也非常有兴趣，佛道思想对中国民间艺术的影响尤其深远。 唉，中国艺术这么复杂，几句话怎么说得清呢。我觉得中国传统艺术最大的精神内核应该是“贵族精神”，强调心灵的高贵。所以当西方艺术追求客观真实的时候，中国艺术则更多地注重意境，借客观的物象来写胸中之块垒，中国古代杰出艺术家多以狂傲闻名于世，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表现在哪些方面?我来答艾小呆的我LV5 2019-04-24一、即有即无——朦胧之美。意境应作为艺术的虚灵境界来对待。在艺术思维、艺术作品结构体系中，它在整体上是属于虚灵的部分。当然，在中国的哲学和艺术思想中，理性与感性，形而上与形而下，又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二者属于不同层次，处于一种特殊高强度的统一之中。二、有限无限——超越之美。艺术意境构成本身就在有象与无象之间。所谓有象，指它与作品中、想象中的意象相连；无象，则指它是一种非具象的抽象。这犹如气，气有象又无象，气伸倨变化自如，其时空变化也就随意而适。三、不设不施——自然之美。意境自然之美来自于自然之道。老子说“道法自然”，道是人的精神、人格的宇宙化，是人的精神向宇宙的复归。意境便是这种复归宇宙的艺术精神境界。艺术精神欲获超越的自由，首先需尊重和保持宇宙精神的自然本色。
（1）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性 “天人合一”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是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它不仅是一种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而且也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 人生价值的学说。 “天人合一”强调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人生的最高理想应当是天人协调，包括人与万物的一体性，还包括人与人的一体性。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前者强调“天人合一”，后者强调“主客分立”。“道”体现了天、人的统一，也就是“天人合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道”是有与无的统一体，是宇宙天地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本原。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 （2）气——中国传统艺术的生命性。 物质的气被精神化、生命化，这可以说是中国“气论”的本质特征。“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但中医讲“气”，气功讲“气”，戏曲表演讲“气”，绘画书法也要首先运“气”。中国传统美学用“气”来说明美的本原，提倡艺术描写和表现宇宙天地万事万物生生不息、元气流动的韵律与和谐。中国美学十分重视养气，主张艺术家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与学识水平，“气”是对艺术家生理心理因素与创造能力的总概括；又要求将艺术家主观之“气”与客观宇宙之“气”结合起来，使得“气”成为艺术作品内在精神与艺术生命的标志。 “气韵生动”成为中国画创作的总原则，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典美学的基本特色。 （3）心——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性。 中国传统美学和中国传统艺术，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人的主体性，认为艺为心之表、心为物之君，主张心乐一元、心物一元。因此，中国古典美学和中国传统艺术，一贯强调审美主客体的相融合一，认为文学艺术之美在于情与景的交融合一、心与物的交融合一、人与自然的交融合一。 （4）舞——中国传统艺术的音乐智慧。 远古的中华大地上，原始的图腾歌舞与狂热的巫术仪式曾经形成过龙飞凤舞的壮观场面。在中国古代艺术中，诗、乐、舞最初是三位一体的，只是到后来才逐渐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不同艺术门类。具有强烈生命力的“乐舞”精神，并没有消失，后来逐渐渗透与融会到中国各个艺术门类中，体现出飞舞生动的形态和风貌。 （5）悟——中国传统艺术的直觉思维。 重直觉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点之一。而这种传统思维方式，对中国的传统艺术思维和审美思维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形成了以“悟”为核心的感性直觉的审美思维方式。“悟”，作为中国美学与艺术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中国传统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并且衍生出“顿悟”、“妙悟”等一系列相关范畴。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具有“悟性”。艺术家与艺术匠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以道驭技，而后者是有技无道。 （6）和——中国传统艺术的辩证思维。 “和”指事物的多样统一或对立统一，是矛盾各方统一的实现。对立统一思想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具有特色的朴素辩证思维观，并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国传统美学与艺术学的许多经典语汇都是以对立统一的形式出现，如“刚柔”、“虚实”、“动静”、“形神”、“文质”、“情理”、“情景”、“意象”、“意境”等，其中，偏于精神性的一面，更多地在矛盾统一中处于主导地位，如“形神”中的“神”，“情景”中的“情”，“意象”中的“意”等。正是这种闪烁着中华民族理性智慧光芒的辩证思维，对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形成了中国传统艺术和美学思想中极富有民族特色的辩证和谐观——“和”。
融合，天地人合一。
笔墨这种代代沿袭的艺术法则即所谓传统，已成为中国所独有的绘画语言。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中庸之道，如果非要找共性的话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一下。但是很多古代艺术大师都有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道家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儒家的中庸，修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
蘇秉琦先生说：对“天，地，君，亲，师”的崇拜和敬重，是中国人传统信仰的最高，最集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