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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春秋时期，鲁国人猗顿生活贫困，他向富人陶朱公范蠡请教致富方法，范蠡告诉他搞畜牧业易速富。他来到猗氏之南（山西临猗）饲养五畜，经营盐业，于是他富可敌国，成为晋国首富。他为晋商文化带了个好头。历史上，运城的盐是官商结合，实行地区统销（专销）。齐国管仲主张《正盐策》理论，设专门官员来管理盐铁资源，国家征收盐铁之税。直到汉武帝才规定盐铁归国家统配销售，盐铁专卖，销售权收归国有。不论对盐实行专销还是国家只抽税而放开经营，都离不开商业渠道。所以晋人最早从盐的销售中得到商业锻炼机会。唐实行专卖制，规定盐池之盐销售于京畿风翔等六州。扩大到今天京津冀陕豫甘各地，都需长途运送，为商业运行加上一个轮子。清初，政府放开官营，产、供、销放开，由民营企业负责，因此又把寻找市场放手，给商业运行又增添一个轮子。上述几个步骤是专指盐业经营。近代晋商文化，主要集中于晋中、太原一带，他们经商方向是西北方，即走西口入蒙疆，出到俄国，或转向陕甘宁，经营的主要商品是茶、布、烟、草药及手工日用品，运回的是皮毛。尤其茶，直接去南方购置茶山，将茶叶推向蒙古、沙俄，开创万里茶路。晋商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信”字。“一诺千金”是最大的商业信誉。晋商的特点除了普遍适用于商业的“信”以外，还有“晋”自己的特色。山西自己不产茶，烟也不是山西主产。布也非山西主产，更不用说化妆品。所以晋商第一特点是转销，去产地收集商品，再销售到第三地，晋商起了个桥梁作用。山西主要产品是民用铁器和生活陶瓷。铁器有晋城大阳针、太原并州剪，加上遍地陶瓷。太谷以药——定坤丹、龟龄集闻名全国，加上清徐的醋，汾阳的酒，太原“同锡福”的鞋帽，平遥牛肉、推光漆，这些都是山西特产，盛名遍中国，也是晋商经营的商品。晋商的另一特色是“票号”，有了“信”做底，山西的票号可以通行大江南北到蒙俄荒地。开创我国近代金融事业，让资本快速流通起来，这才是晋商最显著的特色。它比江南财团依仗洋行带动，先行了一个世纪。关公文化关公为百姓所崇拜的是“信”、义气，他为刘备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曹操如此优待（上马金，下马银），但关羽一旦知道刘备的确切地址，还是立刻离开曹操。还因为曹操对他优待有加，所以华容道上关羽义释曹操，这股义气亦为江湖朋友所推崇，民间社团、帮会都必定供奉关公。关公为封建皇帝所推崇的是“忠”，他忠于刘备所代表的汉朝，因此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成语，忠于汉帝可以义无反顾地“过五关斩六将”，杀掉阻碍他的曹操手下将官。这种愚忠精神正是封建统治者所要求的，因此他死后被节节加封，地位日益升高。刘禅封他侯，宋徽宗封他为公，宋高宗封他为王，明神宗封他为大帝，清乾隆封他为关圣大帝。关公的形象除了忠义还有勇，他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被形容成“万人敌”，所向披靡，可在百万军中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还有刮骨疗毒不皱眉。总之，关羽在人们心目中是勇冠三军之最大勇士。关公在军帐夜读春秋，他是儒将。他面如重枣，蚕凤眼，更有一部长须，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被誉为美髯公。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关羽集忠、勇、义、美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所以被捧上神坛是有浓厚的群众基础的。关公之所以被当作神，还因为封建时代正统观念：他维护正统的汉室王朝。晋文化探索狭义“晋文化”是史学界近期热议的话题，专叙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古文化。但它涉及到地理、地质、历史、考古等学科。晋文化包含了地域文化及历史文化两个范畴。晋，泛指三晋，即晋国自身及由晋三分而成立的魏、赵、韩三国。但地域似应限制在今天的山西省之内。相对秦、楚、齐、燕，南方吴越，西南蜀及北方胡等古国而言，晋文化具三大特征：一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之一；二是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带；三是首先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封建制正式全面替代奴隶制以后，晋文化就逐渐淡化，融入基本统一的华夏文化中。晋文化从地域上可进一步划分为北部的雁门文化区及南部的河东文化区。其分界线划在灵石峡谷中，河东区包括运城、临汾、长治、晋城四个市区；雁门区包括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太原、晋中七个市区。这是史学界一致的认识。太原、阳泉应该属于南部的河东文化区似乎更合适。其理由如下：①公元前500年，晋国正卿赵简子开始建晋阳城。更早在周成王时期，就有“剪桐封弟”的故事，封地在晋祠周围。这说明太原在公元前1000年时已属于周辖区，可以在该区内分封建城，当然应属农耕区，而非游牧区。②参照郭沫若编著的历史图鉴，新石器时代太原、阳曲、交城已有仰韶文化及后来的龙山文化遗址，忻州是空白区，朔州有细石器文化遗迹。这一图鉴说明，一万年以来，太原已有农业文明遗存，草原文明则只在大同、朔州出现。郭沫若编的历史地图中，桑干河流域划入传说中的炎帝部落区，太原归陶唐氏部落区。炎帝部落应该是农业部落，也就是桑干河流域是传说中的农耕文明区。也是该地图，商代的太谷附近为方国箕的所在；它与翼城的唐国并列。这说明商朝时太原盆地已正式进入农业社会，开始建城。西周时期，隰县之北已有蒲邑；昔阳附近有了洛邑，它反映今天晋中、临汾所辖在西周已进入农业社会。而商、西周时太原以北尚未有城村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些地方可能属游牧区（住无定所）。如今把太原划入北方游牧区的主要依据是考古资料，在太谷发现白燕遗址，证明它是北方文化区的边缘。我们不了解白燕遗址延续时间有多长，仅凭考古发掘到某个历史片段，而将这一区域全部当作该片段的延伸，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这一认识如果推广一下，阳城的下川有细石器的考古资料，能否把晋南也划作草原文明区呢？从地理角度出发，太原与临汾均属汾河水系，其间并无大山阻隔。太原盆地与临汾、运城盆地一样，均为沃野千里，无明显的荒地，也无明显盐碱化地（除盐湖一线以外）。而大同盆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尚有大片荒地，盐碱化十分严重，正是放牧的好去处。忻州盆地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盐碱化沼泽分布的宜牧草场。因此，从今天地理面貌看，忻州归于和桑干河一样的宜牧区还是可以的。当然往前推1～2千年，那里应该是最适宜北方游牧经济区的，而太原则应划归农耕区更合适。新时代的晋文化辉煌的晋商，在民国时期走向衰落，被注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东南沿海资产阶级经济所超越。阎锡山统治山西四十多年，更把山西推向封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激活了山西的文化：《黄河大合唱》（编自壶口瀑布）在世界华人中掀起抗日高潮，其影响力不亚于《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全国人民“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激情。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刘巧儿》一样有全国影响。它们都是妇女翻身，婚姻自由的先锋。太行山区陵川的《赤叶河》歌剧，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郭兰英的《妇女解放歌》第一次出国门，在世界青年联欢节（1953年柏林）上唱响。新中国成立初，第一部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白洋淀）几乎同时间问世，它忠实地记录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艰苦、坚毅。第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歌剧《刘胡兰》也是随着解放军文工团走向全国。打倒四人帮后，第一部伤痕文学作品《泪痕》产生在晋中。《一把酸枣》、《立秋》走红全国，临汾的威风锣鼓敲响全国。到了本世纪，原生态歌手阿宝（朔州阳高）、石占明（左权）红遍神州。领先于神州的古代晋文化，今天重新焕发出青春，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又一次独占鳌头。山西人文地质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注释： ①⑥ 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社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 ⑤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⑦ 李之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3、4期合刊号。 ⑧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首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四个字见于《管子》，中国讲的以人为本有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从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就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文化都是以神为本，中国早期历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他的思想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西周时期开始有一种思想，说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在的。第二是以德为本。这与今天我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思想类似。如果说以人为本是跟以神为本在比较中形成的，那么价值观、价值理念一般都通过理想、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取舍和比较建立起来，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如何选择,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以德为本的对立面就是以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孔子反对的。孔子的思想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治国理政理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以德为本。第三是以民为本，也叫民本思想。《尚书》中已有“民为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国。在《尚书》里边，应该说有不少这样的思想。到了孟子，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在一个比较中看出你的价值选择。在孟子以前虽然有民为邦本的思想，君王还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可是在孟子所表达的政治里面，君为轻。不管是君王也好，还是他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最后是以合为本。以合为本的合，就是强调统-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我们强调的价值观，讲中国人的理念，必须也有一个更高的视野。十八大报告里，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讲发展时，一定要考虑生态文明的建设、维护和涵养。这一点与我们古老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是讲天人合一，中国人都趋向于合，而不倾向于分。人与自然的统一,天人合一;多民族融合统一，也是一样。中国从政治、从治国理政再往上提高- -层，我们叫天人之学、天人之际，这涉及哲学的宇宙观，就是注重合，不注重分。
晋商文化春秋时期，鲁国人猗顿生活贫困，他向富人陶朱公范蠡请教致富方法，范蠡告诉他搞畜牧业易速富。他来到猗氏之南（山西临猗）饲养五畜，经营盐业，于是他富可敌国，成为晋国首富。他为晋商文化带了个好头。历史上，运城的盐是官商结合，实行地区统销（专销）。齐国管仲主张《正盐策》理论，设专门官员来管理盐铁资源，国家征收盐铁之税。直到汉武帝才规定盐铁归国家统配销售，盐铁专卖，销售权收归国有。不论对盐实行专销还是国家只抽税而放开经营，都离不开商业渠道。所以晋人最早从盐的销售中得到商业锻炼机会。唐实行专卖制，规定盐池之盐销售于京畿风翔等六州。扩大到今天京津冀陕豫甘各地，都需长途运送，为商业运行加上一个轮子。清初，政府放开官营，产、供、销放开，由民营企业负责，因此又把寻找市场放手，给商业运行又增添一个轮子。上述几个步骤是专指盐业经营。近代晋商文化，主要集中于晋中、太原一带，他们经商方向是西北方，即走西口入蒙疆，出到俄国，或转向陕甘宁，经营的主要商品是茶、布、烟、草药及手工日用品，运回的是皮毛。尤其茶，直接去南方购置茶山，将茶叶推向蒙古、沙俄，开创万里茶路。晋商文化的核心是一个“信”字。“一诺千金”是最大的商业信誉。晋商的特点除了普遍适用于商业的“信”以外，还有“晋”自己的特色。山西自己不产茶，烟也不是山西主产。布也非山西主产，更不用说化妆品。所以晋商第一特点是转销，去产地收集商品，再销售到第三地，晋商起了个桥梁作用。山西主要产品是民用铁器和生活陶瓷。铁器有晋城大阳针、太原并州剪，加上遍地陶瓷。太谷以药——定坤丹、龟龄集闻名全国，加上清徐的醋，汾阳的酒，太原“同锡福”的鞋帽，平遥牛肉、推光漆，这些都是山西特产，盛名遍中国，也是晋商经营的商品。晋商的另一特色是“票号”，有了“信”做底，山西的票号可以通行大江南北到蒙俄荒地。开创我国近代金融事业，让资本快速流通起来，这才是晋商最显著的特色。它比江南财团依仗洋行带动，先行了一个世纪。关公文化关公为百姓所崇拜的是“信”、义气，他为刘备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曹操如此优待（上马金，下马银），但关羽一旦知道刘备的确切地址，还是立刻离开曹操。还因为曹操对他优待有加，所以华容道上关羽义释曹操，这股义气亦为江湖朋友所推崇，民间社团、帮会都必定供奉关公。关公为封建皇帝所推崇的是“忠”，他忠于刘备所代表的汉朝，因此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成语，忠于汉帝可以义无反顾地“过五关斩六将”，杀掉阻碍他的曹操手下将官。这种愚忠精神正是封建统治者所要求的，因此他死后被节节加封，地位日益升高。刘禅封他侯，宋徽宗封他为公，宋高宗封他为王，明神宗封他为大帝，清乾隆封他为关圣大帝。关公的形象除了忠义还有勇，他温酒斩华雄，单刀赴会，被形容成“万人敌”，所向披靡，可在百万军中取人首级如探囊取物，而且还有刮骨疗毒不皱眉。总之，关羽在人们心目中是勇冠三军之最大勇士。关公在军帐夜读春秋，他是儒将。他面如重枣，蚕凤眼，更有一部长须，是个标准的美男子，被誉为美髯公。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关羽集忠、勇、义、美各种优秀品质于一身，所以被捧上神坛是有浓厚的群众基础的。关公之所以被当作神，还因为封建时代正统观念：他维护正统的汉室王朝。晋文化探索狭义“晋文化”是史学界近期热议的话题，专叙春秋战国时期的晋国古文化。但它涉及到地理、地质、历史、考古等学科。晋文化包含了地域文化及历史文化两个范畴。晋，泛指三晋，即晋国自身及由晋三分而成立的魏、赵、韩三国。但地域似应限制在今天的山西省之内。相对秦、楚、齐、燕，南方吴越，西南蜀及北方胡等古国而言，晋文化具三大特征：一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地之一；二是中原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过渡带；三是首先由奴隶制进入封建制。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封建制正式全面替代奴隶制以后，晋文化就逐渐淡化，融入基本统一的华夏文化中。晋文化从地域上可进一步划分为北部的雁门文化区及南部的河东文化区。其分界线划在灵石峡谷中，河东区包括运城、临汾、长治、晋城四个市区；雁门区包括大同、朔州、忻州、吕梁、阳泉、太原、晋中七个市区。这是史学界一致的认识。太原、阳泉应该属于南部的河东文化区似乎更合适。其理由如下：①公元前500年，晋国正卿赵简子开始建晋阳城。更早在周成王时期，就有“剪桐封弟”的故事，封地在晋祠周围。这说明太原在公元前1000年时已属于周辖区，可以在该区内分封建城，当然应属农耕区，而非游牧区。②参照郭沫若编著的历史图鉴，新石器时代太原、阳曲、交城已有仰韶文化及后来的龙山文化遗址，忻州是空白区，朔州有细石器文化遗迹。这一图鉴说明，一万年以来，太原已有农业文明遗存，草原文明则只在大同、朔州出现。郭沫若编的历史地图中，桑干河流域划入传说中的炎帝部落区，太原归陶唐氏部落区。炎帝部落应该是农业部落，也就是桑干河流域是传说中的农耕文明区。也是该地图，商代的太谷附近为方国箕的所在；它与翼城的唐国并列。这说明商朝时太原盆地已正式进入农业社会，开始建城。西周时期，隰县之北已有蒲邑；昔阳附近有了洛邑，它反映今天晋中、临汾所辖在西周已进入农业社会。而商、西周时太原以北尚未有城村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些地方可能属游牧区（住无定所）。如今把太原划入北方游牧区的主要依据是考古资料，在太谷发现白燕遗址，证明它是北方文化区的边缘。我们不了解白燕遗址延续时间有多长，仅凭考古发掘到某个历史片段，而将这一区域全部当作该片段的延伸，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这一认识如果推广一下，阳城的下川有细石器的考古资料，能否把晋南也划作草原文明区呢？从地理角度出发，太原与临汾均属汾河水系，其间并无大山阻隔。太原盆地与临汾、运城盆地一样，均为沃野千里，无明显的荒地，也无明显盐碱化地（除盐湖一线以外）。而大同盆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尚有大片荒地，盐碱化十分严重，正是放牧的好去处。忻州盆地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盐碱化沼泽分布的宜牧草场。因此，从今天地理面貌看，忻州归于和桑干河一样的宜牧区还是可以的。当然往前推1～2千年，那里应该是最适宜北方游牧经济区的，而太原则应划归农耕区更合适。新时代的晋文化辉煌的晋商，在民国时期走向衰落，被注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东南沿海资产阶级经济所超越。阎锡山统治山西四十多年，更把山西推向封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激活了山西的文化：《黄河大合唱》（编自壶口瀑布）在世界华人中掀起抗日高潮，其影响力不亚于《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全国人民“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激情。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和《刘巧儿》一样有全国影响。它们都是妇女翻身，婚姻自由的先锋。太行山区陵川的《赤叶河》歌剧，控诉地主阶级的罪恶。郭兰英的《妇女解放歌》第一次出国门，在世界青年联欢节（1953年柏林）上唱响。新中国成立初，第一部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和《新儿女英雄传》（白洋淀）几乎同时间问世，它忠实地记录了党领导抗日战争的艰苦、坚毅。第一部反映解放战争的歌剧《刘胡兰》也是随着解放军文工团走向全国。打倒四人帮后，第一部伤痕文学作品《泪痕》产生在晋中。《一把酸枣》、《立秋》走红全国，临汾的威风锣鼓敲响全国。到了本世纪，原生态歌手阿宝（朔州阳高）、石占明（左权）红遍神州。领先于神州的古代晋文化，今天重新焕发出青春，在新时代的大潮中又一次独占鳌头。山西人文地质
一、作为根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指点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引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我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就是尊重友爱，互帮互助。
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这是因为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 、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后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 、顾恺之的绘画。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像，源自1921年出版的《晚笑堂竹庄画传》。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 。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 。嵇康擅长四言诗，亦着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 此外，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宋刻版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西晋的地理学家斐秀、东晋的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后刘徽着《重差》（后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斐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青瓷器方面，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 绘画方面，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 。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 东晋王羲之书法方面，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著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著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著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 。 “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的佛教学说抚慰当时的人心。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于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 佛教于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于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后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沙门是否敬王者（行跪礼）发生争论。后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以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 龙虎山，建有正一观，为五斗米道的发祥地之一。 道教方面，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后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 。五胡乱华后，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内地及东南沿海居多。侨姓及吴姓世族也纷纷信仰，如王羲之即为五斗米道世家 。后来孙恩、卢循号招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翙着《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着《灵宝经》，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箓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 。
您好，仁义作为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要义，对忠孝、智勇、诚信、廉耻、勤俭等其他伦理价值规范具有统领作用。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从一个核心范畴——仁义，扩展出五组基本价值，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价值体系。祝一切顺利！！
我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就是尊重友爱，互帮互助。
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这是因为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 、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后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 、顾恺之的绘画。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像，源自1921年出版的《晚笑堂竹庄画传》。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著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 。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 。嵇康擅长四言诗，亦着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著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 此外，著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宋刻版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西晋的地理学家斐秀、东晋的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后刘徽着《重差》（后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斐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青瓷器方面，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 绘画方面，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 。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 东晋王羲之书法方面，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著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著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著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 。 “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的佛教学说抚慰当时的人心。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于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 佛教于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藉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于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后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沙门是否敬王者（行跪礼）发生争论。后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以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藉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 龙虎山，建有正一观，为五斗米道的发祥地之一。 道教方面，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后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 。五胡乱华后，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内地及东南沿海居多。侨姓及吴姓世族也纷纷信仰，如王羲之即为五斗米道世家 。后来孙恩、卢循号招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著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翙着《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着《灵宝经》，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箓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 。
一、作为根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指点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引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一、作为根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三、指点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四、引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包容：海纳百川、多元和谐的开放胸襟 尚德：向善厚德、重礼守节的城市品格 崇法：追求公正、敬仰法律的文明风范 诚信：诚实重义、守信践诺的人文情怀 卓越：敢为人先、争创一流的奋斗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儒道佛三家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其二，是指儒道佛三家共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道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道法自然，逍遥齐物。中国佛教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中国传统文化各家在处理与其他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时，普遍体现出融合会通、和而不同的价值取向。一、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可以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儒家非常重视仁，将仁视为“生生不已”的“天地之大德”。孔子甚至提出，“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表现出强烈的生死以之的志趣和情怀。此德赋之于人，则成为人的本性。率性而行，即成为道。儒学就产生于对此道的传授与修习之中，因此儒学常被说成是“修己治人之学”，其所蕴含的即是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修己”、“内圣”云者，就是说儒家学者应不断充实自己的仁爱之心，不断地加强自我修养，努力形成圣
课题名称有中学XX探究学习方法运用的研究，将研究学科性学习引入中学XX教学初探，还有范例教学法在XX课堂中运用的研究，中学XX学科反思教学促进教师成长等等。幼小衔接课题名称有乘车小常识，我长大了，小花籽找快乐。课题研究名称有课外活动体育器材使用研究。分组讨论教学的利弊。提问艺术探讨。课程名称的含义课题名称，一般叫课题标题。课题名称通常是对所研究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探究，是对课题研究实质的高度的概括。课题名称一般包括三个部分，即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等。课题申报项目名称是指某一研究项目的正式名称，一般使用整体项目的总称，也可以包括型号以及自定义词汇。
诚实守信、追求卓越……哪些最能代表 “山西精神”的特征？哪些最能体现“山西精神”的内涵？时下，全国很多省份都在热议和提炼地方精神。在天津市，崇德、务实、和谐等成为市民热荐的词语。江苏省提炼出“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江苏精神。浙江注重发挥勇救坠楼女童的 “最美妈妈”吴菊萍等百姓身边模范人物的示范作用，使“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宣讲变得具体生动。在省委十届二次会议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袁纯清指出，总结提炼“山西精神”，使这一过程成为全省人民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的过程，使“山西精神”成为引领前进的旗帜、凝心聚力的昭示。山西精神是什么？新年伊始，由省委宣传部发起的关于“山西精神”表述语的征集活动，已在全省范围内展开。正在召开的省“两会”上，“山西精神”也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讨论的话题，他们心目中的山西精神，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大家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包容进取奉献厚德提到山西精神，作为大同人，我首先想到了大同精神，可以作为提炼山西精神的参考。历史上的大同，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大熔炉，因此造就了大同的“包容”特性。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大同人民始终积极进取，不断寻求变革，推动社会进步。这是大同“进取”的特性。众所周知，大同是煤都，大同采掘出来的煤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是大同的“奉献”精神。尽管以雁门关为分水岭，晋北与晋中、晋南的地域风格有所不同，但大同精神中所包含的许多品质，恰恰也是山西精神中所具有的。比如“包容”，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也是各民族大融合的重要发生地，历史上出现过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汇共存，不胜枚举。比如平阳，就是现在的临汾，也曾是一个少数民族的都城。再来看“进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晋商，之所以能走出三晋大地，叱咤全球商界，凭借的是一种永不退缩的进取精神。“奉献”更无需多解释，作为资源大省，山西人在许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用勤劳、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燃烧了自己，为人类奉献了光和热。此外，北京精神中的“厚德”，我觉得同样也适用于山西精神。山西人勤劳、朴实。只要与山西人打过交道的外地人，都会认为山西人的品德很好，很厚道。一个省的精神，一定有其地域的特色。山西人的性格禀赋是在独特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历史沿革中逐渐形成的，但山西人的精神实质，又都是与中华文化最优秀的东西相吻合的，而且，这里所包含的核心价值观，同样具有普世价值。——省人大代表、大同市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会长安大钧任重道远团结奉献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多年来形成了以煤炭、焦化、冶金、电力、化工、建材等行业为主的重污染型产业结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在山西开展环保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欠账压力和严峻的现实挑战。目前，山西探索资源型地区环境保护的新路子，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典型作用和示范意义。如今，绝大多数的山西人都渐渐具有了环保意识，愿意从身边的点滴做起，去改变山西的环境。但因为环保工作的特殊性，在彻底改善环境的道路上，山西要走的路必将艰巨而漫长。因此，我认为，“任重道远”与“团结奉献”对山西具有特殊意义。——省政协委员、山西省环境保护基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瑞霞诚信纯朴务实谦和我心目中的山西精神，首先要延续晋商精神——诚信。其次，我们山西人的纯朴，应该提炼到山西精神的高度，让更多人来发扬。今后，无论是要实现“再造一个新山西”的目标，还是其他民生福祉谋划，终归离不开务实两个字。最后，就是要谦和，这是一种做人、做事均需保持的姿态。总的来说，山西精神，要体现全省人民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是我省长期发展建设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应该达到这样的目的：省域发展共性与山西个性的相互统一、历史底蕴与未来取向的相互统一、山西特色与百姓气质的相互统一。——省人大代表、太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民盟太原市委主委傅建荣勤劳奉献诚信跨越喝黄河水，住在黄土地上的山西人民，勤奋朴实、艰苦朴素，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勤劳”是山西人首要的精神。其次，山西人民贡献能源，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正是山西精神的写照。“晋商精神”是山西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晋商在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商界的传奇，还将山西人民精神文化发扬光大。“诚信”是晋商精神的核心，也是新晋商最需要传承的山西精神。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跨越”是新山西精神的核心。——省人大代表、朔州市政协副主席支立新厚德拼搏山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尤其是民间文化风俗。历史悠久，文化包容。在其积淀影响下，山西人崇文厚德，宽以待人，慎于接物，有着文化兼汇的厚德品格。山西属于中部省份，自古以来，就有在极其艰苦条件下，顽强拼搏、乐于奉献的精神。时至今日，山西人都有直面困难的勇气，敢于挑重担，敢于争胜利的底气。而要实现我省经济社会的不断腾飞，实现转型跨越发展，更需要不断拼搏，这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精神的积淀和延续。——省人大代表、汾阳市文物旅游局副局长包金泉博大纯朴宽容山西是华夏文明发祥的中心区域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山西做出过历史性的重大贡献，产生过历史性深远的影响，留下众多文物古迹，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因此，“博大”是重要的山西精神。同时，山西民风纯朴，人民勤劳善良，在深厚的文化熏陶下，在纯朴的民风感染下，山西人民具有宽容的精神，这正是山西在全国经济建设发展中做出的表率。——列席省人大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省残联副理事长郭新志诚信创新一直以来，山西人向外界展示的都是诚实、厚道的形象。但近几年，山西的快步发展中，总觉得缺少了一种旗帜作用的精神引领。我认为，山西精神应该是诚信和创新，就是要守住诚实的本分、增加创新发展的本领。诚实本就是山西人固有的精神，应该一如既往地保持，每个人从家庭教育、社会工作，一点一滴积累，才能打造强有力的社会诚信体系。创新，对于我们山西而言，稍显不足，主要是创新的氛围不足。政府应该打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和平台，同时，谅解在创新中产生的问题，要容忍一定程度的失败，为山西转型跨越发展助力。——省人大代表、晋美学院院长张红健先行先试艰苦卓绝在全省上下转型跨越发展过程中，需要开拓创新的先行先试精神，也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需要晋商的诚信经营精神，也需要新晋商的拼搏精神。在提倡山西精神时，要注意现实的需求，我们缺少什么，需要弘扬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曾经拥有，现在也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以及充满活力的创业精神。——省政协委员、大同市广灵县委副书记张宏东为民利民开明开放敢为人先追求卓越民生，是发展之本，我们党委、政府为之奋斗的，就是百姓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民众的幸福感逐年攀升。我觉得，为民利民应该是山西精神之首。其次，就是开明开放，我们需要一个政令畅通、开明的党委、政府，引领山西赶超发展，同时我们要构筑开放的平台，走出去，引进来。在山西精神里，还不可或缺的，就是敢为人先和追求卓越的精神。敢为人先，体现了我们山西人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发展精神。追求卓越，则体现了我们山西的发展立场，我们不但要发展，而且要做到卓越发展。——省人大代表、太原幼儿师范学校教育心理系主任滑红霞诚信开拓自古晋人善商，山西人经商历史悠久。作为一名地道的晋商，李喜元认为，每个省市的精神无不因家乡的 “风土人情”而打上鲜明的地域烙印，而在山西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最值得世人津津乐道的便是晋商文化。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汾河流域古称河汾之地，孕育了华夏文明，初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我们的祖辈在生活上，既精打细算又不失诚信，在事业发展上，既谨慎又不失大胆开拓的精神。而这两种特质的完美结合，不仅造就了山西的一段传奇佳话，也让大家对山西商人始终刮目相看。为此，李喜元委员认为，“诚信”“开拓”这两种精神在符合现如今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最能体现山西人的特质。
看完《乔家大院》不由得对晋商的前辈们佩服不已，惊叹之余，我们应该更好的研究一下晋商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以便借鉴。通过分析发现主要源自以下几方面原因：一、 战略眼光，敏锐的视觉和嗅，抓住了当时的黄金产业：丝绸、茶叶和票号二、 借力用力，资金雄厚三、 有自己和核心人才和团队四、 商场如战场：有独特的商战与竞争策略五、 整合利用了官场的资源，使得业务消息灵通，通行无阻。一、 战略眼光，敏锐的视觉和嗅，抓住了当时的黄金产业：丝绸、茶叶和票号例1、一个偶然的机会，乔致庸遇到了平遥大商家王协老先生已经成了花子的后人，他用一件狐皮袍子加一串钱从此人手里买下了一幅王协老先生留下的《大清皇舆一览图》。这张图也给了乔致庸前所未有的启示，乔致庸发现了当年王老先生为实现晋商货通天下的理想开辟的北到恰克图南下武夷山的茶路，从江浙到山西潞州的丝路和绸路。又由这张图，他具体分析了自家的实际情况：粮、油、丝、茶、盐、铁为天下最大的生意。但粮油生意不是乔家的本业，盐铁为朝廷专卖，剩下的大生意，就只有丝和茶了。可当时的情形是，战祸连年，致使南方的丝路不通，茶路也不通。天下人皆知南方茶路不通，也都不去疏通茶路，但如果他们去了，茶路莫不是就通了？一派豪情油然生，坐镇隆中分天下。乔致庸放眼天下的大智慧让他从战略上为乔家的事业定夺了方向。 纵观商界，大凡取得辉煌成就的企业家，无一不具有胸怀天下的大智慧。例2、乔致庸自从在恰克图见过了广晋源票号的分号，就对票号这行生意发生了巨大兴趣。凭借商人的敏锐意识，他看到这行新起的只做银子生意的生意将对中国商业的经营模式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在乔致庸的眼中，钱币应当像流水一样周转，它流得越快，为天下人生利就越多。如果全国商家都来经营票号业，互相承诺守信，全国就会形成一张庞大的信用之网。这样一来，商人们做生意时再也不用拉银子了，只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到任何地方提取现银。于是决定投身这种行业，并且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作为一生的追求和梦想。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这样写道：“最能显现出山西商人目光的莫过于一系列票号的建立了，他们先人一步地看出了金融对于商业的重要，于是就把东南西北的金融命脉梳理通畅，稳稳地把自己放在全国民间钱财流通主宰的地位上。这种作为，都是大手笔，与投机取巧的小打小闹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乔致庸等山西商人具有放眼天下的大智慧、大手笔，晋商才得以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多年。二、 借力用力，资金雄厚犹太人的一句经商名言：“如果你有一块钱，却不能做成10元甚至100元的生意，你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企业家。”有了好生意不怕借钱。向投资者借贷；向银行借贷把握借贷的时机(1)通胀高挺： 也就是说当物价高涨的时候，去借钱比较划算。例如，你今年贷300万去买一幢楼房，明年就有可能会升值到800万，而你还给银行的钱只是300万本金再加上30万元的利息。这个例子无疑告诫他们，借钱时应该多考虑借来的钱该怎样运用，以及相关的信贷额和利息。(2)利润风险比率。利润风险比率是投资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术语。假如赚就会赚100万，赔就只赔1万，如此投资就值得一搏。但如果赚钱最多都是赚1万元，赔就可赔上百万元，风险如此大，收益如此小，傻瓜也不会去冒这个险。乔致庸下定决心，准备南下武夷山疏通茶路。可是资金不够。当曹掌柜得知乔致庸要向水家、元家、邱家筹措银两时，提醒他：这几家可是联络好的，只要我们不改新店规，他们就不和我们做生意。乔致庸当即表示，水家、元家不愿意和我做生意，那是他们的事，但我愿意和他们做生意！自己就这么堂堂正正，一家一家上门去借银子！其实，乔致庸心中早有谋划。首先，自己不会白用他们的银子，如果能够平安归来，他们愿意要银子，就连本带息还他们银子；他们愿意要茶，自己将银子作价给他们茶货；他们若是怕他一去不回，他打算把乔家的生意全部押给他们。其次，在面对水家时，对水长清的质疑：从武夷山到恰克图有万余里之遥，南有大江，北有沙漠戈壁，江南又正逢战乱，有什么能力，能把它重新疏通？赔了怎么办？乔致庸掷地有声愿以乔家的生意做抵押。在对待借贷银两的偿还问题上，他的做法也体现了一个商业大家的智慧与胸襟。最后，他顺利地拿到了130万两银子，为自己南下开通茶路奠定了物资基础。三、 有自己和核心人才和团队1、 人才是企业的活力和生命，孙茂才就像今天企业里的“市场总监”，角色使命是审时度势为东家制定缜密、周详的市场拓展计划、安度危机的方案。任人唯贤、不惜重金。起用孙茂才。2、 总号每年还要对各个分号进行不定期考核。这就是山西商人的考核手段。你如果被一个商号开除了一次，别的商号就再也不会录用你了3、 制订关键职位接班人计划、发现和培养公司内部人才。4、 乔致庸看马荀深对业务讲得头头是道，是个人才，于是给其资本让其粮店独立经营。马荀深为知遇之恩所感动，上任之始就着手整顿，清除害群之马，准备带领乔家复字号进军蒙古大草原。复字号的气象为之大变。5、 “该用的人没用，该留的人没留”，这是管理的大忌，也是用人的大忌。譬如复盛公的马荀，近年来复盛公的生意有七八成都是他做的。这个人要是走了，复盛公的生意就要让他带走大半！这样一个人，东家为什么不能给他顶一份身股，让他留下？6、 发现了人才，要不惜重金和诚意，为我所用。7、 关键岗位人才任命必须经过严格考察，否则任意打破提升的常规，提拔的人太多，升迁的速度太快，也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张居正用“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驽良”来说明人应该试用，方知其才能。考察人才的德、能、勤、绩，以业绩为主。如果提升太快，则无法考察了。四、 商场如战场：独特的商战与竞争策略1、 开票号有一个忌讳，只要你的银票有一次不能兑付现银，你就没了信誉，就站不住脚了。去年就有一家广东商人要开票号，结果第一天就让人给封了门。头一天开张，有人抱来六个大金元宝来换银子，这家票号拿不出这么多银子，知道是有人不想让他开票号，当下就取下了招牌。据京城商圈的人说，那就是广晋源干的，而且不止一回了。果然不出所料，成青崖不会轻易放过乔致庸，一招接一招，招招致命。第二天清晨，大德兴刚开门，就有一群人，两人一组各抬着一个合抱粗的东西进来，放在柜台上。原来是广晋源银冬瓜，来人叫嚣换不出银子，赶快摘牌子。乔致庸已有了准备，他表面上让来人稍等，暗地里却令李德龄带铁信石等将广晋源的24只金元宝全都拉到广晋源兑换现银。成青崖万万没有想到乔致庸会杀出一个回马枪，他早已照会其他票号，不允许收自己的镇号之宝换给大德兴银子。而乔致庸偏偏向自家来兑银子，并且，成青崖借出那200万两银子后，广晋源已经没这么多银子可用于收回自己的镇号之宝。这时他猛然明白自己中计了，他一世英名就要毁于一旦，成青崖抽出宝剑就要自杀。陆大可及时赶来，拉乔致庸给成青崖磕头，让两家和好，各做各的票号生意，从此不再恶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要求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扩展资料：“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是从个人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它覆盖社会道德生活的各个领域，是公民必须恪守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评价公民道德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标准。1、爱国是基于个人对自己祖国依赖关系的深厚情感，也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行为准则。它同社会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要求人们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自觉报效祖国。2、敬业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要求公民忠于职守，克己奉公，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职业精神。3、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4、友善强调公民之间应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友好，努力形成社会主义的新型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