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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查询 > 文学 > 中国文学 > 文学评论和研究I09文学批评史I2古代文学（~1840年）I5近代文学（1840~1919年）I6现代文学（1919~1949年）I7当代文学（1949年~）应该是I7
以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
继汤氏之后,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的修辞学论著为数众多,人们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也各说不一,其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1 、美辞说在我国修辞学界,持美辞说的学者较多,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修辞专著中,如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章衣萍的《修辞学讲话》都从“美辞”的角度给修辞学下过定义。王易认为“, 修辞学一名美辞学,因其讲述修饰辞句而使增其美之理论也。又说:“修辞学者,乃研究文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陈介白认为“, 修辞学是研究文辞之如何精美和表出作者丰富的情思,以激动读者情思的一种学术。”[章衣萍指出“, 修辞学是研究文辞美化的一种艺术。”以上三家之言虽然提法有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强调修辞的核心是“美化文辞”,都侧重从美学角度给修辞学下定义。 特别是陈介白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实际上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点:一是文字表达得要精美,这是要求形式美;二是要有丰富的情思,这是要求内容美;三是要能激起读者的情思,这是要求效果美。当然“美化文辞”是属于修辞学研究范围之内的事,但是,修辞和修辞学绝不能局限在“美化文辞”这一狭小的天地之中。比如从语体的角度而言,科技语体和公文事务语体并不追求什么“美化文辞”,但属科技语体和公文事务语体的文章、文件、著作,同样存在修辞问题,同样需要人们去认真加以研究。 鉴于早期的“美辞”论者过分强调书面语而忽视口语以及其他方面的缺陷,四十年代以后持“美辞说”的一些学者,在论及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时,在提法上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变。如郑建业在《修辞学》一书中是这样给修辞学下定义的:“修辞学者,为研究语言文字之组织,使说者或作者了解运用语言文字之技巧,以期获得听者或读者之同情及美感之科学。质言之,即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故曰美辞学。”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对修辞作了这样的界定:“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种因素以美化语言。”由上不难看出,郑氏所谈的“美辞学”,主要涉及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以语言文字之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书面语,也包括口头语;二是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并善于运用增美语言文字之技巧;三是要获得听者和读者的同情与美感，重视交际双方的情感交流。而张氏所谈的“美化语言”,则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修辞必须有效地表达意旨;其二,修辞应适应现实语境;其三,应调动民族语言的多种因素(如语言、词汇、语法等) 以达到美化语言的目的。显然,郑、张二氏对修辞学特质的认识,已较早期的学者深化了一步。此外,台湾学者黄庆萱在其专著《修辞学》中,大陆学者谭永祥在其专著《汉语修辞美学》中,均有鲜明的美辞说倾向。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期以来“, 美辞学”在修辞学界的影响的确是深远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辞说”尚存在明显的缺失。因为修辞不仅仅要求“形象”、“鲜明”、“生动”,也还少不了“明确”、“通顺”、“平匀”、“稳密”。也就是说,修辞有“积极”与“消极”两端,二者必须兼顾,而“美辞说”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强调了“积极”一端而忽视了“消极”一端。2 、调整语辞说最先提出此说的是陈望道先生。陈氏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没有给“修辞学”下定义,但对“修辞”却作了如下解释:“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在书中作者对上述提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陈氏认为“, 语辞”并非单指“文辞”,而应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而所谓“调整和适用”,指的是在“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就是说,“调整或适用”语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经过仔细修改润饰的,另一种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即时完成的。而不论是哪种情况,作者都十分强调“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境的修饰。”由于陈望道先生和《修辞学发凡》在修辞学界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其后有不少修辞论著或工具书,都根据陈氏对“修辞”所作的解释和说明来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例如:修辞:简单地说,就是调整和修饰语言。修辞学: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如何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现象,探讨运用语辞以适应各种各样题旨情境的科学。这里有必要指出,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提出“调整语辞”说,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修辞学界,“美辞说”及由此说而派生出的“修饰学”,一度相当盛行。当时有一些学者一味追求文辞的华美,不顾“意”和“情”,也不重视适应具体的语境。如有的学者认为:“修辞学是研究文辞美化的一种艺术。”修辞学追求的是文辞的美化,因此“辞”非“修”不可。“正如漂亮的女子一定讲求修饰”一样,“漂亮的文章, 一定也讲求修饰。”正是出于纠偏的考虑,陈氏首先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正本清源,十分明确地指出,调整语辞,为的是“达意传情”,即修辞是为表达一定的内容服务的。关于如何正确理解“调整”与“修饰”的区别与联系,陈氏在1962 年11 月29 日的一次谈话中,对此有过这样的追求:“那时修辞学界讲修辞一定要讲文言文,一定要讲修饰,讲雕琢,不问内容。我不提‘修饰’而讲‘调整’。其实调整也是修饰,只不过是离不开内容的修饰。为了与一般所说的修饰相区别, 我才提调整。”[ 14 ] 可见“调整语辞”说的产生,这是时代的产物。宗廷虎先生在陈氏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修辞”和“修辞学”所作的概括,则是对陈氏修辞思想的进一步发展。3 、规律说“规律说”最初是由王希杰先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来的。王氏在《修辞学的定义及其它》一文中,对“修辞”和“修辞学”是这样下定义的:“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作者之所以这样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语法和逻辑都是指的某种规律———语法指的是语言的结构规律,逻辑指的是人类思维的规律,和‘语法、逻辑’相提并论的‘修辞’⋯⋯也应该是指的某种规律。”我们认为,这一见解是颇有新意,言之成理的。此后,有一些修辞论著和高校教材采用了这一说法。例如:“修辞,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修辞活动;一是指研究修辞规律的科学,也叫修辞学。”“修辞学是一门研究修辞活动中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规律、法则的科学。”我们认为“, 规律说”从总结修辞规律的视角给“修辞学”下定义,将其与“美辞说”和“调整语辞说”相比,有其独到之处。因为修辞活动中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和法则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法则的总和,便是需要人们去认真加以研究的修辞系统。而修辞学不过是人们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修辞系统的主观认识和描述。为此,“规律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很自然的事。4 、手段说在20 世纪30 年代,石苇先生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用文字的形式去有效地传达思想感情的技术,就是修辞。”这可以视为“手段说”的雏型。在当代学者中,“手段说”的持论者以张静先生为代表。在张氏主编的《实用现代汉语》一书中,对“修辞”和“修辞学”作了如下的解释:“简略点说,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手段;详尽点说,修辞是在一定语境中运用语言材料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专门研究运用语言的技巧,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的学科,叫修辞学。”何以这样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作者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修辞是手段,是运用语言的技巧,这是修辞的主旨;第二,修辞手段的运用是为了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是修辞的目的;第三,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是借助于语言材料形成的,这是修辞的基础,也指出了修辞与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第四,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运用语言材料构成的修辞手段才能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是修辞的原则,也指出了修辞和语境的关系。此外,刘帆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广义地讲,修辞是一种言语表达技巧,是创造语言美的手段。”个人认为,上述解释和说明,强调要注意修辞和语境的关系,强调修辞是为了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把“修辞”和“修辞学”主要定格在“技术”、“技巧”、“手段”的范围之内,那就值得商榷了。5 、综合说在当代学者中,“说”的持论者有日渐增多的趋势。例如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一书讲到:“修辞是为适应特定的题旨情景,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的规律。修辞学就是研究这种规律的科学。” 胡著对“修辞”和“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主要突出了以下要点:其一,修辞离不开特定的题旨情境,因为修辞现象总是特定的题旨情境的产物。其二,修辞讲究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这包括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以及篇章结构和语体风格等诸方面的内容。其三,修辞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这可以说是运用恰当的表达手段,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所要达到的目的。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此外,骆小所先生在《现代修辞学》一书中给“修辞学”下定义时,也提出与胡著较为接近的观点:“修辞学是研究适应特定语境,而运用语语言表达的方法、技巧或规律的科学。”由于“综合说”是在集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揭示修辞和修辞学的本质特征方面更具有科学性和全面性。关于修辞学的定义,除上面提到的较有影响的五种说法之外,尚有以张志公先生为代表的“选择说”,以吴士文先生为代表的“加工说”,以姜宗伦先生为代表的“修饰说”,以刘焕辉先生为代表的“言语形式的适切组合说”。限于篇幅,对以上各说这里就不一一详加评介了。应该承认,上述各派各家之言都有一定道理,都从不同角度对“修辞”和“修辞学”的本质属性作了这样或那样的归纳和概括。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一切科学中,越是基本的概念越难下定义。在修辞学中,对修辞学下一个人人满意的定义是很难的。”尽管给科学术语下定义很难,可是有一点这也是学术界业已取得的共识:给科学术语下定义,一是要尽可能准确地揭示该术语的本质属性;二是行文应力求简明扼要,不要拖泥带水。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前面提到的名家之说,我们认为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给“修辞”和“修辞学”所下的定义是比较可取的。你自己整理下，我也是摘录的
人民新闻“新闻”了解，一般有广义和狭义，广义的“新闻报”的消息，新闻，特点，和其他新闻体裁。通常指的是狭义的“新闻”的消息，是一种常见的文学形式，在大众媒体上。 （一）信息的特点，简明扼要的消息是简洁明了，基本的新闻写作。撰写清晰和简洁的信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呼叫掌握和分析单一的问题写主题必须突出重点，主要结构材料应该是简洁的语言应该是准确和简洁。至少两个写后仔细，如果有必要，句子，段落，实现卓越。另一个新闻，报纸，这是短期的有效方法，使新闻。 “对于报告：”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是一则新闻报道的一件事。 2，语言生动，简洁的信息语言生动，简单，有吸引力的阅读。 1998年3月30日，“记者，”人大代表提出国家大事，小记者的采访风格秀“在以前的标题版本，发表的文章和照片的小记者组采访每一篇写在代表短，简洁，语言生动，与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欢迎。消息结构的“倒金字塔”的写作是最重要的，最新鲜的前沿新闻事实写一个非常流行的触摸，这样的人接触一份新闻稿中，首先要知道它是什么。报纸主要是想知道最近每天在家和国外，什么是重要的，有意义的事情，涉及到什么人，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这样做不写主要内容，坦率地说，在开始的消息，不是大易鼓励读者看了这则新闻。高潮往往前面的东西或写邮件的时间，备受关注的结果程度的重要性和程度的读者，更重要的是内容，读者正越来越感兴趣安排为“倒金字塔”结构是结构，减少资本，这是写在报刊上新闻写作中最常见的形式。（二）写几个新闻线索精彩文章开始，我们都知道，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也不例外。消息简洁生动的文字消息新闻最重要的元素，可以引起读者兴趣在新闻铅和事实。新闻导致新闻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正常情况下，Blurb是年初第一款的消息，虽然有些的短消息不分段，铅开头的第一句话是，一些消息开始段落很简单，由两个或超过两个段落中的铅，铅复合，当它第一次被调用的Blurb导语第二段之后的第二款或段落，称为再生铅“或”准铅。写介绍，写新闻，接下来我们介绍几种方法铅写作。 1，叙事形式写铅铅精彩眼抢眼，扮演一个迷人的角色，根据稿件内容，应采取不同的措辞，在大多数情况下，新闻线索语句，语句很简单，客观的事实说话总摘要摘要简明扼要地抓住了最重要的新闻，最新鲜的事实，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为了促进其阅读。叙述比较容易掌握和易于使用的铅的形式写的，所以它变成铅是最基本的，最常见的表达。 2，描述介绍文字介绍，以叙事的形式写的，它可以是一个描述性的方式，记者看到，在新闻中的主要事实，一个有意义的侧面简单，独特的描述，向读者提供的图像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这是铅的一般特征的描述，使呈现的形象，再现客观事物的客观事实的描述和具体的印象，因此它被称为“信息铅。一般用在开始引入，为了吸引读者，使读者得到的感觉，站在自己的领土上的优势，提升产品的吸引力的消息。 引入更多的叙事风格指南描述了使用的语言的限制，使用范围更广的铅，因此，为了写一个风格指南语言描述，你必须要花费大量的努力表现，我们要注意新闻和图片的语言，最重要的事实，说明了新闻写作的要求，以应付。本次会议的新闻报道很少使用这样的语言，现场目击，表明铅是比较常见的。因此，简明的描述，以引起读者的生活中的实际意义。 3，议论文写作标题，叙述的主要目标，但不排除画龙点睛的叙述推理过程。经常使用的文件夹会议，温柔，测得的意见，导致新闻事实的讨论，以引起读者的注意。辩论铅三种形式：（1）评论铅往往是直接的新闻事实铅评审或评估。评论应该要简洁，最好的词。 （2）报价政要，权威或群众，然后在开放式引用。提供类型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引用的情况下，重要的新闻本身，通过他人评价，事实和新闻口。使用引号风格导语：引用应该是令人兴奋，活泼，充满新意，以吸引读者冲刷引用的话，真正的意图，并上报有关各方应密切。 （3）设置Q-类型设置为提问铅导语开始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短暂的，简洁的文字介绍，要注意段落应该是短期的介绍可以超过四行，更短和更强大的铅标的文章指出和思想，强调的说辞。请记住，如果你不来打动读者的第一件事情，也没有必要写第二句。因此，修辞学是非常重要的，领先的灵活性，不断有新的，高利润率书面重新仔细阅读。 （三）使用适当的报告，新闻背景材料新闻最近发生的，但是，写新闻稿，往往也并非只是最近发生的变化，而且还包括一些新闻背景材料。 背景占据了一定的地位，大量的新闻，新闻报道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新闻背景材料是什么？简单来说，有关新闻事件的历史和环境的材料是新闻背景材料。虽然它不属于新闻事实，但它可以被用来设置事实说明新闻人的知识和乐趣。所以学会正确使用新闻背景材料，使新闻内容丰富，全面，综合，并增加有趣的新闻，扩大读者的知识，以提高可读性。新闻背景材料的使用要注意以下几点： 1，帐户在草案的背景下，应根据不同的帐户，这是一般的情况下，书面请求在新闻报道中需要背景。至于是否每个新闻背景不必以书面形式。具体到背景的稿件帐户，因为该事件，需要发出。一些新闻报道也很简单，你不考虑背景材料，它是更为复杂的一些消息，你需要考虑的背景材料。 2，新闻主题密切相关的背景材料的事实背景应该直接的消息，不能离开的新闻事实。后台服务的描述，但事实上，表达为新闻，突出新闻主题。如果你不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将是多余的。相关的主题的一些背景材料，但所有的最好的，因为没有这样的背景材料。 3，该帐户不是适当的背景材料的上下文中，所有的新闻报道，而不是主要内容，是一个从属部分。因此，新闻背景，一般不建议写太多了，而不是量的新闻事实，以免尾巴摇狗，铺天盖地的，转移读者的兴趣和关注。 4，写生动的背景材料应力求吸引读者写活泼，负责任的背景材料做背景场活动。增加生动和可信的新闻。 背景材料可以写在Blurb的，你可以写的文字，你也可以写入到最后。 通讯的写作方法（一）书面沟通呼叫的通信类型，我们必须先知道的通信类型。中国通信习惯的沟通“，”通信事件“，”沟通“，”沟通风格“4除了素描，写作，翔实，采访笔记时，记者的信件，大多在了相应的4类型的通信可以被集成。 （二）特点是使用更深入细致的广泛报道客观实际的东西，一则新闻报道风格的体现，这是相同的新闻报道新闻事实的各种通信读卡器，通信具有以下特点：1，沟通是一个详细的，深入的报道。的通讯报告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和情况拔出户口问题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方面和场景做一些具体的说明，新闻报道更详细的报告，简报，深入和具体。2，沟通是一种新闻文体的各种性能。使用的通信性能的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的几种方式。根据通信的具体内容，灵活运用。写得淋漓尽致的音符，电影制作，绩效沟通的方法来表达一些3的通讯生动的传染性，沟通，传达信息的同时，往往是根据具体内容，灵活运用叙述，描写，议论，抒情的表达，通信似乎灵活，生动，具有一定的吸引力。此外，通信和消息，必须具备多种基本要素，然而，通讯不同的是从消息传播时间，它有一个宽松的要求，不是消息的消息内容是很难实现的，简单的新闻的深度和广度的背景材料，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它可以是一个历史纪录，这是目前正在发生的历史，几十年后，人们重新阅读这些通讯，你可以重温电影的历史。（三）数字通信BR />数字通信为主要内容的通信基于数字通信的类型，它可以说是最常见的，尤其是在一些报告的内容，通信和先进事迹，先进人物思想，往往占据了各大报纸的空间。字符有具体数字通信报道，他们往往有较高的新闻价值，无论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效果，但主要是正面人物。通信号和写下列基本要求： 1，反映，当人们今天沟通的特点是不同的传记，数字通信的新闻，报道的数字，当代，反映时代精神和外观，因此，一方面，以书面形式，努力挖掘人物最能体现时代的东西的特点，另一方面，要把握现实生活，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典型的典型的通信，它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2，关键字符被写入到写的书面字符通信的特点，如何写人物生活重要的通信特性任务数应该写生活中，我们首先必须把握人物的特点，在一般情况下，字符的字符你想要写的性格特点更加鲜明的特点更鲜明的图像，这是必要的特性，典型的情节细节，没有典型的材料，并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写活。 3，行为的性能数字，字符，汉字字符的行为，表现手法写数字通信 4，有两种数字通信的方法，写生活的一个字符，或一个阶段，更全面的覆盖。通信这样的数字，字符的开发活动和事件的时间跨度，材料的长度是比较一般。有写，不图全覆盖，但要抓住一个特定的场景，寥寥数笔，写出来的精神的性质，特点，一些报道的侧面或精神品格，性格，沟通类型也被称为“草图”或“侧记。 （D）事件通信事件通讯，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它是基于对重大或不寻常的事件，报告的通讯内容类型。 事件通信描述了最近受到广泛关注的事件。因此，事件通讯重大事件报告推出一系列的事件和发展过程中，往往有一个头，尾，情节，细节。即使短，应该作出明确的事件，事件的读者完整和清晰的印象。 在这里，我们介绍了事件通讯写作的基本要求和方法。 1，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叙事事件通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叙事风格。叙述，它的基本属性。通讯事件应该有一个明确的叙事目的是为了说明的想法，而不是叙事和叙事。 2，清楚地描述（1）解释的情节事件通信事件报告的真实事件。写作是一定要注意的叙述应该是明确的，第一个事件的情节来解释。如果帐户不理解叙事健忘，或明确表示，它隐约中，读者看后，我的心，也有一些问号，然后接受不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2）为主线，叙述清晰描述事件阅读器，就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叙事主线。它的开发过程和每个事件的具体特点，第一叙事和后缘，以达到良好的效果如何写叙事线索，必须仔细考虑，然后开始感觉好多了。叙事线索不清，语无伦次的叙述，让人看了眼花缭乱。正常情况下，事件，沟通永远是一个清晰的叙事线索。因此，即使事件错综复杂的颠簸，但也有在手的线索，仍然会秩序和收敛，使读者一目了然，充分展示。 3，生动的叙述，我们必须首先注重细节略有下降。写事件的沟通，并切记要注意避免流水帐，面面俱到，不分主次。从开始到结束的审判的权力会一直很无聊。其次是灵活运用多种表达。写事件的沟通，你可以用多种表现手法，内容丰富。如果该事件被写入使读者感觉像事件发生的位置，像锯一样，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 4，无论是大或小，事件通常需要书面沟通，因为事情是很难完全分离的叙事叙事文本。因此，写作时要注意的事情和人类发展的主线人物和事件即将发生的事件为主线的一系列有关，通过语言，动作和细节特征相比，该事件，以确保这个概念网络事件的通信人。首先，有必要选择合适的人。要选择是密切相关的事件，事件的思想意义，反映了写作的典型特征。两个写出来的字，要注意成品。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功能丰富的，有意义的事迹要抓住一个简单的解释，不喜欢写大字刻材料的特性，通过一系列的沟通。三写人物生动。某些字符书面交流活动现场，也有利于编写事件现场，并介绍了一个具体的形象。 （五）通信功能和描述作为新闻的风格，语言，沟通的语言要求准确和精确，简洁，生动，具体的实际详细了解。 1，口头沟通应该是朴实无华的通信再现文学作品的夸张渲染，是不一样的东西。这就要求记者要抓住主题，反映最感人的新鲜事物，简单和真实的语言，具体的，生动的描述。 2，各种通信生动的语言，修辞是一种方式的变化。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时间越长，新的语言和生动的文章，总是提示音，人们会感到单调。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你能避免这种现象。通信修辞学中常用的主要有以下几类：（a）在不同的主题，生动表现人物，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比喻。 （2）用拟人的手法表现报告的东西，它变得平淡无奇的生命力。 （3）诗歌，民间突出问题加强沟通，清晰生动。但是，引用必须是简洁，众所周知的著名的读者看看温暖和热情，也很容易理解沟通和表达的含义最好的参考。 3，琅琅上口的语言，用群众的语言，朗朗上口的书面交流，沟通人民群众和群众之间很受欢迎，所以广大的读者，但也有独特的沟通风格和地方特色。 4，强烈的情绪，通常情况下，通信和丰富的情感语言比语言的消息。排比句表达了强烈的感受，加上抒情的感叹词和反问句来表达爱的独特感受和恨。
自然科学与工程&医学研究 复旦大学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和第一个ALGOL-60编译器，第一台X25分组交换机，第一套因特网监控装备、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子计算机。在人类基因组学、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科技进展。医学科研的经费和项目数，已从两校合并初期的25%左右，增长到全校总量的一半。 科研经费&项目2010年度，学校理工科、医科共获得各类项目1393项，到款总经费108186万元。其中纵向项目1045项，到款经费93660万元；横向项目348项，到款经费14526万元。获得“973”计划项目2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项，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6项。共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745项，获资助项目482项，获资助经费17465．9万元。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54项，青年科学基金159项，重点项目10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项。获得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项目资助20项，新教师类项目资助37项，资助经费为253．2万元。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9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39项，经费128．5万元。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资助立项3项。获得财政部、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4357万元。 论文发表2010年度，学校理工科、医科申请中国专利671项，数量较2009年增长近30%。授权专利数量164项，全校累计有效专利（维持中）841项。已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17项，为历年最高。全校2009年发表SCI论文1958篇，比上一年增长12．98%。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历年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学校2004—2008年共发表SCI论文7269篇。其中有2419篇论文在2009年被引用，共被引用9106次，平均被引次数1．25次，位列全国高校第一。被引用达10次以上的论文有26篇，也居全国高校之首。被引用论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33%，位居全国第二。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医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被《自然》于2010 年2 月以连续两篇研究论文的方式发表，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论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 科技获奖2014年度，该校医科共有2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普类）1项。2013年度，该校医科共有1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另外周良辅院士荣获2013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该校理工科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项。2012年度，该校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7项，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2011年度，该校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项，其中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2010年度，该校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项，其中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 从2003年到2007年，该校文科研究和发展费用累计达到6亿元，承担国家社科基金146项、教育部课题194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36项。出版各类著作2200部，发表论文5万篇，研究报告2300篇，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222项。 复旦大学获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各类奖32项、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各类奖79项、获上海市第十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各类奖17项、获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各类奖80项。 馆藏资源 复旦大学图书馆前身为戊午阅览室，1922年正式建馆。由文科馆、理科馆、医科馆、张江馆、江湾馆（李兆基图书馆）、古籍部（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组成。截至2014年底，图书馆馆藏纸本文献资源约500余万册，其中线装古籍约40万册（包括善本6万册），民国时期图书10万册。订购中西文纸质期刊6124种，订购中外文数据库271个，电子图书93万种，中西文全文电子期刊52万种，特色馆藏包括古籍、民国时期文献、外文图书、复旦人著作以及各类专题赠书。其中复旦医科图书馆藏书刊40余万册，重点收藏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法医学、护理学等领域的中英文书刊。拥有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eb of Knowledge、EMBase、Proquest、OVID医学全文数据库、EBSCO的Academic Search Elite、Elsevier 的ScienceDirect、Kluwer等200多种数据库。 学术期刊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要刊载文、史、哲、经、法等学科论文。创刊于1935年6月，1978年复刊，并为此组成了直接由校党委领导的文科学报编辑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英文混版）：创刊于1935年6月30日，主要刊登数学、化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科学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研究快报、研究简报等。《复旦学报（医学版）》：其前身是《上海医科大学学报》，创刊于1956年6月。主要刊登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等领域的以原创性研究为主的论文。《数学年刊》：2008年，该刊出版《数学年刊A辑》（中文版）6期，《数学年刊B辑》（英文版）6期，以及A辑中译英版C辑（英文版）4期（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Mathematics 《中国当代数学》，由美国阿伦顿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发行）。《复旦教育论坛》：已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并且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之教育类的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核心期刊。《新闻大学》：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中国社科期刊学术论文统计数据库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首批来源期刊，并被许多名牌大学在学术评审时内定为权威刊物。《当代修辞学》：为语言学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世界经济文汇》：属于CSSCI来源期刊，经CSSCI社会科学评价中心2008年的评审，杂志的综合学术影响力在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72种经济学刊物中名列第十，是排名前十的杂志中唯一一份来自北京之外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研究与发展管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中国管理科学类重要期刊之一。《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获得2007年度“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经过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遴选指标体系综合评价，被评选为2008年度中国精品科技期刊。《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复旦大学核心期刊，被万方数据、中国知网及重庆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微生物与感染》：2008年，共发表述评3篇，论著25篇（其中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著5篇，国家“973”和“863”计划资助的论著5篇，其他项目资助的论著3篇），综述21篇，其他文章34篇。《中国循证儿科杂志》：全年共发7期(包括增刊1期)。刊发论著42篇，专家对谈录7篇，讲座2篇，综述10篇，病例讨论2篇，病案报告7篇。《中国临床神经科学》：2000年起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5家期刊数据库收入并评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为中国科技期刊、中国学术期刊（核心期刊）。《中华手外科杂志》：已加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临床医学》：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CJFD）、万方数据库数字化期刊全文收录；被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全文收录。《中国癌症杂志》：被“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入选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来源期刊”；加入“万方数据库―数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网，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被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收录为中文核心期刊。
内容简介作为国内首部认知修辞学专著，本书吸收借鉴现代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立足公众语言交际实际，从认知角度阐述了认知修辞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探讨了修辞交际的认知心理机制，论述了个性心理、社会心理、民族心理、话语角色、话语理解及其认知与修辞交际的共变关系，揭示了话语理解的原则和方法以及比喻的思维本质，综括了修辞交际的认知规律。本书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领域，建构了更为科学的修辞理论体系，对促进我国当代修辞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录序一序二序三前言第一章 认知修辞学概论第二章 修辞交际心理机制的认知构拟第三章 修辞视野中的个性心理及其认知第四章 社会心理认知及其修辞价值第五章 修辞认知中的民族心理网络及其价值第六章 修辞交际中的社会角色系统及其认知第七章 修辞视野中的话语及其认知与评价第八章 认知视野中的喻化及其思维模式阐释第九章 修辞交际的认知秩序构拟后记主要参考文献
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中文名为《外婆的日用家当》。2、英语修辞学角度分析（1）1968年，作为现当代西方修辞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修辞 大家罗埃德·比彻，在PhilosophyandRhetoric刊物上革新 性地提出了 “修辞形势”这一经典理论，刘亚猛将此核心 概念 “rhetoricalsituation”翻译为 “修辞形势”，本文将沿 用这一译文，因为相较于 “修辞情景”，其更能体现出 “形 势逼人的意味”。（2）比彻将 “修辞形势”定义为 “由一系 列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间关系所构成的综合体，展 现出一种实在的或潜在的缺失 （exigence），如果引入形势 的话语能够制衡人的决定或行动以致改变缺失，则此缺失 就可被彻底或部分解除”。同时，他提出 “修辞形势”由 三个基本成分构成，分别是 “缺失”、“受众”和 “修辞局 限”。（3）比彻指出，“缺失是一种当下存在的迫切需要；一种 缺憾，一个障碍，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或是一种偏离正轨的情况”。“修辞受众仅涵盖能够受到话语影响并能干预 其中改变现实的一群人”。而 “修辞局限”则 “包含了一 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修辞形 势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有能力制约改变缺失所需的决定 和行为”。（4）比彻的 “修辞形势”理论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单体的 研究，而是突显了 “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 “修辞形 势”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与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效果， 为解析作者意图和文学作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亦使 得历时性共时性的研究进入更为动态的过程。（5）分析框架提纲：第一点描述缺失，第二点描述受众，第三点描述修辞局限。参考文献： ［1］Bitzer，LloydF．TheRhetoricalSituation［J］．Philosophyand Rhetoric，1968，（1）：1－14． ［2］Burke，Kenneth．AGrammarofMotives．Berkeley／LosAngel－ es／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 ［3］Tuten，N．AliceWalker’s“EverydayUse”［J］．TheExplicator 51，2（Winter1993）：125－128． ［4］李洁平·《日用家当》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 学，2007（3）． ［5］李荣庆· 论《日用家当》对日常生活的批判［J］．天津外国语学 院学报，2010（6）．［6］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 京：三联书店，2004扩展资料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的作者是美国黑人作家艾丽斯·沃克代表作之一。2、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女，普利策奖得主、小说家、诗人和社会运动人士，她在作品中反映黑人妇女为自身权利而奋斗，获得广大的回响，其代表作品有《紫色》（The Color Purple）。由其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紫色》，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人为题材的电影。电影的主要演员几乎全部为黑人，参与影片摄制的工作人员也大半为有色人种。参考资料链接：中国知网-《日用家当》的修辞构建
文学作品评论的步骤大致有四个，即“阅读、定题、评论、写作”。阅读：阅读是文学作品评论中一个占有材料、调查研究的过程。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从文学作品评论的写作要求来看，阅读既要做到点面结合，又要做到深浅结合。写作评论的关键，是要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所以写作评论的第一步阅读，务必要深，要有真知灼见。定题：所谓定题，就是在读作品、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选择并确定评论的中心。定题也可称为”选题”。考生应选择好评论的标准。评论角度要依据个人专长和爱好来定，要选自己熟悉的、有把握的、有心得的、能评论的来评。要扬长避短，确定好评论中心。必须以自己对作品的独到见解、真知灼见来确立。定题时，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之上，通过考生思考，要完成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过程。评论：首先，要看这部作品说了什么，明确作品所反映的具体内容，并把作者的经验与自己的经验联系起来。其次阐明作品的主题，这需要对作品认真细致地阅读，正确评论作品的主题。再次，考生须注意，这部作品是如何表达的，表达得好不好，考生要注意作品在表达过程中所运用的技巧，评价作品的表达技巧才最能体现考生的专业水平。而评价作品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如能正确判断作者艺术表达手法，作出应有的评价，则会得到考官的赞同和赏识。最后，要找到作品的创新之处，一篇文学作品评论，只有正确指出作品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才能称得上是一篇好的文学评论作品。写作：文学作品评论必须具有议论文的特点，但是由于是对作品发表的评论，而又要有点文学色彩。所以好的文学作品评论，要有正确而鲜明的观点，在准确充分又有说服力的论据基础上，运用科学而符合逻辑推理的论证方法，带有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按照文学规律和特性结合作品实际进行写作，并且要注意文学评论的理论和术语的创造性。总之，要尽量注意，文学评论的语言既要求准确、严密，有科学性、理论性；又要鲜明、新颖，有文学性、形象性。要通过语言的运用，将评论的理、情、文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中西修辞学传统的区别 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差异、传播秩序差异和社会发展模式与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这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制度、传播秩序和社会发展模式的差异。 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形态的不同，反映的实际上是社会制度的不同。古希腊修辞学的诞生，来自社会制度的变化。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建立了一个相对民主的制度，人们获得了在公共政策制订、利益分配、司法诉讼等方面的言论自由权利。人们通过公共演说影响、改变决策群体的观念，达成共识，促成公共政策的产生，推动社会发展。于是，一门以演说、论辩技巧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修辞学诞生了。这说明演说修辞学的建立是以民主制度为前提的，尽管这种民主是有限度的。也就是说，西方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是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兴起的。这种演说修辞学在民主制度建立后的西方又被复兴、发扬、光大。 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公民就不会被赋予充分的言论自由权利，也就没有发表演说的可能，公共意志的表达、统一就不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实现，公共政策的制订、利益的分配、诉讼的进行， 也就不会通过公共修辞实现。社会事务的决策，就只能通过集权或武力来解决。修辞者想影响公共事务决策，就必需以君主为修辞对象。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乃至后世 的修辞大致如此。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缺乏民主基础，民众不享有参与社会事务决策的言论自由权利。社会事务的决策主要通过集权或武力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诸侯国之间的争权夺利。因此，社会个体主要通过游说诸侯国君主，通过修辞影响或改变国君的政治观念，来改变公共政策，实现干预社会变革的目的，推动社会发展。这是由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决定的。无论是中国的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都是集权社会。整个社会的传播秩序是建立在集权统治基础上的。社会事务、公共政策都是通过集权解决的。民众没有解决社会公共事务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公共演说也就没有用武之地。所以，当时产生了苏秦、张仪那样的著名修辞家，而没有产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修辞学家。也就是说，中国的修辞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以集权制度为基础的。它注定不会研究公共演说。日本修辞学的发展状况，也表明了这一点。 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也是社会传播秩序、传播制度的不同。无论古希腊的公共演讲、演说，还是中国古代的游说君主，都是一种修辞秩序，也是一种传播秩序，是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传播秩序。在此意义上说，中西方的修辞学发展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公共事务决策的不同形态，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不同模式。中西方修辞学都通过修辞干预社会发展，干预公共政策决策、公共利益分配，干预社会发展，但是它们的实现方式不同。 不同形态的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之于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尽相同。两相比较，民主制度下的公众演讲修辞秩序或者说传播秩序，更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为它能赋予公众更加充分的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能更加充分地表达公共意志。 2、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反映了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不同。 修辞学是“用语言做出选择的哲学” ，修辞本质上是一种选择，是通过语言做出社会选择的社会行为和传播样式。它不仅是信息、语言手段和话语的选择，而且是社会发展 模式的选择，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不同实现形态的选择。修辞，无疑是一种社会公共政策的形成秩序，是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人类对修辞秩序的建构和选择， 就是对社会传播秩序的建构和选择，是对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也是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中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研究传统、研究范式差异以及现代修辞 学研究上的差异，不但反映了中西方不同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种制度传统下公众修辞权利赋予的不同模式，反映了两种社会文化传统 下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 古希腊的公共演讲修辞，以公共民主为基础，建立了公共事务决策的民主程序，建立了相对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这反映的是古希腊人对其政治走向、司法判决等的选择，是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当代美国的公共修辞反映的是美国社会对其发展模式、社会公 平、公正实现方式的选择。他们通过公共修辞秩序，影响选民的政治意向，决定总统人选；通过公共修辞，决定国家政策、司法判决、利益分配等的制度，也就决定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模式。中国古代的个体修辞，反映了中国古代对社会发展问题解决方法的选择，反映了其对社会公平、公正实现模式的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就是放弃公共演讲的方式，放弃公平、公正的民主修辞秩序。因此，其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公正的实现，多是建立在个人意志基础上的集权式传播，多以统治集团的利益为目标。日本明治时代以前没有公众演说的修辞学研究传统，也是因为其国家政治生活多是依靠集权或武力而不是通过公共话语来解决的。当然，这与儒学 传统中重行轻言思想的影响也不无关系。 中西修辞学传统的联系 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形态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作为社会中的人，交际是必要的社会活动，有交际就有修辞现象的产生，修辞用于指导交际实践。在书面语产生之前，主要是口头交际。人类的这种生存共性决定了中西修辞传统的三大共性，即历史悠久、重社会实用与口头论辩。 1、历史悠久。中西修辞学的研究都开始得比较早。自公元前五世纪起，古希腊就有修辞学的专著问世，并建立了专门教授修辞学的学校。我国修辞学的萌芽期可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先秦诸子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以修辞学冠名的著作，但他们在论述哲学、政治、美学、伦理学等问题时显示了他们对修辞的看法。中西古典修辞学都是中西方修辞学的理论源泉，对以后各个时期的修辞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西方传统修辞学在其鼎盛的古典时期之后，经中世纪、文艺复兴直至十八世纪末的浪漫主义时期，虽已逐渐失去了影响，但随着十九世纪科学语言学的蓬勃发展，作为语言学学科之一的文体学及语言艺术研究应运而生，二十世纪修辞学得以复兴，成为一门重要的交叉学科。不同时期的修辞学理论虽然与传统修辞学有了大的不同，但仍然是传统修辞学的复兴、发展和完善。我国先秦诸子的修辞理论对后世修辞学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现代修辞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比如陈望道修辞要适应题旨情景的理论和修辞现象的两大分野的观点都可以从先秦诸 2、重社会实用。修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是社会实践智慧。为了满足人类在社会中生存、交际的需要，修辞的出现可用以指导语言实践，实用性很强。修辞实践一直是西方文化、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要求修辞作为一门实用艺术而产生，修辞可用于指导如何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修辞学更是日常生活的必要手段，讨论问题，发表意见，为自己辩护或攻击他人都要运用语言表达思想，在交锋中辩倒他人，占有上风。因此，古希腊人特别热衷于学习修辞学和逻辑学，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些知识和技巧，才能在论辩中以理服人，克敌制胜，从而捍卫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在古罗马，西塞罗甚至提出过政治家、哲学家、演讲家三位一体的理想模式，即主张理想的政治家必须同时是哲学家和修辞学家，演说不仅是智力活动的最高表现，同时也是与国家大业、全民福祉攸关的一种艺术，因为善于修辞是民主兴邦、精英治国的必备条件，甚至可以说修辞“在保证国家根本体制的正常运转、构筑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和增强所谓‘软性权力’等事关社会和民族兴亡盛衰的要害利益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古代有关修辞的论述中也有类似说法，如《周易·乾·文言》云：“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把修辞作为建功立业的一个必要条件，反映了修辞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战国时代，游说论辩之风极盛，个人的前途，乃至国家的安危常常系于游客辩士的一席话，因而有“一人之辞，重九鼎之宝；三存之舌，强于百万之师”(《文心雕龙》)的说法。修辞学无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从一开始就是为社会服务的。 3、重口头论辩。人类语言的发展是先有口头语言后有书面语言，口语修辞在中西古典时期都比书面语修辞重要。古希腊罗马时期盛行公众演讲和法庭论辩，实际上西方古典修辞学就是演讲和辩论的艺术，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口语。古希腊学者认为口头语言是一种活的语言，苏格拉底指出，书面语言唯一的功用是“帮助记忆减退的老人回忆往事”，而口头语言是充满活力的语言，它透人听者的心田，并且在回答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为自己辩护。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在游说论辩中，对口语修辞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它们是修辞理论的基础。
长期以来，中国修辞学一直在学界（甚至包括语言学界）的斜视中存在着。然而近年却逐渐受到人们的正视和重视。就连一些“最”瞧不起修辞学的高校也频频与修辞学结缘，如北京大学聘请了美国的蒲安迪和加拿大的高辛勇分别做了《中国叙事学》与《修辞学和阅读》的演讲，出版了美国学者布斯的《小说修辞学》。这当然是十分可喜的事，然而却又有几分尴尬，因为推进这项工作的是文论界而不是语言学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是请国外的学者用西方甚至我国传统的修辞理论对我国的文学文本进行修辞批评，而我们自己却很少有人去做这项工作。 文学的修辞批评，就是系统探讨文学修辞行为和规律，解读各种文学作品。在这一点上，我国古代做得相当出色，不少方面比现代西方毫不逊色。所以，我们非常同意钱钟书先生《读〈拉奥孔〉》一文中的观点：我们的注意力不能一直放在那些“名牌的理论著作”上，“诗、词、随笔里，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谚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精辟的见解，益人神智；把它们演绎出来，对文艺理论很有贡献”。因为，“自发的孤单见解是自觉的周密理论的根苗”。[1]这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中西方修辞学和修辞批评孰优孰劣，关键在于我们如何阐释和发展中国传统的修辞学思想，而不仅仅是照搬西方现成的东西。本文就是通过对西方修辞学的借鉴，“演绎”中国的修辞理论，并试图对未来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提出一点具有指导性的意见。中西修辞学都起于对说服性口语交际的研究，最后逐渐扩展到书面修辞。然而在对书面语修辞、尤其是文学修辞的研究方面，西方的发展速度却慢得多。虽然早在纪元前高尔吉亚就开了演讲文体文学化的先河，亚里斯多德的《修辞学》也在修辞术和诗学两个领域中涉及到隐喻等文学修辞问题，但西方修辞学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放在演讲和辩论的说服性技艺上。罗马时代只有一些零星的文学修辞讨论，直到17世纪以后，修辞学才与文学评论较紧密地结合起来，而真正对文学进行修辞批评则是20世纪的事。 20世纪初，修辞学作为有效地使用话语的社会行为的理论逐渐被人们认识。1914年发端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批评和修辞批评。他们强调文学的自主性，认为艺术作品是技巧介入的产物，因为技巧才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本质，才决定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即文学性或艺术性。他们认为形式决定一切，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程序。认为程序是包括手法、技巧、安排、搭配等一切对现成材料进行变形处理而引起审美效果的艺术加工方式。可以看出，这些认识都是修辞学的，至少大部分是修辞学的。另外，形式主义独特的文学语言观也是建立在语言艺术使用的基础之上的，如什克洛夫斯基说：诗就是扭曲受阻的语言，是陌生化的语言。雅格布逊说：“诗歌性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词使人感觉到是词，而不只是所指之对象的表示者或者情绪的发作。表现在词、词序、词义及其外部和内部形式不只是无区别的现实引据，而都获得了自身的分量和意义。”[2] 雅格布逊还有一个重要贡献是把本是两种普通修辞方式的隐喻和换喻看作是语言的二元对立的典型模式，并把这两种基本模式提升为了解人类一般行为的普遍模式，这就获得了美学意义。雅氏认为：“在诗歌当中支配一切的原则是相似性原则；诗句的格律对偶和韵脚的音响对应关系引起了语义相似性和相悖性的问题；…… 散文则相反，它主要在毗连性上面做文章。结果使隐喻之对于诗歌，换喻之对于散文分别构成阻力最小的路线。这便是对诗歌比喻手法的研究主要围绕着隐喻的原由。”[3]无庸置疑，这是一种修辞学批评。 和俄国形式主义一样，50年代前后的英美新批评也把研究重心放在作品上，不过，如果说俄国形式主义是从语言学和修辞学双重角度研究文学，而新批评则更注重从修辞学角度研究文学，比喻、象征、反讽、复义等是他们集中讨论的问题，有人称这一理论为文学语义学，而新批评创始人瑞恰兹则称这种文学语义学为新修辞学，任务是对词语的功能进行系统详尽的探索，以个别场合单部作品的语义研究为基础，以文学研究为目的，“如果说旧的修辞学把复义看作语言中的一个错误，希望限制或消除这种现象，那么新的修辞学则把它看成是语言能力的必然结果。我们表达思想的大多数重要形式都离不开这种手段，尤其是在诗歌和宗教用语中更离不开这种手段。”而新批评的中坚人物燕卜荪的《含混七型》，布鲁克斯的悖论（Paradox）和反讽（Irony）,可以说主要是从修辞意义分离的角度分析文学文本。 如果说瑞恰兹为美国新修辞学奠定了理论基础，那么博克（Kenneth Burke）则对修辞学范围进行了重新定义和拓宽，并试图把它用于所有语言使用形式，“他的主要贡献是形成了修辞性的文学批评。”[4]他在《动机语法学》中提出了“戏剧五要素”分析法，从行动、场景、人物、工具和目的五个方面对各种文本进行分析，尤其成功的是对文学所作的修辞批评。 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巴黎涌现出的结构主义思潮也对文学的修辞批评有重要贡献。如法国新诗学理论家J•柯亨在《诗歌语言的结构》中说：“修辞学是有关文学特有语言的程序的研究,‘诗学’则是有关一般诗作原则的全面知识”。[5]如巴尔特也强调 “技巧是一切创造活动的本质”，而这个创造活动又是通过分解、组合、形成和变形等步骤来进行的。他的“零度”写作论后来成了新修辞学描述风格的有用的操作性工具， “零度”和“偏离”成了修辞批评的两个重要概念。当然还有那个解构主义者保罗•德曼（Paul de Man），德曼的文学批评可说是一种精读方法，尤其是对文本(text)的修辞成分（包括辞格与语言的一般修辞性）的严密注视与分析。有人说他的修辞理论就是阅读理论，因为他从语言的修辞性来阅读作品。德曼的修辞批评，主要表现在中古就提出的人文三科：逻辑、文法和修辞。德曼认为，语言（包括修辞成分）不能由文法来解释，语言也不能自足地作为思想与现实的桥梁。只有把语言的修辞功用纳入文法的范畴，或曰“修辞的文法化”，才能达到这种理想。但修辞文法化是不可能的。于是这种批评在强调文学语言中的文学维度的同时，陷入了一种没有建设性的怀疑论，一种文学虚无主义。 可以看出，西方对文学的修辞批评以阅读为主，它强调形式与技巧，最后走向解构文本。 中国修辞学虽与西方修辞学起点相似，但它更注重书面语修辞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学文本的研究。早在先秦时代，不少典籍就开始探讨文学的修辞问题，有的甚至就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修辞批评。比如《左传》成公十四年对《春秋》笔法的探讨：“《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这里的“春秋笔法”，用董仲舒的话说就是“为辞之术”，也就是钱钟书先生所说：“《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辞。……《公羊》《谷梁》两传阐明《春秋》美刺 ‘微词’，实吾国修辞学最古之发凡起例：‘内词’、‘未毕词’、‘讳词’之类皆文家笔法，剖析精细处駸駸入于风格学。”[6]再如《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都对《春秋》中“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飞过宋都。”进行了细读式批评，公羊传从记闻记见记异的角度解读，谷梁传从有知与无知、物与人、物理与王道的角度阐释，都在探讨这一修辞行为的过程和策略。到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更对《春秋》之常辞与变辞进行了深入分析，“《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这与西方二十世纪末提出的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社会批评是非常接近的。关于阅读方式，先秦也有较为科学的认识。《孟子》就从接受的角度对《诗经》中的一些诗做了分析： 咸丘蒙曰：“……《诗》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 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万章上》）这可能就是董仲舒说的“《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对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加以发挥，指出“辞虽已甚，其义无害”的道理，而后来学者尤其是钱钟书氏更有精到的见解。 《毛诗序》中的“风雅颂赋比兴”可说是中国较早的文类批评，它对修辞阅读和修辞表现有着重要的贡献。《毛诗序》中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赋”是直言，“比”是比方，“兴”是托物，这后人基本没有异议，但对“风雅颂”却多分歧，我们认为“风”是修辞手段——婉讽，“雅”指修辞策略——文饰，颂言修辞目的——赞美。 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成风，文学独立，佛教传入，文学修辞理论相应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都有关于修辞批评的论述，并且多有对作家作品的修辞解读。尤其是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有不少专论修辞和修辞批评的篇章，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宋可说是中国修辞学的成熟期，一部《文则》，标志着中国修辞学的独立，打破了修辞学的附庸地位，其中对文体与修辞关系的论述，兼及表达与接受两个方面。尤其是从诗话开始一直延伸到后来的词话曲话小说评点再到钱钟书集其大成的独特的“细读”修辞研究方式，很有一点现象学的意味。 “批评”就是判断和评价，就是选择特定视角根据特定标准对特定对象做出判断和评价。特定视角是指批评的角度，如政治角度、道德角度、文化角度、审美角度、逻辑角度、语言角度等等；特定标准是指批评依据，如价值观、文学观、语言观、人生观等等。按照逻辑上的附性法推理，“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则是指从修辞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做出评价。这就引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以什么样的修辞标准来评价？也就是说，对文学进行修辞批评，首先关涉到对“修辞”内涵和外延的界定问题，因为“修辞”有着广狭不等的范围。一、从修辞之阶段看，狭义修辞是指高效表达，而广义修辞则既指高效表达，也指高效接受；二、从修辞之功能看，狭义的修辞指说服的手段，而广义的修辞则既指说服的手段，也指表现的技巧。因为说服重在影响受众，而表现重在解译创造现实；三、从所修之“辞”看，狭义修辞指高效语言行为，而广义修辞则是指高效符号行为。那么，对中国文学做修辞批评，应该建立在怎样的“修辞”基础上呢？我们认为，中国文学的修辞批评应该以中国传统的修辞思想为核心。我们不取亚里斯多德的定义，因为“说服论”外延太小，但也不取后现代主义把一切符码化、话语化也就是修辞化的定义，因为这种泛化修辞其实是文化批评。我们所依据的修辞特指“高效的言语行为”，不包括非言语行为，如绘画、舞蹈、音乐等。不过这个言语行为既包括表达也包括接受，既包括说服也包括表现。也就是说，它分析文学主体的整个认知加工过程，包括宏观的修辞策略和微观的修辞技巧，包括影响文学修辞行为的诸多因素。这样既可避免西方修辞批评的刻板和偏激，也可克服中国传统批评的玄虚和朦胧。 前面提及，修辞是一种交际行为。而交际行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是信息传达者，二是信息接收者，三是信息。所以说，文学修辞批评是一个系统阐释文学交际（修辞）行为的过程，它必须对文学的修辞运作做全程跟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同意西方修辞批评设定的范围：“如何做修辞批评呢？根据索妮娅•福斯的看法，修辞批评可分为如下四个步骤：提出一个问题，选择一个文本；选择一种分析工具；分析文本；撰写评论文章。”[7]可以看出，西方的修辞批评只是对文本即信息一环做出评价，而我们同时强调文学传达与接受。那么，这样是不是与文学批评、与写作学等冲突？答曰不然，对文学做修辞批评，只是对关涉文学的语言传达做出评价，它肯定与其他批评有叠合的地方，但其目的和角度是不一样的。（一）作家的修辞运作：修辞目的与修辞策略 一位文学批评家说：“就修辞学本身而言，我们常常谈到它所使用的三种‘方法’：对讲演者来说，那就是‘教授’（即‘传授知识’）、‘愉悦’和‘感动’，也就是说建立一种人与人的联系。”[8]这里说的三种方法其实是三种目的。大家知道，修辞是话语建构或文本生产的技艺和程序，但它首先起于因需求所产生的创作目的。虽然这个目的与创作目的总体上是相同的，如是娱乐还是教育，是愉悦还是感动，是说服还是诱导等等，但修辞学更多地关注其修辞行为的直接目的，即修辞性。而这往往决定文学体裁的选用和修辞方式的取舍。如果目的是通过A去说明B，那就用叙事性散文文体；如果是借助A抒发B，那往往就用抒情性诗歌体。比如，郭沫若的自传小说与他的抒情诗歌就取决于他的不同目的。当然，修辞目的还可进行下位切分，因为相同体裁中也可表现不同的目的。还如郭沫若，同是诗歌，同是抒发感情，在《女神》中因其要唤醒民众，所以风格如狂风暴雨，其修辞择词多刚硬奇崛，修辞手法也多反复铺排超常组合；而《瓶》中因其是表现男女之情爱，故风格如柔风细雨，其修辞择词多柔媚细腻，其修辞手法多婉言曲说象征隐喻。换句话说，作为创作目的，文学可以与其他文体相同，如惩恶扬善，说服教育等。但是作为修辞目的，就不仅在这个层面，它还要使文学更像文学，也就是文学要有文学性，即修辞性——至少要有作者理解的修辞性。正如钱钟书所说：“所谓 ‘不为无病呻吟’者即‘修辞立诚’之说也，窃以为惟其能无病呻吟，呻吟而能使读者信以为有病，方为文艺之佳作耳。文艺上之所谓‘病’，非可以诊断得；作者之真有病与否，读者无从知也。亦取决于呻吟之似有病与否而已。故文艺之不足以取信于人者，非必作者之无病也，实由其不善于呻吟；……盖必精于修辞，方足 ‘立诚’，非谓立诚之后，修辞遂精，舍修辞而外，何由窥作者之诚伪乎？”[9]这里说的就是具体的修辞目的问题。比如同是表现性爱，孙犁用隐喻：一个碧绿的蝈蝈爬在白色的匏子花上；林斤澜用象征：他写鱼、写鳗、写泥鳅、写水；汪曾祺用暗示：写明海与英子划船划到芦苇丛中；王小波用白描，写王二与陈清扬的性爱过程。我们说，四种写法都很有修辞性，但他们的修辞目的都很明确，前三者是通过物事写性爱，后者是通过性爱写社会。 作家创作始于目的，但他必须通过一定的策略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说过，修辞是一种复杂的言语行为，它是修辞者为了达到信息传递最优化而对语言作的某种选择，是根据修辞目的、环境、对象以及各种随机因素的交互作用所作的言语决策，而这主要表现为修辞策略问题。我们也说过，修辞策略是根据已在的条件，对未来的语言表达作出决策。它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利用自己已掌握的语言材料，根据对象的语言水平，按照表达与语境、目的和内容的函数关系等去制定修辞方案。“然而，这个方案或程序并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它必须考察修辞过程中的各种因素。一般地说，修辞策略的制定必须考虑三个维度：一是修辞态度，二是修辞格调，三是修辞方式。每一维度中又有对立的两个方面，最后综合运算，确定出修辞的最终策略。”[10]我们读作品，首先必须了解作家的态度策略：是根据听众或读者的价值观念、文化修养和社会性期待去调整自己的语言方式的适应策略呢，还是通过自己语言的魅力吸引读者改变读者的引导策略；其次必须了解作家的格调策略：是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文化修养的较高级形态的高雅策略呢，还是为了适应中等文化水平以下和某种特定群体的受众所采用的浅俗型策略；再次是必须了解作家的传达策略：是凸显对规范表达的偏离的出奇式策略呢，还是建立在共有的语言文化知识前提基础上符合常规的直言式的守常型策略。这就是说，修辞策略是一个三维的世界，只有把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才能制定或复原其总策略。比如，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态度上采用了引导型策略，格调上采用了高雅型策略，表达上采用了出奇型策略。而汪曾祺的小说修辞则分别是适应——高雅——守常型策略。如果我们把影响每一具体策略的各种因素考察清楚了，那么，就可再现作家的文学决策过程，从而客观地接受作品。（二）作品的修辞评价：修辞环境和修辞技巧 在古代中国和现代西方，文本批评是修辞批评的主要内容。加拿大学者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Frye）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借鉴英美“新批评”的方法，分析了文学中各种文体的修辞问题，研究文学作品的用词、造句、辞格等方面的特点。因为“任何文本都归属于某种体裁，而任何体裁都离不开修辞，因为“体裁”这个概念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11]西方修辞学从本世纪复兴以来主要是新亚里斯多德主义，其修辞批评关注三件事：一是建构修辞性的话语所产生的背景；二是分析修辞性的话语本身；三是衡量修辞性话语在观众身上产生的影响。而早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就有比较完备的相同认识。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修辞批评，还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考察文学文本的生存环境，也就是文学语境问题。修辞学关注的语境，虽然也涉及诸如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习俗的制约等时空坐标中的复合关系，如 “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学的言说方式，如不同文化生态中的特殊表现等，但它更关注文学言说的直接语境制约，如语体，如上下文。修辞学认为，任何文本都以它赖以生存的语体为前提，而任何语体又以它赖以存在的语言传达方式为前提。所以，要评价一个文学文本是否优秀，既要评价它是否得体——与语体相一致；又要评价它是否合“式”——与修辞方式相一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弗莱才说文类（体）批评的基础是修辞，修饰性的修辞与文学密不可分。也就是说，是修辞性决定了文学性，是不同的修辞特性决定了不同的语体分岔。从修辞出发我们不仅得出了口传史诗、虚构作品、戏剧、抒情诗四种主要文类，而且，修辞学更关注叙事性文体与叙事性文本、抒情性文体与抒情性文本之间的函数关系。也就是说，叙事文本是如何在叙事文体中把叙事做为一种修辞行为的，抒情文本又是如何在抒情文本中把联想做为一种修辞行为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别出哪是文学作品哪是非文学作品，哪是小说哪是诗。更进一步，哪是优秀的小说，哪是一般的小说等等。 其次要考察文学文本，即一部作品是由哪些修辞材料、借助什么样的修辞手法构成的？这样建构的修辞学理据是什么？它对文学的贡献在哪里？如前所述，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和西方现代的解构阅读都有非常丰富的案例。下面以明末清初李渔的《无声戏•丑郎君怕娇偏得艳》为例说明修辞阅读的重要作用。该小说的故事很简单，说一个相貌奇丑、肢体多残的有钱人“阙不全”想找一个和自己相貌相匹配的妻子，不料连找了三个，都是才貌奇佳，开始时三个女子都不情愿且设法摆脱他，可后来一个个心甘情愿地服侍他。对这样一个叙事文本，加拿大学者高辛勇做了较为详细的修辞分析。高氏认为，这个故事运用了修辞衍生方法——“倒反”（inversion）：把传统中常见的主题或故事的意思颠倒过来，成为新的故事，小说题目就说明这是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的倒转版。再比如入话里阎王判那恶人投身为美女嫁丑夫的故事，比如“红颜薄命”与“才子佳人”的意念对立，比如入话佳人配丑夫与正文丑郎娶美妻叙事角度的转换，都可以看作修辞上的“倒反”操作。同时，高氏还认为，李渔的故事与传统的“套破”是互文关系（intertext）：“他在故事一开头便提出‘红颜薄命’这个老套的成语，但是李渔给了这个cliché新的诠释。说话人说：‘只是这四个字也是解释明白，不是因她有了红颜，然后才薄命；只为他应该薄命，所以才罚她作红颜’也就是说，他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倒转了一下，修辞上看便是把原来的说法转成‘薄命红颜’（在汉语修辞术里它是‘红颜薄命’的‘倒置’辞式）[12]当然，小说还用了文字游戏式修辞手法，如对“阙不全”姓氏、“身事”及生世描写的游戏式趣释，对五官描写的夸张式铺排，对学识描写的比喻式借代，还有对“才子佳人”与“财主佳人”的反仿，整个故事从“阙不全”、“不全阙”与“全不阙”的修辞结构等等，最后收到了“救得人活，笑得人死”的修辞效果。作者把叙事修辞和说服修辞统一为一体，既完成了文学的说教功能，又完成了文学的娱乐功能……可以看出，这种批评方式，是对文学优化传达的最深入的探讨，因为它切入了文学创作的全方位，小到选词造句用格，大到谋篇创意运思，最后揭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真正含义。这一点，我们的古人做得很好，钱钟书进行了总结性的提高，而今后我们必须进一步发扬光大。（三）作品的修辞解读：修辞接受与修辞意义 所谓修辞解读，是指根据修辞学原理，对文学文本进行审美接受，然后读取其修辞意义。一般人认为，接受就是对作品进行逆向还原。其实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修辞接受正如谭学纯教授所说,不仅有等值接受，还有减值接受、增值接受和改值接受。[13]于是，读者——即修辞接受者也就成了文学修辞批评的终点性环节。也就是说，文学作品只有在读者的创造性接受中才算完成。正如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阿•基比迪•瓦尔加所说：“传授真理的人和接受真理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真理不会自己证明自己，总是有个传授者——活着的或死去的，有个作者，有个传统——“要”传播某个真理，有个或多或少自愿同意接受真理并且承认——或者否认（这是同一回事）——传授者权威的学生。”[14]一般地说，作者在创作时都有一个假定的读者，而读者在读作品时也要尽可能地贴近作者，双方在修辞上必须存在一种默契，如果没有起码的默契，那就不存在任何交际（文学也是交际）的可能性，而接受的程度取决于这种默契的程度。人们一般认为的接受是从相反方向重新设想作者的创作历程——从修辞到动机，但接受既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说它是社会的，因为表达者与接受者必须共享通用的语言代码，必须遵守特定的文化契约，必须满足规范的社会期待。说它是个人的，是因为表达者和接受者就其人生体验、语言修养和修辞能力并不相同，所以人们在接受时不仅会出现“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由于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不同视角对一个作品的解读也会不同，于是又出现了一个读者有几个哈姆雷特的情况。因此，修辞接受必须与接受者紧密关联。所以，同是李商隐的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周汝昌读出了“上句情在缠绵，下句语归沉痛”[15]，而朱大可却读出了“以‘春蚕’和‘蜡炬’暗喻男性生殖器，‘丝’与‘泪’暗喻精液”。[16]当然，还是这两句诗，朱大可在十年前或二十年前未必读出了现在的意义。这就提醒我们，对文学的修辞解读，要对接受者的综合情况进行考察。 那么，怎样才能更贴近作者，或创造性的贴近作者呢，我们认为，必须运用修辞理论去解读。上文的荷兰教授又说：“信息的‘隐藏’性是文学的特点，那是因为它就是要把读者引入歧途。作者尽其所能来掩饰阐释者所寻找的东西。文学的‘隐性真相’与修辞学的意图之间的冲突只能通过寻找文本掩饰目的的反复尝试来解决。想在他的文本分析得到修辞学的帮助的阐释者只能走和作者一样的路：他从谋篇开始，每当他通过后面的论证和辞格验证发现自己的方向错了的时候，他就重新回到谋篇阶段，以纠正和确实他最初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修辞分析是一种受到作者意图启发的的阐释形式。”[17]其实，更确切地说，修辞解读就是找出文本意义的各种可能性，也就是其文学的实指与虚指、单指与复指、他指与自指。如钱钟书对《离骚》中“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意义的解读：“‘修’ 字指‘远贤’而并指‘修洁’，‘服’字谓‘服饰’而兼谓‘服行’”[18] “两意均虚涵于‘謇吾’二句之中”[19]，这可以视为双关的特殊形态。王希杰对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中“落花时节”的意义解读为：“指春天，又暗指李龟年晚年之不幸，又暗指杜甫本人之不得意，还暗指唐王朝之衰败”。[20] 总之，我们认为，文学是“情理美三维、意义意思两面的话语形式”，[21]修辞阅读或曰修辞接受就是要把这些含义全部挖掘出来，从而完成文学的高消费。修辞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陈騤的《文则》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分别是中西方修辞学的开山之作。论文正是从正本清源的角度出发来选择这两部著作进行比较的，力图通过比较阐明中西修辞学的相同相异之处。论文首先从理论出发点、研究方法、具体修辞理论三个方面对这两部著作进行了比较。其次分析了两部著作修辞思想不同的原因,主要从社会原因、语言原因、思维原因三个大的方面进行了分析。最后通过比较得出四点启示。
继汤氏之后,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的修辞学论著为数众多,人们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也各说不一,其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1 、美辞说在我国修辞学界,持美辞说的学者较多,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修辞专著中,如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章衣萍的《修辞学讲话》都从“美辞”的角度给修辞学下过定义。王易认为“, 修辞学一名美辞学,因其讲述修饰辞句而使增其美之理论也。又说:“修辞学者,乃研究文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陈介白认为“, 修辞学是研究文辞之如何精美和表出作者丰富的情思,以激动读者情思的一种学术。”[章衣萍指出“, 修辞学是研究文辞美化的一种艺术。”以上三家之言虽然提法有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强调修辞的核心是“美化文辞”,都侧重从美学角度给修辞学下定义。 特别是陈介白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实际上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点:一是文字表达得要精美,这是要求形式美;二是要有丰富的情思,这是要求内容美;三是要能激起读者的情思,这是要求效果美。当然“美化文辞”是属于修辞学研究范围之内的事,但是,修辞和修辞学绝不能局限在“美化文辞”这一狭小的天地之中。比如从语体的角度而言,科技语体和公文事务语体并不追求什么“美化文辞”,但属科技语体和公文事务语体的文章、文件、著作,同样存在修辞问题,同样需要人们去认真加以研究。 鉴于早期的“美辞”论者过分强调书面语而忽视口语以及其他方面的缺陷,四十年代以后持“美辞说”的一些学者,在论及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时,在提法上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变。如郑建业在《修辞学》一书中是这样给修辞学下定义的:“修辞学者,为研究语言文字之组织,使说者或作者了解运用语言文字之技巧,以期获得听者或读者之同情及美感之科学。质言之,即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故曰美辞学。”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对修辞作了这样的界定:“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种因素以美化语言。”由上不难看出,郑氏所谈的“美辞学”,主要涉及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以语言文字之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书面语,也包括口头语;二是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并善于运用增美语言文字之技巧;三是要获得听者和读者的同情与美感，重视交际双方的情感交流。而张氏所谈的“美化语言”,则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修辞必须有效地表达意旨;其二,修辞应适应现实语境;其三,应调动民族语言的多种因素(如语言、词汇、语法等) 以达到美化语言的目的。显然,郑、张二氏对修辞学特质的认识,已较早期的学者深化了一步。此外,台湾学者黄庆萱在其专著《修辞学》中,大陆学者谭永祥在其专著《汉语修辞美学》中,均有鲜明的美辞说倾向。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期以来“, 美辞学”在修辞学界的影响的确是深远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辞说”尚存在明显的缺失。因为修辞不仅仅要求“形象”、“鲜明”、“生动”,也还少不了“明确”、“通顺”、“平匀”、“稳密”。也就是说,修辞有“积极”与“消极”两端,二者必须兼顾,而“美辞说”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强调了“积极”一端而忽视了“消极”一端。2 、调整语辞说最先提出此说的是陈望道先生。陈氏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没有给“修辞学”下定义,但对“修辞”却作了如下解释:“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在书中作者对上述提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陈氏认为“, 语辞”并非单指“文辞”,而应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而所谓“调整和适用”,指的是在“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就是说,“调整或适用”语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经过仔细修改润饰的,另一种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即时完成的。而不论是哪种情况,作者都十分强调“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境的修饰。”由于陈望道先生和《修辞学发凡》在修辞学界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其后有不少修辞论著或工具书,都根据陈氏对“修辞”所作的解释和说明来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例如:修辞:简单地说,就是调整和修饰语言。修辞学: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如何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现象,探讨运用语辞以适应各种各样题旨情境的科学。这里有必要指出,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提出“调整语辞”说,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修辞学界,“美辞说”及由此说而派生出的“修饰学”,一度相当盛行。当时有一些学者一味追求文辞的华美,不顾“意”和“情”,也不重视适应具体的语境。如有的学者认为:“修辞学是研究文辞美化的一种艺术。”修辞学追求的是文辞的美化,因此“辞”非“修”不可。“正如漂亮的女子一定讲求修饰”一样,“漂亮的文章, 一定也讲求修饰。”正是出于纠偏的考虑,陈氏首先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正本清源,十分明确地指出,调整语辞,为的是“达意传情”,即修辞是为表达一定的内容服务的。关于如何正确理解“调整”与“修饰”的区别与联系,陈氏在1962 年11 月29 日的一次谈话中,对此有过这样的追求:“那时修辞学界讲修辞一定要讲文言文,一定要讲修饰,讲雕琢,不问内容。我不提‘修饰’而讲‘调整’。其实调整也是修饰,只不过是离不开内容的修饰。为了与一般所说的修饰相区别, 我才提调整。”[ 14 ] 可见“调整语辞”说的产生,这是时代的产物。宗廷虎先生在陈氏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修辞”和“修辞学”所作的概括,则是对陈氏修辞思想的进一步发展。3 、规律说“规律说”最初是由王希杰先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来的。王氏在《修辞学的定义及其它》一文中,对“修辞”和“修辞学”是这样下定义的:“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作者之所以这样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语法和逻辑都是指的某种规律———语法指的是语言的结构规律,逻辑指的是人类思维的规律,和‘语法、逻辑’相提并论的‘修辞’⋯⋯也应该是指的某种规律。”我们认为,这一见解是颇有新意,言之成理的。此后,有一些修辞论著和高校教材采用了这一说法。例如:“修辞,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修辞活动;一是指研究修辞规律的科学,也叫修辞学。”“修辞学是一门研究修辞活动中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规律、法则的科学。”我们认为“, 规律说”从总结修辞规律的视角给“修辞学”下定义,将其与“美辞说”和“调整语辞说”相比,有其独到之处。因为修辞活动中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和法则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法则的总和,便是需要人们去认真加以研究的修辞系统。而修辞学不过是人们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修辞系统的主观认识和描述。为此,“规律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很自然的事。4 、手段说在20 世纪30 年代,石苇先生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用文字的形式去有效地传达思想感情的技术,就是修辞。”这可以视为“手段说”的雏型。在当代学者中,“手段说”的持论者以张静先生为代表。在张氏主编的《实用现代汉语》一书中,对“修辞”和“修辞学”作了如下的解释:“简略点说,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手段;详尽点说,修辞是在一定语境中运用语言材料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专门研究运用语言的技巧,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的学科,叫修辞学。”何以这样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作者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修辞是手段,是运用语言的技巧,这是修辞的主旨;第二,修辞手段的运用是为了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是修辞的目的;第三,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是借助于语言材料形成的,这是修辞的基础,也指出了修辞与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第四,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运用语言材料构成的修辞手段才能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是修辞的原则,也指出了修辞和语境的关系。此外,刘帆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广义地讲,修辞是一种言语表达技巧,是创造语言美的手段。”个人认为,上述解释和说明,强调要注意修辞和语境的关系,强调修辞是为了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把“修辞”和“修辞学”主要定格在“技术”、“技巧”、“手段”的范围之内,那就值得商榷了。5 、综合说在当代学者中,“说”的持论者有日渐增多的趋势。例如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一书讲到:“修辞是为适应特定的题旨情景,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的规律。修辞学就是研究这种规律的科学。” 胡著对“修辞”和“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主要突出了以下要点:其一,修辞离不开特定的题旨情境,因为修辞现象总是特定的题旨情境的产物。其二,修辞讲究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这包括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以及篇章结构和语体风格等诸方面的内容。其三,修辞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这可以说是运用恰当的表达手段,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所要达到的目的。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此外,骆小所先生在《现代修辞学》一书中给“修辞学”下定义时,也提出与胡著较为接近的观点:“修辞学是研究适应特定语境,而运用语语言表达的方法、技巧或规律的科学。”由于“综合说”是在集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揭示修辞和修辞学的本质特征方面更具有科学性和全面性。关于修辞学的定义,除上面提到的较有影响的五种说法之外,尚有以张志公先生为代表的“选择说”,以吴士文先生为代表的“加工说”,以姜宗伦先生为代表的“修饰说”,以刘焕辉先生为代表的“言语形式的适切组合说”。限于篇幅,对以上各说这里就不一一详加评介了。应该承认,上述各派各家之言都有一定道理,都从不同角度对“修辞”和“修辞学”的本质属性作了这样或那样的归纳和概括。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一切科学中,越是基本的概念越难下定义。在修辞学中,对修辞学下一个人人满意的定义是很难的。”尽管给科学术语下定义很难,可是有一点这也是学术界业已取得的共识:给科学术语下定义,一是要尽可能准确地揭示该术语的本质属性;二是行文应力求简明扼要,不要拖泥带水。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前面提到的名家之说,我们认为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给“修辞”和“修辞学”所下的定义是比较可取的。你自己整理下，我也是摘录的
A修辞学是研究在交际活动中如何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规则的科学修辞学内部的语言修辞学和言语修辞学都是语言应用的原理原则和言语领域规律技巧的科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应用和理解,但重在应用,重在总结一系列能增强语言表达效果的原理原则,规律和技巧；在研究理解时,不仅注重语言的字面意义,还注重语言的言外之义B语用学从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各种规约制约的社会行为,研究特定情景中的特定话语,从而发现语用规律它不是从语言系统内部(语音、语法、语义)去研究语言本身表达的意义,而是根据语境研究话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言下之意、弦外之音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语境、指示词语、会话含义、预设、言语行为、会话结构六个方面语用学研究语言的应用和理解,重在理解,重在语言的使用时,很注意语言的策略和场合要求向对方做出顺应,而在研究理解时十分注意交际的认知关系但在整个交际活动过程中,语用学既研究编码,也研究解码过程,更侧重于研究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如何理解和运用语言C言语交际学则主要从言语的外部行为过程出发,通过对人类运用和交际间的各种关系的探讨,分析进行言语交际得失的原因,从而得出言语交际的一般规律换句话说,语言交际学就是在“交际过程中”把握语言的特性与运用,即着重研究语言的动态运用
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 中文名为《外婆的日用家当》。2、英语修辞学角度分析（1）1968年，作为现当代西方修辞学中占重要地位的修辞 大家罗埃德·比彻，在PhilosophyandRhetoric刊物上革新 性地提出了 “修辞形势”这一经典理论，刘亚猛将此核心 概念 “rhetoricalsituation”翻译为 “修辞形势”，本文将沿 用这一译文，因为相较于 “修辞情景”，其更能体现出 “形 势逼人的意味”。（2）比彻将 “修辞形势”定义为 “由一系 列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间关系所构成的综合体，展 现出一种实在的或潜在的缺失 （exigence），如果引入形势 的话语能够制衡人的决定或行动以致改变缺失，则此缺失 就可被彻底或部分解除”。同时，他提出 “修辞形势”由 三个基本成分构成，分别是 “缺失”、“受众”和 “修辞局 限”。（3）比彻指出，“缺失是一种当下存在的迫切需要；一种 缺憾，一个障碍，一个待解决的问题，或是一种偏离正轨的情况”。“修辞受众仅涵盖能够受到话语影响并能干预 其中改变现实的一群人”。而 “修辞局限”则 “包含了一 系列的人物、事件、物体以及相互关系，这些都是修辞形 势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有能力制约改变缺失所需的决定 和行为”。（4）比彻的 “修辞形势”理论不再局限于静态的、单体的 研究，而是突显了 “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 “修辞形 势”理论运用于文学理论与实践，具有很大的启发效果， 为解析作者意图和文学作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亦使 得历时性共时性的研究进入更为动态的过程。（5）分析框架提纲：第一点描述缺失，第二点描述受众，第三点描述修辞局限。参考文献： ［1］Bitzer，LloydF．TheRhetoricalSituation［J］．Philosophyand Rhetoric，1968，（1）：1－14． ［2］Burke，Kenneth．AGrammarofMotives．Berkeley／LosAngel－ es／Lond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9． ［3］Tuten，N．AliceWalker’s“EverydayUse”［J］．TheExplicator 51，2（Winter1993）：125－128． ［4］李洁平·《日用家当》中的女性形象解读［J］．外语与外语教 学，2007（3）． ［5］李荣庆· 论《日用家当》对日常生活的批判［J］．天津外国语学 院学报，2010（6）．［6］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 京：三联书店，2004扩展资料1、《Everyday Use for your grandmama》的作者是美国黑人作家艾丽斯·沃克代表作之一。2、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女，普利策奖得主、小说家、诗人和社会运动人士，她在作品中反映黑人妇女为自身权利而奋斗，获得广大的回响，其代表作品有《紫色》（The Color Purple）。由其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紫色》，是美国电影史上第一部以黑人为题材的电影。电影的主要演员几乎全部为黑人，参与影片摄制的工作人员也大半为有色人种。参考资料链接：中国知网-《日用家当》的修辞构建
自然科学与工程&医学研究 复旦大学诞生了中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第一台电子模拟计算机和第一个ALGOL-60编译器，第一台X25分组交换机，第一套因特网监控装备、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数字电子计算机。在人类基因组学、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的科技进展。医学科研的经费和项目数，已从两校合并初期的25%左右，增长到全校总量的一半。 科研经费&项目2010年度，学校理工科、医科共获得各类项目1393项，到款总经费108186万元。其中纵向项目1045项，到款经费93660万元；横向项目348项，到款经费14526万元。获得“973”计划项目2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项，获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6项。共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745项，获资助项目482项，获资助经费17465．9万元。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54项，青年科学基金159项，重点项目10项，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2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项。获得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博导类项目资助20项，新教师类项目资助37项，资助经费为253．2万元。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9项，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39项，经费128．5万元。获得霍英东教育基金资助立项3项。获得财政部、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4357万元。 论文发表2010年度，学校理工科、医科申请中国专利671项，数量较2009年增长近30%。授权专利数量164项，全校累计有效专利（维持中）841项。已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17项，为历年最高。全校2009年发表SCI论文1958篇，比上一年增长12．98%。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历年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学校2004—2008年共发表SCI论文7269篇。其中有2419篇论文在2009年被引用，共被引用9106次，平均被引次数1．25次，位列全国高校第一。被引用达10次以上的论文有26篇，也居全国高校之首。被引用论文占发表论文总数的33%，位居全国第二。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医学研究院的研究成果被《自然》于2010 年2 月以连续两篇研究论文的方式发表，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论文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 科技获奖2014年度，该校医科共有2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普类）1项。2013年度，该校医科共有1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另外周良辅院士荣获2013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该校理工科获国家技术发明奖1项。2012年度，该校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7项，其中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2011年度，该校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项，其中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1项。2010年度，该校共获国家科学技术奖4项，其中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 从2003年到2007年，该校文科研究和发展费用累计达到6亿元，承担国家社科基金146项、教育部课题194项、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36项。出版各类著作2200部，发表论文5万篇，研究报告2300篇，共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励222项。 复旦大学获获第五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各类奖32项、获上海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各类奖79项、获上海市第十届邓小平理论研究和宣传优秀成果各类奖17项、获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各类奖80项。 馆藏资源 复旦大学图书馆前身为戊午阅览室，1922年正式建馆。由文科馆、理科馆、医科馆、张江馆、江湾馆（李兆基图书馆）、古籍部（国家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组成。截至2014年底，图书馆馆藏纸本文献资源约500余万册，其中线装古籍约40万册（包括善本6万册），民国时期图书10万册。订购中西文纸质期刊6124种，订购中外文数据库271个，电子图书93万种，中西文全文电子期刊52万种，特色馆藏包括古籍、民国时期文献、外文图书、复旦人著作以及各类专题赠书。其中复旦医科图书馆藏书刊40余万册，重点收藏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法医学、护理学等领域的中英文书刊。拥有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Web of Knowledge、EMBase、Proquest、OVID医学全文数据库、EBSCO的Academic Search Elite、Elsevier 的ScienceDirect、Kluwer等200多种数据库。 学术期刊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要刊载文、史、哲、经、法等学科论文。创刊于1935年6月，1978年复刊，并为此组成了直接由校党委领导的文科学报编辑部。《复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英文混版）：创刊于1935年6月30日，主要刊登数学、化学、生命科学、技术科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医学科学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学术论文、研究快报、研究简报等。《复旦学报（医学版）》：其前身是《上海医科大学学报》，创刊于1956年6月。主要刊登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等领域的以原创性研究为主的论文。《数学年刊》：2008年，该刊出版《数学年刊A辑》（中文版）6期，《数学年刊B辑》（英文版）6期，以及A辑中译英版C辑（英文版）4期（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Mathematics 《中国当代数学》，由美国阿伦顿出版公司在美国出版发行）。《复旦教育论坛》：已入选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并且入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之教育类的核心期刊，《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核心期刊。《新闻大学》：为全国新闻核心期刊，中国社科期刊学术论文统计数据库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文与引文数据库首批来源期刊，并被许多名牌大学在学术评审时内定为权威刊物。《当代修辞学》：为语言学中文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核心期刊。《世界经济文汇》：属于CSSCI来源期刊，经CSSCI社会科学评价中心2008年的评审，杂志的综合学术影响力在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72种经济学刊物中名列第十，是排名前十的杂志中唯一一份来自北京之外的经济学学术杂志。《研究与发展管理》：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中国管理科学类重要期刊之一。《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获得2007年度“中国百种杰出学术期刊”称号。经过中国精品科技期刊遴选指标体系综合评价，被评选为2008年度中国精品科技期刊。《中国眼耳鼻喉科杂志》：是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复旦大学核心期刊，被万方数据、中国知网及重庆维普数据库全文收录。《微生物与感染》：2008年，共发表述评3篇，论著25篇（其中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论著5篇，国家“973”和“863”计划资助的论著5篇，其他项目资助的论著3篇），综述21篇，其他文章34篇。《中国循证儿科杂志》：全年共发7期(包括增刊1期)。刊发论著42篇，专家对谈录7篇，讲座2篇，综述10篇，病例讨论2篇，病案报告7篇。《中国临床神经科学》：2000年起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等5家期刊数据库收入并评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医学计算机成像杂志》：为中国科技期刊、中国学术期刊（核心期刊）。《中华手外科杂志》：已加入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数字化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国临床医学》：为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来源期刊。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CJFD）、万方数据库数字化期刊全文收录；被国家图书馆、中国版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全文收录。《中国癌症杂志》：被“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入选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来源期刊”；加入“万方数据库―数字化期刊群”全文上网，被《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被北大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收录为中文核心期刊。
继汤氏之后,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的修辞学论著为数众多,人们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也各说不一,其中较有影响的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1 、美辞说在我国修辞学界,持美辞说的学者较多,早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修辞专著中,如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陈介白的《新著修辞学》、章衣萍的《修辞学讲话》都从“美辞”的角度给修辞学下过定义。王易认为“, 修辞学一名美辞学,因其讲述修饰辞句而使增其美之理论也。又说:“修辞学者,乃研究文辞之所以成美之学也。”陈介白认为“, 修辞学是研究文辞之如何精美和表出作者丰富的情思,以激动读者情思的一种学术。”[章衣萍指出“, 修辞学是研究文辞美化的一种艺术。”以上三家之言虽然提法有别,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强调修辞的核心是“美化文辞”,都侧重从美学角度给修辞学下定义。 特别是陈介白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实际上包含了以下三个要点:一是文字表达得要精美,这是要求形式美;二是要有丰富的情思,这是要求内容美;三是要能激起读者的情思,这是要求效果美。当然“美化文辞”是属于修辞学研究范围之内的事,但是,修辞和修辞学绝不能局限在“美化文辞”这一狭小的天地之中。比如从语体的角度而言,科技语体和公文事务语体并不追求什么“美化文辞”,但属科技语体和公文事务语体的文章、文件、著作,同样存在修辞问题,同样需要人们去认真加以研究。 鉴于早期的“美辞”论者过分强调书面语而忽视口语以及其他方面的缺陷,四十年代以后持“美辞说”的一些学者,在论及修辞和修辞学的定义时,在提法上有了一些明显的改变。如郑建业在《修辞学》一书中是这样给修辞学下定义的:“修辞学者,为研究语言文字之组织,使说者或作者了解运用语言文字之技巧,以期获得听者或读者之同情及美感之科学。质言之,即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故曰美辞学。”张弓在《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中,对修辞作了这样的界定:“修辞是为了有效地表达意旨,交流思想而适应现实语境,利用民族语言各种因素以美化语言。”由上不难看出,郑氏所谈的“美辞学”,主要涉及以下三个要点:一是以语言文字之组织作为研究对象,既包括书面语,也包括口头语;二是研究增美语言文字之方法论,并善于运用增美语言文字之技巧;三是要获得听者和读者的同情与美感，重视交际双方的情感交流。而张氏所谈的“美化语言”,则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修辞必须有效地表达意旨;其二,修辞应适应现实语境;其三,应调动民族语言的多种因素(如语言、词汇、语法等) 以达到美化语言的目的。显然,郑、张二氏对修辞学特质的认识,已较早期的学者深化了一步。此外,台湾学者黄庆萱在其专著《修辞学》中,大陆学者谭永祥在其专著《汉语修辞美学》中,均有鲜明的美辞说倾向。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长期以来“, 美辞学”在修辞学界的影响的确是深远的,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辞说”尚存在明显的缺失。因为修辞不仅仅要求“形象”、“鲜明”、“生动”,也还少不了“明确”、“通顺”、“平匀”、“稳密”。也就是说,修辞有“积极”与“消极”两端,二者必须兼顾,而“美辞说”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强调了“积极”一端而忽视了“消极”一端。2 、调整语辞说最先提出此说的是陈望道先生。陈氏在《修辞学发凡》一书中没有给“修辞学”下定义,但对“修辞”却作了如下解释:“修当作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或适用语辞。”在书中作者对上述提法作了进一步的说明:陈氏认为“, 语辞”并非单指“文辞”,而应包括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而所谓“调整和适用”,指的是在“材料配置定妥之后,配置定妥和语辞之间往往还有一个对于语辞力加调整、力求适用的过程;或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的,或是添注涂改穷日累月的。”这就是说,“调整或适用”语辞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需要经过仔细修改润饰的,另一种是“随笔冲口一恍就过”,即时完成的。而不论是哪种情况,作者都十分强调“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不应是仅仅语辞的修饰,更不应是离开情境的修饰。”由于陈望道先生和《修辞学发凡》在修辞学界所具有的重大影响,其后有不少修辞论著或工具书,都根据陈氏对“修辞”所作的解释和说明来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例如:修辞:简单地说,就是调整和修饰语言。修辞学:语言学的一门学科。它研究如何依据题旨情境,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来恰当地表达思想和感情。修辞学就是研究修辞现象,探讨运用语辞以适应各种各样题旨情境的科学。这里有必要指出,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中提出“调整语辞”说,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修辞学界,“美辞说”及由此说而派生出的“修饰学”,一度相当盛行。当时有一些学者一味追求文辞的华美,不顾“意”和“情”,也不重视适应具体的语境。如有的学者认为:“修辞学是研究文辞美化的一种艺术。”修辞学追求的是文辞的美化,因此“辞”非“修”不可。“正如漂亮的女子一定讲求修饰”一样,“漂亮的文章, 一定也讲求修饰。”正是出于纠偏的考虑,陈氏首先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正本清源,十分明确地指出,调整语辞,为的是“达意传情”,即修辞是为表达一定的内容服务的。关于如何正确理解“调整”与“修饰”的区别与联系,陈氏在1962 年11 月29 日的一次谈话中,对此有过这样的追求:“那时修辞学界讲修辞一定要讲文言文,一定要讲修饰,讲雕琢,不问内容。我不提‘修饰’而讲‘调整’。其实调整也是修饰,只不过是离不开内容的修饰。为了与一般所说的修饰相区别, 我才提调整。”[ 14 ] 可见“调整语辞”说的产生,这是时代的产物。宗廷虎先生在陈氏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修辞”和“修辞学”所作的概括,则是对陈氏修辞思想的进一步发展。3 、规律说“规律说”最初是由王希杰先生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提出来的。王氏在《修辞学的定义及其它》一文中,对“修辞”和“修辞学”是这样下定义的:“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修辞学是研究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规律的科学。”作者之所以这样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语法和逻辑都是指的某种规律———语法指的是语言的结构规律,逻辑指的是人类思维的规律,和‘语法、逻辑’相提并论的‘修辞’⋯⋯也应该是指的某种规律。”我们认为,这一见解是颇有新意,言之成理的。此后,有一些修辞论著和高校教材采用了这一说法。例如:“修辞,通常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修辞活动;一是指研究修辞规律的科学,也叫修辞学。”“修辞学是一门研究修辞活动中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规律、法则的科学。”我们认为“, 规律说”从总结修辞规律的视角给“修辞学”下定义,将其与“美辞说”和“调整语辞说”相比,有其独到之处。因为修辞活动中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规律和法则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法则的总和,便是需要人们去认真加以研究的修辞系统。而修辞学不过是人们对这一客观存在的修辞系统的主观认识和描述。为此,“规律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很自然的事。4 、手段说在20 世纪30 年代,石苇先生就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用文字的形式去有效地传达思想感情的技术,就是修辞。”这可以视为“手段说”的雏型。在当代学者中,“手段说”的持论者以张静先生为代表。在张氏主编的《实用现代汉语》一书中,对“修辞”和“修辞学”作了如下的解释:“简略点说,修辞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手段;详尽点说,修辞是在一定语境中运用语言材料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专门研究运用语言的技巧,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的学科,叫修辞学。”何以这样给“修辞”和“修辞学”下定义,作者作了如下的说明:第一,修辞是手段,是运用语言的技巧,这是修辞的主旨;第二,修辞手段的运用是为了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是修辞的目的;第三,提高话语表达效果的手段是借助于语言材料形成的,这是修辞的基础,也指出了修辞与语言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第四,在一定语言环境中,运用语言材料构成的修辞手段才能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是修辞的原则,也指出了修辞和语境的关系。此外,刘帆先生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广义地讲,修辞是一种言语表达技巧,是创造语言美的手段。”个人认为,上述解释和说明,强调要注意修辞和语境的关系,强调修辞是为了提高话语的表达效果,这都是对的。但是,如果把“修辞”和“修辞学”主要定格在“技术”、“技巧”、“手段”的范围之内,那就值得商榷了。5 、综合说在当代学者中,“说”的持论者有日渐增多的趋势。例如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一书讲到:“修辞是为适应特定的题旨情景,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以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的规律。修辞学就是研究这种规律的科学。” 胡著对“修辞”和“修辞学”所下的定义,主要突出了以下要点:其一,修辞离不开特定的题旨情境,因为修辞现象总是特定的题旨情境的产物。其二,修辞讲究运用恰当的语言手段,这包括词语的锤炼、句式的选择、辞格的运用以及篇章结构和语体风格等诸方面的内容。其三,修辞追求理想的表达效果,这可以说是运用恰当的表达手段,适应特定的题旨情境所要达到的目的。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是有规律可循的。此外,骆小所先生在《现代修辞学》一书中给“修辞学”下定义时,也提出与胡著较为接近的观点:“修辞学是研究适应特定语境,而运用语语言表达的方法、技巧或规律的科学。”由于“综合说”是在集各家之长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揭示修辞和修辞学的本质特征方面更具有科学性和全面性。关于修辞学的定义,除上面提到的较有影响的五种说法之外,尚有以张志公先生为代表的“选择说”,以吴士文先生为代表的“加工说”,以姜宗伦先生为代表的“修饰说”,以刘焕辉先生为代表的“言语形式的适切组合说”。限于篇幅,对以上各说这里就不一一详加评介了。应该承认,上述各派各家之言都有一定道理,都从不同角度对“修辞”和“修辞学”的本质属性作了这样或那样的归纳和概括。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一切科学中,越是基本的概念越难下定义。在修辞学中,对修辞学下一个人人满意的定义是很难的。”尽管给科学术语下定义很难,可是有一点这也是学术界业已取得的共识:给科学术语下定义,一是要尽可能准确地揭示该术语的本质属性;二是行文应力求简明扼要,不要拖泥带水。如果用这个尺度来衡量前面提到的名家之说,我们认为胡裕树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给“修辞”和“修辞学”所下的定义是比较可取的。你自己整理下，我也是摘录的
我也在学这课。13) And she stops and tries to dig a well in the sand with her (exaggeration)----P58, L14) I feel my whole face warming from the heat waves it throws out (exaggeration)15)After I tripped over it two or three times he told me to just call him Hakim-a-(metaphor)-------P60,L16) “Maggie’s brain is like an elephant’s”Wangero said ,laughing (ironic)—P62, L17)You didn’t even have to look close to see where hands pushing the dasher up and down to make butter had left a kind of sink in the wood (metaphor)----P62,L18) “Mama,”Wangero said sweet as a bird “can I have these old quilts?”(simile)---P63, L19) She gasped like a bee had stung her (simile)如果需要其他课的，留言哈~··
1 如我们有常说的“校花”，意思是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那么学校里最英俊的男生呢？开始是找不到对应的暗喻式词语的，后来便有了相应的“校草”。紧接着“班花”、“班草”、“群花”、“群草”等一类指代词相继涌现，于是“×花”和“×草”就填上了这部分统称词语的空挡。如果说这个是中国本土原创的填空词，那么汉语中同样有“进口”的填空词。如，在汉语里，有“歌迷”——喜欢听歌的人，“影迷”－－喜欢看电影的人，“书迷”－－喜欢看书的人……可是这种“迷”们在汉语里竟没有统一的称谓。然而在英语中，就有“fans”一词的意义囊括了所有的“×迷”。中国人是聪明的，自晚清开始就提倡西为中用，所以马上用“fans”的中文译音“粉丝”来统称那些迷恋于某种事物或某个人物的群体。有些专用名词，在公众场合直接运用的话多有不便，或者是人群比较避讳的，时尚语言，特别是网络语言就有办法解决这种矛盾的尴尬：易换法，有把同性恋者称呼为“同志”；缩略法，有把“变态”缩成“BT”，“恐怖”缩成“KB”……而这些用法，已经被年轻人运用到现实生活中。 2语言是社会的产物，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语言和思维是同劳动一起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产生的，其社会性几乎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新闻语言直接的目的是用来传播社会新近发生的事实，因此，相对于其它的语言形式，其社会性显得尤为突出。新闻语言从来就不是一种超然于社会之外、独立发展、自生自灭的话语系统，其表现形式的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系统诸要素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其一，新闻语言的形态变化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物质生产方式相适应，并随着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劳动为人类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创造了主体，并直接导致了主体对新闻信息的需求。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新闻语言的形态也经历了手势、口头、符号、文字这样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19世纪末电子媒介出现以后，新闻语言的形式也日趋多样化，文字新闻、广播新闻、电视新闻，大大拓展了新闻语言向社会渗透的深度与广度。尤其是当代电脑技术的运用和网络化，演绎着一个信息传播新技术的革命，同时，新闻语言也面临着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新闻语言随社会形态的更迭而变化。不同的社会形态会产生各具特点的新闻语言，而新闻语言一旦形成相对稳定的话语体系，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社会形态。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对舆论一直实行深文周纳、钳制言论的专制主义制度，新闻无论是内容还是语言，都浸透了“皇权至上”的印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与资产阶级反专制、反神权的政治需要相适应，其新闻语言在形式上呈现出个性张扬、多变求新的特点。同时，由于西方的新闻媒体产生的直接动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竞争，为了追逐利润，适应受众不断变化的口味和兴趣，西方新闻记者在语言上又有追求标新立异、刺激的一面。 其二，新闻语言与社会思潮有密切的联系。文艺复兴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掀起了一股“平等、自由、博爱”的社会思潮，他们在古典文化的宝库中找回“天赋人权”利器的同时，突然发现古典语文（主要是拉丁文），作为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已经成为一种僵死的语言，不能够很利落地、很有效地表达那个时代世俗人群的思维活动，于是，革新者便努力去寻找新的语言工具——他们找到了世俗语言。16世纪初，在威尼斯，继而在罗马以及西方其他一些国家，便出现了采用以世俗语言写作的“手抄新闻”。在中国，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以后，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向社会广泛宣传变法维新的新思想，致力于新闻语言的通俗化，甚至提出“白话是维新之本”。乃至在科学民主的思潮中，《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大旗，力倡白话文，终使新闻语言问题获得解决。可以说，新的思潮催生了新的文体，新的文体又反过来促使新的思潮向纵深发展。 美国著名的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提出的观念培养论认为，“电视对人们观念等的影响，在于使之主流化或相似化，即培养反映主流文化意识的观念。”格伯纳的表述说明，媒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要把人们的思想观念培养、交融、纳入到主流文化中去。这个主流文化的核心，就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内圣外王”，即：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德”是圣人的“德”，“德治”也就演变了“人治”。这种“人治”的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即使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三，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城市化使社会结构多元化，使城市本身成为一个社会传播的特殊机体。市民阶层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这就决定了新闻传播自纳入大众传播的范畴，新闻语言的世俗化就成为不可避免。大众新闻传播在负载政治宣传功能、教化功能的同时，必须十分注重满足社会一般大众对于周围环境和日常生活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来自信息高速公路以及多媒体电脑技术应用的挑战，不仅意味着新型传播方式的出现，将带来整个社会信息系统的结构性调整，而且使新闻语言的世俗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往和现今的大多数新闻传播活动，传播者和受众角色分明，两者很难交替。而在电脑网络系统中，交互性是重要的特点，受众可随时与职业传播者进行“对话”，发表意见。信息传播由原来的职业传播者单向的灌输式变为职业传播者与受众双向的互动式，一个互联网上的运用者既是新闻信息的受众，同时也可能是一个传播者。新闻传播行为的个人化所带来的新闻语言的世俗化也是显见的。更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及电脑网络系统中信息把关管理的困难，新闻语言世俗化的倾向也将变得日益突出。 总之，新闻语言源于社会生活，随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但是，新闻语言与社会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错综复杂、交互作用、全方位的联系。因此，我们在研究纷繁复杂的新闻语言现象时，把语言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加以透视性的研究，会使我们对新闻学及新闻语言的研究更加开放，更富有生气，从而获得更为开阔的研究视野。 3 宋、元、明、清四代,市民文学有很大发展,从“说话”（后代称为“说书”）起，逐步有了多种类型的讲唱文学，有了相当发达的戏曲和长篇章回体小说。文学的发展，必然对修辞的发展有影响。这些文学形式在语言上不同程度地向口头语言（白语）靠近。这些新的文学形式（有的论著中称之为俗文学）不再只是写出来供人阅读，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了口耳之事，要好讲，好唱，让尽可能多的各阶层的人，包括文盲，能够听得懂。这种作品写出来也要让“略识之无”的人大概能看得懂。这些特点无疑会产生若干新的修辞手段。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这些新的文学形式的已经很不少，并且取得了成果。但专门从修辞学角度来研究的，至今似乎还是个空白。汉语修辞研究者需要在这方面加以弥补。 ②从古代到近代，研究汉语修辞的都忽略了口头语言和俗文学里的修辞现象，研究对象都是书面上的诗赋词章史传典籍中的“ 雅言 ”。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是： 刘勰的《文心雕龙》成书于公元6世纪初年,南朝齐末梁初，共10卷，50篇。第1卷的5篇，总论辞章的本源和基本原则，发挥了《质文相资》的基本观点。第2～5卷的20篇，列出了20种文体，其中既有诗、赋等文学体裁，也有史传、论说,以至诏策、奏启等实用文体,每种文体既叙其源流，也品评了前人的作品。第6～8卷的15篇讲风格和技法，其中包括如现在所说的辞格。以下两卷10篇讲对辞章的鉴别，其中《时序》篇提出了辞章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部承前启后的巨著。它是先秦以来探讨辞章之学的总结，开此后1000多年研究辞章之学的先河。 陈□的《文则》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它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是古代修辞学著作中讲比喻讲得最为详备的。它不只讲应当怎么样，还讲了不应当怎么样，或者在什么情况应当怎么样。它讲到用语要注意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至讲到语助词的修辞表达效果。这些都是对《文心雕龙》以下有关修辞学的各种著作的重要补充，并且影响到后世以至现代。有人认为《文则》是历史上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修辞学专著。 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经宋、元、明、清四代，陆续出现了一大批诗话、词话、文话一类的著作和论述文章作法的著作，虽然其中有很多芜杂庸劣之作，但是也有不少精到的见解，特别是在修辞技法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