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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
一、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必须确定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经济管理范围，交给市场去管理。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基本前提。而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着力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同时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职能真正转变到以宏观调控为重心上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得到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手段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由财政来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重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等公益性基础建设等等。只有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中的一切行为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在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是通过规范与监管市场，去解决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支撑本国经济向前发展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本国市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要以市场为中心，凡是市场能提供的产品，能满足需求，尽量由市场来提供，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在市场中起监督管理作用。 三、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由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管理市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制定和执行有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悬殊与矛盾，调节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市场才能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政府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济体制的这种转轨，本身就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保证国家安全、政权建设、公共事业、公益性基础建设，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资金需要，加快市场经济发展。 四、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直接需求，能使公民收益或享受。公共服务是不同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这些政府行为的共同的是都不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需求得到满足。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就要不断扩大就业，加强对就业的指导和扶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政府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尤其是要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等。这种政府职能转变就要我国建设公共财政，满足公民直接需求，使公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得到收益和享受。同时，政府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缺陷，市场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能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财政是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需要，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灾难性突发事件，只有公共财政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民直接需求。公共财政在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建设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是指国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财政模式。这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的财政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财政，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公共财政理论和公共财政学，实际上就是市场财政学。“公共财政”的要义：并不在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表明的“市场失效”这一经济逻辑起因，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政治实质”内涵。公共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依法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做好国有资产管理，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正确认识推行公共财政的意义，明确其特征，找出当前推行公共财政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现代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主要形式有：1、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收入形式，是世界各国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约占各国经常性公共收入的90%以上；2、债务收入。债务收入包括国内发型的公债，国库券，经济建设债券，向国外政府、各级组织和商业银行的借款等。3、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收益是政府凭借其资产所有权取得的股息、红利、租金、资金占有费、土地批租收入、国有资产转让及处置收入等。4、政府费收入。指政府各部门收取的各种费用和基金性收入，包括行政执法过程中收取的各种规费和公共财产使用费。它们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我国现阶段政府费收入主要有5类：①规费收入；②共产使用费；③特别课征；④各种摊牌性费用；⑤特许金。5、其他收入形式。指上述几种收入之外的政府各项杂项收入，常见的有：①罚没收入；②对政府的捐赠；③“通货膨胀税”。
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毕业论文选题题库 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个案分析 论当代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公共导向 全球化语境中的公共物品概念解释 公共物品中的技术构成分析 论电子政务发展中的技术理念 城市环境管理政策的实证研究 电子政务规划设计的实证分析 基层电子政务发展的过程研究 城市景观环境和谐发展的政策研究 当代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课程体系研究 中国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培养计划的特色问题研究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贡献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困境分析 政治理念与行政体制改革 行政伦理的反腐功能析要 再造理论与城市社区再造的基本构想 构建现代农村社区商业网络的思考 从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探究和谐社区的创建 社区组织角色、职能定位与和谐社区建设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区群众文化建设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政府管理模式及其转型 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新探 和谐社区建设中的居民自治问题初探 社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与城市社区自治 论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管理中的角色归类及自治功能 社区财务模式的设计及其选择研究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模式的构建路径研究 公共事业规制与竞争制度模式 浅谈事业单位薪酬管理体制改革 浅析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改进建议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大众文化活动组织管理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现代社会分层 行业型网络传媒及其经营管理 中小城市文化事业机构与社区文化建设的互动发展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途径研究 公用事业单位应对危机事件的管理策略研究 人本管理理论在学校管理中的应用 当前我国社区治安管理问题探讨 互联网在我国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区治理模式探讨 试论单位制向社区制的回归 试论公共事业单位的信息资源管理 中外公益性组织管理体制比较研究 中介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及发展策略研究 公共事业单位的品牌管理研究 地方政府改善公共关系探析 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 公共事业管理中政府失灵现象研究 公共事业管理的现状及前景展望 城市交通管理的民众参与研究 城市居民公共意识调查研究 城市社区经营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部门执行力建设研究 区域公共利益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文化公共管理与现代文化产业组织运作 事业单位的流程再造及其组织变革 自我管理团队及其在事业单位中的应用 公共政策评估中的问题及对策 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 公共政策执行梗塞问题研究 公共政策的多源流框架研究 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学生就业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 社区居民自治：现代城市治理模式的基础 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与社会工作介入 论知识型员工的忠诚度管理 城市“低保”政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 社会公共服务满意度研究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发展问题研究 论我国行政指导制度的完善 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 试论行政不作为及其危害 行政补偿概念刍议 论我国行政听证制度的完善 我国地方政策制定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浅谈“政府上网” 论选人用人方式的创新 关于建立行政机关激励竞争机制的对策研究 公共权力腐败的成因及应采取的措施 简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方向及其保障 经济欠发达地区县乡机构改革难点及对策探析 西部开发中的政府职能定位研究 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 政府行为失范及其约束机制建立 市场经济发展与政府信用的关系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研究 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与市场化改进 非盈利性组织的地位与作用研究 论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政府财政教育投入比较分析 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 试析公共政策分析中的人本原则 试论激励机制在中国公务员制度中的确立与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人才管理思考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研究 当代行政领导者的创新能力研究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问题研究 村民“自治”问题研究 浅析企业团体意识的培育 行政领导的方法与艺术 电子政府的内涵及对行政发展的影响 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 地方政府竞争及地方保护主义研究 公共财政体制研究 信息在公共部门绩效评估中的利用研究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薪酬研究 第三部门（NGO）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公共伦理对于构建廉洁政府的意义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与新农村的建设 试论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作用分析 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政府部门绩效评估体系构建 政府治理模式创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公共行政的管理主义（或宪政主义）去向的理论渊源和发展 政治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 当前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研究 税费改革对乡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能力的影响研究 权力腐败中的59现象研究 我国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居民小区中的物业管理问题探析 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新型社区管理 浅谈集体上访的原因及对策 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浅谈政府机关的行政自由裁量权 浅谈入世背景下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干部交流难的原因及对策 当前人力资源现状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分析 浅论我国公共事业发展现状及其对策 浅析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 浅谈儒家道德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 浅析企业服务品牌的创建问题 浅析以人为本的高校教师管理 浅析儒家思想对高校人事管理的启迪 浅析我国中小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流失问题 浅论加强我国大学生创业教育 试论电子政务的实施对推进政府作风建设的影响 浅析我国政府的信用建设 浅谈如何从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塑造企业文化 社会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 浅析江苏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浅析企业绩效考核中的问题及对策 浅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浅谈社区中的人力资源管理 公共行政人才资源开发与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浅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民营企业人力资源激励机制研究 儒家文化对公共事业管理的影响 企业危机公共关系管理研究 浅谈当代民营企业文化建设 浅析团队沟通中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浅析我国法治进程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 浅析企业执行力 浅谈“公推公选”的目标定位 论官员问责制 浅谈民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乡镇合并后出现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浅谈有奖发票制度的完善 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国近代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及启示 经营城市及政府在其中的职能定位 浅谈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 浅谈民营企业领导者的授权艺术 浅析我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角色定位 “两委会”的矛盾及其对策 基层政府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讨 浅谈政府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 浅谈组织目标的制定 农村养老主体问题探悉 浅谈我国的行政区划 浅论城市公共交通管理 论我国社会救助的不和谐——低保户的保行为 论当代企业推行目标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存在的误区及对策 我国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程序分析 电子政务—我国政府管理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农民增收 浅析政府在GDP与国民收入增长关系中的作用 对我国农村土地征用及管理现状的反思 浅析我国政府网站建设 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初探 浅析企业危机管理 浅谈以人为本的企业管理 从“鸡鸣狗盗”浅谈企业用人之道 浅论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基层政府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困境与对策 浅谈领导者的能力素质 论在科学发展观下的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试论我国公务员激励机制 企业公共关系沟通模式与价值分析 企业人才流失问题及对策研究 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探讨 政府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分析 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的探讨 行政绩效初探 公平和效率与政府责任的探讨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地方政府绩效考评探析 “守夜人”角色与政府主导型之辨 论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向 论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作用 我国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研究 地方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法制监督研究 论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政府公关的必要性 政府公关对搞好政民关系的意义探讨 中外政府经济职能比较研究 城市公共企业评价（或改革）探讨 论电信市场的政府管制 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改革研究 我国行政监督的回顾与思考 各国行政监督比较研究 西方行政改革的研究 我国行政决策体制的改革 公共决策过程中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整合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研究 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要素分析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探讨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动因与对策研究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医疗卫生管理（基础教育管理、环境建设与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村民自治组织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当前农村基础教育发展问题的分析 关于中国农民“离土”问题研究 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与对策研究 试述农业保护政策 行政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比较研究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研究 试论现代领导者的影响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思考 浅议乡镇机构改革的难点与对策 我国乡镇机构改革的焦点与对策研究 论我国村级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浅议行政听证制度的发展与改革 转型时期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理论探讨 论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 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行政管理理念创新探析 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管理对策思考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探讨 论政府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定位 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拯救“志愿失灵” 培育志愿精神，奠定公共事业组织发展基础 牵手合作，共建和谐——市场经济添加下准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 优化制度环境，发展公共事业 公共责任监督机制研究 事业单位体制改革 事业单位民主管理研究 社会团体治理结构研究 社会转型期公共危机管理对策思考 科学发展观与政府管理创新探讨 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行政管理理念创新探析 政府行政效率与行政成本分析研究 公共决策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研究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执政能力建设与提高行政效率探讨 政府公关对搞好政民关系的意义探讨 公共事业民营化问题研究 中国公共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探讨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特色与发展 国家公务员的职业道德建设初探 公务员聘用制度研究 建立健全公务员培训机制初探 国家公务员制度考核研究 强化公务员绩效考评的思考 论国家公务员的激励机制 以人为本在国家公务员管理中的作用 论公共部门内部治理中的公平问题 行政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思考 中国的公民社会建设问题探讨 论社会转型的挑战与我国行政协调机制的变革 当前我国行政机制的生态平衡分析 以企业精神打造公共事业组织 试论农村合作医疗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提高企业培训有效性的对策分析 管理者开展有效沟通的路径研究 人力资源的战略与规划关系分析 浅谈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有效激励 民营企业中的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之招聘分析 现代企业绩效考核低效之成因分析 论人力资源的柔性化趋势 提高员工忠诚度的对策研究
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是指国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财政模式。这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的财政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财政，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公共财政理论和公共财政学，实际上就是市场财政学。“公共财政”的要义：并不在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表明的“市场失效”这一经济逻辑起因，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政治实质”内涵。公共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依法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做好国有资产管理，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正确认识推行公共财政的意义，明确其特征，找出当前推行公共财政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现代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主要形式有：1、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收入形式，是世界各国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约占各国经常性公共收入的90%以上；2、债务收入。债务收入包括国内发型的公债，国库券，经济建设债券，向国外政府、各级组织和商业银行的借款等。3、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收益是政府凭借其资产所有权取得的股息、红利、租金、资金占有费、土地批租收入、国有资产转让及处置收入等。4、政府费收入。指政府各部门收取的各种费用和基金性收入，包括行政执法过程中收取的各种规费和公共财产使用费。它们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我国现阶段政府费收入主要有5类：①规费收入；②共产使用费；③特别课征；④各种摊牌性费用；⑤特许金。5、其他收入形式。指上述几种收入之外的政府各项杂项收入，常见的有：①罚没收入；②对政府的捐赠；③“通货膨胀税”。
关于财政学毕业论文题目有很多，学术堂整理了一部分供大家进行参考： 1、现阶段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2、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论分析与对策研究 3、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指标体系设计 4、现阶段财政支农制度缺陷及其改进 5、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6、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研究 7、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转移支付结构的调整 8、地方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研究 9、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深化改革研究 10、财政支出绩效问题研究 11、论财政支出效益 12、农村综合改革与财政关系问题研究 13、政府采购成本的有效控制研究 14、我国政府采购中的问题及其治理 15、招标采购与政府采购的关系 16、我国与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制度比较研究 17、我国政府采购模式研究 18、政府采购支出绩效评价分析 19、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的改革与完善 20、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21、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22、我国教育财政体制问题研究 23、我国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研究 24、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机制研究 25、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研究 26、财政支持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27、实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中的财政支持方式探讨 28、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 29、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30、财政投融资问题研究 31、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 32、社会救助问题研究 33、公共教育支出研究 34、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35、社会救助问题研究 36、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运营 37、农村公共产品问题研究 38、我国农村医疗保险的财政思考 39、公共卫生支出的绩效及其改进 40、社会保障基金的筹集和管理 41、农村医疗保障问题研究 42、城乡养老保险一体化构想研究 43、政府应对公共突发事件的财政对策分析
一、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必须确定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经济管理范围，交给市场去管理。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基本前提。而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着力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同时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职能真正转变到以宏观调控为重心上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得到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手段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由财政来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重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等公益性基础建设等等。只有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中的一切行为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在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是通过规范与监管市场，去解决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支撑本国经济向前发展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本国市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要以市场为中心，凡是市场能提供的产品，能满足需求，尽量由市场来提供，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在市场中起监督管理作用。 三、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由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管理市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制定和执行有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悬殊与矛盾，调节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市场才能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政府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济体制的这种转轨，本身就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保证国家安全、政权建设、公共事业、公益性基础建设，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资金需要，加快市场经济发展。 四、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直接需求，能使公民收益或享受。公共服务是不同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这些政府行为的共同的是都不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需求得到满足。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就要不断扩大就业，加强对就业的指导和扶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政府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尤其是要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等。这种政府职能转变就要我国建设公共财政，满足公民直接需求，使公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得到收益和享受。同时，政府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缺陷，市场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能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财政是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需要，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灾难性突发事件，只有公共财政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民直接需求。公共财政在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建设公共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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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普遍面临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是：地方财政收入远远不能满足地方财政支出的需求。为缓解这种矛盾，各级立法部门、行政部门及理论部门就如何增加地方财力的问题进行过许多有益的探讨与实践，但有限的收入增长始终难以满足巨大的资金需求，财政困难依旧，甚至有增无减。它表明，对于问题的解决而言，上述思路的能量是有限的。笔者认为，财政收入作为对政府提供公共商品所付财政成本的补偿，与财政支出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互为因果，而且，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讲，财政收入是以财政支出为基本前提的。因此，认真研究地方财政支出是促进地方财政状况改善的更有效的手段。 一 自体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支出作为地方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经济基础，为我国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化，地方财政支出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也日趋明显，财政支出结构也亟待优化。这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矛盾加以剖析： 支出总量高速增长与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自实施“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以来，地方财政支出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份额不断提高。1983年，预算内支出、预算外支出中中央和地方所占份额分别为7％、3％；3％、7％。到1995年，上述指标分别变为2％、8％；1％、9％。（注：从1993年起，预算外收支中不含国有企业和主管部门收支。但是，这一变化并不影响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的总格局，相反，这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央和地方实际使用预算外资金的情况，即地方是主角，中央是配角。）它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已占整个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实际上已形成“大地方、小中央”的格局。十余年来，地方财政支出迅猛增长，其增幅远远超过同期财政收入的增幅。1986年～1992年同口径比较，地方收支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和3％；从绝对量上看，1996 年的财政支出是1985 年的79倍。然而，在地方财政支出总量大幅增长的同进， 财政资金所产生的效用并没有同步增长，且财政支出结构失衡，其基本表现是： 一是地方经常性财政支出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均高于建设性支出所占的比重及增长速度，从而使地方财政具有明显的“吃饭”型财政特征。1992年～1996年地方本级财政支出的情况显示，地方财政建设性支出从未达到过本级财政支出的30％。这种状况似乎表明政府正逐步退出私人商品领域，但问题在于，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中绝大部分项目均属市场经济下政府应有所作为的领域。因此，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我国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 二是地方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中， 行政经费日益膨胀。 1992 年、 1994年和1996年，全国地方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公检法支出之和分别为36亿元、56亿元和36亿元，其占当年地方财政经常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89％、43％和14％。行政经费的膨胀， 大量挤占了急需的地方公共支出项目，表明我国公共劳务提供的成本过高。 三是在各单项支出中，人头经费远远超过公用经费。以1994年为例，我国文教卫生事业支出、教育事业费支出、行政管理费类支出中人头经费均在80％左右。（注：人头经费包括工资、补助工资、职工福利费、离退休人员费用、人民助学金和主要副食品价格补贴。公用经费包括公务费、设备购置费、修缮费、业务费、其他费用和差额补助。）尤其是工资改革后，人头经费在大部分支出项目中更是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经费在整个地方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因此，支出总量的扩大，不仅未能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相反还导致了更为明显的不平衡与不合理。 越背越重的赤字“包袱”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的矛盾 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地方财政赤字“包袱”越背越重，资金调度空前困难，部分地方财政不能按期发放工资，不能及时足额报销差旅费、医药费，上级财政拨付的专款因被挪用而常常不能及时到位。因此，部分地方财政成为实实在在的“吃饭”财政，少数地方连“吃饭”财政都难以维持。资料表明，从1986年开始，预算内财政收支中，地方财政几乎年年出现为数不小的财政赤字。此点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赤字额呈现扩大趋势的同时，赤字面也呈扩大趋势，使地方财政支出仅限于保工资和办公经费，而且这种“双保”又限于低水平，地方财政实际上是以欠帐“包袱”的加重来换取赤字的减少。而这种状况必然影响“九五”乃至更长时期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基础的稳固，也必然与日益增长的事业发展需要产生矛盾，从而使农业的“基础”地位，教育的“根本”地位，计划生育的“国策”地位，公检法的“重点”地位，无法从财政上得到保证，也使得缓解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变得极为困难。 预算内收入短缺与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矛盾 统计资料显示的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几乎是年年赤字，这表明预算内收入短缺，无法满足正常的财政资金需要。但与此同时，有目共睹的事实是，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论发达地区还是不发达地区，干部和职工的生活条件却越来越上档次、上台阶。这显然是一种奇怪的不对称现象。其直接原因在于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及非规范性创收活动的“合法化”。它起码带来如下三个后果：其一，预算内收入难以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其二，为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提供可能；其三，预算外收入成为地方财政平衡的“蓄水池”，有关机构与部门难以获得地方财政收支情况及其它真实信息。正因为如此，我们基本上只能从预算外收入这个侧面来考查预算内收入短缺而非规范性财政活动大量进行的直接原因。 从全国来看， 同口径比较， 1992 年全国地方预算外收入总额是1984年的99倍，年均增长速度为7％，而同期地方预算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只有5％。1996年，地方预算外收入较之1993年的增幅更是高达78％。从积极的方面看，预算外资金的增长和政府对这部分资金流向的控制，对各级政府综合平衡社会财力，补充国家预算资金的不足，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是也正是这部分资金的相当一部分被用于单位办公条件（包括办公楼和办公设施）的改善，交通、通讯工具的便捷，职工福利（包括职工住宅、补贴、津贴）等额外消费的增加，而这些支出基本上是个人、集团消费方面的非建设性支出。它进一步使整个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出现“一头沉”的不合理局面。 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不同级次之间支出水平、支出结构失衡的矛盾 当前，我国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人均财政支出水平极为悬殊。从收入来看，1996年青海省人均财政收入不到广东的2％； 从支出来看，排序最末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支出仅为上海的93％。 此种情况直接导致不同地区财政支出结构的差异。例如，仅从财政经费占支出的份额来看，1996年上海、北京、天津行政管理费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分别为55％、32％、55％，而青海、贵州、西藏分别为99 ％、86％、75％。因此，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除满足政权建设和一般支出需要外，还有财力进行建设性支出，而不发达地区，其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工资和最低水平的公务支出。这种差别除导致地区之间财政支出结构的失衡外，还进一步拉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上述现象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之间也同样存在，它使得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统一的支出标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级次出现较大差异，从而带来地区内部不同级次之间的支出水平、支出结构的失衡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任何一种现象的出现，都可以从某种或某几种现象上找到原因。当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诸多问题，离不开以下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第一，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应十分明确，即市场能做且做得好的应尽量交给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好或不能做的才应由政府去做。但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的转轨变型期，政府、市场、企业的分工尚未相应转轨，因而在相当的程度上造成了当前财政支出的不合理和财政困难。例如，单纯从我国当前吃“皇粮”者众多，且增长过猛，从而导致财政支出大幅增长的情况就可以说明，当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与我国的改革尚未触及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大政府行政机构这一历史“遗产”相关。 第二，由于历史、地缘、政策及其他主客观原因，我国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且这种不平衡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总量、人均占有量、城乡人民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等等。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例，沿海部分发达地区相当于低收入地区的15倍以上；以省份为例，1996年，贵州人均GDP与上海相差26倍。不仅如此， 在同一省区内部，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差距，例如，1992年广东最富的珠海市与最穷的河源市，人无GDP相差4倍。 而地方财政状况作为一个地区经济水平的综合反映，本身就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一面镜子。财政收不抵支、财政巨额赤字、中央财政补助比重高，很大程度上即是地区经济发展落后的基本表现形式。而地区之间财政收支水平悬殊，财政收支状况迥异，则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反映。 第三，财政体制作为划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的制度，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基本法律规范。但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大部分年份实行的是五花八门的财政包干制，即使是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实行操作中也沿袭包干制下的陈旧做法，有其名而无其实。由于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未能从法律上规范，因此地方各级的分配关系也不可能规范，在各级财政普遍困难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地区结构的优化亦难以有效进行。 第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引致对地方性公共商品的需求增大。公共支出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范围项目与规模。其一般发展规律是：范围、项目由少到多，规模则由小到大。我国目前尚处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期，在这个特殊时期里，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客观上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公共商品，但是现行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制度不能适应这种客观要求。在有限的财政收入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需求，而“创收”制度合法化的情况下，各种税外收费、摊派、罚款、赞助、集资等非规范性的收入形式大量衍生且鱼目混珠，从而导致大量非规范性财政活动的进行。 三 显然，目前地方财政收支状况及地方财政面临的困难，不是或主要不是财政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它是我国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在财政上的反映。因此，缓解地方财政困难，改善地方财政收支状况，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大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为使短期内收到较好的效果，当前，必须从财政内外部着手，改造现有环境，并重点作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对政府作用进行正确定位，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政府与市场分工的基本思路与原体制截然不同，因此，列入地方财政支出的事项大多属于满足地方公共需要的层次，即主要为社会提供难以按市场原则提供的地方性公共商品。公共商品的提供需要成本，但不能带来任何直接收益，这在客观上需要政府通过必要的技术装置使公共商品的享用者为之付费。从这个意义上看，地方财政收入是公民为消费地方公共商品而付出的价格或费用。而从公共需要的决定到公共商品提供出来，中间还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需要政府设立相应的科层组织。而且，在公民付费一定的情况下，政府设立的科层组织越庞大，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越高，公共商品的供给数量越少，质量越差。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应切切实实地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要求转换地方政府职能，对地方政府作用领域进行正确定位，借第七次机构改革的东风，下大力撤消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机构；因岗设人，降低公共商品的供给成本。 配合市场化改革进程，认真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及供给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许多原来的差额预算单位已变为或逐渐变为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许多原统由财政供给资金的单位无偿供给的商品与劳务已变为有偿供给，并逐渐由低价位供给改为高价位供给，而且，许多单位的收入已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如自1997年起，大中专院校招生全面并轨，所有通过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必须交费上学，学费收入已成为此类事业单位的固定收入。因此，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变型中，应十分注意配合市场化的改革进程，适时清理财政供给范围，对已经或已具备条件按市场化原则提供商品和劳务的单位不再由财政供给资金。同时，重新调整财政供给标准，对提供纯公共商品的单位，应足额供应资金，同时采取措施防止经费的过快增长；对提供混合商品、有一定收入来源的单位，则可分别具体情况采用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核拨经费，以使财政资金的使用真正限于公共需要的满足。 整顿分配秩序，建立规范化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当前，非规范的、混乱的分配秩序是造成地方财政困难、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政府行为不规范的主要表现。因此，必须在规范政府行为的基础上，下大力气整顿分配秩序。首先，应将现行各种收费、基金中宜于采用税收形式的非规范收入纳入税收征收轨道；其次，应适应分税制改革，逐步下放税权，适当开征地方性税种，以使地方财政收入能随着地方公共商品需求增加而增长；第三，明确费权，并统一预算管理。费与税均属财政收入的必要形式，但二者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界限：一般来说，涉及面较广，延续时间较长，收入用于一般性公共支出，而受益的地域性和边界性相对模糊者应用用税收形式；而涉及面较窄，延续时间较短，收入用于专项支出，则受益的地域性、边界性相对明确者可采用收费形式。因此，在确保税收收入占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主体地位的同进，可通过制定收费决策程序及相应的决策制衡机制，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包括乡一级政府取得一定收入的权力。这不仅有助于地方公共收入体系的建立，而且，对于我国分配秩序的改善及财政收支状况的好转也是大有裨益的。 加强中央及省一级地方财政的财权和财力，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一般具有配置资源、平衡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三大职能，其中，后两个事关全局利益的职能主要应赋予中央政府，中央财政在宏观调控中也应居于主导地位。这是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而我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听任这种不平衡发展，既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建立科学的转移支付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来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既包括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支出转移，也包括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收入让渡。这里，主要是指前者。由于我国的政权组织包括中央、省、市、县、乡5级，因此，要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制度， 其前提条件是加强中央和省一级支付的财权和财力，即应使中央财政收入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省级财政收入在整个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其最终目的是使中央财政和省一级地方财政能够以各种灵活多样的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对其下级财政进行补助，以平衡不同地区的财政供给能力，缓解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并实现各级政府各自承担的基本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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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是指国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财政模式。这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的财政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财政，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公共财政理论和公共财政学，实际上就是市场财政学。“公共财政”的要义：并不在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表明的“市场失效”这一经济逻辑起因，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政治实质”内涵。公共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依法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做好国有资产管理，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正确认识推行公共财政的意义，明确其特征，找出当前推行公共财政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现代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主要形式有：1、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收入形式，是世界各国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约占各国经常性公共收入的90%以上；2、债务收入。债务收入包括国内发型的公债，国库券，经济建设债券，向国外政府、各级组织和商业银行的借款等。3、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收益是政府凭借其资产所有权取得的股息、红利、租金、资金占有费、土地批租收入、国有资产转让及处置收入等。4、政府费收入。指政府各部门收取的各种费用和基金性收入，包括行政执法过程中收取的各种规费和公共财产使用费。它们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我国现阶段政府费收入主要有5类：①规费收入；②共产使用费；③特别课征；④各种摊牌性费用；⑤特许金。5、其他收入形式。指上述几种收入之外的政府各项杂项收入，常见的有：①罚没收入；②对政府的捐赠；③“通货膨胀税”。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