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共财政的论文题目

公共财政(PublicFinance)是指国家（政府）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为市场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分配活动或经济行为。它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客观要求的一种比较普遍的财政模式。这种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口径界定财政职能范围，并以此构建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的财政模式，在理论上被称为“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下政府的财政，公共财政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公共财政理论和公共财政学，实际上就是市场财政学。“公共财政”的要义：并不在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所表明的“市场失效”这一经济逻辑起因，而在于其预算法治和民主财政的“政治实质”内涵。公共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依法促进公平分配，调控宏观经济，合理配置市场资源，做好国有资产管理，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正确认识推行公共财政的意义，明确其特征，找出当前推行公共财政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有着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现代国家公共财政收入主要形式有：1、税收收入。税收收入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收入形式，是世界各国公共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约占各国经常性公共收入的90%以上；2、债务收入。债务收入包括国内发型的公债，国库券，经济建设债券，向国外政府、各级组织和商业银行的借款等。3、国有资产收益。国有资产收益是政府凭借其资产所有权取得的股息、红利、租金、资金占有费、土地批租收入、国有资产转让及处置收入等。4、政府费收入。指政府各部门收取的各种费用和基金性收入，包括行政执法过程中收取的各种规费和公共财产使用费。它们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我国现阶段政府费收入主要有5类：①规费收入；②共产使用费；③特别课征；④各种摊牌性费用；⑤特许金。5、其他收入形式。指上述几种收入之外的政府各项杂项收入，常见的有：①罚没收入；②对政府的捐赠；③“通货膨胀税”。

教育经历1987—1991 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博士生 经济学博士（1991）1982—1984 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硕士生 经济学硕士（1984）1978—1982 厦门大学经济系财政金融专业77级本科生 经济学学士（1982）工作经历1984－厦门大学财政系（财政金融系）教师 期间：2000—英国莱斯特大学高级访问学者1995—美国康奈尔大学高级访问学者1990—英国莱斯特大学访问学者 正式出版著作28本（含专著和教科书，也包括合著），在国内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和文章130余篇（含合著）。学术专著[1] 财政学， 教材 第一作者， 科学出版社， 2006[2] 构建公共财政框架问题研究， 专著 第一，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4[3] 财政公共化改革：理论创新·制度变革·理念更新， 专著 第一， 中国财政经济出出版， 2004[4] 比较财政学教程（第二版）， 教材 第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5] 财政学， 编著 主编， ， 2002[6] 部门预算改革研究——中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剖析， 专著 第一， ， 2001[7] 当代财政与财政学主流， 专著 第一， ， 2000[8] 公共部门经济学， 译著 第一， ， 2000[9] 当前几项重大改革与财政关系研究文集， 编著 第一， ， 2000[10] 公共财政论， 专著 第二， ， 1999[11] 公共财政论纲， 专著 第一， ， 1999论文[1] 财政辞典编撰：一项值得大力推荐和开展的事业, 财政研究, 2000年7期[2] 公共财政的概念和内容浅析, 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市场经济下的财政, 2000年1期[3] 论建立公共财政的现实意义, 当代财经, 2000年1期[4] 公共化：20年财政改革的基本趋势, 中国财政, 2000年2期[5] 利息税：规范我国市场关系的一个步骤, 涉外税务, 2000年2期[6] 促进经济增长的公债效应理论, 财政研究, 2000年10期[7]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模式, 厦门日报, 2000-11-21[8] 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关系析疑, 中国财政要论, 2000年7期[9] 公共财政的概念和内容浅析, 公共财政：经济学界如是说, 2000年5期[10] 我国财政职能观评述, 财经问题研究, 2001年11期[11] 财政政策的蓝皮书——评《领导干部财政知识读本》, 中国财经报, 2000-4-25[12] 话说公共财政（5）,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10期[13] 公共支出改革：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关键步骤, 财政研究, 2001年9期[14] “税收价格”：理念更新与现实意义, 税务研究, 2001年6期[15] 关于当前财政形势的看法, 经济活页文选（理论版）, 2001年1期[16] 我国财政是否存在风险, 中国财经报, 2001-2-23[17] 财政公共化：当前我国改革的关键步骤, 财政研究, 2001年2期[18] 部门预算改革与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构建, 中国财政, 2001年5期[19] 实现政府对市场的根本约束——论中国政府预算制度改革, 中国财经报, 2001-5-23[20] “做大蛋糕”应注意的若干特殊问题, 中国财政, 2004/4[21] 公益性、垄断性、收费性、竞争性——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多元化, 厦门大学学报, 2000年1期[22] 双元财政论评述, 中国经济问题, 1999年1期[23] 税收公共化：税收原则体系的转型, 涉外税务, 2004/6[24] “公共经济（学）”析疑, 财贸经济, 2004/4[25] 论财政监督的公共化改革, 财政研究, 2004/12[26] “两岸三地”财政制度比较研究, 亚太经济, 2004/5[27] 公共财政：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支撑点, 改革, 1999年5期[28] 论转轨型宏观经济政策, 财贸经济, 1999年10期[29] 财政的公共性与阶级性关系析疑, 经济学动态, 1999年5期[30] 探讨“国债依存度”的现实意义, 中国财政, 1999年9期[31] 话说公共财政（7）,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12期[32] 我国“财政本质”观演变述评, 经济学家, 1999年4期[33] 话说公共财政（6）,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11期[34] 应从市场经济的基点看待公共财政问题——答赵志耘、郭庆旺同志, 财政研究, 1999年1期[35] 公共财政基本框架, 广东财政, 1999年5期[36] “国家分配论”应如何发展, 东南学术, 1999年1期[37] 关于财政政策的若干问题, 财经论丛, 1999年4期[38] 话说公共财政（1）,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6期[39] 话说公共财政（2）,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7期[40] 话说公共财政（3）,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8期[41] 话说公共财政（4）, 江西财税与会计, 1999年9期[42] 没有公共财政就没有市场经济, 中国财经报（财会世界）, 2001-11-29[43] 法治化：治理乱收费的治本之策, 涉外税务, 1999年7期[44] 论财政监督, 财政监督, 2003年5期[45] 实事求是，直面历史，敢讲真话，承认他人：财政学界亟须树立的学风, 财政研究, 2003年3期[46] 财政投资评审：公共财政改革的重要环节, 广东财政, 2003年4期[47] 转变公共财政支出改革的思路, 改革与创新（论文集）, 2003/1第1版[48] “收支两条线”改革是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重要步骤, 广东财政, 2003年5期[49] 税收公共化：财政公共化的起源与基点, 涉外税务, 2003年5期[50] 行政事业性资产管理是公共财政管理的重要内容, 广东财政, 2003年8期[51] 税收公共化：以“纳税人”为基点, 涉外税务, 2003年6期[52] 税收公共化：为自己纳税, 涉外税务, 2003年7期[53] 我国为什么要建立公共财政？, 福建财会, 2001年8期[54] 财政强制性与无偿性问题比较分析, 财政经济评论, 2003总第1辑[55] 计划、归一、公开、法治, 广东财政, 2002年8期[56] 财政公共化：改革难点探析, 浙江财税与会计, 2003年11期[57] 论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公共经济研究, 2003/10第1期[58] 析“纳税人权利”, 中国经济问题, 2003年1期[59] 行政单位国有资产不能经营性使用, 中国财政, 2005/11[60] 绩效预算改革探析, 财政研究, 2005/10[61] 税收公共化：费改税成功的基点, 涉外税务, 2005/9[62] 改革的转型与突破口选择, 改革, 2005/5[63] 关于财政学改革的若干问题, 《加强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 论文集, 2005[64] 税收公共化：政府服务的公共 决定, 涉外税务, 2003年8期[65] 政府服务权, 中国财经报, 2002-7-24[66] 法治化：政府行为﹒财政行为﹒预算行为, 厦门大学学报, 2001年4期[67] 析中国公共财政论之特色, 财政研究, 2001年7期[68] 公共财政理论与公共财政体制框架构建, 中国财政理论前沿, 2001年[69] 财政属性与范围问题回顾, 财经论丛, 2002年5期[70] 路桥投资不必全由政府承担, 广东财政, 2002/204[71] 双元财政是公共财政的必要过渡阶段, 中国财政, 2002年4期[72] 公共服务应为谁？, 中国财经报, 2002-8-9[73] “赞同纳税权”的缺失, 中国财经报, 2002-8-7[74] 论政府预算的产生特点, 经济问题探索, 2002年11期[75] 政府内部分配关系问题, 中国财经报, 2002-7-26[76] 个人收入差距问题的财政对策, 现代财经, 2002年11期[77] 财政困境问题, 中国财经报, 2002-7-19[78] 选举代表权, 中国财经报, 2002-7-17[79] 赞同纳税权, 中国财经报, 2002-7-10[80] 公共财政的基点问题, 中国财经报, 2002-7-5[81] “纳税人”理念, 中国财经报, 2002-7-3[82] 公共财政与弱势群体问题, 广东财政, 2002年7期[83] 论部门预算改革, 经济学家, 2002年2期[84] 关于集体经济的若干看法, 当代经济科学, 2002年2期[85] 《财政学》精品课程建设总结, 《加强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论文集, 2005[86] 税款节俭权, 中国财经报, 2002-7-31 所完成的科研成果共获得省部级以上政府奖励10余项。

一、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　　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必须确定政府经济管理权限，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政府退出经济管理范围，交给市场去管理。政府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政府职能转变是提高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的基本前提。而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着力点，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继续推进政企分开，同时积极推进政资分开，按照十六大的要求，建立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把政府经济职能真正转变到以宏观调控为重心上来。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调节职能得到加强，政府利用经济手段为全社会提供更多社会需求的公共产品。由财政来满足的社会公共需要重要包括：行政管理、国防、外交、治安、立法等国家安全事项和政权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发展；水利、交通、能源等公益性基础建设等等。只有加强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才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市场监管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职能之一的市场监管，是指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并依法对包括一般商品市场（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与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产权市场等）中的一切行为进行。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是在被认为是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政府的职能在本国经济的发展中仍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但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有失灵的时候，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是通过规范与监管市场，去解决市场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依靠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来支撑本国经济向前发展国家要繁荣昌盛，必须有自己的民族产业。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政府必须加强规范和监管本国市场，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要以市场为中心，凡是市场能提供的产品，能满足需求，尽量由市场来提供，政府要逐步退出市场，在市场中起监督管理作用。　　三、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由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管理市场，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在市场经济进行社会管理，制定和执行有利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和法规，调节全社会的收入分配，调节社会成员间收入分配的悬殊与矛盾，调节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缓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解决就业压力，促进市场健康协调发展。只有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才能建设我国公共财政。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在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市场才能有利于发展，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政府转变职能，加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经济体制的这种转轨，本身就要求建立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必须保证国家安全、政权建设、公共事业、公益性基础建设，保证社会保障资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保证那些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资金需要，加快市场经济发展。　　四、建设我国公共财政，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所谓公共服务是指满足公民生活、生存与发展的直接需求，能使公民收益或享受。公共服务是不同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这些政府行为的共同的是都不能使公民的某种具体需求得到满足。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就要不断扩大就业，加强对就业的指导和扶持；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建立和完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提高政府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尤其是要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和普及程度等。这种政府职能转变就要我国建设公共财政，满足公民直接需求，使公民在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得到收益和享受。同时，政府公共财政是弥补市场缺陷，市场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能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的，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公共财政是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需要，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都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灾难性突发事件，只有公共财政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公民直接需求。公共财政在应对灾难性突发事件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建设公共财政。

1997年下半年，始发于泰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明显减慢，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当时严峻而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下，中国政府审时度势，果断地调整了宏观调控策略，实行了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　　一、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理念长期化的隐忧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态势，总体上已由“经济短缺”过渡到“经济过剩”，“经济过剩”有可能成为我国今后经济运行中的一种“常态”。对此问题的关注，实际上反映了大家对我国近几年大规模财政赤字及政府偿债能力的担忧。　　首先，“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从短期看，的确能促进经济的增长，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义的。但是，不管哪个国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都要受到国家财政能力的制约，没有足够的财力做后盾，长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难以支撑的。虽然从1999年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来看，我国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为12．93％（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60％左右），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重为17．60％（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30％左右），说明我国国债的发行仍有较大的余地；但从国债偿还率指标来看，我国1999年国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达16．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10％左右），已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再从债务依存度看，这一指标逐年增加，居高不下，全国债务依存度1999年达30．6％（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20％左右），而中央债务依存度更是高达98％（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为30％左右），都远远地高于国际公认的控制标准。1998年以来，整个国家财政有1／4的支出、中央财政有1／2的支出依靠发行国债来维持，这充分显示出我国财政的脆弱性，必将对我国未来的财政安全构成巨大的潜在风险。尽管我国目前的国债负担率和居民应债能力两个指标距国际警戒线较远，但实际上我国的财政债务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债务并没有现实可比性。因为西方的财政债务一般都等于公共部门债务，而我国的财政债务一般小于公共部门的债务。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主要来自于以下三个项目：一是准国债项目；二是国有银行体系不良资产中的潜在损失；三是隐性养老金债务。显然，如果只单纯计算国家的财政债务，而不把以上三个项目考虑在内，就自然会低估政府债务规模；反之，如果把以上三个项目计算在内，则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就会大大增大。在我国，由于社会性质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所有公共部门债务的实际最后承担者，所以，我国的公共部门的债务规模要远远高于财政债务规模。据有的学者估算，1999年我国公共部门的实际债务已超过当年GDP的50％，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其次，“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结果，即加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从理论上讲，只要经济不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公众保持良好的信心，一定的财政赤字规模（由此导致的国债规模）就是可以承受的，也不会导致什么财政风险，即随着赤字与债务的继续增加，到未来的某一天，政府既无法用财政结余来弥补赤字，又不能通过借新债来换旧债和弥补赤字，且又得不到国际上的有力援助。那么，政府只有两个选择：一是多印发钞票；二是宣布废除旧的债务。前者意味着恶性通货膨胀，后者意味着国家信用的破产，这两者都意味着经济或政权的崩溃。本人认为，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本来是在萧条时期应该暴露出来的问题，如经济结构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等，在财政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下，被暂时地掩盖起来，一旦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减弱，这些问题就又会重新暴露出来，对经济增长形成障碍，应引起足够重视。　　再次，政府债务筹资，也需要支付成本。就政府债务而言，其成本就是债务利息。一般来讲，债务筹资成本是与政府的信誉成反比。但是，即使信誉再高的政府也不能做到一味地以低利率在国内外无限量地借款。在一般情况下，债台高筑的政府信誉级别与其债务规模成反方向变动，而政府的债务风险却又随债务规模的扩大、信誉级别的下降而增加，如俄罗斯财政与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要靠政府机构来运作，并与行政行为结合在一起，这在执行过程中必然要带有浓重的行政色彩，容易导致计划经济体制的复归，弱化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和效率。由于我国目前的产权改革一直没有真正到位，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法人财产主体，所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投资决策失误、效率低、效益差的局面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缺乏有效的监督与约束机制，公共投资被贪污、被侵占、被挪用和大量流失现象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扭转，这都必然会严重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实际效果。　　目前，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总量矛盾与结构矛盾是相互交织、相伴而生的，采取简单的总量扩张政策是难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经济却始终启而不发，关键在于日本未能将结构调整政策有效地结合于总量扩张政策之中，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因此，目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地依赖扩大财政赤字与大规模发行国债来刺激经济增长，财政支出的增加，必须建立在财政收入可靠增长的基础之上，同时注意解决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应该从转变政府投资方式入手。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从财政投资这种直接手段转向利用财政投融资、财政贴息等间接手段，使政府投资成为杠杆，有效地带动社会投资。具体包括：（1）改变财政投融资方式，逐步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以便从制度上解决财政投资需求与投资供给之间的矛盾。（2）采取多种手段吸纳社会资金。运用财政贴息、财政参股、财政担保等手段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是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从而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来，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较快，但如果民间投资增长缓慢，则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除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外，还应全面落实引导扩大民间投资的政策，如落实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在税收上切实实行国民待遇，防止税负不公、双重征税等歧视性措施。要加强金融支持，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和间接融资渠道，加强法律保障和服务机构。　　第二，运用公共支出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增长。根据我国目前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利条件，适当多增加一些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等投资风险小、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项目。这样做，不仅可以改善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长期以来制约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而且也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就业压力，增加城乡居民消费。　　第三，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在这方面，一是要从调整体制内人员的收入水平入手，以处于类似于我国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国内体制外的工资水平为参照系，结合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货币化的政策，调整体制内人员的工资待遇。二是要通过改革，认真落实对企业和农民的减负政策，为提高职工和农民收入水平与购买力创造有利条件。三是要适当增加转移性支出的比重，加大国家财政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支持力度，对住房、医疗、教育和就业制度等需要财政支持的改革，要制定反周期的操作。要力求减轻居民支出中的改革费用负担，稳定居民的支出预期。　　第四，应充分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主要是通过市场和消费替代、民间和企业投资替代、出口需求替代，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引导结构调整的力度，增强经济发展后劲，形成一整套带动产业调整和不断升级的创新机制；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提高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费关系，使税制本身对经济景气产生有效的调节作用，同时，也增强政府的调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