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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摘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无疑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不断的产业结构优化乃是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保证。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产业升级与外贸模式的关系更加密切，本文先是分析了当前外贸模式的利弊，给出对外贸易模式转变的几个方向，然后以模式转变为引导，展开产业结构优化的进一步讨论。关键词： 对外贸易 比较优势 产业升级 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为国际市场带来真正的和平，而是成为了发达国家追逐利润的场所，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直是发达国家的“大后方”，他们进行贸易的资本几乎只有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一直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相对密集的国家，也没有逃过这种命运。追溯一下中国对外贸易历史，发现中国外贸体制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统制贸易，中央以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少数的专业性贸易公司进行进出口；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建立全面市场经济体系的开端，这一时期逐步实行市场经济，部分贸易开放；第三阶段是1992至2001年，这时中国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动，加之国际资金和技术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中国制造”在国外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国家开始进行符合国际规范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第四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已经与国际接轨，并且中国有着市场容量大，与发达国家互补性明显的特征，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影响也逐渐增大。 但中国在发挥比较优势和收入总量上升的同时，在有些方面还是事与愿违。首先，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取比较优势利益，而是以外资和高技术为先导，逐步从产业链的低端迈入高端，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但是由于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各地都比较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表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就是大量的外资投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企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用我国配额，压缩了国内企业的出口。另外，外资企业还与我国国内企业争夺国内市场。这与我国想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的本意南辕北辙。其次，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决定的静态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只有同时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才能赢得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随之增加，如果不培育竞争意识，提高科技含量，加快产品升级，增强其竞争力，那么原有的竞争优势将会降低甚至变为竞争劣势，原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一定会成为出口产业。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产业结构技术含量低，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贸易利益的分配中，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中国获得的出口利润的份额是很小的。国内出口产业由于缺少利润无法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又对国内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阻力。如果长期靠出口大量低需求弹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家很容易陷入一种出口与贫困化同步增长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出口不断增长，但出口企业却举步维艰。为了能够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赢得竞争的主动权，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分得公平的一杯羹，应当在当前体系下改进与完善现阶段的对外贸易模式。归其原因，我国现有的较为落后的贸易模式，与缺乏积极有效的宏观引导有很大关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能等待生产力的自然成长来实现贸易模式的转变，激烈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容我们等待。我们应当主动地来启动和加速贸易模式的转变，以维持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我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模式转变：第一，逐步建立效益型进出口贸易模式。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在对外贸易中做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国民福利并重。出口贸易要摆脱单纯考虑外汇收入的倾向，把重心放在对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国际比较上，通过出口来增加国民价值总量，让国民享受到更多的物质福利。同样，进口贸易也要克服重生产、轻消费的传统习惯，逐步做到生产和消费并重。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进出口贸易只是流通的一个环节，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国民福利的改善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只有把国民福利当作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之一，才能充分发挥出贸易对经济成长的带动作用，并为外贸本身的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也只有把改善国民福利作为贸易的基本出发点时，才能形成较合理的商品比价关系和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促使经营外贸的企业真正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并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第二，以综合型的国际竞争模式为目标。贸易和投资趋向一体化是当代国际经济生活的一大特征。中国商品要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海外投资是一个关键性的立足点，现在是将我国的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了，应当争取在今后十年左右出现重大的突破。这一点需要尽早获得各个方面的共识，同心协力构造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从市场营销的策略来看，要尽快实现竞争优势多元化和市场的分散化。在继续利用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模式的同时，要花大力气培养壮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重视物质商品出口的同时，要大力推动劳务和技术的出口；在充分发挥物质生产要素作用的同时，要竭力形成和利用我们中国的无形资产。对外贸易要真正实现全方位开放，增强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最后是实行中立型的宏观调控模式。贸易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制度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消除实际中仍然存在的对出口的歧视。人民币汇率已经并轨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对出口产生有力的刺激作用，要使这种新的制度及早进入良性运转状态，同时深化其他方面的改革。从长远看，我国宜采用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方针。本文一开始就提到过，作为一个大国，片面倡导出口导向恐不合适，外部条件也难以得到满足。对外贸易实际上的功能相当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我们对贸易的发展应当采用产业性倾斜政策。除了个别关系到国防等等的场合，应当取消部门或地区在经营外贸业务上的特权或优惠，放开经营、平等竞争，实行按出口实绩进行鼓励的措旅。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竞争，这同样适用于贸易的发展和转型。贸易模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积极地指导意义，我们应当看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我们应当注重这两者的关系以达到国际贸易市场与国内市场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目的。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配套。宏、微观经济环境、宽松的创新环境、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是促进产业升级的保障。美国之所以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得益于里根时期的放松管制和克林顿政府良好的产业政策。例如美国的第一项技术政策是直接写入美国宪法的关于保障发明人权益的促进科学技术的条款。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贸易对象国特别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接近的日本、欧盟各国开放市场，扩大对美国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为了鼓励美国企业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美国政府还为出口企业设立低息贷款基金，减免部分税赋，实行出口补贴。第二，遵循比较优势准确定位主导产业是关键。主导产业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重点产业，这些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国民经济的“龙头”，并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对整个经济发展和其他产业发展具有强烈的前向拉动或后向推动作用。从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产业发展史上出现了五个主导产业，依次为：棉纺工业，钢铁工业、铁路修建业。电力、汽车、化工和钢铁工业，汽车、石油、钢铁、耐用消费品工业，信息工业。世界各国的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过程大多遵循了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发挥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而不是脱离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结构调整不能整齐划一，搞一刀切，对不同地区树立不同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具有多层次性、综合性和序列更替性的特点。具体到我国来说，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基础好，资本积累率也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领先，过去的产业重点多放在轻工、电子、纺织、制衣等行业，经过一定的积累后，现在东部各省也把发展的眼光放在技术密集程度、知识、资本集中的高附加值产品上，如生物制药、网络通讯和金融等服务产业。由于东部汇集了大量的尖端科技人才，所以，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产业，以保持全国经济增长活力的任务也应由东部首先完成。而西部由于自然条件同东部不同，地广人稀，所以，不适于东部推广的大规模的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石油化工、化学等行业这些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放在我国西部地区进行。目前我国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措施，也即将一部分产业转移到西部，以东部的产业发展带动西部的产业发展。第三，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这一点日本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其完备的教育制度和大批受过教育的科技人才和劳动力。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各国之间的竞争最主要地表现为对人才的竞争，美国之所以树立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的地位是因为美国搜集了全世界优秀人才为它服务。人才争夺是产业竞争的焦点。多年来美国之所以能在发展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独占鳌头，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能充分利用其他国家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智慧和技能为其所用。而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在劳动力资源上可以说天下无敌，但在质上甚至不能同香港、新加坡等地相比。人口多、人才少，这种因素可以说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技因素最终要被消化吸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发挥其作用。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关键在于基础研究领域理论的发展。所以教育是一国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原动力，教育是百年大计，是经济腾飞的翅膀，只有教育发展了社会才能进步。第四，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加大科技投入。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科研人员、科技投入和科技活动方面严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低下，技术进步产要依靠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严重地制约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历程和步伐。有关研究显示，世界上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都是集中在发达国家，他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而且，分布很不均衡，多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技术产业日益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力量，而且也大大缩短了工业化进程。我国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推进以制造业信息化为代表的国民经济信息化，以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一方面要因地制宜，根据资源优势和内外部资源信配置条件，确立各地区重点开发和扶植的产业升级与外贸发展战略关系的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并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创造竞争优势，实现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参考文献：[1]杨建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趋势和政策取向经济研究参考，2003[2]何维达，何昌WTO与中国产业升级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3]李昭华我国外贸战略新理论述评经济师，2003
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形成分析 摘 要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局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国共合作方式最终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党外合作 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 1．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 首先，“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以党治国”，其实质是一党治国，即要以他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来治国。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提出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因此，孙中山在与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孙中山只将中国共产党当成“共产派”，孙中山在谈及国共两党相互关系时曾讲：“国民党系我创立唯一之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主义学者有志之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始终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可见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孙中山对中共信奉的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他有时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而且，他有时又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矛盾，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 另外，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力量基础，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因此，他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又时刻警惕中共“包揽俄国外交”，“独得俄援而自树一帜”。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回忆说：“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虽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决不容许“朋友”成为主人，共产党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否则，“我必弃之”。 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主体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及其领导权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而拒绝两党平行联合，正是该立场的集中体现。 2．苏俄及共产国际竭力促使中共接受“两党合并”的方式。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就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清楚：两党如此“合并”，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的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情况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相反，马林看不到国民党软弱涣散、成份复杂的弱点，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 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勿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急于和孙中山国民党实行合作，关键是出于对其新政权安全所作的考虑。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特别是毗邻的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近期的，即指望孙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上的管理权益；二是从长计议，指望孙中山的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府以后，“承认苏俄并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国际纪律”强压中共接受“两党合并”方式。共产国际强调国共合作必须服务于苏俄的外交政策，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因为“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见，中共在苏俄和国民党面前只不过是二者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 3．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各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 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相似，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种合作方式短期性、策略性很强，这也为双方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形成分析 摘 要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局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国共合作方式最终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党外合作 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 1．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 首先，“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以党治国”，其实质是一党治国，即要以他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来治国。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提出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因此，孙中山在与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孙中山只将中国共产党当成“共产派”，孙中山在谈及国共两党相互关系时曾讲：“国民党系我创立唯一之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主义学者有志之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始终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可见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孙中山对中共信奉的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他有时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而且，他有时又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矛盾，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 另外，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力量基础，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因此，他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又时刻警惕中共“包揽俄国外交”，“独得俄援而自树一帜”。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回忆说：“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虽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决不容许“朋友”成为主人，共产党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否则，“我必弃之”。 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主体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及其领导权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而拒绝两党平行联合，正是该立场的集中体现。 2．苏俄及共产国际竭力促使中共接受“两党合并”的方式。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就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清楚：两党如此“合并”，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的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情况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相反，马林看不到国民党软弱涣散、成份复杂的弱点，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 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勿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急于和孙中山国民党实行合作，关键是出于对其新政权安全所作的考虑。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特别是毗邻的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近期的，即指望孙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上的管理权益；二是从长计议，指望孙中山的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府以后，“承认苏俄并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国际纪律”强压中共接受“两党合并”方式。共产国际强调国共合作必须服务于苏俄的外交政策，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因为“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见，中共在苏俄和国民党面前只不过是二者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 3．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各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 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相似，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种合作方式短期性、策略性很强，这也为双方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化，我想今天的讲座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说是全球化阴影呢？因为大家都在谈阳光，所以说阴影是对全球化的反思。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弊大于利，风险大于机会。全球化的主导是美国，中美的战略利益对立的，基于利益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冲突形式可以多样。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红黄两祸，红指意识形态的，黄是说把中国西化，分化，有根据就把中国分成五块，这便是中国的未来，而这所有的都是美国的策略与总趋势。 西方战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很大部分归于第三世界工业大开发，以中美为例，每年美国都从中国进口大量廉价商品，每年中国出口额为300多亿美元，如果当然商品按从别国输入的价格计算，将多 140亿美元，而美国从1979年到1996直接，对华投资才142亿美元，中美长期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就拿NIKE鞋来例，在美国市场售价200美元，其制造是在中国福建，出场价是20美元，工资含量2美元，还有2美元是用于支付购买气垫专利的费用。 经济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INTERNET的扩展，从生产需要上看是缩小，而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生产关系看，是资本全球化，西方资本占领第三世界工业空间，形成资本的逻辑循环，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美国人口17亿，消耗了石油的36%，以13种主要工业原材料为例，美国的依赖程度60%，欧盟90%，日本92%。现今按我的解释，全球面临着后殖民主义，再殖民化。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的两大主题，其将来的意思也是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平是相对于战略而言，战略的根源是争夺殖民地，现在经济殖民化解决了这一问题，要争取第三世界市场需要和平。 1995年联合国会议上，加利致辞到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分裂化是21世纪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新的辩证关系开始了。 对第三世界来说，经济全球化初期确定有过很多有利条件，主要有：西方资本注入了传统农业，二、三产一发展空间极其大；廉价劳动力。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差距大，经济的互补性强，下面一组数据就可以说明这种发展，1956－1960年平均GDP增长9%。61年到66年1%，66年－70年6%，71年－75年6%，其中61年到75年持续保持在5％以上，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奇迹，到70年代后期，80年代，这种强劲的局势被抑制，1976到1980年为5％－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为6％，1990年到1994年就是 fu ta o 1％，最近几年东欧经济萎靡，东南亚金融危机，形势也不好，其原因有： 工业衰退和农村衰败，在资本全球化运动中，资本纷纷集中到工、商业，70%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发展中国家靠农业积累资本的方式是发展经济作物，致使结构单一在，而商业行情不断变化，农业节奏跟不上商业节奏，农村的农业制约工业、制约消费。 韩国以出口型工业结构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出口受阻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韩国以精体汽车业出口为主的工业是现代化的，而内需的产业是半现代化的，所以出口萎缩采取的直接结果是生产 ，这是因为没有带来国内产业链的建立。
我晕,又是我们班的?这个还聪明一点……那CHM就直接把帐号那么大个SUNSHINE明放在那里，太好认了……
国际货易是跨越国界的商品和服务的变换活动。任何国家的双边或多边贸易都是在具体特定的地理环境下进行的。地理环境包括了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两大类，以下分而论之。 一、自然地理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包括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纬度位置、海陆分布、地形特征、气候条件、水文状况、自然资源的丰歉与分布等。这些因素的综合，对一个国家和地区长期贸易政策的形成和短期的贸易行为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中纬度地区的岛国如日本，气候适中、海运便利，这些成为其发展贸易的有利条件，但国土狭窄、山地丘陵为主的地形、极其贫乏的矿产资源，又是制约其工农业生产的不利因素，权衡利弊，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制定了"教育、科技、贸易"这一立国的基本国策。特别是在二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扬长避短，执行了一条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政策。利用其便利的海运（全国有1085个港口集中分布于三湾-海地区，其中有100多个是对外贸易港，它们往往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和大城市），形成"临海型"的工业布局。大量进口原料和燃料等初级产品，出口科技含量高的工业制成品，使其"出口主导型"的经贸战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到60年代末，日本国民经济总值仅次于美、原苏联；到80年代初，超过原苏联仅次于美国，且保持至今。日本成为经济大国的事实，充分说明日本人在正确认识自身地理条件的基础上，成功的运用了贸易立国的基本国策，并把两者有机的结合起来，创造了辉煌的经济奇迹。 相反，在高纬度和低纬度的内陆山区，因气候恶劣，交通闭塞，往往造成经贸的长期落后。如横跨赤道的非洲大国扎伊尔和纬度偏高的亚洲内陆国家蒙古，虽面积广阔，资源丰富，但经济却长期落后。原苏联解体后，经济原本较为发达的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传统的交通联系被打乱。外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爱沙尼亚、亚美尼亚）经北高加索到俄罗斯的铁路几乎中断，一部分勉强可使用的公路也无法保证运输安全。中亚五国地域辽阔，石油、天然气资源储量丰富，但因交通不畅，使经济难以发展。为了把资源推向国际市场，发展经贸，解决交通出路刻不容缓。1993年5月，上述8国代表聚会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共同商讨地区交通发展问题，通过了欧洲经里海、跨越高加索到中亚的"欧亚运输走廊"计划（TRACECA）。该计划的实施，使参加国受益匪浅，因而成员不断扩大。1998年巴库国际会议又把复兴古老的丝绸之路作为扩展TRACE计划、加强欧亚大陆交通和贸易合作的象征，为欧亚大陆中部各国经贸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世界各海域的不同气候类型，直接影响国际贸易中的商品运输，各国的港口有的可全年通航，有的则冬季封冻，船舶不能停靠。如俄罗斯，虽有广阔海域，海岸线漫长但均因纬度偏高（除黑海沿岸和太平洋沿岸南部及特殊的摩尔曼斯克港），封冻期漫长，利用率极低。中南半岛及印度半岛各国大部分属有明显干湿季的热带季风性气侯，因而在签订业务合同，决定装运期时，要根据商品的性质选择季节。如雨季不宜装运易潮、易霉变的商品；夏季不宜装运易融化物品，如沥青、浸酸羊皮等。否则，将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某年夏季，我国某公司出口一批沥青到西非，用多层牛皮纸包装，走苏伊士运河航线，当船行至红海时，沥青开始融化。红海气温高，盐度大，表层水温达32℃，盐度40％左右，为世界上温度和盐度最高的海区之一。高温使融化的沥青透过纸袋粘附在货仓里，当船入地中海经直布罗陀海峡，到大西洋时，沿途气温有所下降，使粘在货仓里的沥青又凝固起来，到达目的地潜口时，卸货十分困难，清扫船仓更困难，不得不雇佣大量劳力，最后结算，入不敷出，贸易失败。究其原因，除出行季节不合适，还有对所选航线沿途温度的变化情况不甚了解，若采用桶装则可避免上述情况的发生。 全球性气候异常，如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现象发生期间，世界各地旱涝失常，同时诱发狂风、大潮、低温等灾害性天气，对工业、交通、国际贸易以巨大的冲击，其中首当真冲的是农业生产。因为气候可以影响农产品，尤其是粮食产量，由此而产生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到世界市场上的粮食贸易。 二、人文地理环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人文地理环境内容广泛，主要指社会、政治、经济、人口、文化地理环境等。其中政治地理环境是影响国际贸易的最活跃的因素，战争与和平的环境对世界贸易影响极大，前者使交战国双方经济受到破坏，贸易中止，后者则可为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提供条件。60年代以前的中东地区，经济落后，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其后，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出口，巨额的石油贸易顺差，使这里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举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区（OPEC成员国人均年收入都在10000美元以上）。但80年代的两伊战争，使两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不仅两国贸易完全中断，亦波及到其它地区和国家。90年代的海湾战争，战争期间科威特、伊拉克经济受到毁灭性打击，战后，联合国对伊拉克长期的经济制裁，使原本富有的伊拉克缺衣少食，药品匮乏，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60年代中期才获独立的新加坡（面积632平方千米，280万人口）资源缺乏，是一个连淡水亦需进口的小国，但独立后，却因政通人和，扬长避短，在不长的时间内，经济迅速发展，跻身于新兴工业中国家的行列，被誉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 西欧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密集的地区，其经济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两次世界大战，使其遭受严重损失，国际地位一落千丈。战后西欧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前提下，利用物质、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的基础和潜力，依靠美国的扶持并化敌为友，结束历史上的长期敌对状态，积极走经济一体化的道路，特别是《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欧元的启动和使用，商品、资本、人员、劳务的自由流通，使其在工业总产值、外贸总额、国际储备等项指标上成为美、日、欧三足鼎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一支强大的劲旅。 此外，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语言、消费习惯和水平等文化地理环境亦程度不同的影响到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如伊斯兰教国家不崇拜偶像，因而禁止进口人物雕像、肖像和娃娃玩具等；印度人把牛视为神明，任何人不能侵犯，因而不能向其出口牛类制品及其商标；欧洲人忌讳"13"和"星期五"；英国人忌用人物肖像、山羊、大象等商标、图案，称"不列颠"人，忌称英国人（因英国人仅是英格兰人的意思）：法国人热情、幽默、诙谐，艺术修养较高，但等级观念极强，喜饮酒，喝生水，爱吃蜗牛，酷爱蓝色，公鸡是其国鸟，而且法国人勤劳，爱整洁，善美化，有洁癖之称，严肃拘谨，诚实可靠，十分好客；喝啤酒是德国人的普遍爱好，年人均喝啤酒量世界第一，因而每年举办世界着名的啤酒节；意大利人较随便，时间观念不强，赴约常迟到，会议不准时开，办事效率不高，普遍爱好唱歌，常以歌声来表达他们的感情，嗜酒（葡萄酒），喜面食，据说其面食有700多种吃法，穿浅色衬衣，紫色被认为是消极的颜色，菊花是丧仪之花；日本人不喜欢"9"和"4"，因"9"与苦同音，"4"与死同音，所以日本人不送四种礼品，没有4号病房，喜欢鸭子、乌龟、松、竹等图案，禁忌用荷花、菊花做商标、图案等。 总之，地理环境包括的内容极其丰富，它常常从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同时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尤其是在世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更显视了地理环境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深刻性和广泛性。
08年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从全球通胀升温不止到华尔街金融风暴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出现二战以来首次负增长，贸易出现大幅度下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正日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忽视。正确认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势，科学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与力度，增强政策的弹性和灵活性，对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形势2010年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养精蓄锐、调整力量的转折点，在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和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下，世界经济复苏势头较为强劲，发达国家探底企稳，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稳步回升。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进步继续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发达经济体财政赤字攀高，印度、越南等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严峻、迪拜及希腊债务危机等也一再表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2011年，尽管国际经济环境短期向好，但是各国经济刺激计划基本结束，世界经济、贸易和工业生产难以保持2010年的反弹性增长，增速可能明显放缓；就业、债务、通胀等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可能继续释放，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也可能进一步分化。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不足，发达经济体私人需求乏力，美国继续受失业困扰，欧元区面临财政紧缩压力，日本则继续面临通缩压力，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进一步加大……对于我国而言，这些新变化、新格局都意味着新的挑战，同时也蕴含着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二、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其一，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复苏。随着金融危机缓解和世界经济复苏，国际社会在危机之初所展现的协作精神有所动摇，一些与全球化背道而驰的观点和做法日益凸显，有的国家口头上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在行动上则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措施，贸易保护主义在抬头。实际上，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经济体间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脱离全球经济，单靠自身力量来求得发展，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世界经济还比较脆弱，就业机会还不多，失业率比较高，如果各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国际贸易格局将发生重大改变，世界经济复苏面临危机，我国对外贸易受到巨大挑战。其二，我国产业结构受到了来自美欧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低端挤出。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欧洲等国家是靠金融扩张来支持赤字消费的，他们出口高科技产品，然后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老百姓靠信贷消费。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大于国内需求，生产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依赖出口。但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去杠杆化，使得美国等发达国家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减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加大了我国出口压力。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洪都拉斯、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也纷纷打入欧美市场，他们利用比我国更加低廉的资源和劳动成本，生产比我国成本更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其替代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势头，就像当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替代“亚洲四小龙”一样。其三，我国面临着经济下行和通胀压力上升并存的局面。今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依然比较平稳，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但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货币政策由松趋紧、出口增速回落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同去年相比，经济增速呈现出小幅回落的趋势，GDP同比增速“前低后高”。而且从去年底开始，我国国内食品价格涨势接连启动，直至目前为止，推动物价上涨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货币持续超发；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输入型通胀压力和“热钱”流入不减。这将使得通货膨胀呈现出长期化趋势。据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透露，经过金融危机的调整，我国的货币存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居全球首位，货币存量与GDP的比重达到200%。他还表示，货币供应超量将导致资产价格过快上涨，形成泡沫，一旦形成的泡沫突然间破裂，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其四，我国就业的总量性和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骤然爆发，异常尖锐。作为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交汇到一起，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再加上金融风暴的侵袭，企业岗位大量流失，大批农民工失去原有的工作，新增劳动力就业渠道堵塞，加剧了大学生及其他群体的就业困难。不仅如此，应对这样错综复杂的局面，常态下解决就业的措施明显不足，必须依靠宏观与微观、应急和长效、直接与间接等多种组合性政策措施和渠道来解决。三、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首先，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入发展仍是我国加快发展的重大机遇。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同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劳动力资源等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挥，短缺资源则可以通过国际交换而得到弥补。而且一国要发展经济不应只注重其经济总量的增长，更重要的是追求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变革，参与全球化就使得我国可以直接利用较先进的科技成果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在较高的起点上发展经济，绕过传统工业化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发挥“后发优势”，在建立现代经济结构中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绿色产业在全球的兴起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契机。发展新兴绿色产业不仅有利于我国保护环境、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和推动产业升级，而且由于其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为我国赶上新一轮全球产业调整发展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供了良好契机。此外，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的发展潜力巨大，为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市场需求创造了机会。最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将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然而，我国在国际经济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仍然不高，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和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国际金融危机催生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此消彼长，主要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而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还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有利于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实现长远发展目标。四、结语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下，我国面临的依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形势，准确判断未来走势，增强忧患意识，从变化着的形势中捕捉和把握难得的发展机遇，在逆境中发现和培育积极因素，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变压力为动力，化危机为生机，变经济波动期为发展机遇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由大战前的军事争夺，转向全方位的竞争、协调与合作。从而使资本主义世界呈现相当稳定的状态。尽管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依然存在，但这种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矛盾和斗争不再表现在军事领域，而是集中在经济领域。因此，战争可以避免。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出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二战后，新科技的重大发明与发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加上资产阶级实行了某些改良措施，增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所有这些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无产阶级革命在段时期内难以实现。再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已转化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矛盾。世界基本矛盾和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而深刻变化使得时代主题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战后世界矛盾的发展变化。二战后，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等两种制度、三种类型的国家。他们之间关系的问题构成了当今世界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这三类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国家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是“东西矛盾”和“南北矛盾”。第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战略均势和全球战略部署没有完成，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后，美苏两国为争夺世界霸权竞相发展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从总体上看，双方势均力敌，并且都大到了足以毁灭对方多次的杀伤力水平，从而形成了“核恐怖均势”状态。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不会有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世界各国人民再也不愿看到世界上任何地区战争，渴望世界永久和平。因此，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强烈愿望。二战后出现的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四、科学技术已取代战争成为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另外，科技革命还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调整，创造了大量新产业。二战后的国家现实表明，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所获取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通过战争获取的经济利益。第五、经济全球化使发展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问题。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的发展使得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不断加深，共同的利益的存在推动着国际协调与国际合作机制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问题成为全球性问题。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已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自身的问题，它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现在大家都在谈全球化，我想今天的讲座从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说是全球化阴影呢？因为大家都在谈阳光，所以说阴影是对全球化的反思。 我有一个基本的观点，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弊大于利，风险大于机会。全球化的主导是美国，中美的战略利益对立的，基于利益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冲突形式可以多样。对于美国来说，中国是红黄两祸，红指意识形态的，黄是说把中国西化，分化，有根据就把中国分成五块，这便是中国的未来，而这所有的都是美国的策略与总趋势。 西方战后获得了很大发展，很大部分归于第三世界工业大开发，以中美为例，每年美国都从中国进口大量廉价商品，每年中国出口额为300多亿美元，如果当然商品按从别国输入的价格计算，将多 140亿美元，而美国从1979年到1996直接，对华投资才142亿美元，中美长期存在着不平等交换，就拿NIKE鞋来例，在美国市场售价200美元，其制造是在中国福建，出场价是20美元，工资含量2美元，还有2美元是用于支付购买气垫专利的费用。 经济全球化从表面上看是INTERNET的扩展，从生产需要上看是缩小，而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统一，从生产关系看，是资本全球化，西方资本占领第三世界工业空间，形成资本的逻辑循环，在新殖民主义时代，美国人口17亿，消耗了石油的36%，以13种主要工业原材料为例，美国的依赖程度60%，欧盟90%，日本92%。现今按我的解释，全球面临着后殖民主义，再殖民化。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的两大主题，其将来的意思也是为了发达国家的利益，和平是相对于战略而言，战略的根源是争夺殖民地，现在经济殖民化解决了这一问题，要争取第三世界市场需要和平。 1995年联合国会议上，加利致辞到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分裂化是21世纪面临的两大挑战，一个新的辩证关系开始了。 对第三世界来说，经济全球化初期确定有过很多有利条件，主要有：西方资本注入了传统农业，二、三产一发展空间极其大；廉价劳动力。和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差距大，经济的互补性强，下面一组数据就可以说明这种发展，1956－1960年平均GDP增长9%。61年到66年1%，66年－70年6%，71年－75年6%，其中61年到75年持续保持在5％以上，这在经济学上称为经济奇迹，到70年代后期，80年代，这种强劲的局势被抑制，1976到1980年为5％－80年代是“失去的十年”，为6％，1990年到1994年就是 fu ta o 1％，最近几年东欧经济萎靡，东南亚金融危机，形势也不好，其原因有： 工业衰退和农村衰败，在资本全球化运动中，资本纷纷集中到工、商业，70%发展中国家粮食不能自给，发展中国家靠农业积累资本的方式是发展经济作物，致使结构单一在，而商业行情不断变化，农业节奏跟不上商业节奏，农村的农业制约工业、制约消费。 韩国以出口型工业结构为主的产业结构在出口受阻时遭遇了严重的危机，韩国以精体汽车业出口为主的工业是现代化的，而内需的产业是半现代化的，所以出口萎缩采取的直接结果是生产 ，这是因为没有带来国内产业链的建立。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一个日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仅关系到我国金融创新能否像实体经济一样崛起，形成经济和金融双轮驱动，而且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我国地位提升能否得到主权货币强有力的支持，获得更多的投票权和话语权。21年在韩国召开的G2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达成“历史性协议”，中国持有IMF份额从第6位升至第3位，这对人民币国际化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一、人民币国际化现状目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跨境贸易结算、本币互换、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基金、建立境外人民币回流渠道等方面都有所推进。人民币最优货币区开始在两岸四地、华人经济圈、东亚经合组织、上合组织及周边国家和地区中逐渐形成和扩大。跨境贸易结算。自28年12月广东和长三角地区与港澳地区、广西和云南与东盟货物贸易进行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国内试点的省市已经扩大至2个，跨境贸易结算境外地域已扩展至所有国家。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4月底，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已突破1万亿。[1]可以说，跨境贸易结算既是人民币国际化带有标志性的第一步，初步体现了国际货币的支付和结算功能。与之同时，跨境贸易结算又是人民币国际化必经阶段，其顺利拓展将为今后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币互换。自28年12月我国与韩国签订18亿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之后，29年2月，我国与马来西来签署了8亿人民币互换协议；29年3月，我国又与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签署了2亿和1亿人民币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9年4月，我国与阿根廷签订了7亿人民币互换协议。21年6月和7月，我国分别与冰岛、新加坡签署了35亿和15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1年4月，我国又与新西兰签订了25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截止到目前，我国已与8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共8285亿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和基金。27年6月，国家开发银行获准在香港发行第一只人民币债券，金额为5亿人民币；到21年8月，共有财政部、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汇丰银行及东亚银行等8个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了近4亿元的人民币债券；[2]截止到2011年4月底，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债券金额已达84亿元人民币。[3]境外人民币基金也于21年8月开闸，海通证券在香港发行了首只人民币基金，金额为5亿人民币；之后，恒生银行、工银亚洲和建银国际都在香港发行了人民币基金。境外人民币债券和基金的发行，为境外人民币提供了投资和回流内地的渠道，进一步刺激了人民币在境外的支付、结算和流通。有条件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21年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允许香港、澳门人民币业务清算行、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外参加银行和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在核准的额度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据统计，截止到2011年3月，包括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两家港澳人民币结算行在内，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机构已接近2家。[4]这个举措为境外合法获得的人民币资金进一步提供了投资和保值增值渠道，增强了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的信心。一些国家开始接受人民币作为汇率指数货币、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25年4月，欧洲央行在欧元指导汇率体系中增加了人民币等7种货币；25年11月，印度央行在调整汇率指数时将人民币纳入汇率指数的一篮子货币；在蒙古，目前人民币已经占据了货币支付、结算和储备6%的份额。这体现出一些与中国贸易较多的国家开始认可和接受人民币。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大，一些周边国家开始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26年12月，菲律宾对外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央行储备货币，这是人民币第一次被其它国家列为储备货币；21年9月，马来西亚央行也开始买入人民币计价债券作为其外汇储备。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人民币充当国际支付手段的流通量，包括边境贸易、旅游贸易、人民币结算贸易与国际周转及境外留存大约已近万亿。可以说，人民币正在逐步被其它国家接受和认可，人民币国际化的外部条件越来越成熟。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机遇3年来，我国坚定不移地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方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和金融的快速发展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之同时，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正处于变革当中，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必然要求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众所周知，包括“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近1年来迅速崛起，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已成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从具体数据来看，199年，全球的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39%，到26年，这一比重增加到48%。29年，按照购买力来平价测算，新兴经济体占全球GDP的份额已升至87%。[5]从对世界经济贡献率来讲，28年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就已超过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7%，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率为3%，新兴经济体增长率则高达1%。然而，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础上的牙买加体系已不能适应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该体系设置的原则和框架更多体现的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利益，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投票权没有充分体现出来，与其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不相匹配。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27年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全球，引起了全球金融动荡。随着金融危机的逐步深入，特别是雷曼兄弟的破产倒闭，美国金融帝国的基石———投行模式受到了质疑和否定，五大投行破产和倒闭了三家，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也转向了商业银行模式，华尔街一度陷入迷茫。奥巴马上台执政后，对美国金融体制的改革进一步加剧了政府与华尔街的矛盾。金融危机的影响、忙于自救和内部改革以及内耗的结果必然削弱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控制力。无独有偶，29年12月始于希腊的欧洲债务危机让欧洲陷入了同样尴尬的境地。忙于对深受债务危机困扰的欧元区国家进行援助以及如何帮助它们削减债务、摆脱危机，已成为欧元区主要国家的头等大事。此消彼长的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衰退及实力受损，改变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力量对比，原有的格局和平衡被彻底打破，这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呈现出美元地位下降，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机遇。21年2月底，韩国央行公布的报告《美元地位下降，货币秩序料进入多货币体系》称，截至29年9月，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的比重已经从1977年的逾8%下降至6%，而欧元资产的比重则从1999年的9%上升至7%。未来5-1年美元仍可能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但在更长时期内美元的地位将下降，全球货币秩序预计将进入多种货币体系。可以看出，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将因美元地位的下降而出现变化，呈现出美元地位下降，欧元地位上升，储备货币多元化的格局。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下降的比重必将由其它货币代替，这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障碍和风险分析美元和日元的国际化过程，人民币国际化将会经历以下几个阶段和过程：一是人民币成为重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在周边国家广泛受欢迎的支付、结算和流通货币；二是人民币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交易的结算货币和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初级硬通货；三是人民币成为世界各国普遍看好的国际储备货币；四是人民币成为像美元一样的超主权货币。然而，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克服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风险。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方面的障碍。国际社会中，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是西方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许多国家并没有认同我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更多地是将我国的崛起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合作伙伴。同样地，我国历史悠久、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传统与西方文明有着明显差异，语言、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无形中会导致沟通的障碍，加剧寻找认同感的差距。因而，人民币国际化相比较美元、欧元和日元而言，其过程将会更加曲折和漫长。一些既得利益大国的阻挠。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尽管美元的地位在下降，但作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霸权地位的，必然会想方设法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享受铸币税收益，阻挠其它货币的崛起。欧元区国家同样也会如此。而在亚洲，已成为国际硬通货的日元为维护其在亚洲的货币地位，更会将人民币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千方百计进行打压和阻挠。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任重而道远。技术层面的障碍。目前最主要的障碍是资本项目下人民币未实现自由兑换。尽管我国近年来适当放宽和扩大了外国投资者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直接投资规模，在资本流出方面也在逐步放松境内居民以及金融机构对海外投资的限制，但这距离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而言还远远不够。当然，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也不会轻易放开，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必将给国际资本和金融运作带来较大的风险考量。此外，人民币国际化存在的技术障碍还包括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思维方式的转变、金融体系的健全以及金融人才的匮乏等。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善于运用的“金融战”或“货币陷阱”。令人记忆犹新的是1997—1998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以美国索罗斯旗下对冲基金为首的国际炒家大肆作空港元，虽然最后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成功地击退了国际炒家，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随着境外结算、流通和储备人民币的规模大幅提升，国际资本或热钱炒作人民币或人民币资产的风险也随之上升。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必须防范国际资本利用我国可能存在的金融缺陷或漏洞来作空或作多人民币，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同时，也要防范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贬值所带来的陷阱和风险。四、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关策略制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这是进一步推动和落实人民币国际化总体战略和目标的具体体现，这个时间表既可以是粗放型的，也可以是具体细化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向松祚的“人民币国际化三步走战略”就提出了一个时间表：21年至22年人民币由国内结算货币成为重要的贸易结算货币，22年至23年人民币由贸易结算货币成为国际金融结算货币，23年至24年人民币由国际金融结算货币变成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笔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间表不应简单地划分，其进程应与我国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相吻合，时间表的制定应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结合，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的内容应体现在今后若干个“五年规划”中。这样，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才能与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相匹配，既不超前，也不落后。在路径选择上，我们可以采用政府和民间共同推动的方式，多层次、全方位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一方面，通过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如鼓励和放宽境内机构和个人进行境外投资；建立境外人民币回流的多种渠道，进一步完善境外人民币回流机制；适当放宽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兑换等，在政策层面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通过庞大的民间经贸和金融往来渠道，借助跨境贸易、承接海外工程、跨国公司境外投资和经营、国际代理、国际租赁、国际保险和直接对外投资，在现实国际经济往来中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逐步侵蚀、挤压和占据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原有的份额和空间。坚持“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相结合。“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制定的一项长期国家战略，它不仅仅关系到我国经济健康稳定持续发展，而且也关系到我国庞大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问题。“走出去”战略与人民币国际化两者的关系是相伴相生，相辅相成，我们不应简单地割裂开来。因此，我们在具体执行“走出去”战略时，既要注意防范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陷阱，也要借此机会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发挥中投等“主权基金”平台的作用，在对外投资和金融结算中提高人民币的占比。如在购买境外资源能源和资产时增加使用人民币支付，或以货币组合方式（即将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主要国际货币按一定比例组成货币组合）支付，鼓励在国际金融结算时使用人民币结算等。抓紧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FinancialCenter），又称作离岸金融市场（OffshoreFinancialMarket）或境外金融市场（ExternalFinancialMarket），它是任何一个国家货币国际化、全球化必备的基本条件。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美元、日元还是欧元，其国际化进程都离不开离岸金融中心的支持，因此，建立离岸金融中心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过程。从条件来看，目前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首选地是香港，无论是语言、文化背景，还是金融基础、区位优势，香港都当之无愧，而且，香港与大陆已经建立了较为紧密的金融合作，这为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外，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还应在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如纽约、伦敦以及我国拓展经贸关系的主要地区非洲、拉美等地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为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提供必要的金融基础设施。大力发展人民币金融衍生品。发展金融衍生品是避免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产生剧烈波动、分散汇率管理风险的一种较佳方式。但目前人民币金融衍生品的现状是境内品种少、规模小，只有人民币外汇掉期、人民币利率互换等少量产品；相比之下，境外的人民币衍生品品种多、规模大、交易活跃，如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人民币无本金交割期权(NDO)、人民币无本金交割互换(NDS)和人民币结构性票据(StructuredNotes)等。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估计，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NDF)日均交易量在3至5亿美元之间。[6]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远期交易的定价权似乎有旁落之嫌。因此，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我国应大力发展基于人民币汇率的金融衍生品，如人民币指数期货等，掌握人民币定价权，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平稳、健康、有序地进行。组建大型国际零售贸易商，占据国际经贸制高点，掌控国际商品定价权和人民币结算主动权。在我国日益成为世界制造工厂和世界商品供应商的情况下，不应过度依赖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零售贸易商，这容易受制于其渠道。与之相反，我们应组建大型的国际零售贸易商，建立庞大的国际营销网络和渠道，直接占领国际市场。这是国际经贸的制高点，通过控制国际营销网络，可以进一步控制国际品牌市场和国际商品定价权，甚至影响和控制上下游产业及产业链的整合。实践证明，发达国家的商业定价权和市场垄断网络是其贸易结算、产品与品牌控制的源泉和依据。因此，为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我们应组建类似于沃尔玛、家乐福的国际零售贸易商，通过其渠道增加人民币贸易结算量，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市场规模、增强人民币国际贸易结算的实现机制奠定更好的基础。
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在全球贸易和我国货物贸易强劲增长的状态之下，我国服务贸易也获得高速增长。2006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5亿美元,比2005年增长1%。我国服务贸易总量上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然而从结构上来看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却是滞后的。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超过7万亿美元,而服务贸易额仅有3亿,只占货物贸易总额约11%，这个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主体运输和旅游业这两大传统服务贸易项目。而在发达国家占据了服务贸易出口主体的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保险业新兴服务贸易行业在我国比重却非常低。 二、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进出口总额分析 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额在近10年稳步增长,从1998年的6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亿美元，提高近4倍。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也在显著提高，出口额排名从1997年15位上升到2006年8位。但是出口额占世界市场上的份额却非常小，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额比重仅为1%。我国服务贸易始终处于大量逆差状况，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56亿美元一直增加到2004年的108亿美元，体现了我国服务贸易整体竞争力在全球趋于劣势。不过，2005年和2006年贸易逆差缩减，2006年缩减至1亿美元。虽然缩减幅度依旧不大，也体现了我国服务贸易随着出口增长幅度超过进口增长幅度逐步趋于改善， 比较劣势也并非一直衰退下去。 进出口行业结构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主要集中在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行业，就旅游和运输两者相加就达到60%以上。我国新兴服务贸易项目出口比重非常之低，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比重不超过3%，咨询服务业比重不超过10%，金融保险业比重1%都不到，近乎为零。而且这种传统服务贸易项目出口占主体地位的局面延续至今依然没有改变，反映了结构的极不合理。而且从服务贸易出口变化来看，传统服务贸易项目从20005年开始稳步上升，而新兴服务贸易项目却变化不大。 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系数分析 服务贸易竞争力系数(TC指数)计算公式:TC指数＝(出口－进口)/(出口＋进口）。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指数为负值，表明我国在服务贸易收支中一直处于净进口状态。在服务贸易中我国不具有比较优势,而是处于比较弱势状态。不过,从竞争力系数长期变化趋势来看，2004年数值为08,2005年数值减小至06，2006年进一步减少至05，这就意味着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在逐渐提高，但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为与原点还有距离。 综上所述，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虽然在逐步提高，而整体薄弱，发展滞后，出口行业结构又极不合理，以资源和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项目占主导地位的出口结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项目所占比例非常之低。三、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 国民收入水平 我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有显著提高，但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导致消费结构偏低，对消费者服务的需求还不足。而服务需求不足，既抑制了进口需求，也制约了服务出口能力。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依赖于一个国家整体生产效率，而生产效率提高又依赖于交易效率提高。一个国家需要创造好的制度和制订好的政策，保障交易效率提高，从而促进各行业专业化水平提高，进而促使生产效率提高和GDP稳步快速增长，从而使人均国民收入得以增加。 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发展是服务贸易竞争力得以提高的必要条件。目前我国多数城市中的服务业基本是以传统商品零售业、餐饮、旅游等系列为主，其比重约占第三产业GDP的60%以上。建筑师、会计等事务所亟待发展，房地产、咨询、信息和广告等中介公司以及新型生产性服务业刚刚起步,投资、证券尚处于开发阶段，而文化产业则严重滞后。可见,我国目前服务业以传统行业为主体，新兴行业相对不足;自然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居多,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居少。所以要发展服务贸易，首先需要从发展服务业着手,而我国服务业有很多是具垄断性质，如金融、电信、铁路等等,由于政府规定了十分严格的市场准入的限制，即市场化程度的不足限制了竞争,从而阻碍了此类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专业化水平较低，从而对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服务业只有加大市场开放程度，充分引入竞争，才能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货物贸易规模 服务贸易大致包括生产性服务、消费性服务和公共服务三类，其中生产性服务已成为国际服务贸易的主体。生产性服务贸易很多是伴随货物贸易而产生的，如进出口信贷服务、国际货运服务等。所以只有货物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才会导致服务贸易需求增加。2006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虽位居世界第三，总量可观，然而货物贸易出口的层次较低，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出口商品所占的比重并不高。我国货物出口的50%以上是靠加工贸易方式来实现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80%以上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货物贸易的低层次贸易限制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的需求，限制新兴服务贸易的发展。 我们必须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各行业专业化水平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稳步进行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的比重;大力发展服务,加快服务业结构优化;继续逐步有序开放服务市场,消除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只有各方面多管其下,中国的服务贸易竞争力才能得到切实的提高。
1\河北经贸大学030109国际法学2007 招生目录（本专业招生 15 人） 研究方向 01国际贸易法02国际投资法03国际金融法 初试科目 ①101政治（含法律硕士）②201英语（含法律硕士）③602民法学④403法学综合 参考书目 602民法学《民法学》，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403法学综合《法理学》张文显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国际私法》韩德培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刑法学》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复试科目：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余劲松、吴志攀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复试备注 复试科目：国际经济法 2\黑龙江大学030109国际法学(含：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01 WTO法律制度02 国际贸易法 6 ①101政治理论②201英语或202俄语或203日语③604刑法和民法④804法理学和宪法学 复试科目：025国际经济法同等学力复试加试科目：国际法、国际私法
浅析金融危机中我国国际贸易应对措施摘要：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席卷而来，对美国乃至中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30年代的经济危机仍历历再目，由于美国国会突然通过高额关税法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使国际贸易总额急剧收缩，使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更加严重。我国应该吸取30年代的教训，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应对这场危机。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贸易；措施1国际贸易现状分析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我国在很多领域与世界各国的竞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已经使得中国与国际市场高度关联，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曾说过“：以要素自由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正在加速。”但伴随而来的贸易摩擦也日益严重，以广州为例，截至2008年11月，广州外贸企业遭遇22起外贸摩擦，数量同比增长120％，涉及总金额合计高达1亿美元，基本覆盖了钢铁、轻工、机电、化工等主要行业。2008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美国的次贷危机越演越烈，范围波及到了世界各个角落。在这场危机中，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这将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严峻挑战。中国出口产品在遭遇越来越多以安全和环保为名的技术壁垒的同时，反补贴、反倾销等新型贸易摩擦呈现频繁的态势。美国30年代的经济危机教训深刻，由于美国国会突然通过高额关税法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其他国家也相继仿效，使国际贸易总额急剧收缩，使30年代的美国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当前国际贸易摩擦具有数量居高不下，从传统市场扩散到新兴市场，反倾销、保障措施、技术性壁垒等成为国际贸易摩擦新动向等特点，反补贴已成为我国贸易摩擦的新领域和热点。业内专家指出，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袭击，在美国之外，贸易保护主义正在主导政府的决策，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抬头，在经济危机时期，推行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措施是各国的普遍做法。2009年我国将面临更多贸易摩擦，并可能呈现出一些新特点。贸易摩擦已经由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多个领域，由企业微观层面向宏观体制层面延伸，特别是在人民币汇率、知识产权等方面，我国面临的压力增大。面对危机我们应进一步的审视中国的国际贸易问题，首先，对外贸易结构还存在诸多问题。在中国目前的出口结构中，低附加值的产品占据了很大的份额，从而导致利益转移到别的国家，形成国际贸易中的剥削机制。其次，在危机的风浪中，由于各国的贸易市场不同程度出现了萎缩，甚至国内市场也加剧了萎缩，面对复杂的现状，中国应看到本土的广阔市场，不断的开拓国内市场，通过拉动内需来保值增值。2我国的国际贸易问题措施分析1内需与内供并进在应对目前经济危机的情况下，4万亿公共设施的投资计划在2年内实行，面对出口大减，开拓本土的市场以拉动内需，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大国，无疑是个好办法，如杭州采取的消费券发放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消费，拉动了内需。内需与内供并进，那就要鼓励企业内供，因为内供必然增加内需，由于私营企业的发展对于中国意义重大，所以鼓励私营企业内供至关重要。2优化对外贸易结构要加强对高能耗、高污染以及资源性产品出口的宏观监测，可以采取取消出口退税，征收出口关税、资源税、污染费等，有效限制这类产品的大量出口。以弥补国内资源、环境的消耗。在做好资源性产品出口限制的同时，我们还要做好对资源性产品进口的协调和管理。3积极应对反倾销面对经济危机，应采取措施遏止反倾销蔓延的态势,必须加大反倾销力度。首先，调整竞争策略。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以廉取胜”“、薄利多销”的竞争策略，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手段，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其次，规范自身的贸易行为。企业要加强自律,行业协会与各企业要齐心合力，树立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良好形象。三是警惕“倾销引诱”。四是完善、规范会计资料。五是大力提供法律后援。4发挥政府在服务贸易中的作用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当前,我国政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一是在国内加大各级政府对服务贸易企业财政资金的支持力度。二是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和支持服务贸易发展。三是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改进对符合国家宏观经济、产业政策的服务贸易企业的金融服务,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开发适应服务贸易企业需要的金融产品。四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危机，已经采取了有效的政策，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既是一个挑战，也是我国产业转型的一个契机，当然，这一切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好的经济政策一定会带动中国企业走出困局。我们应高度重视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培育企业的创新机制和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保持我国的国际贸易快速和健康的发展。参考文献:[1]吴建功王涛生论国际贸易的风险评价[J]求索，(2)[2]丁一凡大潮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3]宋群21世纪初国际格局与中国经济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4]曹亮21世纪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J]中南政法大学学报，2003，(1)[5]马春光跨国公司全球化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的启示[J]国际贸易问题，1996,(12)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