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合作论文2000字开头

国共第一次合作方式形成分析　　摘 要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局面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国共合作方式最终形成的原因。　　关键词 国共合作 党内合作 党外合作　　采取何种方式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当时苏俄及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国民党三方争执的焦点，也是关系到国共合作统一战线能否最终建立的关键所在。　　1．早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曾向孙中山提出国共实现两党平行合作的“党外合作”建议，但被孙中山拒绝。　　首先，“以党治国”思想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以党治国”，其实质是一党治国，即要以他创建的中华革命党或中国国民党来治国。早在创建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就曾指出：“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同时，将革命阶段划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提出此期内“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就比较明确地体现了以中华革命党一党革命的思想。改组国民党后，他秉承中华革命党的主旨，强调依靠改组后的国民党去改造国家。因此，孙中山在与国际代表商谈国共合作方式时，强调：“国民革命，惟本党负有历史的使命，非加入本党，无由为国民革命而尽力。且当国民革命时代，一心一德，惟本党之主义是从。”由此，也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况且，孙中山只将中国共产党当成“共产派”，孙中山在谈及国共两党相互关系时曾讲：“国民党系我创立唯一之政党，而共产派则为赞成俄国列宁主义学者有志之一派，国民党固有加入该派者，然国民党始终为国民党，共产派始终为共产派，而为其独特活动而已，不能必言其互相提携也。”可见在孙中山看来，中共只不过是羡慕俄式革命的有志青年派，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同时，孙中山对中共信奉的共产主义认识也是模糊的。他有时认为：“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俄国革命之成功，不过行民权、民生二主义而已。”而且，他有时又认为苏维埃政权和共产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正是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和矛盾，使他不能平等地对待共产党，并拒绝两党平行合作。　　另外，担心领导权旁落，也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孙中山对外联合苏俄，对内改组国民党，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力量基础，不希望看到共产党在苏俄的支持下强大起来，与其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因此，他在积极推动国共合作的同时，又时刻警惕中共“包揽俄国外交”，“独得俄援而自树一帜”。参加过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张国焘回忆说：“孙先生素来自视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袖，在他的旗帜下，可以包容一切革命分子。”但是，要“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却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他虽然“允许在其党内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也认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但决不容许“朋友”成为主人，共产党必须服从他的领导；否则，“我必弃之”。　　孙中山坚持认为，国共合作必须以国民党为主体核心，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属于国民党。这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国共合作及其领导权归属问题的基本立场。孙中山坚持党内合作而拒绝两党平行联合，正是该立场的集中体现。　　2．苏俄及共产国际竭力促使中共接受“两党合并”的方式。孙中山拒绝了国共两党平行合作的建议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达林又提出实行“两党合并”的新方案就是指“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清楚：两党如此“合并”，将使共产党的独立性荡然无存，最终党的组织也将被无形取消。苏俄及共产国际代表自然深知这种严重后果，之所以还执意作出这样的决定，首先，是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了解不甚清楚，有明显的轻视共产党而重视国民党的倾向。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眼里，当时中国似乎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必需条件：“中国极为落后，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中共“诞生的太早了”。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情况时说：中共是由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所组成；他们“从来没有同工人阶级有过紧密的联系”，“也不支持罢工”，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所以“作为一个宣传团体会更好一些”。因此，马林反对国共平行合作的方式，认为中共既同“国民党一道工作，但又对其保持独立，这必然会使那个小团体的人们成为一个毫无意义的小宗派。”所以，他极力主张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否则，“前途是暗淡的”。相反，马林看不到国民党软弱涣散、成份复杂的弱点，过高地估计了其力量。他认为，国民党是知识分子、华侨、士兵和工人组成的一个多阶级联合的松散组织；由于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因此这个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十分紧密。他甚至认为，国民党领导层中“有一些具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人”，他们“决不比我们共产主义团体中工作的马克思主义者逊色”。　　其次，苏俄及共产国际在促使国共合作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它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勿庸置疑，列宁及苏维埃俄国对中国革命的帮助是真诚的。但是不可否认，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急于和孙中山国民党实行合作，关键是出于对其新政权安全所作的考虑。当时，苏俄为打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进攻和经济封锁，急欲在东方特别是毗邻的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它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好感。苏俄的目的，一是近期的，即指望孙承认其继续驻兵外蒙，并维护其在中东铁路上的管理权益；二是从长计议，指望孙中山的国民党控制了中央政府以后，“承认苏俄并与它订立同盟条约”，以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国家的威胁和封锁。因此，苏俄在1923年1月的《孙文越飞宣言》中以“国际纪律”强压中共接受“两党合并”方式。共产国际强调国共合作必须服务于苏俄的外交政策，要求中共“在国民党内竭力反对孙中山与军阀的军事勾结”，因为“这些军阀是敌视苏俄的外国资本的代理人”；“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可见，中共在苏俄和国民党面前只不过是二者利益交换的一个筹码。　　3．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顶住各种压力，从实际出发探寻出“党内合作”的合作方式。　　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国共两党的合作方式问题。会上，马林为促使“国共合并”，进一步向与会者施压；而绝大多数与会者依然强调：这样做势必“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就在双方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时刻，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建议：即共产党员有条件地加入国民党，并以少数领导人的率先加入作为两党实现合作的桥梁。这个意见化解了争论双方的尖锐矛盾，使大家心平气和起来，会议由此出现了转机。经过进一步协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终于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身份参加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党内合作”。这一方式与马林提出的“两党合并”相似，但二者间有本质区别。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自己的组织机构和一部分党员独立于国民党组织之外，可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壮大。1923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采纳了中共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决议特别强调：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在斗争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1923年6月，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此揭开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序幕。实践证明，这一合作方式对国共双方都是有利的，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实际进程也是有利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方式问题的解决，表明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把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充分显示了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的统一。当然这种合作方式短期性、策略性很强，这也为双方合作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澳大利亚流通与市场发育，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1年第十九期。 印度市场发育的经验与借鉴，财贸经济资料，1991年第八期。 美国与加拿大市场的运行与发育，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2年第61期。 澳大利亚的羊毛市场，北京经济瞭望，1993年第六期。 乌拉圭回合基础上的东亚贸易开放研究（合作），世界银行报告，1994年。 中国贸易开放的成本与收益：一般均衡分析（合作），亚洲经济杂志，1997年11卷3期。 贸易自由化与部门战略调整:《中国贸易改革：政策与进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7月。 提高关税政策运用水平:《走向21世纪的中国关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1月。 我国最优宏观关税结构问题研究，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8年第41期。 关税任务计划分配体系科学化的研究，经济工作者学习资料1998年第41期。 我国出口贸易若干问题研究（合作），中国外贸发展与改革，第14集，1999年3月。 中国加工贸易的理论回顾与展望:《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0月。 省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外贸、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 中国贸易自由化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论坛》，外文出版社1999年。 日本服务贸易的开放与发展（合作）:《世界问题报告》，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年。 欧盟农业市场管理模式研究，财贸经济，2000年第6期。 我国出口贸易战略模式的总结与探索，国际贸易论坛，2000年第3期。 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研究，财经文稿，2000年，第2期。 迈向市场经济前沿－加工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总体作用评价（合作），国际贸易，2000年第9期。 举足轻重之欧盟：中国与欧盟贸易战略定位，国际贸易，2001年第5期。 加工贸易，更宽视角下的评判与分析，《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II》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

浅析中国对外贸易模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摘要：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无疑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不断的产业结构优化乃是国际竞争力的根本保证。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逐年提高，产业升级与外贸模式的关系更加密切，本文先是分析了当前外贸模式的利弊，给出对外贸易模式转变的几个方向，然后以模式转变为引导，展开产业结构优化的进一步讨论。关键词： 对外贸易 比较优势 产业升级 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为国际市场带来真正的和平，而是成为了发达国家追逐利润的场所，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直是发达国家的“大后方”，他们进行贸易的资本几乎只有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中国一直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相对密集的国家，也没有逃过这种命运。追溯一下中国对外贸易历史，发现中国外贸体制的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下的国家统制贸易，中央以指令性计划直接管理少数的专业性贸易公司进行进出口；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到1992年建立全面市场经济体系的开端，这一时期逐步实行市场经济，部分贸易开放；第三阶段是1992至2001年，这时中国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动，加之国际资金和技术开始进军中国市场，“中国制造”在国外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国家开始进行符合国际规范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第四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至今，这一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中国的贸易政策体系改革已经与国际接轨，并且中国有着市场容量大，与发达国家互补性明显的特征，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良性影响也逐渐增大。 但中国在发挥比较优势和收入总量上升的同时，在有些方面还是事与愿违。首先，中国采取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取比较优势利益，而是以外资和高技术为先导，逐步从产业链的低端迈入高端，从而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设计。但是由于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各地都比较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表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就是大量的外资投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资企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用我国配额，压缩了国内企业的出口。另外，外资企业还与我国国内企业争夺国内市场。这与我国想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的本意南辕北辙。其次，国内企业和产业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的能力较差。比较优势是由一国资源禀赋和交易条件决定的静态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比较优势只有最终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只有同时发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才能赢得优势。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收入的提高，劳动力成本随之增加，如果不培育竞争意识，提高科技含量，加快产品升级，增强其竞争力，那么原有的竞争优势将会降低甚至变为竞争劣势，原有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不一定会成为出口产业。最后还需要指出的是，我国产业结构技术含量低，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不强。在世界贸易利益的分配中，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中国获得的出口利润的份额是很小的。国内出口产业由于缺少利润无法扩大规模、改进技术、提高国际竞争力，这又对国内出口产业结构的升级带来阻力。如果长期靠出口大量低需求弹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家很容易陷入一种出口与贫困化同步增长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出口不断增长，但出口企业却举步维艰。为了能够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赢得竞争的主动权，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分得公平的一杯羹，应当在当前体系下改进与完善现阶段的对外贸易模式。归其原因，我国现有的较为落后的贸易模式，与缺乏积极有效的宏观引导有很大关系。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不能等待生产力的自然成长来实现贸易模式的转变，激烈的国际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容我们等待。我们应当主动地来启动和加速贸易模式的转变，以维持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我认为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模式转变：第一，逐步建立效益型进出口贸易模式。要着眼于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在对外贸易中做到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改善国民福利并重。出口贸易要摆脱单纯考虑外汇收入的倾向，把重心放在对生产资源利用效率的国际比较上，通过出口来增加国民价值总量，让国民享受到更多的物质福利。同样，进口贸易也要克服重生产、轻消费的传统习惯，逐步做到生产和消费并重。从市场经济运行的角度看，进出口贸易只是流通的一个环节，资源配置的优化和国民福利的改善本质上是二位一体的。只有把国民福利当作对外贸易的主要目标之一，才能充分发挥出贸易对经济成长的带动作用，并为外贸本身的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也只有把改善国民福利作为贸易的基本出发点时，才能形成较合理的商品比价关系和有效的市场调节机制，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促使经营外贸的企业真正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并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统一起来。第二，以综合型的国际竞争模式为目标。贸易和投资趋向一体化是当代国际经济生活的一大特征。中国商品要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海外投资是一个关键性的立足点，现在是将我国的出口贸易和海外投资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了，应当争取在今后十年左右出现重大的突破。这一点需要尽早获得各个方面的共识，同心协力构造未来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另一方面，从市场营销的策略来看，要尽快实现竞争优势多元化和市场的分散化。在继续利用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模式的同时，要花大力气培养壮大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在重视物质商品出口的同时，要大力推动劳务和技术的出口；在充分发挥物质生产要素作用的同时，要竭力形成和利用我们中国的无形资产。对外贸易要真正实现全方位开放，增强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力。最后是实行中立型的宏观调控模式。贸易模式的转换过程中制度创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当务之急是要尽快消除实际中仍然存在的对出口的歧视。人民币汇率已经并轨和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将对出口产生有力的刺激作用，要使这种新的制度及早进入良性运转状态，同时深化其他方面的改革。从长远看，我国宜采用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方针。本文一开始就提到过，作为一个大国，片面倡导出口导向恐不合适，外部条件也难以得到满足。对外贸易实际上的功能相当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我们对贸易的发展应当采用产业性倾斜政策。除了个别关系到国防等等的场合，应当取消部门或地区在经营外贸业务上的特权或优惠，放开经营、平等竞争，实行按出口实绩进行鼓励的措旅。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于竞争，这同样适用于贸易的发展和转型。贸易模式转变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着积极地指导意义，我们应当看到，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对外贸易政策的转变息息相关，我们应当注重这两者的关系以达到国际贸易市场与国内市场互相促进，共同繁荣的目的。本文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配套。宏、微观经济环境、宽松的创新环境、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是促进产业升级的保障。美国之所以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得益于里根时期的放松管制和克林顿政府良好的产业政策。例如美国的第一项技术政策是直接写入美国宪法的关于保障发明人权益的促进科学技术的条款。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就采取一系列措施，要求贸易对象国特别是经济技术发展水平接近的日本、欧盟各国开放市场，扩大对美国计算机、移动通信设备等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为了鼓励美国企业出口高新技术产品，美国政府还为出口企业设立低息贷款基金，减免部分税赋，实行出口补贴。第二，遵循比较优势准确定位主导产业是关键。主导产业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所依托的重点产业，这些产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国民经济的“龙头”，并在产业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对整个经济发展和其他产业发展具有强烈的前向拉动或后向推动作用。从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以来世界产业发展史上出现了五个主导产业，依次为：棉纺工业，钢铁工业、铁路修建业。电力、汽车、化工和钢铁工业，汽车、石油、钢铁、耐用消费品工业，信息工业。世界各国的主导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过程大多遵循了这个自然历史过程。日本和“四小龙”的成功在于它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发挥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形成相应的主导产业，而不是脱离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赶超；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的提高，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逐渐转向资本密集型，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差别很大，结构调整不能整齐划一，搞一刀切，对不同地区树立不同的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具有多层次性、综合性和序列更替性的特点。具体到我国来说，东部地区人口稠密，经济基础好，资本积累率也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领先，过去的产业重点多放在轻工、电子、纺织、制衣等行业，经过一定的积累后，现在东部各省也把发展的眼光放在技术密集程度、知识、资本集中的高附加值产品上，如生物制药、网络通讯和金融等服务产业。由于东部汇集了大量的尖端科技人才，所以，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产业，以保持全国经济增长活力的任务也应由东部首先完成。而西部由于自然条件同东部不同，地广人稀，所以，不适于东部推广的大规模的机械设备制造业，金属冶炼，石油化工、化学等行业这些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应放在我国西部地区进行。目前我国提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的措施，也即将一部分产业转移到西部，以东部的产业发展带动西部的产业发展。第三，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快发展教育事业，促进科技进步和创新。这一点日本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其完备的教育制度和大批受过教育的科技人才和劳动力。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各国之间的竞争最主要地表现为对人才的竞争，美国之所以树立头号经济、军事强国的地位是因为美国搜集了全世界优秀人才为它服务。人才争夺是产业竞争的焦点。多年来美国之所以能在发展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方面独占鳌头，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能充分利用其他国家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智慧和技能为其所用。而我国作为世界人口大国，在劳动力资源上可以说天下无敌，但在质上甚至不能同香港、新加坡等地相比。人口多、人才少，这种因素可以说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为劳动力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科技因素最终要被消化吸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发挥其作用。从日本的经济发展可以看出，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关键在于基础研究领域理论的发展。所以教育是一国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和原动力，教育是百年大计，是经济腾飞的翅膀，只有教育发展了社会才能进步。第四，以高新技术为主导，加大科技投入。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科研人员、科技投入和科技活动方面严重不足，技术创新能力低下，技术进步产要依靠引进和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因此严重地制约着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历程和步伐。有关研究显示，世界上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都是集中在发达国家，他们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每年用于科研的经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10，而且，分布很不均衡，多集中于少数发达地区。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高技术产业日益成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力量，而且也大大缩短了工业化进程。我国应该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大力推进以制造业信息化为代表的国民经济信息化，以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一方面要因地制宜，根据资源优势和内外部资源信配置条件，确立各地区重点开发和扶植的产业升级与外贸发展战略关系的研究高新技术产业，并以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和升级，创造竞争优势，实现全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参考文献：[1]杨建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状况、趋势和政策取向经济研究参考，2003[2]何维达，何昌WTO与中国产业升级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0[3]李昭华我国外贸战略新理论述评经济师，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