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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 ，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2、灵渠灵渠主体工程由铧嘴、大天平、小天平、南渠、北渠、泄水天平、水涵、陡门、堰坝、秦堤、桥梁等部分组成，尽管兴建时间先后不同，但它们互相关联，成为灵渠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位于兴安县城东南3公里海洋河的分水塘(又称渼潭)拦河大坝的上游，由于前锐后钝，形如犁铧，故称“铧嘴”。是与大、小天平衔接的具有分水作用的砌石坝。从大、小天平的衔接处向上游砌筑，锐角所指的方向与海洋河主流方向相对，把海洋河水劈分为二，一由南渠而合于漓，一由北渠而归于湘。3、郑国渠郑国渠，建于秦王政元年(前246)，其时韩国因惧秦，遂派水工郑国入秦，献策修渠，藉此耗秦人力资财，削弱秦国军队。此举适得其反，促进秦国更加强大。郑国渠首位于“瓠口”(今王桥镇上然村西北)。渠线沿王桥、桥底镇东进，过寨子沟后东北折，经扫宋乡公里、椿树吕村一线，于蒋路乡水磨村附近横绝冶峪河，至甘泽堡后东折，于龙泉乡铁李村入三原境。本县境内长约30公里。其渠首工程设施无考，灌溉方式为引洪淤灌(大水漫灌)。4、白渠白渠的建成使泾阳、三原一带的大片土地，在改善土肥条件，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因此广大群众对白公也深为爱戴。白渠，中国陕西关中地区古代著名水利工程。 白渠开凿于西汉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由于是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故而得名白渠，也常与原有的郑国渠合称郑白渠。早在公元前129年，汉武帝就采纳了大司农的建议，命水工徐伯率领万人开挖漕渠。自长安引渭水，东通黄河，漕运关东之粟，同时也可灌溉田地万余顷。5、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后代通过浙东运河延伸至会稽（今绍兴）、宁波。从先秦时期到南北朝，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开凿了大量运河，其分布地区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西到关中，南达广东，北到华北大平原，都有人工运河。这些人工运河与天然河流连接起来可以由河道通达中国的大部分地区。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唐朝开元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包括“开元之治”、农业生产的进步、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以及商业的繁荣等主要史实。 通过思考和概括开元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问题的能力；利用实物模型、地图、图片等直观教具辅助教学，培养学生观察、想象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唐玄宗前期唐朝进入全盛时期，经济生产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且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通过对这一时期精美的丝织品和陶瓷工艺的教学，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 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一、重点和难点 本课以“开元盛世”为主题，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叙述：首先介绍的是唐玄宗前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唐朝开元年间出现了“开元之治”。其次，主要介绍了盛世经济的繁荣，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的成就。 “盛世经济的繁荣”一目是本课教学的重点，因为盛世最重要的反映在经济繁荣方面。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上。唐朝开元年间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农耕技术的发展、蔬菜新品种的传入、茶叶的种植以及农业工具的改进等方面。手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丝织业和陶瓷业技术的提高方面。商业的繁荣则主要通过对长安城的介绍来体现。在讲述这个子目时，一要注意几方面的内在联系，二要使学生初步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研究各朝历史都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本课的难点：曲辕犁、筒车是唐朝先进的农业工具，但是它们的结构原理和先进性，学生不易理解，难以形成准确的概念。而且，现在的学生对于农具的了解又极少，因此农业工具的改进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难点。 二、教法建议 讲新课之前，指导学生阅读课前提示，引出本课的课题；或出示几首反映开元年间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的唐诗，引导学生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特点，从而导入新课。 讲“开元之治”一目时，可以配合教材中的插图，从“唐玄宗走马任姚崇”这个小故事入手，再一一介绍唐玄宗的改革措施。 讲农业的发展，可以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并概括出唐代农业发展的具体表现。 讲农业工具的改进时，可做如下安排： ①制作“汉代牛耕图”和“唐代曲辕犁图”，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分析出曲辕犁的特点(比如比较一下直辕犁和曲辕犁的不同、曲辕犁比直辕犁有了什么改进)。如果能制作模型教具让学生进行演示，则直观效果会更好。 ②讲述筒车时，可以利用教材中的插图，或制作实物模型教具，或利用电脑制作有动画效果的筒车模型，以便更直观形象地进行教学，并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想象，分析出筒车比以往灌溉工具先进的地方，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化解学习上的困难。 ③如果是生活在农村或山区的学生，还可以让他们亲自到有这两种工具的地方看一看，摸一摸，亲身感受一下。并让学生观察一下现在还在使用的筒车比唐代的筒车又有了什么改进。 学习丝织业的发展时，可以通过精心挑选给学生提供一些当时的丝织品图片，使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体会劳动创造了美，培养他们的历史情趣。并鼓励学生谈谈他们的感受，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另外，通过引导学生思考教材中的“动脑筋”题，也可以使学生感受到唐代丝织业技术水平的高超。 学习陶瓷业的发展时，可以重点介绍唐三彩。教师也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唐三彩的图片，或提供几件唐三彩的仿制品，让学生通过观察、触摸，亲身感受一下唐代陶瓷业的成就，这样即加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又引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讲长安城时，一定要利用教材中的插图，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想象，对长安城的布局有一了解(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再加工一下插图，如可以利用电脑制成可变化的长安城平面图)。讲述时也可以一面播放一些西域音乐或日本、波斯、朝鲜等国的音乐，一面同时出示相关图片。这样，长安是一座国际性城市的概念就会形象、生动地映在学生的脑海中。 最后引导学生归纳一下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自然而然地得出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的结论。 为了使学生对唐玄宗前期的统治有一个认识，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教材中的“动脑筋”题，或利用活动与探究中提供的材料，让学生相互讨论，并谈一谈他们的看法。 三、学法指导 引导学生观察曲辕犁、筒车等图片，或动手触摸教师提供的模型，使学生学会从图片或实物模型中感知获取历史知识的方法。 引导学生欣赏反映手工业发展成就的图片，并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 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繁荣是本课的重点，可指导学生学完后列表归纳掌握。 本节课主要介绍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学完后，可以组织学生利用教材中的内容(包括小字部分的内容)进行讨论，也可以让学生搜集课外资料，对唐玄宗进行评价，最好写成小论文，在班级进行交流。 四、问题探究 动脑筋 想一想：这个时期的唐玄宗和他曾祖父唐太宗有哪几点相同的地方? 他们都善于任用贤臣，重视地方吏治，重视农业生产，都注意“戒奢从简”，唐玄宗统治前期和唐太宗统治时期都出现了中国封建时代著名的“治世”——“开元之治”和“贞观之治”。 有位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拜见一位唐朝官员。他透过丝绸衣服看到官员胸口上有粒黑痣，惊奇地问：“您胸前的痣，怎么能透过两层衣服还看得见？”官员哈哈大笑，请客人再靠近观察，原来他身上穿了五件丝绸衣服。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唐朝丝织技术高超，丝绸质地很薄。 练一练 D 活动与探究 读史分析： 后人评论唐玄宗说：“玄宗少历民间，身经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认为他后来坚持这样做了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唐玄宗年少的时候在民间，亲身经历了一些不得志的事和苦难，所以即位之初，深知人民的疾苦，能勤于政事。 他后来没有坚持这样做。(参阅教材中的小字部分。) 故事会：根据你看到的课外读物和影视片，编成唐玄宗时期的各类故事，在小组里或班级里讲述交流。 建议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此活动。交流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故事会、小话剧等。最好能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参加。 (东城区教研科研中心 孙永节) 参考资料 杜甫的《忆昔》 杜甫的《忆昔》共有两首，是广德二年(764年)在成都时所作。诗里写出自己对唐肃宗、玄宗两朝旧事的回忆。第一首写的是“忆昔先皇(唐肃宗)巡朔方”、安史乱后唐朝的混乱情况。杜甫写诗时为唐代宗统治时期，所以称肃宗为先皇。第二首以充满羡慕之情回叙当年开元盛世全国的经济繁荣和太平景象，希望唐室中兴，使盛世得以重现。课本中引用的只是《忆昔》第二首开头的六句，下面尚有22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唐玄宗和开元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又称唐明皇。睿宗之子、高宗武则天之孙。睿宗朝曾参与诛杀武、韦同党，平定了武则天晚年以后的政治动乱。712年即位，改元开元，至742年又改元天宝。开元之治时期一般指开元年间的29年(712～742)。天宝以后由于奸臣当道，安史叛乱逐渐成为乱世，历史上亦称天宝之乱。安史乱后，756年玄宗奔逃入蜀，同年太子即位，是为肃宗。762年，玄宗在长安抑郁而死。开元年间玄宗比较重视吏治，任用贤才姚崇、宋为相，精减冗官；也注意发展经济，采取抑制土地兼并措施，兴修水利和组织垦荒等；还重视文教科技的发展，整理古籍，任用天文学家一行改造新历，测量子午线。同时，在和睦周边民族，安定边疆，以及对外的友好交往方面，也有贡献。 姚崇 姚崇为唐玄宗开元时期名相。早年为武则天所提拔重用，官至凤阁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开元初年，为唐玄宗所看重。在一次讲武检阅军队时，召进姚崇议论国是，欲加重用。姚崇却侃侃而谈，提出十项建议，史称“建言十事”。这十项建议包括：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营造佛道寺观、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以礼相待、纳谏从善、以两汉外戚专权为戒等。唐玄宗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相。姚崇为相后，兴利除弊，选用贤才，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开元九年(721)，姚崇病故。 开元盛世经济的繁荣 开元时期统治者的各项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亦满”(《元次山集》)。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725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荆州、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荣，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开元二十年(732年)，全国有民户7 861 236，口45 431 265，比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玄宗时期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四十多处 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一书，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制作了《玄宗时期兴修水利表》。据统计，唐玄宗开元时期共修水利38处，天宝时又修8处，合为46处。 唐朝农耕技术的发展 唐朝由于国家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的农业经济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不少地区在麦子收获以后，继种禾粟等作物，可以两年三熟。南方的农业种植技术更有显著进步。首先是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杜甫诗形容说：“东屯(屯子、村庄)大江北，百顷平若桉(案的异体字，狭长的桌子)；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刚才)云(作语助，无义)已(完毕)，引溜(liù，水流)加灌溉。”当时江淮地区，已经是大面积移植秧苗。其次是大量栽培早稻，即六七月可收割的一种早稻。育秧移植和早稻栽种，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使两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渐在南方推广，有的地方可一年两熟。 江南土地肥沃，气候温暖，雨水充足，无霜期较长，加上人口多，劳动力充足，宋朝时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大力发展稻麦轮作的二熟制。“吴地沃而物伙，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吴郡图经续记》)这种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在唐代已经出现了。 唐朝的蔬菜新品种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认为，唐时蔬菜新品种有菠菜、莴苣和食用菌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还提到茭白也是在唐代开始作为食用蔬菜的。该书还说：“茭白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水生蔬菜，世界上以之为蔬菜而进行培育的唯有我国。”菠菜又名菠，是唐代由尼泊尔传入我国的。至于食用菌，如人工栽培蘑菇，最初记载亦见于唐代，在《四时纂要》一书中有记载。 唐朝茶叶生产和饮茶之风 我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茶最初被当作一种药材，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人们认识到茶不仅可以治病，而且味道清香，可以清热解渴，是一种很好的饮料。西汉时，完成了从药用到饮料的过渡，当时已有煮茶、卖茶的记载。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说：“苦茶久食益意思。”认识到茶对人能起到兴奋大脑和心脏的作用。三国时，江南一带已形成饮茶习惯。《三国志·韦曜传》说：吴国皇帝孙皓，每次宴会都强迫群臣喝酒，每人至少以七升为限。韦曜不会喝酒，孙皓密赐茶给他，允许以茶代酒。说明当时已有了饮茶的习惯。魏晋南北朝时，茶被用来招待客人。东晋桓温招待宾客主要用茶果。 唐时南北统一，各地交往密切，饮茶风气从南方传入北方，中唐以后又从中土传往塞外，渐成为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之必需。黄河流域的关西、山东饮茶之盛，达到了“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的地步。“上自宫省，下至邑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在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专门卖茶的茶馆。 由于茶的需要量大增，刺激了茶的生产和贸易，除野生茶树外，大量进行人工栽培。唐时茶叶产地遍及今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省。茶叶生产已是江南农业的重要部门。“江淮之人，什二三以茶为业。”祁门县境甚至“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什七八”(《全唐文·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茶树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也有显著进步。茶树种植三年后，每亩鲜茶可收120斤。每到茶叶收获季节，茶产地盛况空前，四方商人纷纷赶来，大量采购。南方的茶叶，通过大运河和陆路大批运往北方，“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当时的名茶就有二十多种，如蒙顶、石花等。793年唐政府征收茶税，“十税其一”，是年征得茶赋40万缗，约当全年收入的1/15。 唐代茶业承前启后，不仅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迅速发展，而且影响及于世界。从唐代开始我国的茶叶相继输往世界各国。至今各国语言中茶字语音，无不源出于我国的茶字，可见茶是我们祖先对人类饮料的一大贡献。
一、它山堰、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其他的还有战国时期的郑国渠，两汉时期的六辅渠、白渠、龙首渠、六门陂、鉴湖、坎儿井等等。至于京杭大运河、会通河等用于航运，不属于水利工程。二、简介（节选）：1、它山堰 位于宁波市鄞县鄞江镇西南它山旁，建于833年（唐太和七年）。它山堰长4米，面宽8米，皆用长2至3米、阔2至35米条石砌筑，左右各36石级。堰面全部用条石砌筑而成，堰身为木石结构，有逾抱大梅木枕卧堰中，历干余年不腐，被称为"它山堰梅梁"。修建它山堰的目的，是为了抵御潮汐，使海水与江河分流，咸淡阻隔。2、郑国渠是古代劳动人民修建的一项伟大工程，属于最早在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灌溉面积号称4万顷）。郑国渠在战国末年由秦国穿凿。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元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约十年后完工。2016年11月8日，在泰国清迈召开的第二届世界灌溉论坛暨6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传来喜讯，郑国渠申遗成功，成为陕西省第一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3、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遗产（200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1] ，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
1、郑国渠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由韩国水利专家郑国主持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位于今天的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 300 余里（灌溉面积号称4万顷）。郑国渠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灌溉工程。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刚即位，韩桓惠王为了诱使秦国把人力物力消耗在水利建设上，无力进行东伐，派水工郑国到秦国执行“疲秦”之计。郑国给秦国设计兴修引泾水入洛阳的灌溉工程。在施工过程中，韩王的计谋暴露，秦要杀郑国，郑国说：当初韩王是叫我来作间谍的，但是，水渠修成，不过为韩延数岁之命。为秦却建万世之功（《汉书·沟恤志》）。秦王政认为郑国的话有道理，让他继续主持这项工程。大约花了十年时间这项工程才告竣工。由于是郑国设计和主持施工的，因而人们称为郑国渠。2、都江堰都江堰是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始建于秦昭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鳖灵开凿的基础上组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由分水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等部分组成。两千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至今灌区已达30余县市、面积近千万亩，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凝聚着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勇敢、智慧的结晶。都江堰风景区主要有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玉垒关、离堆公园、玉垒山公园、玉女峰、灵岩寺、普照寺、翠月湖、都江堰水利工程等。3、灵渠灵渠，古称秦凿渠、零渠、陡河、兴安运河、湘桂运河，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境内，于公元前214年凿成通航。灵渠流向由东向西，将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江源头，流向由南向北）和兴安县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流向由北向南）相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有着“世界古代水利建筑明珠”的美誉。2018年8月13日，灵渠等4个项目入选2018年(第五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4、白渠白渠建于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因为是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因人而名，故名白渠。这是继郑国渠之后又一条引泾水的重要工程。它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入渭河， 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 。该渠在郑国渠之南，两渠走向大体相同，白渠经泾阳、三原、高陵等县至下邽注入渭水，而郑国渠的下游注入洛水。东汉迁都洛阳后，白渠一度废弃，直至 十六国时前秦以关中为根据地时， 苻坚方组织农工对白渠加以整修。西魏定都关中之后，也对白渠加以重修。至唐朝时，由于 郑国渠已完全废弃，白渠遂成为关中灌溉的主要 河渠，分为 三白渠：即太白渠、中白渠和南白渠。 唐高宗 永徽年间，白渠灌溉总面积达到一万多顷，成为关中农业命脉。唐中期之后，由于白渠上大量设立 水车、 水磨等水力机械，并且泾河上游用水增加，导致白渠水量急剧减少，虽然几乎每二十年疏浚一次，灌溉面积还是减少至原有的五分之一。5、隋唐大运河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起杭余（杭州），北至涿郡（北京），隋朝开凿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北京八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后经元朝取直疏浚，全长1794公里，成为现今的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利用了隋朝大运河不少河段，缩短了900多公里的航程。
当前，中国的能源与环境问题严重，新能源开发利用受到越来越高的 关注。新能源一方面作为传统能源的补充，另一方面可有效降低环境 污染。我国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利用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 以年均超过25%的速度增长。自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正式生效 后，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来推动新能源 的发展，中国新能源行业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一、 什么是新能源新能源又称非常规能源。是指传统能源之外的各种能源形式。指刚开 始开发利用或正在积极研究、有待推广的能源，如太阳能、地热能、 风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核聚变能等。二、 新能源分类新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波浪能、洋流 能和潮汐能、氢能、沼气、酒精、甲醇以及海洋表面与深层之间的热 循环等。三、 新能源的特点资源丰富，普遍具备可再生特性，可供人类永续利用；比如，陆上 估计可开发利用的风力资源为253GW,而截止2003年只有57GW 被开发利用，预计到2010年可以利用的达到4GW,到2020年到 20GW ,而太阳能光伏并网和离网应用量预计到2020年可以从目前 的03GW增加1至2个GWo2•能量密度低，开发利用需要较大空间；3•不含碳或含碳量很少，对环境影响小；4•分布广，有利于小规模分散利用；5•间断式供应，波动性大，对继续供能不利;6•目前除水电外，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成本较化石能源高。新能源发展的现状部分新能源利用技术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在世界各地形成了一 定的规模。目前，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以及水力发电、地热能等 的利用技术已经得到了应用。国际能源署（IEA ）对2000-2030年 国际电力的需求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来自新能源的发电总量年平 均增长速度将最快。IEA的研究认为，在未来30年内非水利的新能 源发电将比其他任何燃料的发电都要增长得快，年增长速度近6% , 在2000 ~ 2030年间其总发电量将增加5倍，到2030年，它将提供 世界总电力的4% ,其中生物质能将占其中的80%0目前新能源在 一次能源中的比例总体上偏低，一方面是与不同国家的重视程度与政 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新能源技术的成本偏高有关，尤其是技术含量较 高的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等。据IEA的预测研究，在未来30年新能源发电的成本将大幅度下降，从而增加它的竞争力。新能源利用 的成本与多种因素有关，因而成本预测的结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这些预测结果表明了新能源利用技术成本将呈不断下降的趋势。五新能源发展前景“十二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新能源开发利用的步伐，根据《可再 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结构中 的比例争取达到16%o不仅仅是国内，世界范围里随着高能耗的迫 切需要和对碳排放的严格控制，必将掀起发展新能源的高潮，一大批 优秀的新能源企业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迎来发展新能源的黄金时代。
神话的历史化与历史的神话化在开始正式的话题之前，得先把所要讨论的“历史”和“神话”这两个概念解释一下，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在古代中国，“历”和“史”原是两个单音词。“历”是动词，有经过、越过的意思。“史”字的本义是记事，属动词；后来又把专门担任记录言事和掌握文书的职务称为“史”，进而又把一切记言记事的册籍称为“史”，“史”因此成了名词。将“历史”二字连用，还是近百年内的事情。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南书局为适应当时开办新学的需要，编印了一部通史性的教材，叫做《历代史略》，简称《历史》。“历史”一词，便一直沿用到今。在人们的习惯用法上，“历史”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广义的历史，泛指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恩格斯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和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反杜林论》）而狭义的“历史”，则是指使用文字对于历史事迹的记录和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史书”一词，更为妥切。周谷城说：“历史一名词，常代表着历史之客观的存在与历史之文字的表现。”（《历史完形论》）所谓“历史之客观的存在”，就是指的广义的历史。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比如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是指中国已经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变化过程。但历史的自身，犹如长江大河，不舍昼夜向前流逝，一去不返，除了少量存留的文物古迹以外，我们主要只能凭借文字的记录（史书）去了解过去的一切，因此，我们又把这些文字的记录称为“历史”——狭义的历史。我们伟大祖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根据科学工作者所发现的考古资料，云南的元谋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是已知祖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在陕西发现的蓝田人，距今约八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陆续发现的原始人类的遗骨、使用的工具、用火的痕迹，以及大批哺乳动物的化石，更是名闻世界。大量的考古材料，记录了我们的祖先披荆斩棘、征服自然、繁衍后代的漫长而艰苦的历程，写下了祖国历史的第一页。但是，在那漫漫的远古时代，由于当时没有文字，因此也就没有历史的记载；除了地下埋藏的遗物、遗迹、遗址等考古资料之外，有的只是一代一代传流下来、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零零星星记录下来的神话和传说，所以被人称作“神话时代”或“传说时代”。对于“神话”的理解，人们的分歧是很大的。前天的研究生面试，就考到这个题目，如果要我来回答，也许不一定及格。 在有关历史和神话关系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的影响特别的大，这种观点说，现存古书中的中国史，是由先后出现的不同时代的神话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在这些古书中，“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顾颉刚：《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经历了一场所谓“把神话历史化”（《李长之：《中国文学史赂稿》）的过程。玄珠（茅盾）于1929年出版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中说：“原始人因有强烈的好奇心与原始迷信，发动了创造神话的冲动”（第34页），“最后来了历史家。这些原始的历史家把神话里的神们都算作古代的帝皇，把那些神话当作历史抄了下来。所以他们也保存神话。他们抄录的时候，说不定也要随手改动几处，然而想来大概不至于很失原样。可是原始的历史家以后来了半开明的历史家，他们却捧着这些由神话转变来的史料皱眉头了。他们便放手删削修改，结果成了他们看来尚可示人的历史，但实际上既非真历史，也并且失去了真神话。所以他们只是修改神话，只是消灭神话。中国神话之大部恐是这样的被‘秉笔’的‘太史公’消灭了去了。”上面的观点，是不是正确的呢？“邃古之初，史无可征。”在那邃古时代，不是没有历史，只是由于没有文字记载下来，使后人难以稽考，因而又被称为“史前史”。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费尔巴哈》）在原始社会早期，因为生产力极端低下，采集和渔猎品很少，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不得不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挣扎。那时的人类社会虽然也在历经着“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的历史过程，但是那种过程实在是太缓慢了，缓慢到难以觉察的程度；人类一代一代地重复着同样的“生产物质生活”，根本不可能具备任何“史”的观念，产生要“记住”自己历史的要求。人是最社会化的动物，人在劳动中，要协调动作，交流思想，就需要一定的交际工具，这就产生了语言。不过，语言只能在双方比较靠近的时候运用，而且稍纵即逝，受着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无法记录和传递。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范围日趋扩大，社会生话日趋复杂，口头语言已经不能适应人们相互联系的需要，于是逐渐发明了许多原始的记事方法。《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隋书·突厥传》说，突厥人“无文字，刻木为契。”可见在文字产生之前，古人主要的记事方法是结绳和刻木。我们先来看看结绳记事是怎么一回事。郑玄的注释说：“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周易集解》引虞郑《九家易》说：“古者无文字，其有誓约之事，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庄子·胠箧》也有“民结绳而用之”的话。从这些说明看，在绳子上结的某一个结子，就相应地表示着某种事件；结子的大小，也许还有不同的结法，则表示着事件的大小或者事件的性质。可以相信，这些结子所代表着的涵义，在人们之中一定有事先约定的规则，所以才会相互领会，不致产生误解。但不管怎么说，那结子的本身所包含的内容总是有限的，单凭一两个结子，是难以表示某种复杂的状态和过程的，因此人们总得还有什么补充的法子不可。这种法子到底是什么，古人并没有给我们讲清楚。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刻木记事。197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中，发现四十片骨质记事工具，它由切割加磨的骨片制成，在骨片中部的一边或两边，刻有一至三个形状不一的缺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6期）。这些缺口的含义是什么呢？至今尚没有古籍上的记载，幸好我们从大量的“社会化石”——民族学资料中得到了启示。我国云南侗族，至今还有一种刻木记事的办法通过这个生动的例子，我们就恍然明白，结绳记事也好，刻木记事也好，那或大或小的绳结，或浅或深的刻口，是需要通过口头的解释和讲述，才能使人真正明了其中的涵义；如果要让这种涵义世世代代传流下去，这种解释和讲述，还需要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连同它的载体——那打了大大小小结子的绳子或刻了浅浅深深刻口的木刻一道传流下去。光有绳结和木刻而没有口头的解释和讲述，对于外人和后人来说，价值等于零，因为它不具备任何的信息量；但是，如果没有木刻和绳结，后世的解释和讲述就会失去凭依而迷误甚至遗忘。结绳刻木加上口头讲述，构成了文字发明以前远古人类最主要的记事方法，也是我们今天科学解释神话传说本质的最根本的关键。在那异常恶劣的环境下，原始社会的人们所面临的重大而严峻的问题，首先是生存，个体的生存和群体的生存。因此，我们不难想到，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要凭借结绳或刻木来牢牢记住的事情，当然应该是最为紧要最为切近的现实问题，而决不会是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什么有关天地开辟、人类起源一类虚妄缥渺的遐想。台湾高山族“如与人约其集会，则先按期数作结记之，每过一夜，即解一结，结尽即赴会”（林惠样：《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云南哈尼族买土地，用同样的麻绳两根，田价多少元即打多少结，双方各持一根作为凭证（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981年1期）；独龙族凡借钱于人，要打木刻，借出多少钱，就在木刻上刻上多少缺口，借者还了多少，再削去多少缺口（同上）。这些记事，都属于个体之间的琐事，事情解决了，记事也就失去效用，可以说同历史没有多大关系；唯有那些对于群体生存有关的大事，才需要群体的成员牢牢地记住，并一代一代传流下去（以刻骨代刻木，显然是为了久远的保存），但这样做的动机，仍然是为了维系群体的需要，着眼点还是出于现实的效用，而不是为了记录历史，但在客观上，却对于历史的群体记忆，起了极大的强化和促进的作用。那么，在远古时代，人们最应该记住的大事是什么呢？钱穆指出，对于耕稼民族来说，“防游牧人的掠夺”和“防水灾的飘没”，是两件头等的大事（《治史杂志》）。在中国的传说中，我国人民有一部分自称“诸夏”，又称“华夏”，而把四外的民族称作“夷”、“狄”、“戎”、“蛮”，二者的主要区别，主要是从事农业与否，这种区分，几乎贯串于整个中国古代史的始终。华夏部族有两个著名的领袖——黄帝和炎帝。中国人民自称炎黄子孙，就是这个缘故。当时东夷部族的首领蚩尤，专与黄帝作对。据《史记·五帝本纪》，黄帝“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显然是耕稼部族，又据《述异记》：“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抵人，人不能向”，则不像是务农的部族。《史记》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像这样一件大事，是值得在绳子上打上一个大结，并要让子孙后代牢牢记住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它既使后世子孙永远记住自己部族历史上最大的仇敌，同时也永远记住自己部族历史上最大的英雄——这些，都有利于本部族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的传说中，一场极其严重的洪水，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帝尧先是命鲧去治水，鲧用堙塞的办法，多年也未能成功。禹采用疏导的方法，使水畅流，终于把洪水控制住了。大禹的治水，对于进入农业初期社会的民族来讲，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也是值得在绳子上打上一个大结，并永远牢牢记住的，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它既使后世子孙永远缅怀那为民治水的英雄，同时也记住了那治水的成功经验，——这些，也都有利于本部族的生存和发展。“结绳而治”、“民结绳而用”，结绳记事的目的是为了“治世”、“用民”，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记事产生的社会背景。当原始社会发展到由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阶段，个体生产开始出现，私有财产范围逐渐扩大，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充满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历史演变的节奏，似乎突然之间加快了。为了“治世”和“用民”，记住某些重大事件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了，结绳和刻木的办法，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变化的结果。就结绳和刻木者的本意来说，他们是在“记录”某一件重大的事件，但绳结和木刻本身并不能真正说明一切，还必须经过口头的解释才行，这样，他们在打结和刻木的时候，实际上就同时把事情“记录”到了人们的心上，或者说“记录”到了口耳相传的传说中了。这些传说式的“记录”，当它开始发生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平实的，为了现实的利害，谁也不需要虚假的记录来欺自己。中国人是重“实录”的民族，长期从事农业所派生出的民族心理的务实精神，决不会存心把虚构的事物当成历史。只是由于口耳相传的变异性，在一代一代的传说过程中，由于记忆的衰变和讲述人所处的现实环境的影响，便会不断地从中减去一些成分，又不断地增添进去一些新的成分，实在的内容减弱了，虚幻的内容却强化了，于是历史开始“神话化”了。因此，从发生的顺序来说，应该是先有传说，后有神话；或者换一种说法，是先有“实录”，后有“创作”，而不是相反。远古时代的人们在用结绳和口述相结合的方法“记录”某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是在记录着实际上发生过的事实。比如，黄帝和蚩尤是不是真有其人其事呢？《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曾经“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所到的地方，老人们纷纷讲说他们那儿确实是黄帝和尧、舜活动过的地方；据司马迁的观察，那里的风俗和文教，确实也很有与他处不同的特点（《史记·五帝本纪》）。《史记·五帝本纪》集解引《皇览》还说，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有蚩尤的墓，“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蚩尤是受后人唾骂的人物，“他的祠堂和坟墓不见得有人去附会，所以反倒是比较可靠的。在他失败的两三千年以后，他的传说，在那里还是那样地煌赫，他同当地的人民就不能没有很深的关系。”（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不过，由于黄帝战蚩尤的事件，本身已经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传奇色彩，在口头传说的过程中，必然会添加进许多渲染、夸张乃至虚构的成分。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尤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魅，雨止，遂杀蚩尤。魅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在这场交战中，双方都请来了天神相助：“黄帝本来想使‘应龙蓄水’来淹没蚩尤所领导的军队，可是他不晓得蚩尤也有很大的神通，能使风伯和雨师作出来大风雨。他没有办法，只得又从天上请下来一位很危险的神祗，魃，仗着她的神通，才能够止住大风雨，打了胜仗，杀了蚩尤。可是祸不单行，这位危险的魃，他只能从天上把她招下来，却无法把她再送上天去，于是魃所住的地方总闹亢旱。”（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于农业民族来说，风雨和亢旱，都是凶恶的敌人，这种传说就这样把人间的敌人和自然的敌人捏合在一起，变成了神话，黄帝和蚩尤也就变成了可以召唤天神的神。不过，我们并不能因为从传说到神话的变形，就否定了黄帝和蚩尤作为历史人物的存在。范文澜说，黄帝一族是“中国古史的基干”，是中国的“民族基础”，是完全正确的。再如，大禹治水是不是历史上实有的事呢？《山海经》多处留下的大禹治水遗迹的记载就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海外北经》：“禹所积石之山，在其东，河水所入。”《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先槛大逢之山，河济所入，海北注焉，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积石。”《海内西经》：“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导积石山。”徐旭生说：大禹等“经历险阻，走过不少地方，最后走到某一地方，觉得考查已经可以作一段落，于是积一大堆石头，就像现在蒙古人所堆的‘鄂博’一样，以帮助将来对于此地的记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总之是禹确实到过那儿治水的证据。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这种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的精神，是非常感人的，于是在传说的过程中，他的故事也就逐渐神话化了。《淮南子》记录的故事说：禹治洪水，通轘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这个故事显然经历了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禹治水时，“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跋，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他整天泡在泥水之中，浑身弄得很肮脏，外形上活像一头熊，而人们赞美他的不辞劳苦的精神，也可能把他比作一头熊，传来传去，就变成“化成一头熊”了。神话学中有一派叫做“语言学的神话学”，他们的理论是“语言疾病理论”，或称“语讹说”，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说，“神话是语言生病的结果，犹如珍珠是蚌生病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语词的活用和种种修辞手段的影响，也由于某些语词在流播传承过程里所产生的误解、遗忘、混乱等等”，便产生了神话（萧兵：《中国文化的精英》）。从“大禹像熊”到“大禹化熊”，很可能就是“语讹”的结果。不难明白，在没有文字的远古时代，人们凭借结绳和刻木，加上口头的讲述，来记住某些事情，从史学家的角度看，是在“记录”史实，这种史实在世代传流的过程中，逐渐地变成了神话，或者被后人加进了神话的成分；而从文学家的角度看，是在从事“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如果在反映的时候，比较注重真实性，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可以算作“现实主义”，如果过分夸张，极力渲染，以至加以虚幻化，那就成了所谓“浪漫主义”了。有些专家过分夸大了神话想象和幻想的特点，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是不可靠的，尧、舜、禹、启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只是由于经历了一场所谓“神话历史化”的过程，“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了。那么，神话是从哪里来的呢？鲁迅说：“原始民族，穴居野处，见天地万物，变化不常——如风、雨、地震等——有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很为惊怪，以为必有个主宰万物者在，因之拟名为神；并想象神的生活，动作，如中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之说，这便成功了‘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这就是说，神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古代人类头脑中固有的，连一些主张“神话历史化”的专家也承认，“在本质上神话也和别的艺术一样，是反映一定的社会生活的，是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是一种作为观念形态的艺术”（袁珂：《中国古代神话》），也就是说，神话不是与人类的出现同时出现的，而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观念形态；人类社会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而观念形态也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人类还没有从自然中分离出来，人自身还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的时候，原始人是不知道也不会应用抽象概念来思维的。在原始人的思维中，事物只是单个的存在，而没有“关系”（包括因果关系、目的关系）这种概念的（参见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因此，在人类思维能力极其低下的状态下，是不会有想象和幻想能力的。只有当人类的生产力有了重大的发展，当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成为自然的对立物，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逐渐加强，思维能力也有一定发展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自然现象之“非人力所可捉摸抵抗”的一面，渐渐把自然现象超自然化，渐渐产生了想象和幻想。即使这样，同人类应付现实的艰巨而迫切的难题相比，想象和幻想也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因为人们首先需要的是生存；只有在生存获得了相当的保证之后，人们才可能去想象和幻想！还有的专家甚至毫不理会神话是幻想的产物这样的观念，他们只是说，“古人对于神和人原没有界限，所谓历史差不多完全是神话”。为了“证明”禹是一个神，他们将《诗》、《书》中说及禹的话罗列了出来，然后去找其中的矛盾。 按理说，已经有这么多来源于古代传说的材料表明：禹的踪迹很广，他的主要功绩是“敷土”、“甸山”（“甸”也是治的意思）、“治水”，禹这个人的存在，应该说是毫无疑义的。可是专家却抓住“《论语》上不说禹甸山治洪水的大功绩而只说禹‘躬稼’，‘尽力沟池’，这是很奇怪的事”，从而断言“鲁国人对于禹的观念是最平常的，不似王朝与宋国人的想象中的禹那样伟大”。其实，“尽力沟洫”，就是平水土，就是修水利，而修水利，就是为了耕稼，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专家又抓住后稷“缵禹之绪”一句，说：“禹若果是在后稷之前的一个耕稼的国王，后稷之名也就不会有了；后稷之所以为后稷，原是尊崇他倡始耕稼，加上的名号，若他只有‘缵绪’，也不应独居此名了！”（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这种逻辑也是十分奇怪的。中国在一万年以前就出现了农业，七千年以前的河姆渡遗址，还出土了籼稻和粳稻。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倡导耕稼，在任何时候都是值得肯定的，所以上自神农氏，下至禹、后稷，都受到了后人的尊崇。禹是夏的始祖，后稷是周的始祖，后稷在禹之后提倡耕稼，说他是在继承禹的事业（“缵禹之绪”），又有什么不适当的呢？退一步讲，就算在古人的观念中，存在着“人神不分”的现象，那么，我们要问：“尽力沟洫”、“躬身耕稼”的，究竟是神还是人呢？天上的神话，不正是人间的现实的折射么？按照认识的本源，总是先有现实，后有想象，先有历史，后有神话的。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语言的进一步丰富，人类的“史”的观念也逐渐强化起来，人们于是开始把传说条理化了，而且逐渐构成了传说的历史系统。人们不仅希望记住自己部族和祖先的历史，而且渴望了解更为久远、也更为远离现实的事情，这样，更多的传说被人们注意到了。从总体上看，这些传说也是基本可靠的，与现代人地下文物的发现是吻合的。比如《吕氏春秋》卷二十《恃君览》说：“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礼记》卷七《礼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些传说，显然带有后人以自己所处社会现实反观古代的性质，但它们所描绘的远古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剥削，没有君臣，天下为公的图景，不可能出于后人的编造。在母系氏族制下，“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而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后世的人为了追溯世系，往往只能上溯到某一位高祖母，于是，“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春秋公羊传》）的传说便产生出来。“圣人感天而生”，自然出于虚幻，但这些传说，无不反映了母系氏族的某些真实情况。人的追根穷源的本性，又使他们不满足于追溯祖先的历史，甚至不满足于隧人氏钻木取火、伏羲氏发明渔猎、神农氏发明农业、有巢氏教人盖房等更古老的传说，还渴望了解诸如天地的开辟、人类的起源这些属于“历史开端”的更遥远的问题，于是，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抟土造人等等属于解释型的真正的神话才被虚构出来。 对于祖先历史的追溯和历史开端的探究所构成的神话传说，仍然兼有历史和小说两种品性。从历史的角度看，追溯历史的源头，是史的探索的正当构成部分；而从小说的角度看，这种探索无形之中给想象提供了自由翱翔的广阔天地。马克思说：“想象，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神话传说，是未经记载的历史，未经记载的小说，它在长期传流过程中，无疑添加进了古代人民丰富的想象，但透过那些夸涎虚幻的表象，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其中历史的核心和事实的本源有些专家专从古籍记载的先后着眼，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他们把这叫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这些专家的逻辑里，自然是愈后的记录愈不可靠，统统都是存心编造的伪史。他们还进一步推论说：“神话转化做历史，大都出于‘有心人’的施为，儒家之流要算是作这种工作的主力军。他们为了要适应他们的主张学说，很费了一点苦心地把神来加以人化，把神话传说来加以理性的诠释。这样，神话就变做了历史。一经写入简册，本来的面目全非，人们渐渐就只相信记载在简册上的历史，传说的神话就日渐销亡了。”（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神话和传说的价值，同它们被记录的时间并无必然的联系，人们对于当代学者直接搜集的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等等资料的高度重视，认为是对被马克思、恩格斯所高度肯定的由摩尔根开创的、利用民族学调查资料从事原始社会研究的科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谁也没有因为它们出现之晚而以为是编造的伪作。孔子一向“不语怪、力、乱、神”，他还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儒家对于古代文献一般都持比较审慎的态度，说他们“有心”把神话加以人化，是没有根据的。 至于传说被后人用文字记载的先后，倒确实反映了某种认识的规律。从传说一方来看，远古以来，应该有多种多样的传说，其中，有系统的传说，如佤族的老人在正式场合向全村人讲述的传说，这类传说，不仅是系统的，也是自觉的，它所要讲述的是重大的事件，一般体现了群体的意志；同时，又有散漫的传说，如佤族村民借着聚会的机会口耳相传所说的其他事情，它是自发的，它所要讲述的是琐细的事件，一般只反映个体的意志。这些传说，经历了无数年代的流传、变异，可以说是异彩纷里，无限丰富，它们最终被记载下来的比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而从记录一方来看，诸多传说引起记录者的注意，首先取决于记录者的需要。“学在史官”，古代的书写工具，一般掌握在史官手里，他们所留意的，自然是与当代政治最切近、最相关的传说，以便用来作为现实的“殷鉴”；只有当史学发展到一定水平，史官才会逐渐扩大留意的范围，去搜集记录仍然在民间流传的更古的传说，以便探寻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观点，到司马迁才提出来，不是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也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神话的“历史化”，是指对神话采取一种基于历史意识的理解。即，对原本产生于原始思维的神话作出理性的、历史的解释。以下摘自谢选骏《神话与民族精神》第六章历史化的道路：一、历史化的解释 神话的“历史化”，是指对神话采取一种基于历史意识的理解。即，对原本产生于原始思维的神话作出理性的、历史的解释。而对原始神话作出的理性理解，显而易见最容易演成历史化的倾向：一切神话经过透视或还原，无非是一些变相的“人话”，关于人的生活的系列描写。像古代的神话、史诗或后代的小说、戏剧这样虚构的系列描写，都与依据大体真实的史实撰述的历史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反之，在许多名为“历史”的著述中，也不乏神话式的戏剧因素或小说笔法。神话所描写的神的生活，也可以理解为人间生活的折射，因此神话里人的因素和理性因素持续增长的结果，就是神话叙事向历史叙事的演变。 不同民族的神话，通过各自不同的道路，形成本民族神话的历史化形式，从而体现各自的民族精神。因此在不同民族的神话中，可以发现不同的历史化的道路，作为不同民族精神各自运动的结果。 在本书的论题中，历史化的道路与体系神话的形态互为表里：并可以归结为希腊、中国、希伯莱等不同道路。在各个民族的精神历程中，发生不同作用的神话历史化现象，以其自身的形态，揭示出具有代表性的三条途径，作为哲学的、政治的、宗教的典范，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精神现象的纵深。 二、希腊式的历史化 对神话作出历史化的解释，这是希腊式的。西方学者通常把对神话的历史化解释叫做“爱凡麦主义”（euhemerism）或“爱凡麦化”（Euhemerize）。前面提过的爱凡麦（Euhemerus，又译“欧赫梅鲁斯”）是前316年前后的一位希腊学者，他在《神圣的历史》（Sacred History，Hiera Anagraphê）一书中宣称，神话中的主角，原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英雄或征服者，因为影响巨大，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崇拜，慢慢被神化。他认为“神话所记述的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人和事”，还对诸神和英雄作了索隐式的考证。例如，宙斯是希腊文明以前克里特岛上的一个国王，宙斯与提坦诸神之战则被考证为这位国王所平息的一次宫廷政变。又如造人送火的普罗米修斯是远古一位善塑泥人的巧匠，而背负大地的阿特拉斯则被考证为一位天文学家……。这种神话研究的“人物考证法”，虽然已被现代神话学否定了，但爱凡麦的理论，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被希罗多德不自觉地运用了。在《历史》中，希罗多德把许多神话当作信史记载下来。 我们认为，这种希腊式的历史化之所以发生的原因，在于希腊哲学强烈的求知倾向。当富于理性的人们用自己的批判眼光和逻辑头脑，面对他们过着原始生活、吃着野蛮之果的先人所创造的神话，自然发生疑问，觉得这些离奇的设想经不起推敲，力图给予合理化的、历史化的解释。在这个过程中，知识阶层的启蒙意识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希腊、北欧，史诗（包括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作者、弦歌诗人、戏剧作家的理性思维，首先注入神话传说，赋予深刻的人生哲理韵味。后来，理性思维的进一步发展，致使对神话本身发生怀疑，使得人们对古代神话作出了历史化的解释。古典时期的希腊无神论思想家，固然对神话持有不信任的批判态度，即便是有神论思想家，也是如此。柏拉图曾经直截了当地宣称，希腊神话把诸神描写得如此不道德，过于世俗化了，应该“重新叙写”。 在希腊，神话历史化倾向的持续增强，导致人的、历史的启蒙意识持续觉醒。随着理性的持续发展，神控论转向“人类创造历史”，结果，历史记载代替神话传说，成为叙事的主流。这种意识变化，促使人们的思想力、注意力、想象力，更加趋于人事的、历史的、社会行为的因果联系方面。 三、中国式的历史化 将神话本身化为历史传说，这是中国式的。 中国先秦神话中发生的历史化现象，比希腊神话里的类似现象深刻得多，也广泛得多。在中国古代，对神话的“历史化”处理不仅仅是一种“解释”，而且深刻渗入神话本身的结构之中：神话被当作古史处理掉了！神话本身被化为古史传说，这种现象似乎是各国神话所罕见的。 印—欧民族神话与历史的汇合，一般只发生在神界故事之后的史诗英雄的传说中，在那里，神话形象与新近历史中的某些杰出人物发生了联系，以致建立起隶属的或血缘的承接关系。而在中国神话里，最古老的神祇也被纳入了古史神话的传说系列，并被普遍接受为古代的著名人物。未被历史化的神祇或者地位不高，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疏远，属于古老的自然界诸神。以人的社会政治生活为主题的古史传说，对于宗教神话中的自然诸神（如夔、羲和、四方之神、烛龙、飞廉等多种动物神祇），不是将它们改造为历史人物，就是排挤出古史系列。 这样，“历史化”就起到了把各种零散的、氏族部落性质的独立神话、动物神话综合起来，纳入历史神话传说系统这一体系神话的作用。其结果，是很多超自然世界中的神奇灵物，“人化”为传说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在这一“人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各色各样的老神祇和新英雄重新序位，按照原来崇奉他们各族势力的消长，排列起一个井然的“帝系”。 “历史化”在中国即意味着系列化、等级化，中国宗教神话的历史化，在把零散的神话形象加以历史化的同时，也完成了中国体系神话──“帝系”化。很多人说“中国人帝王思想严重”，其实，在中国体系神话的诞生过程中，这一“严重”就充分显现了。因为帝王就是中国的神，反言之，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就是帝王，乃至于中国人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帝王。成为帝王，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就是获得了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像神一样的地位”。刚才我们说过，这一精神特征在神话的历史化过程里，已经显示出来。而在历史化过程开始之前，即殷周之际之前，中国并没有一个完整神系的出现，神话的类型也不太完备，神界故事系列则更是“文献无考”。 在中国，历史化进程开始的时间，甚至远在帝系形成之前──对此起决定作用的先是西周那些不太知名的史家，他们朦胧地感到了时代前进的步伐，不再满足于宗教的动物神话，在他们充满世俗智慧的笔下，远古的神灵隐遁了，代之而出的则是晚近产生的、人类社会中崛起的圣哲与“帝王”：神话化为历史。到了后来，战国时代的诸子登场了。他们起着类似希腊思想家的作用，对古代神话的残余部分给予了完全合理化的解释，一扫古代神话传说里残存的原始思维和宗教信仰的遗迹，完成了从神话到历史的最后过渡，从而揭开了理性思维的全新篇章。 “历史化”的现象虽然广泛存在于中国古史神话传说中，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还是本世纪初从欧洲引入的。在此之前，中国士大夫一般都对历史化了的先秦体系神话如帝系传说，深信不疑，以致于把它看作中国古史的真实图景，《韩非子》的《五蠹》所说，是一种相当经典的看法。神话的历史化程度，在中国就是进行得这么深刻。 不能把中国式与希腊式这两种神话历史化的不同，仅仅归于后人在理解前人神话方面的不同态度。事实上，两种理解恰恰是基于两种不同的神话现象。中国神话现象本身已经化为历史传说，因此，人们不再需要把神话解释成历史，而仅仅需要把业经改造的古代神话当作“历史”予以接受。 希腊、北欧神话现象本身则还保持着神话的基本特性，尽管神人同形同性观念对于希腊、北欧神话的影响殊深，不乏改造，但始终没有达到中国古史神话式的全盘历史化的程度。这一区别不宜忽略。事实上，中国士人在传统上之所以把中国神话“理解”得不同于希腊、北欧神话，是因为前者演化出了自己的古史传说系列；后者则停留在解释神话表象的阶段。中国式的神话历史化，不是以“事后聪明”的态度重新解释旧有材料，而是走了“为之于未然”的途径，在神话的完整系列尚未形成之前，就着手把独立的宗教神话材料编制成合乎伦理精神这一“政治需要”的古史神话传说。古史神话传说因此成为中国先秦神话的特殊构成。它是独立的宗教神话的“历史变形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系神话”。 反观深受哲理思想启迪和渗透的希腊、北欧等国的体系神话，其历史化程度也远没有中国这么深刻，因而形成了不同于历史传说的神界故事系列，其人形、人性的“神的故事”，与神化了的中国式古代帝王和圣人传奇，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 四、希伯莱式的历史化 在承认一个至上神的前提下，将其余的神“化为历史人物”，这是希伯莱式的。将神话本身化为“历史”的现象，原非中国独有。古代各文化民族现存的体系神话材料，或多或少都受过润饰、遭过改篡。以便将原始的成份不断弱化、隐匿、变形，以达到中国式的“雅驯”、希腊式的“合乎理性”、或希伯莱式的合乎一神教教义。“润饰”的途径，或将神格世俗化（希伯莱式）、社会化（希腊式），或将“神明”化为“人物”（中国式）。 将神话本身化为历史，在北欧主神奥丁（Odin）的身上也有体现。例如在后起的北欧“谣曲”中，奥丁逐渐变成历史化的人物。他被说成是小亚细亚一个名叫“亚息尔”（Aesir）“部落”的“酋长”，被罗马势力所压迫，于公元前70年左右离开了亚洲老家，迁居欧洲。而所谓“亚息尔”其实也是北欧神话中男神们的总称。这个历史化的奥丁，据说征服了俄罗斯、瑞典、挪威，丹麦等地，他的后裔成为北欧各国的统治者。 希伯莱神话的事例也很典型。它作为一个体系，形成于希伯莱人从巴比伦流亡归来之后，时当公元前七世纪至前三世纪左右。在《创世记》中，亚当（Adam）与夏娃（Eve）的长子，农夫的始祖该隐（Cain），和次子游牧人始祖亚伯（Abel）这些神话人物，都被认为是实有其人的；而小儿子塞特（Seth）及其子孙挪亚（Noah），也被认为是历史人物。据记载，这位挪亚是人类的第二代始祖，通过乘方舟（Ark）躲避洪水之难，生下了闪、含、雅弗等三个种族。这到底是神话还是历史？ 有报道曾经指出，科学家曾经考察称为挪亚方舟残骸的建筑物。航空与航天照片显示，在土耳其的阿勒山山顶冰川中有某种木制建筑结构存在。这座巨大的建筑物看上去非常像一艘方舟。但土耳其人不允许外国人踏上该国的这一神秘地区，所以一直没有人能够搞清楚这座建筑物的遗迹究竟为何物。一支探险队造访这一地点后表示，他们首先考察山脚下几处与方舟传说有关的地方。古代亚美尼亚人曾用罕见的巨盘当作他们墓地的墓碑，并在上面刻上十字。实际上，这些巨盘就是锚石，数百年前用作船只的固定负载。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发现了许多这种石头。但这座山脚下的石头却比地中海的大一倍半到两倍。据此推测有一种船所用的锚石比普通船用的大得多。住在该地区的库尔德人说，在1948年这个地区经历一次地震；目击者称，在震动过程中，这艘方舟样的船只就被从地下抬升到地面。如今，方舟的遗骸被一块岩石分成两部分。岩石高出地面约两米，方舟的其余部分都隐没了。但它是否就是《圣经》中记载的挪亚方舟，还需要研究人员进一步的考证。 此外，《创世记》中讲述的雅各（Jacob，又名“以色列”）和他的十二个儿子分别成为古老以色列十二支族的祖先的故事，也明显带有神话历史化的痕迹。所有这些摩西（Moses）之前时代的“历史”，多被认为是靠不住的历史神话，甚至是从独立神话、宗教神话脱胎而来的“历史”。即使关于摩西（Moses）其人，到底是否为真实的历史人物，也还是不乏争议的。相比之下，《旧约》中的“神”，大抵只有耶和华（正确的写法是“YHWH”，而误读则为“JEHOVA”）一位，加上一些模糊不清的“偶像”、“别神”，再加上寥寥无几的数位“天使”或“邪神”（如撒旦），数目也很有限。所以《旧约》神话的主流，很明显是历史化了的神话。当然，这并不是说，《圣经》历史是虚假的。事实上多种事例证明，神的话语也有历史的依据。 例如，1907年，维也纳大学的恩斯特·塞林教授（P Ernst Sellin）等人发掘了《圣经》名城耶利哥城（Jericho）。三十年代和五十年代，英国考古队继续发掘耶利哥，揭示了新石器时代直至《圣经约书亚记》第六章所描述的毁城时代的完整序列。证明耶利哥城早在公元前8350至7350年之间就已经繁荣，占地十英亩，是世界上第一个有城墙的城市，这个真正的“万年城市”比六千年以前兴起于两河之间的苏美尔各城邦，还早四千年，差不多等于雅利安人公元前两千年开始扩张至今的全部历史长度。考古发现耶利哥城可能还是《圣经士师记》所说的“棕树城”（3:13）。它位于沙漠绿洲，居民的生存依赖苏丹泉的淡水。一万多年前的耶利哥有直径五米左右的圆形竖穴的地下室，石砌城墙厚达两米、高达四米。九千三百年前，繁盛的耶利哥城突然衰落。直到将近三千年以后才重新出现人类活动的踪迹。 从另方面看，希伯莱神话的历史化程度，不及中国先秦神话那么彻底。中国古史中的“帝王”与英雄，都是些顶天立地、主动进取的人；而希伯莱的古史人物，则是耶和华手中驯服或不驯服的器皿。后者作为“人”的活动，实际上只是耶和华“神”的活动的延伸；他们参与的“历史”，只是“神的意志”的“显现过程”。希伯莱神话对于不能证明“唯一真神”的神话材料，一概排斥，态度坚决、激烈，不容妥协。据《圣经》记载的历史，只要以色列人对异教（Paganism）之神稍加礼拜，瘟疫、成败、乃至亡国的危险立即降临，上帝借这些力量迫使以色列人专心致志地敬拜主耶和华……在人文主义看来，“人”的头上永远盘踞着一位“上帝”，这就大大削弱了他们作为“历史人物”出现在体系神话中的“启蒙”意义。 而中国式的体系神话──古史神话──对独立的宗教神话的态度，则温和得多、中庸得多。它只是“取其精华”（合于己用者），并未“弃其糟粕”（不合己用者）。对于不易吸收的原始材料，它并不消灭，只是“存而不论”（“子不语怪力乱神”……），使其得不到系统化的机会。中国神话的历史化运动既早且深，使由此形成的“少典氏帝系传说”，与原始神话，难以融于一个系统，故有“分裂”现象的发生。 类似的“分裂”，在《圣经》中难以找到。希伯莱的先知们，通过对“异邦诸神”和“偶像崇拜”的猛烈攻击，已把原始成份（偶像崇拜）逐出《旧约》之外。在新的层次和基点上，使其重新达到了统一。这个基于一神信仰的体系形态，既不同于希腊式的基于广泛求知的体系形态，也不同于中国式的基于政治伦理的体系形态，而具有鲜明的特性。 （看完你就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科学的认识了~最快最正确望采纳~）
上古其实本来就是历史，比如说大禹治水吧。你真的以为靠我们古代的科技能治那么大的水？别说古代了现在遇见大洪水也只能看天。
1、1~7 短纤维沥青混凝土加强路面的疲劳寿命与材料的本构关系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资金课题 经费0万元，本人为主要参加人；2、1~12 非赫芝接触定律及短纤维加强路面材料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资金课题 经费0万元，本人为主要参加人；3、3~6 怀洪新河杨庵橡胶坝可研论证 省水利厅项目 经费0万元，本人担任坝址总平面图设计及坝平面、纵断面设计论证；4、10~12 青弋江东干渠花园渡槽充水试验 宣城地区水电局项目 经费9万元，本人为项目负责人；5、1~12 水工混凝土的（亚）表层缺陷与磨损关系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资金课题 经费5万元，本人为主要参加人；6、1~2 我国水泥制品发展对策与研究 安徽省公路局项目 经费0万元，本人为主要参加人；7、9~2 芜湖市扁担河堤防加固工程可行性研究 芜湖市投资公司项目 经费0万元， 本人为项目负责人；8、1~12 水泥路面发展对策及修筑技术研究 安徽省交通厅项目 经费5万元，本人为主要参加人；9、6~12 斜拉桥检测方法研究项目 安徽省交通厅项目 0万元 本人为主要参加人；10、9~12 淮北市中水资源可利用量评价项目 安徽省水文局项目 经费5万，本人为主要参加人；11、10~9 霍山中小学房屋检测项目 霍山县教育局项目 总经费20万，本人为项目负责人；12、1~2 抗冲磨混凝土试验研究 中水十六局项目 经费66万，本人为项目负责人；13、10~6 驻马店东高国际住宅结构检测项目 经费10万，本人为项目负责人；14、8~12 大别山水库群优化调度研究 安徽省水利厅项目 经费40万，本人为主要参加人；15、8~6 庐江县马槽河汤池镇河道治理研究 庐江县项目 经费4万 本人为项目负责人；16、10~9 沿淮洼地涝灾成因研究 水利部淮委项目 经费50万，本人为技术负责人。 1、发表的论文（1）混凝土及纤维混凝土的断裂分析《合肥工业大学学报》4期 独作；（2）剪切效应和转动惯性对基桩动力稳定性的影响《合肥工业大学学报》2期 独作；（3）直杆的动力稳定性与结构物桩基的动荷性能《工程力学》1995增刊 第一作者；（4）混凝土、纤维混凝土裂纹扩展分析 《工业建筑》1期 独作；（5）短纤维复合材料纤维对基体裂纹的桥联作用 第九届全国复合材料学术会议论文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 8 第二作者；（6）短纤维对基体微裂纹扩展的阻滞效应分析《复合材料学报》3期 第三作者；（7）桩周围地基横向抗力的有关问题探讨《岩土力学与工程》文集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 9 第二作者；（8）短纤维加强混凝土纤维对基体裂纹的桥架作用 全国第五届纤维水泥与纤维混凝土学术会议论文集 广东科技出版社 11 第二作者；（9）沥青混凝土粘弹性和时温等效性《复合材料进展》文集 航空工业出版社 3 第三作者；（10）The Fatigue Life and a Failure Criterion For Short Fiber Composite ISCM/2（北京召开）论文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8 第三作者；（11）短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裂纹阻滞分析 全国第七届复合材料学术会议论文集 大连理工大学出版 6 第二作者（12）Mechanics of Crack Arrest in Short Fiber Reinforced Composite ICCM/9（西班牙马德里召开）论文集 西班牙科技出版社 7 第四作者；（13）水工混凝土点测技术的几点改进措施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04期 第一作者；（14）基于神经网络的水工混凝土冲刷损伤评估 《第11届华东固体力学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10 第二作者；（15）外贴碳纤维增强材料加固混凝土梁的抗弯设计方法《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03期 第一作者；（16）外贴碳纤维粘贴界面应力集中《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04期 第二作者；（17）结构破坏模糊可靠度计算 《江淮水利科技》2期 第二作者（18）加速遗传算法在水工结构可靠度分析中的应用《合肥工业大学学报》8期 第二作者；（19）基于MATLAB实现模糊综合指数法在水质评价中的应用 江淮水利科技 01期 第二作者。2、编写教材《水利水电专业导论》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1 主编 2009年8月 指导设计作品获全国首届水利学科大学生创新设计大赛二等奖（南京）2011月7月 指导设计作品获全国第二届水利学科大学生创新设计大赛一等奖（武汉）2012月2月 指导设计作品获第二届安徽省百所高校百万大学生创意创新大赛二等奖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唐朝开元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包括“开元之治”、农业生产的进步、手工业技术的提高以及商业的繁荣等主要史实。 通过思考和概括开元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成就，培养学生综合归纳问题的能力；利用实物模型、地图、图片等直观教具辅助教学，培养学生观察、想象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唐玄宗前期唐朝进入全盛时期，经济生产水平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而且居于当时世界先进地位，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通过对这一时期精美的丝织品和陶瓷工艺的教学，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情趣。 教材分析和教学建议 一、重点和难点 本课以“开元盛世”为主题，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叙述：首先介绍的是唐玄宗前期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唐朝开元年间出现了“开元之治”。其次，主要介绍了盛世经济的繁荣，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个方面的成就。 “盛世经济的繁荣”一目是本课教学的重点，因为盛世最重要的反映在经济繁荣方面。古代经济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上。唐朝开元年间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农耕技术的发展、蔬菜新品种的传入、茶叶的种植以及农业工具的改进等方面。手工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丝织业和陶瓷业技术的提高方面。商业的繁荣则主要通过对长安城的介绍来体现。在讲述这个子目时，一要注意几方面的内在联系，二要使学生初步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发展的物质基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研究各朝历史都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本课的难点：曲辕犁、筒车是唐朝先进的农业工具，但是它们的结构原理和先进性，学生不易理解，难以形成准确的概念。而且，现在的学生对于农具的了解又极少，因此农业工具的改进是本课教学的一个难点。 二、教法建议 讲新课之前，指导学生阅读课前提示，引出本课的课题；或出示几首反映开元年间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的唐诗，引导学生概括出这一时期的特点，从而导入新课。 讲“开元之治”一目时，可以配合教材中的插图，从“唐玄宗走马任姚崇”这个小故事入手，再一一介绍唐玄宗的改革措施。 讲农业的发展，可以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并概括出唐代农业发展的具体表现。 讲农业工具的改进时，可做如下安排： ①制作“汉代牛耕图”和“唐代曲辕犁图”，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分析出曲辕犁的特点(比如比较一下直辕犁和曲辕犁的不同、曲辕犁比直辕犁有了什么改进)。如果能制作模型教具让学生进行演示，则直观效果会更好。 ②讲述筒车时，可以利用教材中的插图，或制作实物模型教具，或利用电脑制作有动画效果的筒车模型，以便更直观形象地进行教学，并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想象，分析出筒车比以往灌溉工具先进的地方，帮助学生加深理解，化解学习上的困难。 ③如果是生活在农村或山区的学生，还可以让他们亲自到有这两种工具的地方看一看，摸一摸，亲身感受一下。并让学生观察一下现在还在使用的筒车比唐代的筒车又有了什么改进。 学习丝织业的发展时，可以通过精心挑选给学生提供一些当时的丝织品图片，使学生在欣赏的过程中，体会劳动创造了美，培养他们的历史情趣。并鼓励学生谈谈他们的感受，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另外，通过引导学生思考教材中的“动脑筋”题，也可以使学生感受到唐代丝织业技术水平的高超。 学习陶瓷业的发展时，可以重点介绍唐三彩。教师也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唐三彩的图片，或提供几件唐三彩的仿制品，让学生通过观察、触摸，亲身感受一下唐代陶瓷业的成就，这样即加强了教学的直观性，又引起了学生学习的兴趣。 讲长安城时，一定要利用教材中的插图，引导学生通过观察、想象，对长安城的布局有一了解(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再加工一下插图，如可以利用电脑制成可变化的长安城平面图)。讲述时也可以一面播放一些西域音乐或日本、波斯、朝鲜等国的音乐，一面同时出示相关图片。这样，长安是一座国际性城市的概念就会形象、生动地映在学生的脑海中。 最后引导学生归纳一下唐玄宗统治前期政治、经济发展的情况，自然而然地得出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的结论。 为了使学生对唐玄宗前期的统治有一个认识，可以引导学生思考教材中的“动脑筋”题，或利用活动与探究中提供的材料，让学生相互讨论，并谈一谈他们的看法。 三、学法指导 引导学生观察曲辕犁、筒车等图片，或动手触摸教师提供的模型，使学生学会从图片或实物模型中感知获取历史知识的方法。 引导学生欣赏反映手工业发展成就的图片，并让学生谈谈自己的感受，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 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繁荣是本课的重点，可指导学生学完后列表归纳掌握。 本节课主要介绍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政治、经济发展情况，学完后，可以组织学生利用教材中的内容(包括小字部分的内容)进行讨论，也可以让学生搜集课外资料，对唐玄宗进行评价，最好写成小论文，在班级进行交流。 四、问题探究 动脑筋 想一想：这个时期的唐玄宗和他曾祖父唐太宗有哪几点相同的地方? 他们都善于任用贤臣，重视地方吏治，重视农业生产，都注意“戒奢从简”，唐玄宗统治前期和唐太宗统治时期都出现了中国封建时代著名的“治世”——“开元之治”和“贞观之治”。 有位阿拉伯商人来到广州，拜见一位唐朝官员。他透过丝绸衣服看到官员胸口上有粒黑痣，惊奇地问：“您胸前的痣，怎么能透过两层衣服还看得见？”官员哈哈大笑，请客人再靠近观察，原来他身上穿了五件丝绸衣服。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问题? 说明唐朝丝织技术高超，丝绸质地很薄。 练一练 D 活动与探究 读史分析： 后人评论唐玄宗说：“玄宗少历民间，身经难，故即位之初，知人疾苦，躬勤庶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认为他后来坚持这样做了吗? 这句话的意思是：唐玄宗年少的时候在民间，亲身经历了一些不得志的事和苦难，所以即位之初，深知人民的疾苦，能勤于政事。 他后来没有坚持这样做。(参阅教材中的小字部分。) 故事会：根据你看到的课外读物和影视片，编成唐玄宗时期的各类故事，在小组里或班级里讲述交流。 建议采取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此活动。交流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故事会、小话剧等。最好能充分调动每一位学生参加。 (东城区教研科研中心 孙永节) 参考资料 杜甫的《忆昔》 杜甫的《忆昔》共有两首，是广德二年(764年)在成都时所作。诗里写出自己对唐肃宗、玄宗两朝旧事的回忆。第一首写的是“忆昔先皇(唐肃宗)巡朔方”、安史乱后唐朝的混乱情况。杜甫写诗时为唐代宗统治时期，所以称肃宗为先皇。第二首以充满羡慕之情回叙当年开元盛世全国的经济繁荣和太平景象，希望唐室中兴，使盛世得以重现。课本中引用的只是《忆昔》第二首开头的六句，下面尚有22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 唐玄宗和开元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又称唐明皇。睿宗之子、高宗武则天之孙。睿宗朝曾参与诛杀武、韦同党，平定了武则天晚年以后的政治动乱。712年即位，改元开元，至742年又改元天宝。开元之治时期一般指开元年间的29年(712～742)。天宝以后由于奸臣当道，安史叛乱逐渐成为乱世，历史上亦称天宝之乱。安史乱后，756年玄宗奔逃入蜀，同年太子即位，是为肃宗。762年，玄宗在长安抑郁而死。开元年间玄宗比较重视吏治，任用贤才姚崇、宋为相，精减冗官；也注意发展经济，采取抑制土地兼并措施，兴修水利和组织垦荒等；还重视文教科技的发展，整理古籍，任用天文学家一行改造新历，测量子午线。同时，在和睦周边民族，安定边疆，以及对外的友好交往方面，也有贡献。 姚崇 姚崇为唐玄宗开元时期名相。早年为武则天所提拔重用，官至凤阁侍郎(相当于副宰相)。开元初年，为唐玄宗所看重。在一次讲武检阅军队时，召进姚崇议论国是，欲加重用。姚崇却侃侃而谈，提出十项建议，史称“建言十事”。这十项建议包括：实行仁政、不贪边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参与朝政、拒绝营造佛道寺观、戚属不任台省官、对朝臣以礼相待、纳谏从善、以两汉外戚专权为戒等。唐玄宗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相。姚崇为相后，兴利除弊，选用贤才，发展生产，为开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开元九年(721)，姚崇病故。 开元盛世经济的繁荣 开元时期统治者的各项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亦满”(《元次山集》)。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725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荆州、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荣，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开元二十年(732年)，全国有民户7 861 236，口45 431 265，比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玄宗时期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四十多处 许道勋、赵克尧《唐玄宗传》一书，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制作了《玄宗时期兴修水利表》。据统计，唐玄宗开元时期共修水利38处，天宝时又修8处，合为46处。 唐朝农耕技术的发展 唐朝由于国家长期统一，社会比较安定，北方的农业经济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精耕细作的农田越来越多。不少地区在麦子收获以后，继种禾粟等作物，可以两年三熟。南方的农业种植技术更有显著进步。首先是高产作物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并广泛采取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杜甫诗形容说：“东屯(屯子、村庄)大江北，百顷平若桉(案的异体字，狭长的桌子)；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乱；插秧适(刚才)云(作语助，无义)已(完毕)，引溜(liù，水流)加灌溉。”当时江淮地区，已经是大面积移植秧苗。其次是大量栽培早稻，即六七月可收割的一种早稻。育秧移植和早稻栽种，为在同一土地上复种麦子或其他作物创造了条件，使两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渐在南方推广，有的地方可一年两熟。 江南土地肥沃，气候温暖，雨水充足，无霜期较长，加上人口多，劳动力充足，宋朝时人们对土地的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大力发展稻麦轮作的二熟制。“吴地沃而物伙，稼则刈麦种禾，一岁再熟。”(《吴郡图经续记》)这种一年两熟的耕作制在唐代已经出现了。 唐朝的蔬菜新品种 《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和《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认为，唐时蔬菜新品种有菠菜、莴苣和食用菌等。《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说》还提到茭白也是在唐代开始作为食用蔬菜的。该书还说：“茭白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水生蔬菜，世界上以之为蔬菜而进行培育的唯有我国。”菠菜又名菠，是唐代由尼泊尔传入我国的。至于食用菌，如人工栽培蘑菇，最初记载亦见于唐代，在《四时纂要》一书中有记载。 唐朝茶叶生产和饮茶之风 我国是茶的故乡，是世界上种茶、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茶最初被当作一种药材，在长期的医药实践中，人们认识到茶不仅可以治病，而且味道清香，可以清热解渴，是一种很好的饮料。西汉时，完成了从药用到饮料的过渡，当时已有煮茶、卖茶的记载。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说：“苦茶久食益意思。”认识到茶对人能起到兴奋大脑和心脏的作用。三国时，江南一带已形成饮茶习惯。《三国志·韦曜传》说：吴国皇帝孙皓，每次宴会都强迫群臣喝酒，每人至少以七升为限。韦曜不会喝酒，孙皓密赐茶给他，允许以茶代酒。说明当时已有了饮茶的习惯。魏晋南北朝时，茶被用来招待客人。东晋桓温招待宾客主要用茶果。 唐时南北统一，各地交往密切，饮茶风气从南方传入北方，中唐以后又从中土传往塞外，渐成为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之必需。黄河流域的关西、山东饮茶之盛，达到了“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的地步。“上自宫省，下至邑里，茶为食物，无异米盐。”在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专门卖茶的茶馆。 由于茶的需要量大增，刺激了茶的生产和贸易，除野生茶树外，大量进行人工栽培。唐时茶叶产地遍及今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陕西等省。茶叶生产已是江南农业的重要部门。“江淮之人，什二三以茶为业。”祁门县境甚至“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什七八”(《全唐文·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茶树栽培技术和管理方法也有显著进步。茶树种植三年后，每亩鲜茶可收120斤。每到茶叶收获季节，茶产地盛况空前，四方商人纷纷赶来，大量采购。南方的茶叶，通过大运河和陆路大批运往北方，“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当时的名茶就有二十多种，如蒙顶、石花等。793年唐政府征收茶税，“十税其一”，是年征得茶赋40万缗，约当全年收入的1/15。 唐代茶业承前启后，不仅在南北朝的基础上有了迅速发展，而且影响及于世界。从唐代开始我国的茶叶相继输往世界各国。至今各国语言中茶字语音，无不源出于我国的茶字，可见茶是我们祖先对人类饮料的一大贡献。
3 月 29 日收录 15 件大事： 东汉光武帝去世(57年)－－－－－ 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6—公元57），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西南）人。 西汉末年随其兄刘纳起兵反王莽，以光复汉室为号召，力量逐渐壮大。 公元25年称帝，定都洛阳。 在位期间，曾多次发布释奴令和禁止残害奴婢的命令。他轻徭薄赋，兴修水利，精兵简政，加强中央集权，使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呈现一派繁荣，史称“光武中兴”。 公元57年3月29日（建武中元二年二月初五日）“皇太子见帝勤劳不怠，乘闻谏日：陛下有禹、汤之明，而失黄。老养性之福，请顾爱精神”，光武帝则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又说：“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言毕，光武帝卒于南宫前殿。 四子刘庄即位，是为显宗孝明皇帝（汉明帝）。 《科学世界》在上海创刊(1903年)－－－－－ 1903年3月29日，综合性自然科学杂志《科学世界》在上海创刊。 该刊由上海科学食品馆主办，设有图画、论说、原理、实习、拔萃、传记、教科、学事汇报等栏目，介绍多方面自然科学知识和新工艺、新技术；刊登著名科学家、实业的肖像和国外一些著名工尝博物馆、实验室的照片；发表许多近代中国科学家撰写的科学论文、科普文章及介绍近代中国科研、工艺、教育活动的文章。 中国第一个官办银行批准设立(1904年)－－－－－ 户部银行是清廷所设第一个官办银行。准备资本为库平银400万两，分为4万股，户部认购一半，其余准官民人等购买。以后国股、商股相继缴足。总行设北京，所设分行有天津、上海、汉口、济南、张家口、奉天、营口、库伦、重庆等9处。 除经营收存出放款项、买卖金银、折收期票、汇兑划拨公私款项、代人收存财物等一般银行业务外，并有承领争铜铸币、发行的纸币代理部库等特权。发行的纸币，分库平银100两、50两、10两、1两等5种银两票和面额类似的银元票；此外，还可发行市面通行平色及百两以上的银票以及各种票据。 美科学家预言火箭登月旅行将成为可能(1919年)－－－－－ 1919年3月29日，根据马萨诸赛州克拉大学物理学教授R·H·戈达德发表的一篇专论，火箭登月旅行有一天会成为可能。 戈达德从1909年起一直进行火箭实验，就在去年停战之前他用了个模型，向军队示范表演。戈达德的月球旅行建议正受到一些报纸的嘲笑，它们称他为“月亮人”。 长城电影公司的首部影片《弃妇》上映(1924年)－－－－－ 1924年3月，由长城电影公司制作的第一部作品《弃妇》公映。这部电影是侯曜根据他的同名舞台剧改编的，由李泽源导演，提出了“妇女职业问题”。 它描写一个豪门家庭的媳妇(王汉伦饰)，被另有外遇的太夫遗弃后，便带着自己的随身丫头，踏进社会自立谋生。她找了不少工作，后在一个书局当员，受到经理侮辱。她的丫头进学校读书，也因出身卑贱，遭到歧视。她觉悟到今天的妇女，一定要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便参加了女权运动，当上了女子参政协会会长，做了不少工作。 这时，她原来的丈夫企图同她言归于好，被她拒绝了。她丈夫恼羞成怒，便勾结劣绅来破坏她的工作，诬告她是逃妇，是乱党，迫使她隐居起来，但她又遭盗劫，最后被惊吓成疾死去。 该影片被认为触及到了当今女性的生活遭际和不平等的社会地位。但报界又疑问：一个离家出走的女性，结局只有这一种吗？ 鲁迅发表短篇小说《祝福》(1924年)－－－－－ 1924年3月，《东方杂志》发表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反映了一位中国女性的悲惨命运。 这篇小说描写不愿再嫁的新寡祥林嫂，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帮佣。不久又被婆家劫回，卖到深山被迫再嫁。刚有一个孩子，丈夫却死于伤寒，孩子又被狼叨走，只得重回鲁家帮佣。 因再嫁又寡被视为伤风败俗的不祥之物，祝福时一切祭器、供品都不许她沾手。在极度的精神恐惧中，为赎罪，倾其所有到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做“替身”，不料冬至祭祀时，主人仍大声呵斥，不许她沾手。从此，她失魂落魄，犹如“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一样。最后，她被鲁家逐出，沦为乞丐，在“祝福”的爆竹声中惨死在雪地里。 1956年，鲁迅的这部小说由夏衍改编成电影，上演后在国内外反响热烈。 西山会议派擅自召开国民党“二大”(1926年)－－－－－ 1926年3月29日，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吕班路建国学校礼堂正式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国内外27省区共114人。 张继致词，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人要“好意的分开”。大会听取了关于广州中山舰事件和关于西山会议情况的报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肃清共产分子案》等30个决议案以及若干“通电”。大会选出林森、邹鲁、覃振、张继、谢持、胡汉民等2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和39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李敬斋、石青阳、谢英伯等7人为中央监察委员和5名候补监察委员。 此次会议，使西山会议派成为公开的持不同政见者，使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分化明朗化。 黄金提价泄密，重庆抢购黄金(1945年)－－－－－ 1945年3月29日，重庆纷传财政部黄金加价舞弊。 为摆脱财政金融困境，收回法币，稳定物价，1944年以来国民政府授权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及中央信托局承办黄金储蓄业务，规定每存入法币2万元即可兑换黄金一两。28日下午，代理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各行局负责人会议，宣布大幅度提高黄金储蓄，自翌日起由每两2万元提高到5万元。 散会时已过了银行下班时间，但是重庆的不少银行却一反常态，通宵办理黄金储蓄业务，许多官僚、豪商和银行职员彼此心照不宣，大量订购。29日，报纸披露了黄金储蓄提价75%的消息后，许多人才恍然大悟。从上午始訾议四起，舆论纷纷指责财部事前泄露消息，丑闻迅即传遍各地，重庆地方法院不得不立案审理。
流水易逝，时光荏苒，不觉从水利工作岗位退休至今已经六载有余。在这段时日里，每当回忆起我与水利结下不解之缘，总让我兴奋不已，萦绕心头，难以释怀。 回忆起来，我与水利这一千古不衰，而在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有着十分重要地位、作用和影响力的伟大事业结下不解之缘，虽然不是我人生中固有的刻意追求，然而也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偶然巧合。实际上从我求学开始，就建立起了我对水利的一份特殊情感与关注。记得当年我手捧历史课本，就从中得知了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知道了我国历史上千百次水患灾害，给千百万黎明百姓带来的浮尸千里，饿殍遍野的悲惨遭遇和深重苦难；懂得了水既能载舟、又能覆舟，既是造福人类和万物生灵的千秋功臣，弄得不好也会变成 人类的罪魁祸首的深刻道理；还看到了在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时期，有多少个封建王朝因为腐败加之水患灾害频发，给无数劳苦大众带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结果造成封建王朝的倾覆与更替的历史事实。由此，在我心灵的深处，早就种下了水与人类生存繁衍，与社会发展进步相互依存、息息相关的种子。记得还是孩提时代的1954年，那时刚刚解放不久，我正在小学读书，那年夏秋时节，长江下游出现了一次历史罕见的大水灾，到处一片汪洋，农田棵粒无收，我每天光着脚涉水到校上课，连脚趾都被泡烂了。这段水患灾害的经历，更让我亲自尝到它的滋味，我们要时刻关心水利的烙印在我的心中也打得更深了。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这个虽然没有专门进水利院校进行过深造，而又长期在组织部门工作的干部，当1985年底组织上作出决定，要调我到市水利部门担任副职领导工作时，我二话没说，毅然决然地服从了组织作出的安排，我与水利结缘有了实质性的跨越，缘份也赋予了新的内涵。我每天与水利打交道，经常在江海堤防、河旁岸边摸扒滚打，直至我退休，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水利部门。这样的人生履历大概也就是我与水利的缘份而铸成的吧！ 俗语说“有缘千里来相会。”说到缘份，虽然无形，但魅力十足，乍看起来，是我们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一种爱慕与情感的表露。其实，它是一种可以培养与升华的东西，更是一种促使人奋发向上的动力源泉。回忆初到水利部门工作的时候，我虽然对水利事业怀有一腔特殊的感情和一心想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把事情做好的愿望，然而却因为水利是一份专业性和技术性都很强的工作，而又没有受过水利方面知识专门教育与培训的我，摆在面前的犹如一张白纸，那时内心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借助我过去工作的经验和体会，让我深知，做工作、办事情，光凭对事业的热爱和工作热情那是远远不够的，在困难面前退却更是不可取的。现在回忆起来，那时正是凭着我与水利的那种深厚“缘份”，才给了我方向和力量，给了我虚心求教、奋发努力学习的动力。在那段日子里，我常想，既然组织上让我到水利部门工作，这是一种缘份，那就是只能给“缘份”添彩，而不能让“缘份”受辱。于是我暗下决心，一方面向许多水利老前辈问这问那，吸取领导和管理水利工作方面的经验，一方面向水利科技人员请教，掌握水利方面的术语和领导必备的水利科技知识；另一方面还找来不少水利方面的书刊杂志，经常挑灯夜读，让自己尽快掌握水利方面的知识，尽早进入角色。就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我便很快掌握了在水利部门应该掌握的一些基本知识和工作要求，渐渐地使工作变得得心应手起来。在此后的日子里，我经常与局里的科技人员一起去农村调查水利设施情况，到江海堤防和河道疏浚工地检查指导工作，每到一地都能道出个一、二、三、四，从来也没有说过外行话。在深入基层、深入第一线的工作实践中，不仅使我树立了良好的工作作风，更是从中学到了更多的水利方面的知识，还亲自感受到了水利职工和广大群众，为兴修水利艰苦奋斗，作出的巨大贡献和伟大创造精神。由此也更加增添了我与水利缘份的宽度和厚度，让我更加热爱水利工作。为了表达我对水利事业和水利人的深厚情感，后来我还写了一篇“可敬的人”的文章，被刊载在1997年12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把水利人比喻成“为地球雕龙画凤的人”，热情歌颂水利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歌颂水利人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努力创新的精神。 缘份，看起来是无形的，仅是一种情感和思想理念的代名词，其实不然，它更是一种陶冶人们情操和品格的纽带与载体。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水利人所共同具有的那种“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水利精神，都是因为他们与水利结成缘份而陶冶和铸就出来的。这方面我也是有着深刻体会的。记得1991年江淮流域发生特大洪涝灾害那年，正因为我在水利部门工作，与水利有着特别密切的缘份关系的原因，从那年的7月17日开始，我随市委、市政府领导到海安里下河地区组织和参加抗洪救灾的斗争，在那里度过的17个日日夜夜里，为了国家这个“家”，为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那个“家”，每天起早贪黑地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没着齐腰深的大水，填泥袋、筑堤坝，守护圩口闸，经受了抗洪救灾斗争的严峻考验，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后来我还被评为“抗洪救灾先进工作者”，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表彰。参加那一次抗洪救灾也可算是我一生中与水利结缘的一次最为直接而又严峻的考验，我交出的是一张让人民满意的答卷。也就是那场考验，使我在与水利的缘份中，思想情操和品格得到了一次全面的洗理和升华，更加懂得水利工作的地位和作用是何等重要，自己肩上的责任是何等重大，人民需要改善水利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自那场洪涝灾害以后，人们进行了深刻反思，全市上下掀起了新的一轮又一轮的水利建设高潮，我和我的同事们也都自觉地投身到这一高潮中去，努力作出新的贡献。 缘份是一种情感与现实责任的融合，它更蕴涵着对美好明天的期待与追求。我到水利局工作，与水利结下不解之缘，一方面是出于对水利工作热爱的那份感情，总是努力做好我所分工的那份工作。另一方面，也是我的工作职责使然。平时我十分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将自己与水利结缘的那份深厚感情，融合到对水利历史与现状的深刻了解，融合到对未来水利的创新与发展中去。尤其是1991年那场特大洪涝灾害以及从灾后的反思和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中，清醒地看到了当今水利投入不足，设施老化，效益衰减，水利发展跟不上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需要等严重现实问题，由此也激起了我对水利美好明天的不懈追求。从此我把自己的注意力划出一部分时间摆放到为水利事业发展创新而鼓与呼的工作上来，并将它当作一份份内的大事。1994年，我撰写了《扩大水利投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关于建立适应市场经济、适应社会性的水利投入机制的探讨》一文，被水利部《政策研究》1994年第11期刊用。此后我相继又有《开拓多方筹资渠道，加快南通水利基础建设步伐》、《加快水利产业化进程的关键在人》、《水利工程管理区水土资源开发利用中的问题及其对策》、《税费改革对农村水利发展的利弊浅析》、《浅议加入WTO后水利行业的对策》、《南通市农业节水灌溉事业发展情况的调查》、《实现水利价格改革突破的难点及其对策》、《加大水利税费征收力度，加快水利产业发展步伐》、《“水利第一”与“第一人才”的培养》、《从理论和实践上推动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市场水利离我们有多远》等二十多篇调研报告和有关水利发展创新的理论探讨文章，分别刊登在水利部主办的《中国水利》、《水利发展研究》，中国水利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的《水利经济》、江苏省水利厅主办的《江苏水利》以及《中国水利报》等报刊杂志上，直至我退休以后，一直为了水利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和为了它的发展创新而大力鼓与呼。在我退休前的日子里，我还参与了《江苏省水利发展战略课题组》，执笔撰写了6万余字的《实施两个根本转变，加快水利发展》的课题报告，后来被省水利厅刊印成册，在全省水利系统发行。现在回想起来，我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写出了那样多为水利发展创新而鼓与呼的文章，追求水利发展的美好明天，说真的，那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得失所趋使，而恰恰是我与水利结为缘份的结晶。如今，我虽已退休，看到了呈现在我眼前的，正是我往日对水利未来的那份企盼与追求逐渐变成了现实：1998年长江洪涝灾害以后，再次引起了党和各级政府对水利的高度重视，不断加大了对水利的投入；大江大河逐步得到有效治理，堤防达标工程把江海堤防建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水利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建立节水型社会已成风尚和人们的追求与自觉行动。缘份啊缘份，这么多年水利与我结缘份，我为水利发展创新鼓与呼，我也仅仅是向大海投了一块石，但一石却激起千重浪，水利快速发展的又一个春天真的终于来到了，眼前呈现的是一道新的水利风景线。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水利选择了我，我也选择了水利，终身无怨无悔。缘份真的让我的心感到无限的快慰，无比的陶醉。 人生百年终有期，然而，我与水利的情缘铁了心。只要生命不息，我将永远珍爱与水利的缘份，热爱水利，关心水利在创新中持续发展，让水利在建设和谐社会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永葆青春，作出新的贡献！ 一、都江堰饱含水文化内涵 现代科学的文化观认为：一切有利于人本身作为社会生活主体全面发展的人的活动及其成果，都可归属于文化。都江堰水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座丰碑，既代表着我国科学技术的物质文明，也代表着我国悠久文化的精神文明。在这里,水利工程与自然及人文景观良性互补,融为优美的旅游胜地,。其“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发展内涵，在世界上也是仅有的。 古今中外，许多诗人学者对此赞美不绝。水与民风、民俗、水与园林建筑、水与民间传说、水与诗词歌赋、水与绘画、水与散文游记、水与音乐、书法、雕塑等，在都江堰都有其丰富的内容。都江堰是历史、文化和科学的最佳组合。在都江堰水文化中，已经树立了以下形象： 1 水资源科学开发形象 水作为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历史形成了一种不解之缘。都江堰建成使洪旱灾害频繁的川西平原变成了“水旱从人，世无饥谨”的鱼米之乡。都江堰渠首枢纽工程，自然位置优越，工程布置适合自然规律，鱼嘴、飞沙堰、宝瓶口三大工程，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联合运行发挥了引水、分洪、排沙的重要作用。都江堰以历史悠久，布局合理，经久不衰，费省效宏的特色而闻名于世。它历经二千多年，延用至今，是举世无双的。都江堰不是简单延用而已，它在二仟多年后仍焕发青春，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280万亩发展到1993年突破一千万亩， 在全国也是第一个突破一千万亩的灌区。同时，还担负着二仟多万人的生活用水、流域内的工业用水、防洪、发电、环境用水等多目标、多层次用水。这表明了都江堰与时俱进的发展潜力，也表明了新中国水利科学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 2 水利工程形象，任何建筑工程都是凝固的艺术,有蕴藏和孕育文化的功能,在都江堰灌区有现代的坝、渠、闸、桥、水库、渡槽、涵洞等，也有传统的庙宇亭台、桥、碑刻等各种形式建筑。可体现历史性水利工程所特有的风格与形象。如黑龙滩赋讲：“清泉唱丰收赞歌，饥饿之乡，列全国粮仓。穷乡僻壤，变聚宝之盆”，体现了水利工程（水库）形象。 3 治水人物形象，都江堰市伏龙观有治水先驱李冰石像(东汉石像); 二王庙有李冰塑像以及历史上治理都江堰有功的人物塑像，例诸葛亮、吉当甫、文翁、丁宝桢等塑像;他们之中，有的为修建和扩建都江堰而丢官罢职甚至于断头送命。他们为国为民，兴修水利， 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树立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光辉形象，成为后人推崇和今人学习的楷模。 4 水利艺术形象，通过文化艺术手段，宣传治水业迹和治水英雄的光辉形象。有电影《李冰》(峨影厂)，电视“都江堰”、“古堰长流”。川剧《望娘滩》、京戏《千古一人》、有李冰斗江神、 除孽龙的故事、李冰显圣、金锣玉棍的传说等。其它书法、绘画、摄影不胜枚举，通过艺术形象,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哲理的启迪。 5 水利法制管理形象,都江堰历来就依法管理，早在蜀汉时期，诸葛亮在灌区九里堤颁布了《护堤令》，是为我国最早的江河管理通告，宋史【河渠志】：“大观二年，（1108年）七月诏曰……然岁计修堰之费，敷调于民，工作之人，并缘为奸，滨江之民，困于骚动，自今如敢妄有检计，大为工费，所剩，坐脏论。入已准自盗法，许人告。”宋朝法律规定，民不可告官，而都江堰特许民可告官，不能不说是都江堰的特殊。清设有水利府，更进一步强化了渠首管理和灌区管理。为了加强工程管理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国出台了《水法》，《水土保持法》等一系列法规。1997年《都江堰水利工程管理条例》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公布实施。经过几年的实践，为解决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2003年11月省人大通过了对条例的修改。通过宣传和查处案件，强化人们水利法制意识，树立水利执法形象，走向依法治水轨道。 6、闪光的哲学思想 都江堰在长期的发展中，它所遵循的哲学思想被清朝人吴涛精辟概括为“乘势利导，因时制宜”。都江堰水利工程处处乘势利导，历代因时制宜，因而经久不衰。“势”一指岷江昼夜奔流不息之势，一指社会背景，即对于岷江治理这件事，国家的政策和民众的意向。“乘势利导”是利用已经掌握的自然规律去改造自然，战胜洪涝灾害，以求得人们的安居乐业。“乘势利导”导之以善，善者，科学性。“因时制宜”宜于生利，利者，成事易，效益大。在历史的长河中势在变化，时在推移，“利导”与“制宜”仍需不断进行。 从中找点吧 希望能帮到你~~
中外发生的如下： 1993年3月29日 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 1973年3月29日 越南抗美战争彻底结束 1970年3月29日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逝世 1966年3月29日 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1950年3月29日 美国无线电公司制成三色电视显像管 1938年3月29日 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1919年3月29日 美科学家预言火箭登月旅行将成为可能 1917年3月29日 蔡元培要留学生莫崇洋媚外 还需要哪一天的尽管说。但愿对你能有所帮助。 具体可参见：
为什么不换个角度想，为什么是神话被历史化，而不是历史被神话，其他很多神话传说的人物事件，都是真实发生，真实存在的，我们的先民例如神农，黄帝，伏羲等都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于后代子孙有大功绩，所以被后世传颂，牢记，神话，以便永世不忘
江淮水利科技杂志于2006年起公开发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34-1293/TV,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为ISSN1673-4688
由于宋时期,火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
上古其实本来就是历史，比如说大禹治水吧。你真的以为靠我们古代的科技能治那么大的水？别说古代了现在遇见大洪水也只能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