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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艺理论史内容简介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具有“净化”作用，通过形成习惯，培养伦理德性。何为伦理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即指品质，就是人们对于行为和感受所持有的态度。过于强烈或过于软弱都是“坏态度”，只有适中才是“好态度”。所谓适中，就是“要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境况，应该的关系，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这就是要在中间，这是最好的，它属于德性。”@在行为和感受中．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间。例如，过度自信就变成鲁莽，自信不足则显得怯懦，两者之间才是勇敢。又如，对每件事情都脸红就成了羞涩．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则沦为无耻，两者之间才是谦逊。总之，“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④可见，亚里士多德心目中伦理德性的精髓，就是“中庸之道”。如何养成伦理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没有一种伦理德性是自然生成的。……凡是自然如此的东西，都不能用习惯改变它。所以，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满。”@这就是说，伦理德性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在现实活动中不断实践，不断体验，逐渐养习惯，逐渐达到完善。因此，“立法者们通过习惯造成善良的公民”。而文艺的功用之一就是“净化”人的情绪，使它既不过分强，也不过分弱，而是要保持适度。经过多次文艺实践，在作品反复的激发和疏导下，这种适度的情绪就变成了良好的习惯。于是，在日后的行为和感受中，这种良好的习惯就表现为善良的伦理德性。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能够提供“精神享受”，即“快乐”或“。决感”，使人在紧张劳动后得到安静和休息。文艺模仿是一种求知活动，快感源于这种活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四章中说：“人对于模拟的作品总感到愉快。……其理由是：求知不仅对于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于一般人亦然，虽则一般人享受求知之乐较浅。我们所以乐于观赏画像，是因为我们一边看画，一边在求知，在推断每一画像为何物，譬如说，‘这是某某，；因为设使偶或不曾见过原人，那就不是所模拟的像引起快感，而是由于画法或颜色或其他类似的原因。”6由此可见，文艺模仿这种求知活动之所以能引起快感，既有内容方面的原因，也有形式方面的原因。就内容来讲，它源于作品的真实性。惟妙惟自的形象，因其“逼真”，能使人感到求知欲的满足，产生一种审美快感。就形式而言，它源于作品的表现力。尽善尽美的技法，因其“巧妙”，能使人得到形式美的认识，获得一种艺术享受。文艺作品有一种净化作用，快感源于这种作用。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中说：“某些人特别容易受某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音乐的激动，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因此，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由此可见，文艺作品的净化作用能使人的情绪保持适度，这不但能培养善良的道德品质，而且能产生轻松舒畅的快感。所以，“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综上所述，审美快感来源于求知活动和净化作用，伴随着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形成的全过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没有现实活动，快乐就不得以生成，惟有快乐才能使一切现实活动变得完美。”而完美的现实活动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快乐的生活。”所以，“幸福应伴随着快乐”，两者是紧密相联、不能分开的。即使单就提供快感这种精神享受本身而言，也是文艺的重要功用之一。娱乐消遣与幸福至善也是相通不悖的。亚里士多德曾说：“消遣是为着休息，休息当然是愉快的，因为它可以消除劳苦工作所产生的困倦。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为不仅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幸福正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在文艺功用论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注重社会效用的观点。差别在于：柏拉图着眼于是否有利于维持奴隶主贵族派的政治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偏重于是否有助于促进城邦公民的德性完善，实现其“共和政治”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贬斥审美快感的看法。柏拉图把快感统统看作“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认为“逢迎快感”就是“摧残理性”。在《法律篇》中，他甚至说：“多数人都说，音乐的好处在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快感。这话是亵渎神圣的，不可容忍的”；而亚里士多德却把审美快感与“幸福”这种有益于城邦的最大效用，与“至善”这种人生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彻底地为审美快感正了名，翻了案。四悲剧创作论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虽然也谈到了史诗和喜剧，但他着重讨论的还是悲剧。他在第六章中提出了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一件重要、完整、颇有规模的行为的模拟，它使用美化的语言，分用各种藻饰于剧中各部，它以行为的人来表演而不作叙事，并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这个定义从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目的四个方面，规定了悲剧的性质、特征和功能。同时，亚里士多德还突出地论述了悲剧的情节、人物和功用。关于悲剧情节，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整一说”。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悲剧必须具备六个成分，即：情节、性格、措词、才智、情景、歌曲。在这些成分中，最重要的就是情节，即剧情的安排。因为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模拟某种性格，而在于模拟某一行为，通过行为表现性格。“无行为则不成为悲剧，无性格却不失为悲剧”，所以“情节乃是悲剧目的之所在，此目的重于一切。”此外，悲剧所赖以惊心动魄的主要因素——“逆转”和“认识”，也都是情节的成分。“因此，情节居于首要地位，仿佛是悲剧的灵魂，其次是性格。”可见，亚里士多德主张，戏剧应该以情节为中心，不能以性格为中心。亚里士多德要求，戏剧情节应该统一、完整和长度适当。“悲剧是对一件圆满、完整、又颇有规模的行为的模拟。”首先，情节必须统一。“正如在别种模拟的艺术，作一次模拟只能有一个对象，情节既然是行为的模拟，它就必须模拟一件完整的行为，其中的事迹必须安排得如此严紧，若有一部分改动或删削，即将破坏全体。”也就是说，戏剧情节只限模拟“一件行为”，所有事迹都要围绕这一行为，事迹之间应有或然或必然的联系，每个事迹都是整体中的有机成分。其次，情节必须完整。“所谓完整，指有始，有中，有末。所谓始，指事之不一定继他事之后而起，但他事则继其后自然发生。所谓末，指事之必然或者多半继他事之后自然发生，但再无他事继其后。所谓中，指事之承前启后而言。”也就是说，剧情安排必须体现事件内在的有机联系，必须反映行动发展的必然规律，决不能随便起讫，而务求井然有序。再次，情节须有适当长度。极小之物，观察时间太短，则印象模糊；极大之物，观察时间太长，则印象零碎。戏剧情节也是如此，既要有相当规模，又应该便于记忆。“规模之大小，只要能容许剧情相继发展，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从否运转入泰运，或从泰运转入否运，就是适当的长度了。”亚里士多德认为，“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至于如何结合，他又指出，“美有赖于规模与秩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情节整一律”，不只是着眼于戏剧的形式美，它既是对作品形式的要求，也是对作品内容的要求。…… 西方文艺理论史本书前言前言达·芬奇曾以这样一句名言：“凡是能够到源头去取泉水的人，决不喝壶中之水”，来说明惟有温故才能知新的道理。在人类即将走完20世纪辉煌而又动荡不安的历程，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迎接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新的巨大飞跃之时，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启迪才智，对于建设未来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西方文艺理论源远流长，卷帙浩繁，内容丰赡，是属于全人类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为介绍和借鉴这份遗产，国内许多老前辈和学者已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80年代以来，有关西方文艺理论的译著、著作、论文大量涌现，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开拓。特别是对20世纪以来出现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方法的引进和评介，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相比较之下，近年来对西方文艺理论史进行追本溯源的研究，却嫌不足，史的著作为数不多，适用于高校教学的就更少。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到对西方文论的深入总体把握，也使对20世纪各种新理论和新流派的研究难以有新的进展和突破。离开了旧，也就无所谓新，没有与传统的比较，也就无法知其为反传统。因此，本书的宗旨是，充分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梳理自古希腊至本世纪初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重点评述主要代表人物和流派的代表著作，力求在史与论的结合上，勾画出西方文艺理论的总体面貌，使读者解它的发展过程，掌握主要理论和观点，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取其精华，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文艺理论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以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功用以及创作、欣赏、发展的规律为己任，是文艺创作实践的概括，也是时代现实和社会思潮在文艺领域的理论表现。自有文学出现，同时也就产生了对于文学的见解和认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文艺创作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于是逐步形成了人类对于文艺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史。西方文艺理论史，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对文艺现象和规律认识的发展史。它所研究的对象一般说来是明确的。正因为它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因而它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美学史，也不同于文学批评史。古希腊以来出现的文艺理论家，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朗吉努斯，近代的布瓦洛、狄德罗、莱辛、丹纳、别林斯基等，以及大批作家和诗人，构成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线索，他们的文艺理论著作是西方文艺理论史研究的对象。但是，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文论出自哲学家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哲学、美学和诗学之间往往难以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致使西方文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西方美学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交叉，使文艺理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的“侵犯”。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西方文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呢?不外有三种方法：一是截然分开，有关哲学和美学的内容一律舍弃；二是两者混同，以哲学和美学史取代文论史；三是既区别又联系，即以西方文论为主线，并在与西方文论的联系中适当介绍有关的哲学和美学观点。我们认为第三种方法比较科学可行。原因有三：第一，出自对历史的尊重。哲学家文论不但在西方文论史上占极大的比重，而且也是西方文论的一大特色。哲学家们对文艺规律的认识往往不是来自创作实践，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作形而上学的探求。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哲学认识论与文艺理论往往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如黑格尔的《美学》，洋洋百万言，纵横交错，涉猎甚广，既有他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有艺术哲学、艺术发展史，也有具体的文艺观点。这些理论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人为地将其分解只能损害它们的全貌，不但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第二，大凡伟大的哲学家，其理论都以体系的庞大、完整和逻辑的严谨而著称，文艺理论往往只是整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局部只能在整体中获得它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如果将哲学家的文论与其哲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完全分解开来，那么就难以准确和深入地把握他的文艺理论。第三，美学是研究美和审美的科学，而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构成了人类审美活动的主要方面。美学和文艺理论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对美和审美一般规律和特点的研究，必然对文学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研究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美国当代著名文学家韦勒克在论及康德美学思想时说：“即便是十分抽象的美学家，也时常提出一些对于文学理论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文学在诸门艺术中的位置、诗歌的本质、艺术在文明中的功用、艺术家和观众读者的心理。而且，几乎所有的德国、美学家都对诗歌的体裁问题感兴趣，因为他们把这些区别视为一个哲学性问题，他们几乎全部重视悲剧的本质问题。美学和诗学相去不远。”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康德和德国美学家，也适用于对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所有学家和美学家。……
面对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已经提到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日程。未来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结构体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视角和方法来说，可以从人类文化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形态学、符号文艺学，甚至更新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和探讨文艺的规律，作出理论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从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生产实践层面出发，以整体性的方位来考察文艺现象的，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但是，它的结构体系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新时期以来就有“美学—历史”相统一的各种体系模式、艺术生产论模式，还有人主张艺术反映论、审美创造论等等模式，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强求一律，要建构“大一统”的“范式”，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诚然，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在新的文艺实践中，文艺理论研究要花力气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形式。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以为，起码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科学地总结人类的文化实践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丰富经验。因为这种文艺实践经验，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把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同他们在改造世界中的审美活动重新结合的伟大实践，有着许多新的美学特征和优秀的思想的、艺术的传统；同时，它又是不断汲取人类文化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艺术成果创造出来的文艺，有它的辉煌的成功经验，也有挫折的深刻教训。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进行新的理论思维的宝贵财富，它理应是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主要理论概括内容。第二，广泛研究、分析西方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思维材料，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成果，去其糟粕，取其优秀合理的成分，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思维角度和内涵。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命题，欧美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者”，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伊哈布·哈桑、丹尼尔·贝尔等，对“后工业社会”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存在和精神的评论和分析，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引为鉴戒的。第三，要认真梳理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份十分宝贵而且丰富的理论遗产，有它不同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体系、范畴和命题，需要我们进行艰巨的分析和转化的工夫，吸纳融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去，从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20世纪都在做，但显然没有做完。在上述这些工作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学习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以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路和思维方法。本文就这方面阐述一些个人的见解，请方家与同行指正。 每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它建构的逻辑起点。黑格尔说，“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注1)。这个基本“原理”，笔者以为就是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从理论建构的根本层面来说，就是实践；从理论展开的层面来说，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由此出发，它从宏观的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实践中，从人类社会大结构中，确定文艺是人们“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审美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科学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逻辑起点。列宁从俄国革命的实践条件出发，根据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十月革命后又提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列宁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中心，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以此展开他的文艺思想，这也就是毛泽东文艺理论思想展开的逻辑起点。 康德说过，“体系要求方法”(注4)。我理解就是要有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或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把握事物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同志坚持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来解决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基本课题。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艺创作和发展中，把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现实的任务统一起来。在《祝辞》中，他在指出了文艺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后说，“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这就把文艺在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崇高使命和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主要是涵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始阶段的现实任务。它应该从当前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水平出发，进行艰苦的审美创造，既要有现实的丰富性，又要有前瞻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国“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满足这种不断发展的多样的审美需要。但是，随着人民大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又要适应和引导这种审美需求的提高和发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它既是文艺当前不可推卸不可代替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既是前两项任务的具体内涵，也是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求取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注5)。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状态，是需要每个劳动者都有高度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才能做到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排除或忽视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这三方面“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文艺的长远理想目标与现实任务统一起来的范例，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 把文艺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是邓小平文艺理论辩证思维的又一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从来就把文艺的一般规律，同文艺的特殊规律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在《济金根》中，“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提出要“更加莎士比亚化”；要描写时代“更加突出的性格”，反对把人物“写得太抽象了”。恩格斯则认同戏剧应“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他还曾经反复说明，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最高标准”去批评文艺作品的，也就是既首先尊重文艺的审美规律，又把文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审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明确指出在文艺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毛泽东在讲到文艺创作时，详细地阐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和要求，还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既唯物地揭示文艺能动地反映历史生活的一般规律，又注重文艺审美创造的种种特点和规律。邓小平的文艺思想继承这一理论思维传统，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艺创作与发展的一系列课题。例如，在阐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创作原则时，他重申列宁“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继承毛泽东关于“接近工农兵群众”、“去表现工农兵群众”的观点，针对当时出现的鄙弃歌颂人民丰功伟绩和平凡劳动的错误思潮，具体阐述了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以及一次又一次写下的光辉灿烂篇章的历史事实，明确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文艺不能批判落后思想和丑恶现象。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文艺要在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时，便提出除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政治思想影响以外，还要“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明确提出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这些都是根据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歌颂革命无产者和人民，批评人民内部缺点以及暴露人民敌人观点的新阐述，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指导原则。[
论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的历史文化语境 弥 沙1,李育红2 (东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 锦州 121013) [摘 要]审美主义是中国当代文艺的主潮,它以审美为文艺的最高价值和本质,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 的文艺观。不仅如此,它还将审美主义从一种文学观念提升为一种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既是我国 当代文艺潮流的一种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部分和重要表征。它带来的文艺转型和文化转型产 生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一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对极左文艺思潮的反拨,一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审美现 代性的制导。这两种历史文化语境深深嵌入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机体,使它表现出巨大的历史合理性, 但同时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局限。 [关键词]审美主义;文学工具论;文学审美论;现代性;审美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541 (2008) 03-0034-05 On the Historical Culture Context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of Modern Aestheticism MI Sha, LI Yu-hong ( College ofHumanities,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Department of Chinese, Bohai University, Liaoning, Jizhou 121013, China) Abstract: Aestheticism is the main strea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art, and it takes aesthetic as highest value and substance of literature and Furthermore it improves the viewof literature toworld view, the viewof value and Itwas not only the change of Chinese modern trend of literature and art, but also the part and important signal of Chinese cultural It brings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literary context: one isthe criticismto extreme leftist literary and artistic ideas; two isreferringtowest aesthetic the- The two historical cultural contexts inset the body of modern aestheticism deeply, and showed great historical rationality, but it has the serious limitation of Key words: aestheticism; the theory of tools of literature; literary aestheticism;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我国当代文艺思潮中出现较早, 渗透面较广,影响力较大的一种文艺思潮。改革开放之 后,伴随着当代中国快速的现代化进程,具有中国特色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压倒了政治化的 革命文学,成为我国当代文艺领域中的主流。这种文艺思 潮的核心观念,强调文艺的审美独立性、自律性,以审美 为文艺的最高价值、最高本质。这种文艺观念渗透于当代 文艺活动的各个方面,并成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文 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唯一标准。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不仅确立了一种审美主义文学观,还将审美主义从 文学观上升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因此,它既是当 代中国文艺潮流的一次转变,也是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一 部分和重要表征。因此,深入分析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 思潮产生的语境,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文艺思潮 的性质。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最直接的文化语境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对极左思潮的拨乱反正。审 美主义文艺思潮的兴起是作为对我国文艺极端政治化、泛 政治化的极左文艺思潮的强有力反弹而出现的。而从更大 的范围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状况来看,它受到了西方现代性 的深刻影响,与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息息相关。西方的现代 性思想和实践,作为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他者”,深 深地介入了我国当代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发展过程,这在文 艺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对文学“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新中国的文学长期以来是以“为工农兵服务”,特别 是“为政治的文艺”为宗旨的,它秉承和延续着革命战 争年代解放区的文艺与政治相统一的新型革命文学传统。 因此,新中国的文学一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强调文学 的政治性在建国之初,是完全必要的,是有其合理性的。 然而,随着“左倾”思潮的逐步膨胀和极端发展,文学 的政治性因素不断被强化、被体制化,导致思想领域中 的带有专制色彩的非人化,造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扭 曲和畸变。在这种语境下,“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被“文 艺为政治服务”所取代。文艺沦为政治的奴仆,沦为表 现政治思想的图解,沦为描写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和路 线斗争的工具。 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以拨乱反正为目的的 思想解放运动,为了打破人们的精神枷锁,求得与实现 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一致的社会和文学的新发展,开展 对极左政治思潮的批判,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是非常及 时和完全必要的。新时期文学就在这种拨乱反正和思想 解放的语境中形成,开始了对政治挤压、剥夺文学的反 拨。这种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确地找到了极左文艺思潮 的思想核心和基础———“政治工具论”,相继展开了对 “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批判,进而转 向了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历史性扬弃。但是,文学 界也把政治确定为文艺的“外部规律”,以隔离文学与政 治的关系,进而切断文学与政治的一切联系。至此,对 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否定经历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道路: 从反对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推进到以文学立法的方 式确定政治属于文学的“外部规律”,最后发展为文学 “远离政治”、要求文学具有“非功利性”、“非政治性” 和“非社会性”。 就在对文学“政治工具论”拨乱反正过程当中,一 些学者发出了“文学回归本位”的呼声,认为文学“政 治工具论”抹杀了文学本身的特征,泯灭了文学的审美 品格、忽视了文学的“内部规律”。这种“文学回归本 位”的学术要求在批判极左文艺思潮的过程中越来越强 烈,最后终于以傲然独立的面貌出现,变成新时期之初 最有感召力的文学主张。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正是在对文艺政治工具论的反拨 的基础上,循着“文艺回复自身”的道路出现并发展起 来的。 审美主义文艺思潮对我国文学从被政治的束缚和扭 曲状态中解放出来,恢复文学的自身活力,作出了历史 性的重大贡献。审美主义文艺思潮作为新时期思想解放 运动的一翼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力地批判了“左倾” 文艺思潮,使文学的审美特性得到重视,使文学具有了 一定程度的自觉,从理论到实践,包括文艺创作、文艺 评论到文学史的书写都取得了突出的实绩。这是必须充 分加以肯定的。然而,这种正义的批判和清算具有历史 合理性的同时,始终存在着问题的另一面。人们不禁要 问:难道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重要吗?难道没有好的肯 定人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 的全面进步的政治吗?难道不存在有利于推动当代中国 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政治 吗?我们在拒斥文艺与不好的、非人的、危害社会和历 史发展的政治的同时,又怎样处理文艺与好的、宜人的、 有利于社会的历史发展的政治的关系呢? 克服文艺与政治的不正确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学术上 的矫枉。矫枉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过正。但真的一定要 矫枉必须过正,只有过正才能矫枉吗?事实上,这种矫枉 过正的理论与实践,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了对文学与政 治关系的误解,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偏见,造 成了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和意识形态理论的遮蔽, 造成了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狭隘理解和冷漠态度,造 成了文学内部的政治、审美、道德等因素的失衡。 当然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既保证文学与政治各 自的独立力量,又使二者在有机关联中达到互相推动, 至今仍然是个尚待解决、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更是马 克思主义者不能回避的任务。审美与政治的关系,并没 有因时代的演进而消失,所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的存在 方式和提问方式。 其实,政治具有不同的形态:政治的思想形态和观念 形态、政治的制度形态和体制形态,政治的生活形态和实 践形态等等。同时,政治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同时代 的政治的质态和表现形式是很不一样的。如果狭隘地理解 政治,就可能会导致狭隘地理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然 而,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政 治对社会关系和国家群体意志的重要性,对文学的制导作 用的内在机制是不会改变的,所改变的只是影响文学创作 和审美活动的形式。中国的当代文学应该以此调节文学与 政治的关系。对此,王杰说:“从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来看,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仍具有现实意义。其一,文艺、审美必 然具有政治性。这个命题所揭示的是政治性只是审美、文 艺的一个属性,但它决不等于文艺、审美必须为政治服 务。文艺不被规定为‘为政治服务’时,文艺仍然具有政 治性或者意识形态性。其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不能 被简单地界定为‘党派政治’,政治并不狭隘地局限于政 党之间的争权夺利。相反,当代社会直接的政治斗争具 体、广泛地以文化冲突的形式在作品文本中得到曲折表 现。其三,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看来,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 界、个体与社会、人的内在要求与外在现实相统一。马克 思主义美学的重要性在于,它要求我们在正视现实矛盾的 前提下,把生产力的巨大力量以及个体的心理内驱力转化 为与人类幸福生活这个目的相一致的建设性力量。美学通 过对艺术和审美现象的分析而把握现实关系,通过改变人 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而实现对现实的改造。”[1]因此, 一概不加分析地、笼统地忽视、轻视或漠视文学的社会因 素和政治因素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 二、西方的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 改革开放之后,当代中国明确以实现现代化为发展 目标,预示着我们已经自觉地加入到世界现代性的历史 进程之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性进步。在此进程 中,西方现代性的范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审美主义文 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历史 诉求,一方面是西方现代性本土化的必然结果。现代性 的历史进程,为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生和发展提 供了复杂的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现代性,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反映着西方社会历史自 身内部的一种巨大变化。这种变化现在已席卷全球,变成 了世界性的社会历史过程。社会历史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 的概念,表现为两个具体的现代性层面,即社会现代性和 文化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主要指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经 济、政治等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而文化现代性则主要指社 会的思想文化层面。这种文化现代性,从精神性质上说, 可以划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前者倡导一种以培 育和弘扬启蒙理性为宗旨的启蒙精神,后者则往往表现为 对启蒙精神的反思和批判,特别关注和追求人们对社会现 代性的负面因素的感受和体验,宣扬一种与社会历史现代 化进程不相协调的审美现代性精神。 历史现代性是以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时期的思 想解放运动为开端的。启蒙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历史现代 性的主导的和重要的精神意向和思想内涵。正如康德所 指明的:“人从自我蒙蔽的状态中走出来”。为此,必须 “强烈地意识到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开发心智” “成为启蒙运动最响亮的口号之一”。[2](22)在这种精神指 引下,现代社会取得了巨大进步。在思想文化等精神领 域,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实现“理性的塑造生活”,“坚定 不移地推进客观化的科学、道德与法律的广泛基础以及 独立的艺术的发展,但同时也要把如此积累的认知潜能 从其深奥的阳春白雪形式中解放出来,将其运用到实 践。”[3](112-113)“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 对人类的精神解决它的问题的能力充满信心;它力图理 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和整 个宇宙。”[4](421)。这种现代性与主体构型连接起来,使 现代人摆脱外在权威的辖制,赋予主体以一种改变自己 和批判自己的气质。社会的物质文化和经济政治制度领 域中的变革,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跃发展,使社会财富 急剧增加,形成了合理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 同时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 “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 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需要、才能、生产力等等的普遍 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 ‘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 财富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在这里, 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 面性。”[5](486-487) 但是,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的历史现代性同时存在 着严重的负面因素,诸如社会层面的资本主义和技术主 义,制度层面的工具理性,精神层面的感性与理性的不 平衡。最严重的是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所造成的人的异 化。当时的一些学者对以理性为依托的历史现代性进程 中的负面因素进行过种种批判。法国思想家卢梭较早地 对西方现代文明提出了质疑。黑格尔、马克思、尼采、 阿多诺、马克斯·韦伯、哈贝马斯等思想家和一些无政府 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对历史现代性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加 以反省,寄予忧思。马克思对“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 的异化进行了无情的批判。马克斯·韦伯称现代合理化和 官僚化的社会制度已使现代生活成为“铁笼”。斯宾格勒 觉察到西方文化开始“日落西山”,走向“文化悲剧”的 时代。海德格尔把破坏了人的完整性的技术统治一切的 时代指称为“贫困的时代”,指出“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 球上连根拔起”[6](1305)。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 辩证法》中说:“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 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了巨大的不 幸。”[7](1)马尔库塞提出“单面人”的概念,指出“技 术解放的力量”不仅导致“物的工具化”,而且造成“人 的工具化”[8](136)。 审美现代性在批判启蒙现代性,克服社会现代性的 负面作用中,功不可没。当时的西方社会,用审美现代 性来批判历史理性和启蒙现代性逐渐成为一种时尚。它 反对工具化、科学化的目的理性的思想,反对体制和制 度的一体化、总体化和绝对的完美化,赞美和追求个性、 差异、分化和多元,关注“内在的自然”和“灵性的抒 发”,倡导“不纯粹性”。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将审美现代性表述为“背离传统”,“通过否定的思维方 法建立一种肯定的东西”,“在不缺少规定性的情况下把 辩证法从这种肯定的本质中解放出来”。反对主张“理性 与现实和解”的黑格尔的保守的辩证法,把黑格尔宣扬 的绝对统一性的哲学本体论说成是戕杀事物的差异、矛 盾和运动的根源。强调艺术“对个体进行更高层次的全 面塑造”,“必须抛弃那种靠再现正面的东西来帮助社会 干欺买卖的现实主义”[9](703)。他批判“文化工业” 生产的“大众文化”是以丧失艺术的自律为代价,通过 制造“虚假的同一性”导致公众意识的“物化”,削弱了 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海德格尔提出只有艺术才是守护 “亲在”和自身的“诗意地栖居”的护法神。 然而,审美现代性批判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是非常明显 的。一是审美乌托邦的倾向。席勒主张审美能弥合人的感 性与理性的分裂,是人类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和理想境界, 审美教育是改变社会零散化的唯一途径。法兰克福学派的 社会批判理论则认为艺术是现代社会负面作用的解毒剂, 是被理性高度抑制、高度异化的现代人的解放之路。阿多 诺认为“艺术救赎”是一剂消除理性控制的良药,因为艺 术具有形式上的颠覆能力,可以消除统治阶级行使意识形 态的理性条件。马尔库塞主张通过“文化心理本能革命” 来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人的解放。海德格尔则认为,人的 本真生存是诗性生存,艺术是存在的家园。这些理论都陷 入了不切合实际的审美乌托邦。马克思指出:“意识的一 切形成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批判来消灭的……只有实 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才能把 它们消灭。”[10](43)审美现代性批判的另一个问题是对现 代性的阻碍。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文化扰乱了文 化的一统天下,动乱来自三个方向:对艺术和道德分治的 坚持以及把自我(热衷于原创与独特性的自我)奉为鉴定 文化的准绳。”[11](30)伯林一语中的地道破了催生了审美 现代性的浪漫主义的局限:“整个运动,事实上,是一种 要将审美模式强加于现实的企图,……对于艺术家,事实 上,浪漫主义的一些主张是非常合适的。但他们企图将生 活转变成艺术假设在我看来是荒谬的。”[12](145-146)卢卡 契批评处于异化状态下的艺术家往往企图以谋取内心的自 由来对抗现实的异化,他说:“自由便缩小为一种灵魂的 实际,缩小为个人行动的一种特有的方式”。[13](383)通过 以上地分析我们看到,历史现代性本身存在的问题是十分 明显的。历史现代性内部更存在着社会现代性和审美现代 性、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西方学 者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但大多把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病归结 为启蒙理性,倾向于认为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突 是全部问题的关键,倾向于从精神方面解决二者的对立, 建构二者的和谐,或用审美现代性取代启蒙现代性。这种 审美现代性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文化现代性中表现得尤其突 出。它一方面夸大了启蒙现代性、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 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加深了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的冲 突。最主要的这些学者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精神层面,试 图通过审美现代性来战胜工具理性,克服启蒙现代性的弊 端,解决社会现代性的问题,表现出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倾向。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的人的异化,人性的分裂,艺 术与社会的敌对,但并不认为这只是精神的问题,他不把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归结为精神矛盾。马克思发现资本主 义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私人占 有制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 出路在于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归 根结底,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力要求之间的矛盾造成 了人的异化。西方大多数反思现代性的学者,虽然也看到 了制度与人的矛盾,但把这种矛盾的本源理解为精神之间 的冲突。因此,他们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合理的物质关 系和政治关系,而试图从精神上反对启蒙理性和工具理 性,加剧了审美现代性批判精神的紧张;另一方面,由于 他们提出的用审美现代性解决现代社会矛盾的方法的乌托 邦性质,所以他们看不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真正出路和历史 发展的光明前途,从而感到悲观和绝望。这种理论、思想 的偏失诱发出历史与人文的对立,社会的全面发展与人的 全面发展的对立,造成西方文学艺术及其理论对审美的批 判性的过度强调。 三、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审美主义文艺思 潮的影响 西方审美现代性对我国的文艺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 响。西方的审美现代性作为“他者”,遮蔽了中国的现代 性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性的诸多差异,导致对中国现 实的误解,导致我们对西方审美现代性缺乏必要的反思, 使审美主义文艺思潮走上了批判社会现代性和启蒙现代 性的审美现代性的道路。 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是存在着诸多差 异的。一是时间上的差异。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 的现代性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现代性水平,我们的主 要任务仍然是推进现代化进程,走向现代性的历史深处; 二是制度上的差异。我们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 家。因此,我们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途径 不能全盘照搬西方。人们思想中对我国这两个关键性现 实还存在着极大的误解,或急于改变我们的不发达状况, 主张走向资本主义;或忽视了我国现有的制度基础,误 认为通过改革走向资本主义,把实行的商品经济误当作 实现资本主义的必经之路。对中国当代基本现实的这两 种误解,一方面,使我们忽略了对西方现代性、特别是 对审美现代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限制了我们具有而且 应该创造新型社会制度、新型审美现代性的勇气和创造 性智慧的发挥。当代中国既有现代性发展不充分和不成 熟之处,又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将 两者结合起来,创造一个新的“和谐社会”。这既是人类 的理想,又是现实的运动,绝不是一种乌托邦幻想。为 了推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尤其是 西方审美现代性的批判精神,对我们具有极大的警示作 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审美现代性的限度。 中国当代审美主义文艺思潮是深受西方审美现代性 影响的。其核心理念“审美”及其理论基础“美学”主 要是通过吸收西方审美现代性而建构起来的。在较为匆 忙地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的过程中,不可能会对西方审 美现代性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现在看来这种反思是非 常重要的,而且目前学界也已展开了对西方审美现代性 的反思。周宪运用社会批判理论对“审美现代性”进行 了全面地反思。他着重指出了审美现代性的悖论性质, 尤其是审美现代性本身的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内在矛 盾有三种:第一,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于, 审美现代性并非只是单纯地批判否定现存社会,它同时 也承担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功能,但这二者之间并不是否 定之后的重建,审美用它自身感性的或“身体的话语” 对抗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张扬感性的路径同时产生两 个后果,一种是对现存社会生存状态的反叛,一种是提 供工具理性无法达成的另类体验或欲望的满足,这又是 对现存社会的一种补充或弥合。这两个后果之间是矛盾 的。第二,是精英与民粹的矛盾。它指的是,现代艺术 自律性包含着精英主义和贵族立场,它往往把艺术退守 到很小的专业圈子范围内,因而呈现出某种“自恋”特 征。而自律性艺术又采取一种社会批判路径,社会批判 是要通过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来实现的,既然自律的现代 艺术并不以广大社会公众为目标,那么它的颠覆力量从 何谈起呢?第三,普遍人类学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矛 盾。审美趣味、天才、艺术自律性、审美价值等本是资 产阶级为了更有效地施行统治而设置的意识形态观念, 但是它们又被提升为人类的普遍要求和价值,资产阶级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自身成为普遍的人类主体,但在资 本社会的现实中,他们又只代表自己的利益,因而,这 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不能服人的。这就是自律那么软弱无 力的原因[14](252)。 在西方,查尔斯·泰勒对审美现代性的思考在众多的 对现代性的反思中独树一帜。他不仅描述现代性精神的 两个方面———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冲突和紧张, 而且,在历史的追索和分析中,他恢复了这两者各自给 现代性、现代生活中的人们带来的精神滋养和道德力量, 并指出人们应该宏观、客观的看待两者。 在泰勒看来,审美现代性从其来源———浪漫主义对 现代自我的支撑是重要的,也是正确的。它保证了我们 的自由和自主。但这种取向却有一个过于狭窄的道德容 量,它排斥、无视其他的同样是道德的自我构成因素, 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分解式理性带来的自我构成因素——— 自负其责、自我控制和对日常生活的肯定。由于这种排 斥和忽视,致使它混淆了自由和自主或自我实现的两个 不同层面———行动的方式和行动的质料。前者是指真实 的理想是自我指示的,它必须是我的取向,这是对的, 但这不意味着我的目标或自由、自主的内容也是自我指 示的,也是由自我决定的。相反,这种内容应该是以某 个外在于我的东西为背景。否则,自我实现可能会滑入 肤浅和主观主义。简单地说,审美主义与理性主义是冲 突的,但两者并不是不相容的,它们带给我们的都是有 效的道德价值理念。在现代,由于没有了前定的、统一 的意义秩序背景,于是,它们变成了探索性的东西,因 而会给人带来不确定的误解,使现代人无所适从。而一 旦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可探索的,但他们都已成了支撑 我们的道德力量,我们应当恢复他们的道德效力,而不 是使他们你死我活的斗争。 面对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必须对当代中 国的历史进程和现代化发展程度作出比较准确的科学定 位,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人情和文情出发,追求和探讨 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相适应的文学的现代性。当代 中国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推进启蒙现代性。我们的审美 现代性应当受到有利于实现现代化历史使命的规定和制 约。一切反对和不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现代性, 特别是阻碍当代中国启蒙现代性的审美现代性都应当加 以检视和反思。
面对跨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建构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体系，已经提到了文艺理论研究的日程。未来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结构体系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从理论视角和方法来说，可以从人类文化学、文艺心理学、文艺社会学、文艺形态学、符号文艺学，甚至更新的角度和方法去研究和探讨文艺的规律，作出理论的概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从人类生命最基本的生产实践层面出发，以整体性的方位来考察文艺现象的，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但是，它的结构体系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新时期以来就有“美学—历史”相统一的各种体系模式、艺术生产论模式，还有人主张艺术反映论、审美创造论等等模式，这都是应该鼓励的。强求一律，要建构“大一统”的“范式”，不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不利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 诚然，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在新的文艺实践中，文艺理论研究要花力气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形式。这需要从多方面着手。我以为，起码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科学地总结人类的文化实践经验，特别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丰富经验。因为这种文艺实践经验，乃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把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同他们在改造世界中的审美活动重新结合的伟大实践，有着许多新的美学特征和优秀的思想的、艺术的传统；同时，它又是不断汲取人类文化一切有价值的思想艺术成果创造出来的文艺，有它的辉煌的成功经验，也有挫折的深刻教训。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我们进行新的理论思维的宝贵财富，它理应是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主要理论概括内容。第二，广泛研究、分析西方从古到今的文艺理论思维材料，特别是西方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思维成果，去其糟粕，取其优秀合理的成分，以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思维角度和内涵。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面对资本主义现实，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新命题，欧美一些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文化上的“新保守主义者”，像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伊哈布·哈桑、丹尼尔·贝尔等，对“后工业社会”或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存在和精神的评论和分析，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引为鉴戒的。第三，要认真梳理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份十分宝贵而且丰富的理论遗产，有它不同于西方文艺理论的思维方式、体系、范畴和命题，需要我们进行艰巨的分析和转化的工夫，吸纳融会到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中去，从而建构出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新体系。以上这些工作，我们在20世纪都在做，但显然没有做完。在上述这些工作中，我认为关键的一环，是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文艺理论思想，学习他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鲜明态度，以及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现代化的实践相结合，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思路和思维方法。本文就这方面阐述一些个人的见解，请方家与同行指正。 每一个理论体系都必须有它建构的逻辑起点。黑格尔说，“作为一个体系，需要有一个原理被提出并贯穿在特殊的东西里面”(注1)。这个基本“原理”，笔者以为就是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从理论建构的根本层面来说，就是实践；从理论展开的层面来说，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由此出发，它从宏观的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本实践中，从人类社会大结构中，确定文艺是人们“艺术的”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种审美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从而科学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的逻辑起点。列宁从俄国革命的实践条件出发，根据历史唯物论的阶级斗争学说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提出无产阶级文学的党性原则；十月革命后又提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和“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我认为，这就是列宁文艺思想的逻辑起点。毛泽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以“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中心，提出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以此展开他的文艺思想，这也就是毛泽东文艺理论思想展开的逻辑起点。 康德说过，“体系要求方法”(注4)。我理解就是要有一个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或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把握事物的唯物辩证的思维方式。邓小平同志坚持运用这一思维方式来解决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基本课题。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在文艺创作和发展中，把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现实的任务统一起来。在《祝辞》中，他在指出了文艺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意义后说，“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这就把文艺在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崇高使命和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任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主要是涵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起始阶段的现实任务。它应该从当前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水平出发，进行艰苦的审美创造，既要有现实的丰富性，又要有前瞻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国“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社会主义文艺应该满足这种不断发展的多样的审美需要。但是，随着人民大众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文艺又要适应和引导这种审美需求的提高和发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重大问题。它既是文艺当前不可推卸不可代替的现实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任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使命。“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既是前两项任务的具体内涵，也是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求取社会全面发展的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提出的建设共产主义的理想境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注5)。这种人的全面发展状态，是需要每个劳动者都有高度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才能做到的。社会主义文艺不能排除或忽视这一崇高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这三方面“责任”，就是把社会主义文艺的长远理想目标与现实任务统一起来的范例，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构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 把文艺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统一起来，是邓小平文艺理论辩证思维的又一特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从来就把文艺的一般规律，同文艺的特殊规律结合在一起。马克思批评拉萨尔在《济金根》中，“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提出要“更加莎士比亚化”；要描写时代“更加突出的性格”，反对把人物“写得太抽象了”。恩格斯则认同戏剧应“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他还曾经反复说明，他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相结合的“最高标准”去批评文艺作品的，也就是既首先尊重文艺的审美规律，又把文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审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明确指出在文艺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毛泽东在讲到文艺创作时，详细地阐述了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和要求，还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既唯物地揭示文艺能动地反映历史生活的一般规律，又注重文艺审美创造的种种特点和规律。邓小平的文艺思想继承这一理论思维传统，创造性地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文艺创作与发展的一系列课题。例如，在阐明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创作原则时，他重申列宁“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继承毛泽东关于“接近工农兵群众”、“去表现工农兵群众”的观点，针对当时出现的鄙弃歌颂人民丰功伟绩和平凡劳动的错误思潮，具体阐述了我国人民千百年来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和革命精神，以及一次又一次写下的光辉灿烂篇章的历史事实，明确要求“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文艺不能批判落后思想和丑恶现象。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文艺要在促进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时，便提出除了要在意识形态领域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政治思想影响以外，还要“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明确提出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这些都是根据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关于歌颂革命无产者和人民，批评人民内部缺点以及暴露人民敌人观点的新阐述，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基本指导原则。[
浅谈奥德修斯与西方古典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摘要】广义上的“人文主义”，是滥觞于古希腊的，“关心人、尊重人”的文化追求。所谓“关心人”的核心，是要关心人的精神生活；所谓“尊重人”的关键，是要尊重人的精神存在。狭义上的“人文主义”，则是繁荣于文艺复兴的社会思潮。其核心思想不外乎重视人性、强调理性，反对以神性压抑人性、以神学贬低理性，主张以物质调和精神、以现世取代来生等。当这种文化传统落实到文学创作，相应的文学传统便应运而生——从最伟大的“悲剧”（《荷马史诗》），到最伟大的“喜剧”（《神曲》），概莫能外。 【关键词】奥德修斯；《荷马史诗》；《神曲》；人文主义 伊卡塔王奥德修斯是希腊联军的重要将领，是贯穿整部《奥德修记》始终的主要人物。他英勇善战、足智多谋、屡建奇功。献木马计攻陷伊利昂城后，奥德修斯和同伴启航还乡，历尽劫难，终于在漂泊海上九年之后独归故土，和儿子特勒马科斯一起杀死纠缠妻子、挥霍家财的无耻求婚者，终于合家团聚。而在《神曲·地狱篇》中，奥德修斯却作为犯欺诈罪者，灵魂堕入第八层地狱第八恶囊之中，遭受酷刑折磨。同一个人物的命运，为什么不同的作者竟做出了如此不同的安排？既然观点大相径庭，为什么我们还说两部作品都秉承了“人文主义”的创作传统？且待下文分解。 一、“悲剧”与“人文主义”：《奥德修记》中的奥德修斯 悲剧是古希腊对人类文学的卓越贡献。毫不夸张地说，一部悲剧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文主义”发展的历史。 严格说来，《奥德修记》应该称为“史诗”。但是，《诗学》之中论及悲剧，多引《荷马史诗》为证。因此，史诗（尤指《荷马史诗》）与悲剧之间，无疑存在某种内在联系、共同因素。故笔者采用亚氏之说，以悲剧，或至少是“潜悲剧”论荷马。 亚氏认为，“史诗和悲剧……有些是两者所同具，有些是悲剧所独有……史诗的成分悲剧都具备，而悲剧的成分，则不是史诗里都能找到的。”对于荷马，他毫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认为荷马是“真正最大最卓越的创作者”，“神圣般地超过其他人”，是“第一个人”，是“最大的一位”。为何诸如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等伟大的悲剧作家都未能享此殊荣，而史诗作家荷马却能获得如此程度的赞颂？亚氏曾经指出，“史诗的种类也应和悲剧的种类相同，即分为简单史诗、复杂史诗、性格史诗和苦难史诗；史诗的成分（缺少歌曲与形象）也应和悲剧相同，因为史诗也应有突转、发现和苦难。”这样，一切不言自明——荷马的史诗创作和亚氏的悲剧理论相当契合。从形式上来看，史诗可以摹仿很多行动、包含很多情节，但无论简单史诗《伊利亚特》，还是复杂史诗《奥德修记》，都只摹仿一个行动；从情节上看，《荷马史诗》完全具备“突转”、“发现”和“苦难”三个要素。 所谓“悲剧”，“不一定要有我们今天的悲惨结局，它的结局一般都是平静而和解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这种理念，颠覆了柏拉图“艺术摹仿自然”的哲学框架，把“人”提升到了突出地位。这样一来，便促使人们将目光从倾心自然转向审视社会，将信仰从膜拜神只转向瞩目自身，将希望从企盼来世往生转向关注现实生活。他认为，作为人性的固有部分，感情和欲望生而有之，不应也不能被忽视甚至禁锢，而悲剧恰好能够很好地满足人性的这一需求。这是因为，悲剧能够“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也就是说悲剧能够宣泄怜悯、减轻恐惧、陶冶感情、制造快感，对于社会道德具有良好的教化作用、对于个人品性具有良好的规范作用。亚氏本人也相当重视悲剧的教化和规范作用，他指出，“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引起恐惧或怜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符合悲剧的要求，既不能打动慈善之心，更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能打动慈善之心，但不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综上所述，亚氏对于悲剧作用的阐释明确了他艺术为人服务的功能指向；对于悲剧实质的定义体现了他追求人性解放的道德趋向。 《奥德修记》采取的是双线并进的叙事方式——一条线索是特勒马科斯蒙雅典娜相助外出寻父；另一条线索是奥德修斯蒙宙斯恩典辗转还乡——两条线索因父子相认而最终汇合，全诗依照线索，有序展开。亚氏评价，荷马“与这些人（其他史诗作者）不同，不仅从艺术上，而且从创作本质上皆相信见到一道好的光芒。”荷马严格按照“突转”“发现”“苦难”三重标准展开叙述，重点描述了奥德修斯还乡途中遭受的磨难和困厄。这些磨难和困厄来自各个方面：来自神、来自人、来自自然……然而，荷马并非单纯为了描写苦难而描写苦难，而是旨在通过苦难表现奥德修斯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畏的抗争。正因为人文主义所瞩目的是“人”，所以恰恰是通过这种执着的追求、顽强的精神与无谓的抗争，奥德修斯的英雄形象才显得血肉丰满，荷马史诗的人文主义才显得淋漓尽致。 《奥德修记》中的人文主义观念，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显示出来的——一方面，作者瞩目于人，通过对人性的褒扬直接宣扬关心人、尊重人的人文主义内核；另一方面，作者又不脱离神，通过对众神的描写间接衬托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要求。 首先，奥德修斯与人和自然的奋力抗争是作者人文主义精神的良好载体。离开伊利昂后，他们先是踏上洛托法戈伊人的国土，洛托法戈伊人给他派出的三人吃下了洛托斯花，让他三人不知归返，奥德修斯果断地把“享用洛托斯花，完全忘却回家乡”的同伴缚在船上迅速离开；他们而后来到库克洛普斯的居地，面对震地神波塞冬的儿子波吕斐摩斯，奥德修斯沉着冷静、足智多谋，他先告诉巨人自己的“名字叫‘无人’”，过了巨人的同伴，接着灌醉并刺瞎波吕斐摩斯，把自己和同伴绑在公羊肚子下面逃出巨石封锁的洞穴；船队接着驶过特勒皮洛斯，莱斯特律戈涅斯人“从崖顶向下抛掷巨大的石块”，“叉鱼般把人叉起带回作骇人的菜肴”，除了奥德修斯所在的船只外其余都惨遭不幸；侥幸逃脱后，他们又登上了海岛艾艾埃，可他派出的九名同伴又被美发的神女基尔克“变出了猪头、猪声音、猪毛和猪的形体”，赶进猪栏，幸而奥德修斯得到赫尔墨斯的晓谕，制服基尔克，使被施魔法的同伴复归人形，不过他们也因此在神女的宅邸居留了一年；而后，奥德修斯在基尔克的指点下，“前往哈得斯和可畏的佩尔塞福涅的居所，去会见特拜的盲预言者特瑞西阿斯的魂灵”；在冥府，他见到了死去的同伴、故去的母亲，见到了先知特瑞西阿斯，被告知归途的命运；从冥府归返后，他们从艾艾埃岛再次启程，沿途战胜了女妖塞壬的诱惑，躲过了卡律布狄斯悬崖的凶险。当然，他们也曾为自己的愚蠢和贪婪付出代价，他的同伴趁奥德修斯熟睡之际偷偷打开艾奥洛斯赠予的皮囊，结果一行都被从伊卡塔的岸边吹回风神的岛屿。作者通过奥德修斯一系列的探险经历，展现了他在与敌人斗争中体现出的果敢和智慧，以及在与自然斗争中体现出的决心和勇气。面对外界给予的一次次沉重打击与艰难困苦，奥德修斯没有放弃、没有屈服，而是始终固守着重归故土的坚定信念。他把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与万物之灵的高度智慧相结合，战胜了诸多的磨难，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显示了人类的力量。通过第八卷到第十一卷中对奥德修斯行动的一系列摹仿，荷马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全面阐释了人文主义精神：第一，是面对磨难与困厄时坚定不屈、永不言弃的顽强意志；第二，是面对危难与困境时沉着冷静、随机应变的理性思考；第三，荷马同时又从反面抨击了自私、贪婪和猜疑等人性中的弱点，为人文主义的失控敲响了警钟。通过前两点，荷马正面赞扬了关心人、尊重人，重视人性、强调理性的人文主义精神；通过后一点，荷马反面批判了自私、贪婪、猜忌等过分强调人文主义带来的问题。从而对人文主义做出了全面的阐释。
一个民族历史的演变必定会映射在其文学上。西方文化虽然没有东方文化那么悠久，但是文学的演变却一样的丰富多彩，名家辈出。在西方文学史上，值得我们关注的人实在太多了，如天上的繁星，我唯独钟情于法国文学，法国是一个浪漫的国度，这种浪漫也深深地影响了法国的文学。一提到法国文学，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著名的“三仲马”。这三代人虽然性格不同，但是都具有传奇一般的气质和经历。一个绅士与黑奴的结合繁衍的三代人，其命运定于常人相异，就是这样的三代人，深深地影响了法国文学甚至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他们拥有魄力、勇气、骑士一般的忠诚和嫉恶如仇，但是却有强烈的报复心，经常做出出人意料的行为，但就是这种性格使他们的文学作品在世界文坛上流光溢彩。（其实老仲马不是文学家，但是因为他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儿子和孙子，所以这里也把它算在内。）仲马将军是写《三剑客》的大仲马的父亲，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但是因为他的生不逢时，不没有给大仲马带来富裕的生活，大仲马是在母亲的呵护下度过了清苦的童年生活，青年时代的仲马浑身都洋溢着一种自发的力量和蓬勃的创造力，有人评论他是第二个狄德罗――一位著名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的确，年轻的仲马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了超人的体力]宽宏大量的气度、丰富的想象力和虚荣心。不过，除此之外，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个着了迷的猎手，不学无术的饶舌者和狂热的戏剧迷，很早以来，他就被《哈姆雷特》中的大老鼠和《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的一磅肉等传奇剧深深地感动了，他决定当一个剧作家。这个愿望对于才华横溢的大仲马来说不难实现。后来仲马结识了社会地位同他一样卑微的逢衣女工卡特琳娜•拉贝，随后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同居。1824年7月27日，他们有了一个胖小子，洗礼时取名为亚历山大，这是仲马这一系第三个叫亚历山大的人。就这样，这位22岁的小官吏当上了父亲。但是，由于大仲马与拉贝从未履行过结婚手续，他们的儿子自然就没有合法的身份，小仲马一直被人们视为私生子。就是这样复杂的关系奠定了三辈人不平常的命运。这里我主要要介绍的是小仲马和他的《茶花女》。他的杰出的、身材魁梧的和对女人朝三暮四的父亲使他感到困惑和害怕。他7岁时大仲马才认其为子,但仍拒不认其母为妻。私生子的身世使小仲马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受尽世人的讥诮。成年后痛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淫靡之风造成许多象他们母子这样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决心通过文学改变社会道德。但是很快的他也陷入了恋情，他在杂耍剧院结识了玛丽?杜普莱西并与之陷入热恋，但是结果却是天人两隔。这段悲苦的恋情给小仲马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也正是这段恋情铸就了西方文学史上一个璀璨的明星――《茶花女》。《茶花女》通过一个出身贫苦、堕入娼门、苦于不能自拔的妓女的恋爱悲剧，揭露资产阶级道德的虚伪和罪恶。这部作品兼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色，是法国戏剧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演变时期的优秀作品。可以说《茶花女》就是小仲马与玛丽的自传，其中男女主人公的名字阿尔芒和玛格丽特分别取自小仲马和玛丽两个人的名字。这部小说仅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写成，其中寄托了很多很多小仲马对玛丽的思念。我是一个女孩，对于描写爱情的文学作品有着异于他人的敏感。玛格丽特是一个温柔的人，当读到玛格丽特的信以及她死去的时候，我都不禁流下泪来。好的事物的破碎比任何东西都有冲击力。投入了全身心的《茶花女》很快就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是小仲马一举成名。很多人都怀疑是不是大仲马也参与了《茶花女》的创作，这纯属无稽之谈，从写作的风格以及感情来说，大仲马更擅长写历史性的文学，而且多情风流，根本不想当时的小仲马是一个情种。当问及是否帮助儿子创作的时候，大仲马只说了一句话：“我最好的作品就是你，我的孩子。” 《茶花女》取得成功的影响历久不衰，小仲马决定把其搬上舞台，果然，《茶花女》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其后虽然小仲马也有很多创作但是非常遗憾的是都没有像《茶花女》这么成功的作品出现了。文学作品能在我们的脑海中停留，一方面是文学作品本身的魅力，另一方面就是它能触动我们的某一根心弦，也就是说我们的内心对它产生了共鸣。我向往爱情，尤其是像玛格丽特与阿尔芒这样纯洁的爱情。不可否认玛格丽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妓女，但是她又有着一般的妓女不具备的品格――高雅甚至说是高贵，又不丧失处女的纯洁善良。沉迷于肉欲的生活虽然能给妓女们带来金银珠宝豪宅马车，但是心灵的空虚是任何金钱都难以填补的。玛格丽特明白自己想要的生活，并且幸运的遇到了阿尔芒，在我们看到他们两个爱情火花照亮的未来而高兴的时候，不幸却发生了。世人不会原谅他们这种爱情的，这种爱情太纯洁了，世俗的欲望是他们的爱情最终难产，玛格丽特在愤懑中积劳成疾旧病复发最后卧病不起，但是对于阿尔芒的背叛她最没有任何埋怨，并且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了日记和信，表达他对阿尔芒的无限情意。每当我回忆这一段，我都痛苦无比，小仲马的笔毫不留情，他剖析自己的记忆毫不手软，我相信他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心里一定在流血。玛格丽特死去了，但是《茶花女》永远留下来，成为后世人人称颂的经典名著。 当然像大仲马的《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也是传世名著，甚至比《茶花女》更具影响力，还有其他的作家的著作，都是文坛上不得不提的经典，但是我只是一个女人的身份来记述我心目中最能拨动我心弦的作品。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的不同让我们开了眼界，同时给中国现在文学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为我们日后的人文方向发展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定要读更多的书，更多的西方文学来丰富我们的阅历和文化底蕴。
中西方建筑结构差异的比较：1、建筑材料上的差异中西方传统建筑材料有3种：土、木、石，中国传统建筑材料以木为主，西方的建筑材料则更多的是以石为主，中国人是将石与土用于建造基座和墙体，西方人则是将木用于屋顶上，这就使得中西方建筑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也表达着不同的情感，中国的建筑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人自己的情感，西方的建筑则是一种上帝神灵的情感，偏向与宗教方面的。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这样一来，能否将高密度的石制屋顶擎入云霄，便 成为建筑艺术的关键所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柱子 也便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所以，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即那些垂直向上、顶天立地的石头。如果说柱子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词汇”，那么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屋顶的不同，导致了其风格类 型上的差异，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哥特 式、巴洛克式等等。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 檐。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 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 严。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 设计的难点和要点。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 太短”，飞檐的设计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得轻灵而不轻佻， 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2、建筑结构上的差异中国传统建筑结构具有以下3个特点：第一是讲究对称的艺术效果；第二是以木材为主要的构架；第三是独特的个体造型。西方的建筑并不着力与追求建筑的结构美，而更追求建筑的雕塑美，西方建筑中最多的就是石柱与走廊，这抽象的表现了人体美。3、建筑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中国的建筑具有强烈的绘画效果，注重意境美的营造，不太注重建筑的造型和透视效果，但往往更加注重建筑群在空间上的那种透视效果，这样可以给人一种延伸、曲径通幽的感觉，包含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含蓄美以及追求和谐的心态。西方建筑相较于中国传统建筑，便更加倾向于造型的雕塑化，重视建筑整体与局部的和谐与统一。建筑的发展的差异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 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 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 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 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建筑空间布局的差异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 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 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 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 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 高空发展。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 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 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 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 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 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 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 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 西方世界。
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事实上成为了文化表 象的外在载体，只有从文化角度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才能真正理解建筑形式的根本动因。正如M ·海德 格尔所言：。这种关于建筑的思考，并非要去揭示建 筑学的观念，也并非只是绐出建筑的规则。这种思考 的尝试并非建筑看作一门艺术或一门建造技术， 而 是把建筑追溯到万物所是而归属的领域。 __ 建筑起源于人类遮风避雨的实际需要。自人类 文明诞生，建筑的形式表现又被赋予了文化内涵。从 建筑的单体形象到建筑群的组织， 乃至对建筑空闻 的原初认识，都无不被打上文化体系的标签。在中西 方两种文化体系下，由于人们对世界、宇宙的认识和 对哲学、宗教、艺术的看法的不同，自然也带来了建 筑文化的差异。 一 、原始空间认识 原始民众在最初的空间体验中，所直接感受到 的是超自然力的存在， 因而人们对空间的认识最初 也是源自于巫术。比较而言，由文献所知的古代中国 人的巫术，多着意于环绕人类自身的外在宇宙的空 间形式，即以方位作为巫占礼仪的主要内容 而古代 欧洲巫术，多着眼于建立一个与周围环境不大相同 的神圣的区域，并将这一圣域与其他区域严格地划 分开。由此，中国建筑文化的空间认识在于将自身空 间与宇宙、环境空间融合，而西方建筑文化则强调创 造有别于周围环境的空间。 在许多宇宙神话中，存在两种基本的模式 一种 是垂直向的宇宙模式，其核心的中枢性构成是“宇宙 树”，将宇宙理船为天、地和地下三界空问模式 另 一种是水平向的宇宙模式， 认为宇宙是由四方形的 水平状大地构成， 一般有四个或八个与中央相对立 的区域。西方在经过一系列的文化综合之后，终于确 立了以上帝为主导的七方位立体空间观 在犹太人 以及基督徒的观念中，强化了垂直系统的空问序列， 表现在建筑上更注意立体的效果， 更着意建筑向上 甚至向下的发展。与西方人的选择相反，尽管在历史 的进程中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向往上界的追求，但 最终还是务实地选择了对“绝地天通”理论的认可， 选择了心甘情愿地匍匐于大地之上的现实；进而从 理论上放弃了重视垂直向空间系列的七方位立体空 间图式，选择了在大地上水平铺展的五方位或九方 位平面空间图式，使之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基本 空间模式。 二、建筑空间的组织方式 无论是建筑单体的室内空间， 还是群体建筑围 合成的室外空问，空问序列的形成都是围绕轴线展 开的。中、西方建筑的原始空间组织也都运用了轴线 的概念，所不同的是：西方建筑一般运用在单体建筑 空间的组织上，并且采纳东西向轴线；而中国是运用 南北向轴线组织建筑群。这两种不同方向轴线观念 的形成大多与原始宗教以及星象观察、祭拜和巫术 活动有关。 西方由原始宗教而产生的原始空间概念是竖向 立体的，但是在实际的建筑过程中，沿垂直方向上布 列建筑形式往往是一个十分浩大的工程， 于是人们 渐渐地用东西方向的轴线来取代竖直方向的轴线。 因为西方人在对太阳的崇拜中， 把太阳的朝起步落 理船为出生与死亡的完整过程，所以用背依太阳沉 沦的西方、面对太阳升腾的东方，来代替背依大地、 面向苍茫的轴线取向，成为组织建筑平面空问序列 的轴线 在中国，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形式的古代先民，注 意到了北斗七星的特殊重要性， 并以此观察四季的 变化。北斗星一个特点是每天都绕北极星旋转一周， 并且七星中天枢星与天璇星的连线永远都指向居于 北天空中央的北极星。由此，中国人渐渐产生了“北 面为尊 的观念，直至后来采用南北向轴线组织建筑 群。另外，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对建筑空间的展开也 构成影响，这一点在宗教建筑中反映的尤为充分。
中国建筑的承重与围护结构分工明确这也正是木架构的其中一个特性外墙隔暑防寒,内墙分割空间,而木构架则承担了屋顶的重量由于木架构的斗拱以及木材本身的特性,房屋抗震能力比较强,正所谓"墙倒屋不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木架构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取材方便,但是寿命有限至于为什么明知木屋不可长久却还是延续了这个习惯,本文的最后一篇"思想区别"会有讨论木架构的这种特性可以说是与西方建筑恰恰相反的,西方建筑墙体承担了围护以及承重的双重作用其实早期的欧洲建筑如希腊建筑也是以梁柱体系为基础的,但是由于石材的特性----坚硬但是没有韧性,每个建筑中承重的梁柱必须非常密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建筑的面积与内部空间,直到罗马人发明了新的结构形式:拱券结构柱式结构至此逐渐退出了西方建筑的作用舞台,沦为装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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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之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在这些希望上面投下阴影。后来，这些学说和希望终于激起了法国大革命；然而法国大革命却又产生了拿破仑帝国，拿破仑帝国又引出了封建的“神圣同盟”。在这次打击之下，直到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才又缓过气来，其后它那复苏了的乐观精神接着又重新出现。然而主观主义发展到新教和自由主义后并未止步，它还要求进一步否定国家权力以发扬自我；于是，就象一块从山顶经过山腰而滚向山脚的石块一样，主观主义就从自己的发端经过新教和自由主义而向着自己的山脚——无政府主义疾驰而去了。近代哲学始于笛卡尔，他基本上所肯定为可靠的就是他自己和他的思想的存在，外在世界是由此而推出来的。这只是那个通过贝克莱、康德直到费希特的总的发展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到了费希特遂认为万物都只是自我的流溢。这是不健康的；从此之后，哲学一直在企图从这种极端走到日常生活的常识世界里面去。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总是和哲学上的主观主义携手并进。实际上，早在路德在世的时候，就有些不受欢迎而又不被承认的弟子们已经发展出了再洗礼的学说了。再洗礼派反对一切法律，因为他们认为好人是无时无刻不被圣灵所引导的，而圣灵又是不可能受任何公式的束缚的。在十九世纪又产生了另一种形式更激烈的、已经和宗教不再有联系的无政府主义；这种近代的无政府主义虽然是反宗教的，但是仍然具有很多的早期新教的精神；它和老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不同点仅在于把路德针对着教皇的那种仇恨转过来针对着世俗的政府。主观主义一旦脱缰之后，便一泻到底而不能再被束缚于任何的界限之内。新教徒在道德上之强调个人的良心，本质上乃是无政府主义的。但在习惯与风俗的影响之下，新教徒们在伦理方面仍然是按照传统所确认的道德方式来行动的；但这并非是一种稳定的平衡。十八世纪的“感性”崇拜开始破坏了这种平衡：一种行为之受到赞美并不是因为它有好结果或者因为它与一种道德教条相符合，而是因为它有着那种把它激发起来的情操。由这种态度就发展出了象卡莱尔和尼采所表现的那种英雄崇拜，以及拜伦式的对于一切激情的崇拜。浪漫主义运动在艺术上、在文学上以及在政治上，都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态，它不是把人作为我们应予关注的终极目标而是作为一种美感上的愉悦的观察对象。猛虎比绵羊更美丽，但是我们仍然把它关在笼子里。可是极端的浪漫派却要把笼子打开来，去欣赏猛虎猎食绵羊时那幕壮丽的纵身一跃。他鼓励着人们想象他们自己是猛虎；可是如果他的鼓励成功的话，人类就只好再进行大规模的自相残害了。针对着近代主观主义的这种不健康的形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反应。其中对它的最激烈的反对就是国家崇拜（即国家主义）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天主教所给予教会、甚至于有时候是给予上帝的那种地位给了政府。这种理论对集权制度和独裁制度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它的同情和欢迎。霍布斯、卢梭和黑格尔代表了这种理论的各个不同的方面，而他们的学说在实践上就表现为克伦威尔、拿破仑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法西斯党，则是尼采式的权力崇拜和霍布斯式的国家崇拜以及狂热的种族偏见三者的组合。共产主义在理论上和这些思想距离得是非常遥远的，但在实践上也表现为和权力崇拜、国家崇拜的结果极其相似的社会形态。无政府主义者从中世纪的迫害中体验了专制制度的害处，因此他们宁愿不要政府；而国家主义者们则从意大利近代的混乱和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狂热中看出了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于是他们便认为再坏的专制制度也比无政府状态要强。不久以后，人们就从这两者的争论中看出来，真理不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而是在他们两者的中间。政府的权力是必要的，但要有个限度；个人的权力更是必要的，但也不能毫无止境；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真正地保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在这种思想背景之下，沉默了一段不短时间的自由主义学说在十九世纪又以巨大的声势重新出现并席卷了北美和整个的欧洲。和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折衷妥协的产物一样，自由主义实际是一种折衷妥协的学说，它企图给个人和政府划定其各自的领域。这种学说的近代形式是从洛克开始的，洛克对于“热情主义”——即再洗礼派的个人主义——和对于向绝对权威的屈服以及对传统的盲目服从，是同样地反对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所有的人生而平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人们的神圣的不可让渡的权利；为了保护这些权利，人们才成立了政府。如果政府侵害了人民的这些权利，人民就可以用革命的手段去废除这个政府而建立新的政府。自由主义还认为，没有分权就没有自由，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据此它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学说。
亚里士多德首先是个伟大的哲学家，他虽然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却抛弃了他的老师所持的唯心主义观点。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实物的原型，它不依赖于实物而独立存在。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实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质料”是事物组成的材料，“形式”则是每一件事物的个别特征。就像是现在有一只鼓翅乱飞的鸡，这只鸡的“形式”是它会鼓翅、会咕咕叫、会下蛋等。当这只鸡死时，“形式”也就不再存在，唯一剩下的就是鸡的物质。柏拉图断言感觉不可能是真实知识的源泉。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这些思想已经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的因素。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方案和目的是一切自然过程的指导原理。可是亚里士多德对因果性的看法比柏拉图的更为丰富，因为他接受了一些古希腊时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指出，因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质料因，即形成物体的主要物质。第二种是形式因，即主要物质被赋予的设计图案和形状。第三种是动力因，即为实现这类设计而提供的机构和作用。第四种是目的因，即设计物体所要达到的目的。举个例子来说，制陶者的陶土为陶器提供其质料因，而陶器的设计样式则是它的形式因，制陶者的轮子和双手是动力因，而陶器打算派的用途是目的因。亚里士多德本人看中的是物体的形式因和目的因，他相信形式因蕴藏在一切自然物体和作用之内。开始这些形式因是潜伏着的，但是物体或者生物一旦有了发展，这些形式因就显露出来了。最后，物体或者生物达到完成阶段，其制成品就被用来实现原来设计的目的，即为目的因服务。他还认为，在具体事物中，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质料与形式的结合过程，就是潜能转化为现实的运动。这一理论表现出自发的辩证法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最大的贡献在于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一重要分支学科。逻辑思维是亚里士多德在众多领域建树卓越的支柱，这种思维方式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研究、统计和思考之中。当然，他也犯错误，但次数很少。 四因说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有一种「原因」关系的存在。这种“原因”观念不同于近代以来的“因果”观念，“原因”与“为什么”相对应，并不与“结果”相对应。即“目的因”、“物质因”、“动力因”和“形式因”。 「物质因」（Material Cause） 代表了一个事物从一堆零件、成分、基础、或是原料所组成的存在形式，将物质的构成追溯至零件的部分（要素、成分），接著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架构、混合、综合、复合、或结合）。举例而言，形成一尊大理石雕像的大理石等原料便是物质因。 「形式因」（Formal Cause） 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事物是由怎样的定义、形式、形状、本质、综合、或原形所构成的，解释了构成一个事物的基本原则或法则，这只是整个事物（整套原因关系）的其中一部分（宏观结构）。举例而言，雕塑一尊大理石雕像的草稿或设计图就是其形式因。 「动力因」（Efficient Cause） 指的是改变事物的动力及起因，研究「是什麼改变了什麼、而又是什麼造成了这个改变」，范围包括了所有事物间的媒介，包括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动力的起源或是被改变的事物。举例而言，将大理石雕刻为雕像的艺术家就是动力因。 「目的因」（Final Cause） 指的则是一件事物存在的原因、或是改变的原因，包括了有目的的行动和活动。一件事物的目的因是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或者说是它之所以改变的原因。这也解释了现代所谓的心理动机，包括了意志、需求、动机、理性、非理性、伦理，所有这些动机都是创造行为的来源。举例而言，一尊完成了的大理石雕像就是艺术家的目的因（目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