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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百姓生活》杂志。半月刋。此刊被中国期刋协会评为编校质量优秀期刊。2、哈尔滨发行的月刊《北大荒文化》3、凯里发行的月刊巜杉乡文学》4、南阳发行的月刋《躬耕》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 、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扩展资料在楚辞之前的《诗经》，诗句以四字句为主，篇章比较短，风格朴素；楚辞则篇章宏阔，气势汪洋恣肆，诗的结构、篇幅都扩大了，句式参差错落，富于变化，而感情奔放、想象力丰富、文采华美、风格绚烂，都与《诗经》截然不同。一般来说，《诗经》产生于北方，代表了当时的中原文化，而《楚辞》则是南方楚地的乡土文学，《楚辞》的作品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及后来其它作家吸收南方民间文学并加以创造性提高的结果。《诗经》和《楚辞》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两大源头，两者分别开创了中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先河，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双璧＂，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国家，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扩展资料：楚辞特色：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楚辞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楚辞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相传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扩展资料：《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国家，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
《乡土文学》电子邮箱？
乡土文学，又称乡土小说，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 。上个世纪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很高兴今天有幸参加由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乡土文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市延庆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孟广臣同志的作品研讨会”。在此我代表主办方中国乡土文学专业委员会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刚才听了我会副会长董梦知先生宣读了孟广臣同志的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陈建功同志对老孟的评价文章，听了北京市文联、作协的老领导赵金九同志的发言，听了刘晓川、崔墨卿、王永川、张宝申等专家学者的发言，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孟广臣同志扎根乡土、从事乡土文学创作近50年的认知谈了各自的体会。感触颇深。 都说京郊出作家，是有道理的。著述最多、成就高的作家也多。乡土作家孟广臣老师就是佼佼者。认识老孟已经有近十六七个年头了，缘分当然来自写作。孟广臣同志的文品、人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让我评价，那就是“扎根长城修文章，作品等身不张扬；甘做园丁育花忙，文品人品香四方”。 孟广臣同志作为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家，也是我们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顾问，今年已经75高龄，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延庆文联名誉副主席。他新近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阪泉儿女》和《拓荒》可以说是代表他从事乡土文学创作的里程碑。这两部长篇小说均为孟广臣1994年退休后在3年里创作完成的。 《拓荒》反映了50年代初，北京郊区教育的情况。主人公我、刘瑞峰和孙秋霞三人深入山区传播文化知识和精神文明，力图改变山区愚昧落后的面貌，他们就像拓荒的黄牛一样，默默地耕耘与奉献。《阪泉儿女》讲述了一个名叫顾小天的年轻人不甘心农村生活到城里打工创业的艰苦历程。主人公同农村旧势力和城市的流氓地痞进行斗争，最终在城里站稳脚跟，创业成功。 陈建功同志对老孟的评价为我们如何看待乡土文学家的创作精神和以里很有指导意义。他说：“孟广臣长期扎根农村，紧握手中的笔默默耕耘。这两部长篇小说的问世，使我们欢欣鼓舞。总结孟广臣的创作经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启迪意义。” 以下我结合孟广臣同志的作品针对我国现阶段乡土文学的创作、发展的问题谈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乡土文学的创作离不开“真实与厚重”，脱离了则会脱离开它的民间立场和地域文化的特色。 老孟的创作阅历和经验告诉我们，脱离了“真实与厚重”就会脱离了乡土文学的根本价值和的民间立场、地域文化的特色。 “真实与厚重”体现了乡土文学所坚持的“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是“五四”以来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鲁迅、老舍等一批优秀作家的传世之作，无不是写了底层体验和老百姓的疾苦。浩然、刘绍棠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关键在于他长期扎根农村，写的都是他熟悉的农村生活和人物。无论社会怎样进步，经济如何发达，真正的优秀作家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故乡和人民。 乡土文学家只有与民众相结合、与大地相结合，才有力量和源泉。漂浮在上面，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观察，作品中对历史和现实把握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力度绝不可能从书斋里得来。要成为合格的乡土文学家应该自觉地与工农兵相结合，要有民间的底层体验，否则不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有永久生命力的作品。 孟广臣的作品真实地还原农村生活，具有写实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双重风格，给读者以“真实与厚重”的感觉。也许在有的人眼里，“真实与厚重”的手法已经很不合时宜了，接近于原生态的东西也容易被看做写作的低级形态，有的编辑也嫌原生态的技法写作路子陈旧。 孟广臣自己也不免有类似的困惑。他在《三个属羊的男人》一书后记里自认天赋不足，灵气不够，但同时又表示，自己所写的东西就是自己想写的东西，“我的创作完全是那种实打实凿式的，凭着一个山里人对山里人的一点儿感情，写点儿像大山一样实在的东西。”他的作品常常能够透过自己熟悉的农民命运，直抵人类生活最普遍的情感。他的作品里有着自己通达的道德观，就像山口被吹弯了腰的老树一样既顺从生活又顽强生存。他追求只要把自己感受过的东西朴素地传达给读者就行了。他的作品常常注重还原气氛，再现人物，或是或非，或喜或悲，任由读者去品味。 乡土文学的艺术手法和思想情感都受其生存环境、地域文化、生活趋向所决定，草除了这些酒会脱离开乡土文学的根本。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导观念，也会对作家形成褒贬和压力。但是一时的扬抑并不等于历史的评判。孟广臣的作品不仅有着那么多古老生动的故事，也包含了古今的世道人心，它们既令人兴味无穷，也令人沉思不已。无不是反应了长城脚下人家的生活、思想和文化价值观，体验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二是乡土文学的创作离不开乡土文学所能体现出的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 越体现民族性的作品，越有其世界性。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品，越能够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我国各地环境不同、语言特色各异、文化背景和生活特点、价值趋向都有差异，所以乡土文学的创作有着独具特色的各地丰厚的文化积淀、鲜明的地域特征。 本着各地地域性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去从事原生态的文学创作，这在乡土文学领域大有潜力可挖，这方面才会有所作为，出更多好的作品。 现如今能够像，鲁迅、老舍、沈从文、萧红、刘绍棠等能够把握住乡土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从哲学等较高层次、较广阔的角度去思考去着笔的作家太少了。大多从教材数学会以流行手法去写地域文化、流于平面化的较多，厚重、大气的作品较少。真正的乡土文学家应该有一种着眼历史、关注乡土的创作心态，摈弃浮躁，真正“沉”到民间去，去发现深蕴其间的斑斓多姿的生活图景，再将之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相融合的时代大背景中去观照、发现其特色，树立作品的时代坐标，以“黑白”的、朴素的写作手法去表现，才能从流行文化中跳脱出来，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时代气息、乡土特色的优秀作品。 文学是相通的，但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创作思维又是有差异的。这好比音乐，音乐是相同的，但民歌是有差异的。中国民歌，音乐学院教出的民歌手从唱法和表现手法上已经趋向一致性，这种方法以国际范围去看待它，在国际音乐界也有地域性、民族性，属于中国通行音乐。但如果从中国音乐范围去看，它缺少原生态，失去了56个民族所各自的演唱特色和民族风格，所以又缺少民歌的特色。乡土文学的创作就好比中国民歌，在表现手法上创新也好、发展也好，不能趋向全球一致性，只能走中国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反之就失去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存在的根基。 三是乡土文学具有广泛的民间性、广泛性和包容性。提起乡土文学并非仅仅指乡土小说，它有广泛的民间性、广泛性和包容性。 关于乡土文学的界定，许多学者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但对乡土文学应当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却有一致的认同。时代发展了，乡土文学也在发展，现代人的乡土情结也变得多种多样。乡土文学是否还仅仅局限于写过去的地域的民俗、风土人情？只停留在对过去地域文化上远远不够。应该与时俱进看到地域文化生活的变异性，应当从哲学、宗教、文化等的流变上来进一步开掘乡土文学。 让乡土文学既具有地域性的民间特色，也要具有广泛的兼容性。要有鄂西、湘西土家族的文学特色，有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地域特色，也允许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息息相通的一致性，只要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源流，对世界性来讲这也是我们的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的地域性决定了要允许乡土文学流派的出现，过去乡土文学中著名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对我国的乡土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流派与乡土有一种自然的联系，有一定的地域性。如京津冀有“荷花淀派”，也有京味作家派等等。 如果我们给乡土文学下个定义，我的理解，应该是“乡土文学是用带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文学手法真实反应一定地域的、一定时代的民间文化特色、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乡土小说、诗歌、散文、民谣、民歌、民间故事、民俗等”。 乡土文学中，蕴涵了历来家乡人民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但它并不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的，而是蕴涵在文学作品中。这就需要进行分析、进行挖掘。 发展乡土文学是对家乡历代人民的生活习俗、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探究、了解的过程。了解当地乡土的文化，是对乡土的一种深刻的了解；是对乡土的一种深刻的热爱。 四是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要求密不可分，乡土文学也有它的时代性。 伟大的时代铸就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进伟大的事业。我们要立足时代发展要求，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乡土文学的历史重任。 乡土文学的时代性是由乡土文学作家的时代性和创作内容的时代性决定的。乡土文学要从作品中去领悟到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背景而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法和创作内容。也就是说，一位在长城脚下生活过的20岁的作家没有经历过文革十年而去写那时长城脚下人的生活，因为其生活阅历、文化背景不可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我认为这不能称为乡土作家，作品也不能称为乡土文学作品。但他写出了现代长城脚下人的生活作品，我认为这才是乡土作家，作品也为乡土文学作品。所以我的观点乡土文学的时代性是由乡土文学作家的时代性和创作内容的时代性决定的。 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事业。根据十六大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蓝图，这是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宏图大愿。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强音，是人民奋进的号角。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乡村更加城市化，出现了新的“城乡交叉地带”。而都市建设进程的加快，也使都市文学日渐繁荣。这些无疑都向乡土文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人提出：“新新人类”还能再写孙犁、马烽那样的作品吗？山西的乡土文学作家也担忧：再像柳青、王汶石那样写作还有出路吗？从时代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时代对乡土文学的发展不是挑战，而是机遇。有人担心是挑战，甚至沮丧，是因为陷入乡土文化错误概念理解的怪圈中。乡土文学的时代性是由乡土文学作家的时代性和创作内容的时代性决定的。时代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萎缩，恰恰相反，这会给乡土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如何站在现代的视角和表现手法，写三农问题？写新农村建设问题？写城市与乡村变革问题？写城市平民生活问题？等等创作题材丰富多彩。 作为乡土作家正肩负起推进伟大事业的重任，就要发扬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以乡土文学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审美功能，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进要求；就要以推动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为己任，多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品，多出弘扬正气、美化心灵的作品，多出团结鼓劲、坚定信心的作品；就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推进社会的变革，欢呼时代的进步，讴歌人民的创造，愉悦人们的心灵，激励人们为伟大事业不懈奋斗。 孟广臣同志作为乡土作家，在近50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出了许多大家所熟悉的作品，著有小说集《王来运经商记》、《在长城那边》，中篇小说集《三个属羊的男人》，故事集《长城脚下的传说》、《八达岭史话》（合作）、《八达岭景物故事》（合作）等。这些作品，都以其独特的视角，讴歌了善良的乡土人情和勤劳勇敢的乡村乡民。他写乡土题材的小说，以自己坚强的毅力-写作，而且，越写越精彩，他的《王来运经商记》、《在长城那边》、《三个属羊的男人》等小说集，读后让我们为他那么熟悉农村、农民的生活而拍案叫好，广臣同志可谓是用全心、全意、全力、表现乡土乡情和中国农民的作家! 这次举办孟广臣同志的作品研讨会，就是要敬重他奋斗不息为农村、为农民写作的精神，敬重他奋斗不息为乡亲著史立传的精神，敬重他奋斗不息为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探索奉献的精神。如果让我给孟广臣同志以时代的观点作一评价，我认为，孟广臣同志是北京写三农问题的乡土文学家，在此创作上是最富有成果的作家。他的作品无不涵盖着京郊长城脚下农业、农民、农村等内容，勾画出不同时代京郊农村人们的意识、思维、生活、文化、教育的多彩画面。 中国有9亿农民，农村需要文化，需要文化艺术，农村需要有作为的作家、艺术家，为发展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去奋斗、去献身，农村也需要有志向的农民知识分子，自己拿起笔来，以百折不挠的信心和毅力，去表现农村生活，描写农村人物，为农民代言立传的作家。 中国乡土文学专业委员会与延庆县文联联合主办的。中国乡土文学专业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考察研究我国乡土文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开展学术研讨，组织举办笔会，进行国内外民族民间文学交流和友好往来等活动，主要从事民族民间乡土传说、故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业务工作。希望大家多关心我会，为我会发展出谋划策。 我国是一块文脉旺盛、作家辈出的热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奋发进取，辛勤耕耘，为振兴我国乡土文学雄风而团结奋斗。（本文系2006年3月17日艾君在北京孟广臣同志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
自己写的，后面会慢慢更新。
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所开创的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1987年莫言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中篇小说《欢乐》曾引起文坛较大争议，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到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欢乐》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检查。1996年余华重提这篇小说，特意撰文支持莫言，他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一文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却因为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而流下了眼泪。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坛不小回响。美国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莫言的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经常被拿来与《变形记》作比较。他的《小说九段》也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创始人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曾说，莫言的文学作品令人们想起两位熟悉的作家，仿佛是在同时阅读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尔斯·劳克林说，莫言的大部分小说有一种神话般荒诞的特质。
不清不楚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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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彦，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原名王衡，又名返我、忘我、王鲁彦。1901年生于浙江省镇海县一个商人家庭，他从六岁起入私塾读书，十六岁时终止了在家乡附近的高小学业。童年时代的农村生活和少年时代的读书求学，使他对故乡的乡土生活和现代知识保持着鲜明的印象。1918年，十八岁的鲁彦离家到上海当学徒，后到北京参加了蔡元培、李大钊等创办的工读互助团，课余在北京大学旁听，并开始学习世界语。正是在此时，他受“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走上了文学之路。1922年工读互助团解散后，鲁彦和朋友们成立文学团体“明天社”，开始发表由世界语转译的作品，也曾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之一。1923年夏，鲁彦先后在湖南长沙平民大学、周南女学和第一师范教书。在这里，他创作了第一篇小说《秋夜》，并发表于同年11月的《东方杂志》。这篇小说揭示军阀混战中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作家强烈的救世愿望和人道主义情怀，引起了文坛的注意。之后他又发表了《柚子》、《狗》、《许是不至于罢》、《菊英的出嫁》等作品，成为当时以描写乡土生活见长的作家。结集于《柚子》（1926）和《黄金》（1928）中的小说，多以乡村小有产者和农民的生活为描写对象，深刻地刻划了受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侵袭的东南沿海传统社会的世态炎凉，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称之为“乡土文学”。大革命时期，鲁彦在武汉任《民国日报》幅刊编辑，后辗转于上海、福建、陕西等地从事教育和文化工作，从世界语转译了大量被压迫弱小国家的作品。整个30年代，鲁彦在动荡的生活中创作稳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共写有5个短篇小说集，2本散文集，1部中篇和长篇。1933年在《关于我的创作》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创作：“《柚子》时期，我的热情使我诅咒一切，攻击一切，不愿意接近一切坏的恶的生活；在《黄金》时期，这种倾向渐渐淡了，开始对我所厌恶的放松了，而去求另一方面的善的好的；在《童年的悲哀》时期，又渐渐改变了，而倾向于体验一切坏的恶的一面”。鲁彦本时期还把视线转向农村的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创作了中篇小说《乡下》（1936）和长篇小说《野火》（1937，计划创作的三部曲之一），反映了30年代农民反抗力量的增长，受到了进步文艺界的好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鲁彦曾在武汉的军委会政治部任职，写有《炮火下的孩子》、《伤兵旅馆》等短篇小说，并结集出版。1939年他去广西桂林行营政治部工作，以极大的热情主编大型文学刊物《文艺杂志》、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组织工作和从事创作活动，其三部曲之二的《春草》从1939年底开始在《广西日报》副刊《漓水》上连载（只发表到第七章）；194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陈老奶》和《千家村》也受到读者的好评。1942年4月出版的小说集《我们的喇叭》是他的最后一个集子。由于他经济窘迫，多年来积劳成疾，于1944年8月20日因病去世，终年44岁。鲁彦的一生，坚持“文艺为人生”、“文艺为社会”的主张，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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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仙逝已三年矣，总想写点什么寄托怀念。斯人已去，著述尚存，且似乎历久而弥新！读其书继其学，也许是悼念费先生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我读过费孝通先生的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作品，尤其偏爱《乡土中国》以及《皇权与绅权》里的几篇文章。《乡土中国》出版于1948年的四月，《皇权与绅权》则出版于1948年底。六十年过去了，六十年是一个甲子，也是一个轮回。 因为《皇权与绅权》是一本和吴晗先生合编的集子，这里就专谈《乡土中国》吧。此书我读过几遍，自己也不晓得了。48年的观察社繁体字竖排版本，98年与《生育制度》一起的北大出版社的简体横排版本，还有92年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本，都看过，前二者都曾通读，英译本只是看了其中的部分。看英译本主要是想看看一些中文表达译者是如何向西方读者解释的。这种解释很可以看出因文化上的差异带来的理解上的差异。 自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出来之后，半年里重印4次，总数11000本。作为学术著作，在当时可以说很了不起了。之后许多人士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都在读这本薄薄的大书。在改革开放前的大陆的特殊年代，这本书连同其它作品几乎绝迹了，但在台湾和香港还在念。在台湾因为政府禁止印售费孝通的著作，有人就弄个假名字出版销售，供应读者。那么这本书本来是写给谁看的呢？按照费孝通在后记里所说，本书文章是他46年将乡村社会学整理出的讲稿，而且是他第二期的工作，对社会结构作分析。以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远大抱负，这本书不会只是写给学生看的，也不只是给学术界的同行看的。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年代，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内战又爆发了，不管是抗战战后，还是内战战后，都有个战后重建家园的问题。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姊妹篇《乡土重建》可以看出，他是在为重建国家而谋划。作为一介书生，他必须让更多的精英们尤其是政治精英们了解他的思想和谋划，才可能发挥实际的作用。在这个时候，费孝通不失时机地出版了《乡土中国》，在理论上奠定基础，然后出版了《乡土重建》开始在理论基础上谋划重建措施。难怪英文版译者称该书文章也可以在政治文件（political document）的层面上来理解。而且因为观察社在上海，也可以猜测，费孝通在向上海的知识分子和官僚们布道。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让更多的人理解中国社会的结构，费孝通采用了非严格的学术写作手法，直白简洁易懂，而且极富文采，读起来像散文一样有趣。“言而无文，其行不远，”《乡土中国》之所以依然受人青睐，也大概因为其“言而有文”吧。 但是，时事风云变幻，后来的事实证明费写作《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的努力和抱负只能在政治的海洋里淹没了。历史走向了一个费没有预测到的轨道：阶级斗争的政治风暴和乌托邦的理想社会试验代替了他谋划的乡土中国的重建。很有意味的一点是，在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中国社会日益主导政治和学术界的当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竟然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字样的影子，而且在论述皇权与绅权的文章里也是把中国社会从西周到秦作为封建社会来对待的。费孝通走的是改良的道路，而不是革命的路子。要在理解和尊重传统的基础上重建中国乡村社会，发展乡村工业，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摧毁传统，建立新社会。这怎么能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呢？因此，这些理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重建措施的命运自然不可避免了，理论的提出者费先生的右派之劫也就顺理成章了。也大概是“福兮祸之所倚”的原因，历经沧桑，《乡土中国》依然生命勃发，而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品”，则进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当然，历史无法重来，检验如果我们真地采用了费孝通的重建蓝图，后来中国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乡土中国》对理解中国社会确实是难得的一本著作。中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社会不可绕开这本小书。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这本书只是看到了中国社会的部分情况，绝对不是通过这一本书就可以完全地了解中国的传统社会。首先因为费孝通的乡村实际调查代表性是很有局限性的。云南三村和江村都是一个地方的情况。正像费孝通在《乡土重建》的第一篇里开头申明的：“任何对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总难免流于空泛和偏执。空泛，因为中国具有这样长的历史和这样广的幅员，一切归纳出来的结论都有例外，都需要加以限度；偏执，因为当前的中国正在变迁的中程，部分的和片面的观察都不易得到应有的分寸。”当作一种见解是可以的，而不能当作全部事实。比如当时乡村的土地革命，党派的斗争在乡村的表现，以及乡村治理上的变化等等都没有在《乡土中国》里体现出来。这样说，并不是我们苛求费先生，而是提醒现在的读者能注意到这一点。 读者还要注意的重要一点就是乡土中国描述的至多只是中国的乡村，而没有包括城镇和城乡关系。在《乡土重建》里，费孝通确实包括了几篇文章谈市镇，以及城乡关系，但是远远不够。因为大家多看的是《乡土中国》，容易形成一个中国的图景就是乡土性的。陈映芳先生最近撰文就提出了这种看法。在一篇《传统中国再认识：乡土中国、城镇中国及城乡关系》里就对国内外学术界、思想界将“乡土中国”等同于传统中国、以“乡土性”概括中国传统性的学说和观念提出了质疑和反思，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中西方人类学家、社会学者们借助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来建构 “中国社会”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们参照“现代的、城市的西方”，将既有的中国裁剪、过滤成“传统的、乡土的中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属性，被扩大为中国整体社会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社会、城乡关系的传统以及传统的城市性等等，相应被忽略了。这样的结果，不仅中国的传统性被单性化，中国的城市性也成了纯粹的西来之物、无本之木，既无益于我们的文化自觉，亦不利于对现实中国城乡问题的把握。在研究三农问题的时候，《乡土中国》也是重要的参考书目，但是一定要反思和尊重现实情况。在了解传统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变迁方面，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变迁（1903-1953）》是一本弥补《乡土中国》不足的好书。这本书对动乱、战争以及新兴的党派等对传统乡村的影响都有精彩的论述。 在我看来，《乡土中国》还有一个方法上的值得反思的地方：对比的对象问题。一方面费孝通是在比较中国的乡村和城镇，“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该书重点在乡土社会，但是城镇社会是对比对象。我们可以说，不了解城镇社会而描写的乡村社会就不能以很好的城乡对比来写。另一方面，中西的对比。我的感觉好像费先生在拿中国的乡村和西方的城市生活对比。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在方法上是有问题的。再一层就是古今的对比。在这方面应该说，费先生搬来孔夫子谈礼治社会和男女有别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变化是什么？尤其是在近代化中的变化。给我的感觉，这个对比过于静态。虽然是描写社会结构的，但是社会结构也在变化。 在内容上，对文字下乡两节，我有一点不同的看法。费先生的观点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的，因为从时空两个角度来看，乡村都不需要文字。“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在这种社会里，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时间里没有阻隔，拉得十分紧，全部文化可以在亲子之间传授无缺。”这种从需要的角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充分，一个解释可以是没有供应。经济学里有个供应学派，认为供应可以产生需求。而且，更主要的原因是乡民物质条件不够，有些资产的人子弟不都要念私塾吗？因此文字没有下乡，主要原因不是没有需要，而是没有供应，有供应也可能购买不起。现在文字是下乡了，而且父母和子女间主要不是上代教育下代，而是开始了文化反哺了。因此，现在的乡土面目和《乡土中国》所描写的乡土社会已经大相径庭了。但是像“差序格局”这样的概念依然很适用中国社会的结构分析，很富有洞察力，虽然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开这种“差序格局”现象。这也是我们依然喜欢和绕不开《乡土中国》的一个原因。 写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学术名气和官位的问题。49年以后的费孝通，在政府里做了官，后来打成右派，恢复名誉后又做了官。虽然也有学术上的成绩，但是像《乡土中国》这样有分量的学术作品，再也没有出现。他在改革开放后的名气，正像英文本译者所认为的，费孝通在时下中国的大名与其说是来自于他的知识分子角色，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于他的政治地位。费孝通当过民盟主席，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国家领导人和学术泰斗的双重身份“行行重行行”，费孝通的大名在社会学人类学界以外的大众视野里也印象深刻，从而也为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了宣传工作。猜想大概不少人是从费孝通先生知道社会学的吧。因此，社会学的兴盛才更可能有了民众基础。时下有些人士也试图做到官大学问大的效果，可惜费先生有《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等等不可多得的经典学术宏著，他们没有，徒有虚名增添笑料而已。但是要注意的是，往往“人微言轻”的同时，人地位高之后，说的话容易被不假思索地奉为真理。所以，在费先生位高威重情况下，阅读其作品也一定要实事求是，有怀疑和反思精神。 不管如何，《乡土中国》这样的作品，已经经历了一个甲子的时光检验。她不仅不老，而且英气依然勃发。斯书如是，斯人已去！作为新一代的社会学子，缅怀费先生，唯有读其书，继其学，以蔚先生在天之灵！
《乡土中国》的读书笔记及感想的写作思路在于：首先对自己看这本书的缘由做简要介绍，然后对书中内容做简要介绍，最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悟。正文前段时间看了《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里面几次提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而想到自己本身对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田野调查的兴趣，就产生了看这两部作品的想法。其实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借了书来看，但一直没耐下心看完，之后想了想就买了《乡土中国》。书的话我应该是在上上周末就看完了，真正开始做读书笔记是上周末。做了前三章节的笔记之后，发觉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停留在对于某段文字的浅要理解，并没有深入地去看作者是如何来写的，去理解这样写是要说明什么。于是变得很惶恐，这么一想好像前段时间看的另一本人类学书籍也是白读了一番。作者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这十四个篇章来讲述乡土社会的一些现象，并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前段时间看了《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里面几次提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而想到自己本身对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田野调查的兴趣，就产生了看这两部作品的想法。其实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借了书来看，但一直没耐下心看完，之后想了想就买了《乡土中国》。书的话我应该是在上上周末就看完了，真正开始做读书笔记是上周末。做了前三章节的笔记之后，发觉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停留在对于某段文字的浅要理解，并没有深入地去看作者是如何来写的，去理解这样写是要说明什么。于是变得很惶恐，这么一想好像前段时间看的另一本人类学书籍也是白读了一番。作者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这十四个篇章来讲述乡土社会的一些现象，并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作者首先提出总的观点：“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认为大家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的很好，因为他们离不开泥土，要种地。史禄国先生说中国人远住到西伯利亚，却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颇有意思。从农业本身来看，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故而在乡土社会，人和空间的关系是不流动的；而耕种活动其实分工很浅，许多人群居也不太有必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人的概念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是孤立和隔膜。那么农民聚村而居乃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作者认为有四种：一是各户耕种面积小，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距离至于太远；二是水利方面的合作；三是安全；四是因为土地继承，人口一代一代累积。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熟悉社会中，社会和个人通了家，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故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前面也提到在读另一本关于多瓦悠人的人类学笔记，从作者的描述中，些许也印证了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关于传统社会的现象，觉得这种书与书之间的联结还蛮奇妙的。我认为本章和第三章“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文字下乡在乡土社会是否真的有意义。费孝通首先阐述了文字发生的原因：“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而在文字下乡这一章从空间间隔来讲述。其实，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有话可以当面说清楚，不必求助于文字。文字在此情境下是多余的，就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因为还有动作和表情。因此作者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的本质，它是关于知识的问题，并非智力问题，城里人知道的知识乡下人或许不懂，但乡下人知道的很多知识城里人也不懂。前段时间看了《西南联大》这部纪录片，里面几次提到了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而想到自己本身对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田野调查的兴趣，就产生了看这两部作品的想法。其实还在学校的时候就借了书来看，但一直没耐下心看完，之后想了想就买了《乡土中国》。书的话我应该是在上上周末就看完了，真正开始做读书笔记是上周末。做了前三章节的笔记之后，发觉自己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停留在对于某段文字的浅要理解，并没有深入地去看作者是如何来写的，去理解这样写是要说明什么。于是变得很惶恐，这么一想好像前段时间看的另一本人类学书籍也是白读了一番。作者从“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再论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这十四个篇章来讲述乡土社会的一些现象，并试图解释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前面也提到在读另一本关于多瓦悠人的人类学笔记，从作者的描述中，些许也印证了这本书里提到的一些关于传统社会的现象，觉得这种书与书之间的联结还蛮奇妙的。接下来的部分是我对于这本书的梳理，只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理解，有很多都是原句，不过在写思维导图的时候没有标注，在此先声明一下。作者首先提出总的观点：“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认为大家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的很好，因为他们离不开泥土，要种地。史禄国先生说中国人远住到西伯利亚，却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颇有意思。从农业本身来看，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故而在乡土社会，人和空间的关系是不流动的；而耕种活动其实分工很浅，许多人群居也不太有必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人的概念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是孤立和隔膜。那么农民聚村而居乃是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作者认为有四种：一是各户耕种面积小，聚在一起住，住宅和农场距离至于太远；二是水利方面的合作；三是安全；四是因为土地继承，人口一代一代累积。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生于斯，死于斯”，是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这样的熟悉社会中，社会和个人通了家，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故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我认为本章和第三章“再论文字下乡”都是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文字下乡在乡土社会是否真的有意义。费孝通首先阐述了文字发生的原因：“文字的发生是在人和人传情达意的过程中受到了空间和时间的阻隔的情境里。”而在文字下乡这一章从空间间隔来讲述。其实，乡土社会是面对面的社群，有话可以当面说清楚，不必求助于文字。文字在此情境下是多余的，就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因为还有动作和表情。因此作者认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因为“愚”，而是因为乡土社会的本质，它是关于知识的问题，并非智力问题，城里人知道的知识乡下人或许不懂，但乡下人知道的很多知识城里人也不懂。本章紧接着前一章从时间阻隔来阐述，时间阻隔又被分为两种：个人的今昔之隔以及社会的世代之隔。首先从个人的今昔之隔说起，人和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是有学习能力的，所谓“学”就是在出生之后以一套人为的行为方式作模型，把本能的那一套方式加以改造的过程。学的方法是“习”，反复去做，靠时间中的磨练，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也即形成一种新的习惯）。因此，学习需要人们打破个人的今昔之隔（新习惯和旧习惯）——靠的是时间的桥梁，也就是记忆。而人的习惯有一套象征体系帮忙，我们不断学习说话，把具体情境抽象成一套能普遍应用的概念，概念必然用词来表现。（说明了“词”是学习过程中最重要的象征体系）乡土社会中人们也要学习，要习得，也必然会记忆，但是人们在学习过程中把具体情境抽象成普遍应用的概念时，只要用到“词”就已经够了，并不一定要使用到文字。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但不一定有“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再从社会的世代之隔来说，人在记忆上发展的程度是依他们的生活需要而决定的。乡土社会生活很安定，世代之间生活基本一致，连“历史”都是多余的，人们得到的经验也就是祖先的经验。在这样的乡土社会中，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了。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农村的作品。全书由14篇文章组成，涉及乡土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全书主要探讨了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缘等。该书语言流畅，浅显易懂。
乡土中国》读书笔记（刚好5000字左右吧，呵呵） 前言：上学期刚好读过《乡土中国》这本和社会学有关的书，这个学期本来就打算再读一遍的，也是为了完成社会学的作业，所以又读了一遍。但是读完之后发现，要写一篇相关的读后感真是无从下手，所以姑且用读书笔记的方式来完成这次作业。虽说是读书笔记，但我想也是极不标准的那种，因为我是完全凭自己读完后的第一感觉胡乱写的，所以，请老师姑且容忍一下了，O(∩_∩)O哈！， (*^__^*) 嘻嘻，hoho…… 一、乡土本色 “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是费孝通先生本章的第一句话。我们知道，费老的《乡土中国》著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当时费老已指出中国社会已经有了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社会模式了。我想，这种区别于乡土社会的独立模式应该就是“城市社会”吧。放眼今天，六十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仍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正向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积极迈进的农业大国。但是，真正以土地为生，从事传统耕作农业劳作的人已经很少了。近些年来，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随着农民工群体的不断膨胀和流动性的加强，对于农民工数量上的激增，个人猜想主要原因是：传媒的发达、文化的普及，使得许多生于乡土、长于乡土的人，不再安于“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乡土苦闷单调的生活。而是情愿怀揣着对美好优越生活的向往、对理想的执着和追求告别父母甚至妻儿，离开故土，涌入城市去实现自己的“淘金梦” 但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数千年的农业文明的传承，使得乡土性成为我们民族血液的一部分。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国人大多还是有着“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的思想，这些都是乡土性的表现。 二、 文字下乡 & 在论文字下乡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是‘愚’的。”对于这个“愚”字，作者认为，多数人都陷入了认知的误区。许多人都把“愚”当作是乡下人“智力缺陷”的代名词，而事实上，乡下人之“愚”只不过是一种对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识缺乏”而已。作者以自己小孩为例作了生动形象的阐释，并以此为引子，自然而然的过渡到“文字对乡土社会必要性”的问题。作者概述了“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功能和作用，再就乡土社会生活的特性特征对该问题进行的深刻的论述。在“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乡民们生活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联系都是很频繁的，并且时常处于面对面的直接性的沟通交流中，这就使得作为人类交流沟通媒介的间接载体----“文字”在乡土社会处于一种非必要状态，从空间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说明。 而在“再论文字下乡”一文中，作者指出“文字”作为一种经验和知识的传承媒介，在乡土社会“语言是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的特质下，也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对“记忆”的强调和“代代相传”模式的阐述，从时间上，说明了乡土社会绝非必要“文字”。总结两章，我们可以看到，文字的发生和使用也有其特殊的背景。在乡土社会这一基层上，“语言”似乎就可以代替“文字”的所有功能了。无论是在空间还是时间的格局上，熟人社会的面对面亲密接触和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的生活，都使得人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作者指出：“只有中国社会的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放眼今天，文字的普及工作似乎已经比较圆满的完成了，那中国的基层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了呢？答案是肯定的。随着科技在农业中的普及和应用，乡村和城市间沟通的加强和频繁，“城乡一体化”建设格局的规划，使得中国的基层已经远不同于费老先生《乡土中国》中的基层了。 三、 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 “差序格局”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奇的词。字面上意味着这是一种有差别的社会格局，而且这种差别的变化体现是循序的。为了更好的解释清楚这个词的意思，作者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作者解释道，这种所谓的格局的差序正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悲圈子的波纹所推挤的就发生联系”。“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为了更好的显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作者又引入了西方“团体格局”的概念，并深入到中西方文化背景和根源的差异中去解释。作者认为，作为中国核心文化的儒家文化，自孔子开始就强调“人伦”，而这种“人伦”即是“社会格局差序”的渊源。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一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也就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的确，中国人的私心特别重，作者似乎对儒家重人伦，强调孝悌尊卑的一套道德主张是颇有微词的，比较推崇西方的团体意识。作者在文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显然作者认为这种“伸缩”是不公平不正义的。作者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也指出，西洋人讲权利，而我们则更侧重于讲交情、攀关系。其实联系今天的现实生活这种情况依然存在，这也许也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对于作者对儒家所持之看法，我个人并不完全赞同。我觉得，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有一套符合于人情和逻辑的思想在其中，而且是相当可取的。但在这里我就不在赘述了，以免“跑题太过” 四、 家族&男女有别 作者认为，乡土中国的家和族是分不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家庭不但承担着生育功能，更是作为一个事业社群承担了许多生育以外的职能。所以，家庭一般都是以家族的形态呈现的。对于这一部分，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者关于乡土社会男女关系和感情的论述。作者引用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沈论”里的理论陈述了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作啊阿波罗式的；一种称作浮士德式的。阿波罗式的文化认为宇宙的安排有一个完善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力的创造，人不过是去接受它，安于其位，维持它；但是连维持它的力量都没有，天堂消失了，黄金时代过去了。这是西方古典的精神。现代的文化却是浮士德式的。他们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生命是阻碍的克服；没有了阻碍，生命也就失去了意义。他们把前途看成是无尽的创造过程，不断的变。”作者指出，感情是浮士德式的，而乡土社会的生活模式却是阿波罗式的。这一矛盾势必使得乡土社会中的男女感情之间有很难逾越的鸿沟。作者指出，乡土社会中的家庭男女似乎只不过是因为生育的目的而结合在一起，并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交流和契合；而真正情感上的交流，更倾向于在同性之间的展开，这使得乡土社会的感情生活同性意味较强，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所以乡土社会中“家庭”的团结受到同性组合的影响不易巩固。于是，家族代替了家庭。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为重要的表示”。最后，作者总结说：“乡土社会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也是个安稳的社会” 五、 礼制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礼制秩序”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在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中“无讼”也已经不是乡土常态。毕竟，六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费老所描述的那个正在流变的中国基层早已“面目全非”了。但费老对于许多概念的深刻生动地阐释还是让我们获益良多。“人依礼而治”的社会是一去不复返的了，而“人依法而治”的社会仍需要制度上的健全。对于“无讼”的状态，我想，可能少许的乡下人，或是上了年纪的人还会残留这种思想吧----认为打官司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对于纠纷更愿意以一种“调节”的方式，按照传统和道德来解决。但毕竟我们的“法治”宣传是有力并富有成效的，因为更多的人意识到或者说是更愿意用法律来作为维护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武器。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无疑是社会的进步。但我们也注意到，即便是现代的“法治中国”，道德与法律还常常会发生冲突。怎样将法律与道德进行和谐的统一，也还是一个须我辈奋力对待和解决的问题。而且，“法治”高倡，“道德”损抑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副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对于“长老统治”的概念，作者通过对“暴力权利”和“同意权利”的描述性解释来突显出乡土社会模式于两者的异同，正是其存在的迥异，使得作者用“长老统治”来描述乡土社会。长老统治最显著的表现在于大人对孩子的教育和管束上。作者并进一步推及到年长者对年少者经验的传授模式上，说明传统乡土社会由于范围的狭小，流动性的缺乏，使得具体的问题解决方法，也就是经验特别奏效。这就使得具体经验的传授显得尤为重要和富有意义，而具体经验则掌握在那些因为早出生而在具体环境中有所经历的长者手中。所以，就这一点上讲，我们再加以引申就不难理解乡土社会秩序的、代表传统的“长老统治”了。对于“无为而治”作者指出，由于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生活模式，使得乡土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由于物质生活需要的相互依赖减少，这也使得其统治方式本质上更趋近于“无为而治”了。 六、 血缘和地缘&名实的分离&从欲望到需要 “血缘和地缘”一文阐述了从血缘到地缘的变迁。在稳定的社会里，“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是不分离的。“乡土社会变化很少，人口却不是完全没有流动的”。一个人口在繁殖中的血缘社群，人口繁殖到一定程度，所需土地面积也相应扩大，住的地和工作的地距离达到一定程度，效率受到阻碍，社群就不得不在区位上分离。“在这分离之前，先发生的是向内精耕，但精耕导致土地报酬递减，不可避免地逼迫人们走向分离。如果分离出去的部分形成了新的村落，还和原来的社群保持血缘上的联系，就形成了血缘性的地缘，如籍贯，不管人到了哪里，只要不改，籍贯都还是那老地方”。这籍贯便是血缘在地缘上的投影。然而很多离开老家的人并不能形成的社群而只能设法在已有的社群中插进去。这些人被称为“外客”，他们不是亲密血缘社会的成员，进入当地社群相当困难，但也因此得以从事商业。在血缘社会里商业是不存在的，他们的交易以人情维持，不是用钱物“无情”地明算账。血缘社会是熟人社会，熟人面前是拉不下面子的。商业的需要使得外客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当地人组成一个新的社群，纯粹的地缘就是这样从商业里发展出来，不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群，血缘和地缘得以分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 “从欲望到需要”展示了经过变迁，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人们在行动指南上的区别及背后的原因。在乡土社会，个人只需依着欲望活动。原因有二。首先，人们经过了社会的教化，欲望就受到了文化的规定，如同感情定向受到文化的规定一样，使得欲望不是生物事实而成为文化事实。其次，作为文化事实，欲望便是传统，是累积的经验了，经过历史的检验和筛选的得以基本上符合生存条件，依着欲望总是利于生存的。然而，在现代社会依着欲望行动却是不行的。因为现代社会变迁很快，原来的文化很快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欲望作为文化事实也不能带来有效的满足，旧的一套生活模式不管用了，人们不得寻求行为和目的之间的关联，按着生存的目的生存的需要去发现新的行为方式。从乡土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们的行动从盲目的被动的遵从变成了理性和自觉的，从没有选择地被教化变成了有选择的探索，行动指南从欲望变成了需要。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里程碑。 后记： 其实觉得自己对社会学还是蛮感兴趣的。朦胧中一直有一种愿望，一种想解释社会的存在性和人类的行为的愿望……看到这，老师不要觉得好笑哈……嘿嘿
嗯
农业外资500强参与的转基因头子的政治勾当！ 在转基因事件中，德国巴斯夫、美国陶氏杜邦（现合并为：科迪华）及孟山都等500强外资充当的是巨大利益的分配者，我们国家在农业部级及国家级领导转基因头子杜青林、韩常赋等的支持下，一直试图对转基因事件进行正名，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吴志凤等腐败势力在其中充当重要政治角色；当前又要口号倡导农药正名、转基因正名等，请问这些事件的本质性质能正的了名吗！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部农药检定所、浙江省农科院等一直本是腐败的重灾区！实质上，德国巴斯夫、美国陶氏杜邦（现合并为：科迪华）及孟山都等大的外资是充当了国与国之间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互通者，当然美国“特朗普干政事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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