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土文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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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记者协会副秘书长、中国青年诗人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新韵学会荣誉副会长、永康市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乡土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乡土诗人协会会员等，某企业办公室主任。兼任《文学月刊》、《西南作家》、《生活》、《西部文化》、《今日文艺报》、《雷池文化》、《超然诗刊》、《百姓文学》、《诗歌今选》、《作者力量》、《情恋文学》等报刊杂志的顾问编委等职。传略收入《中国杰出人物大典》、《世界名人录》、《世界人物辞海》、《重庆市作家辞典》等30多部辞书。

读者

如果以茅盾的“乡土文学”观念为圭臬，那么，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无疑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和残酷。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 与具有进步色彩或直接参加革命的乡土作家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另一批陶醉于田园风光的现代乡土作家，其中成名于20、30年代的废名和沈从文最有代表性。废名的乡土文学作品中，少年和姑娘在夕阳下逗留嬉戏，行人挑夫在杨柳树下乘凉喝茶，农家乐的一派祥和而繁忙的快乐景象完全抹去了现代农村中血腥的一面，谱写出一曲远离尘嚣的田园牧歌。至于沈从文的创作，也多注意刻画乡土中的“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沈从文描绘的山寨、码头宁静而秀美，宛如一副副古朴奇幻的风俗画。特别是在这些“化外之境”中发生的爱情故事，更有令人一唱三叹之妙。《边城》中少女翠翠的爱情观和爱情经历，单纯而美丽，有着未受现代都市文明污染的清澈和微妙。在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世界里，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灵性的，禽兽在做梦，草木能谈吐，大自然的“神性”成为乡土世界沉默的主宰。那么，沈从文意图在他的宁静超脱的乡土作品中寄寓什么样的主题呢？是“人性”。沈从文在他《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言明：“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我们有必要追问的是，沈从文是不是以“人性”的小庙的构造回避可能存在的残酷现实，从而“美化落后”“诗化麻木”呢？如果这样看待沈从文的乡土文学作品，确实是过于粗暴简单了。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即使是最精美的篇章，也在述说着某种无法抗拒的悲凉。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在亲人的死亡和情人的离去的现实面前，不也宣告了诗意的神话的破灭了吗？而沈从文的另一名篇《丈夫》，几乎完全可以将其视为关于乡村底层人物的一曲悲歌。进入乡土文学纯美境界的沈从文，未必就不懂的社会的苦痛，只不过他是以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的边缘性异质性的乡土文化的叙述，显示处于弱势的边缘文化中沉静深远的生命力量，从而内在地对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弊端构成了超越性的批判。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写作中，依然可以看到沈从文式乡土文学写作类型的延续。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乡土文学作品中，沈从文式的清澈空灵被赋予更为乐观明朗的特征。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所开创的以展现“异质文化”中人性轨迹来表明文化成规对人的影响的写作模式，这种模式在新时期为韩少功、李锐这样的作家所承继。不过，韩少功式的视角要比沈从文更“客观”、更“中性”，他们更直接地也更热衷于叙述、分析他们所看到的“异质文化”之内发生的种种故事。正如李庆西对韩少功的《爸爸爸》的叙述者态度的分析：“就审美主体而言，完全是局外人的态度，对一切都保持着老于世故的缄默。这倒并非自以为是的冷眼观照，而是一种宽宏、旷达的心境。所以不奇怪，这里没有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慨，……，叙述者的意向，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认同。”韩少功对于传统文化和民族性格是否认同有待商榷，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韩少功的确善于模拟“局外人”的视角，反复打量他眼中的乡土人物乡土习俗的种种文化规定性。这种冷静的写作态度，在韩少功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中达到了极为自觉的阶段。《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有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地球村”的意识越来越强烈的当代，以韩少功、李锐、张炜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已经不再象刘绍棠那样以自我情感的过分投入作为呵护乡土文学的写作姿态，而是站在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叙述着中华各地乡土文化的变迁。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1987年莫言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中篇小说《欢乐》曾引起文坛较大争议，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到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欢乐》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检查。1996年余华重提这篇小说，特意撰文支持莫言，他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一文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却因为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而流下了眼泪。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坛不小回响。美国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莫言的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经常被拿来与《变形记》作比较。他的《小说九段》也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创始人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曾说，莫言的文学作品令人们想起两位熟悉的作家，仿佛是在同时阅读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弗吉尼亚大学中国文学教授查尔斯·劳克林说，莫言的大部分小说有一种神话般荒诞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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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文学，又称乡土小说，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 。上个世纪20年代，现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比较接近农村的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很高兴今天有幸参加由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乡土文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市延庆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孟广臣同志的作品研讨会”。在此我代表主办方中国乡土文学专业委员会对此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刚才听了我会副会长董梦知先生宣读了孟广臣同志的老朋友--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陈建功同志对老孟的评价文章，听了北京市文联、作协的老领导赵金九同志的发言，听了刘晓川、崔墨卿、王永川、张宝申等专家学者的发言，大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孟广臣同志扎根乡土、从事乡土文学创作近50年的认知谈了各自的体会。感触颇深。 都说京郊出作家，是有道理的。著述最多、成就高的作家也多。乡土作家孟广臣老师就是佼佼者。认识老孟已经有近十六七个年头了，缘分当然来自写作。孟广臣同志的文品、人品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如果让我评价，那就是“扎根长城修文章，作品等身不张扬；甘做园丁育花忙，文品人品香四方”。 孟广臣同志作为我国著名的乡土文学家，也是我们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顾问，今年已经75高龄，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北京延庆文联名誉副主席。他新近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阪泉儿女》和《拓荒》可以说是代表他从事乡土文学创作的里程碑。这两部长篇小说均为孟广臣1994年退休后在3年里创作完成的。 《拓荒》反映了50年代初，北京郊区教育的情况。主人公我、刘瑞峰和孙秋霞三人深入山区传播文化知识和精神文明，力图改变山区愚昧落后的面貌，他们就像拓荒的黄牛一样，默默地耕耘与奉献。《阪泉儿女》讲述了一个名叫顾小天的年轻人不甘心农村生活到城里打工创业的艰苦历程。主人公同农村旧势力和城市的流氓地痞进行斗争，最终在城里站稳脚跟，创业成功。 陈建功同志对老孟的评价为我们如何看待乡土文学家的创作精神和以里很有指导意义。他说：“孟广臣长期扎根农村，紧握手中的笔默默耕耘。这两部长篇小说的问世，使我们欢欣鼓舞。总结孟广臣的创作经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启迪意义。” 以下我结合孟广臣同志的作品针对我国现阶段乡土文学的创作、发展的问题谈点自己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乡土文学的创作离不开“真实与厚重”，脱离了则会脱离开它的民间立场和地域文化的特色。 老孟的创作阅历和经验告诉我们，脱离了“真实与厚重”就会脱离了乡土文学的根本价值和的民间立场、地域文化的特色。 “真实与厚重”体现了乡土文学所坚持的“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民间立场”和“底层体验”是“五四”以来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鲁迅、老舍等一批优秀作家的传世之作，无不是写了底层体验和老百姓的疾苦。浩然、刘绍棠的作品之所以至今仍有生命力，关键在于他长期扎根农村，写的都是他熟悉的农村生活和人物。无论社会怎样进步，经济如何发达，真正的优秀作家都不应忘记自己的故乡和人民。 乡土文学家只有与民众相结合、与大地相结合，才有力量和源泉。漂浮在上面，就不可能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观察，作品中对历史和现实把握的那种撕心裂肺的力度绝不可能从书斋里得来。要成为合格的乡土文学家应该自觉地与工农兵相结合，要有民间的底层体验，否则不可能写出震撼人心的、有永久生命力的作品。 孟广臣的作品真实地还原农村生活，具有写实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双重风格，给读者以“真实与厚重”的感觉。也许在有的人眼里，“真实与厚重”的手法已经很不合时宜了，接近于原生态的东西也容易被看做写作的低级形态，有的编辑也嫌原生态的技法写作路子陈旧。 孟广臣自己也不免有类似的困惑。他在《三个属羊的男人》一书后记里自认天赋不足，灵气不够，但同时又表示，自己所写的东西就是自己想写的东西，“我的创作完全是那种实打实凿式的，凭着一个山里人对山里人的一点儿感情，写点儿像大山一样实在的东西。”他的作品常常能够透过自己熟悉的农民命运，直抵人类生活最普遍的情感。他的作品里有着自己通达的道德观，就像山口被吹弯了腰的老树一样既顺从生活又顽强生存。他追求只要把自己感受过的东西朴素地传达给读者就行了。他的作品常常注重还原气氛，再现人物，或是或非，或喜或悲，任由读者去品味。 乡土文学的艺术手法和思想情感都受其生存环境、地域文化、生活趋向所决定，草除了这些酒会脱离开乡土文学的根本。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有自己的主导观念，也会对作家形成褒贬和压力。但是一时的扬抑并不等于历史的评判。孟广臣的作品不仅有着那么多古老生动的故事，也包含了古今的世道人心，它们既令人兴味无穷，也令人沉思不已。无不是反应了长城脚下人家的生活、思想和文化价值观，体验出老百姓的真实生活。 二是乡土文学的创作离不开乡土文学所能体现出的民族性、地域性的特色。 越体现民族性的作品，越有其世界性。越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作品，越能够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我国各地环境不同、语言特色各异、文化背景和生活特点、价值趋向都有差异，所以乡土文学的创作有着独具特色的各地丰厚的文化积淀、鲜明的地域特征。 本着各地地域性的创作思路和表现手法去从事原生态的文学创作，这在乡土文学领域大有潜力可挖，这方面才会有所作为，出更多好的作品。 现如今能够像，鲁迅、老舍、沈从文、萧红、刘绍棠等能够把握住乡土文学的民族性、地域性，从哲学等较高层次、较广阔的角度去思考去着笔的作家太少了。大多从教材数学会以流行手法去写地域文化、流于平面化的较多，厚重、大气的作品较少。真正的乡土文学家应该有一种着眼历史、关注乡土的创作心态，摈弃浮躁，真正“沉”到民间去，去发现深蕴其间的斑斓多姿的生活图景，再将之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相融合的时代大背景中去观照、发现其特色，树立作品的时代坐标，以“黑白”的、朴素的写作手法去表现，才能从流行文化中跳脱出来，创作出具有地方特色、时代气息、乡土特色的优秀作品。 文学是相通的，但文学的表现手法和创作思维又是有差异的。这好比音乐，音乐是相同的，但民歌是有差异的。中国民歌，音乐学院教出的民歌手从唱法和表现手法上已经趋向一致性，这种方法以国际范围去看待它，在国际音乐界也有地域性、民族性，属于中国通行音乐。但如果从中国音乐范围去看，它缺少原生态，失去了56个民族所各自的演唱特色和民族风格，所以又缺少民歌的特色。乡土文学的创作就好比中国民歌，在表现手法上创新也好、发展也好，不能趋向全球一致性，只能走中国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反之就失去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存在的根基。 三是乡土文学具有广泛的民间性、广泛性和包容性。提起乡土文学并非仅仅指乡土小说，它有广泛的民间性、广泛性和包容性。 关于乡土文学的界定，许多学者对乡土文学概念的界定有不同的理解，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但对乡土文学应当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却有一致的认同。时代发展了，乡土文学也在发展，现代人的乡土情结也变得多种多样。乡土文学是否还仅仅局限于写过去的地域的民俗、风土人情？只停留在对过去地域文化上远远不够。应该与时俱进看到地域文化生活的变异性，应当从哲学、宗教、文化等的流变上来进一步开掘乡土文学。 让乡土文学既具有地域性的民间特色，也要具有广泛的兼容性。要有鄂西、湘西土家族的文学特色，有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地域特色，也允许具有中华民族的文化息息相通的一致性，只要能表现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源流，对世界性来讲这也是我们的乡土文学。 乡土文学的地域性决定了要允许乡土文学流派的出现，过去乡土文学中著名的“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对我国的乡土文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流派与乡土有一种自然的联系，有一定的地域性。如京津冀有“荷花淀派”，也有京味作家派等等。 如果我们给乡土文学下个定义，我的理解，应该是“乡土文学是用带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文学手法真实反应一定地域的、一定时代的民间文化特色、风土人情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乡土小说、诗歌、散文、民谣、民歌、民间故事、民俗等”。 乡土文学中，蕴涵了历来家乡人民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但它并不是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的，而是蕴涵在文学作品中。这就需要进行分析、进行挖掘。 发展乡土文学是对家乡历代人民的生活习俗、对家乡的风土人情探究、了解的过程。了解当地乡土的文化，是对乡土的一种深刻的了解；是对乡土的一种深刻的热爱。 四是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要求密不可分，乡土文学也有它的时代性。 伟大的时代铸就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进伟大的事业。我们要立足时代发展要求，切实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乡土文学的历史重任。 乡土文学的时代性是由乡土文学作家的时代性和创作内容的时代性决定的。乡土文学要从作品中去领悟到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历史背景而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法和创作内容。也就是说，一位在长城脚下生活过的20岁的作家没有经历过文革十年而去写那时长城脚下人的生活，因为其生活阅历、文化背景不可能带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我认为这不能称为乡土作家，作品也不能称为乡土文学作品。但他写出了现代长城脚下人的生活作品，我认为这才是乡土作家，作品也为乡土文学作品。所以我的观点乡土文学的时代性是由乡土文学作家的时代性和创作内容的时代性决定的。 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壮丽事业。根据十六大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蓝图，这是中华儿女梦寐以求的宏图大愿。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时代前进的强音，是人民奋进的号角。 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与城市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近，乡村更加城市化，出现了新的“城乡交叉地带”。而都市建设进程的加快，也使都市文学日渐繁荣。这些无疑都向乡土文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有人提出：“新新人类”还能再写孙犁、马烽那样的作品吗？山西的乡土文学作家也担忧：再像柳青、王汶石那样写作还有出路吗？从时代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时代对乡土文学的发展不是挑战，而是机遇。有人担心是挑战，甚至沮丧，是因为陷入乡土文化错误概念理解的怪圈中。乡土文学的时代性是由乡土文学作家的时代性和创作内容的时代性决定的。时代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乡土文学萎缩，恰恰相反，这会给乡土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如何站在现代的视角和表现手法，写三农问题？写新农村建设问题？写城市与乡村变革问题？写城市平民生活问题？等等创作题材丰富多彩。 作为乡土作家正肩负起推进伟大事业的重任，就要发扬踏着时代前进的鼓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以乡土文学特有的艺术形式和审美功能，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进要求；就要以推动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为己任，多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品，多出弘扬正气、美化心灵的作品，多出团结鼓劲、坚定信心的作品；就要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去推进社会的变革，欢呼时代的进步，讴歌人民的创造，愉悦人们的心灵，激励人们为伟大事业不懈奋斗。 孟广臣同志作为乡土作家，在近50年的创作生涯中，写出了许多大家所熟悉的作品，著有小说集《王来运经商记》、《在长城那边》，中篇小说集《三个属羊的男人》，故事集《长城脚下的传说》、《八达岭史话》（合作）、《八达岭景物故事》（合作）等。这些作品，都以其独特的视角，讴歌了善良的乡土人情和勤劳勇敢的乡村乡民。他写乡土题材的小说，以自己坚强的毅力-写作，而且，越写越精彩，他的《王来运经商记》、《在长城那边》、《三个属羊的男人》等小说集，读后让我们为他那么熟悉农村、农民的生活而拍案叫好，广臣同志可谓是用全心、全意、全力、表现乡土乡情和中国农民的作家! 这次举办孟广臣同志的作品研讨会，就是要敬重他奋斗不息为农村、为农民写作的精神，敬重他奋斗不息为乡亲著史立传的精神，敬重他奋斗不息为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探索奉献的精神。如果让我给孟广臣同志以时代的观点作一评价，我认为，孟广臣同志是北京写三农问题的乡土文学家，在此创作上是最富有成果的作家。他的作品无不涵盖着京郊长城脚下农业、农民、农村等内容，勾画出不同时代京郊农村人们的意识、思维、生活、文化、教育的多彩画面。 中国有9亿农民，农村需要文化，需要文化艺术，农村需要有作为的作家、艺术家，为发展农村题材的文艺作品去奋斗、去献身，农村也需要有志向的农民知识分子，自己拿起笔来，以百折不挠的信心和毅力，去表现农村生活，描写农村人物，为农民代言立传的作家。 中国乡土文学专业委员会与延庆县文联联合主办的。中国乡土文学专业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搜集整理中华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考察研究我国乡土文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开展学术研讨，组织举办笔会，进行国内外民族民间文学交流和友好往来等活动，主要从事民族民间乡土传说、故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业务工作。希望大家多关心我会，为我会发展出谋划策。 我国是一块文脉旺盛、作家辈出的热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重而道远。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奋发进取，辛勤耕耘，为振兴我国乡土文学雄风而团结奋斗。（本文系2006年3月17日艾君在北京孟广臣同志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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