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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打倒四人帮后，在一个普通中学担任班主任的张俊石要接受一个流氓式男孩宋宝琦，从而引发班里的一系列问题，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 而受四人帮毒害的不仅是不学无术的宋宝琦，还有精神受害者谢惠敏，这个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四人帮的左倾教育下，精神上产生的创伤比小流氓宋宝琦更加令人警醒。他们既定的价值观是一种十分刻板而蒙昧的。谢和宋两人的伤痕“一明一暗”，“一深一浅”，更加生动的揭露了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是，如何危害着青少年的纯洁心灵的，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划开了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没人回答了吗，我来收拾这道当代传统文学的题目吧。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的人物，主要有团支书谢惠敏，班干部石红，班主任张俊石，后进生宋宝琦等，他们的形象分别是：团支书谢惠敏（这个人物一般都是《班主任》一文赏析的重点，因此我分析得比较详细）（1）她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她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一面。例如她坚持“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让同学把偷偷带走的麦穗送回去。（2）但是她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是一个很敏感的女生，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她很关注班上同学思想动态的发展，但是却没有了同龄人的纯真好动。这在文中“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等语句里都有所暴露。又例如她对张老师提出带领团员去参加爬山的活动时，第一反应是：“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3）她盲目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老师，认为《牛虻》是落后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从不读书，而恰恰相反，她只读“过滤”好的书，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她受到的是“左”的毒害，以致于颠倒了是非。总体来说，谢惠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在她身上却不容易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受害”并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深处的，甚至连她也尚未醒悟。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1）他们在作品里是作者肯定与赞扬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动不动就搬大道理或摆架子。（2）他们都不用单纯的政治纲领认定《牛虻》一书的好坏，也不排斥宋宝琦，而是对任何事物或事件采取实际分析的态度。（3）但是两人地位的不同使得两人的立场有细微的区别，例如石红表达个人观点有时也带着征求张俊石老师或父母的意思，相对要小心谨慎些；班主任张俊石的言行就显得斩钉截铁，果断得多，富有独立性。（4）因为《班主任》是刘心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所以作品里的“正面人物”形象，即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的描写，都显得很单薄，有概念化、说理化的倾向。后进生宋宝琦（1）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坏，但是家庭对他的约束与教育却并不好，这是他成为后进生的重要原因。（2）文化水平低下，被笼统地贴标签认识，导致有些自暴自弃。（3）他再最需要接受教育的时候赶上了“十年浩劫”，无止的运动使他随波逐流，在沉沦中失去判断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认为《牛虻》不是好书。他是需要拯救而非无药可救的对象。这篇小说的意义是：“浩劫”中受害的人们（尤其是成长中的孩子），不仅肉体上受到伤害，而且精神上也同样受到伤害。但是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孩子们精神上的“伤痕”往往是作为一种“进步”的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具有欺性，所以只有从精神层面上挽救就这些受害者的灵魂，社会才能进步。《班主任》一文，虽然仍或多或少地停留在说教层面，但是其“救救孩子”的呼声与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简介：初三班主任张老师答应下16岁小流氓宋宝琦重回班级，这事却在班上引起热论：尹老师作为有话直说的同事怕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班上的女同学也怕小流氓集体罢课。在接触宋宝琦后张老师发现他其实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孩子，只是封建“哥们”思想，如何转变教育他及他一样的孩子让张老师思虑。同时，张老师发现好学生谢惠敏其实也被四人帮的法西斯思想影响和残害，她单纯而真诚，却固执刻板对《牛虻》这类写男女，写外国的资产阶级书籍深恶痛绝，如何让谢慧敏学会独立思考正确运用马列主义也成为张老师的思虑。最后张老师心怀激昂壮志，他要将四人帮毒瘤从孩子们脑中除去，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郑立平，全国知名特级教师、全国十佳班主任、山东省十大创新班主任、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选、山东省班主任培训工作专家、山东省教师培训课程专家、国家关工委青少年发展中心特聘专家、教育部班主任国培特聘专家，已出版著作《把班级还给学生》《教师必须掌握的教育惩戒艺术》《做一个聪明的班主任》《优秀教师成长之道》《为师之鉴——教师心头的悔与恨》等11部，参编《班主任工作实务》等七部，应邀在全国各地做专题报告200多场，《山东教育》《班主任》《班主任之友》《教师博览》等杂志封面人物；《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等20多家报刊媒体做过推介宣传，深受青年教师喜爱，被誉为班主任民间领袖，正带领一大批有教育理想追寻教育幸福。
文革结束打倒四人帮后，在一个普通中学担任班主任的张俊石要接受一个流氓式男孩宋宝琦，从而引发班里的一系列问题，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 而受四人帮毒害的不仅是不学无术的宋宝琦，还有精神受害者谢惠敏，这个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四人帮的左倾教育下，精神上产生的创伤比小流氓宋宝琦更加令人警醒。他们既定的价值观是一种十分刻板而蒙昧的。谢和宋两人的伤痕“一明一暗”，“一深一浅”，更加生动的揭露了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是，如何危害着青少年的纯洁心灵的，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划开了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山东教育》《班主任》《班主任之友》《教师月刊》等杂志封面人物；2、个人事迹被《中国教育报》、《现代教育导报》、《现代教育报》、《教师博览》《师道》等二十多家报刊推介，并在 山东教育台、寿光电视台等曾长时间专题播出；3、2010年6月4日《中国教育报》第八版“名班主任”访谈《大多数矛盾冲突没有必要》；4、2010年9月《教育时报》人物专访《郑立平：“规划”出幸福的教育人生》；5、2010年10月《人民教育》以《昔日草根团队，今日成长摇篮》对全国班主任成长研究会进行专题报道。
简介：初三班主任张老师答应下16岁小流氓宋宝琦重回班级，这事却在班上引起热论：尹老师作为有话直说的同事怕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班上的女同学也怕小流氓集体罢课。在接触宋宝琦后张老师发现他其实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孩子，只是封建“哥们”思想，如何转变教育他及他一样的孩子让张老师思虑。同时，张老师发现好学生谢惠敏其实也被四人帮的法西斯思想影响和残害，她单纯而真诚，却固执刻板对《牛虻》这类写男女，写外国的资产阶级书籍深恶痛绝，如何让谢慧敏学会独立思考正确运用马列主义也成为张老师的思虑。最后张老师心怀激昂壮志，他要将四人帮毒瘤从孩子们脑中除去，从而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强有力的接班人……
郑立平，全国知名特级教师、全国十佳班主任、山东省十大创新班主任、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选、山东省班主任培训工作专家、山东省教师培训课程专家、国家关工委青少年发展中心特聘专家、教育部班主任国培特聘专家，已出版著作《把班级还给学生》《教师必须掌握的教育惩戒艺术》《做一个聪明的班主任》《优秀教师成长之道》《为师之鉴——教师心头的悔与恨》等11部，参编《班主任工作实务》等七部，应邀在全国各地做专题报告200多场，《山东教育》《班主任》《班主任之友》《教师博览》等杂志封面人物；《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等20多家报刊媒体做过推介宣传，深受青年教师喜爱，被誉为班主任民间领袖，正带领一大批有教育理想追寻教育幸福。
简介：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谢惠敏是畸形儿形象，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学生女团干部形象。通过谢惠敏等中学生形象的描写，率先在文学作品中揭示“文化大革命”给青少年留下心理创伤的社会问题。拓展资料：作者：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等，并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作品成就：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014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飘窗》。 作品点评：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已经厌倦了紧张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成为此时关于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的第一次文学尝试。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多数记叙文存在着两条或两条以上的线索。如《藤野先生》，文章除了以作者与藤野先生交往为叙事线索（明线）外，还有作者爱国主度思想感情这一暗线。记叙的顺序要求掌握的是顺叙、倒叙、插叙三种。顺叙指记叙的时候按照事情发生、发展、和结局的顺序来写，前因后果、条理很清楚。如《一面》；倒叙，指记叙的时候把后发生的事情写在前面，把先发生的事情写在后面。先把结局说出来，吸引读者了解其起因和过程，如《背影》；插叙，指在记叙过程中，需要插入另一些有关的情节，再接着叙述后来的事情，如《驿路梨花》。记叙文常用的层次划分方法有以下几种：（1）按事件和发展过程来划分《皇帝的新装》（2）按空间转换来划分，如《老山界》（3）按内容变化来划分，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4）按人物、场景变化来划分，如《分马》（5）按感情变化来划分，如《荔枝蜜》不太喜欢蜜蜂—想去看蜜蜂—赞美蜜蜂—想变成蜜蜂。（6）按表达方式的变换来划分，如《一件珍贵的衬衫》，抒情—记叙—抒情、议论。
没人回答了吗，我来收拾这道当代传统文学的题目吧。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的人物，主要有团支书谢惠敏，班干部石红，班主任张俊石，后进生宋宝琦等，他们的形象分别是：团支书谢惠敏（这个人物一般都是《班主任》一文赏析的重点，因此我分析得比较详细）（1）她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她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一面。例如她坚持“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让同学把偷偷带走的麦穗送回去。（2）但是她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是一个很敏感的女生，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她很关注班上同学思想动态的发展，但是却没有了同龄人的纯真好动。这在文中“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等语句里都有所暴露。又例如她对张老师提出带领团员去参加爬山的活动时，第一反应是：“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3）她盲目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老师，认为《牛虻》是落后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从不读书，而恰恰相反，她只读“过滤”好的书，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她受到的是“左”的毒害，以致于颠倒了是非。总体来说，谢惠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在她身上却不容易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受害”并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深处的，甚至连她也尚未醒悟。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1）他们在作品里是作者肯定与赞扬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动不动就搬大道理或摆架子。（2）他们都不用单纯的政治纲领认定《牛虻》一书的好坏，也不排斥宋宝琦，而是对任何事物或事件采取实际分析的态度。（3）但是两人地位的不同使得两人的立场有细微的区别，例如石红表达个人观点有时也带着征求张俊石老师或父母的意思，相对要小心谨慎些；班主任张俊石的言行就显得斩钉截铁，果断得多，富有独立性。（4）因为《班主任》是刘心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所以作品里的“正面人物”形象，即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的描写，都显得很单薄，有概念化、说理化的倾向。后进生宋宝琦（1）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坏，但是家庭对他的约束与教育却并不好，这是他成为后进生的重要原因。（2）文化水平低下，被笼统地贴标签认识，导致有些自暴自弃。（3）他再最需要接受教育的时候赶上了“十年浩劫”，无止的运动使他随波逐流，在沉沦中失去判断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认为《牛虻》不是好书。他是需要拯救而非无药可救的对象。这篇小说的意义是：“浩劫”中受害的人们（尤其是成长中的孩子），不仅肉体上受到伤害，而且精神上也同样受到伤害。但是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孩子们精神上的“伤痕”往往是作为一种“进步”的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具有欺性，所以只有从精神层面上挽救就这些受害者的灵魂，社会才能进步。《班主任》一文，虽然仍或多或少地停留在说教层面，但是其“救救孩子”的呼声与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1、《山东教育》《班主任》《班主任之友》《教师月刊》等杂志封面人物；2、个人事迹被《中国教育报》、《现代教育导报》、《现代教育报》、《教师博览》《师道》等二十多家报刊推介，并在 山东教育台、寿光电视台等曾长时间专题播出；3、2010年6月4日《中国教育报》第八版“名班主任”访谈《大多数矛盾冲突没有必要》；4、2010年9月《教育时报》人物专访《郑立平：“规划”出幸福的教育人生》；5、2010年10月《人民教育》以《昔日草根团队，今日成长摇篮》对全国班主任成长研究会进行专题报道。
刘心武小说《班主任》一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但是，在光明中学党支部办公室里，当黑瘦而结实的支部书记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着初三（3）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换一种方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张老师并不以为古怪荒唐。他只是极其严肃地考虑了一分钟左右，便断然回答说："好吧！我愿意认识认识他……"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公安局从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宝琦放了出来。他是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在审讯过程中，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政策感召，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作了较为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因此．公安局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情节较轻而坦白揭发较好，加上还不足十六岁--将他教育释放了。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难在老邻居们面前抛头露面，便通过换房的办法搬了家，恰好搬到光明中学附近。根据这几年实行的"就近入学"办法，他父母来申请将宋宝琦转入光明中学上学。他该上初三，而初三（3）班又恰好有空位子，再加上张老师有十几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又是这个年级班主任里唯一的党员。因此，经过党支部研究，接受了宋宝琦的转学要求，并且由老曾直接找到张老师，直截了当地摆出情况，问他说："怎么样？你把宋宝琦收下吧？"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样，张老师思忖的目光刚同老曹那饱含期待、鼓励的目光相遇，他便答应下来了。二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趁他顶着春天的风沙，骑车去公安局了解宋宝琦情况的当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象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象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一路上，张老师的表情似乎挺平淡。等到听完公安局同志的情况介绍、翻完卷宗以后，他的脸上才显露出强烈的表情来--很难形容，既不全是愤慨，也不排除厌恶与蔑视，似乎渐渐又由决心占了上风，但忧虑与沉重也明显可见。张老师从公安局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他掏出叠得很整齐的手绢，一边擦着脑门上的汗，一边走进年级组办公室。显然同组的老师们都已知道宋宝琦将于明天到他班上课的事了。教数学的尹达磊老师头一个迎上他，形成了关于宋宝琦的第一个波澜。三尹老师和张老师同岁，同是一个师范学院毕业，同时分配到光明中学任教，又经常同教一个年级。他们一贯推心置腹，就是吵嘴，也从不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总是把想法倾巢倒出，一点"底儿"也不留。尹老师身材细长，五官长得紧凑，这就使他永远摆脱不了"娃娃相"，多亏鼻梁上架着副深度近视镜，才使他在学生们面前不至有失长者的尊严。在这1977年的春天，尹老师感到心里一片灿烂的阳光。他对教育战线，对自己的学校、所教的课程和班级，都充满了闪动着光晕的憧憬。他觉得一切不合理的事物都应该而且能够迅速得到改进。他认为"四人帮"既已揪出，扫荡"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的流毒，形成理想的境界应当不需要太多的时间。不过，最近这些天他有点沉不住气。他愿意一切都如春江放舟般顺利，不曾想却仍要面临一些复杂的问题。关于宋宝琦即将"驾到"的消息一入他的耳中，他就忍不住热血沸腾。张老师刚一迈进办公室，他便把满腔的"不理解"朝老战友发泄出来。他劈面责问张老师：" 你为什么答应下来？眼下，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狠抓教学质量，你弄个小流氓来，陷到作他个别工作的泥坑里去，哪还有精力抓教学质量？闹不好，还弄个'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你呀你，也不冷静地想想，就答应下来，真让人没法理解……"办公室的其他老师，有的赞同尹老师的观点，却不赞同他那生硬的态度；有的不赞成他的观点，却又觉得他的确是出于一片好心；有的一时还拿不准道理上该怎么看，只是为张老师凭空添了这么副重担子，滋生了同情与担忧……因此，虽然都或坐或站地望着张老师，却一时都没有说话。就连搁放在存物架上的生理卫生课教具 --耳朵模型，仿佛也特意把自己拉成了一尺半长，在专注地等待着张老师作答。张老师觉得尹老师的意见未免偏激。但并不认为尹老师的话毫无道理。他静静地考虑了一分钟，便答辩似地说："现在，既没有道理把宋宝琦退回给公安局，也没有必要让他回原学校上学。我既然是个班主任老师，那么，他来了，我就开展工作吧……"这真是几句淡而无味的话。倘若张老师咄咄逼人地反驳尹老师，也许会引起一场火爆的争论，而他竟出乎意料地这样作答，尹老师仿佛反被慑服了。别的老师也挺感动，有的还不禁低首自问："要是把宋宝琦分到我的班上，我会怎么想呢？"张老师的确必须立即开展工作，因为．就在这时，他班上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找他来了。四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显得很健壮。有一回，她打业余体校栅栏墙外走过，一眼被里头的篮球教练看中。教练热情地把她请了进去，满心以为发现了个难得的培养对象。谁知让这位长圆脸、大眼睛的姑娘试着跑了几次蓝后，竟格外地失望--原来，她弹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一问，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大多了--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头年夏天，张老师接任这个班的班主任时，谢惠敏已经是团支部书记了。张老师到任不久便轮到这个班下乡学农，返校的那天，队伍离村二里多了，谢惠敏突然发现有个男生手里转动着个麦穗，她不禁又惊又气地跑过去批评说："你怎么能带走贫下中农的麦子？给我！得送回去！"那个男生不服气地辩解说："我要拿回家给家长看，让他们知道这儿的麦子长得有多么棒！"结果引起一场争论，多数同学并不站在谢惠敏一边，有的说她"死心眼"，有的说她"太过分"。最后自然轮到张老师表态，谢惠敏手里紧紧握着那根丰满的麦穗，微张着嘴唇，期待地望着张老师。出乎许多同学的意料，张老师同意了谢惠敏送回麦穗的请求。耳边响着一片扬声争论与喁喁低议交织成的音波，望着在雨后泥泞的大车道上奔回村庄的谢惠敏那独特的背影，张老师曾经感动地想：问题不在于小小的麦穗是否一定要这样来处理：看哪，这个仅仅只有三个月团龄的支部书记，正用全部纯洁而高尚的感情，在维护"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她的身上，有着多么可贵的闪光素质啊！但是，这以后，直到"四人帮"揪出来之前，浓郁的阴云笼罩着我们祖国的大地，阴云的暗影自然也投射到了小小的初三（3）班。被"四人帮"那个大黑干将控制的团市委，已经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据说是来培养某种"典型"，是否在初三（3）班设点，已在他们考虑之中，谢惠敏自然常被他们找去谈话。谢惠敏对他们的"教诲"并不能心领神会，因为她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她单纯而真诚。但是，打从这时候起，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开始显露出某种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比如说，谢惠敏来告状，说团支部过组织生活时，五个团员竟有两个打瞌睡。张老师没有去责难那两个不象样子的团员，却向谢惠敏建议说；"为什么过组织生活总是念报纸呢？下回搞一次爬山比赛不成吗？保险他们不会打瞌睡！"谢惠敏瞪圆了双眼，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隔了好一阵，才抗议地说："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再比如，那一天热得象被扣在了蒸笼里，下了课，女孩子们都跑拢窗口去透气，张老师把谢惠敏叫到一边，上下打量着她说："你为什么还穿长袖衬衫呢？你该带头换上短袖才是，而且，你们女孩子该穿裙子才对啊！"谢惠敏虽然热得直喘气，却惊讶得满脸涨红，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四人帮"揪出来之后，张老师同谢惠敏之间的矛盾自然可以解释清楚了，但并没有完全消除。现在，谢惠敏找到张老师。向他汇报说："班上同学都知道宋宝琦要来了，有的男生说他原来是什么'菜市口老四'，特别厉害；有些女生害怕了，说是明天宋宝琦真来，她们就不上学了！"张老师一愣。他还没有来得及预料到这些情况。现在既然出现了这些情况，他感到格外需要团支部配合工作，便问谢惠敏："你怕吗？你说该怎么办？"谢惠敏晃晃小短辫说："我怕什么？这是阶级斗争！他敢犯狂，我们就跟他斗！"张老师心里一热。一霎时，那在泥泞的大车道上奔走的背影活跳在记忆的屏幕上。他亲热地对谢惠敏说："你赶紧把团支部和班委会的人找齐，咱们到教室开个干部会！"五四点二十左右，干部会结束了。其他干部们都走了，教室里只剩下张老师、谢惠敏和石红三个人。石红恰好面对窗户坐着，午后的春阳射到她的圆脸庞上，使她的两颊更加红润；她拿笔的手托着腮，张大的眼眶里，晶亮的眸子缓慢地游动着，丰满的下巴微微上翘 --这是每当她要想出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一道教学题时，为数学老师所熟悉、所喜爱的神态。可是此刻她并不是在解数学题，而是在琢磨怎么写出明天一早同大家--也包括宋宝琦--见面的"号角诗"。张老师同谢惠敏在一旁谈着话。围绕着接收宋宝琦需要展开的工作，已经全部落实。男生干部们分头找男生们做工作去了，跟他们讲宋宝琦并不是什么威震菜市口的 "英雄"，而是个犯了错误的需要帮助的人。对他既别好奇乃至于敬畏，也不能歧视打击，大家要齐心合力地帮助他。女生干部将分头到那几个或者是因为胆小，或者是出于赌气，宣布明天不来上学的女生家去，对她们和她们的家长讲清楚，学校一定会保证女孩子们不受宋宝琦欺侮；对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消极躲避只能助长他的恶习，只有团结起来同他斗争，进行教有，才能化有害为无害，并且逐步化无害为有益。张老师则要对宋宝琦进行家访，对他以及他的家长进行初步了解，并进行第一次思想工作，石红的"口角诗"明天一早将向大家强调："让我们的教室响彻向'四化'进军的脚步声！"当石红的"号角诗"快要写完的时候，张老师同谢惠敏的谈话结束了。张老师把摊在桌上、刚给干部们看过的几件东西往一块敛。那是张老师从派出所带回来的、宋宝琦犯案后被搜出的物品：一把用来斗殴的自行车弹簧锁，一副残破油腻的扑克牌，一个式样新颖附有打火机的镀镍烟盒，还有一本撕掉了封皮的小说。小干部们面对这些东西都厌恶得皱鼻子、撇嘴角。谢惠敏提议说："团支部明天课后开个现场会，积极分子们也参加，摆出这些东西，狠狠批判一顿！"大伙都同意，张老师也点头说："对，要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抓好反腐蚀教育。"没曾想，临到张老师收敛这几件物品时，突然出现了矛盾，还闹得挺僵。别的东西都收进书包了，只剩下那本小说。张老师原来顾不得细翻，这时拿起来一检查，不由得"啊！"了一声。原来那是本文化大革命以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牛虻》。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讲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张老师皱起眉头，思索着。他回忆起自己中学时代的情况。那时候，团支部曾向班上同学们推荐过这本小说……围坐在篝火旁，大伙用青春的热情轮流朗读过它；倚扶着万里长城的城堞，大伙热烈地讨论过"牛虻"这个人物的优缺点……这本英国小说家伏尼契写成的作品，曾激动过当年的张老师和他的同辈人，他们曾从小说主人公的形象中，汲取过向上的力量……也许，当年对这本小说的缺点批判不够？也许，当年对小说的精华部分理解得也不够准确、不够深刻？……但，不管怎么说- -张老师想到这儿，忍不住对谢惠敏开口分辨道："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谢惠敏的两撇眉毛险些飞出脑门，她瞪圆了双眼望着张老师，激烈地质问说："怎么？不是黄书？！这号书不是黄书什么是黄书！"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这实在也不能怪她。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倘若在谢惠敏最亲近的人当中，有人及时向她点明：张春桥、姚文元那两篇号称"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那该有多好啊！但是，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没有人向她点明这一点。她的父母经常嘱咐谢惠敏及其弟妹，要听毛主席的话，变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们好好学功课……谢惠敏从这样的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但是，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白骨精化为美女现形的斗争环境里，光有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就容易陷于轻信和盲从，而"白骨精"们正是拼命利用一些人的轻信与盲从以售其奸！就这样，谢惠敏正当风华正茂之年，满心满意想成为一个好的革命者，想为共产主义这个大目标而奋斗，却被"四人帮"害得眼界狭窄、是非模糊。岂止《牛虻》这本书她会认为是毒草，我们这段故事发生的时候，《青春之歌》已经进行再版了，但谢惠敏还保持着"四人帮"揪出前形成的习惯--把那些热衷于传播"文艺消息"，什么又会有某个新电影上演啦，电台又播了个什么新歌呀这样的同学们，看成是"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就在前几天，她发现石红在自习课上看一本厚厚的小说，下课她便给没收了。那是1959年出版的《青春之歌》，她随便翻检了几页，把自己弄得心跳神乱--断定是本"黄书"，正想拿来上交给张老师，石红笑嘻嘻地一把抢了回去，还拍着封面说；"可带劲啦！你也看看吧！"结果两人争吵了一场；后来她忙着去团委开会，倒忘记向张老师反映了，没想到今天张老师竟比石红还要石红--亲口否认这本外国"黄书"不黄！在谢惠敏心中，外国的"黄书"当然一律又要比中国的"黄书"更黄了。面对着这样一位张老师，她又联想起以前的许多细琐冲突来。于是，往常毕竟占据支配地位的尊敬之感，顿然减少了许多。她微微噘起嘴，飞走的眉毛落回来拧成了个死疙瘩。这时候，石红写完"号角诗"，正准备给张老师和谢惠敏朗诵，突然听到张老师说："这本《牛虻》可不能说成是黄书……"她这才知道那本被书原来就是《牛虻》，赶忙凑拢谢惠敏身边去看，谢惠敏大声质问张老师的话刚一出口，她便热情地晃动着谢惠敏胳膊说："别这么说！我听爸爸妈妈讲过，《牛虻》这本书值得一读！这两天我正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头的保尔·柯察金是个无产阶级英雄，可他就特别佩服'牛虻'……"石红早就想找本《牛虻》来看，一直没有借到，所以她从谢惠敏手中拿过书来翻动时，心里翻腾着强烈的求知欲：这本书写的是什么时代的事儿？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牛虻"究竟是个啥样的人？真的有值得佩服的地方吗？……当她把破书还到张老师手上时，不禁问道： "读这本书，该注意些啥？学习些啥？"谢惠敏咬住嘴唇，眯起眼睛，不满地望着石红，心里怦怦直跳。张老师翻动着那本饱经沧桑的《牛虻》，他本想耐心地对谢惠敏解释为什么不能把它算作"黄书"，但是这本书是从宋宝琦那儿抄出来的，并且，瞧，插图上，凡有女主角琼玛出现，一律野蛮地给她添上了八字胡须。又焉知宋宝琦他们不是把它当成"黄书"来看的呢？生活现象是复杂的。这本《牛虻》的遭遇也够光怪陆离了。对谢惠敏这样实际上还很幼稚的孩子。分析过于复杂的生活现象和精华糟粕并存的文艺作品，需要充裕的时间和适宜的场合。想到这些，我们的张老师便把破旧的《牛虻》放入书包，和蔼地对谢惠敏说："关于这本书的事儿，咱们改天再谈吧。看，快五点了，咱们赶紧听听石红写的'号角诗'吧，听完分头按计划行动。"石红念的诗，谢惠敏一句也没装进脑子里去。她痛苦而惶惑地望着映在课桌上的那些斑驳的树影。她非常、非常愿意尊敬张老师，可张老师对这样一本书的古怪态度，又让她不能不在心里嘀咕："还是老师呢，怎么会这样啊？！……"六五点刚过，张老师骑车抵达宋家的新居。小院的两间东屋里东西还来不及仔细整理，显得很凌乱。比如说，一盆开始挂花的"令箭"，就很不恰当地摆放在歪盖着塑料布的缝纫机上。宋宝琦的母亲是个售货员，这天正为搬家倒休，忙不迭地拾缀着屋子。见张老师来了，她有点宽慰，又有点羞愧，忙把宋宝琦从堂屋喊出来，让他给老师敬礼，又让他去倒茶。我们且不忙随张老师的眼光去打量宋宝琦，先随张老师坐下来同宋宝琦母亲谈谈，了解一下这个家庭的大概。宋宝琦的父亲在园林局苗圃场工作，一直上"正常班"，就是说，下午六点以后就能往家奔了。但他每天常常要八、九点钟才回家。为什么？宋宝琦母亲说起来连连叹气，原来这些年他养成了个坏习惯：下班的路上经过月坛，总要把自行车一撂，到小树林里同一些人席地而坐，打扑克消遣，有时打到天黑也不散，挪到路灯底下接茬打，非得其中有个人站起来赶着去工厂上夜班，他们才散。显然，这样一位父亲，既然缺乏丰富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那么，对宋宝琦的缺乏教育管束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当母亲的，从她含怨的叙述中，不难看出她是怎样自食了溺爱与放任独生子的苦果。绝不要以为这个家庭很差劲。张老师注意到，尽管他们还有大量的清理与安置工作，才能使房间达到窗明几净的程度，但是一张镶镜框的毛主席像，却已端正地挂到了北墙，并且，一张稍小的周总理像，装在一个自制的环绕着银白梅花图案的镜框中，被郑重地摆放在了小衣柜的正中。这说明这对年近半百的平凡夫妇，内心里也涌荡着和亿万人民相同的感情波澜。那么，除了他们自身的弱点以外，谁应当对他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负责呢？……差一刻六点的时侯，张老师请当母亲的尽管去忙她的家务事，他把宋宝琦带进里屋，开始了对小流氓的第一次谈话。现在我们可以仔细看看宋宝琦是个什么模样了。他上身只穿着尼龙弹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和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充分说明他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营养是多么充分，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张脸啊，即便是以经常直视受教育者为习惯的张老师，乍一看也不免浑身起栗。并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从面部肌肉里，从殴斗中打裂过又缝上的上唇中，从鼻翅的神经质扇动中，特别是从那双一目了然地充斥着空虚与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会感觉到，仿佛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灯下。经过三十来个回合的问答，张老师已在心里对宋宝琦有了如下的估计：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张老师想到，一些满足于贴贴标签的人批判起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来，一定会说他是"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但是，随着进一步地询问，张老师便愈来愈深切地感到，笼统地说宋宝琦这样的小流氓具有资产阶级思想，那就近乎无的放矢，对引导他走上正路也无济于事。宋宝琦的确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但究竟是哪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呢？资产阶级标榜"自由、平等、博爱"，讲究"个人奋斗"、"成名成家"，用虚伪的"人性论"掩盖他们追求剥削、压迫的罪行。而宋宝琦呢？他自从陷入了那个流氓集团以后，便无时无刻不处于森严的约束之中，并且多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与用烟头烫后脑勺。他愤怒吗？反抗吗？不，他既无追求"个性解放"、呼号"自由、平等"的思想行动，也从未想到过"博爱"；他一方面迷信"哥儿们义气"，心甘情愿地替大流氓当"炊拨儿"，另一方面又把扇比他更小的流氓耳光当作最大的乐趣。什么"成名成家"，他连想也没有想过，因为从他懂事的时候起，一切专门家--科学家、工程师、作家、教授……几乎都被林贼、"四人带"打成了"臭老九"，论排行，似乎还在他们流氓之下，对他来说，何羡慕之有？有何奋斗而求之的必要？资产阶级的典型思想之一是"知识即力量"，对不起，我们的宋宝琦也绝无此种观念。知识有什么用？无休无止地"造反"最好。张铁生考试据说得了个"大鸭蛋"，不是反而当上大官了吗？……所以，不能笼统地给宋宝琦贴上个"满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标签便罢休，要对症下药！资分阶级在上升阶段的那些个思想观点，他头脑里并不多甚至没有，他有的反倒是封建时代的"哥儿们义气"以及资产阶级在没落阶段的享乐主义一类的反动思想影响……请不要在张老师对宋宝琦的这种剖析面前闭上你的眼睛，塞上你的耳朵，这是事实！而且，很遗憾，如果你热爱我们的祖国，为我们可爱的祖国的未来操心的话，那么，你还要承认，宋宝琦身上所反映出的这种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还并不是极个别的！请抱着解决实际问题、治疗我们祖国健壮躯体上的局部痈疽的态度，同我们的张老师一起，来考虑考虑如何教育、转变宋宝琦这类青少年吧！
没人回答了吗，我来收拾这道当代传统文学的题目吧。刘心武小说《班主任》里的人物，主要有团支书谢惠敏，班干部石红，班主任张俊石，后进生宋宝琦等，他们的形象分别是：团支书谢惠敏（这个人物一般都是《班主任》一文赏析的重点，因此我分析得比较详细）（1）她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孩子，她身上有着劳动人民闪光的一面。例如她坚持“绝不能让贫下中农损失一粒麦子”的信念，让同学把偷偷带走的麦穗送回去。（2）但是她作为班里的团支书，是一个很敏感的女生，尤其是涉及政治的问题，动不动就喜欢搬用政治大道理。她很关注班上同学思想动态的发展，但是却没有了同龄人的纯真好动。这在文中“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等语句里都有所暴露。又例如她对张老师提出带领团员去参加爬山的活动时，第一反应是：“爬山，那叫什么组织生活？我们读的是批宋江的文章啊……”（3）她盲目排斥宋宝琦、不理解石红与张老师，认为《牛虻》是落后书籍，并不是因为她从不读书，而恰恰相反，她只读“过滤”好的书，丧失了独立分析能力，她受到的是“左”的毒害，以致于颠倒了是非。总体来说，谢惠敏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在她身上却不容易看到被伤害的痕迹，原因很简单——因为她的“受害”并不是肉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深处的，甚至连她也尚未醒悟。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1）他们在作品里是作者肯定与赞扬的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动不动就搬大道理或摆架子。（2）他们都不用单纯的政治纲领认定《牛虻》一书的好坏，也不排斥宋宝琦，而是对任何事物或事件采取实际分析的态度。（3）但是两人地位的不同使得两人的立场有细微的区别，例如石红表达个人观点有时也带着征求张俊石老师或父母的意思，相对要小心谨慎些；班主任张俊石的言行就显得斩钉截铁，果断得多，富有独立性。（4）因为《班主任》是刘心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新时期的开篇之作），所以作品里的“正面人物”形象，即班干部石红和班主任张俊石的描写，都显得很单薄，有概念化、说理化的倾向。后进生宋宝琦（1）其实他的家庭背景并不坏，但是家庭对他的约束与教育却并不好，这是他成为后进生的重要原因。（2）文化水平低下，被笼统地贴标签认识，导致有些自暴自弃。（3）他再最需要接受教育的时候赶上了“十年浩劫”，无止的运动使他随波逐流，在沉沦中失去判断能力与独立思考的能力，因此他认为《牛虻》不是好书。他是需要拯救而非无药可救的对象。这篇小说的意义是：“浩劫”中受害的人们（尤其是成长中的孩子），不仅肉体上受到伤害，而且精神上也同样受到伤害。但是更可怕的地方在于，孩子们精神上的“伤痕”往往是作为一种“进步”的表象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具有欺性，所以只有从精神层面上挽救就这些受害者的灵魂，社会才能进步。《班主任》一文，虽然仍或多或少地停留在说教层面，但是其“救救孩子”的呼声与当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样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1、《山东教育》《班主任》《班主任之友》《教师月刊》等杂志封面人物；2、个人事迹被《中国教育报》、《现代教育导报》、《现代教育报》、《教师博览》《师道》等二十多家报刊推介，并在 山东教育台、寿光电视台等曾长时间专题播出；3、2010年6月4日《中国教育报》第八版“名班主任”访谈《大多数矛盾冲突没有必要》；4、2010年9月《教育时报》人物专访《郑立平：“规划”出幸福的教育人生》；5、2010年10月《人民教育》以《昔日草根团队，今日成长摇篮》对全国班主任成长研究会进行专题报道。
文革结束打倒四人帮后，在一个普通中学担任班主任的张俊石要接受一个流氓式男孩宋宝琦，从而引发班里的一系列问题，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时代呼声。 而受四人帮毒害的不仅是不学无术的宋宝琦，还有精神受害者谢惠敏，这个被视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在四人帮的左倾教育下，精神上产生的创伤比小流氓宋宝琦更加令人警醒。他们既定的价值观是一种十分刻板而蒙昧的。谢和宋两人的伤痕“一明一暗”，“一深一浅”，更加生动的揭露了文革中推行的蒙昧主义和愚民政策是，如何危害着青少年的纯洁心灵的，拉开了人们回顾苦难的序幕，划开了文革文学和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内容简介1977年春天的一天，光明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老曹询问初三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张俊石，是否同意接收刚从公安局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宋宝琦到他班上读书。张俊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张老师从公安局了解情况后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年级组办公室，围绕接收宋玉琦的事，数学教师尹达磊提出了反对意见。尹老师对张老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弄个小流氓进来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张老师则表示现在不可能把宋宝琦退回公安局，既然他是班主任老师，那么，宋宝琦来后他会开展工作。还没等张老师开展工作，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就来找他报告说，班里同学对宋宝琦来插班学习一事反应激烈，有的女同学表示明天不会来上学。谢惠敏单纯真诚，品行端方。由于投入社会工作的时间、精力多，学习成绩平平。“四人帮”被揪出之前，她就是班上的团支书。当时，“四人帮”把持的团市委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找她谈话。之后，张老师跟她就开始显露出某些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譬如，团组织生活能不能搞爬山活动，女同学夏天可不可以穿短袖衬衫等等。直到“四人帮”被揪出，两人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接到谢惠敏的报告后，张老师先召集班干部开了个会。谢惠敏提议明天在课后召开针对宋宝琦的批斗会，以张老师从公安局拿回的宋的物品为依据，狠狠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要不要批判宋宝琦犯案时被搜出的长篇小说《牛虻》问题上，张老师和她产生了分歧。谢惠敏主张狠批“黄书”，而张老师却认为《牛虻》是一本好书。另外，他注意到宋宝琦的那本《牛虻》已被撕掉封面，插图中女主角的脸上被野蛮地画上八字胡。在宋宝琦家里，张老师跟这个明天将要进班上课的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谈话。站在张老师面前的宋宝琦一身横肉，上唇在斗殴时被打裂过，眼神中充斥着空虚与愚蠢。谈话中，张老师感到宋宝琦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有初一程度。宋宝琦将“牛虻”念成“牛亡”，说书是偷来的，看不懂，但又认定它是“黄书”。这引起了张老师的深思：像宋宝琦这样的人，并非一定是由于读了有毒素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坠落于无知的深渊。听说谢惠敏跟班干部石红吵架了，张老师又赶到石红家。石红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受家庭气氛熏陶，是个“小书迷”。她邀请谢惠敏等女生一起到家里读书，但谢惠敏认为石红向大家推荐的外国小说，报纸上没推荐过，所以是“毒草”，不但拒绝了邀请，还和石红吵了一架。当张老师来到石家时，石红正在灯下朗读苏联小说《表》，听得入神的正是扬言宋玉琦进班她们就罢课的五位女同学。读完了一段，她们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谢惠敏说我们读‘毒草’，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宋宝琦跟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并向张老师表示：明天她们不罢课了。走出石红家，张老师又骑上自行车向谢惠敏家驰去。到谢惠敏家门口，他的一个计划已经明朗：他要将《牛虻》留给谢惠敏，引导她去正确分析问题，帮助她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他要在全班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学生。【拓展回答】创作背景创作源起刘心武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十三中任教，目睹了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1974年，他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比在中学任教时更开阔的政治与社会视野，也体察到了文学复苏的可能性。1977年2月，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按照这种政治路线，刘心武作为编辑负责的两部作品都因为无法编造出“阶级斗争”情节而没能出版，这让他产生了放弃瞎编、书写真实、寻求改变的想法。同年夏天，根据在中学工作时的见闻和长期以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在家偷偷写了《班主任》。虽然之前他曾发表过若干配合政治形势的文稿，但《班主任》却是他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由题材敏感，经过一番犹豫，直到初秋，他才决心将稿子寄给曾向来约过稿的《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在邮寄过程中，因为邮政人员不允许他在稿件中夹带给编辑的信，本就心情矛盾的他曾一气之下不打算把稿件寄出，但冷静下来后，他细读了自己所写的文字，认为还是应该寄出去。 发表过程1977年9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责编崔道怡看了刘心武的投稿《班主任》后深受感动，未经复审就回信肯定了作品的题材有现实意义。随后小说通过了组长涂光群的复审，但在终审环节，副主编刘剑青难以决定是否刊发。当时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小说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不宜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作品塑造了张老师的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两派不能达成一致，小说被交给主编张光年裁决。张光年把《班主任》的三级审稿人员和相关编辑召集起来进行讨论，张认为小说有修改的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写矛盾尖锐很好，不要怕尖锐，但要准确。但小说还不够尖锐，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却没通过故事情节尖锐地展开，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崔把张光年意见转达给刘心武，刘对作品进行了修改，比如给谢惠敏增加了“不许同学把小麦穗带回家”的情节，还增加了四人帮的爪牙经常找谢谈话的情节；将石红的出身改为知识分子，添加了她在家中学习的背景。对于修订稿，崔又做了修改，例如初稿中刘心武表现张老师内心呐喊时写了“救救孩子”，崔建议加上定语，改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最终，小说发表在当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特辑”头条位置上。作品鉴赏主题思想小说通过有前科的中学生宋宝琦转学到光明中学，却遭到以团支书谢惠敏为首的诸多学生反对的事件，控诉了“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否定了文革所造成的文化大倒退。作品通过谢惠敏和宋宝琦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都是被极“左”思想扭曲成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从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宋宝琦是文革中产生的体格健全但灵魂被扭曲了的畸形儿。因受到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他愚昧无知，精神空虚，并沾有流氓习气和低级趣味，沦为危害社会的小流氓。他的堕落，不是按一般人的逻辑推理那样——因读了坏书而中毒，恰恰是文革中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使他们什么书都不读而堕入无知的深渊。谢惠敏则是文革中另一类“畸形儿”。其思维方式严重僵化，与宋宝琦的人生形态扭曲相比较，如果说宋宝琦的伤害是可见的，主要是“外伤”的话，谢惠敏所受的精神上的伤害更隐蔽，更具有“内伤”的特点。良好的品质和荒谬的思想在她身上紧密结合，显示了“四人帮”在人的意志和心理素质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同时，谢的灵魂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恰恰是一般人认为是优良素质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东西，那种愚昧无知却又充满警惕性、排它性、斗争性的精神状态，那种盲目、虔诚地用别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头脑，用僵化的观念去限制活生生的现实的充满惰性的思维习惯。她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一种年深日久的社会心理、民族灵魂中的积垢。艺术特点在艺术方面，《班主任》并不是一部成熟之作。小说的人物结构是一个众星拱月式的英雄中心结构，以张俊石为中心人物，分别设置了党支部书记老曹、同事尹老师和工作对象宋宝琦、谢惠敏以及石红。人物关系设置以正面、侧面、反面烘托为主，在塑造人物上有明显的“三突出”痕迹，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在篇章结构上，作者采用了传统文学的“有序结构”，小说的九个章节中六个人物依次而出，人物的描绘方式基本是从外貌开始写到性格历史，然后进入情节。情节组织也是环环相扣，用小说《牛虻》作为串联情节的线索，把情节推向高潮。在这样的结构中，作者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结构设计者，不仅能发现人物的外表、行动，能洞察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还直接出来评判议论，阐述小说的中心主题。 而由于作家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太多，这诸多观念又支配着人物设置、情节演进直至细节选炼，再加上短篇小说的篇幅局限，以至于不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具有更大意义的谢惠敏身上，使人物缺少有深度的个性描绘。此外，小说的语言流畅而少凝炼，直露而少含蓄，时有生硬之感。
简介：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谢惠敏是畸形儿形象，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学生女团干部形象。通过谢惠敏等中学生形象的描写，率先在文学作品中揭示“文化大革命”给青少年留下心理创伤的社会问题。拓展资料：作者：刘心武，1942年6月4日出生，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红学研究家。笔名刘浏、赵壮汉等。曾任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理事、全国青联委员等，并加入国际笔会中国中心。作品成就：其长篇小说《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20世纪90年代后，成为《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曾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进行系列讲座，对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2014年推出最新长篇小说《飘窗》。 作品点评：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作品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已经厌倦了紧张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成为此时关于思想解放和艺术民主的第一次文学尝试。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